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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历史贡献?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
关于“四大发明”的提法，在国内早已深入人心，在大家的心目中，“四大发明”就是中国古代科学高峰的代名词，也是中国对全世界的贡献。似乎如果没有“四大发明”的输出，境外就陷入永恒的黑暗一般，“天不生四大，万古如长夜”。 对于“四大发明”的起源，众说纷纭，但在科学史基本上有脉络，那就是这一说法是由外国人提出来的。最早的时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家吉罗拉莫·卡尔达诺（1501年~1576年）在其著作中提到，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三项发明对欧洲社会进步起到过重要推动作用，但是没有说明这三项发明的来历。随后，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年~1626年）读到了卡尔达诺写的这一段，于是在他自己的书中予以了引述。由于培根在西方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力，“三大发明”这一说法在欧洲开始流传开来。之后，出了一个艾约瑟（1823年～1905年），他是英国传教士，于1863年到北京工作，后担任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海关翻译。此人精通汉语和儒家文化，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通”和汉学家。他在一部书中比较了日本和中国的特质，第一次将造纸术添加进了“三大发明”，形成了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四项发明的并列，而且明确指出它们均来源于古中国，但他并没有提出“四大发明”的概念。真正最早提出“四大发明”的人，是美国学者卡特。卡特在1925年出版了一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自然重点介绍中国古代的印刷术的成就，但是在其序言的部分，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流播，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重大的作用。 卡特随后指出，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先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火药的发明，削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的发明，导致发现美洲，因而使全世界、而不再是欧洲成为历史的舞台。 中国学者翻译了这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并且在国内出版，于是国内终于有了“四大发明”的说法。不过，当时这一词汇在小圈子内传播，并没有达到众人皆知的程度。真正让“四大发明”这一说法被广泛传播的，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学者李约瑟（1900年~1995年）。 李约瑟是英国人，后来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可见他和中国的关系有多么的好。之所以我们对他这样的尊敬，是因为他写了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在这部洋洋大观的科技史著作中，他全面而又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李约瑟开始做这项艰巨工作的时候，正恰逢中日战争，国内需要提振民族自信心，于是对他的研究非常重视。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立即轰动了西方汉学界。在他的作品中，高度赞誉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让这一名词概念深入人心，国内也积极宣传，从而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位。 不过，李约瑟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汉学学者，根本不算汉学家。在国际上的汉学圈内，李约瑟并不被承认。这是因为他的治学方式一直被诟病。李约瑟善于联系事物，通过联想来拔高研究对象的地位。但是他的这些联系事物的方式比较唯心主义，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比如，中国西部的敦煌石窟中发现了一幅壁画，画的是一尊佛在打坐冥想，四周有一群魔在试图扰乱佛的心神。其中，一个魔鬼的嘴中喷射出了火焰，大概是一种神通术，而李约瑟就死死抓住画像上的这一个细节特征，开始大书特书，最后他论证说，原来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了火焰喷射器的国家，所以中国古代的军事实力非常的强大。李约瑟还进一步论证说，根据壁画的历史年代，可以知道中国发明火焰喷射器的时间还要比发明火箭更早。 李约瑟在牵强附会这方面毛病太多，在其著作中比比皆是。再比如，李约瑟读到野史中有这么一段叙述，说的是汉朝皇帝刘彻被匈奴的首领冒顿围困在平城，眼看就要歇菜，多亏了麾下有一个叫做陈平的将领，此人知晓冒顿的妻子阏氏善妒，而且她率领的是最精锐的部队，于是心生一计。他让工匠制作了一个精巧的木头人，装扮出花枝招展的样子，将它安置在城墙上翩翩起舞。阏氏看见了这个木头美人，不知道它是假的，心想汉人美女要是落入冒顿手中，一定会夺去大王对自己的宠爱，于是就想方设法劝冒顿退兵。这样，平城的危机就解除了。这个故事，一看就是昔日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军队围困在白登山的山寨版，要知道汉武帝刘彻根本没有亲临过战场，纯粹是民间神话故事一流。但是李约瑟就深信不疑，他如获至宝的以为有了重大发现，硬是说这则故事怎么了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机器人的国家，因为那个木头美人就是古代的机器人。 李约瑟这样不靠谱的地方，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正是因为李约瑟在治学上不够严谨，胡乱联系的太多，所以国际上的汉学圈和科学史研究界对他颇有微词。即使他写出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拒绝与他交流。被誉为“科学史之父”的萨顿（1884年~1956年）还严厉的批评李约瑟“不懂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式”。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虽然有一些价值，但是其中牵强附会的内容也非常的多，有学者指出“每十页就出现一个常识性错误”。李约瑟喜欢无限拔高对象的毛病，制约了他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但是由于国内真正看过这部书的人很少，基本上就是在新闻上知道这部著作很了不起，所以认为他说的都是“真理”。其实，李约瑟不过是听闻前人的一些论述，自己直接引用后加以拔高罢了，他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论述也有拔高的现象。 但要说明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其实说的是科技史，并非科学史。学术界也早已有了定论，即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与科学无关，是纯粹的技术发明。科学与科技，一字之差，但是内涵已然不同。一个熟练的工匠可以通过经验发明出精巧的装置，但是他不一定懂事物的内在科学原理。一个道士可以通过实践配出炸药，但是他不晓得炸药的化学机制。不懂事物的本质原理，就不算掌握了科学。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火药其实指的是“黑火药”，而西方广泛应用于军事和工业化生产用途的是“黄火药”。“黑火药”和“黄火药”都是火药，但是它们的原理、方法、性质、用途等等都完全不一样。黑火药是直接将硝、硫磺和木炭混合在一起，属于一种粗糙的物理配方。而黄火药就要先进多了，它是采用了化学合成的工艺，制造出来的是化合物。虽然都是火药，但是“黑火药”和“黄火药”二者之间并没有任何的传承关系。 再说指南针。既然说是发明，起码应该懂得这项发明的内在科学原理，懂得运用其内在科学规律，这需要付出较高的智力水平整理出科学理论。但是对于磁石具有指南性质的发现，只不过是一种对于自然现象最粗浅、最原始的认知和发现而已。对于这一发现，并不需要投入什么智力劳动，也没有从事物本质的角度去试图了解其为什么具有指南性。中国古代人最多就是将磁石加工一下外形，让它看起来更加像艺术品而已。没有付出较高的智力水平，仅仅是没有任何科技含量的外形加工，也算是一大发明吗？ 何况，历史学者认为，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在12世纪就已经发明了磁石罗盘，他们的磁石罗盘要比我们的磁石罗盘更加先进。这是有文物证据的。而中国的磁石罗盘有没有传播到西方，迄今为止还拿不出任何的证据。之所以有人说中国的罗盘传播到西方，唯一的证据来源于推测，就是认为既然南宋时期对外贸易比较活跃，所以“有可能”把罗盘技术传播到西方。但是这只是一种想象，拿不出真正的证据，任何古代文献都没有记载，也没有任何的出土文物。而且从逻辑上来说，在南宋时期，阿拉伯人在海洋上的贸易范围比中国人大很多，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说是阿拉伯人更早传播了罗盘技术呢？ 再说印刷术。现在有人认为毕昇发明了活泥字的印刷方法，比西方的德国人谷腾堡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术要早一些年。但是活泥字和铅活字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活泥字是纯粹的手工制作，是胶泥雕刻，使用的是水墨，技术上比较的原始。而铅活字则使用了机械制作，是合金浇筑，使用的是脂肪性油墨，在生产效率上远远高于前者，而且拥有一整套复杂、先进的印刷工艺技术。活泥字由于材质上的缺陷，不可能演变成活字印刷的成熟技术，还是要用金属活字。但即使是金属活字，在推广运用上也困难重重。首先是中国汉字的复杂性，需要按“字”索骥，不像西方只需要几十个字母排列组合就可以无限使用。其次是成本上的制约，大量的不重复的汉字模块，使得成本激增。这些不利要素注定了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难以用于大规模生产实践。
康熙玄烨的三皇子，即诚郡王胤祉，他在政治上无能，但却是一名出色的学者，在父亲康熙帝的支持下召集了八十多名学者去汇编《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去世的时候，该图书还没有最后完成。到了雍正年间，该图书终于完成，于是投入印刷阶段。以清宫廷的财力，一共铸造出了25万枚铜活字，这是中国古代活字印刷的一次大规模应用，但在过程中也感到效率太低，困难重重。这批铜活字的命运就是被束之高阁，到了乾隆年间被拿去熔化后用于铸钱。如果活字真正的好用，怎么会沦落到这样的下场？ 最后说造纸术。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被认为是东汉时期的宦官 蔡伦 所发明。其实，蔡伦对造纸术上的贡献不能说是“发明”，而是“技术改造”。而且，在造纸术历史上，他也是最早的。古埃及有一种纸莎草制造的纸张，发明年代比中国还久远许多。 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幅距今3200多年历史的《亚尼的死者之书》。它原本是陪葬品，从古埃及人亚尼的墓中被发掘，全长二十四公尺，用长达六十章的篇幅，描绘死者在来世获得永生所需的咒文和约定事项。至少在3200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掌握了造纸术。埃及外交官拉吉卜重新发掘了纸 莎草纸 的制作技艺，因此被联合国予以了表彰，纸莎草纸的制作技艺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古埃及人制造出的纸张质量怎么样呢？它们经久耐用，韧性奇佳，不易受潮和变黄变脆。正因为品质上佳，所以现在这种用古代技术制造的纸莎草纸张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了抢手货。 中国具有悠久灿烂的文化，但在科学上贡献不大。我们确实应该反思“为什么会这样？”“四大发明”概念的出现和传播，确实曾经在提升民族自信心上起到过作用，但是做到敢于正视历史、尊重事实，才是已经实现民族自信、自尊、自强的表现。正如作家丁不二所述，四大发明，沧海一粟，是农业文明千万种技术中的几种，甚至只是一系列复杂演变过程中的一环。每一项发明的起源都很重要，雏形技术值得肯定，但不值得炫耀。技术发明，应是人类共享的。腓尼基的船、吕底亚的金银币、古希腊的葡萄酒、古罗马的拱券、游牧民族的马镫、印度-阿拉伯数字，还有中国的很多发明无不如此。技术进步从来都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上演着雏形、成熟、落后的三部曲。不分你的我的，都是全人类的，因为先进技术最具有普世价值。 作者：怀疑探索者 来源：小红说历史（公众号） 民族危机下的“历史再造工程”：“四大发明”的前世今生伴随着鸦片战争的惨败，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代中国，逐步沦为了西方列强蚕食的对象（拓展阅读：居安思危：一文概述，近代中国的两次边疆危机）。与此同时，以“华夷之辩”为基础的“天下观”濒临崩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按照西方思维模式处理国际关系”，成为了近代知识分子们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 圆明园遗址在一系列的艰辛求索之后，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了突破这一认知瓶颈的重要工具。用发展的眼光看，这种思想不仅在凝聚国家与民族认同、提升民族自信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深深影响到了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实际上，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催生出的产物之一。那么问题来了，“四大发明”的说法最早源于何方？这一说法的历史背景又是什么样的？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司南模型 一． 除了传授知识与相应的生活技能之外，“教科书还要向绝大多数民众提供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是政府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工具之一”。
在教会学堂学习的晚清女学生对此，知名历史学家杨人楩（1903—1973）在《初中本国史》中直白地表示：本书目标，在于研究中华民族逐渐形成的经历，特别说明其历史上的光荣，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的思想，培养其发扬宏大的精神，叙述我国文化演进的概况，特别说明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使学生明了我先民伟大的事迹，以养成其高尚的志趣与自强不息的精神。
杨人楩（左）与本人主编的《北新本国史》
1）清代中国的历史教科书 资料显示，近代中国的教科书最早出现于鸦片战争前后的教会学校。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清政府正式实行新政。在教育领域，官方开始建立新学堂并着手拟定新学制。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新学制《钦定学堂章程》。
《钦定学堂章程》与《奏定学堂章程》
1904年，清政府以日本教育制度作为参照（ 拓展阅读：东瀛志：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是如何重视理科教育的？），制定并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正式引入了西方教育制度，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学制。章程规定，“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国内尚无可用的规范化历史教科书，以至于各级学校一度只能搬用或改编日本学者编撰的教科书供学生使用。其中，由市村瓒次郎（1864—1947）与桑原骘藏（1871—1931）二人修撰的中国史著作，被作为历史教科书广泛使用（拓展阅读：晚清与民国的历史教科书，是如何评价“五胡乱华”的？（修订版））。
市村瓒次郎（左）与桑原骘藏 2）北洋时期的历史教科书辛亥革命以后， 过往的“忠君”教育迅速被注重“自由”与“平等”的道德教育取而代之。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契机。于是，学者们纷纷从历史与现实中寻找建构“中华民族”的证据，以便为中国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奠定认知基础（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中华民族”内涵的沧桑巨变）。比如北洋政府颁布的教育大纲就特别要求，“学生教育，要使学生明于民族进化、社会变迁和邦国盛衰，尤宜注意于政体沿革与民国建立本。”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历史教育领域，《小学校教则及课程标准（1912）》规定：本国历史，要讲授黄帝开国功绩，历代伟人言行，亚东文化渊源，民国建设与近百年来中外关系。本国史要旨，在使儿童知道国体大要，兼养成国民之志操。教授各科时，常宜指出本国固有之特色，启发儿童之爱国心、自觉心、并引起审美观念。《中学校令实施细则（1912）》规定：本国历史，要授以历代政治文化递演之现象与其重要事迹，养成共和国民的健全人格，使学生明于民族进化、社会变迁和邦国盛衰，尤宜注意于政体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
1918年11月14日，警察学校，学生游行庆祝一战结束，手里举着北洋政府的五色旗
2） “大一统”时期的历史教科书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4月18日，他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局势稳定后，他利用“党化教育”这一口号，推行一党专政并公开通过了“实行党化教育”等议案。那么问题来了， 何谓“党化教育”？对此，发行于同年8月的《教育杂志》中如是解释道：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根据这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一言概之，历史教育成为了维护国民党统治的思想工具（拓展阅读：民族危亡之际，为何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增补版））。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主要要员合影
1928年7月，张学良公开发布《绝不妨碍统一电》。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拓展阅读：什么是中国：近代日本的“中国观”）。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与《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本国历史教育，要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概况，说明近世中国民族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以激发学生民族精神，并唤醒其在中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本国历史的教育，要陈述本国民族的分合，政治制度的沿革，民生经济的利病，以说明今日中国民族形成的由来与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发生的源流，而阐发三民主义之历史根源。”
老照片中的南京国民政府大门
1932年，民国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历史课程标准”。《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要求：本国历史的教育，要研求中华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光大之精神。叙述中国文化演进之概况：特别说明其对于世界文化之贡献，使学生明了我先民伟大之事迹，以养成其高尚之志趣与自强不息之精神。”
民国时期的扬州女中学生
《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课程标准》要求：本国历史的教育，要叙述我国民族之拓展，与历代文化政治社会之变迁，以说明本国现状之由来，而阐发三民主义之历史的根据。注重近代外交失败之经过，政治经济诸问题之起源以说明本国国民革命的背景，指示今后本国民族应有之努力。高扬民族主义、突出民族意识的培养成为南京政府时期历史教育的重点。
老照片中的南京城 进入40年代以后，“课程标准”的部分内容有所调整，即添加了与“民族团结”相关的内容，但整体方向基本保持不变（拓展阅读：为什么抗战爆发后，成吉思汗一跃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修订版））。比如颁布于1940年的《修正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要求：本国历史的教育，要叙述中华民族之演进，特别注意各支族间之融合与其相互依存关系，以阐发全民族团结之历史的根据，而于历史上之光荣，以及近代所受列强之侵略与其原因，尤宜充分说明，以激发学生复兴民族之意志与决心。叙述中国历代大事，并略论文化之演进及其对于世界之贡献，使学生明了我先民之伟大，以养成继往开来之志操与自强不息之精神。
民国时期的省立扬州中学教学大楼
颁布于1941年的《六年制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要求：本国历史的教育，要叙述中华民族之起源，形成、及其疆土拓展之经过，而各支族在血统上与文化上之混合情形，及其相互依存之关系，尤应加申述，使学生对于中华民族有整个之认识与爱护。叙述我国历代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之变迁，尤其足以影响于现代社会生活之史迹，应特别注重，藉以说明我国立国之精神，而于古代之光荣与近世外力压迫，以及三民主义之历史背景，尤应加意申述，以启示学生复兴民族之途径，及其应有之努力。一言概之，为了充分表达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诉求，不同时期的教科书编者们，都会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对中国历史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与发明。
民国时期的中学成绩单
二.“四大发明”的来龙去脉 学界一般认为，首次将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三项科技发明列在一起论述的学者，是英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他在代表作《新工具》中提到，“印刷术、火药和磁石这三项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除此之外，马克思（1818—1883）也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文中也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培根还是马克思，都未将中国视为“三大发明”的发源地。
培根（左）与马克思
现实情况是，最早将上述发明成果与古代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是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对此，英国学者李约瑟（1900—1995）指出：“17世纪的耶稣会士所传播的中国古代传说时代的纪年表，至今仍然在起作用，它使人们把过多的东西视为是东亚发明的。”可以预见，上述西方学者以及传教士的说法，能够得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高度认同（拓展阅读：什么是中国：西方传教士笔下的清代中国）.
《中华帝国志》中的“中国地图"
1） 什么是“三大发明”？进入19世纪后半叶，伴随着“西学东渐”浪潮的发端，培根的《新工具》等书被翻译为了中文，并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是，“三大发明”的说法逐渐被各界有所了解。不过，在晚清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中，几乎没有出现“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的字样。直到民国建立以后，“三大发明”以及“四大发明”的说法才在教科书中相继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之相关的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最终成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常识”（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什么是“汉族西来说”？）。
活字印刷中的胶泥字块
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最早出现“三大发明”这一说法的历史教科书是出版于1913年，学者傅运森（1872—1953）担任主编，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对此，书中如是写道：中国技术有功世界者三事：一为罗盘。黄帝周公造指南车，为罗盘所自起。唐宋之世，海上贸易极盛，置市舶司于广杭诸州，华人航海日多，罗盘更为航海之用。二为印版术。三代文字，或刻字竹木，或写于缣帛，汉时始有纸，然抄录费工，得书不易，至五代而印版之术试行。三为火药。我国古来，以弓弩炮石，为射远之利器，宋时炮仗烟火火药之属始盛兴，并已用于战事。此三者旋皆输入欧洲，遂开欧美今日之文化。
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封面
除此之外，在出版于1913年，学者章嵌（1880—1931）担任主编，由中华书局发行的《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中，出现了“罗盘、火药、印刷术之发明”一句。在出版于同年，学者汤存德担任主编的《新制中华历史教授书》中，也出现了“中国技术有功于世界，发明于斯时者则有三大端，即罗盘、印刷术、火药是也”的相关论述。
木质印刷机
对于“三大发明”的传播路径，在出版于1912年，学者潘武担任主编，由中华书局发行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指出：“这些都是西人之说，今时活字排印之权，与西人称活版为东来法，盖自吾国传之也”。对于“三大发明”起到的作用，在出版于1915年，北京教育图书社发行的《实用历史教授书》认为，“若罗盘之利航海，印刷术之代抄写更足为输导文明之利器”。出版于1928年，徐景新担任主编的《新时代历史教授书》认为：“火药、印刷术、罗盘针这三样的发明，于世界都有绝大影响，这是中国文化上最光荣的事情。”
指南针与古地图
对于“三大发明”传入欧洲的时间，民国初期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唐宋时期；进入3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教科书认为，“三大发明”是蒙古帝国或元朝时期传入欧洲的（拓展阅读：身为“蒙古圣祖”的成吉思汗，为什么在中亚也一直备受尊崇？）。比如在出版于1915年，学者赵玉森（1868—1945）担任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教授书》中如是写道：“元代混一欧亚，欧人来我国贸易者日盛，故是时天文、算术、流入我国，指南车、印刷术、火药亦传入欧洲。”
在元朝，可以看到很多“异样”的面孔
出版于1920年，学者汤济沧（1877—1934)）担任主编的《新式国史课本》中如是写道：“蒙古建一大帝国，而欧亚之交通大盛，欧人多有仕于其朝者。其后磁针火药印刷术三者，亦渐次发明，影响于欧人之思想界甚大。”出版于1922年，赵玉森担任主编的《新著本国史》中如是写道：“蒙古大汗重致远人，一切色目都准其录用。于是西方的天文、算术及炮学，概得传入于我国，我国的罗盘针及印刷术等，也在这时候传入西方。”
在元朝，多宗教可以互利共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世纪前二十余年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三大发明”的论述密度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展开来说，上世纪10年代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约有20本左右，提到“三大发明”的有5本；2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大约有25本，提到“三大发明”的仅3本左右。简言之，上世纪10年代的教科书比20年代出现的频率高一些。
北宋《武经总要》中的火器
实际上，当时的一些学者认为，“三大发明”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并未做出实质性的贡献。比如在出版于1920年，学者吴研因（1886—1975）担任主编的《新法历史教科书》中如是写道：印刷术的来历很远，汉朝人刻石经，就是一个引子，隋朝时有一种雕版，渐有发明印刷术的趋势了；到了唐朝，就有雕刻木版，印刷书籍出卖的宋朝更盛，并且有活字印书的法子。由此可见，截至上世纪30年代以前，在大多数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三大发明”的存在感并不高。
《新法历史教科书》封面与吴研因雕像
2） “三大发明”的发扬光大进入上世纪30年代以后，与“三大发明”相关的论述，逐渐成为了不同版本历史教科书中的重要知识点。与此同时，一些历史教科书中开始出现了“四大发明”的字样，并且与“三大发明”之说共存。值得注意的是，在1935年以前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主要以介绍“三大发明”为主；在1935年以后出版的教科书中，主要以介绍“四大发明”为主。当然，相应的讨论的广度与深度都有所增加。
南宋突火枪图样
对于“三大发明”传入欧洲的时间，不同教材编者们给出的观点有所差异，但主要有两种观点。观点一认为，“三大发明”是在蒙古帝国西征或元朝时期传入欧洲的。资料显示，这一观点也是上世纪30年代历史教科书的主流观点。其中，以出版于1935年，学者应功久担任主编的《初级中学本国史》的论述最为详细。
《初级中学本国史》内页
该书在“三大发明的西渐”一节中表示：元朝交通发达的结果，使得西方的文化既传到中国，中国的文化也传到西方。其中，中国文化的西渐，最重要的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三项。有了指南针，于是航船远行不会迷路，才能广开殖民地于各洲；有了火药，于是枪炮可以制造，才能整治军备，攻守称便；有了印刷术，于是知识传播有了利器，人类文化才会得以发达。所以欧洲中古时代末期的进步，未始不是受了中国这三大发明的影响。
元朝的贸易经济，在当时是非常发达的
这三种重要发明，于何时传到西方，系何人传到西方，如何传布，路线如何，都没有明确的记载，至今还要待精密的考证，大概是在南宋传入西域或南洋，再由波斯阿拉伯人辗转传到欧洲的。总之，中国在十一世纪，即北宋时，已经完全利用，欧洲却迟到十四世纪，在中国久已盛行之后，才有发明之说。那么由中国传去之说，自属可信了！
应功久主编的《初级中学本国史》封面
在出版于1933年，姚少华担任主编的《小学历史课本》当中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现在世界上用的罗盘、火药、印刷术三种利器，都是我汉民族所发明，并逐渐传至西方去的。十三世纪时，元朝跨着欧亚两洲建国，这三种利器，由亚拉伯人或蒙古人的媒介，相继传入欧洲。欧洲人以后就利用罗盘来航海，并且尽力加以改良，到现在，反比我国所制的进步多了。
姚少华主编的《初中本国史》封面
在出版于1934年，吕思勉（拓展阅读：史学大家吕思勉，为什么一再“洗白”秦桧并诋毁岳飞？）担任主编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认为：“开发文明的利器，罗盘针、印刷术、火药，中国人所发明的，都经大食之手而传入欧洲，给近世的欧洲以一个大变化。”另外，在孟世杰主编的《新标准高级中学本国史（1934）》，周予同主编的《新标准初中教本本国史（1934）》以及分别由金兆梓、白进彩以及罗元鲲等人于1935年主编的《高中本国史》等著作当中，均持有与之类似的观点。
1941年抗战期间，吕思勉与师生们合影，前排左二为吕思勉
观点二认为，“三大发明”是宋元时期传入欧洲的。比如在出版于1931年，李云坡担任主编的《初中本国史》中如是写道：磁针、火药、印刷三项为近世世界的三大发明，然此三项的应用，在中国都是很早。是此三项中，在中国最晚出的亦不过北宋，约当西历十一世纪，而欧洲之用此三物，则在十五世纪，中国用此三物，较欧洲实早二百年以上。（南）宋时海外通商，蒙古的几次西征，即都来往频繁，则此三物之直接或间接的传入欧洲，实无法可以否认。
李云坡主编的《初中本国史》内页
在出版于1933年，学者徐映川担任主编的《复兴历史教科书》一书给到的论述，要比前者更为详细：宋在五代之后，继续唐代，发扬文化，那时有三大发明，可称为汉族对于世界的大贡献。一是罗盘指南针。据说中国古代就有磁能吸铁的发见，黄帝造指南车便是。但制度不明，不知有无指南针在内。到了北宋，指南针才应用在罗盘上、航海家和看风水的人，都拿它来定方向了。
《复兴历史教科书》内页
二是火药。北宋时，曾用火药做烟火和爆仗，供人娱乐。到南宋时曾用霹雳炮打败金兵。金人守城，造铁炮叫震天雷，这是炮火最初的发明。三是活字版。五代时，已有刻板书籍，流行各地。北宋仁宗时，毕昇发明活字版，其法：用胶泥刻成字模，烧硬，铺铁板上，将松脂及蜡，火烧使溶，按之使平，变成一版。印刷时，一版印，一版排，时间极省。这三项发明后来都传入欧洲。大概中国的发明品传入欧洲，要以蚕丝为最早，此三项则较后。
《复兴历史教科书》封面
“北宋vs辽”与“南宋vs金”
其次，国家以科举牢笼知识阶级。科举起自隋唐，各代沿用。到明初，太祖利用此法，重加修订，指定用《四书》《五经》，取其一句一段为题，要以宋儒所解释的作根据，文体用排偶，分八股，俗称八股文。这种考试，毫无实用，社会上优秀分子的见闻思想，悉为所拘束。专以读书应考为正事，此外一业不能执，一物不求知。清朝循用此法，士子愈加蒙昧。因此，从明至清五百多年，为中国文化极度退步的时期。一言概之，从民国初年至上世纪30年代上半叶，不同版本历史教科书中的相关论述主要以“三大发明”为主。尽管不同教科书对“三大发明”的传播时间与路线的认识有所不同，但对“三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与意义深信不疑。
《复兴历史教科书》内页
3） 从“三大发明”到“四大发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各版历史教科书对“三大发明”的论述较为系统，但对造纸术的认识存在着很大不足，相应论述也比较有限。不过，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伴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化，“三大发明”的说法逐渐被“四大发明”取而代之。
造纸术主题绘作 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最早在教科书中提出“四大发明”说法的历史教科书，是学者陈登原（1900—1975）主编，发行于1933年的《陈氏高中本国史》。对此，该书如是写道：在近代，中华民族似不曾对于世界有所贡献。然而在过去，确曾建立不少的丰功伟业，即以“四大发明”而论，中国人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全人类的忙！纸与印刷术，固为近代文明所必需的物件，即军事上用的火药，航海时用的罗针，何尝效力稀小？然而这四者，都是在中国史上发现得最早呢.
《陈氏高中本国史》版权
进入40年代以后，“四大发明”的说法逐渐传播开来。1940年，民国教育总署编审会发行的《高小历史教科书》，对“四大发明”的产生与传播进程，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论述：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是促进人类文化的重要工具。经中国首先发明，先后传入欧洲。公元二世纪初，汉族人蔡伦发明造纸术，于五世纪末传入中亚。到八世纪初，中亚被阿拉伯人征服，造纸术就西经非洲的埃及和摩洛哥，传入欧洲的西班牙，再传给意大利和法兰西等国.
古代造纸流程
由抄写进化到印刷，当以公元六世纪时中国隋文帝敕令雕刻经书为始。十世纪初后，唐冯道印刻九经，十一世纪时，宋毕昇造活字版，中国的印刷术己很有进步。十三四世纪时，蒙族势力西进，印刷术便传入西方。十五世纪初，德人哥登堡创金属活字，其后法士脱，昔佛尔加以改良，欧洲印刷事业，也日益精良。
《高小历史教科书》内页
相传在黄帝时已有指南车的发明，但这并不可靠。发现磁石能以吸铁，大约在战国时候。到北宋时，看风水的人和海商，因磁针能够指南，就用他来测定方向。元时东西大通，磁针便传入欧洲，意大利人首先应有到航海方面去。北宋时，发明以火药做烟火，供人娱乐。到南宋时，虞允文利用火药做成霹雳炮，打败金兵。元时交通大开，火药的制法，便也传入欧洲。欧洲人利用他的射力，打毁了封建的城堡。
《高小历史教科书》封面
4） 小结坦诚说，民国历史教科书的编者们，似乎没有将知识的准确度与科学性视为重中之重。作为对比，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些知识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旨在说明一件事——“以上种种都是中国的贡献”。一言概之，在国势日颓的历史背景下，朴素的民族主义感情战胜了了科学求证的理念（ 拓展阅读：为什么一些韩国人，喜欢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修订版））。
《走向共和》中的辛丑条约签订现场
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几代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三大发明”与“四大发明”的说法逐渐成为一种常识，最终被国人所理解和记忆。随着李约瑟研究成果影响的持续扩大，使得国人更加相信这些发明的所有权都是中国人，即便国际社会对此并不完全认同。至此，“一种有待科学证实的学术假说，随着教科书的传播和熏陶，转化成切实的历史事实。”
“四大发明”主题宣传绘作
尾声 三． 对于民国学者们的这种“历史观”，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与批评。比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方正（1939—）就指出：“夸大中国传统科技成就和贬抑西方古代科学的重要性，虽然好像能够帮助重建民族自尊心，其实是极端危险的，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与此同时，他也隐晦地对李约瑟提出了批评。具体而言：“尽管他（李约瑟）对中国文化带来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不过话说回来，相当公开和直白地宣扬中国传统科技的优越性，固然十分自然地大受中国人欢迎，但会使得中西科学的比较更加难以客观和深入。”
陈方正教授的学术工作涵盖现代化比较、科技与现代化关系以及科学哲学，近年致力于科学史研究
或许，杜克大学东亚研究学教授、知名汉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做出的的论述，或许更能解释这样的选择：虽然我的目标是批判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但是我深切地意识到，至今还没有什么能完全替代民族在历史中的中心位置。不谈别的，不论是作为历史学家，还是普通的个人，我们的价值观都是由民族国家所塑造的。
杜赞奇，印度裔历史学家、汉学家。杜克大学教授，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
不管怎么说，这些历史教科书的编者们将有争议的、重构的历史知识镶嵌进入历史教科书当中，归根结底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做出的必然选择。退一步讲，这种选择固然与“学术严谨”相距甚远，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这也正应了多次提及的那句老话——“所谓历史，本质上都是当代史”。 来源： 汗八里文艺之声（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v2aoyWBUmXhnppyCXAG8g 编辑：徐思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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