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料集锦

刘海明

【案例】

棱镜丨“传媒帝王”雷石东去世：曾破译日军密码 年近80出轨与妻子离婚

划重点：

1包括维亚康姆、派拉蒙和CBS三场世纪收购，雷石东人生最辉煌的故事都发生在50岁以后。在那之前，他的生意版图只是在家乡波士顿一带，经营连锁影院。

2雷石东曾豪气地喊出了那句流传至今的口号：内容为王。渠道不是最重要的，谁掌握了优质内容，谁才真正拥有议价权。为此，他花费100多亿美元收购了派拉蒙。

3雷石东对女儿可谓日防夜防，一直担心被取代。在这期间，雷石东本人负责之下，维亚康姆和CBS错失了很多机会。

4在错失了漫威后，派拉蒙如今沦落到给Netflix打工。鼎鼎大名的MTV曾是全球流行文化风向标，但如今青少年全都流失到了YouTube和TikTok。

萨姆勒·雷石东和汤姆·克鲁斯

特约作者 | 李然 编辑 | 杨布丁

出品 | 棱镜·腾讯新闻小满工作室

好莱坞竖着耳朵，终于听到巨人倒地的声音。

美国时间8月11日下午，萨姆勒·雷石东（Sumner Redstone）在加州比弗利山庄的豪宅里因病逝世，终年97岁。

在信息传递尚不发达的本世纪初，中文媒体曾将雷石东的本事吹上了天：这位犹太富豪不仅掌控着好莱坞历史最悠久的派拉蒙，同时还控制着美国半数电视台和报纸，只手便可翻云覆雨，地位只有另一位大佬默多克可相提并论。

这些早就不是事实了。

雷石东麾下的媒体帝国，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20年前就拍出《阿甘正传》、《勇敢的心》、《泰坦尼克号》的派拉蒙，在错失了漫威后，如今沦落到给Netflix打工。鼎鼎大名的MTV曾是全球流行文化风向标，但如今青少年全都流失到了YouTube和TikTok。CBS仍然是美国公共大台，但年轻人早就不看电视了。

生前名义上虽然是最大股东，雷石东已经与世隔绝多年。2014年，他因为肺里吸进食物失去了吞咽功能，只能靠人喂食，之后几年又陆续丧失了说话和行走的能力，身边护理离不开半步。

生前最后几年，雷石东与人沟通只靠一台平板电脑完成，上面提前录好了三句话：Yes，No和Fuck You。

包括维亚康姆、派拉蒙和CBS三场世纪收购，雷石东人生最辉煌的故事都发生在50岁以后。在那之前，他的生意版图只是在家乡波士顿一带，经营连锁影院。

为了牢牢把控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雷石东后半生不断与身边人决裂：和前妻离婚，与儿子断绝关系，与汤姆·克鲁斯闹翻，和跟随多年的下属反目，晚年又与照顾他起居的女友对簿公堂。连唯一得宠的女儿莎莉，也被他痛骂是个处心积虑夺权的婊子。

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雷石东把这句话践行到了生命最后一刻。

浴火重生 ，进军上游

雷石东前半生拿的是大男主剧本。

1923年，萨姆勒·雷石东出生在波士顿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和家里亲戚一道经营着一家汽车影院公司“东北影院”，家里跟黑白两道都有关系。

雷石东高中以第一名成绩毕业，进入哈佛大学三年就读完了本科，毕业加入美国陆军后负责破译日军密码。退役后，雷石东回到哈佛法学院修完了法律博士学位，后成为当时美司法部总检察长的助理。

（1965年，42岁的雷石东代表院线业向《音乐之声》主演朱莉·安德鲁斯颁奖）

直到1954年，雷石东为国效命的热情终于淡了下来，加入了家族的院线生意，此时家族公司已更名为全美娱乐（National Amusements）。1972年，年近50岁的雷石东成为了家族公司的CEO。

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1979年3月29日。这天晚上，56岁的雷石东参加完一场电影首映礼，下榻于波士顿的科普利广场酒店。一名被开除的洗碗工纵火泄愤，大火一路烧到了雷石东三楼的套房，他最后挂在楼上房间的窗台上才勉强逃生。

被送到医院时，雷石东全身近一半皮肤被烧伤，右手腕几乎完全被烧断，双腿不成人形，医生认定他下半辈子都要在轮椅上。

但经过60个小时的抢救，雷石东奇迹般保住了性命，并且在两个月后就很快恢复了行走，几个月后挺着后遗症坚持出席行业大会。浴火重生的传奇经历，让雷石东在业界成了响当当的名字。

大难不死的雷石东把精力放回到生意上，带领着全美娱乐继续拓展。但门店开得越多，雷石东越是意识到，影院这门生意真不好做——有线电视台蒸蒸日上，观众光顾影院的频次减少，但影院的经营成本却还在涨。

（雷石东家族的Showcase院线目前是全美前十，但体量仅有AMC的几十分之一。）

雷石东将目光转向了上游。和好莱坞电影公司过招二十多年，他意识到掌握优质内容远远比控制渠道重要。“好莱坞每制作一部电影，其实都相当于多了一项资产，这些资产的增值速度远远跑赢通胀。”

于是在1980年代，雷石东大举买入好莱坞电影公司。他通过借贷，陆续购买了20世纪福克斯、华纳兄弟、米高梅和哥伦比亚影业的股份，狠狠赚了一番。

1984年，雷石东妻子菲利丝第一次起诉离婚，当时雷石东已经买下了米高梅的家庭录像资产，半只脚踏进了好莱坞。一旦离婚，他一半资产都将被妻子分走。

雷石东苦劝了大半年，菲利丝才勉强同意撤诉。此后十几年，这样的剧情又发生了两次，但因为雷石东的资产规模不断攀升，离婚的代价越来越高。

“内容为王”，疯狂并购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年过60的雷石东终于等来了人生新高峰。

1985年，华纳因为投身电子游戏巨亏急需现金，将MTV和旗下的Nicklodeon、VH1打包出售给了维亚康姆（Viacom）。

此时的MTV正如火箭般蹿升中，年营收以50%的速度激增。迈克尔·杰克逊在MV里扮成僵尸、麦当娜身着婚纱在VMA舞台上翻来滚去……种种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表演让MTV声名大噪，成为了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标杆。

（1983年迈克尔·杰克逊长达13分钟的《颤栗》MV在MTV首播，引发轰动）

维亚康姆本身有Lifetime、Showtime等有线台，早就被雷石东盯上，更何况如今又有了MTV。在维亚康姆买下MTV之前，雷石东就在悄悄增持股票。1987年，他更是赌上全美娱乐的身家，并从银行寻求借款，发起了对维亚康姆的收购。

经过四个多月的拉锯战，维亚康姆的股东终于被雷石东的方案“打动”，全美娱乐吞下了体量五倍于自己的维亚康姆。 雷石东通过全美娱乐继续掌控着实权。

这一年，63岁的雷石东突然从地方家族企业的掌门人，摇身变为举足轻重的美国媒介大亨，和默多克、特朗普一道登上了《福布斯》的亿万富豪榜。

有线电视台的黄金时代当时刚刚拉开帷幕，雷石东发现旗下有线台的节目非常值钱，常有其他有线台愿意高价购买版权。维亚康姆的股价水涨船高，带动雷石东的资产翻了三倍。

眼看资产激增，雷石东豪气地喊出了那句流传至今的口号：内容为王。渠道不是最重要的，谁掌握了优质内容，谁才真正拥有议价权。

沿着“内容为王”的思路，雷石东很快瞄准了下一个目标：好莱坞。

“二战”后出台的《派拉蒙法案》，决定了从事影院的企业不可同时从事电影制作，好莱坞大片厂因此都陆续剥离了院线。但里根上任后，美国政府在很多环节放松了对企业的管制，其中就包括反垄断限制的放松，认为垂直方向的整合并不会伤害市场竞争。

各路资本很快在好莱坞掀起了一场抢购潮：先是默多克买下了福克斯，紧接着时代集团与华纳宣布了合并，哥伦比亚影业和环球影业分别被卖给了日本的索尼和松下。

迪士尼是死也不卖的。留给雷石东的，只剩下派拉蒙，好莱坞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公司。

派拉蒙当时体量比维亚康姆更大，市值将近70亿美元，后者不到60亿美元。1993年，维亚康姆开价82亿美元，希望以溢价收买股东。

但没想到，曾任派拉蒙CEO的好莱坞教父级人物巴里·迪勒半路杀出，开价95亿美元。而且这笔收购背后的出资方，还有派拉蒙的大客户。

为了拿出更多现金完成收购，雷石东又找到了录像带公司百视达（Blockbuster）谈合并。1994年，借助百视达充足的现金流，维亚康姆以当时100多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派拉蒙。

命运再一次眷顾雷石东。被维亚康姆收购后，派拉蒙接连推出了《阿甘正传》、《勇敢的心》、《拯救大兵瑞恩》等拿下奥斯卡的佳作，还启动了后来大获成功的《碟中谍》系列，并与福克斯合作了《泰坦尼克号》，迎来了整整十年的辉煌。

在此期间，MTV也从30多亿美元市值一路飙涨至300多亿美元，与派拉蒙一道成为维亚康姆的两大核心业务。

已经年过70的雷石东，如愿登上了好莱坞权力的顶峰。

烦恼不断，众叛亲离

影片接连大卖，让雷石东忽略了重要的问题：以如此高的代价收购派拉蒙，值得吗？

维亚康姆因为收购派拉蒙背了上百亿美元的债务。80多亿美元买下的百视达，由于录像带即将被DVD取代，短短三年市值折了一半。维亚康姆先是在1998年以不到5亿贱卖了百视达近20%的股份，此后眼看录像带大势已去，又在2004年彻底脱手，计入了十几个亿美元的资产减值。

虽然派拉蒙和MTV业务向好，百视达市值暴跌却直接反应到了维亚康姆的股价上，雷石东的资产缩水了一半。

这个时候CBS找上门来。CBS和维亚康姆原本是一家，因为美国反垄断法要求，20世纪70年代维亚康姆被迫与三大公共台之一的CBS分拆，只剩下了电视制作和有线台的业务。

重新掌控渠道并不符合雷石东“内容为王”的思路，但这个时候他已经没得选：资本市场要求维亚康姆拿出利好，电视台正好有源源不断的广告收入。1999年，维亚康姆宣布以373亿美元收购CBS，成为当时仅次于时代华纳的全球第二大传媒集团。

收购CBS给雷石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由于有线台和新兴互联网的竞争，电视业的广告收入进入了下行周期，收购CBS带来了规模，却又拖累了维亚康姆的股价。有高管向雷石东提议：分拆公司。

于是，才刚团圆五年，维亚康姆和CBS又被分开了：雷石东最在意的派拉蒙影业和MTV电视网络（还包括BET、Comedy Central、Nicklodeon等有线台）留在了维亚康姆，增长慢但业务稳定的电台、派拉蒙电视业务被分给了CBS。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又是一次错误的决策。随着YouTube等互联网平台壮大，MTV的青少年观众迅速流失，而派拉蒙的辉煌此时也已经消失了，眼看华纳、福克斯、索尼拿出了《哈利·波特》、《指环王》、《星战前传》、《X战警》、《蜘蛛侠》等系列大片，派拉蒙只有《碟中谍》。

相比之下，CBS受益于电视业务更高的稳定性，业绩表现反而更好。分拆完成后，维亚康姆的股价应声下跌，CBS股价反而开始上涨。以至于2019年维亚康姆和CBS再次合并时，是市值更高的CBS反过来收购了维亚康姆。

焦头烂额的雷石东还要面临妻子发难。1999年维亚康姆收购CBS的交易刚一宣布，妻子菲利丝又一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指控雷石东长年出轨和情感压迫，要求分走一半财产。

而且这次，她手里有雷石东出轨的实锤。

雷石东年近80，身边女人依旧趋之若鹜。听闻风声的菲利丝，雇了一名私家侦探，拍到了他和情人手牵手同游巴黎。

最终两人和解离婚。菲利丝没有直接拿走一半财产，而是同意每年支取雷石东税后收入的一半，让他保留了对维亚康姆和CBS的控制。

菲利丝让步的同时也提了要求：雷石东要将他手中全美娱乐的股份，放入新的信托中。如果雷石东去世，这些股份一半菲利丝所有，剩下一半留给一对儿女以及他们的后代，如果菲利丝去世，她那部分将进入雷石东家族信托。

2002年雷石东按要求创立了新的信托。但菲利丝并不知道，他“慷慨”拿出的股份，本就有子女该得的部分——20多年前雷石东父亲设立家族信托时，就将一部分股份留给了孙辈，还要求雷石东将自己1/3的股份放进去留给子女，目的就是让公司一代代传下去。

直到几年后，雷石东家族的人翻查家族资料才发现，雷石东当年趁儿女、侄子女均未成年，通过私下协议，悄悄把本属于下一代的股份搞到了自己手里。

先是雷石东弟弟闹上法庭，要求把自己子女那部分拿回来，本就有嫌隙的兄弟更加不和。之后与雷石东儿子布伦特又将他告上法庭，要求分得自己应得的全美娱乐1/6的股份。

为了不让帝国被拆分，雷石东最终同意和解，布伦特拿到了2.4亿美元的赔偿，此后十几年父子俩断绝往来。

传媒帝国，日落西山

如今雷石东走了，行事手段最像他的女儿莎莉，继承雷石东的姓，守卫着四面楚歌的传媒帝国。

2016年，雷石东被法院判定精神上失能，被迫辞去了CBS、维亚康姆董事会的职务。莎莉接下来熬了三年，先是挺过CBS和维亚康姆两场管理层斗争，后又挤走了父亲多年心腹，2019年终于将维亚康姆和CBS两大公司重新合并到一起，成为了这一新传媒帝国的掌门人。

但她的掌权来得实在太晚了。

尽管莎莉9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维亚康姆董事会，一直是继承家族事业的唯一人选，但雷石东对女儿可谓日防夜防，一直担心被取代。在这期间，雷石东本人负责之下，维亚康姆和CBS错失了很多机会。

（萨姆勒·雷石东和女儿莎莉·雷石东）

最早与漫威合作的派拉蒙拱手将这块金矿送给了迪士尼，手中系列大片缺乏，如今已经沦落到要把电影卖给Netflix才能勉强维持的地步。失去漫威后，派拉蒙又卖掉了梦工场动画，失去了家庭向的影片。

派拉蒙目前唯一能卖的系列大片只有《碟中谍》。但过去十几年，雷石东与阿汤哥的矛盾人尽皆知。在《碟中谍2》上映后，他曾公开批评汤姆·克鲁斯，怪他大肆宣传山达基教、上奥普拉节目跳沙发等行为拖累了票房。后来每一部《碟中谍》开拍前，两人的分红矛盾都会闹上头条。

在电视领域，CBS一直被诟病为老人台，MTV也已经失去了青少年的心。维亚康姆原本有机会投资Facebook和Twitter，但都被雷石东错过了。

过去两年，迪士尼、华纳、环球全都醒悟过来要大力投入流媒体。但维亚康姆CBS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整体的流媒体方案。

合并后的维亚康姆CBS年营收超过280亿美元，但2019年息税前利润只有61亿美元，债务则高达237亿美元。按照《好莱坞报道者》今年3月的统计，维亚康姆CBS是好莱坞各大传媒集团中债务压力最大的。

为了应对疫情，维亚康姆CBS延迟了出售旗下黑石大楼的计划，同时继续推进合并后的裁员计划，还发了一笔25亿美元的新债。

也许从一开始，就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1987年收购维亚康姆后，雷石东召集员工办了一场欢迎宴，盛大的活动上他本人却意兴阑珊。为了刚刚起步的大业，当时他撤回了自己主动提起的离婚诉讼，打算与原配在无爱的婚姻里继续耗下去。

那天他私下问一位下属，“你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吗？”

“我们有父母、爱人和儿女，你有你的家庭，当然不孤独。”

“不对。人生在世，都是孤独的。”雷石东说。

参考资料：

King of Content, Keach Hagey, Harper Collins;

CBS, Viacom Strike Deal to Recombine, THR;

Hollywood's Growing Debt and Earnings Risk Amid the Pandemic: "It's All About Liquidity",THR

Inside A Media Moguls Closet, A Son Sees Dirty Laundry,NYT;

Who is Shari Redstone?; Los Angeles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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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腾讯新闻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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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佳莹

刘海明

【案例】

老记者李普

  今年11月8日，是李普先生逝世十周年。小群为他画一像。

  李普是湖南人，活了92岁。他自称记者。1949年10月１日，他撰写新闻报道《开国大典》，全文只有1000多字。当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现场观察，眼看心记，完成了这篇报道，被选入多种教科书。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完毕,亲手把稿子交给他。稿子上贴着一张字条,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字。毛泽东指着字条叮嘱他:‘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别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原来铅印的这份《公告》稿并没有委员的名单,是接受张治中建议，临时补上去的。

   李普亲历的另一件大事，是1976年10月７日中午被中央召进中南海紫光阁，苏振华告诉他“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纪登奎通知他作为五人小组成员，参加接管新华社。抓捕“四人帮”的决策者之一叶剑英，是他的妹夫。

在他的记者生涯中，写过许多记录历史风云的文字，与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刘伯承、陈毅、陶铸等中共领导人都有近距离接触。他在新华社副社长职位上做的最满意的一件事，却是在党组会议上力主：凡是可以到别的单位去大展鸿图的，我们不要挡人家的路。让新华社放走了一批能人。新华社人才济济，有人说在新华社是一条虫，放出去变成一条龙。郑德芳因而担任了《中国日报》总编辑，李慎之因而担任了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有一个年轻人，第一天到新华社报到，第二天就接到一所美国大学的入学通知，也被他放走了。他离休之前，推荐杜导正接替了自己兼任的国内部主任。

1950年代，他还创办过北京大学政治系，即今天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前身。所有这些经历如果放在别人身上，足够自我夸耀的了。他却不愿意张扬这些。晚年离休以后，开始了全新的人生追求。1980年代，他家住在三里河，李锐和黎澍住在木樨地，他们是湖南同乡，年龄相近，经历相仿，住所不远，所以频繁走动，时常切磋，思想上大彻大悟。正像他自己所说，“我早年追求民主自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间陷入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之中;这一段相当‘左’,有时甚至可以说很‘左’,‘左’得很可恨、可笑。六十岁以来逐渐觉悟,又走入了自由民主的行列。” “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思想解放,或者叫两次思想革命。一次是三十年代由爱好文艺而爱好普罗文艺,同时加上不愿当亡国奴而参加抗日民主救亡运动,这样就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次是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我这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是一个长过程。1978年的讨论好比是我的一年级,到今天我也不认为毕业了。我拥有许多堪称亦师亦友的朋友，有些比我年长，有些比我年轻不少。其中起了启蒙作用的，我受益最多，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黎澍和李锐。”记者李普，晚年变成了思想者李普，和另外两位重镇李锐、李慎之，并称“三李”。

  我和李普老相识于2002年。山西记者高勤荣因揭露运城假滴灌工程，触怒地方当局，蒙冤入狱。高勤荣的妻子找戴煌求援，戴煌先生和我商议怎么在媒体上出声。戴煌说，找李普、沈容夫妇领头，他们资格比我老。于是我第一次到李普家拜访。当时李普、沈容十分痛快，马上同意领衔，很快在《南方周末》发出声音。

以后，我和李普、沈容夫妇越来越熟。2005年李锐88岁。李普倡议编一本文集，请曾彦修、邵燕祥和我一起到他家商议。曾彦修主张成立一个高级别大阵容的编委会，我主张低调行事，引起曾老不快。当时李普和邵燕祥以和事佬的态度劝走曾老，决定不事声张，约朋友们写点文章，李普和我为编者，编成了《大哉李锐》一书。

编辑此书过程中，李普老顺手拿出沈容刚写的一篇文章《热闹的月坛北街》，让我一阅。我读后眼睛一亮。文章披露了独家史料，娓娓道来，从容不迫，文笔十分老道。我马上对李普和沈容二老说，这样的文章，我来安排发表，有相关照片的，发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没有照片的，发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温故》。接着，我又帮助沈老联系出书，最后确定由我妹妹丁宁担任责编，以《红色记忆》为书名，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某些秘辛作技术处理。可惜的是，此书付梓前夕，沈容溘然长逝。她只看到清样，没看到样书，留下永远的遗憾。后来，李普老为此书港版撰写长篇后记《红色记忆二三事》，提到：

“最近我问丁东：‘为什么你能发现沈容，我就这么差劲，发现不了呢？’他不愧是个著名的老编，这位内行的答复有道理。他说：‘你们交情太深，你把她看成你自己的一部分。而你们的文风不同。跟你的风格很不一样，你就不满意，甚至不认可。这种情况不奇怪。’丁东这些话我心服。我不认可她的文风，是由于我把她当成了我自己。这句话简直不可思议，却符合事实。”

我是老编辑不假，但未必真是我发现了沈容文章的价值，而李普不清楚。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情随和，平易近人，愿意看到别人长处，肯定别人长处的人。我作了一点事，他就给我鼓励。

  他听说邵建的文章《事出刘文典》写得不错，反复读了八遍，逢人说项，向朋友们推荐。

黎澍曾经对李普说，他被称为“党内民主人士”。李普说，我也是。黎澍说，“党内民主人士”就是在下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上级，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这在高级干部中极其难得。李普先生正是这样的人。他对朋友，对同事，不论长幼，真诚地平等相待。但路见不平，又敢于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作狮子吼！

李普一生著作甚丰，邓伍文为他编文集三卷《光荣归于民主》，可惜至今没有机会出版。王建勋帮他整理了口述史《我是特嫌》，虽然付梓，一般读者也没有机会读到。留下了诸多遗憾。

原文来源：公众号——丁东小群
作者：丁邢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NfzARg0ol_9gfbrKHKlcQ

编辑：刘佳莹

刘海明

【案例】

深圳首份报纸诞生记

《深圳特区报》1982年5月24日创刊号

距离《深圳特区报》1981年6月6日首期试刊的日子，虽已近40年，但我依然珍藏着试刊五期的样报。打开泛黄的报纸，40年前筹备创办深圳经济特区首份报纸的办报往事也随之流淌而出

市委接力重视   紧锣密鼓筹备

1980年11月15日，中共深圳市委常委会议作出决定：由市委宣传部负责筹办一份报纸。此前，宣传部新闻科虽然也多次提出过办报纸的问题，但终难成行。有了这一《决定》，也就有了尚方宝剑，筹备工作就能大张旗鼓进行。

根据我翻出八十年代初，自己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的笔记本，有这样一段记录：1981年4月3日上午，李伟彦部长召开宣传部全体会议，部署第二季度工作。谈到的第一点就是要抓紧筹建报纸，要突出抓紧报纸的试刊工作。此后，四、五两个月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落实《深圳特区报》的试刊工作。在宏观方面先后讨论过包括报纸的性质、定位、读者对象、报纸特色，微观方面，一至四版每一版的内容、栏目设置等等，其中还特别讨论到试刊第一期的社论和发刊词的内容。以五月份讨论试刊的一次会议为例，除了新闻科成员，还有李伟彦、张洪斌（张多次参加报纸筹建和试刊工作会议）、黎颕等人。现把他们发言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李伟彦：一定要写作好社论，提前写好，反复斟酌，反复修改，精益求精；一版要有一篇任仲夷谈特区的文章。深圳市引进办每一期都要有一篇文章。各版内容要尽量丰富多彩。

张洪斌（时任新华社记者，曾任吴冷西社长秘书）：每一期试刊一定要有各类名人文章或作品，如薛慕桥、孙冶方、于光远、刘国光、戈宝权、刘海粟、吴南生等等；要设立专版或者专栏定期介绍世界经济特区的情况、介绍香港股票期货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多方面情况（我已经跟从新华社调来宣传部资料室的彭茂光同志打过招呼，让他注意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第一版每一期都要有一至两幅好照片。试刊第一期要在一版发一个征稿启事。

黎颕（时任宣传部宣传科科长）：一些探索性、尚无定论的东西不要放在一版为好；可以找一些有代表性又愿意公开的投资者，发表对于深圳改革开放政策的看法。

曾锦棠（时任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有几件事要一一落实才成。如版面谁负责？对外稿件谁去组织？广告谁负责？还有试刊经费、各单位抽调人的问题，都要落实经办人（李部长插话：有的事我已经跟有关领导和部门打过招呼）。      

丘盘连（时任宣传部新闻科干事）：每一个版都要有两到三篇有份量的稿件。所谓有份量，就是在新闻版要能反映深圳经济特区最新的发展成就、发展经验以及引进外资的做法等等（张洪斌插话：不一定局限于深圳，香港国际市场、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做法也值得学习）。另外，民生方面的一些急迫问题，如一下子进来那么多人 ，孩子入学难能否报道？   

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版面和报道题材，与会的每一个人都畅所欲言。最后，定下了4 0条采访题材一一 落实到人。我承担的主要题目有：深圳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着重报道经营方法——先卖房、后盖房的做法）、从深圳经济结构的变化看特区经济的发展（仅限于工业方面―――采访引进办公室）、本市电子工业发展跃上新台阶、九龙海关新气象、我市最早由香港方面经营的商品住宅楼之一翠竹苑竣工入伙、深圳小孩入学难等题材。这些稿件在试刊五期都陆续见报。值得一提的是，张洪斌除了负责社论写作、任仲夷谈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前景、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负责人答记者问等多条重点稿件外，还主动提出采访上海服装公司开业、北京医药公司（同仁堂）盛装迎客两条小稿件。

在正式试刊前的四、五月份，李伟彦、张洪斌经常跟我们在一起，什么都对我们说。如报纸拟到香港印、由林雨纯、张黎明两同志前往广州，请著名书法家秦咢生书写的《深圳特区报》报头两种字体的原样，让我们选择，大家嘻嘻哈哈。那时，我们都是一些三十多岁（有的还不到）的年轻人，头脑比较简单，说话办事没有“瞻前顾后”的习惯。“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干啥傻傻干。”恐怕就是我们当时的真实写照。

在报纸的筹备阶段，深圳市的领导班子进行了重大调整 ：提出创办报纸的吴南生同志调回广东省委，梁湘同志接任深圳市党政一把手。领导班子的调整，会不会影响报纸的筹备和创办？不会！报纸的筹备继续顺利进行。1981年6月 6日首期试刊成功。接着，6月20日、8月8日、9月9日、12月24日又 陆续试刊，一共试刊五期。其中第五期还出了对开八个版。   

深圳特区报创刊初期，首任总编辑张洪斌（右一），右二为丘盘连，右三为编辑曾纪允，坐者为戴木胜（作者提供）

                              

木板房内试刊  3千元开办费  在香港印刷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５日，深圳市委常委会上作出由宣传部负责筹办报纸的决定，并要宣传部提出可行性方案。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李伟彦当时提出了“先办试刊，委托香港《文汇报》或《大公报》印刷，印刷的外汇费用由市财政解决”的方案。在几番请示、报告后，宣传部申请到了３０００元开办费，用作购买文具和工作人员交通费、夜餐费。而办报人员在筹备和试刊初期，则以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全体同志为主力，加上陆续来的其他成员共 有八九人（1）。李伟彦亲自任社长，由原是新华社记者后来成为《深圳特区报》首任总编辑的张洪斌率领，拉起了一个临时的办报班子，开始了艰难的筹备和试刊工作。

最开始，我们借用原市委大院（蔡屋围旁、原宝安县委所在地）旁边一间破旧木板平房作为办公室，面积仅十多平方米，几张旧桌子，几条木长凳。除了条件艰苦，我们还面临各方舆论压力，如“特区办一张报没什么意义”“深圳小小一块地方有多少新闻可刊登？”等等 。但我们这帮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都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在宣传部长李伟彦的领导和张洪斌的直接指挥下，无所顾忌地展开探索。大伙白天奔波采访，晚上就在拥挤的小办公室里写稿，内容则重点关注和宣传特区的新生事物、新的做法和新鲜经验。

由于资金紧张，无力购买印刷设备，《深圳特区报》从１９８１年６月６日第一期试刊到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日，这期间的报纸都是在香港文汇报印刷的。香港文汇报鼎力支持，在他们大楼的十一层给了我们一间２０平米左右的办公室。这间房里摆放了三张办公桌、两张床和一个文件柜，既是卧室又是办公室。特区报四个版的小样、大样、清样都是在这里修改、审定后付印的。当时报社的同志说深圳特区报半个编辑部在香港，这话并不为过。当时在香港负责编报的有陶牧、丘盘连、邢平安、胡向东、卢绍武以及戴木胜。总编辑张洪斌同志也时常和我们一起过香港审稿，如果有要事走不开，则星期六赶来。周一至周三，总编室将各部送来的稿子编好，周四由我们将稿件带到香港改小样、审大样、付印，星期天再把报纸带回来。我们这批人便又成了发行员，奔波于大街小巷，将报纸送到各单位和市民手中。

作者收藏的四期报纸试刊号（丘盘连 摄）

深圳特区报正式创刊后，全国各地兄弟新闻单位纷纷前来参观访问。图为１９８４年副总编辑丘盘连与前来参观的海南日报原总编辑杨宗生（右）轻松交谈（作者提供）

头版刊登广告  竖排持续五年

作为特区的首份报纸，《深圳特区报》从试刊起，就敢于和传统的习惯势力以及陈腐的旧观念决裂。记得１９８１年六月，深圳特区报头两期试刊样报送到北京，“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当时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议论纷纷，有说好的，也有激烈反对的。有的甚至要求我们完全按照当时的中央党报模式来办报。但我们坚持认为，特区的报纸，一定要从特区的实际出发，既要继承党报的优良传统，也要大胆借鉴港澳乃至海外办报的有益做法，从版面设置和内容安排上都要体现出特区的风貌特点。为此，我们特地把相关领导请到深圳来，陪他到沙头角、蛇口工业区、边境农村参观考察。了解深圳的实际情况后，主管部门负责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不但同意两期试刊样报，而且认为可以办得更活泼更有特色。

“报纸要办得更活泼 一些，每一份报纸都要有自己的特点。深圳的报纸不要求你们与国内报纸一样，越不一样越好。你们的报纸不但要适应深圳30万人阅读的需要，还要适应国内、特别是香港澳门读者的需要，这个任务不轻，要有长远打算，要有信心。”这是翻查试刊期间我的笔记本，1981年7月15日，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王揖同志，在深圳市委宣传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当时参加试刊的12个人都 参加了会议，听了非常解渴，令人振奋。也可以说，这是中宣部同意了我们的试刊样报，给我们试刊开了绿灯。

有了“尚方宝剑”，我们便进一步打破常规、大胆尝试大胆创新。

其特别之处首先体现在报头。报名由广东省著名书法家秦萼生题写，活泼、洒脱又不乏稳重之感。尤为醒目的是，当时全国几乎所有报纸的报头字平时几乎都是黑色的，而特区报从试刊第一期起就固定用红色，令人印象深刻。其次，考虑到对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宣传的需要，当时版式采用的是竖排、繁体字，以适应当地居民的阅读习惯。这种版式一直沿用到正式创刊后。直到１９８６年５月１日，报纸才改用简化字，１９８７年１月１日则由竖排改为横排。

我们从试刊起就在一版刊登广告，从地产到餐饮均有涉及。这一做法，开了党报一版刊登广告之先河，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举。除此之外，报纸还加大房地产的宣传报道，试刊第五期还专门开辟了房地产专版，对深圳房地产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进行详细调查报道，成为国内首家开设房地产专版的报纸。这一专版的所有稿件，全部由我和张黎明负责采访写作，由我负责编定。同时，报纸还率先开辟世界经济专版、“港澳市场”专栏，对国际市场的金融、证券、商品、房地产等进行介绍和报道，受到企业和经济界人士的欢迎。

梁湘：砸锅卖铁也要把特区报建起来

在经过１９８１年６月６日、６月２０日、８月８日、９月９日和１２月２４日共计５期试刊后，《深圳特区报》于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４日正式创刊。与试刊时借用旧仓库作为办公室不同，这次，报纸则正式诞生于通心岭最高处的宿舍楼第十一幢。

当时，市委市政府为了支持报社的宣传工作，下定决心，将刚刚竣工的市委宿舍楼第十一幢拨给报社使用。该楼６层高，每层有３个套间，共１８套房。但既要办公又要住宿，显然不够用。于是，我们在楼前楼后的空地上搭起六间铁皮房和一间大草棚。人事政工、后勤管理、广告发行等机构人员一律在楼前的铁皮房内办公。楼后的铁皮房和草棚则作为饭堂和会议室。在这里办公近一年后，报社就搬进位于市委大楼左侧新建的特区报采编大楼。

提及这栋９层高的报社大楼，就不得不谈及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梁湘。１９８１年底，报社大楼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但经济特区创办初期，财政极端困难。梁湘在一次讨论报社基建的会议上说：“就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也要把特区报建起来。”这话曾一度在广东乃至全国新闻界传为美谈。正是梁湘和其他市领导的胆识和决心，市政府才想尽办法挤出１４００多万元创办特区报，使报社在较短时间内就建起九层的办公大楼和两幢住宅楼，并进口了两台当时最先进的印报机。

当年通心岭十一幢后院，铁皮房和茅草棚为职工食堂及行政后勤部门的办公处（作者提供）

首任总经理  卫生间等市长

说到报社大楼的建设，就不能不提及报社首任总经理王玉明同志。如果没有他的积极工作，报社大楼就不可能这么快建设起来。为了报社大楼的建设，他留下一串串佳话——――

在市委新大楼的卫生间等市长，便是其中之一。王玉明原来在惠阳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担任局长，1982年初调入报社。当时《深圳特区报》筹备正式创刊和报社大楼的筹建都在紧张进行中，而建大楼的重任就落在他的肩上。要建设报社，当务之急是要有资金。当时，深圳百业待举，处处需要花钱。资金之紧张，可想而知。报社的基建款，经市委常委会讨论，同意分期拨款，第一笔就就同意了3 00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王玉明上任后三天两头就跑到市计委追款，由于市里建设资金极端紧张，跑的再勤也还是拿不到钱。

主管部门当时流行的口头禅：“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老王心想，光这样跑也不是好办法，可能还得市领导当面说一声才管用。于是，打听到梁湘市长在市计委开会那一天的上午，他便早早就在市计委门口的楼道转悠。市长开会中间出来上卫生间，老王也跟着进卫生间。因为报社的基建问题，他已经多次找过市领导，市长对他已很“熟悉了”。一看到他，市长就问：“老王，在这里干啥？”“等您呀！”“等我干啥？”“要报社的基建款呀！”“我不是早就批下去了吗？”“您以为批下去就能要到呀？计委江主任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老王这么一说，市长也被逗乐啦。“来，进来计委，江兆新主任正好在这里，当面解决。”进去后，老王先恭维一翻江主任，说他如何如何支持报社的建设，只是市财政确实紧张，云云。这时梁市长说：“老江 ，其它方面用钱推迟一下，先满足报社基建拨款，常委会已经讨论过的，以后就不用老王总往市里跑。”市长都说得这么透啦，江主任也只好满口答应，会想尽办法优先满足报社基建需要，一时间，让其他单位羡慕不已！

在大楼施工期间，经常都可以看到一个矮个子老人（老王当时已年过半百），头戴草帽，或坐在那儿盯着施工，或在工地四处巡查。有时星期天也不休息，特别是盛夏时节，烈日炎炎，老王被晒得比一些工人还黑。报社一些好心的同志劝说老王不要天天泡在工地，他却说：“不盯紧不放心呀！”正因为老王抓得紧 ，深圳特区报大楼建筑才得以迅速推进，1982年5月破土动工，1983年6月，报社办公大楼封顶。在报纸正式创刊仅仅两年左右时间，报社员工就搬进了新的大楼办公，住进新宿舍。这也充分体现了深圳速度和深圳精神！  

《深圳特区报》的领导班子，中共深圳市委直至1983年8月 20日才下文件，正式委任。领导班子成员共有七人，张洪斌为党组书记兼总编辑，谢建琼为党组成员、副总编辑，王玉明为党组成员、总经理，排列第三把手。其余依次为：丘盘连（党组成员兼副总编辑），许兆焕（副总编辑），朱光召（副总编辑，没多久就回广州了，名字不一定准），薛以凤（编委兼总编室主任）。此前，在报社的筹建和创刊阶段，除了编务外，基建、行 政、后勤、党务全部压在王玉明肩上，他把大半个报社都管了起来，实在不容易。在市委常委会讨论报社班子以前，市委组织部曾派员到报社广泛听取员工对张洪斌和王玉明的意见。7月26日下午，总编室召开全体会议，对张、王两人进行了评论。我参加了会议，翻开当年的笔记本，如下一段记录跃入眼帘：“王玉明工作任劳任怨，带头干，亲自在工地指挥。他抓工作认真负责，不怕艰苦。最突出优点是敢于拍板，说话算数，敢于负责，所以基建这一摊才能这么快就搞下来，才有今天这个样。他不但实干精神好，还敢于批评人得罪人，实在难能可贵。缺点主要是对于报社这样的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单位的行政管理还不熟悉，缺少经验。”我至今依然认为，这样的评价，是客观的，代表了报社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当然，他还有其他方面的缺点和不足。但囿于当时的条件，能做到这样已不简单，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

上面所述，仅仅是王玉明在报社创建时期很少的一个片段。但也可窥见他协助总编辑张洪斌为报社大楼建成、为深圳特区报的正式创刊和尽早出版日报作出了无可代替的积极贡献。                                

从试刊时老市委大院的旧仓库，创刊时的“铁皮房”，再到后来的九层大楼和如今的50层大厦。深圳第一份报纸的诞生和成长也同样见证了特区的发展历程。

作者：丘盘连

来源：微信公众号—进观传媒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0-9jSbTMivwdQL6fHRakw

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红色报史｜党报：抗战中的号角与旗帜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宣传工作，战争时期，对思想舆论阵地的争夺，其意义绝不亚于战斗歼敌、攻城掠地。从中共创建到新中国成立，党的宣传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作出了难以替代、不可估量的重要贡献。这当中，党的报刊事业居功至伟。

  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共诞生前期到新中国成立的约30年间，由早期共产主义者和后来中共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机关、部队、团体、个人所创办的各种报刊，总计不下4500余种。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党的报刊坚持出版，在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直至海外，到处都有、始终都有党的喉舌和声音，重重迷雾里，战火硝烟中，它们像针砭时弊的药石，像指引方向的明灯，像激励斗志的号角，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厚重一页。

战火中走出的“中国第一大报”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建立起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武装抗击、牵制侵略者的同时，数以百计的抗战报刊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在中共创立的首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1937年12月11日，《抗敌报》在河北阜平县城文娴街应运而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刊最早的大区党报”。

  《抗敌报》创刊时由晋察冀军区主办，军区政治部主任、被毛泽东誉为“党内一支笔，红军书法家”的舒同兼报社主任(即社长)，著名摄影家沙飞任副主任，主持工作。从部队抽调的两名战士加上两名技工、两台石印机、一把裁纸弯刀组成了“政治部石印组”，负责印刷《抗敌报》。

  初期限于困难条件，只能出版石印三日刊，四开毛边纸单面印刷两个版，发行1000份左右，靠军邮和地方抗日动员委员会沿各村转送。从1938年1月20日第12期起改为新闻纸，扩成四版，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有社论、通讯、专刊、漫画等多种形式，使敌后的读者耳目一新。

  1938年3月沙飞调离报社，参加过长征的越南人洪水接任副主任，编辑队伍也壮大起来，发行量很快突破了2000份。

  1938年4月，《抗敌报》从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划出，成为中共晋察冀区党委机关报，邓拓任主任。邓拓党性甚强，对党报的性质、作用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

  聂荣臻十分注重通过邓拓的工作主持尤其是社论的撰写、刊发来反映边区党的工作要求，突出工作重心。1979年聂荣臻回忆当时的邓拓时曾说：“重要的社论起草后，哪怕深更半夜，他也单身匹马赶到我的驻地，让我过目，共同研究定稿。”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和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抗敌报》经受住了种种严峻的考验，无论是正在石印机上印刷的报纸被日机投弹炸毁，还是马驮人扛翻山越岭地转移，它始终将党的声音传向边区内外，传到民众中间。敌人千方百计剿杀《抗敌报》不能得逞，气急败坏，竟然盗用《抗敌报》的报头编排、印制假《抗敌报》企图扰乱视听，自然也是难以得逞，徒留笑柄而已。

  1938年8月，《抗敌报》自第63期起改为铅印，三日刊改为隔日刊，发行量大增。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抗敌报》改为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

  1940年11月7日，创办近三年的《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由隔日刊改为日刊，四开四版，即国际版、国内版、边区版、副刊，集毛泽东的字拼成报头。报纸改为日报后，社主任改称社长，邓拓继续任社长。下设编辑通讯部、材料供给部、出版发行部、电务队等，全社人员增至300人，到冬季进一步扩充到500人，报纸发行量达2.1万份。

  党报结构的调整、健全、壮大，报纸内容质量的提高，发行量的大幅增加，都是空前的。

  新的日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边区多方面工作上呈现出了振奋人心的新气象，突出地表现在增加言论上。新日报在一年内关于对敌斗争、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社论就发表了278篇，比改版前的一年多发107篇，党报的指导性明显加强。

  在日军重重封锁并常常“扫荡”的晋察冀北岳山区，坚持出版铅印日报，这在中国共产党敌后新闻事业上是一个创举，也是一个壮举。“我们既是新闻战士，又是游击战士。不光宣传游击战，还得学会游击战。”这是当时的编辑记者们始终牢记和贯彻的方针。为了适应游击办报，晋察冀日报的工作人员将铅字、字架、石印机等进行了多次轻便化改造，全部设备可用八匹骡子拉走，“八匹骡子办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世界新闻史上少有的奇迹。

  1941年至1943年，是晋察冀日报在敌后出版最困难的时期。在敌人野蛮、疯狂的“扫荡”“清剿”“蚕食”和封锁中，报社的员工们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在不断的转移、隐蔽、突围中，抓住任何可能争取的时间坚持出报。1943年9月21日，在两路敌军进至离阜平县马兰村的报社仅20公里的危急情况下，邓拓等报社领导带领编辑和工人快马加鞭赶印出800张报纸，发行员随印随发，完成了在敌后游击办报中最大胆、最英勇的一次行动，在警戒哨连番报警声中，“八匹骡子”轻装转移，四小时后，合围的敌人扑了上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察冀边区党政领导机关进入张家口，《晋察冀日报》于1945年9月12日开始，在张家口出版城市大报，为对开四版，有时出六版，由于接管了一批较先进的印刷设备，每小时印报可达四万份，印刷质量也达创刊以来的最好水平。

  内战爆发后，《晋察冀日报》对人民解放战争、土地改革运动、大生产运动的宣传，真正起到了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作用，有力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1948年5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成立，决定晋察冀边区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合并，两报在河北平山县里庄并为一个新报社。6月14日，坚持了十年半的《晋察冀日报》终刊，6月15日，两报合并而来的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正式创刊。创刊号上发布了华北解放区正式组成的消息和《华北解放区的当前任务——代创刊词》的社论。创刊当日的《人民日报》四开二版，发行约四万份。

  自诞生至终刊，《晋察冀日报》共出报2754期(中因序号错误多标出100期，终刊号为2854期)，日发行量最高曾达5万份，从抗战初期到解放战争后期，它成为根据地创刊最早、连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大区党报之一；终刊以后，报名虽改，血脉仍存，它的光荣使命仍在延续。1949年3月15日，华北局《人民日报》由平山县里庄迁至北平出版。8月1日，华北局《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胡乔木任社长，张磐石任副社长，邓拓任总编辑。这一天的《人民日报》期号延续华北《人民日报》的期号，为407号，意味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是此前报纸的延续。因此，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刊纪念日被定为1948年6月15日，也就是华北《人民日报》创刊的日子。

活跃在国统区的“新华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这样说过：我们不仅有一支八路军、新四军，还有另一支方面军！这指的是“新华军”——抗战初期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赫赫有名的《新华日报》。

  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我们党要抓两件大事：一件是办学校，培养干部；一件是办报纸，宣传党的主张。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要求在国统区创办《新华日报》，作为党的宣传舆论阵地，蒋介石表示“所谈甚好，完全同意”。这样，《新华日报》便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一份特色鲜明、影响巨大、富有革命性和战斗性的报纸。

  《新华日报》最初拟定在南京创刊发行，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阻挠及日军逼近南京，报社被迫迁至武汉成忠街53号，并延至1938年1月11日才正式在武汉创刊。该报在武汉期间，由中共长江局领导，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机关报，时任报社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华岗。

  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背景下，周恩来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创刊号上还刊发了国民党诸多党政要人的文章和题词，这反映了国共两党合作初期倡导的“精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仅是一致抗战的基础，也是民众期望所向。创刊号上，周恩来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既昭示了该报办报方向，也鼓舞着军民抗战气势。

  从创办起，《新华日报》先后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吴玉章等人领导之下工作，尤其是周恩来，自始至终亲力亲为，亲自审阅、撰写社论和重要新闻，具体过问报社从编辑、出版、发行到财务等全面工作。苏德战争爆发时，《新华日报》的社论就是周恩来在报社营业部的楼上亲手起草的；皖南事变时，他亲笔写下两个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报社迁至重庆继续出版，受中共南方局领导。此后《新华日报》陆续在山西、重庆、广州、西安等地设立分馆，在黄陂、宜昌、郑州、洛阳、许昌、南昌、潼关等地设立代销处。

  在10月25日这一天的《新华日报》上，四个版都浓墨重彩地报道了前方战事、揭露了日寇暴行，介绍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如有一则消息说，晋北寇军陷重围我进袭五台迭获胜，曲阳击溃敌寇八百；消息《敌炸沉长江二商轮死乘客难民七千余人》报道说，襄阳轮于二十三日晨，由汉开往宜昌，驶至上游二十八英里一带，适遇敌机来袭，敌机见此商船，即猛烈投弹，并以机枪扫射。该船当即下沉。事后调查，该船乘客约两千余人，均在凶残敌机猛炸之下遇难……二十三日有铁壳大煤船一艘，在城陵矶被敌机炸沉，内有难民约五千人，遇救者仅百余人……

  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2月初历时5个多月的“百团大战”，是我党领导的一次震惊中外的大规模战役。当年的《新华日报》在最短的时间内，用好版面、大篇幅、多形式，对百团大战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报道，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士气。

  作为在国统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战方针政策的一张报纸，《新华日报》在抗战期间充分体现了我党识大体、顾大局，既讲团结又坚持立场，宣传抗日是它的中心主题。从报纸内容看，《新华日报》从创刊到抗战胜利的七年半中，其办报宗旨始终都没有离开抗日这一主题，直接反映抗日的内容占据了大部分版面，主要包括揭露日寇暴行、唤起民众抗战，报道中国军民与日寇血战的英勇事迹和辉煌战绩，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反应和支援，在战争重大转变时期对战局进行精当分析，解答群众抗战中的疑难问题以及宣传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等方面。尽管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新华日报》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反击，但总体上还是围绕着抗日主题，挥舞着抗日大旗。《新华日报》对国统区的社会生活进行了有力的干预，对国统区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工人、青年、妇女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动员，成为我们党联系国统区广大群众的重要工具和桥梁。

  随着《新华日报》在国统区民众中影响越来越广，国民党当局十分恼恨和担忧，千方百计给《新华日报》“穿小鞋”，从新闻检查、报纸发行甚至纸张供应等方面严加控制，屡设障碍，其“新闻检查所”对《新华日报》实行最严苛的新闻检查，任意涂改和检扣送检稿件中的新闻和言论，凡宣传八路军、新四军重大战绩和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重大成就的文章，一概予以检删，甚至一些名词术语如“共产党”“毛泽东”“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人民民主”等也不准见报。正如新华日报记者石西民所描述的那样：“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的迫害摧残，其动员之广、检扣之厉、迫害之暴、手段之毒、花样之多、时间之长，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

  对此，新华日报的同志按照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指示，进行了坚决而巧妙的斗争。1940年1月6日，《新华日报》原拟刊登社论《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但稿件在送审时被当局以“系军事论文”为借口扣留；《新华日报》决定改登另一篇社论《起来，扑灭汉奸！》，然而又未通过审查。为了抵制国民党当局的刁难，《新华日报》毅然采用“开天窗”的斗争手段以示抗议。这日的《新华日报》在原社论的位置仅刊印了八个大字——“抗战第一！胜利第一！”旁注两行小字，对“开天窗”缘由予以说明：“本日两次社论：一、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二、起来，扑灭汉奸！均奉令免登尚望读者原谅是幸！”

  除对报纸外，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华日报》的读者也加以监视、迫害，甚至有读者给报社来信说，县党部书记通知，看《新华日报》要当心自己的脑袋！

本来，《新华日报》头几年也是在第一版报头下面刊登社论、要闻。后来，有读者反映：每天拿到报纸，看见“新华日报”这四个大字就觉得十分亲切，但由于重要新闻、社论都在第一版，读完又需费很长时间，因此老是担心有特务、坏蛋盯梢，担心他们看到“新华日报”这四个大字。于是提出，希望把报头另排一个地方。报馆对这个意见作了慎重研究，决定把社论、要闻改到第二版上，第一版全部刊登广告。这样，读者拿起报纸读社论、要闻时，有“新华日报”四字的报头就折到里面，读者可以放心大胆地阅读——原来这种改版是为了保护读者！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华日报》从1942年2月1日起，报头所在的第一版就全是广告，而第二版则登要闻、社论，第三版是地方消息，第四版是副刊，除极个别特殊情况外，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终刊。

  从1938年1月11日创刊，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勒令停刊，《新华日报》历经9年1个月零18天，中间除1939年5月至8月因日机轰炸重庆，而与重庆十大报纸共出《联合版》外，共出刊3231期，是我党第一张在全国公开发行并且极负盛名的党报，在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占领了舆论制高点，被人民群众誉为“茫茫黑夜中的一座灯塔”，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工具和沟通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大众日报：敌后不倒的旗帜

  1938年5月，徐州陷落之后，山东全境沦为敌后。1938年4月在延安，当毛泽东听了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的汇报后，当即决定派出大批干部进驻山东，创建以沂蒙山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8年5月20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郭洪涛带着两部电台和50名干部到达山东泰安。第二天，山东省委在泰安南上庄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山东党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对深入开展山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郭洪涛在他的报告《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斗争》中，把创办报纸列为创建根据地的三大任务之一。

  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和中共山东分局几乎同时成立，这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孤悬敌后的山东找到了一条出路。然而，当时山东地区的政治环境极其复杂。山东沦陷后，日本在山东地区到处设立伪政权，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就任后在各地“游击”。据1941年3月统计，在全省107个县中，日伪、共产党、国民党三个政权并存者26县；日伪占据、有国民党活动者28县。

  复杂的环境最需要明确而坚定的声音。经过筹备，1939年1月1日，迎着新年的第一缕曙光，中共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大众日报》诞生了。由大众日报首任总编辑匡亚明起草的发刊词，明确指出：“本报的使命就是动员人民起来抗战，发表一切有益于抗战的言论！”《大众日报》是中共山东分局为了动员人民起来抗战，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向全省人民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党报。中共山东分局通过《大众日报》向全省人民发出了明确而坚定的呼喊：我们要抗日，我们要胜利。从那一天起，《大众日报》从未停止过呼喊，到目前为止连续出版了81年，成为我国报业史上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

  大众日报自创刊，就树立了先进的办报理念——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大众日报》既是中共山东分局的机关报，也是山东人民忠诚的代言人。大众日报对所处的时代有清醒的认识，对自身的使命更是充满自觉。

  《大众日报》通过每期头版头条的社论直接发声，登载政府重要文件，指导当下的重要工作，对当下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评价，作为机关报的指导性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40年7月26日，中共山东分局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在驻地沂水青驼寺召开了全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选举产生领导机构，独立自主领导团结各界群众坚持抗战进行建设。大众日报组织编辑记者全力以赴进行报道。为了保证大会不被敌扰，大众日报并未马上对大会做报道，直到20天后的8月16日，才开始陆续见报。联合大会历时一月，选举产生了山东省最高行政领导机关——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自8月16日至9月1日，六期《大众日报》共计发表社论、消息、通讯、文章、歌曲等67篇稿件，如实报道了大会的实况。

  8月18日，敌人分三路进犯，联合大会代表及时转移，报社印刷厂工人将器材拆卸并埋好，职工们就近隐蔽，机关则随山东分局由青驼寺向北转移。扑空的敌人烧毁了会场席棚，以及青驼寺的两株千年银杏。当日，我军在鼻子山设伏，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并乘胜收复青驼寺。印刷厂工人迅速扒出机器，马上开始赶印已经编好的19日的报纸。这次联合大会选举产生的山东参议会制定通过了《人权保障条例》，这个后来收入《世界人权约法总揽》的条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我党组织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这个光辉文献，全文发表在1940年12月10日的《大众日报》上。

1940年12月10日，《大众日报》全文刊载《人权保障条例》

  《大众日报》通过社论把重大而复杂的问题说透，从而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共同抗日。1942年5月1日，《大众日报》头版刊登社论《纪念五一，切实进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揭开了山东根据地大规模减租减息运动的序幕。社论重点批评当地党组织和政府过去对群众工作的忽视——“把党和政府当作群众的上司，不是群众的朋友，只知向群众要，而忘了给群众”，如果这样下去“山东抗战便不能胜利坚持，我山东党政军民亦恐难有立足之地”。

  经过1941年的艰苦斗争，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依然没有走出困境，抗日斗争仍然处于被动局面。造成这种局面，除客观原因之外，主观上的失误也是原因之一。为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忧心如焚，他委托将要返回延安的刘少奇同志：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

  刘少奇到山东后，立即展开工作。在掌握了全面情况以后，刘少奇充分肯定了山东工作成绩，同时也严肃批评了山东领导在工作中存在的错误，主要是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在根据地内没有树立起基本的群众优势。对此，山东分局自我剖析后郑重决定：“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和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第一位斗争任务。”

  减租减息运动持续了三年，大众日报围绕这个运动报道了三年。这是《大众日报》创刊以来第一次系统地大规模地报道群众运动。从5月1日到7月4日，在20期《大众日报》上先后刊发17篇社论，针对减租减息运动，及时提出问题，指导运动发展。报社派出记者，参加山东分局农救工作团，和群众同吃同住同运动，既是工作团成员，又进行采访报道。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使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抗日积极性提高了，在部分地区改造了村镇政权，组织起群众近200万人。当时，很多地方都是根据《大众日报》的社论来布置和开展工作的。

  抗日战争中，大众日报不仅是工作队，也是战斗队。在战争中，大众报人不仅付出了汗水，更付出了热血。在山东分局的统一指挥下，大众日报社职工与分局其他部门一样在战斗中坚守工作，并拿起枪与敌血战在第一线。

  1941年11月初，在日军对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中，大众日报社组建了三个战时新闻小组，分别执行鲁南巡视、跟随山东分局和留守就地游击的任务。由通讯部长郁永言率领的第二战时新闻小组，在大青山随山东分局机关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突围中，他们与敌正面遭遇，随即被冲散，经营部卢再厉在搏斗中头被砍掉，文印员文白拒俘被敌当场枪杀，有的同志打光了子弹，把枪和机器砸了，文件烧了，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郁永言同志也在搏斗中牺牲。

  在这次反“扫荡”中，大众日报社有18位同志殉难。从创刊到新中国成立的十年间，大众日报共有578位员工壮烈牺牲，大青山十八烈士是他们的一个缩影。一家报社，在十年中有这么多人付出生命，在世界新闻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大众日报》这张用鲜血染红的报纸，既是大众觉醒的“日记”，也是山东人民抗战的编年史。创刊仅三个月，就以专刊形式全方位报道了“太河惨案”，并通过社论明确表明了党的立场和态度。此后，山东乃至全国在抗战中的历次重大事件《大众日报》均有反映，特别是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记录，已经成为如今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大众日报》对抗敌壮举和胜利消息的报道，对处在艰苦之中的前线战士和根据地军民产生的鼓舞和激励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如1939年4月7日通讯《横山血战》中写道：“相持四小时，我左翼退守横山街团圆殿，敌即以猛烈炮火，强占横山……我办案第二中队第六班班长郭兴堂、李怀平等，率领全班战士，坚守第二院。郭班长手伤两处，犹用手榴弹炸死敌兵三名。班长李怀平在东北炮楼击毙敌军二名。不幸我李班长怀平亦受伤……”1944年5月13日通讯《何万祥》报道的英雄连长何万祥，2014年入选全国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1946年，大众日报社长匡亚明在总结大众日报创办七年的经验时说：“大众日报的历史和山东人民抗战史分不开，它是山东人民英勇抗战的史诗，也是山东人民艰苦抗战的缩影。”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yUIuVoWXZYWx0jBIsFoGA

来源｜《一张报纸的抗战——大众日报社史撷英》山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严洁

编辑：王雅欣

刘海明

【案例】

外交部原副部长王殊逝世，传奇一生纵横新闻界外交界

澎湃新闻记者从王殊同志亲友处以及中德友协方面获悉，外交部原副部长王殊于2020年9月25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公开资料显示，王殊出生于1924年10月，江苏常熟人。王殊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建国前任新华社军事记者，建国后曾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几内亚、马里、加纳、刚果(金)、古巴等分社记者。

王殊于1969年底任新华社驻波恩分社记者，1972年9月任中国政府谈判代表，与联邦德国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同年10月任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参赞。

此后，王殊历任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74.9～1976.1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78.5～1980.4)、驻奥地利大使(1980.7～1985.12)。除驻外使节外，王殊还曾任《红旗》杂志总编辑(1976～1978)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1986.1～1990.6)等职。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介绍，正像王殊自己的一本书名《五洲风云纪》一样，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奔波在国内外的“战场”上。

24岁时，他身着人民解放军军装，作为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记者，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上海的报道。而他写的第一条新闻竟然是我军围歼黄伯韬兵团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成为当时淮海战役的重大新闻。朝鲜战争爆发后，王殊又被调到新华社驻志愿军总分社工作，换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服，一干又是两年半。

王殊写的两篇揭露所谓“自由遣返”战俘骗局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后，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重视。毛主席读后致电前方称：这些报道揭露了美蒋特务利用所谓“自由遣返”战俘欺骗公众的种种事实，谈判代表团应利用这些事实，在谈判桌上，揭露美方强迫扣留我战俘的阴谋。这次成功的报道，对王殊是一次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回国后不久，因他有懂英语的优势，被分到新华社国际部南亚分社，常驻巴基斯坦，从此开始了驻国外记者的生涯。他先后去了加纳、几内亚、马里、古巴、联邦德国等亚、非、拉美、欧四大洲做长驻记者。王殊是中国第一位单枪匹马闯非洲建新华社分社，打破中非长期隔绝的传奇人物。

1959年，他先是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筹建新华分社，后又去新独立的几内亚首都采访，并破格受到总统杜尔的接见。在该国新闻部长的帮助下，顺利地在该国首都科纳克里建立了新华分社。那时，王殊身兼二职，在两国间穿梭。同年10月4日，中国同几内亚建交，几内亚成为撒哈拉以南地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

1960年7月，加纳总统接见了中国特使柯华，并于当晚签署了中加建交公报。同年10 月，王殊去马里采访，友人安排拜见总统凯塔，但必须讲法文。王殊法文讲得不好，心里很紧张。然而总统很友好，开门见山表示，愿意同中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外交部接到王殊的报告后，立即派时任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柯华作为政府代表，赴马里谈判建交，并顺利达成建交协议。于是，王殊又开始筹建新华社第三个驻非洲的分社。

1961年底，王殊又奉命去拉丁美洲建立新华分社，经过考虑，最后决定分社建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王殊为分社社长。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到达哈瓦那几个月后，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加勒比海危机”。他在战壕里、海岸边日夜采访，向祖国人民报道古巴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仅仅一个月，就发了130多篇报道。总社两次通报表扬他们特别能战斗。

1969年末，王殊为顶“缺”，“临时救场”，被派往西德波恩分社。他既不懂德文，又不了解欧洲和德国的情况，感到从未有过的沉重压力。王殊开始学德文，并硬着头皮走出去，请进来，进行了大量采访和调查研究，终于渡过了“困难期”。

此后，他集中精力，研究总社和外交部给他出的两个调研题目：一是苏联的战略意图究竟是向东还是向西；另一个是中、西德两国关系如何发展。这两个问题的调研报告出来后，注定了王殊将开始人生角色的第二次转换。

王殊从记者到外交官的经历同样传奇。

作为一名中国驻波恩的记者，王殊竟被中国政府任命为建交谈判的中方全权代表，同时调我驻东德和捷克使馆部分外交官到波恩协助王殊工作。经过8轮艰苦谈判，于1972年9月29日，双方代表草签了建交公报，并在同一天发表共同消息，宣布建交谈判已顺利结束。西德谢尔外长应姬鹏飞外长的邀请，于同年10月访华，王殊也应召回国接待。待他再回到波恩时，已被任命为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参赞，并以临时代办的身份，筹建中国大使馆。

至此，王殊已从一位名记者转身成为高级外交官，而这识“士”点“将”之人正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两年后，尚不满50周岁的王殊便当上了中国驻联邦德国的第二任大使。是机遇，更是挑战，他深知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就在中国同联邦德国建交前后，王殊有两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见到了晚年的毛主席。第一次是1972年7月24日，当他懵懵懂懂被带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地时，才发现那是毛主席接见外宾时的个人书房。当毛主席知道他长期在国外当记者，便风趣地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王殊非常激动，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为缓和王殊情绪，主席请他抽支烟。他接过烟仔细端详，那是一支特制的尼古丁含量极低的小雪茄烟，他没有抽，而是把它放在身边的小茶几上，准备带回家做个纪念。没想到，接见结束后，那支烟不见了，原来是坐在他身旁的乔冠华顺手牵羊给抽了。毛主席洋洋洒洒纵论国内外大事3个多小时后，周总理又在小会客室和大家谈了很久。总理还把经主席批准的外交部关于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给大家看，王殊在报告上看到一条总理批的建议：请主席考虑，如果有时间，接见王殊一次。王殊刚刚平静的心又一次翻起了波澜……

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在3年后的1975年10月30日。王殊大使回国参加接待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毛主席会见施密特时，王殊也参加了。而这次会见后不到10个月，毛主席就逝世了。在毛主席最后的岁月里，能两次聆听一位世纪伟人的谈话是王殊大使一生的殊荣。

在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后的1980至1986年，王殊被任命为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兼任中国驻维也纳联合国组织代表。结束驻外使命回国后，又被委任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从而开始由官员到学者的第三次人生转换。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岳怀让 蒋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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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编辑：王雅欣

刘海明

【案例】

    @梦醒时分：中青报原总编辑陈小川今天在群里发布：补记耀邦同志两件事，有关中国新闻史。1.1986年吧，有一天耀邦叫他的原秘书、时任中国青年报社长、总编辑佘世光到他办公室谈事。谈到“中国青年报的小五号字太小了，我都看不清楚。”老佘回答：青年看得清楚就行了。为了增加报纸容量。老佘同志赶回报社主持编前会，传达了耀邦的指示，最后说了嫌小五号字小。我那时做总编辑助理，当天要值夜班，编前会要结束，老佘也没有布置改字号的事。我就问：老佘，字号改吗？他回答：不改。字号直到现在也没有改。耀邦再也没有提起。2.1985年吧，耀邦同志叫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到办公室谈工作。耀邦说：西光，你们光明日报的文、史、哲、经专刊，我都看不懂。杨西光笑着答：那本来就不是办给总书记看的嘛。哈哈。耀邦此后再不提此事。我是听当事者亲口说的。这两件事，新闻史都没有记载。我不说，恐失传了。以此纪念耀邦同志105岁冥诞。

编辑：邱亚婷

刘海明

【案例】

范长江之死

范长江，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最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他创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日子（1937年11月8日），于2000年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

在范长江的生命中，记者的身份和新闻事业几乎贯穿了他整个人生岁月。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有许多事情与他有直接关联，如他是第一个去中国大西北采访的记者、第一个在报纸上公开称呼中国工农红军为“红军”的人、第一个只身到苏区采访的记者等。同时，他还曾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要职。
以他名字命名的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已成为我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但是，如果要问范长江是如何去世的却没有人能够回答清楚，至今新闻界和学术界也一直认为是一个不解之谜。

专人监管
2010年10月14日，带着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带着对新闻工作的热情和对新闻界老前辈的崇敬，记者来到范长江罹难地——瓦岗乡芦庄村。
从确山县城往西20公里到瓦岗乡；再从瓦岗乡向南8公里，来到一个丘陵环抱、两河相交的小村庄——芦庄，这就是当年范长江劳动改造及投井自尽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动乱的岁月“五七干校”所在地。
“五七干校”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在芦庄村的东北角，坐北朝南有四排青砖瓦房和一个南北朝向的食堂。除最南边的一排车库，因年久失修倒塌外，其他房子仍然存在。
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是1968年开始选址、建立的。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已遭到长期关押的范长江，随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炼、批判的人员来到这里。当时，从确山县城到芦庄村还没有公路。这些人全部是用老解放车走确泌路到邢店河桥后，顺河道而下来到芦庄的。据说仅这五六十里路，整整走了一天的时间。

当时，和范长江一起到确山五七干校的老干部还有高昌瑞。由于是第一批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白天搞基建和劳动生产，晚上搞“斗私批修”活动。
与众不同的是，其他人员空闲时可以与周围群众接触，而范长江却受到专人监管，劳动时专给安排苦活累活干，平时除集体活动外，不准与外界接触，不能自由活动，否则非打即骂，或者开批斗会。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也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粪泼身
倪炳银，瓦岗乡芦庄村党支部书记，时任瓦岗公社芦庄大队会计。
40多年的基层经历，使倪炳银成为五七干校的见证人。这次采访中，倪炳银向记者提供了大量素材。他说，1969年春天来的500人全是北京的，其中就有范长江。因为范长江有专人监管，所以格外引人注意。当时，范长江经常穿一身中山装，偏黑，稍瘦，很朴素。当时他定的是“反革命”罪，他的名字基本上被“反革命分子”帽子所代替。
第一批到达五七干校的500人分为两班。一班是300人，搞劳动生产；另一班是200人，搞基建。范长江属于搞基建的，主要是建房子。范长江干的是搬砖头或挑运泥灰这些较重的体力活。1969年8月份，在建设五七干校食堂时，范长江负责为北屋山头上送砖。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范长江由于动作稍慢了一点儿，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已年近六旬的范长江一声没吭，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蹒跚着攀上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继续搬送砖头。
倪炳银告诉记者，当时五七干校有近千亩田地和近百亩果园、20亩菜地。如果基建上没有什么重活、累活干了，就让范长江去挑大粪浇菜园子。一担大粪有100多斤重，范长江没有干过这种活，且又上了年纪，身体状况也不好，一次挑大粪时，腰还没伸直，两桶大粪就泼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点闭过气去。但监管人员仍让他继续挑大粪，连衣服也不让换。就这样，范长江带着满身屎尿，一直干到歇工。

拳打脚踢
在确山五七干校，范长江不但天天干苦活、脏活、累活，就是生活上也受到虐待和歧视。
今年70岁的芦庄村村民尚大福，是当年芦庄大队加工厂的工人，加工厂与五七干校一墙之隔。尚大福说，范长江除干苦活、脏活、累活外，主要是行动不自由，处处都有人跟着，有空就受批斗。就是每日三餐排队打饭，范长江也得排在最后边。其他人可以买肉吃，而范长江不能。当时，五七干校的饭菜经常不够吃，如果剩下的有了就给范长江一点差的饭菜吃，没有了就只好让他饿肚子。有时范长江就是排队排在前面了，也会被监管人员拉到最后面，同时还少不了挨骂、挨巴掌和拳头。
每到夏季，五七干校的人可以到果园和菜园里摘桃子和西红柿吃，也可以到群众家中聊天等自由活动，而范长江不能。
每天晚上，五七干校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范长江也就成了活的教材。范长江站在那里，其他人围坐在四周。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发表对“反革命”的仇恨、对“最高指示”的忠诚。每个人在发言的时候，都少不了对范长江吐以唾液或拳打脚踢。
1970年10月22日晚，夜已经很深了，但像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批斗会还一直在持续……

投井自杀
长期被限制自由、沉重的思想包袱，最终导致范长江难耐巨大的压力，投井自杀。芦庄五七干校大门前不到100米处，是范长江经常劳动的菜地，菜地旁边有一口深7米、直径为1.4米的水井。
在范长江刚过完61岁生日后一周，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来，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忙和负责监管他的人一起查找。“当时没有叫我一起去找，但听去找的人回来说，在菜地边的那口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当时已经浮在水面上了，他穿的还是那身单薄的中山装。”
今年75岁的李长俊，当年是芦庄五七干校的一名看山人员，曾和范长江吃住在一起。他回忆说，“当时他要是想开一点，别背恁重的思想包袱，就不会走到投井自杀这一步。说不定以后平反后还能当更大的官。”对于这个曾在一起朝夕相处的陌生的“大官”的死，李长俊惋惜不已。“干校的人找来几个人，把范长江的尸体用塑料布裹着，抬到离干校七八百米远的一个山涧阴沟里，草草掩埋了。”李长俊说。
据说，当时只在阴沟里简单地挖了一个很浅的坑，两边用木板衬着，把尸体放下去，然后在尸体上盖了一块薄板子就封土了。我国新闻事业史上一位杰出代表范长江彻底离开了人世。而死去的范长江，被干校的人定性为畏罪自杀。就这样，一代新闻巨子以一个灰暗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给世人无尽的遗憾和叹息。记者本想到范长江罹难的那口井去看一看，无奈那口井已经被附近的村民用土填上了。
1976年春天，范长江的后人到芦庄移坟。参与移坟的芦庄村村民倪大龙说，当时在加工厂喊了五六个人去移坟，每人给发了一双手套。范长江的后人还让每人喝了一大口酒，主要是怕有异味熏人。
由于坟埋在背阴沟里，土质非常松软，没几锹就挖出来了。打开塑料布后，人们都惊呆了！大家发现已故五六年的范长江腿上的大筋还连在骨头上。人们不禁潸然泪下！
1978年12月27日，范长江平反大会暨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邓颖超、聂荣臻、胡耀邦等分别送花圈和参加追悼会。
1990年，中国记协设立了以范长江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


原文来源：《新周报》2010年11月8日
作者：郭丽萍、刘仁忠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P4fUNGc5JaMTVUtcrQlMg

编辑：刘佳莹

刘海明

【案例】

【轉】

        前几天，原中青报总编辑陈小川在群里发布微信，补记了胡耀邦生前的两件事。

        大约是在1985年，有天胡耀邦叫他的原秘书、时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佘世光到他办公室谈事。谈到“中国青年报版面的小五号字太小了，我都看不清楚”。佘世光回答说：小五号字可以增加报纸容量，只要青年看得清楚就行了。从胡耀邦办公室回来，佘世光在报社主持的编前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指示和意見，最后说到字号的问题。陈小川那时担任总编辑助理，当天要值夜班，但直到编前会结束，总编辑佘世光也没有布置改字号的事情。陈小川就问：老佘，字号改吗？佘世光回答说：不改。

        字号后来一直没改，胡耀邦也再没有提起。

        也是在这一年，胡耀邦叫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到办公室谈工作。胡耀邦说：西光啊，你们光明日报的文、史、哲、经专刊，我都看不懂。杨西光笑着回答说：那本来就不是办给总书记看的嘛。胡耀邦此后再不提说此事。这件事是陈小川听杨西光亲口说的。

        上面两件事，新闻史都没有记载。

        陈小川说，如果他再不说，恐怕就失传了。

        陈小川为何如此看重这两个细节？因为它们所传递的气度和雅量，正是新闻媒体梦寐以求的环境。

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南周“献词事件”七周年：一篇评论的转载与纠结

     【编者按】《南方周末》自1998、1999年连续两年发表新年献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之后，这份南方系报纸的新年献词便成为外界关注的一个媒介话题。到2013年，终于围绕被公开披露的前后两个版本的“献词”（网络流出的初稿标题为《中国梦，宪政梦》，见报标题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以及见报稿的多处差错和转载争议，酿成一次有趣的媒体事件，包括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内的很多报纸卷入其中。时隔七年，“新年献词”早已不是当年的稀罕物，而已成为越来越多报纸的标配议程，故重新发表笔者当年1月12日在新浪博客上对此事件的观察，聊供同行们元旦一乐。

《南方周末》2013年1月1日新年献策（局部）

一篇评论的转载与纠结

辜晓进

   窃以为，无论新闻从业人员、新闻研究人员还是新闻教育工作者，若对发生在新闻界的重大事件视若无睹，可视为一种失职。对业者而言，此类事件既是发展苗头，也是同行经验。它可能影响职业态度和工作方式，更关乎行业环境和媒介生态，就像城市发生公交爆炸，你得考虑出行安全一样。对学者而言，眼前当下的业界事件，为科研提供了鲜活的样本，为课堂呈现生动的案例，同样不可忽视。以上便是我关注“南周事件”并将感想与同道分享的全部缘由。

  《南方周报》的“新年献词”事件，围绕“声明”与反声明，在内部、外部及社会舆论的广泛参与和互动下，迅速演化为一场媒体界的罗生门。对“声明”的质疑普遍存在。这里面当然有事先“走漏”消息导致的先入为主，但人们主要依据的还是早已熟悉的内在逻辑，以及媒体人并不陌生的切身体验。于是不免议论纷纷。恰在此时，《环球时报》的评论出现了。我说的是第二篇相关评论，而与该评论相比，第一篇评论是受到好评的。

  《环球时报》是我所知全国各报中对此事件反应最迅捷者。1月4日，就在“南周事件”于网上首次披露的第二天，间隔也就不到20小时吧，该报便于第14版头条位置刊发社评：《有必要冷静思考<南方周末>事件》。社评首段开门见山，并不遮遮掩掩：“《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改动一事，被该报记者通过微博抗议后，昨天在互联网上已是沸沸扬扬，一些境外媒体也关注到此事。互联网上有不少意见领袖支持《南方周末》编辑部，微博上还出现以该编辑部落款署名的措辞强硬的声明。这样的公开冲突在中国媒体中相当罕见。”

        接下来，社评讲到以下一些观点：“总体来看，中国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开放，来自官方的具体指示似呈逐渐减少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媒体管理的大结构没有变。《南方周末》的这件事，是媒体管理模式遇到挑战的突出例子。这种挑战其实一直在积累。”“现实或许是，老的媒体管理体制不可能原封不动继续下去。时代在前进，管理需要与时俱进。中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有了千丝万缕的交叉和联系，人员流动性大得惊人，从业者实现利益的方式也早已突破了传统，而且中国境内外的媒体也有了很方便的互动。传统管理已经装不下如此庞大的复杂性。” “希望《南方周末》的这件事能对管理部门，也对媒体从业者们都带来触动。中国要继续前进，决不是通过简单的管理或者简单的对外模仿就能实现的。我们得接受这几代人不得不纠结、反复探索的宿命。”

        平心而论，抛开文中一些惯常的说教，《环球时报》的社评总体上较为客观平和，有些提法更是首次见诸主流媒体，例如“管理需要与时俱进”，希望事件对管理部门带来触动。加上敢于触及敏感事件、迅速发表议论表明态度的做法，使该报在网上赢得不少掌声，笔者也在转发该社论的微博时赞了一句。谁知三天后的1月7日，也就是在《南方周末》的官方微博发表对事件的澄清声明后的第二天，该报又于同样位置发表了一篇措辞较为强硬且与第一篇社评立场有异的社评。

这次社评的题目是《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将遭到强烈质疑的南周声明认定为事实真相。社评在全文引述了《南方周末》官方微博的《致读者》后说：“昨晚南周的这条官方微博，把事情起因做了澄清，真相与前些天互联网流传的版本完全不同。另据环球时报通过自己的独立管道了解，所谓‘改稿’确实不是广东省委宣传部所写。……整个事件看来在最初阶段就被扩散者造了假。这实在不应该。” 文章还找出了积极分子，称“最积极在网上扩散的人除了有一些目前在南周工作，很多是早就离开《南方周末》、与该报系如今已没什么关系的人，还有一些微博活跃人士。他们在现实中很分散，通过互联网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最新支持者是远在美国的陈光诚。”

在网上不断披露《致读者》的出台背景和南周官微“收缴”的内部消息的情况下（这种事情也不能指望什么官方调查），环球时报的造假认定至少在相当多的网民和读者眼中显得有点武断。把陈光诚抬出来暗示少数异见分子和境外人士的介入，也让人们嗅出些许传统政治斗争的味道。文中“即使在西方，主流媒体也不会选择同政府公开对抗”的陈述，更像是在面对无知者说谎。因此，社评甫见报，便招来网上大片骂声，也受到媒体同行的广泛批评。但就在社评刊发当日，网上忽传“上面”已通知各报转载该社评。这份“紧急通知”除了三点要求外，还明令“各地媒体、网站明天起以显著版面转发《环球时报》的社评《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

随后的情况很快证明该“通知”并非空穴来风。于是，7日晚，围绕是否转载这篇并不被业界认同的社评，很多媒体陷入纠结，特别是那些曾经激烈批评过《环球时报》的人们所在的报纸，当然更包括“南方系”。8日，很多人便瞪大眼睛查看一夜纠结的结局。一些热心人偶尔看到有未转载的报纸便匆忙发声赞扬。其实他们有所不知，此次“通知”并非以往那样需要大面积执行的硬性规定，很多地方也未开会传达。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级党委机关报都未被要求转载，不少省市无一报纸转载，转载的报纸是少数。

但同时，确实有些报纸收到了必须转载的命令，这些报纸大都是发行量大、贴近市民的都市报和晚报。它们中很多报纸是不情愿的，这从这些报纸员工事后在微博上发泄的怨气就可看出。最纠结的是《新京报》。该报是极个别“抗命”报纸之一，但第二天仍被强行要求转发，期间还闹了一场风波，甚至有总编辑“请辞”的传言。该报最终刊登的转载文章被安排在国内版而非评论版，用了宋体字而非楷体字，且被放在了第20版的右下角，这显然有违“在显著版面转发”的要求。不仅如此，该报还对评论作了较大篇幅的删节（这几乎是所有转载报纸中的孤例），并将标题改为《<环球时报>就“南方周末事件”刊发社评》这样的消息标题。

8日拒绝转载的报纸还有湖南的《潇湘晨报》。据说该报是抱着拖一拖、看一看的心态对待此事的，希望第二天上面不再强迫，或“抗命”者很多而法不责众，便可就此过关。不料一不小心，该报成了“个别”，在上级主管部门的严令之下，也于9日补登，并老老实实放在第二版“湘江评论”版，只不过版位不突出，在倒数第二条的位置，且只占两栏宽（该报是六栏基本栏）。

有趣的是，就在《环球时报》的社评遭媒体同行猛烈批评时，其母报《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却大获好评。评论题为《要跟上时代的节拍》，本是配合刚闭幕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一篇署名文章，但由于文中一些观点似与当前热点契合，很多人还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该文是在暗示广东有关部门的管理方式要改进。中华网的“中华论坛”更以如下标题转载该文：《人民日报发文批评广东宣宣部（原文如此）：要跟上时代节拍》。

其实，《人民日报》该文与“南周事件”毫无关系（其精神倒与《环球时报》的第一篇评论略有相似），只是标题貌似有针对性，文中也有些较为开放的话语，诸如“……尤其是重提‘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要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时俱进，释放许多意味深长的信号”，“当下摆在新闻宣传管理者面前的考验，前所未有。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凝聚共识的任务更加艰巨。壮大主流思想变得异常重要。也因此，……那些手段单一、自以为是的生硬说教，都应坚决摒弃”。

《人民日报》这些观点得到媒体的认同，很多报纸自觉自愿地转载了该文。那些转载了《环球时报》社评的报纸，很多也同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约占三分之一），且无一例外地将后者放在前者之上，体现的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编辑态度。

要感谢我的研究生张可和洪芳芳。他们应我要求，暂时放下期末作业，8日晚连夜搜索查阅了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的主流日报，9日又补录了新发生的数据，并进行分类整理。那两天我因忙于考试和加班阅卷，直到11日（周五）晚才动手写这篇文章。他们共查阅了101份日报（含晚报），约占全国日报总数的11%，但基本囊括了全部有较大影响力的主流日报。

根据两位研究生整理的清单，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一些值得玩味的信息：

其一：被要求转载的报纸清一色为发行量大、市场导向性强、贴近读者、平时言论较为活跃的都市报和晚报。这些报纸共有19种（都市报12种，晚报7种），其中11种报纸列入2010年世界报业协会（WAN）公布的全球报纸发行量百强排行榜，占全部入榜的中国报纸的近一半。这一处理方式透露出两种倾向：一是管理部门改变了沿袭已久的管理模式，并未一刀切地要求转载，特别是党委机关报及全国性报纸都在豁免之列，从而避免了舆论一律的负面影响，这可看作是一种进步；二是此次的要求前所未有地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且选择的方向不是一向被视为舆论制高点的各级党报，而是政治色彩不那么浓厚的大众化报纸，这也被认为是一“狠招”，因为这类报纸影响力大，更注重读者需求，易被民众接受，可收以少胜多之效。

其二：被要求转载的报纸主要集中在沿海及发达省市，四大自治区及云、贵、晋、冀、甘、吉、黑、豫、皖、赣等地均无报纸转载。是因为这些地方对南周事件的关注度不高因而无需“消毒”吗？或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微博开户者相对较少而受事件的影响不大吗？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要去查一下新浪微博博主的地域分布，但失败了，新浪似未公布过相关数据。

其三：在被要求转载的报纸中，未见“南方系”。按有影响的都市报或晚报为原则，《南方都市报》无论从何角度考虑，都难逃脱。然而，同城相互激烈竞争的三大都市类报纸中，《新快报》和《信息时报》都在转载之列，独缺南都。《羊城晚报》也转载了，而它与《新快报》同属一个报业集团，这在转载报纸中是独一无二的。我对学生戏称，南都的名额被羊晚给吃了。猜测这是协商的结果。

其实，在现行“党管媒体”的体制下，主管部门要求报纸转载某篇文章，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仅过去常有，今后也不会鲜见。只不过这次的高度选择性和宁缺毋滥的做法，体现了管理方式的改变。而少数媒体的“抗争”和大肆宣扬，则是“媒体管理模式遇到挑战”且“这种挑战其实一直在积累”的“突出例子”（《环球时报》语）。今后，管理者应改进旧的管理模式，以“跟得上时代的节拍”（《人民日报》语），因为“老的媒体管理体制不可能原封不动继续下去”（《环球时报》语）。

附一：

全国转载《环球时报》评论部分报纸名录

（2013年1月8日－9日，张可 洪芳芳 整理）

我们按发行量和地区选取大陆地区主流日报共101份，并分别以《南方周末》、环球时报的《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和人民日报的《要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为关键词，以1月7日-1月9日为区间，在慧科搜索里进行搜索，得出下列数据：

     大陆地区转载环球时报的报纸有18份：（用黄色标出）

1.    人民日报

2.    环球时报（原创）

3.    北京：北京晚报、京华时报、新京报、北京晨报、北京青年报、参考消息

4.    广东：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广州日报、信息时报、羊城晚报、新快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晚报、晶报

5.    上海：新民晚报、新闻晨报、解放日报、东方早报

6.    江苏：扬子晚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南京日报

7.    浙江：都市快报、钱江晚报、现代金报、、今日早报、杭州日报

8.    四川：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成都晚报

9.    河北：燕赵都市报、河北日报

10.  天津：今晚报、每日新报、天津日报

11.  山东：齐鲁晚报、半岛都市报、大众日报

12.  辽宁：辽沈晚报、沈阳日报、辽宁日报

13.  河南：大河报、东方今报、郑州晚报

14.  安徽：新安晚报、安徽日报、合肥晚报、大江晚报

15.  湖北：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长江晚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

16.  陕西：华商报、三秦都市报、西安晚报

17.  内蒙古：呼和浩特晚报、内蒙古日报、北方新报

18.  新疆：乌鲁木齐晚报、新疆都市报、新疆日报

19.  西藏：拉萨晚报、西藏日报

20.  甘肃：甘肃日报、兰州晚报

21.  海南：南国都市报、海口晚报

22.  吉林：长春日报、江城晚报

23.  福建：福建日报、海峡都市报、厦门日报

24.  黑龙江：新晚报、黑龙江日报

25.  湖南：湖南日报、长沙晚报、三湘都市报、潇湘晨报

26.  山西：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经济日报、山西青年报

27.  云南：云南日报、春城晚报

28.  广西：广西日报、南国早报、南宁晚报

29.  贵州：贵州都市报、贵州日报

30.  重庆：重庆日报、重庆晚报、重庆商报、重庆时报、重庆晨报

31.江西：江西日报、江南都市报

附二：

   大陆地区转载人民日报的报纸有20份：（用黄色标出）

1.   人民日报（原创）

2.   环球时报

3.   北京：北京晚报、京华时报、新京报、北京晨报、北京青年报、参考消息

4.   广东：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广州日报、信息时报、羊城晚报、新快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晶报、深圳晚报

5.  上海：新民晚报、新闻晨报、解放日报、东方早报

6.   江苏：扬子晚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南京日报

7.   浙江：都市快报、钱江晚报、现代金报、今日早报、杭州日报

8.   四川：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成都晚报

9.   河北：燕赵都市报、河北日报

10. 天津：今晚报、每日新报、天津日报

11. 山东：齐鲁晚报、半岛都市报、大众日报

12. 辽宁：辽沈晚报，沈阳日报、辽宁日报

13. 河南：大河报、东方今报，郑州晚报

14. 安徽：新安晚报、安徽日报、合肥晚报、大江晚报

15. 湖北：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长江晚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

16. 陕西：华商报、三秦都市报、西安晚报

17. 内蒙古：呼和浩特晚报、内蒙古日报、北方新报

18. 新疆：乌鲁木齐晚报、新疆都市报、新疆日报

19. 西藏：拉萨晚报、西藏日报

20. 甘肃：甘肃日报、兰州晚报

21. 海南：南国都市报、海口晚报

22. 吉林：长春日报、江城晚报

23. 福建：福建日报、海峡都市报、厦门日报

24. 黑龙江：新晚报、黑龙江日报

25. 湖南：湖南日报、长沙晚报、三湘都市报、潇湘晨报

26. 山西：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经济日报、山西青年报

27. 云南：云南日报、春城晚报

28. 广西：广西日报、南国早报、南宁晚报

29．贵州：贵州都市报、贵阳日报

30. 重庆：重庆日报、重庆晚报、重庆商报、重庆时报、重庆晨报

31. 江西：江西日报、江南都市报

     附三：

      同时转载两篇的报纸有7份：（用黄色标出）

1.   人民日报

2.   环球时报

3.   北京：北京晚报、京华时报、新京报、北京晨报、北京青年报、参考消息

4.   广东：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广州日报、信息时报、羊城晚报、新快报深圳：深圳特区报、晶报、深圳晚报

5.   上海：新民晚报、新闻晨报、解放日报、东方早报

6.   江苏：扬子晚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南京日报

7.   浙江：都市快报、钱江晚报、现代金报、今日早报、杭州日报

8.   四川：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成都晚报

9.   河北：燕赵都市报、河北日报

10. 天津：今晚报、每日新报、天津日报

11. 山东：齐鲁晚报、半岛都市报、大众日报

12. 辽宁：辽沈晚报、沈阳日报、辽宁日报

13. 河南：大河报、东方今报，郑州晚报

14. 安徽：新安晚报、安徽日报、合肥晚报、大江晚报

15. 湖北：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长江晚报、湖北日报

16. 陕西：华商报、三秦都市报、西安晚报

17. 内蒙古：呼和浩特晚报、内蒙古日报、北方新报

18. 新疆：乌鲁木齐晚报、新疆都市报、新疆日报

29. 西藏：拉萨晚报、西藏日报

20. 甘肃：甘肃日报、兰州晚报

21. 海南：南国都市报、海口晚报

22. 吉林：长春日报、江城晚报

23. 福建：福建日报、海峡都市报、厦门日报

24. 黑龙江：新晚报、黑龙江日报

25. 湖南：湖南日报、长沙晚报、三湘都市报、潇湘晨报

26. 山西：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经济日报、山西青年报

27. 云南：云南日报、春城晚报

28. 广西：广西日报、南国早报、南宁晚报

39．贵州：贵州都市报、贵阳日报

30. 重庆：重庆日报、重庆晚报、重庆商报、重庆时报、重庆晨报

31. 江西：江西日报、江南都市报、南昌晚报

作者：辜晓进  

来源：微信公众号—进观传媒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1QyoO7HNXesnIengYTaHA

编辑：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