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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料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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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发表于 2022-11-27 14:49:18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周恩来在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圈(文末有赠书)
“傍晚,周恩来来,谈半小时而去。精神奕奕。”1949年9月11日,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经理等职的张元济在日记中写道。其时,张元济应邀由沪北上,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9月13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等,以备政协代表分组讨论。当天下午,应周恩来、林伯渠之约,张元济赴御河桥军管会晚宴,并“居首座”,同席者包括陈明仁将军、化学家侯德榜、桥梁专家茅以升等。据张元济记述:“周君后至,一一握手入座”,“酒菜甚丰”,“过八时散”。停留北平期间,毛泽东也专程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陈毅、刘伯承等随行,合影留念,礼遇颇高。1958年,周恩来到上海视察时,又抽时间探望了年届九旬、患病在身的张元济,“主席特托我来探望您”,尽显礼贤下士之风。在漫长的革命、政治生涯中,周恩来与诸多新闻出版界人士因缘际会,他求真、务实、灵活的作风,对于时下开展舆论引导工作、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仍有借鉴意义。
担任范长江的入党介绍人
范长江虽然参加过南昌起义,但当时他只是贺龙麾下一名“学生兵”,与领导起义的周恩来并无交集。1935年,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由上海溯江而上,开始四川、甘肃、陕西等地的西北之行,他通过实地调研走访,采写了大量旅行通讯,后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该系列通讯,既有对中国西北风土民情的记述,也有对工农红军长征情况的报道,并对日本觊觎中国西北的企图作了论述,范长江由此名声鹊起。据范长江回忆,1937年2月4日,他在西安杨虎城公馆首次见到了周恩来。在范长江笔下,周恩来“有一双精神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地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推断,很有点像江西人”。两人相约翌日作“竟日之长谈”。与周恩来会晤后,范长江驱车前往延安拜会毛泽东等人。
1938年3月,范长江等在汉口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中国记协”前身),周恩来同他保持着频繁往来。不久,范长江等记者奔赴津浦铁路前线采访,经历了台儿庄大捷和徐州会战的炮火洗礼。为庆祝范长江一行凯旋,新华日报社举办欢迎会,周恩来因事没有出席,于是修书一封:“长江先生: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闻前线归来的记者正在聚会,特驰函致慰问于你,并请代致敬意于风尘仆仆的诸位记者。”6月7日,周恩来又给范长江写信,告知已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约好,拟于9日正午与战地记者们会餐,“届时当可静聆诸先生对于二期抗战的经验与教训的高论”。
随着与周恩来等人交往的密切和了解的深入,范长江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1939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范长江秘密入党,周恩来主动担任其入党介绍人。颇为“巧合”的是,邓颖超为范长江妻子沈谱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范长江与沈谱结婚时,周恩来写了“同心同德”四字为贺。此后多年,范长江协助周恩来开展新闻宣传工作,堪称左膀右臂,并历任香港《华商报》社长、解放日报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
与邹韬奋一见如故
邹韬奋因主编《生活》周刊知名,并主持生活书店经营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周恩来与邹韬奋时有互动。在八路军汉口办事处,周恩来与邹韬奋一见如故:“我们见面就是朋友了。当然我们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是好朋友了。”周恩来曾向《救亡日报》负责人夏衍表示,办报要学习邹韬奋办《生活》周刊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
因为有共同的抗日诉求,邹韬奋逐渐对周恩来等中共人士抱以好感。邹韬奋等邀请中共领导人前往生活书店演讲、座谈。在生活书店茶话会上,周恩来就曾发表演讲《第二期抗战中的文化工作》,叶剑英作过报告《今后的战局》,董必武、徐特立、博古、凯丰等中共人士则在生活书店谈过“国共关系”。
《生活》周刊后来遭到国民政府查封,生活书店分店陆续被关停,邹韬奋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只得奔走香港等地。周恩来多次部署对邹韬奋进行接应,务必确保其安全。诚如邹韬奋所言:“从武汉到重庆, 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周恩来同志指导下进行的”,“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为便于以非党员身份开展工作,周恩来等曾婉拒邹韬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不想1944年7月,邹韬奋因耳疾在上海病逝,时年50岁。得悉噩耗,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议:在延安为邹韬奋开追悼会,《解放日报》发表悼文,中央致挽电。中共中央给邹韬奋家属发来唁电:“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周恩来另写了专函寄给邹韬奋遗孀沈粹缜,进行慰问。邹韬奋逝世五周年之际,他又代表中共中央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在邓颖超当年寄给周恩来的书刊目录中,就有邹韬奋的遗作《患难余生记》。
如今,以范长江、邹韬奋命名的“长江韬奋奖”以及“韬奋出版奖”,在新闻出版界依然瞩目。而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组建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也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一块金字招牌。
点将冯雪峰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与毛泽东类似,周恩来同样喜爱鲁迅的作品,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的书架上,就有《鲁迅全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作编刊社在上海组建,主要负责整理、编校、出版鲁迅的作品,冯雪峰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据时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回忆,有一次周恩来打来电话:“叫冯雪峰做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但待遇要比普通社长高一点,工资要高一点,要给他一辆私人用的小汽车。”冯雪峰配有一辆詹姆牌小轿车,“那是副部长一级的高干才有的专车”。王小平在《冯雪峰伯伯漫忆》一文中写道:“周总理指示配给他一辆专用小汽车,他却很少坐,只有到中南海开会等重要活动,才偶尔坐坐,平常上班就戴顶大草帽,雇一辆三轮车,坐到社里;如果下雨天他坐汽车回家,在胡同口就会下车,步行回家,怕车轮溅起的泥水落到行人身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因负责出版全国的文学类图书,有“皇家出版社”之称。冯雪峰与鲁迅渊源颇深,这可能是他被周恩来“点将”委以重任的缘由之一。参加过长征、被关入过“上饶集中营”的冯雪峰,早年以诗文创作、文艺评论知名,与鲁迅等合作编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刊物《前哨》(后改名《文学导报》)杂志,编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20世纪30年代,冯雪峰受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委派从陕北前往上海,开展统战、联络、情报搜集相关工作,一度住在鲁迅家里。目前普遍认为,鲁迅生前委托冯雪峰安排转送金华火腿到陕北,以便分赠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冯雪峰走马上任后,除了主持日常社务,还花费大量心力征集鲁迅佚稿,增加注释,这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世纪50年代陆续推出“十卷本”《鲁迅全集》奠定了基础。
《生活》周刊后来遭到国民政府查封,生活书店分店陆续被关停,邹韬奋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只得奔走香港等地。周恩来多次部署对邹韬奋进行接应,务必确保其安全。诚如邹韬奋所言:“从武汉到重庆, 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周恩来同志指导下进行的”,“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为便于以非党员身份开展工作,周恩来等曾婉拒邹韬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不想1944年7月,邹韬奋因耳疾在上海病逝,时年50岁。得悉噩耗,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议:在延安为邹韬奋开追悼会,《解放日报》发表悼文,中央致挽电。中共中央给邹韬奋家属发来唁电:“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周恩来另写了专函寄给邹韬奋遗孀沈粹缜,进行慰问。邹韬奋逝世五周年之际,他又代表中共中央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在邓颖超当年寄给周恩来的书刊目录中,就有邹韬奋的遗作《患难余生记》。
如今,以范长江、邹韬奋命名的“长江韬奋奖”以及“韬奋出版奖”,在新闻出版界依然瞩目。而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组建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也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一块金字招牌。
点将冯雪峰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与毛泽东类似,周恩来同样喜爱鲁迅的作品,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的书架上,就有《鲁迅全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作编刊社在上海组建,主要负责整理、编校、出版鲁迅的作品,冯雪峰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据时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回忆,有一次周恩来打来电话:“叫冯雪峰做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但待遇要比普通社长高一点,工资要高一点,要给他一辆私人用的小汽车。”冯雪峰配有一辆詹姆牌小轿车,“那是副部长一级的高干才有的专车”。王小平在《冯雪峰伯伯漫忆》一文中写道:“周总理指示配给他一辆专用小汽车,他却很少坐,只有到中南海开会等重要活动,才偶尔坐坐,平常上班就戴顶大草帽,雇一辆三轮车,坐到社里;如果下雨天他坐汽车回家,在胡同口就会下车,步行回家,怕车轮溅起的泥水落到行人身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因负责出版全国的文学类图书,有“皇家出版社”之称。冯雪峰与鲁迅渊源颇深,这可能是他被周恩来“点将”委以重任的缘由之一。参加过长征、被关入过“上饶集中营”的冯雪峰,早年以诗文创作、文艺评论知名,与鲁迅等合作编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刊物《前哨》(后改名《文学导报》)杂志,编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20世纪30年代,冯雪峰受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委派从陕北前往上海,开展统战、联络、情报搜集相关工作,一度住在鲁迅家里。目前普遍认为,鲁迅生前委托冯雪峰安排转送金华火腿到陕北,以便分赠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冯雪峰走马上任后,除了主持日常社务,还花费大量心力征集鲁迅佚稿,增加注释,这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世纪50年代陆续推出“十卷本”《鲁迅全集》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历来关注中华古籍的整理和保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便主持政务院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防止古籍流失海外。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随后组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并把“古籍办”设在中华书局。在生命最后,周恩来还责成国家文物局、北京图书馆等机构,尽快编出全国古籍善本总目。经周恩来等人提议、支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得以重新启动。顾颉刚因年事已高,具体工作主要由白寿彝、赵守俨等人组织协调,王仲荦、唐长孺、郑天挺、邓广铭、罗尔纲、启功、周振甫等80多位专家学者襄助,点校整理工作在北京、上海同时进行。“文革”后期,“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完毕、陆续出版。1978年,中华书局全部出齐点校本,共计3758卷、3800万余字,单行本分订299册,“二十四史”这项前后历时近20年的出版工程终于暂告一段落。借由点校“二十四史”,诸多学人在历史的动荡时局中有了一个“避风港”,学术生涯得以延续,善莫大焉。2007年,中华书局又启动了对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程,可谓薪火相传。
“文革”时期,周恩来还对范文澜、章士钊等人的著作出版给予支持。如他就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出版请示报告作出批示:“这件事是主席交下来的,很重要。”章士钊研究柳宗元文集的《柳文指要》一书,周恩来同样批示:“同意,即行付印出版。”毛泽东对出版该书也作过类似批示。《柳文指要》一书最后以16开本、竖排繁体、线装三函出版,印制3000部。在当时“稿酬”已几乎不被论及的情况下,周恩来特意指示出版社以“赠予”或“生活补助”名义,向章士钊支付一万元稿酬。会见到访的尼克松时,周恩来向对方介绍翻译章含之,并称赞其父章士钊耄耋之年完成了百万字巨著《柳文指要》,尼克松对此表示钦佩。
与吴冷西等探讨新华社业务
毛泽东曾要求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恩来与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徐冰、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吴冷西等人谈话时嘱托,要帮助新华社熟悉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情况,订出名单排列的先后次序,这是处理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系相当重要的政治问题。对于新华社驻外分社布局,周恩来则认为可以按先苏联东欧,其次亚非地区,再次欧美的主次展开。
新华社品牌《参考消息》《参考资料》以刊载外媒国际热点问题报道、涉华言论等为主,这对于把握世界局势和动态非常有益。据在新华社参编部任职的张辛民回忆,周恩来曾对外事系统干部表示:“主席和我每天都要看《参考资料》,实在太忙了,也要看《参考消息》”;一度要求新华社参编部要把收到的重要外国电讯及时译出,打成清样,送到他手中;有时周恩来从《参考资料》中挑选出文章,指定刊于《参考消息》第几版,成了实际的总编辑。《参考资料》曾转载日本友人敬仰周恩来的文章,周恩来看后说:“吹我的,读了讨厌”,要求今后切实改正。对于报道中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往往及时拎出来分析,如他指示新华总社:《参考消息》报喜不报忧;敌人骂我们的话还是要登一些,不登一些骂我们的东西,群众、造反派就不能知道多方面的情况;不要“怕”字当头。
在同新华社记者徐熊等谈话时,周恩来认为:要当好记者,就要干一行,学一行,精一行,外事记者必须透彻通晓时势;要采访什么学什么,遇到复杂问题要经常与行家切磋琢磨;搞时事采访,也是做外交工作,要懂得外交工作的艺术,并且为外交工作做出贡献。周恩来多次接见过新华社工作人员,不时提醒:新华社的稿子还是老一套,不敢创新,不能打破旧框框;你们写的消息不生动活泼,没有人愿意看;西方记者写的东西就很活泼,你们可以学习一下;当记者就是要打听,了解情况,自己创造,不要等现成的。
外国人名、地名统一问题在翻译界、外交界、新闻出版界经常遇到。为此,周恩来指示新华社译名室负责整理、统一工作,新华社曾编著《常见日本人名、地名手册》分发。经周恩来具体指办,新华社译名室先后将非洲的“怯尼亚”改成“肯尼亚”,“莫三鼻给”修订为“莫桑比克”,“塞拉勒窝内”改为“塞拉利昂”。外国人名、地名等翻译归口新华社此后成为常规。
接见新华社、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等单位有关人员时,周恩来就新闻摄影工作指示说: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要注意协作,互相通气。“文革”时期,新华社军管小组有人提出,在新华社报道的一条消息中没有提到写信向毛主席致敬,不妥。周恩来驳斥:现在什么大小事都给毛主席写致敬电,这种风气不好,要刹住。
编辑、记者“出身”的周恩来,既陪同毛泽东接见过《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又多次修改《人民日报》社论,还为《光明日报》题词“光明之路”……在同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邓衍林会谈时,周恩来谈到:“除编印全国性的总书目外,还要根据科学家的需要,进一步把历史文献中的科学技术等重要资料,用最新最科学的方法,系统而迅速地整理出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还“要编印国内外最近出版的科技资料索引,做到需要任何资料和文献,一索即得”。“文革”时期,周恩来因势而变,力挽狂澜,不断推动了诸多出版文化工程的开展,同时及时批准《考古学报》《文物》《考古》复刊。周恩来的诸多言行事迹和思想理念,足以知往鉴来。
来源:编辑课堂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rmHKodWKJIdblAF-nnyKw
编辑:屈妍君

252#
发表于 2022-11-30 22:09:38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追忆|《新闻联播》曾因何事使江泽民致电台长
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患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2022年11月30日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今天,传媒茶话会转发光明日报社《文摘报》曾经刊载过的一则江泽民同志与新闻界的小事儿,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

《文摘报》( 2013年06月15日 05 版)
“你好,是赵化勇吗?”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问道。“晚上好,总书记,是我。”赵化勇回答道,他尽量掩饰内心的不安。江泽民亲自打电话来,肯定是《新闻联播》出现了某个严重的问题,是哪个地方疏忽了呢?
2001年2月21日,为了决定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开始对北京进行最后一轮视察。
在视察的最后一天,评估团上午参观了中国中央电视台,下午拜会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当晚,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赵化勇坐在办公室里,观看《新闻联播》。此时正是19点20分,专门接听高级领导人来电的红色电话机响了。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赵化勇吗?”在得到确认后,那个声音说:“总书记要和你说话。”
“你好,是赵化勇吗?”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问道。
“晚上好,总书记,是我。”赵化勇尽量掩饰内心的不安,“我刚才看了《新闻联播》对您的报道,会见奥委会评估团时您看起来真的太棒了。”
江泽民说:“谢谢,但是你注意到有什么问题吗?”
“总书记,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出错了吧?”赵化勇的脸都红了。
“我可能是唯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江泽民继续说,“今天下午我在同一间会议室有过两次会见——一次是应当报道的,另一次则不应报道。在《新闻联播》上表现我问候代表团成员并与他们握手的镜头是准确的,但是随后播放的我们坐在一起交谈的镜头弄错了,我见的是一位私人老朋友,他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我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就认识他了,但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在交谈,并非出于官方目的。虽然你们有关奥委会评估团来访的画外音一直是正确的,但是镜头却搞混了。”
“总书记,我非常抱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赵化勇的语速变得急促起来,“我会立即查明情况,尽快向您报告。”
“其实这是我的疏忽,”江泽民亲切地回答道,“我不应该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两次会见外宾。就像外国人所说的,我们在他们眼中都是长得差不多的,他们在我们眼中也是一样啊。但你应当分析问题的起因,必须确保晚上10点重播时的镜头是准确无误的。”
赵化勇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完成拍摄任务的摄像师下午6点多才赶回中央电视台,而编辑为了赶在晚上7点之前播出新闻,拿到带子后直接冲到剪辑室剪片子去了。摄像师与编辑之间没有任何交代。
在换上了正确的画面之后,赵化勇对图像进行了多次检查。
晚上8点25分,赵化勇回到办公室给江泽民打电话,详细说明了这次事故的原委,并说:“修改之后的片子将作为头条新闻在9点的要闻播报和10点的《新闻联播》中播出。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甘愿受罚。”
江泽民听完之后回答道:“我也像你一样在生产线上工作过多年,所以能够理解这种失误。”江泽民嘱咐赵化勇说:“你的记者、摄像师和编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只要鼓励他们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就行了。你看,我都没有给相关部门打电话。我想在你我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行了。”
来源:传媒茶话会
编辑:吴漫

253#
发表于 2022-12-7 15:58:1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中新社记者忆采访江泽民的“博鳌往事”

21年前,我作为中新社报道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唯一的文字记者,有机会采访了江泽民主席与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筹委会议”的各国前政要及论坛新任秘书长的大合影,并采写了一篇现场快讯。

2001年那个早春的傍晚,博鳌金海岸大酒店泳池边的空地上,气氛愉快的合影甫一结束,人群中一位记者忽然与江主席轻松地一问一答,如神来之笔。

当被问及大会的安排如何时,江主席潇洒地一挥手,脱口而出“Very good”!

江主席话音刚落,我敏感意识到这是对新成立的博鳌亚洲论坛多么重要的肯定,即刻现场征求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意见,请求允许中新网播发快讯!

五分钟后,这条现场快讯通过博鳌金海岸大酒店大堂副经理的办公室电话线接通互联网,传往位于北京的中新网采编中心,旋即通过互联网传向世界!回应了国际社会对落址中国海南的博鳌亚洲论坛的关切!

记得,发出快讯,我走出大堂副经理办公室,赶往博鳌厅参加另一场活动。途中,参会的许多同行兄弟姐妹们对我挥挥手,不忘加一句“Very good”!

人生很长,有些瞬间如生命之星,永恒闪耀。

快讯:江泽民会见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各国客人

2001年2月26日 18:48

中新网海南博鳌二月二十六日消息:(记者 关向东)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下午五点三十分左右,在海南博鳌金海岸大酒店,会见了刚刚参加完“博鳌亚洲论坛筹委会议”的各国前政要,以及新任命的“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阿吉特·辛格。

江泽民作为东道主,与参加会议的前政要们一一握手。

在风景如画的博鳌金海岸泳池前空地上,江泽民与日本前首相中增根康弘、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以及新任命的“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阿吉特·辛格等前政要们合影留念,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也共同参加了会见及合影。

江泽民一行正要离开会见场地时,有记者大声问:江主席,您认为会议的安排如何?

江泽民把右手举过头顶,潇洒地一挥:“VERY GOOD!”(完)

来源:传媒见闻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xibj00mJv4iHnpHjKPaGg

编辑:张铭麟

254#
发表于 2022-12-24 23:19:02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张进:我经历的一次人生改变

出自张进财新博客(2020年01月14日,初稿于2015年11月)
相关阅读:“假如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新闻”

某日,和同事杨哲宇兄闲谈文坛掌故。哲宇问:“你写过改变你命运的那件事吗?”我答:“没写过。也谈不上改变命运,至多是改变人生轨迹吧。”哲宇说:“你还是写出来吧,要不然将来你就忘了。”
这话对。16年了,别说将来,现在就有些模糊了。遵哲宇兄提示,我尽力回忆,做一实录。

(一)

1999年10月31日。
这天,我从武汉匆匆返京。此前10天,我作为工人日报编委会成员,在江西、湖北跑发行。10月30日,我打算回京,湖北记者站王四新兄挽留我再住一天,说要带我去长江边吃鱼。我说:“下次吧,明晚轮到我值夜班。”当晚便上了火车。
后来,谈及此事,大家笑称:“张进这是赶回去送死。”
抵京当晚,我走进工人日报夜班编辑室,开始轮值1999年我的最后一个月夜班。
值班编委的主要任务是把关。每个版面三道大样后,值班编委签字,报纸付印。这是出报的最后一道关口,谁签字,谁负责。
这是本月夜班的第一天,每个岗位都换了一拨新人。大家说说笑笑,气氛轻松。
我翻开当日稿单,头版头条是一篇消息,由时任工人日报常务副总编孟东明亲自安排,内容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在山东考察工作。
这样的官样消息本来没人看。我例行公事,漫不经心地扫一眼。没想到,刚看几行,就被吸引住了。
稿子中有这么一段:
“尉健行指出,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对工会工作有一种误解,认为工会工作就是组织职工开展各种文化体育活动,组织一下劳动竞赛。这种观念是由于历史上工会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所造成的……各级工会要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不能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工会领导机关要加强理论研究,没有理论指导,工会工作将出现盲目性。”
接下来:
“尉健行强调,我们党和工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工会工作又不同于党政工作。工会工作做好了,党政工作也就相对好做,党政工作和工会工作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对立的。工会工作如果仅仅依附于党政,那么工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读到这里,虽是冬天,窗外天寒地冻,但我如坐春风,耳目一新!须知,在那个年代,能把工会的独立性问题阐述得如此清楚、明白,且出自工会最高领导人之口,多么令人兴奋!
一般来说,这样的政治消息审定后,谁也无权擅动。我一字未改,但难抑激动心情,从消息中概括了四句话,做成四个小标题,意在强化效果。
这四个小标题是:“不能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要加强理论指导”;“如果仅仅依附于党政,工会就没有存在必要”;“签订集体合同有规范标准,但不能被它束缚”;“在复杂的劳动关系下,更要建立职代会制度”。
四个小标题中,最关键的是第二个,正是这句话后来惹了大麻烦:“如果仅仅依附于党政,工会就没有存在必要。”
大约夜里2点,所有版面签完,我就回家睡觉了。

(二)

11月1日下午,我正在家,接到紧急通知:4点,所有副处级以上干部,到报社开会。
一进会议室,顿觉气氛不对:房间里满满当当,许多平常见不到的人都在;时任工人日报总编辑张宏遵拄着拐杖也来了。他因为摔坏了腿,一直在家休养。
时任社长瞿祖赓坐在桌前,面色凝重。会议开始,老瞿通报了从上午8点到下午3点发生的事情。
这天早晨,中华全国总工会分管工人日报工作的领导看到了当天的报纸。读完头版头条,他沉吟片刻,给时任工人日报常务副总编孟东明拨通了电话。他直截了当问:“健行这篇报道是怎么回事?健行审过吗?”
一句话把老孟问懵了。他答:“应该审过吧?”
这位领导说:“别说应该!到底审过没有?”
老孟说:“我马上问。”他当即电话询问此文作者、跟随尉健行考察的记者杨明清。杨明清答:“健行30日在山东讲完话,就去河北,我没跟去,稿子写好发到编辑部,让报社送审的。”
老孟后来回忆,他听到杨明清这个回答,数九寒天,浑身冷汗!
他不敢耽搁,立刻向全总领导汇报。领导连声说:“你们闯大祸了,你们闯大祸了!”他说:“只能向健行主席报告。”
当天,全总领导和瞿社长、孟总,赴中南海,面见尉健行。
尉健行已经得知此事。据老孟事后回忆,进了门,见到尉健行神情凝重,为了缓解气氛,他说:“健行主席,你讲得很好啊!”尉健行更生气了:“我没这么讲过!”
随即研究如何善后。当时考虑了三种方案:一是仅内部处理,不作公开表态,但愿此事无声无息过去;二是低调发一个更正;三是高调更正,宣布重印报纸,收回旧报。
据老瞿回忆,几个人反复研究了好几个小时。最后还是决定,采用动作最大的第三个方案。尉健行说了一句话:“我们总得为历史负责吧!”
后来大家分析,尉健行最后下此决心,可能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是为1999年,15大之后的第二年。
于是,瞿社长和孟总两人亲自操刀,逐字逐句草拟“重要更正”,尉健行最后敲定。内容如下:“由于记者所发稿件严重失实,甚至臆造了一些提法,加之编辑部把关不严,未与有关方面核对,造成不良影响。现特将本报1-4版重印,同时将原报收回,并向广大读者致歉。”
至此,这个事件定性为“严重失实”;记者“臆造”。
据瞿社长回忆,尉健行敲定方案后,苦笑着说:“我被你们害苦了!你们说,就算发了更正,全国读者能相信我没说过吗?”
他一声长叹:“啼笑皆非,无可挽回!”
从中南海回来,瞿社长和孟总决定召开这次全体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
当晚,工人日报夜编室前所未有地繁忙,同时做了两张报纸。一张是正常的11月2日的工人日报;另外重做了11月1日的报纸。新报和旧报排版一模一样,初看没有区别,细看头条内容大不一样,是一篇新的消息。
此时的我,虽然犯了错误,但尚未处分,戴罪之身,仍需履职。当晚,社长、总编、副总编等,齐聚夜班。大样出来,老瞿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看完,默默递给老孟。老孟也一个字一个字看完,默默递给我。我也假装再看一遍,这时我的身后站了一圈人,都伸着头看大样;众目睽睽下,我在大样上签上我的名字。
第二天,新报发出,同时宣布收回旧报。可是,如覆水难收,报纸既已发行,如何收得回来?只是提醒读者收藏而已。

(三)

接下来,是处理、整改。
闯祸的记者杨明清是第一责任人,星夜传唤到京,安置在报社附近的一个宾馆。那时,我还兼任记者部主任,杨明清是我直接下属。因此,尽管我也在被审查之列,瞿社长仍然派我去做杨明清的思想工作。
首先要弄清楚事情的过程。杨明清告诉我,10月20日至30日,尉健行先后到烟台、威海、青岛、济南、聊城等地考察。考察结束前,在济南召开的工会干部会议上,他脱稿做了以上讲话。
杨明清说,当时,他和在场的所有工会干部一样,非常振奋。会后,他根据录音整理成文。此时,尉健行一行去了河北,他就把稿件传回报社,自认为报社会派人送审,岂料阴差阳错!
不过,我最关心的是,尉健行到底有没有说那句话?对我的疑问,杨明清激动地面红耳赤:“他说过!我有录音!”
我让他把录音拿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听了四遍。平心而论,那确实不是尉健行的原话。他说的是口语,杨明清加工成书面语。但不能否认,他确实表达了工会应该有独立性的意思。
从另一个角度看:尉健行这篇讲话,高屋建瓴,清楚透彻。杨明清以一个普通记者的水平,想“臆造”还真到不了这高度。
我把杨明清的说法汇报给调查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很着急,让我做杨明清的工作,“再不敢说你有录音了!”
一个月后,处理决定下达:社长瞿祖赓免职;总编辑张宏遵免职(尽管整个事件中他一直在家休病假);另一位副总编免职(完全是受牵连);常务副总编孟东明免职、记大过;记者杨明清留社察看;身为编委和记者部主任的我行政警告。此外还有其他几位各个关口的同事被处分,具体情形记不清了。
在等待处分的一个月里,张宏遵总编辑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说:“张进,我知道你觉得冤,但你确实有责任。你是记者部主任,对杨明清负有领导责任;那天你是值班编委,负有把关责任。你是我直接管的,我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推脱责任,装怂,咬人,给我丢脸。”我说:“张总,你放心,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一样不会推。”
16年过去了,张总这番话,我一直记得。
这一年,我33岁。

(四)

现在回忆,1999年的最后一个月是煎熬的。白天,我要接受询问,反复写检查;晚上,还要值夜班。而且这个月的夜班,社长、总编都来盯着,我只是摆设。几个人来回把关,所有版面都签完,已是夜里三、四点。一个月下来,身心俱疲。
12月1日,刚结束夜班,我找到瞿社长,说:“老瞿,我这个月累了,想出去散散心。”老瞿问:“想去哪里?”我说:“兴之所至,随便逛逛!”老瞿问:“要不要我给你安排?”我说:“不用,我自己随便找个记者站转转。”
但我没去记者站,而是应一个旧约,去了山东荣成海边一个叫石岛的小镇。
到石岛的第三天,上午,在一个企业参观的间隙,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老婆说:“报社一定出事了。”我问:“你怎么知道?”她答:“昨天晚上,你的记者一个接一个找你,知道你不在,立刻挂了电话。”
我也觉得不得劲,立刻给报社打电话。于是得知,12月3日下午,全总来了很多人,宣布了上述处理决定。
尽管有心理准备,如此一锅端还是让我震惊。这一天,我神不守舍,勉强按原定计划看完两个企业;晚饭后,托故谢绝了娱乐,一个人回到宾馆。
接待方安排我的房间在海边。我站在窗前,凭栏远眺,整理纷乱的思绪。这是一个好天,没有风,月明星稀,满天清晖;大海呈墨绿色,沉默无语,声色不动,让我感到莫名的不安……我在窗前站到大半夜,最后,“咔哒”一下,关上灯。似乎听到“哗”地一声,月光如水,从窗口倾泻而进,铺满了整个房间……
第二天,接到社办电话,传达瞿社长的指示,让我火速回京。新社长到任,要和大家见面。我作为主要当事人不在,显得有情绪。这话有理,我决定回京。
天亮后,下了火车,家也不回,直奔报社,立刻去找瞿社长。老瞿说,现在就去见新社长太突兀,不如下午编前会上见。下午4点,我进了会议室,新老社长并排坐着。老瞿见了我,立刻介绍:“这就是张进。”新社长站起来,隔着会议桌和我握手。他盯着我看,握着我的手不放,幅度很大地摇动,说:“很年轻啊,哈哈!”我也使劲摇手,说:“哈哈!惭愧惭愧!”
又过了几天,清晨,7点多钟,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谁这么早来电话?我摘下话筒,还没放到耳边,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出来:“张进,你的事我都知道了,你在工人日报没戏了!到我这来吧!”
是胡舒立。
再后来,我就到她那儿去了。那时,她创办《财经》杂志,已有两年。

(五)

又是几年过去了。
2006年,我痛下决心,彻底离开了我人生中第一个单位工人日报,档案也随之转移到某人才交流中心。
在为我封存档案时,工人日报人事处辛友谊处长,一位善良的人事干部,从档案袋里翻找出我当年的处分决定。他同情地说:“张进,处分就管几年,不是一辈子。你受处分已经六年,差不多了,我把处分决定从你档案里抽掉吧,让你干干净净地离开工人日报!”
我真诚地感谢他。但还是很坚定地对他说:“不用,就放着吧。我不觉得这是耻辱;这是我的光荣!”

来源:长江(公众号)

编辑:马源

255#
发表于 2022-12-30 14:48:05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每一次告别都是为了在下一站相遇
——《绵阳晚报》休刊告读者

今天,是2022年12月30日。我们带着深情与惋惜跟最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告别:《绵阳晚报》纸质版今天是最后一期。这份陪伴了您22年的报纸,结束了都市报的历史使命,将于2023年1月1日正式休刊。
22年,7747期。一部晚报的报史,也是一篇浓缩的绵阳发展史。22年融入城市血脉的记录与书写,绵阳晚报与人民一起,同呼吸,共命运。
回首7000多个日夜,晚报一直致力于做市民的贴心朋友,“读晚报、用晚报、有事找晚报”是22年来不变的办报宗旨。或许您还记得:那张感动了亿万中国人的摄影作品《敬礼娃娃》,那是晚报记者第一时间挺进北川重灾区拍摄的;拯救余博文报道,12天募捐了35万元,我们共同写下这座城市爱的奇迹;晚报“激情社区大家唱”,与20多万社区老百姓的倾情互动;连续数年的“感动缩阳”人物评选活动......一张晚报,每天准“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五百万绵阳市民生活中的“精神粮食”。
创刊以来,《救援!救援!千军万马进发北川》等作品获中国新闻奖;《关键时刻,总理和绵阳人民在一起》《123个公章盖不起一座公厕》等500余篇作品获得四川新闻奖、赵超构奖。
一份晚报,一杯清茶,开启一天的美好。22年追逐新闻,晚报人始终奔跑在路上,每天清晨与您相遇在白纸黑字之间,我们为绵阳发展鼓劲,为社会正义呐减,我们上情下达,回应关切,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晚报记者!
七千展昏,甘载风华。面对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冲击,传播方式和途径不断改变,舆论信息场被重构,我们和全国都市报同行一样,陷入了纸媒的“冰河纪”。面临困境,我们有过彷徨无奈,但更多的是艰难转型、谋求“破壁”。在一次次的突围中,在报社的深度融合发展进程中,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重生之路:重构。这张报纸或许即将撕去最后一页日历,但新闻还在,我们,也还在。
转身,并不是离别,只是下一个重逢的开始;挥手,不只是告别,更是为了下一站再见。在绵阳日报社旗下的客户端、微信微博、短视频、手机报等众多新媒体产品中,您都会看到那些熟悉的名字和身影。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在新媒体的赛道上继续前行!
岁月静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夏日、秋月、冬雪。亲爱的读者朋友,我们就陪您到2022年的岁末。我们相信,走过冬天,就会遇见春天。
2023年的第一缕阳光洒下,我们依然向阳而生,逐光而行。就在这个元旦,我们的《绵阳观察》手机新闻客户端就将全新升级为《涪江观察》晚报和晚报人,将在这里与您重遇。
我们不会停下来,因为新闻永远在路上!
本报编辑部
2022年12月30日

编辑:邓秋雨

256#
发表于 2023-2-16 22:25:26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惨遭坐牢离婚
王金凤
者除写公开报道,还有写“内参”(或“内部情况”)的任务。“内参”有时能起到比公开报道更好的效果。但写“内参”有一定风险,“内参”往往反映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容易得罪领导。以往年代,政治运动频繁。“运动”一来,记者写的“内参”常常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不少记者因此被打成“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新华社有七位分社社长因写“内参”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在《人民日报》社当记者多年,也写了一些“内参”,付出了惨重代价。
写“内参”反映“大跃进”中的浮夸风

1958年初,中央在南宁召开会议,毛泽东讲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重要讲话,批评了周恩来、陈云同志1957年“反冒进”是犯了“右倾”错误,“离右派只有50米了!”各地闻风而动,吹起“大跃进”的号角,在全国刮起浮夸风。
1958年《人民日报》撤销各省记者站,我到农村部当评论员,有时也下乡做点调查研究。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是河南省辉县岈山乡上万亩小麦“亩产小麦3000多斤”,《人民日报》发在一版头条。我多年跑农村,知道全国小麦最高产量是青海一块几亩大的“试验田”,亩产不到3000斤。怎么可能上万亩土地平均亩产3000斤呢?我表示怀疑,立刻有人劝我:“小心,别当观潮派!”
我不服气,自告奋勇下乡调查。这年七八月间,冒着酷暑来到河北省定县。定县有位全国农业劳模马宝山,我认识。他见到我,神秘地对我说,要让我看看他将要放的“白薯卫星”。
只见一亩地面积,往下深挖15丈,堆满小白薯。往上堆起15丈的小土山,里面也统统是小白薯,这就是他要放的“亩产白薯100万斤”的“高产卫星”。估计他实际上也填充了十几万斤小白薯!
我吃惊地说:“这就是你所说的特大卫星?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弄虚作假吗?”马宝山不高兴了,拉长了脸:“人家能将十几亩的水稻并在一起,我为啥不能将白薯堆成小山?!”
我说:“老马呀,你昏了头了,这样做有啥好处?你是让人家参观,让记者来拍照,替你宣传吧。我告诉你,我决不写一个字。”两人不欢而散,我马上坐车回北京,写了一个“内部情况”,被领导扣下了。他说:“你这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到时候要倒霉的。”他这是好心保护我,他有充分的经验。我说:“明明是弄虚作假,这叫什么‘放卫星’啊?”他苦笑着说:“这是‘大跃进’的浪潮,势不可挡。我们不报道也就算了,说他弄虚作假,有人会不高兴的。”
过些日子,报上又登出河南鲁山县大炼钢铁、大放钢铁“卫星”的消息,农村部让我去采访。
记得是9月下旬到了鲁山,县委书记热情地接待我,说全县正做准备,准备10月1日放一颗“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我去过鞍山钢铁公司,这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有二十万职工(鲁山县只有15万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全年钢铁产量300万吨,还不到一天一万吨。小小的农业县鲁山,要放“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岂非天方夜谭?
我到了鲁山县的一个公社,只见公社书记头上扎了块白毛巾,正头疼。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老王同志,县里布置要我10月1日放‘2000吨钢铁卫星’,我愁得生病了。别说2000吨,我200吨也放不出来呀!”他陪我到了炼铁工地,只见用泥土垒成的小土炉,炉火熊熊,烧的是山上砍来的木材,炉中原料是各家各户收来的废铁器加焦炭,炼出来的是“烧结铁”,还不如原来的废铁。有的炉直接炼矿石,炼出的是比烧结铁还差的“铁疙瘩”。许多农民背着矿石疲倦地走来,有的走着、走着在山路上睡着了。我看了堆在一起的矿石,估计也不过几十吨。我问农民:“你们知道一吨是多少斤?”他们回答:“估摸是一斤吧。”真是可笑,连一吨是多少也不知道,怎能大炼钢铁?国务院工业部有一位女干部也来到鲁山,我们一起数了数土高炉,有二三十个吧。估计连200吨也炼不出来,何况炼出的是废品“烧结铁”!她说,她回北京要向工业部长高扬同志汇报,她希望我也写个“内参”,证实她的汇报。
我回县委招待所马上写了个“内参”,寄给《人民日报》工商部主任张沛同志,请他转给国务院工业部长高扬同志。后来听说,毛主席认为高扬同志“右倾”,一气之下撤销了工业部。在此以前,他已撤销了邓子恢当部长的中央农村部。我这“内参”估计命运不佳,说不定当了高扬同志“右倾”的“罪证”!
写“内参”揭露河北省假劳模

1964年夏天,我到了河北省当时的省会天津。省委宣传部长翟向东同志向我推荐了一个“河北遵化县西下营大队3000亩亩产粮食600斤”的高产典型。当时河北农田一般亩产二三百斤,亩产600斤算得高产了。他又介绍西下营党支部书记王佐民是全国农业劳模和复员军人模范,希望我能报道王佐民。
  冒着7月酷暑,我赶到遵化县西下营大队,见到王佐民。他三十多岁,看上去很干练,也善谈。当时,林彪正推动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语录已印了上亿册。王佐民告诉我,他正是通过组织村民和民兵学习主席著作,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低产田而获得亩产粮食600斤的成绩。他安排我住在一名军属家里,又派来一名背着照相机的宣传员陪我采访。照相机在今天中国已很普遍,在60年代农村,可是个稀罕物。小伙子带我看了展览室。墙上几百幅照片都是王佐民的工作照:他正在学《毛选》,他带领支部学《毛选》,他带领全村农民学《毛选》,他带领社员深翻土地、密植,他上天津、北京开会,戴大红花当劳模等等,全是小伙子的“杰作”。他又抱来两大本剪报,全是宣传王佐民的。这么突出地宣传自己的劳模,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免对他心生疑虑。
王佐民陪我看庄稼。我们沿着公路,看了几块玉米地,确实长得不错。他说,至少可打600斤。我请他回大队,让我自己随便看看,他不高兴地走了。我离开公路,转入田间小道,面前大片玉米长得稀稀拉拉,每亩大约只能打二三百斤。这样看来,全大队3000亩地怎能亩产600斤呢?
我在社员家吃派饭,一天换一家,问了好几家社员,去年庄稼收多少?亩产多少?他们齐声回答:不清楚,问王书记去!
社员吃的并不好,每天两稀一干,喝玉米糊糊和吃玉米饼。孩子都长得瘦瘦的,三顿菜都是咸菜加大葱,这不像亩产600斤的生活水平。
我问六十多岁的房东大娘,更问不出什么。我只好用老办法了。我让老会计把1957年建社到1963年的账本统统给我找来。老会计抱来二十几本。1957年西下营大队由十几个高级社合并而成,要从高级社查起,相当费事。我不会打算盘,当时又无计算器,只好用笔算,一连算了两天,算得我头昏脑涨。
两天后,发现问题了。原来1957年西下营大队的粮食总产量,竟超过1963年好几万斤!可是,1957年亩产只有300斤,1963年怎么变成600斤呢?真是怪事,除非耕地面积缩小了。
我算了兴修水利和社员建房面积,只少了一二百亩。总耕地面积和1957年差不多,为何总产量少了,亩产却增加了一倍?这是不可能的!
我明白了,王佐民用的是少报耕地面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办法。那么,他少报多少呢?总耕地4000多亩,他竟敢少报2000亩!这样,2000亩耕地亩产从300斤跃升到600斤!反正,上级谁也不会核查大队总耕地面积,也不会核查1957年和1963年的总产量,要的就是亩产,比的也是亩产。
我到王佐民家中去了。他不住在村里,单独一家住在村外。这是一座灰色围墙围起的院落,孤单单矗立在田野间,引人注目。进了围墙,是一亩大面积的院子,种了豆角、西红柿、洋白菜等等,还种了半亩玉米,当中还打了口洋井。整整齐齐五间双砖落地大瓦房。王佐民不在家,他媳妇出来招待。只见她上身穿了件格子纺绸衬衫,下身穿一条黑纺绸裤。这种打扮,农村少见,倒像解放前的“少奶奶”。她又是让座,又是敬茶,很会应酬。我见她手上和王佐民一样,戴着块梅花牌手表,这在农村妇女中也少见。屋中还有位十八九岁青年姑娘,抱着个两三岁的孩子,另一个六七岁孩子在地上玩。
我对她说:“你有两个孩子,又要做饭、种自留地,怕是不能出工啦。”她笑容满面,得意地说:“从打嫁过来,我没下过地。自留地也是社员帮着种的。佐民不让我下地。生了两个孩子,家务更忙。这不,小的孩子还靠这姑娘帮忙。”她用手一指:“这是大队出纳,每天过来帮我照看孩子。快过来见见记者,可是从北京来的大记者哟。”
姑娘脸红了,朝我点点头,慌慌张张抱着孩子出去了。我打量一下房子,很新,问她:“这房子啥时盖的呀?”
“盖了不到三年,不怕你见笑,土里土气,离村又远,不大方便。”
我算了一下,大约是1961年盖的,那可是三年困难时期。
我回到住地,上房东大娘屋去了,我说:“我到王书记家去了,五间大瓦房,加上自留地,一亩多吧,比一般社员自留地大多了。房子好气派呀。”
房东大娘重重叹了口气说:“可不是好气派,原来还要气派。房子和围墙,全抹上红色,远远望去,就像座庙。听说上级来了,说太显眼,这才改成灰色。”
“盖这房,花费不小吧,又是三年困难时期。”
大娘又重重叹了口气:“那阵子还吃食堂,都吃不饱。大伙还得去帮着盖房,老婆子我还去搬过砖。听说,这盖房的钱”,她猛地停住:“哎呀,可不敢瞎说。”
我看她有顾虑,耐心开导她:“大娘,我在这屋也住了好几天了,你还信不过我?”
“是呀,是呀”,大娘忙说:“老王同志,大娘我自然信得过你。看你大热天老远从京城来到这里,住到我家,只喝我老婆子一口水。可你早上帮我扫院子,又帮我挑满一缸水。白天忙一天,晚上熬夜帮我们查账。你为啥呀,不就为我们社员好吗!大娘我信得过你。”
我趁热打铁问:“大娘,您说说,王书记这盖房的钱,从哪里来的?那时一天挣10工分,也不过几毛钱吧。”
大娘又叹气,低声说:“听说,听说,他是挪用了上级给我们修水利时让社员搬家时的补助款。还有,发给困难户的救济款。我是听老会计说的,他是我家表叔。”
我听得生气,不由大声说:“那社员为啥不上公社、上县里告他?”
大娘见我声音大了,她急了,忙摆手,低声说:“小声些,小声说。王书记成天上县里,上省里,还上北京开会哩,受表扬哩,是劳模哩,谁敢告他?不要命啦?”
我也重重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对王佐民摊了牌。我要求他召开大队支委会。在支委会上,我说:“我查了你们大队从高级社到去年的账。发现你们大队1963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还少几万斤。”
支委会惊呆了,王佐民也很吃惊,连忙说:“耕地少了嘛。”
“少多少亩?”我紧着问。王佐民慌了,吞吞吐吐地说:“可能少了几百亩吧。”
我笑笑说:“我查了账,1957年十几个高级社耕地总面积约4000亩,亩产300斤,总产量120万斤。1963年你们大队报粮食亩产600斤,但总产量只有110多万斤。除非,你们耕地少2000亩,只剩2000亩。亩产600斤,这总产才合得上110多万斤。这六七年,你们大队耕地竟少了一半吗?”
王佐民脸红了,口齿不清了:“这不可能,不可能!”
“账在那里呢,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清楚。”
王佐民站起来,急着说:“我找老会计查查,这些账,都是他做的。”
当天晚上,我写了“内参”,揭露王佐民采取少报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虚假手法,骗取亩产600斤(实际仍为亩产300斤)的劳模荣誉。他还侵吞了水利款、困难补助款盖房,又让出纳当他家保姆,让会计、出纳一人当,账目自然混乱不堪,随便捏造了。
报社登了我写的“内参”,将“内参”寄给中共河北省委。省委很重视,派出工作组,进驻西下营大队。情况比我反映的还严重,他还打击报复反映真实情况的社员,不让人家出工,一家人几乎饿死。王佐民被撤职,同时撤销劳模称号,把房屋退赔出来做了大队部。他和老婆都下地劳动了。不然,他家吃什么呢?
“文革”中写了三份“内参”,惨遭坐牢五年之灾
写“内参”如只涉及基层,问题不大。如果涉及省以上,便有很大麻烦。
wg中我写了三份涉及中央wg和空军的“内参”,竟坐牢五年之久。
1967年1月,上海《解放日报》开始被“造反派”夺权。接着,在“中央wg”支持下,上海市委也被夺权。中央wg推波助澜,全国各省委、省政府及中央部委,除国防部和外交部外,统统被“造反派”夺权。从中央到各地党政部门都被夺权,工农业生产没人管了,全国经济几近瘫痪,形势十分严峻。
正是春耕时分,我到了京郊怀柔县。一位已靠边站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来看我,自我介绍他爱人在《人民日报》群工部工作,他算《人民日报》家属,向我反映:“春耕季节快到了,从县委、公社到大队都被夺权。生产没人管,地种不了,今年老百姓吃什么?全国人民吃什么?”他忧心忡忡地说。
我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扭转这危险局势?”
他低声说:“我们几个副职,包括副县长、农业局、林业局、粮食局、水利局的副局长和供销社副主任,在一起商量,准备成立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抓全县的农业生产。同时,公社、大队也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组’,生产便可以一抓到底。可是,我们怕造反派说我们反夺权。老王同志,你看怎么办?”
我连忙说:“这主意太好了,造反派那里,我去说。”
我和刚成立的县革委会主任一说,他们同意了。马上解放一批副职干部,成立了全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和公社、大队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小组”。怀柔的春耕生产自上而下有人抓了,春耕生产有序地开展起来。全县老百姓都很高兴。
我回到报社,写了“内参”,直报中央。周总理看到了,十分高兴,马上送毛主席。毛主席批示:“《人民日报》立即见报。”
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怀柔县解放一批干部,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春耕生产顺利进行”的消息。用的是我写的“内参”原文,一字未改,连新闻导语也没有改。各地闻风而动,解放了一批干部,纷纷成立工、农、商业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农商业生产能正常进行,避免了经济崩溃的局面。
全国干部、群众都高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总理更高兴。一心搞乱天下、妄图乱中夺权的江青大不高兴了,指责总理“用生产压革命”。她追查这个鬼主意哪里来的,《人民日报》的消息是谁写的?姚文元说是报社记者王金凤写的“内参”,主席看了让《人民日报》发。江青大怒,记下了这笔账。
1967年2月,我到武汉采访。正赶上当地造反派驱赶大批工人、劳模、工会干部戴高帽子游街。我数了数,竟有6000多顶高帽子。最惨的是武汉重型机器厂的劳模马学礼,头上竟压了顶铁帽子。还有不少女工被剃了阴阳头,手里拿着稻草。“造反派”说她们上北京告状是保皇派想“捞根稻草”。一下火车便被揪来游街。六千顶高帽子游街真是浩浩荡荡、“蔚为壮观”,两旁有外国人在照相。
我看了气愤不过,提笔写了第二个“内参”,大意是wg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工人包括劳模竟遭高帽子游街,敌我不分!”
这一“内参”周总理也看到了,由“中央wg”下令,不准让工人、劳模再戴高帽子游街,还解放了大批工人和工会干部。
第二个“内参”也起了作用,我自问尽了中央党报记者的职责。
写第三份“内参”,大祸临头了!
1967年秋天,我到上海采访。上海解放了一批干部,我召开座谈会,编发了一个版。又专访了原杨浦区委书记、产业工人出身的张金标,写了长篇通讯,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版。这时,驻上海的空四军宣传处长来看我,请我参加空四军召开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当时,这样的会很多,很难见报,我不想去。不料,那位处长出语惊人,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
我问:“什么意思?”
回答是:“我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飞行(即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讲一句语录)。”
我听了大吃一惊。当时打电话,有人先念一句语录,如“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讲电话内容。这已经耽误时间,如果指挥飞行,指挥员和飞行员都先念语录,再说飞行术语,飞机飞行速度极高,指挥术语一句很短,如加上语录,飞行员反应不过来,非出飞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机毁人亡。我内心非常反感这种“极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开反对。只派了一名年轻记者去参加会议,也没写什么报道。
1968年1月,军委空军召开空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请《人民日报》记者参加。说参加者每人将发一套精装毛选和100个毛主席纪念章。我听了很生气。我知道当时有句话:“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其实,空军一直“很左”。他们动用大批国防器材铝甚至黄金、白银制作纪念章,有的纪念章比银元还大,有的人甚至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里……江青送几个芒果给空军,说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头顶芒果,站在火车里几小时送到基层供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忍不住,提笔写了第三个“内参”,向中央反映空军学习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语录指挥飞行,弄不好将发生重大事故;空军动用大量国防器材制作纪念章,不合勤俭建军原则;空军有骄、娇二气。
这个“内参”转到当时空军司令吴法宪手里。他向江青报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放厥词,胡说王金凤是上海、北平的地下党员,受到刘晓、刘仁领导。刘晓、刘仁是“叛徒”、“特务”,王金凤也是“中统”特务。她提出,要把金凤押送秦-城-监狱。敬爱的周总理保护了我,说“先审查审查吧”。于是,由陈伯达下令:“立即对王金凤监护审查。”1968年,把我押到北京卫戍区,和一些部长,如吴冷西、陶鲁茄、刘白羽等关在一起五年一个月。直到1973年6月,还是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把我放回《人民日报》社恢复工作。
坐牢五年,关在单身牢房,与世隔绝,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更残酷的是,吴法宪下令,强迫我的丈夫赵宝桐(全国空军英雄)和我立即离婚,又逼赵宝桐重新结婚。
赵宝桐顶了三年半,空军说他不重新结婚,便是“对王金凤有幻想,是立场问题。”赵宝桐生怕再顶下去,自己也可能被抓,则三个五岁、十岁、十一岁的孩子必然流离失所。无奈,他被迫于1971年12月和一名工厂技术员结婚。一年半后,我出狱了。

王金凤 赵宝桐  出狱后我面临家破人散的悲惨局面。我不甘心屈服,赵宝桐也不愿屈服。我们齐心协力,经过三年半艰苦复杂的斗争。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12月26日,锦州法院判赵宝桐和那名技术员离婚。同日,北京法院判赵宝桐和我复婚。  为写“内参”,我坐牢、离婚、复婚,付出整整八年时间。人生能有几个八年?!当然,wg十年,国家和人民付出惨重代价,知识分子、干部受迫害的数以百万计,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不幸者,总算保住了生命和家庭,也算侥幸了。
来源:马门六号传达室
编辑:邓秋雨

257#
发表于 2023-2-17 18:30:24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编辑:邓秋雨

258#
发表于 2023-4-19 09:10:14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钱江:97岁人民日报老记者林晰回望激流——风暴眼中(2
他在人民日报度过了将及百岁的人生。
1955年,林晰调到人民日报农村部,从事农村报道,对社会经济运行关注了起来。
“大跃进”的19583月,人民日报反右运动中确定“划右”的32人名单确定,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分批遣往唐山柏各庄农场劳作。林晰则走向另一个地方——湖北枣阳。  
1、大跃进中到湖北枣阳劳动一年        
林晰幸免于这场政治风浪,思想触角却被触动。林晰曾将自己在青年时代的社会理想和对现实的思考,向刚从理论部调任农村部主任的林韦谈过。对这位年轻人所思所想,林韦多有认同,但是他嘱咐林晰当下可以多思,不要多言。在林韦主持下的农村部,年轻人思想比较活跃,但是没有一个人落入“阳谋”之中,这要感谢林韦,亦是林晰的幸运。
在右派们打起行装前去渤海之滨柏各庄的同时,19583月,人民日报抽调60人(主要是编辑部门人员)下放不同的省市农村“劳动锻炼”,去认识农村,鼓动“合作化”和随之即来的“公社化”。
林晰也编入这个队列,这一组一共9人:沈石、王若水、吴元英、黄岳军、文天申、黄翊明、林晰、王小松、贺梦珂。他们在湖北枣阳县农村劳动了一年,亲身经历“高级社”“大跃进”进入“公社”的过程。
同在一个小组里,林晰认识和熟悉了同事王若水,概叹他在繁重劳作之余坚持学习,认真思考,而且佩服他的敢言。下乡不过半年,这位后来以哲学思考见称的思想者就给他看一份刚刚写好,打算发回报社领导看的报告。
哲学家的汇报说,枣阳县今年小麦单产是多少?《湖北日报》发表的数字是300多斤,其实报道发表之日,枣阳许多地方的小麦还没有打完呢。19588月底,湖北省委检察团来到枣阳县,这里的“红旗区”——鹿头区向湖北省委送喜报,写上单产小麦432斤。但是据若水实地了解,当地两个重点队的单产只有约200斤,其他的社队就更低了。
这份送交报社领导的报告还写道,他们参观了湖北省随县光大久社一块亩产5万多斤的水稻田,一看即发现这块高产田的作物是从多处移来拼在一起,因此产量也是假的。
2、林晰重返枣阳写通讯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眼前这位下乡劳作的编辑敢这样写,似乎已预示未来命运的波折。林晰感到自己不如他,他们的友谊在那时建立起来。
林晰意识到,“大跃进”中出现的大量虚报粮食产量,以及在农村“大炼钢铁”的浮夸新闻,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破坏。
枣阳,在林晰心中留下了深深印迹。即便后来离开了,想起枣阳总感到心弦拨动。
1962年,林晰特地返回枣阳县采访,重新审视劳作过一年的地方,认为农村需要调整生产关系,为此采写了通讯《在下放过的地方所见所闻所想》,针对“公社化”过急过大的严重偏向提出:生产队规模不宜过大,较小的生产队更适于当时农村的经营管理实际。这篇通讯是对“一大二公”公社制度的婉转批评。
文章发表不久,一股“反右倾”高潮再度涌来,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为纲。林晰很为自己刚写的文章担心,为是否会受到批判感到担心。
这时的《人民日报》报道又转而强调“公社化”优越性,林晰随同安岗、李克林率领的工作组,到山东曲阜县陵城公社东郭大队调查,撰写文章强调公社的“一大二公”是优点,恰与林晰先前文章对立。
反复波动的农村报道,使林晰对中国农村的未来深感忧虑。
1965年,林晰参加吴冷西率领的四清工作队,到北京通县西集公社开展运动。他就西集公社的多种经营、发展状况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纪要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为此配写了人民日报社论《关键在于干部的思想》(1965722日《人民日报》2版)。事后,他认为这篇社论中有许多套话和空话,久久深感不安。
终于,又过了不久,那场民族大浩劫开始了。
林晰老师告诉笔者:“我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直接参与了一些事件的采访。其中有着许多的困惑和悲哀。我把其中的一些片断真实记录下来,应该是件有意义的事。”
         
3.“文革”之初的最初触动
林晰回顾说,运动之初,我曾为这场也打着“解放思想”旗号的运动所鼓舞,认为这将让中国人民冲破千百年来形成的思想牢笼,可以使民族的思想更为解放,性格更为开朗一些。我在“文革”初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场运动的。
196511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几个月——持续到4月,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命运逐渐逆转,感到接收不到中央的及时信息及领导了。“上海为何突然向北京发难”成为报社编委会或者说总编辑深感疑惑的事情,编辑部成员们也闷在葫芦之中。总编辑吴冷西决定,派遣资深记者顾雷率领一个记者组专程去上海摸情况,林晰也在其中。
出发前吴冷西亲自给记者组讲话,要求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千方百计了解各种变化的缘由。到了上海发现,市委对这个记者组采取严密封锁措施,一举一动都受到注意,电话也被听去,结果是一无所获回到北京。这时,吴冷西已经临近被“夺权”的日子了。
从上海回来以后,林晰编入另一个“记者组”来到四川成都,打探有关文革的消息。没有过几天,陈伯达就来到人民日报夺权了,并于61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他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发表以后,“天府之国”的中心成都大乱。当天,林晰回新华社四川分社招待所,路上发现成群青少年正无所顾忌地用石子儿砸天主教堂的彩色玻璃。林晰想,这大概就是“造反有理”吧?
第二天,市面骚动,更多年轻人在街头巷尾砸烂店铺招牌,改变街道名称,有人追剪女人的长辫子。这让林晰想起“天下未乱蜀先乱”的古话。
中午,他来到玉龙街上的“陈麻婆豆腐饭庄”,想尝尝儿时爱吃的“麻婆豆腐”,却见几位工人手拿菜刀,站在梯子上刮去“陈麻婆”。走进去,林晰问女店员:“有陈麻婆豆腐吗?”
女店员对他说:“只有麻辣豆腐,今天改名的。”事情的缘由是,有人提出“陈麻婆是个资本家”,不能要这个招牌了,把它砸了当柴烧。也有人不同意,但在革命威力下,无人敢于坚持意见。
身在现场的林晰赶写了一篇短通讯,题目就叫《麻婆豆腐易名记》,第二天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他在通讯结尾处写道:“无产阶级的风暴冲击着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也包括这家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店。”只是没有写到记者自己。
林晰后来回顾说:“显然,我对这场‘革命’取赞扬、肯定的态度。我那时哪里会知道,这场风暴造成了祖国的全面灾难,也毁坏了我的家庭,夺走了我亲爱父亲的生命。”
  (未完待续)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Fvl7UQtoAlnPLUhPsGcYg
编辑:屈妍君

259#
发表于 2023-6-2 15:59:55 | 只看该作者
《新闻史上处理最彻底的一次殴打记者事件事件》
殴打记者事件,时有发生。本文作者曾亲历并见证、报道了一次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大闹收费站、殴打记者的全过程。
这一事件,惊动中央高层。报道推进中,中央政法委、全国记协、新华社总社旗帜鲜明地对殴打记者行为予以谴责,向被殴打记者表示慰问。
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时派出调查组进驻武汉。
最终,参与其中的两名副检察长受到撤职处分。当年,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中,专门对这起事件的处理进行了说明。
这就是发生在1999年著名的“11.17府河事件”,我和同事陈建刚现场见证了其中的大部分过程。
(一)事发:大闹收费站,砸坏采访录相设备,殴打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
为保证对一事件叙事的客观、公允,这里首先摘录中国青年报》1999.11.24的报道原文:
本报武汉11月23日电:(记者 张双武)受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委托,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查组昨日抵达武汉,就“11.17府河事件”展开全面调查。据有关方面介绍,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检察官大闹府河收费站事件已引起高层领导关注。
11月17日,湖北省岱黄公路收费站出现令人震惊的野蛮一幕,新华社记者在采访中无端遭受围攻、殴打和辱骂。肇事者竟是武汉市黄陂区检察院3名检察长带领的众多检察官。
当日上午11时34分,黄陂区检察院一无标志的小汽车由武汉返回黄陂,在通过岱黄公路府河收费站时冲岗, 被工作人员阻拦。下午,黄陂区检察院3名检察长以府河收费站阻碍执行公务为由,率领多名检察官到收费站强行抓人。
获悉此消息后,新华社湖北音像新闻编辑部摄像记者刘又元、姚海鹰赶往现场采访,但他们所带摄像机被检察官强行夺走砸坏,录像带被扣留。
下午5时许,新华社湖北分社武汉记者站站长熊金超受分社指派前往现场调查处理。
黄陂区检察院一名检察长一声令下,多名检察官一拥而上围攻熊金超,五六名检察官将熊高高抬起,强行塞入车中。熊金超在被围攻过程中,不断受到这伙人的拳打脚踢,并将熊的皮带扯断。后在群众施救下,熊金超才得以从小车中挣脱。据府河收费站电视监 视系统现场录像表明,熊金超遭围攻、殴打和绑架长达7分半钟。
事件发生后,引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这起事件,我和同事陈建刚率先作了独家报道。
(二)采访:“11.17府河事件”的报道推出,高层反应及处理始末
事情回到1999.11.17日中午。
我接到线索说,武汉市黄陂区府河收费站,发生一起机关工作人员冲岗事件,有记者录相设备被抢夺、砸坏。
我当即联系了正在外采访的摄影记者陈建刚,报社采访车在今东亭地铁口处接上他,我们遂向府河收费站而去。
我们大约两三点抵达府河收费站,此时,冲岗事件仍在继续发展、扩大中。
从府河收费站到紧邻一侧的收费站办公楼,挤满了人群,有人大声吼叫。
我们在办公楼查看了事发时的录相后,返回到收费站路口。
这时又见几辆轿车从黄陂方向驶来,听到有人说是什么“长”来了。
陈建刚正端着相机拍照,忽然有一人从我身边怒冲冲跑过去追撵他。
陈建刚个子大,那追撵他的人高高跃起,一只手从空中扣下来,砸向陈建刚。
陈建刚双手护着相机,顺势一推,抡向他的拳头打空。
大约下午5点左右,新华社湖北分社武汉记者站站长熊金超赶到现场交涉。
那天下午熊金超正在省公安厅参加一个活动,作为新华分社武汉记者站站长,他受命前来处理。
如《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所述:一声令下,多名检察官一拥而上围攻熊金超,五六名检察官将熊高高抬起,强行塞入车中。熊金超在被围攻过程中,不断受到这伙人的拳打脚踢,并将熊的皮带扯断。后在群众施救下,熊金超才得以从小车中挣脱。
熊金超被高高抬起这一情景就发生在我面前。他被众人拦腰横抬着,硬往一辆巡洋舰式的轿车后座塞。后被收费站工作人员和路人合力拦阻,熊金超才没有被带走。
我和陈建刚,应该是仅有的在现场见证这一事件的纸媒记者。
我们在调取了视频后,当晚赶回报社。
第二天,1999年11月18日,报纸头版头条以横栏标题公开报道。
报纸见报当天并随后几天,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杨永良即表态:坚决依法查处。
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罗清泉,约见记者表示慰问。
紧接着,我们又进行了全方位的追踪报道。
以下,以当时《楚天都市报》报道时间线为轴,从标题中即可以看到我们报道的层层推进过程。
同时也能感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及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并查处力度。
11月19日报道:《省市部门高度重视,对冲岗 殴打记者事件表示震怒》;
同一天11月19日:《相关领导先后4次来到报社,慰问记者,调查案情》;
11月20日:《武汉市检察院昨约见省市及驻汉央媒记者——通报有关情况及所采取的措施——认为“府河事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11月21日:“府河事件”引起高层领导重视——中央政法委,全国记协,新华社总社分別致电,对当事记者表示慰问》;
同一天11月21日:《省委副书杨永良要求严肃处理公开报道》;
同一天11月21日:《武汉市委书记罗清泉约见记者当面表示道歉》;
11月22日:《市检察院工作组昨进驻黄陂——副检察长xx已被停职检查》;
同一天11月22日:《就“11.17府河事件”——武汉市检查院调查组正日夜展开调查——冲岗、围殴记者事实清楚》;
11月23日:《受韩杼宾检察长委托,最高检调查组抵汉》;
11月24日:《武汉市昨向新华社湖北分社正式通报处理结果——并听取对处理结果的意见》;
同一天11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宾就“11.17府河事件”的处理向新华社通报》;
11月25日:“闯关”检察官受到查处——七名当事者受到党纪  政纪处分》;
同一天11月25日:《黄陂区委建议撤销两名参与此事的副检察长职务》。
在时任报社领导蔡华东、曹山旭亲自安排部暑统筹下,我们日拱一卒,每天在头版层层推进,直到两名检察长被撤销职务。
12月18日:《冲岗检察长昨被“罢官”——五名相关人员同时受到处分》;
同一天12月18日:《黄陂区人大主任刘春梅说:舆论监督是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保障》。
(三)惊动级别层次之高,影响之广,处理之捷,或新闻史上鲜有
府河事件发生后,高层迅即表明坚决查处的决心,相关部门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一查到底。
往事犹可忆,来者不可追。
本篇没有引述楚天报当年任何一篇报道的原文,仅以《中国青年报》的文字为索引。
通过一周甚至更长时间连续剧式追踪报道的标题,既可还原事件的原貌,又能展示整个查处过程的脉络。
毕竟事已久远,为尽量削除对当事者的影响,在原报道标题方面,还是做了有限的处理。
改过不吝,从善如流。
时间久远,纸痕已陈,可能影响到阅读感,请谅。
新闻,没有永恒与经典。谨列此文为《欧亚新闻职业忏悔录》之二。
是为记!
来源:欧亚地理札志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k5cmfANMOMOhOwUbQcgZA



260#
发表于 2023-7-2 21:57:55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世界最古老报纸:《维也纳日报》停刊 经历320年落幕

核心提示: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奥地利「维也纳日报」,昨天发行最后一天后宣告停刊,让奥地利文化界感到不舍。奥地利新闻业长期由八卦耸动的小报主宰,1703年创刊的「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是少数以新闻质量著称的日报,也是世界上发行历史最悠久的报纸。

奥地利《维也纳日报》停刊,街头的贩卖箱也随之走入历史。(图)

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奥地利「维也纳日报」,昨天发行最后一天后宣告停刊,让奥地利文化界感到不舍。

奥地利新闻业长期由八卦耸动的小报主宰,1703年创刊的「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是少数以新闻质量著称的日报,也是世界上发行历史最悠久的报纸。

此外,这份报纸的特殊之处是19世纪中起属奥地利国有,高层随政党轮替更换,但评论维持批判色彩,关注一般媒体冷落的国际议题,2015年签署的编辑室公约更确认编采的独立性。

「维也纳日报」停刊,主因是奥地利政府废除公司在该报刊登公开信息的义务,让报纸每年短少1800万欧元的收入;编辑部缩编后,目前仅剩20人,将以数位媒体的形式继续存在,未来充满未知数。

这份传统报纸停止发行,让奥地利文化界和菁英感到不舍,总编辑塞费德(Thomas Seifert)对纸本报纸发行300多年后停印感到「愤怒、忧郁和悲伤」,反对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Ö)称是「奥地利媒体和文化痛苦的一天」。



6月30日出刊的最后一份「维也纳日报」,前总理舒塞尔(Wolfgang Schüssel),以及出身奥地利、在美国好莱坞成名的阿诺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等名人纷纷受访表示不舍,编辑撰文向读者道别。

头版还印了几个斗大数字,回顾报纸的悠久历史:「116840天、3839个月、320年、12位总统、10位皇帝、2个共和国、1份报纸」。



「维也纳日报」停刊后,世界上发行历史最久报纸的头衔,从此拱手让给德国中部的「希德斯罕广讯报」(Hildesheimer Allgemeine Zeitung)。

这份1705年创刊的地方报,依然维持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出刊的德国报业传统,发行量约3万份。







来源:路透社
链接:http://www.18sz.com/news/show.php?itemid=16381
编辑:秦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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