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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料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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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发表于 2022-3-15 10:53:4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为1976年的人们鼓与呼的王永安走了

人民日报老同志微信群里,忽然传出消息:老记者王永安1月24日在美国病故,终年81岁。老同志纷纷缅怀,“王永安为1976年‘四五事件’及以后的平反冤假错案做过不小的贡献!”

“四五事件”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十分隔膜了。但过来人都记得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前后发生在北京的一切:十里长街送总理,天安门广场的人潮花海,还有感时伤怀、鞭挞“四人帮”的众多诗词,然后是伟大的10月北京市民和老干部快意烹饪三公一母螃蟹,“杯中洒满幸福泪”。

经过“文革”狂潮,长期的政治内耗和经济困顿,人们从切肤之痛中,体会到空头政治的荒唐,党外“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的丑恶。而周恩来倡导、邓小平践行的“四个现代化”,意味着安定团结,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改善民生。1976年百万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成为新中国建政以来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几十年间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从此鸣笛变轨,转向震惊世界的改革开放。在“四人帮”的操纵下,人民日报一度对“四五事件”宣布官方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华国锋在这年10月的惊人一搏中逮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承认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恩来“合乎情理”,并在这年岁末悄悄释放了一些广场被抓的群众,对于"四五事件"的整体定性却不肯后退,坚持“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趁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从秘密调查到内参和公开报道

然而,党内外的良知底线,人心不死,构成了一道看不见的万里长城。抓捕“四人帮”后第二天进驻接管人民日报的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与报社“文革”中靠边站的老同志心心相印。这一年岁末,他把刚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的记者余焕椿等人的清查报告《“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上报中央。主管宣传口的耿飚看到材料后,高兴地说:“四五事件可以平反了。”

西北政法学院毕业、1964年分配到人民日报的王永安,作为本报政法记者,就是这个历史节点挺身而出,为还原历史正义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王永安对于“四五事件”有这样的认知:“1976年4月5日前后,党和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在广袤的祖国大地,在英雄的天安门广场,千千万万的人民挽手挺胸,激昂慷慨,同声讨伐‘四人帮’。残酷的镇压虽然给‘四人帮’带来短暂的喘息,但人民的血泪,人民的心声,唤醒了中华,振奋了党魂,为我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本报记者王永安、于国厚、张燕《争做振兴民族的中坚——访参加四五运动的一些同志》,1981年4月6日《人民日报》)

据王永安回忆,从1976年底开始,社领导胡绩伟、王若水等就悄悄布置记者到社会上秘密调查清明节事件的真相,通过相互串连,寻找线索,秘密听取被抓人员、现场当事人员的纪实谈话。为了使这项敏感工作不节外生枝,王永安对外的身份不是记者,而是报社搞清查的外调人员,调查人民日报1976年4月8日《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报道中的有关问题。王永安还得到了报社政治部主任的成坊支持。调查工作开始还秘密进行,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北京市公安局知道了,这一来也不避讳了。

1977年12月25日,王永安向胡绩伟总编辑汇报了出狱不久的"四五事件"受害者来访情况。胡绩伟问那个理平头的人找到没有,王永安说“理平头的”、“戴眼镜的”、“砸广场车的”人还没找到(这些人都曾被“四人帮”污蔑为“反革命分子”)。胡绩伟说,务必把理平头的等人找到!1978年4月“四五事件”满两周年的时候,几乎天天有事件受害者和目击者找到报社,向王永安等人讲真相、诉不幸,盼望昭雪。他们纷纷给党中央写信,很多人指名道姓地提出把信交给邓小平、邓颖超同志,让他们最信任的领导人了解情况。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四五事件”的几个关键问题,是非清楚了。如:《文汇报》反周总理的文章,南京事件,北京压制悼周,4月4日纪念碑花圈一夜被清,广播车为何被砸,冲击大会堂原委,天安门东南角现场指挥楼被烧内情,抓捕人数和有无死人情况,清查中追查后台问题,以及人民日报怎样上报事件假报告、报纸的假报道等。参加社内清查和社外调查的,有余焕椿、王永安、张玉兰、张和平、胡志仁、缪俊杰、卢袓品、崔筱桐、高集等记者编辑。

1978年5月,总编辑胡绩伟与副总编辑秦川、李庄商量,从"四五事件"受害人的情况和申诉信中整理出一份内参,“单印专送”中央,并以“人民日报宣传小组”写出说明:“陆续到报社的群众工作部来访,有的给报社写信,表达了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限感激和热爱的真挚感情。同时,普遍反映了他们在出狱后,继续受到歧视和迫害的情况。”

6月8日,人民日报编委余焕椿在全国政协文化组展示了“四人帮”与鲁瑛的24次通话记录,首次公开呼吁为"四五事件"彻底平反。

1978年9月初复刊的《中国青年》第一期,由于刊登了天安门诗抄和广场被捕青年韩志雄的事迹,被汪东兴勒令停发。王永安连夜赶写出韩志雄的长篇通讯,声援《中国青年》,首次澄清了被“四人帮”颠倒的一些事实,如砸广播车、冲击人民大会堂等,以及姚文元关于"四五事件"定性的指示,是当时各媒体努力发出的“四五事件”零星报道的一个突破。韩志雄只是二十出头的推土机司机,北京市房修二公司党委冲破阻力,为小韩广场罹祸而奔走。党委副书记派人前往公安局交涉,并表示:“就是公安局不平反,我们也要发决定向小韩学习!”(《在急风暴雨中——记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共青团员韩志雄》,1978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

评论部领导范荣康取走稿子,发排后告诉王永安:“你的稿子全文照排,关键不是改,而是报社领导敢不敢发表。”10月17日晚,韩志雄的通讯装上了人民日报第3版。大样在社领导手中传递,总编辑胡绩伟没改;王若水没改;值班副总编辑李庄把稿件中“四人帮”露出“真实面孔”改为“峥狞面孔”,两字之改以示负责。第二天见报后,《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专门打来电话表达军方支持的立场。

10月29日,胡绩伟让王永安搞一份"四五事件"内参,说明抓的人中有无反革命分子。经过一番深入调查后,王永安整理出《四五事件被捕人员的处理情况》(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726期),证明其中没有一人是反革命分子。这个材料对于为"四五事件"平反排除障碍是很有说服力的。(王永安《我同胡绩伟同志的接触》,共识网)
北京新市委决定一语惊天下

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新班子召开常委扩大会。“凡是派”吴德去职,林乎加调任第一书记,贾庭三主持市委具体工作。常委扩大会上人声鼎沸,与会者强烈要求在会议公报中,加上一段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话。特别是“四五运动”后被捕和受迫害人数较多的北京工业口、教育口反应强烈。据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回忆,在总结会上,贾庭三忽然离开讲稿,取出一张小纸条,念出一段惊心动魄的话来:“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段话连用3个“完全”,鲜明地表示了新市委的态度。11月15日,《北京日报》关于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4000字报道中,全文写进了关于"四五事件"的这段评价。这一天,胡绩伟感到时机成熟,给编辑部打电话,要求马上写出文章,向全社会揭露"四五事件"真相。由评论部负责人范荣康主持,王永安、余焕椿、缪俊杰、卢袓品、崔筱桐、高集参加的写作组当天到位。

15日当晚,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三家央媒老总在中央工作会议代表下榻的京西宾馆见面,商议如何转发《北京日报》这条新闻。新华社社长曾涛提出,从北京市委决议中抽出"四五事件"那段话单独发表。胡绩伟拟出标题《“TAM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就在新闻界三巨头商议于京西宾馆的这个晚上,人民日报"四五事件"写作组全体来到公安部,调看了1976年的广场监控摄像,感受当时现场悲壮惨烈的气氛。

11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这则新华社电讯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TAM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1976年清明节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从11月16日到11月24日,中央高层保持了难堪的沉默。而人民日报写作班子集中在评论部大办公室,争分夺秒地赶写"四五事件"通讯。据王永安回忆:“我捧出一堆堆他人用血和泪换来的材料,一首首感人肺腑的诗抄,一张张激动人心的照片,一盘盘催人泪下的录音带,大家翻阅着、聆听着,个个心潮难以平抚。”

平反通讯见报前的顾虑
一个星期左右,几万字的初稿出来了。11月20日,胡绩伟打来电话,决定文章翌日见报。这天上午胡绩伟还召集写作的同志开会,透露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希望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胡乔木提出文章最好多点一些当年参加"四五事件"人的名字,尤其是天安门诗词的作者。下午报社编前会对此事进行了热烈讨论,编委、理论部主任何匡突然激动起来,担心:“明日文章见报,胡绩伟马上下台,人民日报要受到处理。”

何匡1938年8月奔赴延安抗大,在“文革”后思想理论界的拨乱反正中冲锋陷阵,但他作为编辑部的高参、胡绩伟的老乡兼挚友,不能不为人民日报的命运思虑良多。编前会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晚上,人民日报最资深的评论员范荣康,以他那几十年不改的苦笑对写作组说:“文章明日能否见报,还很难说。”

这时候,王若水来到写作组,明确表示同意明日见报。大家松了口气,赶紧拉住这个“文革”中的“资产阶级理论权威”:“王权威,你今晚别走,盯在这儿。”

写作组开始修改见报稿,由余焕椿执笔,范荣康定夺。大样出来后,送给值班副总编辑李庄和秦川审阅。李庄的退样,将广场镇压中的敏感情节做了部分删节:因为吴德还在位,删去广播讲话内容;淡化了广场受害人被打、被关的情景描述。而秦川的改样,据王永安回忆,“有的改得好,有个地方改后影响了事实准确。老范说那再改回去,回头报告一下老秦,于是我在车间直接处理了。”

11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转二版,发表署名“人民日报记者”的长篇通讯上篇:《TAM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11月22日连载通讯下篇。长篇通讯开宗明义表示:“四五事件"前后,“四人帮”及其心腹利用《人民日报》搞了许多假情况,造了许多谣言,上欺中央,下骗群众,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人民日报职工深感有责任把被颠倒的"四五事件"真相公之于众。文末得出一个豪迈雄壮的结论:“谁是事件的组织者?人民。谁是事件的指挥者?人民。”"四五事件"以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不是“四人帮”的;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只有人民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这是几十年极左路线创巨痛深,党和人民舔血抚痕得出的历史觉悟。通讯见报后,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些领导见到胡绩伟,同他热烈拥抱。王永安回忆这段往事,深有感慨地说:“留下的是办报民主,思考冷静,干群融洽,忠于事业的人民日报好传统。报社犯错误的教训之一,就是在重要时刻,不同意见太微弱了,舆论一律、一言堂封杀了冷静思考的空间。”王永安可能一直沉缅于改革开放初期上下无界的宽松气氛,不唯上也不知转圜的倔强个性,到了90年代终于导致了一些内部摩擦,离开了新闻一线。

11月25日,华国锋终于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中央认为,TAM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TAM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对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历史见证了伟大的1978,党心和民心如此水乳交融,由体制内媒体与中央务实改革力量声气相求、配合默契,终于推翻了压在百万北京市民头顶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结论,历史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领导人以"四五事件"的平反为杠杆,以人民呼声为后盾,矢志推动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史上,这是多么令人振奋和伤怀的一幕,像流星般美丽地滑过东方的夜空。

党报记者的“在场”优势

在新中国的若干历史关口,人民日报记者因为中央机关报的便利,可以“在场”观察与记录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有幸亲历甚至推动历史的进步。

“文革”后,王永安因为新闻报道需要,跟中央高层的子女有来往,更以记者的使命驱使,与众多社会底层的人们产生共情,努力为其代言。王永安专门采写过天安门英雄平反后的个人生活和事业发展。满目疮痍的祖国复苏了生机,当年的英雄青年意识到缺乏文化知识搞不好现代化,很多人考上了大学生、研究生。《告别》一诗的作者景晓东,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清明节呐喊》一诗的作者邓永思,考入北师大哲学系;到小楼谈判的五名代表之一赵世坚,考入北京师院中文系;天安门广场上第一张悼词的作者曹志杰,考进北大法律系研究生班;出没在广场上录音的任世民,成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特艺系的研究生。朝阳区无线电一厂技术员周忠铉,在狱中就考虑着图纸的设计,出狱后抓紧整理资料,到美国底特律大学深造,以满分的成绩取得考博士学位的资格。

翻开“四五事件”的照片,都是当年许多年轻人冒着危险抢拍下来的。这些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编辑出版了《人民的悼念》大型画册。王志平、罗小韵、吴鹏、王苗等成了专业的摄影工作者。北京电影乐团的王立平,曾经参加为纪录片《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扬眉剑出鞘》作曲,曲调悲壮感人。如今向抒情歌曲进发,大胆使用电吉他、电子琴配乐,终于创作了受人喜爱的歌曲《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等。

1976年是政治残破、肉食者鄙,连普通人也看不下去的年代。还有一些人在那个国运转折点上飞蛾扑火、博浪一击,事后悄然身退,继续一份平凡的工作。北京航空食品公司工人傅燕君,1976年时只有14岁,因对不让人们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想不通,天真地写信质问,结果被拘留。现在他14个国家的航班服务,努力把食品做得色、香、味、型俱佳。民航的傅乃严在狱中受折磨,身体虚弱,领导照顾他做收发工作。他说:“我最大的乐趣是能及时把信件发出去,把书信报刊送到大家手中。”

王永安还记述了一些令人动容的小人物命运。北京市劳改局的老郑同志,曾经被当作“四五事件”的一个小后台而关押。粉碎“四人帮”后一年多,在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时,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得知老郑同志的情况(老郑在文革中还批判过他),认为这样的同志应该受到信任,与劳改局的组织研究,将老郑调出来,参加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重要工作。这位老同志听说老郑的孩子得脑瘤后,亲自请医生为孩子医治。青年工人贺延光带领全厂青年到广场献花圈,矛头直指“四人帮”,出狱后当选共青团十大中央委员。但他放弃前途似锦的仕途,整天背着照相机采访、拍摄。

报道最后,王永安也直言:有少数因参加"四五事件"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至今仍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处境也不大好。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本报记者王永安、于国厚、张燕《争做振兴民族的中坚——访参加四五运动的一些同志》,1981年4月6日《人民日报》)

“四五事件”旧人的重逢和失之交臂

1985年王永安担任群工部副主任,赶上钱李仁接任社长,党报一段辉煌的历史。如1989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本报记者王永安、李春雷、赵蓓蓓的报道,大标题是《舆论监督面临挑战各方呼吁排除障碍》。由群工部另一位副主任李春雷主持,首都法制记者联谊会在北京饭店召开“舆论监督所面临的挑战”研讨会,首都新闻、法律、纪检、信访、理论、艺术界近百人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者主张:舆论监督应包括知政、议政、批评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舆论监督搞好了,对防止腐败现象,促进民主化进程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当前舆论监督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行政的干预,权力的滥用;非理性的冲击,旧观念的束缚;新闻工作者自身的素质及社会责任感;社会各层次特别是领导层的承受力。几位发言的律师认为,记者们一要有勇气,二要求实、三要依法行事;当记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需要帮助时,律师有责任为记者伸张正义。今天读来,可以感受到80年代思想解放的生猛。

1992年王永安在群工部主持召开人民日报“耳闻目睹”图片专栏座谈会,探讨运用摄影手段干预社会生活,进行舆论监督。王永安采访过的“四五运动”英雄、时任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坦言:摄影记者大多愿拍表扬的照片,不愿拍批评的照片。拍表扬的照片容易发表,可能从被表扬者那里得到好处,名利双收;拍批评照片,要冒着照像机被砸、人被打的危险,照片见报后还可能招来一些麻烦。搞舆论监督是需要有勇气的,好的照片可以放得大一点,比较重要的希望能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主持会议和参加会议的,依然是当年那份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2012年的一个饭局中,我偶遇一位“四五”英雄、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周为民,谈起人民日报为“四五运动”平反的报道,他惦记着王永安。当时王永安已经长居美国。我试着拨打了本报宿舍电话,竟然联系上了回国小住的王永安。他热情邀请我到本报北区宿舍楼,品茶畅聊,交给我一份改样,对我撰写的《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社史札记做出了详尽的细节订正。记得他指着寓所朝南的阳台说:这一阳台都是1976年"四五事件"的原始史料,1978年平反后市公安局说已经撤案,原始材料都让我拿回来了。那一刻,我感觉面对着一位历史的见证人,羡慕加敬意。我介绍做改革口述史的鲁利玲女士与王永安建立了联系。可惜当时没有抓紧落实王永安与周为民的会见,两位重要的历史参与者在1979年西单“民主墙”事件后天各一方,终于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本报记者、西北政法学院同学陈兴贵说起,王永安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喜欢西方古典音乐,在大学班上是文艺委员。90年代初,王永安到新闻系工作后并不沉寂,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拿到了复旦、人大之外新闻学专业第三个博士点。本报文艺部老记者、画家罗雪村印象中,很多年前去报社北区食堂吃早点,总能看见王永安提着饭盒去打饭,要6个油饼;路上逢人就聊,遇到正在剪黄杨的绿化工人,也停下脚步说上几句。罗雪村悄悄画了他的背影。

王永安育有“三朵金花”,晚年住在学古筝的二女儿美国家中,摔过两跤,又为肾病所苦。曾与王永安共事的群工部另一位副主任李春雷一直与他保持微信联系,谈起自己的病情,王永安幽默地说:“医疗很先进,病人很痛苦。”但他心态好、乐观,就如他工作时不紧不慢,哈哈笑笑,其实心里很有谱。

本报80年代的副总编辑余焕椿感慨:王永安彻底解脱了,路上再无痛苦,只有友人无尽的思念。

来源: 党报旧闻

编辑:蒋可心

232#
发表于 2022-4-18 07:49:12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西祠胡同“记者的家”——关于媒体人的那些青春记忆
因为西祠胡同以1元出售的消息,引起很多媒体人对西祠的怀念,用资深媒体人宋阳标的话说:其实那大约更是在怀念我们那些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吧。
说到西祠胡同,绝绕不开“记者的家”讨论版。​
彼时,这里曾是诸多媒体人的聚集地。
前资深媒体人刘建平曾是“记者的家”的版主。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没有宋阳标,可能就没有后来“记者的家”的辉煌时刻。
日前,宋阳标应约撰写了一篇短文,回忆了关于西祠​“记者的家”点滴往事:
​2009年,我应赵世龙的邀请,到广州​加入《时代周报》。和赵世龙见完面,正好总编辑宋繁银组织编前会,我就顺便过去和大家认识一下。宋繁银笑着跟大家说:真正的老宋来了。
他说的这个真正的“老宋”,是我在西祠胡同里的网名。
西祠胡同,一个听起来很熟悉,但是又很遥远的名字。那里,曾经是第一代网络弄潮儿的天堂,是论坛时代的佼佼者,也是第一代互联网媒体人的精神家园。
初识西祠
2000年的时候,我正在《扬州晚报》做体育版编辑。报社当时已经用上了全套的方正采编及排版系统。扬州日报社是全国最早一批使用方正文韬和飞腾系统进行新闻采编工作的。
我们那时候的新闻采集已经完全电子化了,本地新闻也是通过文韬系统派送,国内国际新闻可以从新浪网、搜狐等门户网站找新闻,已经不像前些年有些地方还靠新华社的几路电讯。
电脑这时候已经成为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上网更是工作中的重心。在1999年底的时候,报社的一位师兄就告诉我,有个网站叫西祠胡同,里面很多聊天室,很有意思,有空进去看看。
我刚刚上网时,除了看新闻外,有时候偶尔也会去一些地方的信息港聊天室看看,但是觉得聊天室很无聊。但是师兄推荐了,我就去看看吧。
到了西祠首页,需要注册,我注册个什么名字呢?我想起来大学同学都喊我老宋,我就注册个老宋吧。谁也没想到,后来老宋这个名字在传媒界有那么大名气。
进了西祠,去了师兄说的聊天室,我一看——哎哟,群魔乱舞的感觉。里面有什么“乱坟岗”,还有什么“魔族”、“狂教”,网友在里面吵架骂人,乌烟瘴气的。
我觉得这玩意一点意思也没有。不过,我突然发现,这里面有一些论坛的版块挺好的,里面很多文章挺好看。我就在里面看各种版面,比如文学类的文心雕龙、梦天梦云梦飞扬,还有时事类的我看日本、社会广角,都挺有意思的。
我看了一段时间,突然想:怎么没看到我们新闻人的版块呢。我在胡同口搜索了一下,看到一个版叫记者的家,版主叫“牛吃草”。
但是这个版还是秘密版,不公开,必须要版主同意才能加入。于是我就给版主留了个言:我能进来吗?
没想到这句话在传媒历史上留下了一笔。
记者的家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专业95级的刘建平,就是这位“斑竹”牛吃草,因为在酒吧里听到的西祠胡同网站,他好奇的注册了一个版,扔在那也没管,大概版面上也是荒草萋萋。他也没想到会有人想进来看看。
我的留言,让牛吃草觉得这个版块还是有价值的。于是他后来把版面设为公开的。他又找了自己的同学和学弟学妹们来版上热闹。
那时候的几位“板斧”(版面副管理员),后来都成了媒体产业的一员。
版主牛吃草,真名刘建平,当时在新华日报旗下的《每日桥报》(后改名为《南京晨报》),后来去了《南方周末》;
“板斧”二十二条军规,真名高峰,牛吃草嫡系师弟,后来去了21世纪报系;
“板斧”胡小同,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新周刊》主编胡赳赳;
“板斧”9#,真名沈伟,后来去了《新华日报》,牛吃草嫡系师弟,大学毕业时他爸怕他跟女朋友跑了,开了辆卡车把他接回老家。前几年他还被借调到一个重要部门去工作;
“板斧”28亩地,真名黄伟清,牛吃草嫡系师弟,现在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
“板斧”肖余恨,真名王传宝,著名时评人,是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的新闻学教授;
“板斧”中顾委(我记得有他),真名顾一冰,是江苏省国税系统官员,曾在南通、镇江多地做过国税局局长;
印象中还有个“板斧”驿钊,似乎是西北某省级媒体领导。
我记得牛吃草结婚时,我们在新华日报社边上那个酒店庆贺,胡小同那时候还是个学生,跟我们挤在酒店里打地铺,一看他长相就是个广东人。
牛吃草是扬州高邮人。我那时候在扬州工作,周边还有几位热心版友,扬州电视台的章序(真名章旭波),扬州广电报的维扬水乡人(真名顾维华,后与我同时去了《东方早报》参与创刊)。
因为多重原因,我们把“记者的家”第一次聚会放在了扬州。
我记得第一次参与的还有西祠一个著名户外版的版主jiaxi(真名林嘉喜),社会广角版主、“记者的家”热心“板油”木马计(真名王向宇,江苏税务的编辑部主任)。
还有一位女性,是刚刚从东南大学毕业的,网名蓝悠悠,真名黄国芹,她当时在扬州下面的江都工作。
传媒大亨
“记者的家”当时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几位版主想去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媒体的地方,都会有人接待他们。
每天版面上面都会趴着几百个“匆匆过客”(注:西祠胡同未注册,直接看版和登录时间过久掉线的,都显示为匆匆过客),这就是各大媒体的人趴在那看热闹。
版面上有新闻业务讨论,有新闻界的时事八卦,还有很多对媒体界自身监督的文章。那时候,很多记者编辑化名在版上发文章骂老总,还有“XX又带女记者、女编辑出去吃饭了”诸如此类的文章。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时我们很多人写的东西真的挺浅显苍白的,但是,那时候不仅仅是互联网的青春时代,也是第一代互联网媒体人的青春时代,虽然文字直白浅陋,却压不住文字里透露出来的勃勃生机。
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版上统计了实名注册的很多网友的通联方式,很多人加了OICQ,那时候还不叫QQ,企鹅也又黄又瘦。
当时手机不能上网,或者是只能上很简单的网页,所以“牛吃草”的用户名密码实际上是部分管理员公用的,以便刘建平不在电脑边上的时候,可以迅速管理版面信息,说直接点,就是方便上去删帖。(经常半夜接到媒体领导电话,请求删帖)
西祠时代,牛吃草是真真切切的传媒大V。不过要说西祠的传媒大亨,那是我了,我把能想到的媒体名字都在西祠给注册了一个版,差不多可以搞成传媒托拉斯了,其中还注册了一个名字相仿的“记者之家”,作为对“记者的家”的版权保护。
像很多后来的传媒大亨都在西祠有用户名,比如说《南方周末》笔杆子迟宇宙的西祠用户名是“小迟飞刀”;报道孙志刚案导致收容制度被废除的陈峰的西祠用户名是“家在北方”;现在澎湃新闻时政版的王鹏西祠用户名叫“坦克二师”,那是因为他老家住在徐州的部队坦克二师边上。
那时候流行媒体人聚会。借着西祠的版,吆喝一声,就会群起响应。
我记得有一次,《南方周末》的钱刚总编辑到南京,牛吃草约了南京一帮媒体人在洪武路的一家叫红泥的饭店吃饭,菜里有一味是竹笋做的汤,钱老师是南方人,喜欢喝,快喝完了,钱老师发现里面有虫子。于是叫服务员来交涉。
结果那个饭店老板可能有背景,服务员挺大牌,意思就是顶多这个笋汤就不收钱了。结果在座的南京媒体大佬们不愿意了,后来老板听说里面坐的都是南京的媒体领导,喝汤的是《南方周末》的老总,老板也怂了,要给大家免单,钱老师很大度“免单就不要了,打个折吧”。
我曾发朋友圈说,像《东方早报》、《外滩画报》、《青年报》、《青年导报》、《新周报》等报纸就是西祠网友办起来的,旗姐张冬萍说可不止这些,确实不止,那时候新闻人流动性强,大多数都是靠“记者的家”版面互相了解,就像我,去《东方早报》,就是因为牛吃草介绍杨海鹏给我认识,大家都是“板油”,而去《新周报》,就是因为在版上认识了赵世龙。
后来很有名气的刘虎、李建军,当时也都在“记者的家”版的QQ群里。
再见老友
我自己也是因为在“记者的家”结识了很多媒体朋友。
从《扬州晚报》出发,经历了《南京晨报》、《东方早报》、《新周报》、《江苏法制报》、新华社江苏分社、《时代周报》等单位,干过记者、编辑,也卖过报纸,拍过纪录片,反正把媒体里能干的活基本都干过了。
还是最早一批自媒体人,早在2006年前后就创办了一个权益网。
《东方早报》创刊时,我借用朋友陆汜康在比利时领馆对面的一个大花园洋房做媒体人聚会,结果来了一堆《东方早报》、《青年报》的媒体人,见面互相递名片,一看名片,都是一个单位的,互相不认识!
我记得在上海时,那时候认识了《青年报》两位副总:王国胜、郭烜。《青年报》国际部的汪庆红请吃饭,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涂重航在那给大家倒酒,现在人家都是《新京报》负责深度调查的领导了。
在“记者的家”的影响下,后来又有一批媒体人开了一些地方媒体版块,就像朴抱一注册了上海记者家园,还拉了我做“板斧”,然后我们就约了一帮上海的哥们姐们在陕西南路某处的火锅店大快朵颐,吃了顿饭。
不过,据后来朴抱一说,我离开上海以后,大规模的媒体人聚会就搞不起来了。
2003年,西祠胡同五周年时搞了一个庆典,在南京的白马公园搞了露天演唱会,我和牛吃草都获了“大奖”,我是西祠胡同首届“十大风云人物”,他应该是代表“记者的家”版块拿了“十大风云版块”。
“记者的家”在网络还不是很普及以及手持互联网终端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可以说是起到了媒体界的信息中心、黄埔军校的作用。很多媒体招人,要在里面发公告,或者媒体领导直接就在版里寻找合适的人。
今天的很多四十岁左右的媒体人都是和西祠胡同记者的家一同成长起来的,前几年,著名美女记者徐子莫跟我说“我是看着你的文章长大的”,但这话在我听来,感觉像黑我的。
3月31日下午,和原东方早报老同事沈凤丽聊了几句,她说:我们的时代过去了。其实,说时代有点大,说我们的青春过去了,那是不错的。
那个时代,媒体人生机勃勃,青春飞扬,​虽然稚嫩,但是虎气十足。大概青春永远是最好的,也是无法追回的。所以,也是最值得怀念的。
愿我们媒体人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必等候炬火。
愿新朋老友,相会于永远的青春之中。
来源:传媒特训营(公众号)
编辑:陶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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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13 21:16:59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习近平致《大公报》创刊120周年的贺信(全文)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习近平致《大公报》创刊120周年的贺信

值此《大公报》创刊120周年之际,我向全体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

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秉承“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办报宗旨,立言为公,文章报国,为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香港回归祖国、保持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入新时代,《大公报》旗帜鲜明发出正面声音、凝聚社会共识,为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增进香港与内地交流、促进人心回归作出了贡献。

希望《大公报》不忘初心,弘扬爱国传统,锐意创新发展,不断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

习近平

2022年6月12日

来源:“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链接: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 ... ;share_to=wx_single

编辑:张铭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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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18 13:13:46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优秀的新闻作品和不倦的新闻教育——纪念商恺诞辰100周年

1983年9月,商恺在茌平县招待所。

1977年,商恺从鲁南化工厂回到人民日报记者部后,已经55岁。他虽然是记者部负责人之一,却以一名普通记者的身份,焕发着高昂的热情,奔波在大江南北和西北黄土高原,写下许多新闻佳作。先后结集出版了《大地笔踪》和《报海帆影》。

商恺辞世5年后,新华社于2003年4月编辑出版了《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一书。该书由大学新闻系资深教授乔云霞执行主编。“精选了近代以来45名中国著名记者,简述其经历成就,并有名篇赏析”。其中对商恺记者经历作了概括介绍,精选了1982年11月29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的一篇通讯《探索科学的垦荒途径——少种开沟种植法研究在宁夏初见成效》,作为商凯的新闻作品的代表作进行赏析。这篇新闻报道也可称作调查报告,这是在贺兰山与包兰铁路之间的大西北特殊地带,一大批宁夏国营农牧场30年间探索出的一条恢复当地生态环境的科学垦荒之路。商恺以优秀记者敏锐观察力,及时跟踪这一新生事物,指出开发大西北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防止过度垦荒。很见一个老新闻记者的业务功力。


《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书影


《致青年记者60封信》等书

1984年4月,商恺担任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之前之后,他都担任着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历年许多硕士研究生的业务指导教师。他的《要注重新闻理论学习》、《致青年记者60封信》等文字见证着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对年轻未来一代的谆谆告诫。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商恺糖尿病日益严重,身体每下愈况。一天,他带着数十篇1978、1979年入学的硕士毕业论文副本,交给与他住所不远的学生胡太春说:“这是我认真看过并有批改记录的硕士学位论文,他们已经毕业多年,正式论文答辩也已存档。我不忍心丢掉这些珍贵资料,转给你。你可否收藏?”

商恺老师是一个爱惜才俊、很富有同情心的老人。上世纪80年代新闻所、系曾吸收一批地市级报纸的优秀青年新闻工作者进行培训。其中商恺与山西运城青年报人毛致远多有来住,曾给致远的书写过序言。当他听到毛致远猝然英年病故的消息,十分悲哀。曾对我们山西籍的新闻人说:致远家境贫困,只留下一个孤儿,快考大学了。大家是否考虑帮助建一个基金,将来让孩子能上完大学?


笔者收藏的商恺认真看过并有批改记录的硕士学位论文

来源:胡太春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r_eAxAGfWhynpTfiLLF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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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0 22:59:06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凤凰传奇:刘长乐沉浮录

2018年2月26日,华尔街的传奇人物,号称投资界乔布斯的瑞.达利欧带着他的新书来到北京一家酒店演讲。

酒店的名字叫:CHAO。

到场的嘉宾除潘石屹、傅盛等商界大佬之外,还有一位贵宾——郎朗母校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毕业的学长贺鑫,凤凰金融董事长。

他的妻子刘点点,是凤凰卫视的副台长,也是老板刘长乐双胞胎女儿中的一个;常年负责凤凰卫视的“中华小姐环球大赛”项目。

作为凤凰卫视强势站台的理财平台,凤凰金融的起点可谓极度风光。

2015年凤凰金融A轮融资发布会上,陈鲁豫、窦文涛、胡一虎等凤凰的当家主持人共同亮相,联袂主持。在一部宣传片中,几位当家花旦更是集体站台。

片中提问:凤凰为什么要做金融?

昔日的凤凰一姐许戈辉回答:当然是为了给你更好人生。

总编辑吕宁思说:让人生更加幸福。

采访过朱总的吴小莉,这次说话很简洁:服务全球华人,创建美好社会。

这些人出场时,名字下面都赫然写着一行字:凤凰卫视集团员工。

在瑞.达利欧的新书发布会上,贺鑫重点提到书中的两个词,说凤凰金融在公司管理文化中也同样提倡这样的精神。

极度求真和极度透明。

这个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大家都还堵在回家的路上时,海南公安发布了一条警情通报:

凤凰金融实际控制人贺鑫被刑拘,原因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P2P暴雷。

至于本该是音乐人的贺鑫,为什么能成为金融平台的董事长,这可能就得问他老丈人,凤凰卫视的创始人刘长乐了。

2021年4月17日,刘长乐把将近19亿的凤凰卫视股份出售,占凤凰卫视已发行股本的 37.93%。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整理了和凤凰卫视有关的几个瞬间。

也是那个时代的几片高光记忆。

01

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亚洲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当时亚洲地区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

刘长乐将目光对准了这颗卫星,他打算办一个“维护华人话语权,让世界听到华人声音”的电视台。

1995年,凤凰卫视成立,次年凤凰卫视开播。图标请了个美国公司设计,开价就是40万美元,当时约等于400万人民币。

2021年小米改个logo花两百万,大家还说被坑了。你想想那时候的四百万,那是什么概念。

因为着急,创始人刘长乐也没砍价,寻思敢开价肯定有真本事,赶紧跟设计师介绍凤凰是个什么意思。

设计师听了半天,总算听明白了:

哦,凤凰是种会在天上飞的大鸟。

刘长乐当时就傻了。好在人是有真本事,过几天就给了一摞图案。最后选中的就是现在这个,凤凰卫视用了几十年。

这次爆雷的凤凰金融,它的LOGO也是这个。

最早让凤凰卫视进入公众视野的事件,要数全资赞助、全程直播了柯受良飞跃黄河。

在飞跃前,柯受良放过这样的豪言壮语:

中国人有足够的能力、力量做世界上任何事,我用这一举动迎接香港回归!

实际上,他为了筹备这个计划已经要倾家荡产了,好在凤凰卫视答应全资赞助1200万。他说:凤凰卫视救了我的命。

但其实老板刘长乐只是把这次直播当成香港回归直播前的热身,1200万买一次经验。

当时,凤凰卫视凭自己搞这个飞跃黄河的直播是很困难的,刘长乐不得已拉来了中央电视台合作。

央视派的主持人派出的主持人是朱军,周涛和张政,还有一位负责人。

这位负责人第一次打电话跟凤凰负责人周志兴沟通的时候就这样说:

老周,我不知道你原来在什么单位工作,我们是中央电视台,前面是中央两个字,你懂不懂?

也难怪如此,这位负责人只觉得凤凰卫视是个县级电视台,中央到县差了四个等级,与凤凰的合作,完全是慷慨支持。

你还别说,有些时候,真得靠级别办成事儿。

这次黄河直播有一个小插曲:壶口瀑布位于当地两个县交界,这两个县都很穷,所以那里还没有通电。

而两个地方都不愿意出钱拉电缆,互相一直踢皮球。

最后还是这位央视负责人发话,才把这些领导镇住:

各位领导听好了,我们是中央电视台,前两个字我想大家都懂,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中央之后,就是电,没有电。就不叫电视台了,也完成不了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宜川县的领导来了没有?来了,很好。你们一定要在5月30日前把电缆拉到壶口,耽误了就是你们的责任。

最终,柯受良成功飞跃黄河。这辆汽车高高飞翔的瞬间也载入了中国电视直播史。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看到了这一幕,数以亿计的人们第一次知道凤凰卫视。

飞跃黄河成了柯受良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刻。

也成了他一生的绝唱。

六年后,他就因哮喘死在了一个女人床上。

02

在重大新闻的把握和报道上,凤凰卫视曾经给大陆电视台很好地上了一课。

1997年6月30日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香港回归60小时播不停”节目开始。

为了这个节目,刘长乐亲自带着小DV蹲守在海滨广场楼顶。这里是凤凰的总部,同时还能拍到长者入住的海逸酒店。

本来现场是不允许拍摄的,好在没被发现,成功拍到了长者等人出发前往会展中心的独家画面。

当时大陆的电视主持人台词大多是事前准备的,而且不允许现场发挥。

面对查尔斯王子突然增加的告别仪式,不管主持人水均益还是记者张伟秋,都只能和观众一起,眼睁睁看着没有任何有效信息的画面而无能为力。

而凤凰这边,主持人大多是自由发挥。当时窦文涛已经在演播室坐了几个小时,起身正准备去洗手间,又被人临时调去解说解放军驻港部队进港。他一口气说了将近40分钟,把这一突发情况很好地撑了过去。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军轰炸。

刘长乐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他立马决定中断和快乐大本营合作的节目,做一期北约轰炸大使馆的特别节目。 刘长乐想了一下,《中国今天说不》。

节目播出四天后,刘长乐判断,克林顿政府很可能要在15日前到中国大使馆进行道歉。在克林顿道歉前,他们决定举办一台晚会声援全国民众的抗议活动。

晚会汇聚了田震、唐朝、腾格尔和臧天朔。用摇滚的形式来反战,在西方已成惯例,而在中国,则是首次。   

那次晚会窦文涛参与了主持:

现在克林顿好像也道了歉,但是他的表情好像还不如为莱温斯基道歉来得沉痛。

911事件时,凤凰卫视是第一家报道的中文电视媒体。

飞机撞在世贸大楼时,凤凰卫视财经记者庞哲正在一街之隔的纽交所做采访。她躲开清场的保安溜进办公室,第一时间向总部报告了这个突发新闻。

电话打到香港,刘长乐正在吃饭。

当时全世界都还处于一脸懵逼的状态,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新闻。刘长乐只用了3分钟就决定:

在当晚的《时事直通车》节目里,直播这起飞机撞大楼事件。

当时,王石还在爬慕士塔格山的路上,听说了这件事直接打卫星电话给朋友,问:凤凰台说了些什么?

与此同时,《时事开讲》主持人曹景行正在洗澡。他的太太在看《时事直通车》,突然告诉他刚刚一架飞机撞了世贸中心大楼。

曹景行问太太是小型飞机还是客机,听到是大型客机。曹景行在浴室里的第一句话就断定这是恐怖分子干的。

他后来开玩笑说:

我比小布什判断还快。他是第二架撞的时候才认定的。我判断的依据是没有一架民航客机会飞到这个地区。

那天晚上,凤凰卫视大部分员工都被叫回去加班,几个台同步播报。主持人陈晓楠用5分钟从房间跑到演播厅,都来不及化妆就开播了,第一句话就是:

对不起我没有化妆,请大家原谅,因为现在出了一件很大的事。

男主持胡一虎比陈晓楠晚到30秒,到公司时穿了一条大裤衩,上身套了件西装就上了主播台。

同一时间段内,香港TVB在播人鬼谈恋爱的电视剧《七姊妹》,一个小时之后才反应过来。CCTV呢,干脆就没有直播。

当时CCTV的编导黄海波(不是那个),一边看着凤凰的直播,又看看自己台,越看越气,拿起电话就打给了值班室:

喂!我是观众,美国遭到了恐怖袭击,全世界都翻了天了,你们怎么这么能绷得住劲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呀?我们抗议!

说完,他眼泪就流了下来。

一年之后,黄海波跳槽去了凤凰卫视,后来又当上了副台长。

03

凤凰的主持人,是它的一块金字招牌。

第一个主持人招的是许戈辉,第二个就是鲁豫。

现在观众对于鲁豫的印象,大多是“我不信”、“没礼貌”之类,但很早之前鲁豫就是这种风格了。

1999年,凤凰卫视有个旅游文化节目《千禧之旅》,鲁豫是其中一个主持人。

走到约旦的时候,鲁豫想采访国王,就直接对导游说:

我想采访你们的阿卜杜拉国王,你能安排吗?

导游吓得嘴都合不拢了,心里可能觉得这个人有病。 不过过了几天,导游还是带鲁豫去见了国王,国王答应给了5分钟时间采访。

当时的记者赵维还把一个数码相机往旁边一个矮胖的约旦人手里塞,想让人帮他拍一张和国王的合照。

但那人脸一下就耷拉下来了,手缩回来,相机啪一下掉地上。

鲁豫幸灾乐祸问赵维: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谁啊?

约旦首相!

说完她就笑得直不起腰。

还是在那个节目,走到撒哈拉的时候,主持人换成了许戈辉,他们要去采访沙漠里的贝都因人。

当地有个风俗,选妻子主要是看女方的眼睛,眼睛最黑最漂亮的就值25匹骆驼,最少的则只值两只羊。

许戈辉觉得凭自己这眼睛,怎么也得是个高价吧,就问一个当地人,你觉得我现在可以换多少头骆驼?

那人一开始只是笑,最后终于回答:

你要出嫁,我们家可能,可能还要赔几头骆驼出去。

后来窦文涛听说这个事,还调侃道: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到国外采访要派那么多女主持人去了。没吃的时候可以换骆驼,但许戈辉是不行了。

窦文涛在加入凤凰之前,已经在广东电台干了七年了。

老上司为了说服他,拉他去了一个小屋,跟他讲各种凤凰的理想和未来,说得天花乱坠,窦文涛当时就同意去凤凰当主持人了。

只是,理想归理想,工作还是精打细算,窦文涛签合同的时候还留了一手,要求在合同上多加了一个岗位:撰稿人。生怕这边体制的工作丢了,去凤凰干不好还给人开了。

后来同事让他写稿子,他还嘟嘟囔囔地说,为啥不让许戈辉写,她文笔那么好。

人回复他:

许戈辉只是主持人,谁让你是主持兼撰稿。

在开始做《锵锵三人行》之前,窦文涛是《时事直通车》里的主持人,每天负责讲新闻。后来观众投诉,说窦文涛播新闻不可信,这小子说啥都像是在骗人,不可信。

这个浑身拘束的土样儿还非要模仿香港本土主持人的风格,换谁都会觉得这新闻不可信。

《锵锵三人行》刚开始的时候,整个栏目都很穷,连嘉宾坐的椅子都是别的栏目组的。

观众还质疑他们桌上的茶杯,每天都是这几个,会刷吗?最后有个潮州的观众实在看不下去了,自己烧了几个杯子寄过来。

播了两年,《锵锵三人行》一直接不到广告,台里还一度想把这节目给撤了,最后老板刘长乐说:

这个节目能花多少钱啊?三把椅子一张桌子。

说到椅子,《锵锵三人行》里那套可以转的椅子,最早鲁豫做《一点两岸三地行》时就在用,《时事开讲》也在用,甚至之后曾子墨主持的《财经点对点》也用的这几把椅子。

窦文涛一直说自己是靠讲黄段子发家的,这句话还真不是段子。当时有个天津来的报社主编,一见到他就说,你好窦文涛,天下第一黄。

节目里很多话放现在都过不了审。比如:

我要是坐飞机出事,一半的夜总会得下半旗致哀。

有个蚊子进城了,然后看见前面有波涛汹涌,“叭”咬了一口,一吐,硅胶来的,这年头食品安全真成问题,喝口奶都这么难。

我说我去东莞走了个穴朋友们都在笑,说你走的是什么穴。

这种话现在肯定播不了了。

当时不止观众觉得窦文涛老讲一些情色新闻,连台里同事都这样觉得。

那时台里有个主持人董嘉耀,负责新闻栏目,每天会很努力的收集各种新闻,然后把正经的新闻择出来自己用,不正经的就留起来,一见到窦文涛就给他推荐:

文涛啊,有俄罗斯女主播报新闻不穿衣服的片断,你要不要啊?

每次窦文涛听了就很不高兴:

你怎么能以为我喜欢看那种东西呢?拿来研究一下吧。

窦文涛早前还主持过一个纪录片《大漠两万里》,拍摄中间,牧民为了招待摄制组,打算杀只小羊。

窦文涛看到这个片面有点于心不忍,不停地说:

为什么这么小就要杀它呀?我的天呐,这羊实在太可怜了!

然后,羊煮好了。只见窦文涛吃起来,那叫一个气吞山河:

大块吃光,小块不剩。味道极鲜!

04

凤凰卫视的另一块招牌,是它的战地与时政报道。

911之后26天,美国向阿富汗塔利班宣战。

小布什在开打前些天,突然问白宫负责公众传播的高级官员:

若战争爆发,中国香港地区的凤凰卫视会不会直播?     

其实在911事件3天后,刘长乐就判断美国有可能向阿富汗开战,所以就派记者陈宝聪去唯一与塔利班有联系的巴基斯坦采访。

新闻总监跟陈宝聪说:

公司不会强求你去,你去了之后,我也只能说你是个记者,别的什么都没有。虽然公司给你买了保险。但万一出了什么事,保险也赔不了损失。

陈宝聪二话没说,去了。

凤凰一开始派了好几个记者,都没冲进阿富汗。最后还是趁着阿富汗首都易主,闾丘露薇才冲进喀布尔,成为第一个进入战时喀布尔的华人女记者。

在这场3个多月的阿富汗战争里,为了采访而死的各国记者人数,甚至超过了美军伤亡人数。

同样危险的,还有伊拉克战争。

在小布什和萨达姆拒绝对话之后,凤凰卫视就开始了紧张的部署,把所有能进入伊拉克的路线都标记了个遍,在伊拉克外围形成了一个信息包围圈。

但战争刚开始,上层就传来命令,要求中国记者(不论是中央还是凤凰)都不许进入伊拉克。

早在四天前,由于局势紧张,中国使馆7名馆员,新华社常驻巴格达2名记者,中央电视台3名记者就已经撤离伊拉克。

3月22日,还在约伊边境采访难民的闾丘露薇接到台里的电话:伊拉克局势十分危险,请留在约旦报道,不要进入伊拉克。

只是在电话快结束,台里又补充了一句话:

能不能进去,你自己定。我们支持你。

当天夜里,下巴还缠着纱布的闾丘露薇乘车绕过一个个弹坑,关掉手机和卫星电话,用胶带把它们绑在身上,独自闯进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并迅速发回了有关报道。

当闾丘露薇的身影出现在电视画面时,凤凰的一群人挤在办公室看她的现场报道。刘长乐面对着电视画面,一言不发,眼里已满是泪水。

24号早晨,北京街头的报纸都刊登了闾丘露薇进入巴格达的消息。央视记者水均益只得再度返回巴格达,要不然没法向国人交代。

他在自传中如此回忆:

我感觉脑袋被狠狠敲了一下!我长期跑中东地区的战地采访,之前又在伊拉克坚守了近两个月,可是现在,我在科威特,凤凰卫视的记者却已经在巴格达!这是失败!

其次,这对于中央电视台也是一次很大的挑战,我眼前仿佛已经出现了很多飞舞的文字碎片,那是“9·11”之后社会各界对于中央电视台的诟病,对于凤凰卫视的赞扬。

另一位女记者周轶君,是常驻加沙的战地记者。

她见过刚会说话的孩子已经能区分轰炸的声音,也见过七八岁的小孩一手扛枪,一手抱着铁皮导弹模型。

曾经有一个小孩叫嚷着让周轶君给他拍照,“明天我要去当烈士啦!”笑得好像是要去游乐园。

周轶君问他怎么当烈士,小孩脱口而出:绑上炸药去犹太人定居点。

照了几张之后,周轶君打算走了,小孩拍了拍她,“再照一张,明天要登报纸的!”

她翻开一个孩子的作业本,第一篇作业是抄写:

我们的祖国巴勒斯坦,东起约旦,西临埃及,北接黎巴嫩,南面是沙特。

那么以色列在哪儿呢?她问。

孩子答:

没有以色列啊!

采访高层,更是凤凰卫视的看家宝。

1998年,朱总召开上任后的首次中外记者会,现场有600多中外媒体记者。

记者提问阶段,朱总突然说了一句:

你们照顾一下凤凰台的吴小莉小姐好不好?我非常喜欢看她的广播。

这个广播指的就是《时事直通车》,主持人正是吴小莉。

之后吴小莉问了一个关于香港未来的问题,朱总答道: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持它的联席汇率制度。

这一天,香港股市指数上升了340点。有人说,这一问一答就价值1264亿港币。凤凰不光抬升过股市,还拉低过。

《时事开讲》的主持人阮次山,一共采访过三百五十多位各国领袖或者政要,几乎走遍了全世界。 这个老头儿,留着八字胡,脑门闪亮,很像列宁同志。

在这之前,你很难想象,一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可以结结巴巴。

有观众形容他讲话:舌头总是绕来绕去,有几个音节总是听不清楚,听得人心里起急。

说起原因,阮次山是这样解释的:

从小说广东话,到了台湾又跟着一个四川人学说英文,更是讲不好。

果然,学普通话还得找个地道的老师。

2004年,他采访美国国务卿鲍威尔。

当年3月份,因为民进党胜选,陈水扁连任,两岸关系紧张。

阮次山问鲍威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鲍威尔说:

我再次重申,我们不支持台独。

此话一出,第二天,台湾股市暴跌4%。

阮次山采访过卡扎菲,当时还被卡扎菲吓了一跳。

约好的是在卡扎菲办公楼外面的一个帐篷里采访,但没想到,卡扎菲直接骑了辆电瓶车进来。

帐篷里有个沙发,卡扎菲却说“我不坐沙发”,直接就坐在了塑料椅上。

阮次山见过摆谱的领导,但这样摆谱的还是第一次见。

在那次采访里卡扎菲谈到,关于国家领导人选举的问题:

由公众选择,人民委员会掌握政权;人民委员会包括所有人,男人、女人都包括。

只是卡扎菲没想到的是,他不久之后被推翻的原因,就是他想坐在王位上老死。

05

少年弟子江湖老。不过几十年时间,凤凰卫视的青春就过去了。

多年前,北京的电视开机率已经降到30%,上海跌到了27%以下。

全世界的传统媒体都遭到互联网的猛烈冲击不说,何况是地处香港的凤凰。

2010年,凤凰网CEO刘爽在一次讲座称,“微博是个屁,没人愿意闻”。

彼时微博已经起势,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种140字的表达平台,对于门户网站将是一场颠覆。

不管它是不是屁,凤凰网随后还是捏着鼻子推出了轻博客,可惜收效甚微。

自2014年以来,凤凰投资一点资讯累计7000万美元,成为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是小米。雄厚的资金加持下,就连北京的地铁上,都随处可见一点的广告。

福布斯中文网对此评价:一点资讯对今日头条威胁最大。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今日头条估值一路暴涨,一点资讯已经不见身影。

现在,凤凰网卖了大部分的一点资讯股份,只保留下5.63%的股份。

2015年5月22日下午近四点,闾丘露薇发了一条微博:“站完最后一班岗”,还贴出了工作照。

随后,闾丘露薇在微博表示,自己已经从凤凰卫视离职,接下来会去读书陪孩子。

据她的一位同事说,闾丘露薇曾怀疑过很多次,自己要不要辞职,理想究竟值得吗?

最终,闾丘露薇还是决定要“告别一个自己”。

2017年9月,《锵锵三人行》宣布暂停播出,这档豆瓣评分9.5分,播了近20年的谈话节目,自此落下帷幕。

最后一期的主题是电影《敦刻尔克》。

借着这个电影的话题,《锵锵三人行》也完成了它的大撤退。

窦文涛选择拥抱互联网,联合优酷推出了《圆桌派》,三个人变成了四个人,请的也大都是老嘉宾。虽然尺度很快就不同以前。

但那句“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观众们再也见不到了。

2020年5月17日,阮次山在台湾去世,享年74岁。

生前,《人物》记者曾采访他:如果去面见马k思,聊些什么?他回答:

我觉得我要去跟马k思见面,不如跟主席见面。如果见到老毛,(我会问他)你能不能在地下有知,把中华文化复兴起来,中国现在缺的不是物质,而是文明,这个文明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后能不能生存的依赖……

06

这次刘长乐卖掉凤凰的股份走人,跟贺鑫被抓,早在大半年前就可以看到预兆。

2020年9月,凤凰卫视一再背书的凤凰金融突然下架网贷产品,停止交易业务。七万多出借人拿不回本金和利息,累计102亿。

他们组建了十几个百人群,不断在微博、黑猫上投诉,但凤凰金融迟迟也给不了兑付方案。最终诉求无果的出借人们,围堵了凤凰卫视的大楼。

对了,还有一个细节。他们成立了一个公号,叫:凤金难友聚集地。

这个公号的LOGO,直接就照搬了凤凰金融。

也就是当年刘长乐400万请美国人设计的那个商标。

两个月后,凤凰金融却发布了一份耐人寻味的公告说,请不要去打搅别人,我们跟凤凰卫视签订的是:

商标使用许可协议。

而凤凰卫视就算愿意站出来兜底这102亿,它有这个能力吗?

根据它2020年的年报,这一年它营业收入30亿出头,亏损了10.38亿港币。早已自身难保。

凤凰卫视的崛起,无疑有着时代的助力。

在刘长乐确定以新闻立台的第二年,全世界就大事不断: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在这些事件里,凤凰卫视一直在承担着一个媒体该有的使命。但就像《三体》里说的那样:毁灭你,与你无关。

一家电视台是这样,一个时代也是如此。它曾经是一个传奇,但它无法离开时代。

没有凤凰的时代,只有时代中的凤凰。(来源:英伦报 )

来源:大自然与人生(公众号)


编辑:陶鹏辉

236#
发表于 2022-7-24 22:27:3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浙江近代漫画史:群星璀璨,屡开先河
漫画一词,最早出自北宋晁以道《景迂生集》中的黄河多淘河之属,有曰漫画者,常以觜画水求鱼。当时的漫画是指一种鸟类。近代意义的漫画概念,据漫画史家毕克官考证,出现于1904年《新民日报》的时事漫画栏目。而真正使漫画名称广泛流传的是1926年出版的《子恺漫画》。中国的漫画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清末发展至今的传统漫画,主要是指运用夸张、比拟、象征等手法来描绘、反映、突出时事政治或生活现象的一种绘画形式,具有讽刺性和幽默性特点,篇幅短小精炼;一类是改革开放后受日式和美式漫画风格影响而产生的现代漫画,多采用分镜头方式展现一个完整故事,主题广泛,内容丰富。
丰子恺《一吟十二岁画像》
纵览中国漫画史,可以发现,近代浙江漫画家大师云集,群星闪耀,如钱病鹤、张聿光、沈泊尘、叶浅予、丰子恺、张乐平、华君武,以及近代以牛鼻子系列红极一时的民国三大漫画家之一嘉善人黄尧,近代首创年轻人大学漫画学院的漫画界伯乐海宁人米谷,等等。这些出生于18401919年的近代浙江漫画前辈所作出的开创性实践,几乎涵盖了中国漫画发展的基本要素。可以说,浙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漫画发展的摇篮和高地之一,为中国近代漫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通过回溯这些浙江漫画家的经历和成就,不难发现,近代浙江漫画发展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屡开漫画界先河生于湖州南浔的钱病鹤(1879—1944年),1908年起历任《时事报》《神州日报》《民呼报》《民立画报》《民权画报》等的图画主笔。曾加入同盟会。初作漫画只是偶尔尝试,不料一纸风行,受到外界鼓励开始专业创作。1913年创作长达120幅组画的《老猿百态》(又名《猿政府外史》),矛头直指袁世凯,险遭拘捕。此后,又发表大量抨击军阀的作品,结集出版有《病鹤画丛》《病鹤新画》,成为清末民初的杰出漫画家之一,被称为中国时政漫画的奠基人。张聿光(1885—1968年),生于绍兴山阴,最初以笔名在上海《新闻报》发表漫画,其中包括产生广泛影响的《袁世凯骑木马》《饭桶》等,是中国最早在报纸上发表政治讽刺画的漫画家之一,被尊称为讽刺漫画的祖师爷       再比如,首份漫画期刊的创办者沈泊尘。沈泊尘(1889—1920年),生于桐乡乌镇,多才多艺,国画、油画、水彩画俱佳,作品高产。曾到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家绸布庄做执业,其间拜海上画派的代表人物钱慧安为师,学习中国传统人物画。所创作的《新新百美图》和戏曲人物画名噪一时,其沈氏现代仕女画开一代新风。与胞弟沈学仁一起,于19189月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漫画期刊《上海泼克》(又名《泊尘滑稽画报》),首开中国漫画刊物先河,标志着中国漫画进入一个崭新时期。著名才子陈定山说 :上海报纸之有漫画,始于沈泊尘。若黄文农、叶浅予、张光宇正宇兄弟皆为后辈矣。沈泊尘的短暂一生,以积极的反抗、冷峻的讽刺、内心的激情和出色的艺术天赋,谱写了一位漫画家响亮的生命乐章,同时亦为中国近代漫画的发展打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丰子恺《游春人在画中行》
家喻户晓的桐乡之子丰子恺(1898—1975年),则被誉为抒情漫画的开创者1914年,17岁的丰子恺只身赴杭州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跟随李叔同等人学习。李叔同高尚人格品性和深厚艺术修养使他如沐春风,对他之后人生选择产生深刻影响。他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写道:李先生喊我转来,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对我说 :你的图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短短几句话使他决定把一生奉献给艺术。19255月,子恺漫画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周报》上陆续发表。19261月,他出版第一本画集《子恺漫画》,漫画一词由此得以广泛传播。1936年起,他往来于杭州、桐乡石门和上海之间,在闲居生活中开启了他一生创作的黄金时代。后抗战爆发,他全家逃难。194910月回到上海,曾担任上海文史馆委员、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606月起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他的画作多以儿童作为题材,幽默风趣,反映社会现象,被选入小学课文。他的漫画以曲高需和众的艺术主张和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的艺术特色而备受人青睐。

丰子恺《燕子没有手,自己会做巢,衔泥又衔草,全不怕辛苦》
子恺漫画追求一种崇高而绚烂的美,其中不乏哲思和诗意的存在,成为中国抒情漫画的一代宗师。
文化艺术造诣高,影响范围广丰子恺是中国近代少有的全才型艺术大师。除绘画外,在文学、音乐、书法、艺术理论与翻译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在所涉及的艺术领域几乎都达到了巅峰。郁达夫认为,丰子恺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张聿光早年曾在杭州生活三年,后到上海徐家汇土山湾画馆学习西洋美术。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等。除漫画外,他还擅长舞台美术、国画艺术、商业设计,并从事美术教育,参与创办美术用品实业,是一位集画家、教育家、实业家于一身的杰出人才。晚年转向中国画创作,作品取材宽广,并能融汇中西画法,构图新颖,设色鲜净绚丽,饶有天趣,在国外也颇具影响,其作品被法国国立博物馆、德国柏林艺术院收藏。   被称为连环漫画之巨擘的叶浅予(1904—1995年),生于杭州桐庐。徐悲鸿曾对其国画作出评价:浅予之国画如其速写人物,笔法轻快、动中肯綮。”“此在国画上如此高手,五百年来,仅有仇十洲、吴友如两人而已,故浅予之在艺术上之成就,诚非同小可也。宗白华也评论说:浅予的印度舞面,是古典美与现代美的结合。
叶浅予《印度婆罗多舞》
21岁时,叶浅予在上海《三晶画刊》发表处女作《两毛钱饱眼福》。第二年,他就与丁悚、张光宇等筹办中国第一个漫画团体漫画会,编辑出版大型漫画刊物《上海漫画》,从创刊号起发表长篇连环漫画《王先生》,成为中国漫画史上第一部鸿篇巨制,连载近10年之久。叶浅予作为中国长篇漫画的主要开创者,为中国连环漫画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并产生深远影响。1935年起,他探索开创了中国速写漫画造型艺术形式,成为美术界沿用至今的重要手法。1947年,徐悲鸿邀请其任教于国立北平艺专,致力于美术教育四十余载。晚年,他画思渐稀文思寄,细叙沧桑记流年,放下画笔,拿起文笔,写下了一生的回忆录。1988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授予他中国漫画金猴奖荣誉。张乐平(1910—1992年)是嘉兴海盐人,1926年参加漫画会,开始漫画创作。除漫画外,还涉猎年画、连环画、速写、素描、水彩画、剪纸、中国画等,造诣颇深,被列入海内第一流名画家
张乐平笔下的三毛
1935年,张乐平创作了三毛漫画形象,引起广泛关注,被称为三毛之父,也被称为平民造像的平民画家1936年,他与丰子恺、黄尧、华君武等人担任首届全国漫画展览会筹备会委员。展览于114日隆重开幕,是中国漫画史上第一次展览。1936年,根据电影《小孤女》改编绘制,张乐平开创了将真人电影编绘成连环漫画的先例。1937年,他参与成立救亡漫画宣传队,任副领队。1946年,根据战斗中的见闻,创作了《三毛从军记》在《申报》连载发表,这是一部中国漫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于次年创作的《三毛流浪记》被誉为没有文字的文学巨作,影响巨大,闻名于海内外。中国台湾著名女作家陈平,因为幼时喜欢漫画《三毛流浪记》,就给自己取了个别名三毛,并以这个别名而闻名于世。法文版《三毛》获法国昂古莱姆国际漫画节大奖。比利时漫画博物馆也藏有三毛系列的出版物。张乐平被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漫画家之一。
薪火相传,继往开来华君武(1915—2010年),杭州人,13岁在浙江省立一中校刊发表第一幅漫画。之后,他连续向《浙江日报》的前身——《东南日报》投稿200多张漫画,结果只刊出一张,就是1931年创作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在报上发表,并且还赚得了一元大洋的稿费,虽因扣税只得了九角多钱,但还是请了妹妹吃东西,高兴得很。这张漫画发表不仅给他以极大信心,也让他知道了该如何创作。1936年,华君武在上海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筹备委员,作品《男女平等》参展,在上海漫坛赢得了一席之地。193812月他到达延安,开始七年的鲁艺生活。194912月,奉调入京,任《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后改任文艺部主任。1953年,他又调到中国美协工作,直至1987年退休。1979120日,华君武与英韬等人共同推动,创办《讽刺与幽默》。该刊的出版是中国漫画史上一件大事,它见证了中国漫画中断10年后的重生,也标志着中国漫画迎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他始终坚持走漫画大众化、民族化之路,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漫画界的老大哥。漫画家韩羽认为华老的漫画中蕴涵着中国画最本质的东西,即书法结体入画,华老的书法与他的画法一拍即合,不仅互不排斥,而且直臻和谐之境。他的这种集诗书画于一体的华家样,也成为中国漫画界的宝贵财富。
●1985年,创办于浙江杭州的漫画类著名期刊《幽默大师》创刊号(资料照片)
2005年,杭州举办首届中国国际动漫节。2006年,中国国际动漫节永久落户杭州,目前已经连续成功举办十七届,已成为中国最专业、最顶尖、最具引领性的动漫盛会之一。2021年,由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和中国动画学会批准的国字号中国动漫博物馆建成开放。赓续精神传统,传承文化基因,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浙江漫画、中国漫画事业正在不断取得新发展,实现新突破。

Zhejiang: Manhua’s Cradle and High Ground in Modern China
The Chinese word  “manhua” (comics or cartoons) first appeared in the Jingyu Sheng Ji written by Chao Shuozhi (1059-1129)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1127). At that time, it referred to a certain kind of bird. The modern sense of manhua, according to the manhua historian Bi Keguan, was adopted by the  “current affairs manhua” column of Xinmin Daily in 1904. Yet it was not until Zikai’s Manhua was published in 1925 that the usage of the word  “manhua” became prevalent. Chinese manhua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is traditional manhua developed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1616-1911) till today, which ironically and humorously depict and highlight current political or social phenomena through exaggeration, comparison, symbolism and other techniques, mostly short and concise; the other is modern manhua, which appeare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fluenced by Japanese manga and American comics, the latter is mostly storyboard-based, rich in content, and good at telling the full story with a wide array of themes covered.

丰子恺《无边美景属人民》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nhua,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modern Zhejiang cartoonists are a collection of masters and stars, such as Qian Binghe, Zhang Yuguang, Shen Bochen, Ye Qianyu, Feng Zikai, Zhang Leping, Hua Junwu, Huang Yao and Mi Gu. Their pioneering practices in modern China covered almost all the elements of cartoon development. Therefore, Zhejiang fully deserves the title of a cradle and high grou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manhua, for which it has already laid a good foundation. By tracing the experienc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se Zhejiang cartoonists, it is easy t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tinctive and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Zhejiang’s manhua development in modern times.Born in Nanxun, Huzhou, Qian Binghe (1879-1944) wa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cartoonis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 honored as the founding father of Chinese current affairs manhua.Zhang Yuguang (1885-1968) was born in Shangyin, Shaoxing and was one of the first cartoonists to publish political satire manhua in Chinese newspaper and is respected as the  “grandfather” of satirical manhua.       Shen Bochen (1889-1920) was the founder of the first manhua periodical in China. Together with his brother Shen Xueren, he established China's first manhua periodical Shanghai Puck in September 1918, which was the first cartoon publication in China and marked a brand-new period for Chinese manhua.Feng Zikai (1898-1975), also known as the  “Son of Tongxiang”, is regarded as the pioneer of humanistic manhua. In 1914, at the age of 17, he went to Hangzhou and enrolled in the Hangzhou High School, where he studied under Li Shutong (1880-1942). Li 's noble personality and profound artistic cultivation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Feng, who later determined to dedicate his entire life to art. In May 1925, Feng's works were published one after another in the Literary Weekly edited by Zheng Zhenduo (1898-1958), and in January 1926, he published his first collection of drawings, Zikai's Manhua, and thus the usage of the term “manhua” was widely spread. From 1936 onward, he traveled between Hangzhou, Shimen and Shanghai, and ushered in the heyday of his artistic career. His cartoons, mostly with children as the subjects, are humorous and reflective of social phenomena, and have been selected for inclus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textbooks. They are also very popular because they embrace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and imply ultimate beauty through details.Feng Zikai is one of the rare  “all-round masters” in modern China. In addition to painting, h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literature, music, calligraphy, art theory and translation, and reached the top of almost all the fields he covered.Zhang Yuguang (1885-1968) lived in Hangzhou for three years when he was young, and then went to Shanghai to study Western art at the Tou-Se-We Art Studio. Besides cartoons, he was also good at stage art, Chinese painting art, commercial design, and engaged in art education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rt supplies industry, an outstanding all-in-one talent.Ye Qianyu (1904—1995) was born in Tonglu, hangzhou. As the major pioneer of Chinese long manhua, Ye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comic strips. From 1935 onwards, he explored and created the Chinese art form of  “sketch manhua”, an important technique used in the art world to this day.
叶浅予《内蒙古草原盅碗舞》
Zhang Leping (1910-1992) was a native of Haiyan, Jiaxing. He began to create cartoons in 1926, apart from which he also did annual paintings, comic strips, sketches, drawings, watercolor paintings, paper-cutting, etc. He ha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is honor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cartoonists in China.In 1935, his “Sanmao the Orphan” comics debuted, which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he thus became known as  “the father of Sanmao". In 1936, he served as a member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the First National Cartoon Exhibition with Feng Zikai, Hua Junwu and others. The exhibition was grandly opened on November 4, which was the first exhib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nhua. In the same year, he created the first comic strip based on the movie The Little Orphan Girl, and in 1937 he participated in a cartoonist troupe and served as the deputy leader. In 1946, based on what he saw during the battle, he created and published Sanmao Joins the Army, an epoch-making work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rtoons. It was hailed, together with The Wandering Life of Sanmao created in the following year, as  “literary masterpiece without words", which had a great impact around the world.

张乐平《晚霞》
Hua Junwu (1915-2010), a native of Hangzhou, published his first cartoon at the age of 13 in the school magazine of Hangzhou High School. In 1936, he was elected as a preparatory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First National Cartoon Exhibition in Shanghai. On January 20, 1979, Hua, together with others, launched a journal titled Satire and Humo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journal was a major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nhua, which witnessed manhua’s rebirth after a 10-year standstill and marked its brand-new historical stage.

华君武《井底之蛙》
In 2005, Hangzhou held the first China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In 2006, this annual festival permanently settled in Hangzhou, and has been successfully held for seventeen consecutive years.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top animation events in the country. It is evident that the manhua industry in Zhejiang and in China are developing rapidly, achieving new breakthroughs.  
来源:文化交流杂志
编辑:吴漫

237#
发表于 2022-7-29 20:47:08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编辑:张铭麟


238#
发表于 2022-7-31 14:00:11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十一集 创办《大洪报》

前注:1937年10月在汉口,父亲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一年后在随县则是父亲与陶铸先生合作,或者说父亲在陶铸先生领导下创办了《大洪报》。与《救中国》周刊是由中共公开登记注册的刊物不同,《大洪报》是一份由第五战区国共合作的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所办的报纸。


《大洪报》创办地——随州市长岗镇南岳庙前所立石碑,2017年8月立。

父亲他们告别钱俊瑞和胡绳他们从襄阳回到随县后等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其间父亲等人还曾利用日军尚未占领武汉的短暂间隙期间,冒险从随县返回到武汉去招兵买马,父亲则成功地将一箱书籍也带到身边来了(详见第十集《抗敌工作委员会》)。这箱书籍对于父亲后来创办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大洪报》无疑起到了很大的参考作用。

然后,大约是1938年10月下旬,他们一行十多人又随着李相符转移到了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所在地——随县(即今随州市)县城西南一百多里地的大洪山长岗店。

这时,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已经确定随县大洪山区长岗店(即今长岗镇)作为国共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的驻在地了。而父亲他们也已与中共湖北省委联系上了(1939年春设立中共鄂中区党委,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下属政治指导部也就归鄂中区党委领导了,但在那之前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政治指导部还是归中共湖北省委以及鄂豫边区党委领导)。不久,中共从各地陆续调来了大批的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党员以加强对这个统战组织的领导力量。

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决定在政治指导部下设的几个科室都派党员干部担任科长,下属的科员很多也是共产党员。因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隶属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以其下属的政治指导部的属员,与上集所说的钱俊瑞和胡绳等在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的中共派遣人员一样,当时都发了国军军装并由第五战区司令部报国防部批准分别铨叙(即授予)了相应的军衔。

根据抗敌工作委员会的职级设置,政治指导部各科科长都铨叙授衔国军上校,科员则一般是尉官,当然也有例外。

黄心学最初任职政治指导部民运科长,铨叙授衔上校,后改任组织科长;民运科长则由雍文涛继任(当时是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工运部长,中共建政后曾任林业部长,1997年去世,享年89岁)。父亲最初则被任命为政治指导部中校代理宣传科长。苏苇虽是宣传科的科员,可能因毕业于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却也铨叙授衔少校。

没过多久,大约是1938年11月中旬,接替何伟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的陶铸先生来到大洪山,想办一份报纸以继续宣传抗日。恰好抗敌工作委员会也有创办报纸的计划,以利于联合政府开展抗日工作。那时,父亲因在武汉与胡绳先生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而声名在外,于是便被抽调去筹办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大洪报》并任主编。出于对《大洪报》的重视,陶铸先生还给父亲配了几位助手分任编辑和编务。

在父亲的回忆中,《大洪报》编辑部中有一位编辑姓李,岁数比他大,父亲喊他老李,也是中共党员,工作上很能干,但名字忘了。经查,父亲提及的这位李姓编辑可能就是李苍江先生。1939年4月《大洪报》停刊、父亲离开随县大洪山去延安后,李苍江先生又被调去中共鄂中区党委的机关报《七七报》工作并担任主编,1939年底在湖北京山不幸牺牲于日军的扫荡。2015年8月,李苍江先生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列名第201位。

据史料记载,《七七报》最初也是油印,1941年元旦改为铅印,后成为中共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报。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时,将《七七报》与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主办的《挺进报》合并,改版为《七七日报》,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1946年6月,《七七日报》停刊。

在大洪山,父亲被调去创办抗敌工作委员会机关报《大洪报》后,刚开始还兼政治指导部代理宣传科长,但没多长时间,中共又调来了一批新人,他所代理的政治指导部宣传科长一职便由苏苇后来的丈夫潘琪担任。自己就不再代理宣传科长而去专心办《大洪报》了。此时可能是1938年底。

潘琪原名潘乃斌,1917年生人,武汉大学学生,也搞过学联和青年救国团,抗敌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后先被派去国军第八十四军一七三师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当年11月身份曝露后撤出,又到新四军去工作,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宣传部长,淮北行署教育处长等职,中共建政后五十年代曾任交通部副部长,1990年去世,享年73岁。

父亲回忆说,那时除被授予高低不等的军衔之外,他们还发有薪水,薪水等级也从十五元到上百元不等。那时他名义上的薪水与他在汉口大智门公益会和天泰纸庄当会计时差不多——但没说具体多少。不过,他们无论官职和军衔大小一律都只拿五元钱。

《大洪报》是第五战区与中共合作的联合政府——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编辑部当时设在随县(现随州市)大洪山区的南岳庙。大洪山地区寺庙众多,当年除最著名的洪山寺上院和下院外,还有20多座寺庙。南岳庙只是其中一座,位于大洪山长岗镇珍珠泉村的一座小山上,据说只有3间庙屋。2017年,当地政府已在此地立有一块石碑,纪念抗战时期抗敌工作委员会《大洪报》的创办(详见文头照片)。

根据历史资料,《大洪报》于1938年12月创办,四开油印报纸,1939年4月抗敌工作委员会被解散后停刊,一共出了30多期。这份抗日报纸虽然创办时间不长,但当年在鄂豫边区所属十三个县市范围内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对于鼓舞民众和军人士气以及培训鄂豫边区各县市的抗日干部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根据郎伦友先生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纪事》第130卷记载,1938年12月,“中共鄂豫边区抗敌工委在湖北随县创办《大洪报》。负责人陶铸,编辑史略。油印,4开。”

《大洪报》是父亲史略在抗战期间创办的第二个报刊(第一个就是前不久,即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在汉口与胡绳先生共同创办的在武汉公开发行的《救中国》周刊——详见本系列文章第五集)。与《救中国》周刊不同的是,父亲不再是《大洪报》的发行人(陶铸先生应该是《大洪报》发行人,如果有的话),而是主编(详情后文会有叙述)。为此,父亲在《大洪报》这个报纸上虽然不再需要自己筹款,但却投入了更多的精力。除了采编、组稿、编辑和审改稿外,能写一首漂亮的小楷字且具有在蜡纸上刻印汉口壁报经验的父亲那时还经常亲自动手刻写钢板、油印报纸,也经常干到深夜。

不久前在汉口,父亲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这次在随县则是父亲与陶铸先生合作,或者说父亲在陶铸先生领导下创办了《大洪报》。与《救中国》周刊是由中共公开登记注册的刊物不同,《大洪报》是一份由第五战区国共合作的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所办的报纸。

当时胡绳在襄阳主编的《鄂北日报》则是与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平级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因在襄阳市里办,有铅字印刷条件,主编只需要组编稿及审改稿即可,而父亲办的《大洪报》则因在随县大洪山区,没有铅字排版和印刷条件,在繁重的组编稿和审改稿之余,还得亲自动手在蜡纸上刻字油印。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说起来也有意思。自从1937年10月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后,整个抗战时期父亲似乎与创办报纸很有缘分。先是在随县大洪山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创办这个《大洪报》,后来离开延安到太行山根据地工作,父亲还创办过抗日报纸《豫北报》(后续文章会谈到这个问题)。再后来到淮南路东根据地,父亲的工作似乎也与办报等宣传工作有关。

可以说,父亲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大约有好几年时间,都是在从事中共的抗日文化宣传或教育工作,当然主要是办报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安徽省成立了工业办公室,父亲才离开文化宣传口改行从事工业经济管理工作。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也有资料说,陶铸先生是《大洪报》主编(包括前面那幅南岳庙石碑照片上刻写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前文如郎伦友先生所说,陶铸是《大洪报》负责人倒是准确的,因为陶铸先生当时还是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而且没多久,大约到了1939年初,就改行任中共鄂中区军事书记并将精力放到抗敌工作委员会游击总指挥部与政治指导部合办的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工作上。

不过,郎伦友先生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纪事》说《大洪报》是“中共鄂豫边区抗敌工委”办的却不准确,因为此报其实是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这一联合政府办的。事实上,那时也没有“中共鄂豫边区抗敌工委”这一组织机构。当然,《大洪报》名义上是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但实质上是由中共掌控的则是毫无疑问的。这从下面的分析可见:

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成立不久,陶铸在1938年11月初鄂中地区沦陷后从宜昌来到了大洪山,对外身份是抗敌工作委员会特别顾问(这是一个非正式职务,即并没有得到相关方面正式任命),党内则仍然是其那年10月份继任何伟先生的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一职。

而何伟先生则在那年10月,也就是安排父亲离开汉口去鸡公山没多久,便奉命前往安徽大别山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留了下来,后任新四军七师政治部主任和皖中区党委书记。抗战胜利后,又先后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牡丹江省委书记、广西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外交部部长助理、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国家教育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身心饱受摧残,1973年3月在北京去世,享年仅63岁。

后来到了第二年初,即1939年1月,陶铸才在随县大洪山长岗店新成立的中共鄂中区委任军事书记(杨学诚时任鄂中区委代理书记)。所以,当时,即1938年11月,由他这个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的人来大洪山负责国共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机关报的《大洪报》的创办事宜,显然是合乎情理的。

但在第二年初,即1939年1月,也就是《大洪报》创办一个多月后,陶铸先生不再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职务而改任鄂中区军事书记后,也就不管《大洪报》事务了。此时,《大洪报》便由父亲全权负责。当然,陶铸先生还是经常来南岳庙布置撰写与军事培训相关的稿件并对《大洪报》组稿计划提出相关要求。

除了组稿、编辑和审改稿,父亲还经常得亲自动手刻写钢板,因而在《大洪报》创办工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不过就是这样,父亲也没能干多久。1939年3月底4月初,随着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撤销和解散,成功创办并出版发行了近半年的《大洪报》也就此停刊了。

当时,中共与国民政府第五战区谈判合作总共有三个主要成果。除了钱俊瑞和胡绳等参加的那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外,第二个就是设立这个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的政治指导部,第三个则是创办一个鄂豫边区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以培训抗日干部。

这个军政干部训练班也是以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为主与政治指导部合办的。因此这个军政干部训练班主任由抗敌工作委员会主任,也是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石毓灵兼任。中共方面也很重视这个训练班,如中共在大洪山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的鄂中特委代理书记杨学诚对外职务就是担任这个训练班的政训处长。

该军政干部训练班一共有250多人,分为18个班,6个区队,学员都是来自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所辖各县区的抗日青年。训练这些人无疑可为中共下一步负责组建中共鄂中地区抗日武装,开辟鄂中游击区打下很好的人才基础。在那种情况下,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且作为新任中共鄂中区委员会军事书记的陶铸,开始将主要或者全部精力放到该训练班事务上也是题中之义。

当时的陶铸已在中共党内开始分工抓军事,去大洪山之前则刚刚在湖北应城办过汤池训练班,显然了解这个军政干部训练班的重要性,所以他以特别顾问身份,亲自去抓该训练班的工作并在其上花费了很多精力。这些做法可能让时任抗敌工作委员会主任、也身兼这个军政干部训练班主任的石毓灵感到中共越权或夺权了,使他很不高兴。

有资料说,1939年5月,即抗敌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后没多久,陶铸曾一度被石毓灵短期扣押。不过当时国共合作还没有撕破脸,在经相关人士营救调停下,石毓灵很快也就放了陶铸先生。

抗敌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中共又设立了鄂豫边区委员会,陶铸先生便参与组建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担任政治委员(李先念时任该挺进支队司令员),后以此为基础组建了新四军第五师,主要活动于华中地区。可以说,大洪山的这个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确实为后来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培养并输送了不少基层指挥人员。在这方面,陶铸先生功不可没。

陶铸先生比父亲大一岁,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后来一直从事中共的兵运工作。在他短期负责《大洪报》期间,《大洪报》主要是根据抗敌工作委员会工作需要宣传第五战区抗日战果以及中共的抗日理论和政策,鼓动民众投身抗日。在陶铸先生负责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事务后,《大洪报》又刊发了不少宣传和教授游击战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方式方法等有关军事知识的文章。

那时,创刊伊始但内容丰富的《大洪报》虽然只是手工刻写、印刷简陋的油印报纸,但显然成为抗敌工作委员会所属十三个县市干部和民众的精神食粮,也成为军政干部培训班学员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培训和学习材料。因此,既熟悉中共抗日政策,也熟悉军事技术和知识的陶铸先生作为该报负责人显然发挥了极大的领导作用。不过,陶铸先生当时有无在《大洪报》上署名发表或以化名发表过文章或撰写编者按及社论等,因《大洪报》发行于战争年代,遗存无几,所有这些问题现已无从考证了(我想散落民间或许会有的,尚有待发现)。

父亲与陶铸在大洪山抗战时曾密切合作过一段时间,并在其领导下创办了在鄂豫边区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抗战报纸《大洪报》,由此可见父亲与陶铸先生之间的个人关系显然比较密切。但不知为何,父亲生前,主要是文革期间,从未与我们谈过他与陶铸先生合作的那段历史,也没有在其留下的回忆或交代材料中提及陶铸先生。

1967年底“文革”正酣,父亲在受审查时,曾动笔叙述了其个人简历并在其上写下了自己30年前抗战初期在鄂北创办抗日报纸——《大洪报》的历史。然而,这个交代材料写得很简约,也没有多少内容,更没有一个字提到陶铸先生。

原因何在呢?我在想,这显然是因为那份交代材料写于1967年底那个颠倒黑白的时代,而父亲则为了避祸,也避免节外生枝,可能是刻意这么写的,因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的陶铸先生作为继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的中国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人物刚在那年年初被打倒。

在政治指导部工作逐步开展之际,中共先后派来了很多干部到长岗店以加强对这个机构的领导。李相符此时对外是抗敌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政治指导部副主任,民主人士,不参加党内活动。从1939年1月起,具体负责政治指导部中共党务工作的是时任中共鄂中区委代理书记的杨学诚。大约到1939年3月中旬,刚任中共鄂中区委书记的钱瑛也来到了大洪山。可能这时中共中央调整了鄂中区党委,杨学诚由代理书记改任鄂中区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而原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组织部长的钱瑛则担任了中共鄂中区委书记。

杨学诚是1915年生人,比父亲小6岁,1938年底才23岁。所以,政治指导部里如父亲和黄心学等岁数较大的党内同志都亲切称呼杨学诚“小杨”。但这位“小杨”(父亲在他的回忆资料中也多次这么称呼杨学诚先生)的政治资历却不浅,也深有背景。

史料记载,杨学诚是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曾参加北平学联组织的“三・三一”抬棺游行(抬着棺材表示以死相拼的意思),在北京景山大街上冲锋陷阵,被誉为当年清华大学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杨学诚1936年即加入中共,第二年还曾跟随刘少奇与彭真到延安参加了中共全国白区工作会议。后作为平津流亡学生代表之一,杨学诚于1937年9月南下武汉,先后任中共长江局青年委员会委员和当时刚组建的中共湖北省委青年部长,在武汉组建了据说人数众多的青年救国团,1938年8月被派往鄂中地区,先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后任中共鄂中区委代理书记。在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任职政训处长的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被解散后,杨学诚先生曾先后任新四军第5师鄂皖兵团指挥部政治委员、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1943年病故,年仅29岁。

在钱瑛来大洪山之前杨学诚先生一直是中共在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虽然他那时还只是鄂中区党委的一个代理书记。不过,在第五战区联合政府,即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里,杨学诚对外却只是前文所说的那个军政干部训练班的政训处长。

杨学诚先生年轻,工作有干劲,但为人却似乎比较随和低调。黄心学和父亲比他大好几岁,都亲切地喊他“小杨”,他听了好像也不在意,只是点点头。当时的大洪山抗日声势很大,摊子也不小,中共从各处都派了一些党员干部充实领导力量,有南下学生,也有延安干部,还有武汉和湖北各地来的党员干部,更多的则是从附近各县市慕名主动到大洪山来参加抗日的人。这种局面对先前仅从事过学生运动和青年工作的杨学诚来说,显然是一个考验。这也可能是中共后来派钱瑛来担任鄂中区党委书记的主要原因吧。

出身于湖北咸宁殷实人家的钱瑛生于1903年,比父亲大6岁,在大洪山时期父亲他们都尊称其为钱大姐。钱瑛女士是在武昌的湖北女师读的书,1927年加入中共,两年后被派到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陈伯达、陈昌浩、凯丰和李大钊儿子李葆华等同学,1931年回国。没多久她的丈夫,时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谭寿林在上海被逮捕,旋即被杀,钱瑛从此未再嫁人。钱瑛自己也于1933年被捕,关押在南京,并于1937年9月,即稍后于何伟,因国共合作而被释放,然后到了湖北。

在到鄂豫边区特委之前,钱瑛历任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妇运部长及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主要参与审查、整顿湖北原有的党组织,考察失去关系,要求恢复党籍的同志”,还整顿某些地方出现的“自发党”(引号处均摘自武汉中共党史网)。

这里的所谓“自发党”可能就是指前文所说的1936年何伟在南京被捕后,中共武汉临时工委的其他两位委员习东光与王锡珍曾隐藏自己党员身份参与组建过一个所谓的武汉临时党支部,还发展过一些所谓党员的事情,经审查和甄别后最终中共组织上均未曾予以承认(本书稿第三集《组建读书会和救国会》一文中曾分析过这个问题)。

钱瑛女士之后几乎一直都是在从事中共党的组织工作,负责甄别和审查党的干部。中共建政后,钱瑛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以及第一任监察部部长和国家内务部部长。“文革”期间,多年来一直审查他人的钱瑛女士自己也被隔离审查,受到残酷迫害,于1973年7月含冤去世。

不过,钱瑛到大洪山来得有点晚(1939年3月才到,很有可能是3月中旬,因为3月底4月初第五战区就中止了与中共的合作,撤销了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的政治指导部,所有中共人员都分批或分散撤走了),父亲则因一天到晚在偏于一隅的南岳庙里忙于埋头编辑那份《大洪报》,加上以前他俩互相不认识,这期间很少与钱瑛接触,可能只偶尔在党内会议上见过面,所以父亲那时可能还不知道杨学诚的鄂中区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已经让给了钱瑛。而这个细节也许与后来丢失了父亲的组织关系有一定关系(我这么说的依据详见续集)。

父亲在回忆材料中还记录了这么一件有趣的事。父亲说,记得有一次开政治指导部各科室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出席人有黄心学、潘琪、雍文涛和父亲等8-9个人,钱瑛主持。在谈了当时的国共合作抗日形势后,钱瑛鼓励大家说,你们在座的都是党员干部,各部门负责人,工作中一定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云云。但到会议最后,不知怎的,钱瑛这时却说:她要去宜昌开会,政治指导部这里没有马,游击指挥部那里有,要向指挥部借一匹快马,这样一天一夜就可赶到了。

钱瑛当时说这话是认真的还只是开个玩笑?没人知道。但父亲在他1967年底受审查时所写的一份材料上却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时“会上有人说,有快马你也骑不住也赶不到。”父亲后面还写到,“后来钱瑛不知去没有去。”不过经查,钱瑛女士后来还是去宜昌了,因为史载她从“3月(底)起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

父亲没写下那次会上说这话调侃钱瑛的人到底是谁,也许是忘记了?但也表明那次开会时钱瑛说要骑马去宜昌开会的话属于开玩笑的成分更多些。否则也不会有人在时任鄂中区委书记的她说完后再继续用这种话调侃她的。不过,父亲为何要在看起来很严肃的受审查材料中记录下这件有趣的事呢?是想描述当年他们在大洪山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是想藉此证明自己当时就已经是中共党员身份?我觉得是后者。

因为这个中共党内干部会议开后没多久,国共合作出现裂痕,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政治指导部就被解散了,父亲在离开大洪山去延安之际,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即其组织关系却不知何故被忽略而中断了。

之后很多年,从西安到延安,再从延安到太行山,又从太行山到苏皖淮南区,父亲一直在努力以试图证明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但始终未能如愿。可以说,这是父亲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以后在其个人政治经历上的一个重大挫折。

来源:史啸虎杂谈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t9Ktc1SoJpSx7N69P5-1g

编辑:张铭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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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26 15:30:07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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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屈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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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9 22:10:15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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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哪些报头?附40家媒体报头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诗人、书法家。他的书法龙蛇飞舞,气势磅礴,被公认为20世纪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

毛泽东书法的演变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青年时代是第一阶段。该时期多为楷书,字体工整。1921年到1949年间,是第二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他运筹帷幄,为使机要人员传达准确,他起草的文电多是行书。30年代以后,字体清秀,字体自左向右略有倾斜。1949年进北京以后,是第三阶段。这时生活环境好了,此时他的字越写越好,越写越草

有人曾考证,毛泽东为报纸书写报头始于陕北时期,即为复刊不久的红色中华书写报头。他一生题写的报头有70幅之多,涉及各级党报、军报、行业报和大学报等。这些报头是他整个书法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集文献、新闻、艺术于一体的精神之花。

“长江”微信公众号(ID:whcj027)不完全梳理,目前出刊的报纸中,至少有40家的报头都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有的他还不只题写过一次。这些报头除人民日报外,多集中在省级党报,也包括少部分地市级报纸。

在人民日报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用过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三种报头。省级党报的报头,有的是创刊时就用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报头,有的则是创刊之后使用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报头。副省级城市党报中的长江日报、广州日报、西安日报报头均为毛泽东亲笔题写。

长江日报1949年5月23日创刊时系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有书法研究者评价毛泽东亲笔题写的长江日报报头方劲峭拔,浑厚雄健,同毛泽东题写的诸多报头相比,这幅报头的字可以说是独具一格,厚重不失清秀,潇洒而显端庄,让人目睹有“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磅礴气摡,运笔凝神,酣畅淋漓,其美其精,悠然心会,健柔相随,意境无尽。

附:40家媒体报头

图片详情请见链接

来源:长江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jx5BSxw5FgQ8bP7nawLwA


编辑:张铭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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