错失的国运：清末改革和民国宪政的失败(还原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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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废除科举到现代教育的确立

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后来的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最为关键的内容。对于中国确立现代教育体制而言，最大的障碍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这种在中国运行了一年多年的教育、官制体制，牵涉了众多人的利益。几乎所有的官员、读书人都是在这种体制下生存的，一旦这种体制被否定，那么社会几乎所有的精英阶层都将被否定。

清末新政不是像戊戌维新一样，将改革当做一项运动来进行。对于教育改革，改革派主要从两方面来推荐，一是废除科举，二是兴办新学。改革伊始，这两项工作都在开展中。一方面，逐步减少科举的人数，科举考试中增设经济特科。另一方面，各地都开始兴办新的学堂。

当各类新的学堂开始大规模、大范围兴办的时候，一个问题出现了。作为国民基础的新教育体制应该是怎样的？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开始主持拟定了6个有关学制的文件，统称《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制定的第一个官方现代学制系统，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等内容。但是，这首个学制存在太多问题，未能付诸实施。

在张之洞等人的协助下，1904年又出台了《奏定学堂章程》，（又称为“癸卯学制”）。依据该学制，国民教育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阶段。其中初等13年，包括幼儿教育4年，初小5年，高小4年。初小设计为强制教育，其认为儿童7岁进入学龄期后，理应一律进入，“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

癸卯学制自1904年生效。当新的教育体制确定了之后，原有的科举制度便成为了多余。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宣、端方等六名地方督抚联名上奏：“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强邻环伺，岂能我待？”要求立即停止科举，以促进学校的广泛发展。同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以新教育体制全面取代科举制。

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但却没有兴起大的风浪。原因在于这些老练的改革者们为科举体制下的举人、秀才们设计了别的出路。清廷尽力开拓门路来消化这些过去的科举文人，如将原来的学堂改为西式学堂，或是鼓励他们出国游学，或鼓励经商、从军等等。于是，在一个开放、改革的大气氛之下，原有的秀才、举人、贡生员们不仅没有抵制这样的改革，更多的是积极投身于这样的新生事物中去了。这些人很多留学日本，或者成为宪政运动的领头人，或者成为海外革命党的领袖，如汤化龙、黄兴等。

1905年，清廷还设立了专门负责教育的学部。不久，通令全国设立半日学堂，收贫寒子弟，不收学费，不拘年岁。1907年3月8日，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明确要求女子入学接受教育，分女子小学教育为初、高两级，修业年限各为四年。

(清末小学生上体育课)




在现代教育改革中，张之洞为主要的推行者，因此在其主政的湖北也是新式教育发展最快的地方。湖北以“兴学育才“为中心，全面推行新教育，广建新式学堂，包括方言学堂、军事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等，初步形成了一个从蒙学、小学、中学到大学，有相应学习年限、课程设置、毕业出路等规定的新式学校教育体系。到1906年全省已有小学堂1219所，中学堂16所。

此外，江浙一带的教育发展也很快。由官、商、绅集团联手推进，是各地发展教育的主要方式。至1909年，浙江全省官办学堂仅209所，而私人创办的学堂有225所，众人集资创办的学堂达1506所。

但是，以西式教育体制培养人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而国家的建设，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体制的现代化，对人才的需要非常迫切。在这样的情形下，各地又掀起了派送留学生的热潮。鼓励游学是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 另一重大内容。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了张之洞拟定的对留日学生的《约束游学生章程》及《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在清政府的大力提倡下，清末形成了一个留学高潮，特别是留日潮。1901年留日学生仅为274人，以后1902—1909年分别达到608人、1300人、2400人、8000人、12000人、10000人、3000人，1906年为其顶点。

清末的教育改革力度和发展速度无疑是非常惊人的。从1905年学部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时短短的6年时间，中国的现代教育有了飞速的发展，至民国元年，国学校达到87，272所，学生达到293．3387万人。而留学生包括留日、留欧、留美等，人数也多达数万人。应该来说，清末新政基本确立了中国现代教育。

教育改革的成功，当然并不意味着清廷之幸运。如此的改革力度，需要大量的金钱。而当时清廷除了维持其庞大的各项行政支出之外，还必须偿付几次战败所必须承担的巨额赔款。几乎大部分的教育改革支出，只能通过一种途径解决，那就是再向民众征收捐税。加捐抽税让这个古老而脆弱的帝国矛盾更加激化，而那些受到西式教育的人们，也并未成为朝廷想象中的维系统治的栋梁之才，反而更多的站在了反对者一面，或者加入革命党，或者成为宪政派和政府博弈。

（晚清的女子学校，可能是教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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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代化军队的组建

晚清时期的几次战事，让王朝在军事上的各种弊端暴露无遗。甲午战争和庚子之战，清军的海军、陆军即使有较好的装备，也根本无法和人数也不占优的列强军队相抗衡。一些了解西方军事的官员清楚，仅仅是配备现代的武器，但没有按照军事组织来编练、拥有现代军事思想的军队，依旧是不堪一击的。其实，就新政各项内容而言，军事上的改革更为迫切。

军事上的改革，首先是废除武科科举，设立现代武备学堂。1901年9月，清廷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同时，要求各省裁撤旧式军队，编练以“新军”为主的常备军。在进行军事改革、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逐渐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袁世凯的出道得益于李鸿章、荣禄两个人。袁世凯年青时科举失利后投奔淮军，后在驻朝鲜期间建立了功劳，并成为一位比较突出的青年军官。袁世凯后在李鸿章、荣禄的推荐下，得以在小站练兵，成为国内最早按照西式方式操练军队的人。后袁世凯继李鸿章、荣禄之后，任北洋大臣，于是北洋就成了袁世凯发挥重要作用的空间。

（外国媒体中的清国新军）



什么是北洋大臣呢？其实它全称是北洋通商大臣，专门处理北洋通商口岸的外交、通商、关税、军事防卫的事务。由此可见，北洋系是清国各部中和外界打交道最多的部门之一，因此，他们即使改革的支持者，也是改革开放最先开展的部门。军事只是北洋事务一个附着的事务，但谁也没有想到，北洋因为军事上的原因而成为长期左右中国发展的强大势力。

北洋本是以清国京畿附近为基地，因此它所承担的海防等军事防卫作用原本就很重要。因袁世凯练兵的特色表现，1902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北洋大臣，后又兼任练兵大臣。于是，袁世凯得以大规模地编练新军。1904年，袁世凯所部编练成为北洋三镇（师）常备军，这是中国第一支成规模的新式军队，是中国现代军队的雏形。

1904年，《陆军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办法》经清政府批准颁行，这成为了新军军制的两项重要的军事章程。按《陆军营制饷章》规定，国家常备军的编制以两镇为一军，两协为一镇（一镇官兵12512人）、两标为一协（一协官兵4038人），每标三营，每营四队。每镇还辖炮队一标（官兵1756名）、马队一标 （官兵1117名）、1个辎重营（官兵754人）、1个工程营 （官兵667人）。步、炮、工兵每队均为三排，每排三棚；马队两排，每排二棚；辎重队三排，每排三棚。

1907年，清廷正式批准《全国陆军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成方案》，计划到1912年完成。到辛亥革命时，全国已经编成新军15镇及18协（旅），约16万人。其中，属于北洋系的新军有六镇，是战斗力最强的部分。当然，北洋系不仅仅只是产生了这些军人，它主管大量的涉外事务也需要大量的各种人才，这就是为什么北洋系在统治中国期间，能较有效地发挥中央政府作用。
（陆军小学学童）



当然，编练新军并非只是北洋的事情。此外，张之洞也较早就在湖北编练新军，聘请德国军事教官，招募有文化的人入伍。1906年，张之洞将湖北新军编练成为一镇一协（旅），是除北洋新军外最突出的一部。不过，张之洞万万没有想到，这支部队中的第八镇官兵竟然发动了武昌起义，而二十一协的协统黎元洪成为了民国的总统。

其他各地督抚也各自编练新军，如云南编练新军第十九镇，南京第九镇等。新军编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求文化素质要高，大多懂得文化，部分官兵还是过去的读书人，或者留洋军校毕业生，尤其是张之洞部更是如此。1905 年，其部在黄陂募兵 96 人，藉中竟有禀生 12 人，秀才 24 人。如此高文化的人，自然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湖北新军成为革命的大本营也就不奇怪了。在后来的革命中，除了北洋之外的各部新军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军训练）



（清军训练）


为什么北洋军参与革命的较少呢？这与北洋新军成军时间较早有关。北洋各军主要军官大多来自北洋武备学校，他们大多在新政前就已经从军，在政治上倾向于改良而非革命。比如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均是1885年即考入天津武备学堂，1889年段祺瑞又被派往德国留学学习军事。由此可见，北洋各军的主要军官多北洋自建的各类专业军事学院，他们的职业化程度较高，但革命热情也就差了很多。

（留学德国的段祺瑞，右一爬梯者）

除此之外，清国原有大量的旧式军队，如旗兵、绿营兵等。1906年4月，清政府下令各省绿营一律改编为巡防营。绿营军改编为巡防营的时候，是经过了一些裁撤删减的，但主要官兵一般都是当地人，军官是行伍出生。虽然使用新式武器，按照新的练兵方式操劳，但现代化程度有限。

新政期间，袁世凯建立中国的第一支巡警部队。庚子之乱，天津等地被八国联军部队占领，根据《辛丑条约》，清国不能在部分区域驻军，于是袁世凯等人派归国留美幼童曹嘉祥，带领受过警察训练的3000士兵，组建了第一支巡警部队，负责天津一带的治安事务。这一尝试的成功，使得现代巡警制度得以在全国推广。1907年1月 张之洞将警察制度移入新军军营，在全国率先组建湖军第一支宪兵队(后扩编成宪兵营)，对士兵进行严密监视和纪律管理。

由于在甲午战争中遭到重创，清末海军力量遭到严重削弱。1902年，海军帮办提出了复习海军计划，包括派遣海军士官留学，建立海军学校，建立舰艇维修基地。1908年陆军部提调姚锡光提出海军建设分“急就”和“分年”计划。先将各地分散的舰队组建成为巡洋和巡江两只舰队，再分年补充舰只。1910年设立海军部，海军成为清国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1910年英王爱德华七世逝世，其子乔治五世继承王位，定于1911年6月22日举行加冕庆典，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18国200余艘军舰参加庆祝仪式。1911年4月，在海军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的带领下，中国海军“海圻号”远航欧美。

（清国水师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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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走向现代化的清末工商业和经济

清国想要走向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是最核心的内容。清末的经济改革也基本遵循张之洞、刘坤一的《江楚三奏》的思路，慈禧倒是为改革开通一路绿灯。发展现代经济，需要体制上设立专门的经济管理部门，同时还需要制定适应现代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晚清有关部门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以上的工作。

1903年7月，清国正式设立商部，负责促进商务发展、制定商务法规等事务。商部下设了商务局、劝业道、商律馆、商报馆、公司注册局、商标局等各级商务行政机构，聘张謇等商业名流被为商部顾问官。1904年，清政府正式公布《商律》、《公司律》、《商会简明章程》以及涉及商标、矿业、银行等各行业的法律。这些法规政策除了给各类经济实体提供了一个相对完备法律规范外，还包括了许多鼓励工商的措施。1906年，商部改组成农工商部。清廷依据西方商会模式，鼓励各地商人设立商务总会和分会，在某些经济管理领域里实行自治。 1907年，清国设立交通银行，1908年设立大清银行。

（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图中人像为载沣）



鼓励民营资本投入工商业在当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洋务运动时期，许多工商行业并未得到完全开发，官营占有重要的份额。而清末时期，由于清廷财政极为匮乏，政府兴办实业更倚重两个来源，一是外资，而是民营资本。对于政府而言，外资的引进会带来权益的丧失，所以更青睐民营资本。政府有了好政策，民间资本家纷纷投身于工商企业，就连一些原本已经入仕的人也改行经商了。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实业教育的兴起。各地纷纷兴建农、工、商、矿等许多专科学校，为下一轮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多的人才储备。

但是，当时的当务之急还是基础工业的匮乏，铁路、邮传、矿山、冶炼等产业都需要较大规模的投资，需要更高的管理水平。清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朝廷还任命了一批负责实业的大臣。如1902年袁世凯被任命督办铁路大臣，著名买办资本家盛宣怀被任命为工部右侍郎等，分别负责有关实力的兴办。

(清末邮政所门口)



清末的经济实际上分为三大块。一部分是民营资本，如上所说，在新政之后得以迅速的发展。第二部分是国有资本，主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其中铁路的建设尤为瞩目。要发展现代经济，就必须大规模的修建铁路。但是，当时中国由于巨额赔款等原因，财政负担极重，根本无力投入铁路建设，因此只能以官办为主动，引进外资和民营资本。引进外资修铁路，自然条件苛刻，还会导致国权的丧失。但是，清末官员也学乖了，在引进外资的时候，首先考虑小国家的外资，比如在多项借款事务中，清国多次选择比利时作为贷款国。理由很简单，比利时国小力弱，对清国的权益没有太多野心。此外，有关部门还会考虑多国银行团，这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多国财团一般对领土等政治性权益兴趣不大，并且可以相互牵制，因此也是安全的选项。

（清末所建沪宁杭铁路）



1911年前，清国共兴建铁路9400多公里，其中大部分为清末10年所建。这部分铁路中，虽然有些为外国独资兴建的铁路，但自建铁路多达4000多公里。相比之下，1911-1928年，关内仅兴建铁路2100公里，而南京国民党时期（1928-1948）20年间所建铁路也仅为13000多公里。

尽管清国改进了利用外资的能力，但是，人们对外资的排斥是很强烈的。为了满足人们对抵制外资的要求，1903年的《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可呈请办铁路。在这样的政策下，各地官绅积极要求自办铁路，收回原本已经确定为外资兴建的铁路筑路权。这本是一场浩浩荡荡的爱国运动，但是，谁也没有去想，当时还根本不擅长于公众股份制经营管理的中国官商民，仅凭热情是无法经营这样的企业的。从管理学角度来说，这注定是一场失败的商业行动。而最终买单的，是清王朝付出自身倒台的代价。

第三部分经济，是口岸租界经济。自清国口岸被迫开放以来，外国在中国设立了多个租界地。这本是清国主权丧失的显著表现，但这些租借也都发展成为清国经济最重要的开发口岸。大批外资企业，外商金融机构驻扎这些地区，形成了一个个的重要工商中心，一些租界甚至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如上海。尽管清国对于这些租界没有多少管理权限，但这些租界被以后的政府回收后，大部分成为了中国的经济重心地区。

（清末天津租界威廉街）



（清末天津日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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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守与激进共存的政治改革

清末新政的军事、教育、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客观地说是比较成功的。要推进这些原本涉及方方面面的改革，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改革体系作为支撑的。这除了慈禧对各项改革措施鼎力支持外，政治改革的推进也必不可少。

首先在部门设置上，清廷是逐步设立练兵处、商部、学部、邮传部等符合现代行政体制的部门，而并非一下子进行全盘变革。这使得这些部门的改革能够实现平稳的衔接。这样一来，一些新的部门不断产生，一些旧的部门依旧存在，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保守体制和革新体制同时存在。但这些并没有过多地影响到改革的推进。

其次，废除科举制度，实际上也是对原有吏治体系的完全变革。清政府采取了吸收部分原有科举官吏，同时对接受过新学的学子进行考核，并授予相应的职务和品级。在废除科举，兴新学过程中，许多原有的旧学学生不仅没有抵制这样的改革，反而更积极地投身到新政、新学等事项中去了。

晚清政治改革的中，值得关注的是司法体制的改革。新政前，清国的法律体制基本属于封建专权的司法模式，而为了适应新政的要求，就必须尽快制定符合现代司法要求的法律体系。好在清国总是可以找到这样的专业人员，由英国留学的伍廷芳、以及国内的著名的法学专家沈家本便成为司法改革的核心智囊。为了适应新政的需要，有关部门制定了《奖励公司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等一系列的规范经济行为的法规。但是，最为核心的变化，就是对过去中国实现官员集行政、司法权一体的模式改变。

（现代司法的创建者伍廷芳）



清末司法改革最大的突破，就是提出了司法独立的要求。伍廷芳等人提出的司法改革思路，是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设立四级三审的框架，设立独立的检查机关。不久，最重要的司法成果《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相继制定完成。这些法律制定即使到了民国时期，也基本被继承下来。

清末法律中，还有规范民众结社和出版的相关法律，《结社集会律》与《大清报律》，给以了民众在这方面的一定权利。根据《结社集会律》民众结社可“与政治及公事无关者，皆可照常设立，毋庸呈报”。当然，秘密结社的属于禁止之列。这就是清末革命组织得以各种社团形式纷纷组建的缘故。

清末的新闻自由也有一定的松动。根据《大清报律》，二十岁以上、无精神病、无刑案的本国人都可办报。因此，民众在办报资格上是比较自由的。但是，民间办报要向当地官署送交备查。民间办报当然不能主张革命的内容，但可以让“庶政公诸舆论”，实现有限的新闻监督。清末的言论自由当然是有限的，但批评官府是通常的事情，以至于到了民国成立之初，广州报人依旧批评执政的革命党时，结果惹了杀身之祸，公言报记者陈听香被逮捕枪毙。

（清末报纸）



清廷在许多方面实行大踏步改革的同时，却在一些方面采取了极为保守的姿态。如涉及到八旗制度、太监制度等方面，均不在改革的讨论之列。八旗制度关系到清国统治基础，但这种特权制度却是和现代国民概念是相悖的，因此也是广大汉族士民反对满清统治最重要的动力。

新政中的许多事务，如办学、发展工商业、公用事业、办报等都是地方人士负责筹资或主办，因此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发展也格外迅速。地方自治的核心是当地的士绅，包括有财力的人士和知名知识分子，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弥补了官府的力量不足，在推动地方教育、工商业等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清廷在讨论宪政体制的时候，这些地方自治的的势力很快地演变成了地方议会机构。

（广州居民集会议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清末有效管理地方的，是以地方士绅为核心的团体。他们支持清廷的时候，地方的变乱则轻而易举地被扑灭。当他们成为清廷的对立面的时候，就意味着清廷的末日到来了。显而易见的例子是，1906年发生在湖南、江西的会党起义，以及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地方士绅们是不可能支持他们的，因此即使暴乱的规模很大，也很快被地方势力所平息。

就在朝廷和地方通力合作推进新政的时候，来自朝野要求宪政的呼声开始高涨。显而易见，慈禧并不知道宪政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实现宪政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和时机。正如她对其他的改革措施都持支持的态度一样，她也支持进行宪政方面的探讨。宪政改革使得地方士绅可以有机会和朝廷在更多的领域里分配权力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国会运动展开了，这把清国统治者和地方士绅对立起来了，而这时清国的统治层发生了大的变化，强人慈禧皇帝光绪几乎同时死去，清国内部相互制约的力量失衡了。

清末新政依赖一批杰出的人才，他们包括如张之洞、张百熙、袁世凯、伍廷芳、沈家本、盛宣怀、唐绍仪等在内的地方官员、教育家、军事家、司法专家、实业家等。即使是新的民国成立后，这些人也比那些致力于武装暴动的革命党人更擅长于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革命者不愿意成果被窃取，矛盾于是爆发了。

（清末官员的对外交往）



（载涛访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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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革命党与会党的奇异组合

1．革命党与会党的冲撞和磨合

社会为什么会进步？难道是靠当政者天然的责任感吗？当然不是，尤其是清国这样的朝廷。社会进步一定是有一个推力的，没有这个推力，慈禧又怎会在舒适安逸的享乐中来推动新政和改革呢？对于她而言，这个推力是咄咄逼人的列强。打又打不过，只有韬光养晦，奋发图强罢了。

除了外在的推力之外，还有内部的推力，但这个推力起初并不明显。清王朝统治的290多年里，曾遭遇过两次大的内部挑战，一次是吴三桂的叛乱，一次是天平天国的起事，但最终都被镇压下去了。晚清中国，虽然反对力量此起彼伏，但似乎都没有什么成气候的，辛亥前最大的一起暴动就是萍浏醴起义了，在各地的援军到来之前，数万起义军就被地方的治安部队给消灭了。大清朝是安全的，除非有三种可能同时发生，一是清国的强力统治者突然缺位，二是所有的暴乱同时发生，三是曾经是维护地方的汉族士绅又都同时反水。1907年，这三种可能性都非常的小，而1911年，这三种可能性却成为了必然。这几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清朝统治期间，一直都存在着以反清复明，或者是恢复汉族统治为目的的秘密团体，这些团体通称为会党。会党是革命党吗？不是，至少从推动宪政民主的角度来看不是。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宪政民主，也无法具备这样的精神。他们在骨子里具有最纯粹的专制精神，或者甘愿效力于某个实力强人，或者自己争当实力强人。他们支持革命绝非他们理解革命，而是因为他们需要一面联合他们的旗帜。当革命胜利了，无论是宪政党人，还是革命党人，都视他们是多余的人、危害社会的人，都反过来要剿灭他们。革命，对于这些脱胎于会党的组织来说，就如同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一样，是一个时髦的口号罢了。

最早的革命党组织出现在1892年（或1890年）。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在香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的组织辅仁文社，秘密筹划革命行动。这是最早的革命组织，革命者杨衢云被香港的电影《十月围城》搬上银幕，成为该片唯一比较真实的银幕形象。而谢缵泰则是大家熟悉的《时局图》的作者，也是中国第一艘飞艇设立者、《南华早报》的创办人。

(最早的革命先行者：杨衢云)



（谢缵泰和他的时局图）



杨衢云、谢缵泰等人都是初步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以他们的力量要推翻清王朝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联合其他反清势力就非常迫切了。一贯反清的会党自然是他们的首选，杨衢云本身就加入了洪门，也就是小说里经常见到的天地会。1894年，杨衢云组织的会员尤列向他介绍了另一个革命者，最近刚成立一个革命组织的孙文。孙文具有更多的会党背景，支持他的铁杆中的郑士良是三合会的首领。双方见面以后，决定将两个组织合并，以孙文的组织名称为名，称之为“兴中会”。而杨衢云因其组织人员较多，活动时间较久，筹款能力强而当选为会长。

扩大了的兴中会再次成立了。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一些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和一些骨子里充满了专制意识的会党分子们结合在一起了。让他们组合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目的就是推翻满清王朝，而在建立共和宪政方面，他们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即使这个革命组织主张建立“合众政府”，但他们的会党本质是注定他们不能做到的。就如同主张“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天国一样，最后还是建立了等级森严、拥有几千个王爷的政体。这都是素质所决定了的。

作为组织内的革命知识分子，其实或多或少也都受到会党思想的影响。在确立革命目标的时候，杨衢云等主张推翻满清，建立合众政府，而具有会党思想的孙文则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护”。经过一番磨合，大家的思想才统一起来。但是会党成员思想中的专权意识是普遍的，这也就为后来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我们发现，就推翻满清的意志来说，革命党人的决心是坚定的，但对于宪政的推进，这些革命党人都几乎没有太多的兴趣，在民国建立后，这些曾经的革命者往往更容易成为宪政体制的破坏者。

1895年，这个集革命党、会党为一体的革命组织准备第一武装起义。此时清国刚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是一个发动起义的好机会。起义的总指挥是杨衢云，因为他有财政资源，主要捐助者是杨的支持者，而拥有会党三合会资源的孙文则负责一线工作。起义最终因为协调不周以及泄密而失败，孙文的好友陆皓东、水师管带程奎光（也就是后来民国海军总长程璧光的弟弟）等被捕遇难。杨衢云、孙文等被清廷通缉，只得流亡。被通缉的杨衢云经过辗转去了南非，那里的华侨多，可以到那里发展组织。

孙文则流落到了英国伦敦。1896年，孙文曾被清廷驻伦敦使馆人员囚禁，一时间成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外交事件。这是革命党人第一次被外界关注，甚至超过了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所引起的关注，特别是东邻的日本，知道了清国有了一个革命组织，有一个叫孙文的组织者。

在日本一些组织和个人的邀请下，孙文于1897年到了，在这些日本“友人”的支持下，孙文在日本建立了一个基地。前面所说，兴中会是以杨衢云为会长，由两个组织合并的。因此其内部人员实际分为两大类别，一些是支持杨衢云的知识分子和富商，另一些是支持孙文的知识分子和会党。支持孙文的，包括他的西医学院同学郑士良，他是三合会的首领，还有一些洪门的成员。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一些支持维新的人士逃亡的日本，这些人中也有会党首领，比如准备在“围园杀后”计划中负责杀慈禧的会党骨干毕永年。这些会党成员可不是康梁的支持者，当他们跑到海外之后，很快就转而支持主张革命的兴中会，在杨衢云缺位的情况下，他成为了孙文的支持者。

（1898年，杨衢云到日本，前排左二为杨衢云，后排右三为孙文，其余为日本人）



1898年，杨衢云从南非来到了日本，但他遭到了孙文支持者的逼宫。原本在1895年广州起义的时候，兴中会曾计划选出一位总统，作为起义成功后的领导人，杨衢云当选为总统。孙文的支持者对此非常不满，郑士良准备杀掉杨衢云，但被陈少白所阻止，因为他担心暗杀杨衢云会引起香港的警察注意。当杨衢云逃亡三年后，回到香港时，孙文及其支持者对杨衢云进行了批评，指责杨衢云对广州起义失败负有主要责任。而郑士良和毕永年召集一些会党，宣布成立兴汉会，选举孙文当会长。之后，有人又向杨衢云提出来，现在一个组织内有两个会长不妥。杨衢云明白其中的意思，1900年1月，他主动辞去了会长的职务，推举孙文来接任，自己转而筹划惠州起义的事宜。至此，孙文就成为了最早的革命组织的领导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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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是天涯沦落人：流亡的革命党和保皇党

清王朝统治的297年历史里从不缺反对者，有一拨又一拨的反叛，也有无数的秘密组织。具有政治目标的革命党人只是其中很微弱的团队，至少在1905年前是如此。革命党人对王朝的统治几乎构不成什么危险，因此，清末的政治改革也不是为了应付革命而进行的。

早期的海外政治性流亡者有两拨人。一拨是1895年因广州起义失败而逃亡的杨衢云、孙文等人，另一拨是1898年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逃亡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这些人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流亡日本，主张不太一样，但也有很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有支持他们共同的日本“友人”，他们都是主张政治改变的人士，他们都是被清廷通缉的犯人。支持他们的日本人希望这两个组织能够联合起来。宫崎滔天、犬养毅等人一直热心于两派的联合。

（犬养毅，曾任日本首相。当时曾力促孙文和康梁的合作）



但是，对于革命者来说，最大的敌人是谁？是清朝官府吗？不是，因为只要他们一直在海外流亡，是没有多少危险的。他们寄居地的日本政府、英国政府或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最潜在的危险是自己的同志、或者近似的政治人物。那些政治主张和自己一样的、或接近的人们或组织，如果不能形成同盟的话，那么就是最危险的敌人了-----竞争对手。而且彼此越接近，相互的危险度也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1905年革命党人要首先去炸主张改良的宪政考察团了，而1911年，同为革命党的陈其美为什么要杀害陶成章了。这些不过是打击或除掉竞争对手的行动而已。当然，这不是清末革命党所独有的，世界上大多数的革命档都热衷于内部清洗。

在海外的革命党和改良党都以海外的华侨为依靠，在他们中发展成员、募集捐款，同样也都会去争取外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因此，他们倘若不联合，就必然会形成竞争。对于日本人提出要求他们联合的建议，遭到了康有为的拒绝（但碍于日本人的面子，只好采取躲避策略，让梁启超去应付）。因为孙文的革命党和康有为的团队显然不是一个档次，这就像要一家大型集团公司和一家小公司，这是一项极不合算的并购方案。戊戌变法是全国都被卷入的红轰轰烈烈的大事，引得许多外国的关注，更有借伪造的光绪“密诏”作为号召，康有为当然不愿意屈就和孙文等会党平起平坐。

对外海外大多数具有政治热情的华侨、留学生来说，改革的主张也更能接受一些。毕竟只有极少人愿意采取暴力的手段去推翻一个强大的王朝。而主张改良，他们有很大参与的可能。后来，当康有为、梁启超到各地、尤其是美洲发展组织的时候，很多人参加了他们的组织，甚至包括很多兴中会的成员。此外，康梁等人在国内也有很多同情他们的士绅们。也有一些原本支持康梁的人转而支持革命党，例如曾负责“围园杀后”行动中杀掉慈禧的毕永年，就脱离了康有为转为支持孙文，并帮助孙文取代了杨衢云在兴中会的位置。革命党与保皇党之后的论战，与其说是政治理念的辩论，倒不如说是争夺海外市场的大战。

1899年，在清廷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只得重金“驱逐”了康有为。康有为拿了日本人9000元的驱逐费，开始了自己周游世界的行程了。其间，在康有为逗留新加坡的时候，得知两党合作破裂的日本人宫崎滔天、青藤幸七郎赶了过去，企图再次劝说康有为，结果被康有为的弟子得知这两个人曾到过广州，见过清朝官员，怀疑他们俩是刺客，于是报了警。结果，警察一搜查，从两人身上找到两把日本刀和现金巨款，就以两人涉嫌谋刺康有为抓了起来。孙中山闻讯也跑去解救，最后三人被新加坡当局驱逐了事。刺康案后，康孙两人均不再谋求合作了。

康有为到加拿大后，和当地侨领一起成立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又称为中国维新会、。康有为称，中国的希望在于改革，而改革的希望在于救出光绪皇帝。由于海外华侨对戊戌变法的支持，对光绪被囚禁普遍持有同情态度，保皇组织发展一度很快。按照康有为的估计，海外华侨约500万人，约100万人加入了保皇会。康有为以公司的形式募集捐款，并投资经商，特别是在墨西哥城房地产投资中获取暴利，康有为及其保皇会在财政上远好于孙中山的革命党。

（维新会会旗）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对于革命党和改良党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发难好机会。梁启超派自己的学生唐才常等一批人回国组织会党起义。他一面联络维新派人士，一面组织会党，向会党发放“富有票”，设立自立会和自立军，也和革命党人士联合。他们秘密联络的人员多达10万人。但是散漫的会党行动很快就被唐才常的老师张之洞获悉。就在汉口机构的负责人林圭准备发动起义，邀请唐才常一同主持时，张之洞将他们一网打尽，只漏了被唐才常临时派去长沙劝说其好友黄忠浩的蔡锷。黄忠浩把蔡锷软禁起来了，因此保住了蔡锷的一条命。

兴中会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依托广东三合会也发动了一次起义。1900年10月，在八国联军正在占据北京的时候（八国联军中以日军人数最多），孙文的得力助手郑士良集会会党及日本人600余人，带着从日本获得的精良武器，发动了惠州起义。起义队伍打了几次小胜仗，大批会党成员前来加入。当然，这支几乎都由会党组成的队伍得不到其他阶层的支持，在日本人断了军事援助之后，很快也被清军剿灭了。

（山田良政等40几位日本人参加了惠州起义，山田良政等遇难）


在惠州起义的同时，已经辞去兴中会会长的杨衢云派遣史坚如到广州暗杀两广总督德寿，结果功败垂成，史坚如被捕遇难。德寿自然害怕杨衢云再次派人来杀他，于是悬赏3万元买杨的头颅。有人劝杨衢云出去躲一躲，但杨拒绝了，说“男子汉死就死了，躲什么躲。我宁愿教些学生养家里人，也不愿白白浪费公款。”很快，清廷的杀手找到了杨衢云，在家中将杨衢云开枪击伤，杨在自己去医院途中倒下身亡。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康有为就致力于以保皇会名义筹款、经商、炒房地产，时不时也到处演讲讲学，会见外国政客等事务。由于经济条件较好，过着比较富足的生活。康梁不再谋求推翻慈禧的统治，而仅仅是主张君主立宪，并创办自己的报社。清末新政之后，由于清廷本身就已经开始改革，康梁的市场更加萎缩。1904年，清廷下诏开放党禁，赦免除康梁以外的戊戌党人。康梁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流亡中的梁启超一直保持着探索中国宪政道路的激情，尽管清廷已经开始改革、而自己仍被通缉，但依旧组织政闻社，主办报纸等方式，宣传和鼓吹宪政救国的主张。渐渐地，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各自的重心越来越远了。

(流亡在外的康有为)





（1902年，梁启超在温哥华）



杨衢云被赶下台和遇害，使得兴中会另一个主要领导人谢缵泰对孙文极为不满。在惠州起义失败后，谢缵泰和部分兴中会会员组织了第二次广州起义，但没有告诉孙文。1902年年底，谢缵泰等已经在广州建立了20几个分机构，联络起义者多达3000余人。起义最终还是因为事泄而失败，党人20多人被捕，粱慕义等7人死难。很多史料中都未曾提及这次起义。此后，谢缵泰心灰意冷，创办《南华早报》去了。

在杨衢云、谢缵泰遇难、离开之后，孙文就成为了兴中会当然的领导人了。只是惠州起义的失败依旧使得孙文也气馁了。加之康梁保皇党在海外发展迅速，兴中会的市场更加狭小。为了能在会党中发展党员，1903年孙文离开日本，去了美国。在美国，孙文加入了洪门，成为洪门的洪棍。

1905年前的兴中会，本质上更接近为会党，这也限制了它的发展。新政之后清国留学生骤增，但这些来自内地的留学生很多是士绅家庭出身，他们大多不愿意加入有浓郁会党背景的组织。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04年被保送法国留学的举人汤芗铭，他开始认为孙文是革命党人，所以加入了兴中会。后来发现该组织更像一个会党，于是又退出了兴中会。

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组织，应该属于1905年创立的同盟会。而同盟会的创建，得益于清廷的改革开放，得益于清国大量派遣留学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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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革命的松散联盟—同盟会

革命就像演出一台戏一样，许许多多人长时间的辛苦努力，成就的是少数演员的精彩瞬间。清末革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海外革命者唱戏，既安全又拉风，而在内地进行革命宣传的人们却是辛辛苦苦的杂勤人员，随时承受被捕杀的风险。以至于有这样的一个怪相，当革命成功突然而至的时候，海外的这些革命者连自己几乎都来不及搞清状况，都得回来接受人们的欢呼了。

辛亥革命的胜利，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一大批扎根于内地的、不断宣传、组建团体、密谋的革命者辛勤而危险的劳动是分不开的。内地革命者的崛起，应该首先从吴禄贞开始算起，他在引发辛亥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1898年，主政湖北的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派遣30人去日本留学学习军事，这其中就有吴禄贞。

(吴禄贞)



吴禄贞被送到日本后，思想就十分活跃。1899年，他和留学的同学们组织励志社。他同时也接触了革命思想，当然，这是会党式的革命思想，他也因此加入了兴中会。1900年，正值康梁党的弟子唐才常回国发动自立军运动，康梁党、革命党都参与了这次运动，吴禄贞也是其中之一。

吴禄贞回国后，便和当地学生和青年军官经常聚会，逐渐地以武昌花园山为据点，形成了一个松散的革命群体“花园山聚会”。这个革命组织虽然形态上比较松散，但却确立了清末最有效的革命党的工作方式。首先，他们是扎根于内地。武昌的本地的革命组织一直接连不断，即使遭到破坏，骨干分子流亡海外通常不久都会再回来组织新的团体。其次，他们虽然也联络会党，但都是以自己的骨干为主，核心成员都是学界或军界的知识分子，因此会党气息也较少。再次，他们部分人员和改良派保持较好的关系，一些人甚至即使革命派，又是改良派。

花园山聚会后来被张之洞发觉，通过调走骨干人员而将其实际拆散了。当然，张之洞的做法比较有意思。这代表了国内革命组织的普遍特点，既像是革命组织，又像是改良组织。而地方官员是虽然反对革命，但普遍支持改良，他们无法甄别革命党和改良分子。比如云南的李经羲、四川的赵尔丰都保护过看起来像改良派的革命党人。事实上，很多人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派，这和水火不容的海外革命党与改良党之间的相互仇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参加武昌花园山聚会的，还有一位来自湖南的武昌普通中学堂的学生，叫宋教仁，他也成为醉心于革命事业的积极者。1903年8月，两湖书院毕业的学生黄兴回到学校，组织反对俄国侵华的演讲，与宋教仁相互认识。后来两人相继回到湖南，经过一番组织之后，于当年11月在湖南长沙和陈天华、刘揆一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华兴会成立后，也立即开始组织起义，方式也是联络会党。他们找到了在长沙东部山区活动的会党洪江会首领马福益，一番说服之后，会党首领就成为了革命者。起义最终还没来得及举行就失败了，马福益不久被捕遇难。华兴会筹划的第一起义失败，黄兴、宋教仁等人只得流亡日本。

（宋教仁和黄兴）






继1898年到1900年时的小高潮后，这个时候的东京又开始热热闹起来了。此时，东京有大批的官府选送的、资费的留学生，他们很多人开始热心革命或者改良。而黄兴、宋教仁等华兴会的骨干，流亡日本。湖北成立的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因被破坏，一些成员也流亡日本，于是，东京有了一大批有革命想法的人。黄兴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趁着这里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他要组建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

建立一个革命组织，需要确立一个革命领袖。黄兴觉得自己不适合当革命领袖，虽然他为革命奔走了几年了，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叫革命。他觉得最好有一个对革命很精通的人担当领袖。他找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就介绍了一个革命伟人《孙逸仙》。这本书是孙文的日本追随者宫崎寅藏于1902年写的，书中将孙文描述为支那革命的大豪杰，正式开始将孙文予以神话。这本书被中国留学生章士钊看到后，又进行进一步神话，于1903改编为《孙逸仙》进行出版。这两部书的先后出版，使得孙文成为了传说中的伟人，而兴中会的另两位领导相对而言就变得默默无闻了。

尽管这个筹备的革命组织主要是黄兴负责准备，但他有意推孙文为组织的领袖。不过，此时孙文并不在日本。在日本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联络下，1905年7月，孙文回到日本，即与黄兴见了面，双方确立成立新的革命组织。由于黄兴事先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个多月，即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黑龙会总部宣布成立。

最初的同盟会其实是华兴会、武昌科学补习所的一个扩展。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的人数为79人（对于该人数有争议），其中来自湖南、湖北的约占半数。由此可见筹建同盟会的主要人员都是和黄兴熟悉的两湖人员，此外主要是日本的一些留学生，兴中会的孙文是以个人参加。江浙光复会也只蒋尊簋等少量人员参加，直到后来其成员纷纷逃亡日本后，才逐渐加入同盟会。筹备人员按照来源地如下：

湖南（20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曾继梧、余范傅、郭先本、姚越、张夷、刘道一、陶镕、李峻、周咏曾、邹毓奇、高兆奎、柳旸谷、柳刚、宋式善、范治焕、林凤游、郭家伟
湖北（20人）：时功玖、耿觐文、涂宗武、余仲勉、曹亚伯、周斌、陶风集、叶佩薰、王家驹、蒋作宾、李仲奎、刘通、刘一清、李叶乾、范熙绩、许纬、陶德瑶、刘树湘、天桐、匡一
广东（16人）：孙文、李勇锡、朱少穆、谢延誉、黄超如、区金钧、冯自由、姚东若、金章、汪兆铭、古应芬、杜之、胡毅生、朱大符、张树楠、何天炯
广西（7人）：马君武、邓家彦、谭鸾翰、卢汝翼、朱金钟、蓝得中、曾龙章
安徽（6人）：程家柽、吴春旸、王天培、孙棨、吴春生、王善达
江西：陈荣恪、张华飞
浙江：蒋尊簋
陕西：康保忠；  
福建：王孝缜；  
直隶：张继
日本籍：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

从这样的结构中，我们不难发现，同盟会虽然是以孙文为领袖，但以两湖为主的人士更倾向于认同黄兴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兴是维系这个团队、让其不致分离最关键的人物。此外，这些人员和孙文的原兴中会存在显著的不同，同盟会成员多是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甚至情绪张扬，他们不忌讳对领袖的批评和反对，甚至严厉要求领袖的行为。这不同于主要以商人会党为核心、更愿意服从首领的兴中会。

日本黑龙会对同盟会的支持，显而易见是有其政治诉求的。这对于未来同盟会的一些举措产生了影响，而同盟会内部对此的态度也是不统一的。所有的这一些，使得同盟会更多地成为了一种政治图腾，在它艰难地维系了6年运行之后、直到内地突然而至的革命爆发，才给了它重新振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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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盟会的内部纷争和解体

一直以来，我们都把同盟会当做推翻满清的主要力量，事实上，同盟会只是清末无数革命组织中的一支。由于同盟会总部在海外，能够公开地活动、募集款项，因而形成的影响最大。相反，很多扎根国内的革命组织只能是秘密活动，比如在武昌起义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学社、共进会等，人数发展到2000多人，但如果不是因为武昌起义的话，也只是众多国内默默无闻的革命组织之一。

1905年8月到1907年3月，同盟会在成立之后，经历一年多较迅速的发展阶段。到1906年，同盟会会在日本共发展会员863人，主要为留学生。但是，这个数字在近两万留日学生中的比例并不大。很多人则是支持清政府的改革举措，或者是在革命和改革中徘徊。比如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蔡锷、尹昌衡等，在其他人反复的劝说下，依然没有加入同盟会。因此，同盟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主办报纸，和维新派开口水战，以争夺支持者。

（早期的同盟会，主要骨干多为华兴会成员：1905年日本东京华兴会主要领导）



同盟会的核心层在最初的阶段很快形成了三股主要力量。第一股力量是以华兴会为主的两湖革命者，他们是构成了同盟会的主力，他们的骨干因此也成为了同盟会主要事务的主持者，如黄兴、宋教仁、刘揆一成为了同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三驾马车。第二股势力是以孙文为首的粤籍会员。孙文几乎是只身参加同盟会的，因为虽然是同盟会的领袖，但自己的嫡系人员却很少。一些粤籍人员向孙文靠近，自然就成为了孙文所倚靠的对象，比如胡汉民、汪精卫等。孙文在同盟会中充当团队的领袖，形象代言人，他以领袖的身份则负责出面筹集款项，这使得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第三股势力是光复会的成员，他们的主要领导人陶成章、章太炎等是1906年才相继参加同盟会的。光复会主张比较激进，而且要求革命后成员要功成身退，他们对同盟会内部不合理的事情尤其不能容忍。

同盟会的第一次冲突是发生在黄兴和孙文之间。孙文准备将原兴中会的旗帜青天白日旗定为同盟会的会旗，黄兴认为这种“以太阳为旗”模仿了日本国旗，觉得不妥，不赞同。孙文顿时大怒，说，“我在南洋，有几万人都将命交给了这面旗子，要灭掉它，先把我排除了。”黄兴被这一抢白，也很气恼，当时虽然没发作，但随后跟宋教仁说要退出同盟会。

黄兴之所以反对青天白日旗，有很多资料上称是觉得模仿日本旗不美观。但黄兴是知道这原本是兴中会的旗帜，而兴中会参加同盟会的人寥寥无几，孙文几乎是净身加入同盟会的。孙文以兴中会的会旗充当同盟会的旗帜，以至于后来又以其代替原本已经确定的中华民国五色共和旗，这其中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黄兴当然没有退出同盟会。毕竟他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一旦他退出，这个组织其实也就完蛋了，而他本人是组建同盟会最核心的人。正是由于这种考虑，后来同盟会内部几次倒孙风波，黄兴都站在支持孙的立场。因为确定孙为同盟会精神领袖，也是黄兴定的盘子。他维护孙的地位，也就是维护自己当初的决定。

黄兴希望孙文在另一个问题上妥协，那就是在哪里发动起义的问题。黄兴主张在两湖一带发动起义，而孙文则主张在两广等地的边界地区发动起义。这个分歧的背景在于他们各自所依靠的会党组织是不同的。黄兴和湖南、江西一带的洪江会等组织保持较好的关系，而孙文的依靠主要是两广一带的三合会和洪门。双方最终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首先依靠湖南、江西一带会党发动起义。1906年底，同盟会派刘道一到湖南联络各支会党组织，准备发动起义。12月，数万会党开始起义，他们挑着箩筐准备进攻湖南浏阳县城，路上却遭到几十名清军携带26支洋枪的阻击，结果一败涂地。

（领导萍浏醴起义的刘道一，后牺牲）


萍浏醴起义是革命党在辛亥前发动所有的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但也暴露了他们的致命缺点，依靠会党们的起义必然不会得到地方势力的支持，他们反而会比清政府更加迫切地希望剿灭这些希望抢到浮财的农民武装们。

1906年的起义失败产生了一些结果。第一，同盟会高层被迫同意放弃以两湖为发动起义的重点地区的想法，转而以两广为主。第二，孙文被日本政府重金驱逐，而这笔资金引发了同盟会内部的第一次大风暴。第三，一批起义骨干逃亡来到了日本，这些人中有几位是促发辛亥革命的关键人物。

由于清政府发行萍浏醴起义有同盟会的背景，因此要求日本驱逐孙文处境。日本政府不得已，给了孙文5000元，让他开路，日本商人也给了他一万元，同盟会内部的第一次倒孙风波因此而起。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主办《民报》，经费非常紧张，他们的生活也非常艰苦，但为了革命，他们也能承受。听说有了日本商人捐赠的巨款，他们巴望孙中山多留一点给他们办报，结果孙中山只留了2000元，让他们大失所望。之后有传出孙中山收了日本政府5千元赠款，又有一批人不满了，认为这是没有气节的表现。

1907年3月，孙文带着胡汉民、汪精卫等一行人离开日本到南洋，并在那里组织三合会等发动两广起义。同年6月，孙中山采购了一批村田式快枪，章太炎、宋教仁知道了，他们非常不满，认为这种武器是落后武器，拿来搞革命会白白牺牲同志们的性命。孙中山也很生气，说他们泄露了机密，要处分他们。

于是东京总部的会员和远在南洋的孙中山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倒孙风波越演越烈。这个时候，在东京主持同盟会工作的刘揆一只得要求孙中山向同盟会认错。孙中山当然不服气了，自己是同盟会的领袖，也是主要筹款人，怎么用钱当然应该是他决定。此时倒孙派都希望黄兴出任总理，但却没料到黄兴站在了坚决支持孙中山的立场。其实，从同盟会的组建和拥戴孙中山为领袖，都是黄兴大力推动的，他当然不会去否定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况且，黄兴和孙中山在合作中虽有一些分歧，但他也在分歧中认定了一条道理，就是“革命成功必须要倾心拥护自己的领袖”。

倒孙风波没有结果，但同盟会开始解体了。孙中山自此不愿意再过问东京总部的事情。1908年，孙中山带着自己比较信任的胡汉民、汪精卫等在南洋另外组建同盟会总部。孙中山将其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发动两广的武装起义。黄兴等无奈只得配合孙中山发动两广的战略，由于广东驻军有许多湖南籍官兵，他们就去策反这些人发动反清起义。1907-1908年，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发动了多次起义，但因为都是军事冒险，起义均告失败。

同盟会的另一次解体是陶成章所引发的。孙文在南洋另组同盟会总部后，对于东京总部的运作实际是不闻不问，这导致在东京同盟会主要骨干生存异常艰难。黄兴在东京的寓所多次拖欠房租，只得经常躲债，这使得很多人无法找到黄兴。另外，主办《民报》的陶成章、章太炎也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甚至因为拖欠日本法庭的115元罚款，差点要被罚做苦役，幸亏光复会的弟子鲁迅等帮忙才得以避免。

（陶成章及光复会员）





陶成章决定自己去南洋筹款，但这触及到孙文的事务范围。对于孙文来说，南洋和筹款都是以他为主要负责人的，拥有南洋侨民的支持和对筹款的掌握，是他作为革命领袖的重要支撑。陶成章的南洋筹款之行遭遇到了冷遇，仅仅才凑到300多元，他发现这背后有孙文的阻力，因此，他产生愤懑也就不足为奇了。

陶成章决定自己行动，到缅甸、印尼等地宣传演讲，筹集捐款。陶成章的此举也引起了孙文的不满，不断阻止、指责陶成章的行为。陶成章的行为得到了李燮和的支持，也得到了受到胡汉民排挤许雪湫的支持。李燮和也是一位重要的革命活动家，除了组织过多次起义外，在海外也有很强的活动能力。而徐雪湫则是1907年黄冈起义的领导人，起义失败后，他遭到了胡汉民的诘难。

当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陶成章要求改组同盟会，另选领袖。他的提议遭到了黄兴的反对，失望之余，陶成章、章太炎、李燮和、许雪湫等于1910年2月重新组建光复会，并与同盟会完全独立。尽管之前的光复会员大多仍然保留同盟会的身份，重组的光复会也发展迅速，李燮和等人在南洋凑集到了大量资金，发展了大量会员，使之依然是辛亥革命重要的力量之一。

经过几次反孙风波，孙文依然是同盟会的领袖，但他对这个组织也产生了不满。他希望革命组织能如帮会一样，大家绝对服从他。而在同盟会里，他总是无法确立绝对的权威。即使是一直支持他的黄兴，其背后也有一股他无法控制的力量。孙文曾计划取消同盟，一度将支持其的南洋、美洲同盟会改称为“中华革命党”。谭人凤、宋教仁等人不希望同盟会分裂，但也无法接受孙文不同意在长江一带发动起义的态度，于是，又另组中部同盟会，独立推动长江一带革命活动。

尽管同盟会遭遇到了几次大分裂，但主要派系都参与了对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支持。黄花岗起义是同盟会最花血本的一次起义，但这次起义遭遇到了和其他起义一样的问题。同盟会的起义没有打算获得其他阶层的支持，完全是军事冒险。与原本计划的不同，他们没有等到新军的发动，组织的敢死队也只有120多人。这支百来人的队伍遭到了守军的拼死抵抗，起义军在伤亡惨重后很快失败。黄花岗起义是清末所以起义中规模很小的一次起义，但却是同盟会损失最惨重的一次起义。其他的起义牺牲的都是被同盟会发动起来的会党、新军，而这次起义牺牲的85人（以后来核定的烈士数为准）是同盟会自己的骨干。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一些主要领导人意志消沉，同盟会几乎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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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风亭的聚义会

同盟会没有推动掀翻清王朝的骨牌，而一帮原本毫不起眼的会党成员们却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对于辛亥革命来说，清风亭聚会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清风亭是位于日本东京赤城元町的一个地方。清末时期，经常有中国留学生在那里讲学、开会。

1907年8月的一天，一帮不同寻常的革命党人聚集在那里，他们要成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为什么说不同寻常呢？因为他们大多有着江湖的身份和特性。会议的组织者是四川孝义会的龙头老大张百详。参加会议的90多人中，大多是是南方各省的会党首领、或者和会党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物，如湖南洪福会的骨干焦达峰、江西的邓文翚、湖北的刘公、孙武等。这些人和南方的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三点会等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

张百详酝酿组建新组织的想法源于这年的春天。同盟会自1905年成立后，就开始了联络会党的工作。会党本来就是民间秘密的反清组织，所以很快就和同盟会合作起来了。1906年，湖南、江西的会党组织在两省交界之处发动了萍浏醴起义。可惜起义很快失败，一些会党领袖被杀，还有一些骨干逃亡日本，加入了同盟会组织。

同盟会中的会党成员越来越多，不久他们就发现自己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无论是在革命理念上、行事举止、还是组织方式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会党首领们大多个性豪爽、敢作敢为，喜欢江湖上的热热闹闹，这和侧重于海外宣传、大多怯于回国的同盟会其他成员有些显而易见的差别。他们冷眼同盟会内部越演越烈的纷争，难以忍受流亡在东京的单调生活，他们更想回到国内去，和自己的弟兄们在一起。
同盟会领导人对这些会党也不是很感冒，毕竟这些会党经常被人称之为“会匪”，一些会党分子也干过骚扰百姓的事情，口碑并不是很好。此外，同盟会领导人从能否控制的角度考虑，认为会党分子“容易发动，难以成功，即使成功了也难以控制”。虽然同盟会依然要依靠会党，但其领导层对于会党的工作安排并不热心。

(共进会最有名的两个人孙武、焦达峰，分别发动了湖北、湖南起义）



1907年是同盟会的多事之秋，东京总部因为内斗等原因已经形同虚设了。孙中山则带着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去了南洋，另行组织同盟会机构，将主要精力放在筹划广东地区的反清起义，而会党的组织、联络工作一拖再拖。也就是基于这种情况，张伯详等人决心组建以联络会党为核心目的的组织。正好，此时华中各省的会党组织都有人流落到东京，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湖南会党老大焦达峰非常喜欢这个提议，会党首领们本来就喜欢广交朋友，借大家都在东京的机会，建立一个各会党的联盟，是个不错的想法。积极支持这样想法的，还有湖北的刘公、孙武、四川的吴永珊等人。在这些人的积极筹划下，新组织的成立大会终于于8月份召开了。新组织的名字叫着共进会，意思是在帮会内兄弟们共同进退，在帮会外，不同的会党也要共同进退。

在共进会的成立大会上，大家选举张百详为会长，下设内政、外交、交通、军务、参谋、财政、党务、文牍八个部门，各部的部长分别是居正、彭汉遗、袁麟阁、焦达峰、孙武、陈兆民、潘鼎新、彭素民。总部先设在居正、罗杰住的公寓里，后来搬到青山麻布区出租屋里，挂了个牌子叫着华群舍。

共进会成立后，也发布了宣言书，作为组织的宗旨。宣言书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核心内容都是，推翻满清异族统治，做革命好汉。入会的誓词和同盟会的只有一句不同，就是将“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焦达峰在后来解释说，怕普通的会党成员不好懂，但这其实也反映了他们另一种潜藏在心的心态，那就是农民们到底是要土地权利，还是真正的政治权利？也许这些和农民打交道最多的会党分子们更清楚，没有政治权力的保障，农民的土地权不过是一块不由自己掌控的饵料而已。

共进会的会旗是九角十八星旗，也就是我们后来见过的铁血十八星旗。十八星代表内地汉人为主的十八个省份，这种考虑对于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革命首先是推翻满族人的统治，那么首当其冲的是号召汉人们团结起来。这种的局限性自然也限制了它以后在全国范围内使用。

（18星旗，成为中华民国陆军旗后中间增添一星，代表东北地区）



共进会究竟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或者实质是同盟会的一次大失血呢？起初大家没有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一些人仍然将它当做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按照同盟会对待会党的原则去参与相关工作，把自己仍然当做同盟会员。另有一些人在领导共进会工作中，逐渐把自己的重心转移到会党中去了，不再和同盟会有实质的关系了。如焦达峰本身是会党堂主，他把共进会当做自己的洪福会和其他兄弟帮会协调行动的机构。湖北的孙武、刘公则干脆就以共进会的名义，按照江湖的规矩开堂、烧香、结盟、入伙，订立“山””、“水”、“堂”、“香”为暗号，直接收取会众。

共进会的成立，让闲居在东京的一帮江湖革命者终于有了事情可做。既然同盟会里除了吵架就无事可做，那么大家自行活动，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岂不快哉？不久，共进会的主要骨干如张伯详、孙武、焦达峰等纷纷回国，开始组织会党的工作去了。他们和同盟会的联系逐渐疏远了。

当黄兴赶回东京的时候，发现那帮闹哄哄的江湖弟兄不再围着他转的时候，他问还在东京的焦达峰：“你们为什么要另立门户？”
焦达峰说：“你们同盟会太拖沓了，我们这是救急，没想过要分道扬镳啊。”
黄兴又问：“要是这样，革命党就有两股势力，将来谁是正统？”
焦达峰说：“都还没有起兵，着什么急？要是以后你的功劳大，我听你的，我的功劳大，你该听我的。”

当然，同盟会没有把这当做多大的事情。孙武、焦达峰不过都是混迹于江湖之中的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孩，又能有多大的作为呢？共进会依然得和同盟会合作，而同盟会少了这些会党老大，组织就要纯正多了，好管理多了。并且，以历史的经验，会党是成不了气候的。但黄兴却忽略了一点，这些流亡日本的会党骨干还有个区别于他们国内同伴的显著特点，就是他们多是能武也能文，还受过较好的现代教育。


翁同龢究竟是谁驱逐的呢？《翁同龢日记》比较可靠。

所谓慈禧驱逐的，并无任何记载。而且，翁同龢是级别很高的官员，且在慈禧训政期间长期执重要岗位，所以即使是帝党，也是慈禧能接受的人。反倒是光绪，当时正是要大展拳脚的时候，对于长期训导他的翁有些不满。借机将其开掉不奇怪。翁长期为光绪师傅，且慈禧也算信任，因此为人比较张狂，得罪的人也较多。



1899年12月（老历，实际为1900年1月），“已亥建储”被过继为同治儿子的“大阿哥”溥儁。



溥儁的亲爸载漪，此人成为义和团运动在朝廷的最得力干将。杀五大臣，企图杀光绪，主张进攻使馆。

白雪

义和团成为极端保守派对付改良派的棋子，最后的命运也是最悲惨的

历史上对洋务运动的作用评价较低。但事实上，维新、新政都是洋务运动的继续，没有洋务运动，新政根本无法推行。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死了不算），后来都成为了新政核心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
本寄予厚望的李鸿章：



洋务运动中的留美幼童：


新政的核心人物张之洞：


晚清时期的中国





张之洞之汉阳





清末中国：

不用担心城管的小贩


晚清上海码头



晚清上海南京路



晚清北京西直门火车站



晚清烟台街道




袁世凯上街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