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写作案例库

刘海明

【案例】

左媒不想让你看到的6/20川普集会（照片与视频）

疫情之后的川普集会激动人心！

06/20/2020 晚上8点在俄克拉荷马川普的拉力集会，百万人报名，只有两万人可以入场，许多人一个星期前就在那里安营扎寨了，估计场外搭台可容集五万人。从现场直播可以看到，组织者给每人发口罩，量体温，您可以目睹挺川战友的文明礼貌和爱国热情。

总统发推文说：沉默的大多数比以往如何时候都更加强壮

看看黑人的喜乐从心底发出：

视频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q9QH_l2h_MriBfI8lmEQQ

“黑人支持川普之声”说，我们来了！

再看看这些无廉耻心的霸凌帮，故意挑衅参与者并阻挡人们进入会区。华盛顿时报报道，因为他们的骚扰，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决定取消室外演讲。

川普总统早在一天前发推特警告过他们：我想对所有这些抗议者，扰乱者，抢劫者，和卑鄙行事者们说，你们必须明白，你们决定来俄克拉荷马集会区闹事的话，必定不会得到像纽约，西雅图，或明尼阿波利斯的待遇。这里将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情景！

川普总统在集会上谈及关于焚烧国旗的提案得到了热烈的反响！“任何人如果故意焚烧美国国旗，将被判处一年监禁！”

前司法部长杰夫.赛深在拉力集会后发推特大力赞扬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今天的演讲展现出惊人的驱动力！

他对美国伟大的建国历史和思想理念的清晰程度

可谓是大师级的！

无拘无束！充满得胜的信息!!

拜登绝对无法匹敌，来较量吧！

门可罗雀的拜登集会

川普拉力集会在经历了三个多月的疫情禁闭后第一次重新启动，在爱国志士们的参与中圆满结束，可谓史诗性的大篇章！

相信川普总统将继续不懈地为你我争战

（川普总统讲话视频节选）

视频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q9QH_l2h_MriBfI8lmEQQ

来源：微信公众号—北美保守评论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q9QH_l2h_MriBfI8lmEQQ

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见闻学院 | 如何写好一篇人物专访

人物专访，是记者请新闻人物就专门性的问题进行解答的一种方式，是记者带着目的对有关人士进行专门的采访。是以记者同人物的谈话为主取得直接材料并穿插背景材料而成的一种特殊通讯。

它比一般报道要详细而生动。专访中少不了采访对象、记者两个因素。专访的特点在一个"专"字，重点是一个访。人物专访既强调新闻性、政治性又要强调其可读性。相对于其它新闻形式，人物专访可读性具有亲和力。因此，为受众所喜闻乐见。

人物专访难写在于人们对其要求和关注程度高。人物专访难写在于如何不流于平淡、所写人物有鲜明特点。如果读者看完后能记住这个人物，并与其他人物区分开来，这就可以说是一篇成功的人物专访。

而鲜明的人物、典型的事例，生动的细节都取决于采访的成功与否。记者与被采访者的交谈沟通是最重要的一个途径。采得好采得细，对人物就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就能够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而发现人物的闪光点和与众不同之处，才能更加准确地提炼主题，让读者想看、爱看，觉得可信、可亲、可学。采访失败，就是再精心运作，也写不好。采访的好坏，记者提问的技巧尤为重要，问题提得好、提得准有助于打开采访对象的话匣子。

目前记者在提问中容易出现以下几点不足：

一是提问过大过空，让被采访者不知如何回答。一些记者采访还是喜欢"你有什么感想"等"老三问"套话。

二是记者口头表达能力差，提问不能简明扼要。问话让采访对象不得要领，一些记者轻问重写，提问辞不达意，他们往往笔头功夫过硬，嘴上功夫不行，在认识上还有偏见：认为注重口才是讲花架子，不务实。经常会有一些记者提问，说了好多话绕不到主题上，如问一个农民企业家，下一步的打算，是否有意于资助农村教育。说来说去，不仅把被采访者说糊涂了，连记者自己也不明白说了什么。

三是记者的采访态度不端正，也有学识有限。有的记者提问时信口开河，对对方回答不理解，使对方在心理上产生反感，从而与记者拉开了心理距离。这些都在无形中影响了采访对象的谈话情趣。

被采访对象容易出现下面几种情况：

一、主观上是配合采访的，但却由于紧张或激动总是开不了口。来自基层的农牧民、工人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二、消极应付采访。虽然开了口，却总是偏离主题，或有意识地回避记者某些敏感问题。

三是采访对象牵引着记者跑，被采访者信马由缰，一泻千里地讲下去，记者不能控制局面，采访费了不少时间，看似记了一大堆，要用的却不多，既费时又费力。

写人物专访的几点建议：

针对以上一些不足和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同行探讨。

一、事先围绕主题设计一些重要问题。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要确立主题，围绕主题事先精心设计几个问题。一些问题可以现场发挥，但关键的问题一定要做准备。记者在采访前主题明确既可保证采访有的放矢，也能减少时间浪费。记者必须要有几个直奔主题的问题，事先要有充分的估计，不打无准备之战。

有些口才不太好的记者，用这种方法，效果更好。一是可以做到心中有底，临阵不会慌乱。二是也可以事先练习问话。几个问题其实也就是采访的大纲和思路。有助于记者控制局面，把采访者引到主题上来。之前在采访一个商界女强人时，这个女企业家见多识广，表现欲望很强，话很多却总跑题。因此事先设计的几个问题就派上了用场，一跑题，就用一个问题把她问回来。

二、用内行话提问。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记者张嘴一问，被采访者就能听出来，你对他的事情了解不了解，你对他的工作认识程度有多高。记者问外行话，很难获得被采访者的认同，也就无从深谈，记者也就难以探寻到被采访者的内心世界。

记者要与采访对象交朋友，触及他最敏感的神经，探索其心灵。最容易找的共同语言就是采访对象的行业话题。这对于采访性格内向、腼腆、有胆怯心理、不易开口的采访对象有效果。记者可以提问一些他所熟悉的话题来引导他开口，最简单就是和农民谈他的庄稼施了什么肥；和牧民谈产了几只冬羔；和司机谈车的型号性能。

当然千万不能不懂装懂，冒充内行。如记者采访下岗再就业典型，采访对象是做针织品的。以前曾长期采访纺织行业，对针织较为了解，采访时顺口说出氨纶、细螺纹针、圆形织机等专业用词，让采访对象很惊喜。她认为对她的行业很看重，无形中缩小了心理距离。这次的采访用了8个小时，采访对象把想说的不想说的都说了出来，情况掌握得细、全，通讯写出来就真、有感染力。

三、提问轻松话题，安定采访对象情绪。对一些由于激动或紧张不能很快进入状态的采访对象，为了让他们情绪安定下来，记者可以先谈与主题无关而又轻松的话题。通过轻松话题让对方放松情绪，尽快缩短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一盆花、一段经历，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或对方的兴趣爱好都可以成为提问的话题。

有次采访一位英勇牺牲的警察妻子，警嫂心情总平静不下来，就问了有关他们女儿的事情，从年龄问到女儿对父亲的死如何说的、如何想的，然后就引到了采访的主线上来。在采访残疾音乐家方放（国际大奖获得者）时，他因为反感采访，加之紧张，采访无法进行，就问了古典吉它与民谣吉它的不同等他所熟悉的问题，使他放松。

四、对回避采访的，以提问对方感兴趣的问题，诱导其配合采访。用老话说，采访也是功夫在诗外。丰富的知识的确有助于采访。在采访一个锐意改革的全国先进法院院长时，院长怕宣传自己影响不好。因为事先了解到被采访者古文造诣很深，对法家思想和军事很有研究，就问了他对韩非子、荀子、商鞅和《吕氏春秋》的评价，通过对商鞅"轻罪重判重罪不将至也"的看法，随后被采访者自然而然就谈到了他进行的改革。采访进行下去了，并改变了采访对象的态度。原只限半个小时的采访时间，不知不觉延长到五个小时。

五、在提问时兼顾双方，问受众想知道的问题。记者在采访人物之前总要认真思考。要站在读者的角度想，想读者想知道这个人物的什么，会对他的哪些感兴趣。只有心中想着读者，读者才会喜欢看你写的文章。同样，也要站在采访对象角度考虑：他想要告诉读者些什么，他有什么好的经验和闪光的东西对读者有启迪。只有两方面都想到了，记者提的问题才会让双方都感兴趣。还要注意保护采访对象的隐私，不要问粗俗、猎奇与主题无关的问题。

六、记者提问态度要真诚、客观、不带个人倾向。不要提有提示作用的问题，以免诱导或限制对方的回答。提问多用探讨式、商量式而不要用生硬的、审判的口气。提问方式根据不同对象采用正问、反问、引导、激将等。记者与采访对象打交道要时刻记着贫贱不欺、富贵不媚，提问语气要平和，话语要真诚，不能有训斥、嘲笑的成分。

七、提问要开门见山，提问语要简明扼要，易听易懂。提问语要用开放式的，多用怎么样、什么、如何等字眼，给对方以广阔的回答空间。不要像法官审判一样问："是，还是不是。"提问语要注意具体，可把大问题分成几个小问题。比如问一个农民："你知道怎样维护消费者利益吗？"就可以分成："你周围的人买过假冒伪劣的东西吗？""买了怎么办的？到哪去找？找谁？"

八、提问语要注意"五不用"：不用长句、不用倒装句、不用否定语气提问、不用有歧义的话提问，在提问时不要生造词语、任意改用专用名词。学会多用口语，长句分成短句来问。

九、适当使用些激将法。充分发挥激将的作用。用有分量的尖锐提问使一些回避主题的采访者不得不直面回答。成功的采访，所提问题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要提一般性的问题，有意突出其尖锐的一面。有分量问题是记者水平的一个体现。名记者法拉奇就是以提问尖锐近乎挑衅而闻名的。

在采访一致力于改变的某单位领导时，提出："你用这种强制性的手段来推行改革，群众会告你专制强权，也许以后会影响你的政治前途，你有可能会成为牺牲品，你对此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下就引起了该领导的重视和兴趣。采访完后，他说："本来想应付一下，念念材料就完了，可你的问题不得不让我说话了。"而在采访一位有争议的企业家时，曾直言不讳地问："人们对你的评价是毁誉参半，你对此怎么看，你对自己如何评价。"这个问题打开了采访对象的话匣子，也撕开了他的防护衣。后来采访对象说："你是第一个涉及到这一问题的，我一下就觉得你对我很了解，而且是公正平等地对待我。"

写一篇有血有肉、鲜活的人物专访是采写者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做好提问是关键。问题问好了，第一步就走好了，离目标也就近了。

案例赏析：《丁聪不老》

目前媒体上写得成功的人物专访不少见。如《长沙晚报》1997年11月23日刊登的《丁聪不老》（附后），从外表来看，虽说在标题上没有“访”的字样，也没有打出“专访”的栏目，但这是一篇实实在在的人物专访，是一篇可以作为范文的人物专访。俗话说，七分采，三分写。这篇专访与其说写得成功，还不如说采访得成功。

《丁聪不老》

10月小阳春的和煦阳光，洒满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颇有“春暖”的感觉。当我们在枫林宾馆拜访著名漫画家丁聪时，更有“如沐春风”的体会。一见面丁老急忙让座，他的夫人沈大姐为我们沏上从杭州带来的龙井茶。话题自然是从丁老的健康谈起。

丁老1916年在上海出生，今年已是81岁的老翁，却依然拥有一头真实的黑发，面色红润。我问丁老：“您的养生之道是什么？以致80不老？”丁老乐呵呵地笑着说：“这个，真是有劳了我这位‘饲养员’！”说着用手指指夫人沈大姐。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家里，沈大姐是名副其实的“家长”，里里外外忙个不停。特别是画展期间，丁老因身体不适住院，沈大姐家里——画展——病房轮着转，硬是办到画展圆满结束。

我们像一家人似地聊着。我又问及丁老有何爱好，丁老朗声笑道：“既不养猫，也不喂鸟。”沈大姐插话说：“我也只种点草，容易伺候的。可他还要加上一个‘毒’字哩！”丁老接话介绍：沈同志栽的是仙人掌类植物，浑身有刺。他幽默地补充说：“凡属有刺的，当然都是‘毒草’嘛。”房间里的人似乎都心领神会，相视大笑。

从50年前我年轻时起，就知道丁聪已是著名漫画家。抗日战争时期，他的讽刺漫画影响深远。1945年，讽刺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五子登科》，以及不许老百姓说话的《“良民”塑像》，都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他曾长时间从事多种画报的编辑和舞台美术设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民画报》社副总编辑。1957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中断了他的创作，直到20多年后的1979年，才又重新创作讽刺漫画。其时，“小丁”早已是花甲老人，然而，他竟真正来了个“青春焕发”，不断有新作问世。

1980年后，出版了《〈阿Ｑ正传〉插画》、《丁聪漫画系列》、《古趣图》、《今趣图》等等，新近又推出了《绘图双百喻》。这本书系陈四益先生写文，丁聪作画，原是《读书》杂志每期都登的图文，为该书作《序》的有王蒙、严文井、王朝闻、方成４位。此书虽系以古文形式写成，却句句道着今事，难怪读者如潮。

当我拿出《中国当代漫画家辞典》请丁老签名时，丁老笑着说：“你别看这《辞典》上有我的名字，这只是挂个名哩。也别看我总是第一，因为我这个‘丁’字笔划最少嘛！”他一边说着，一边在书上题字。写完我一看，他还真写上了“挂名顾问丁聪”呢。大家都说丁老太谦虚了。p接着，我们又谈到怎样才幽默、如何才能引人发笑。丁老笑嘻嘻地说：“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作报告讲反腐败，人们觉得正常，不可笑；如果一个贪污受贿的人在台上大讲其反腐败，便产生了令人发笑的效果。但是，仅仅令人发笑是浅薄的，真正的幽默，是让人笑过之后要思考，想过之后要叹息，甚至要哭。幽默与讽刺，必须在笑声中藏着善意的机锋，去刺破恶，而且化解恶，这样才算是成功的。”

谈及丁老的笔名“小丁”，丁老的介绍是：小丁，简单好记、易写，国民党时期，不是成天抓壮丁吗？小丁，表示不是“壮丁”，是一个小男丁，亦即小人物之意。谈笑间，尽管丁老如一个小字辈一般欢快、活跃，我们还是尊称“丁老”，因为，怎么说也是面对一位80高龄的长者。

丁老绝无龙钟老态，更没有垂暮之年的情绪。他的创作是那么丰厚，当然是与他的生活积累和形象积累及至技巧磨炼有关，那种炉火纯青的境界，并不是谁都能达到的。”

很显然，这篇人物专访的作者李应宗把自己当成了导演。作者采访著名漫画家丁聪时，先从丁老的健康谈起。作为当时已年过八旬的丁老来说，自然很乐意谈这个问题。这就找到了打开丁老话匣子的突破口。

接下来，作者与丁老谈起了爱好，谈到了讽刺与幽默等。与采访对象交谈，是人物专访中的一个重要引导方法。这种方法谓之语言引导。

最令人拍案叫绝地是，作者在与丁老谈幽默之前，拿出了一本有丁老当顾问的《中国当代漫画家辞典》一书请丁老签名。这谓之行为引导，是人物专访中的又一个重要引导方法。

由于作者引导成功，不仅打开了丁老这位主角的话匣子，而且还引得了作为配角的丁老的夫人不时的插话。这都是人物专访中作者所期盼的。

一般情况下，有了主角的言行，人物专访基本上就能写出来了。如果有主角的言行，有配角的言行，还有作者的言行，那么就能写出更生动的人物专访来了。

作者在引导丁老及其夫人的同时，还观察了当时的情景及丁老的容貌。因而这篇人物专访有作者提问、行动的叙述及丁老从事漫画创作的叙述；有丁老肖像、语言、动作的描写及丁老夫人语言的描写；有对丁老抒情式的议论。文章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表达方式上看，都是丰富多彩的。

从以上分析可知，要写好人物专访，首先必须采访好人物。在采访人物的过程中，作者要把采访看作是排演一台戏，要有意识地把自己当成导演，要有意识地把采访对象当成主角，要有意识地把采访对象身边的人当成配角。作者要采用语言和行动这两种方式去引导主角和配角，并用笔摄下主角、配角的肖像、言行及当时的场景。此外，在后期加工的成文过程中，还要注意综合运用描写、叙述、抒情、议论等表达方法。如果基本上能做到这些，一定能写出读者爱看的人物专访。

然而，人物专访的采写，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来源：微信公众号—传媒见闻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27mDV_WCkaR5NwuCVmKbg

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调查报道已“死”？近40年资深记者告诉你如何做好调查报道

“如何报道贵州公交车坠湖事件？”

7月12日，贵州省安顺市公安局通报称，肇事原因系该司机因生活不如意和对拆除其承租公房不满，蓄意报复社会。之后关于贵州公交车坠湖事件的新闻报道似乎画上了一个句号。

“报复社会恶性案件，性质恶劣、社会影响大，尤其是这起事件，发生在传媒资讯业空前发达的今天，引发广泛关注，可目前媒体报道很不充分很不深刻，当地公安部门案情通报也很简单。”徐江善对这个案件报道深有感触。

他讲起似乎被许多人遗忘的7年前，同样发生在高考第一天，在公交车上报复社会的一起惨案——2013年6月7日，厦门发生震惊全国的公交车纵火报复案，造成47人死亡（包括8名高考考生）、34人受伤。该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案发后，徐江善带领总社和分社记者前往厦门展开深度调研。

徐江善一行不仅沿着罪犯陈水总当时登上公交车纵火现场观察，还来到陈水总居住的街道办事处和居住地，采访到陈水总的哥哥、弟弟和邻居，几经周折找到陈水总被保护在宾馆里的妻女……

对此，徐江善感受深刻：“只有找到与他密切相关的人，才能调查清楚陈水总为何要做这种极端的事情，才能了解到心理扭曲过程，并找到背后复杂的社会原因。”

徐江善在延安新闻纪念馆留影

徐江善认为，目前关于贵州公交车坠湖事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挖掘。他为什么没获得公租房？公房被拆除后，他有没有得到同期市场价的补偿？他打市长热线为什么没有得到解决？这些现象值得媒体深入挖掘和调查。

当《传媒茶话会》问“如果您面对这类调查报道会如何操作”时，他说：“首先要及时赶到现场，围绕核心人物和事件展开调查。”

他建议，现场的救援队、公交车上的幸存者、现场目击者等都是核心信息源，“如果核心信息难以突破，则可以从当事人的亲属、同事、同学、邻居等外围入手，如张某钢的女朋友、前妻、邻居等。通过这些人的叙述，来还原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心理扭曲过程”。

其次，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向主管部门讲清楚，在互联网环境下，如果不及时发声，网上小道消息和谣言四起，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徐江善说，在做深度调查报道时，要亲历亲见，对有关部门提供的信息要有独立分析独立判断。

1995年4月，因接连举报腐败分子，包头一家军工企业女会计李秀华被新任领导以“业务水平低，民主测评不及格”为由，免除会计职务。李秀华认为是打击报复，12年来不断上访，先后发出7488封上访信，长度超过4个十里长安街。

2007年，徐江善受命来到包头。与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一起弄清事情原委。他们一开始找到军工厂领导，对方说“不用调查了，省级纪委、区纪委已经有了结论”，“不存在打击报复”。

徐江善与同事用了七八天时间，先后采访了当年企业的普通职工、参加对李秀华测评的班组长、印刷厂领导、总厂财务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等几十人，甚至还去青山区检察院调阅当年卷宗。扎实的调查，使他们掌握了大量证据。经过与企业主要领导交流沟通，最后企业向李秀华赔礼道歉，补发了他的工资等。李秀华结束了漫漫上访路，冤案终于得到昭雪。

调查报道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事新闻近40年，调查报道早已成为徐江善无法割舍的一部分。新出版的《流年激荡——徐江善深度调查作品选》一书里，精选收录了他近40年的深度调查报道。该书中既有京城反腐风云实录，也有京城乞丐大扫描，还有对33年前发生的大兴安岭“五·六”大火灾人物命运沉浮的思考……

徐江善在山西贫困老区夜宿窑洞晚餐特写《一碗面条的愧疚》获2012年第22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这本书记录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重大事件，其中所展现的一代新闻记者调查报道的专业精神在今天仍然值得提倡。

对近些年来发生的木里火灾、贵州公交车坠湖案、山东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等，公众总有种感觉——调查报道似乎越来越少了。

正如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沃尔特·罗宾逊曾说：“很多媒体认为调查报道是一件他们无力负担的奢侈品。他们错了，调查报道是我们无法放弃的必需品。”

由于各种原因，现实中调查报道成了“奢侈品”。

据《新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2017年）显示，相比2011年，2017年国内调查记者行业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趋势，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下降幅度高达58%。

一方面，主流媒体的经营状况连年下滑，调查报道需要支付的采编成本更高，迫使一些媒体不得不裁撤深度调查部；另一方面，随着网络的发达和舆论环境的变化，在有些人看来，作为舆论监督的调查报道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没有过时，当前仍然需要深度报道。”徐江善认为，调查研究是党和政府历来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调查报道不仅不应该淡化，反而应大力加强。

徐江善在贵州贫困山区与农民交流

徐江善亲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他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记者深入基层做好调查研究等论述历历在目。

徐江善说道：“做好调查报道首先是人民有迫切需要。只要人们求新、求奇、求知的欲望存在，深度调查就有需求、有市场。尽管网络媒体极大方便公众获取信息渠道，但碎片化的网络信息往往难以满足公众求知欲望。”

2011年7月23日，甬温线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发生后，一天一夜没有官方声音，导致公众信息极度饥渴。一时间，网络上信息真假难辨，流言四起。徐江善和新华社的同事们赶赴现场，克服重重困难，在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发回调查报道解答民众疑惑。

其次，社会舆论需要。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民众对公平正义要求越来越高。互联网条件下，人人手持麦克风，这使有的部门和领导再想用“捂、拖、雷、压”应付舆论已经行不通。记者回复民众关切，回应社会质疑，满足大众需要的责任更重了。

再次，媒体深度融合发展需要。6月30日，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指出，要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徐江善说，在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人们在品尝快捷多样“信息快餐”的同时，更需要内容深刻、给人启迪的“舆情大宴”，在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中，内容的生产和提供，是深度调查报道应该承担起的神圣职责和使命。

新媒体时代搞好调查报道需要“三力”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一些都市类媒体正在组建新的调查记者团队。

2017年2月，红星新闻以20万元的年薪招聘调查记者。2017年4月，《新京报》宣布“将至少增加2000万元投入，寻找最优秀的新闻人”。2018年，财新民生组寻觅新生的调查记者。2019年，人民网更是开出百万年薪招聘首席调查记者。

在新媒体时代如何让调查报道重振雄风？

徐江善结合几十年的新闻实践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是对新闻宣传工作者的总要求，具体到深度调查报道，必须要在发现力、突破力和思辨力这三方面有硬功夫，这也是新时代新闻专业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

所谓发现力，即记者要具备强烈的新闻敏感和发现能力，能够在众多复杂事件和繁杂信息中发现新闻；所谓突破力，即面对部分部门和官员“捂、拖、雷、压”应付媒体，找到新闻突破口，千方百计获取核心信息。徐江善说，新闻前辈曾讲，优秀记者应该是采访对象把你从门赶出去，你要想办法再从“窗户”跳进来，不能一句“无可奉告”，就打道回府了。

所谓思辨力，即需要记者具有独立思考、独立分析、独立判断能力，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揭露事件真相，写出报道给人以思考和启迪。

谈到怎么培养“三力”，徐江善建议：

第一，提高新闻素养，善于观察和发现，要练就一双“鹰一般的锐眼”，要改变观察问题方式方法，摆脱非黑即白思维方式；

第二，要学点哲学和辩证法，认识客观事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千万不能被现象所蒙蔽，要通过现象看本质；

第三，学习、实践、思考，多些综合知识储备，包括对基本国情、党情、社情的认识，形成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

从1976年“上山下乡”在兵团农场当业余报道员，到恢复高考进入黑龙江大学，毕业正式当记者，徐江善既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又是受惠者、推动者。近40年来，他一直工作在采访一线，无论是在分社，还是在总社搞参考报道，他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重要案件的调查，他和同事们撰写的深度调研，对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谈起著名的“稻草定律”，徐江善说，“我本‘稻草’，有幸作为新华社记者，以一管纤纤瘦笔，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人民、时代相连在一起，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一生之幸，韶华未曾轻负春”。

来源：微信公众号 传媒茶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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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编辑：邱亚婷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刘佳莹

刘海明

【案例】

天堂不用考大学

  地震中，北川中学伤亡最惨重的高2010级开始了高考复习，对这些学生来说疲劳或许是最好的心灵疗伤手段。

  闭上眼，右三圈、左三圈，“福"字就在10米远。

  三个高矮、胖瘦各异的女孩子，上香是地震之后的头一回。

  思念3块钱一份：三根元宝蜡烛、一把香，三叠纸钱，有纸黄金、印有阎罗王头像的现钞、冥府银行的支票本。女孩子们没弄懂佛殿为什么收阎王爷的钱，也许是“银联”的。

  李凤记不清自己多少次踏上圣水山上佛殿前的阶梯。学校附近又没甚可去之处，在唯一还能自由活动的周日，如果无聊，就会过来。

  李凤是“四川地震中伤亡最惨重的北川中学”高2010级学生，震后整个年级縮编70%。

  上午11点，太阳在正对“福''字的3点钟方向。暖暖的阳光里躺着绵阳城，一个没有特点的周日，若非拖着十几节车厢的火车偶尔隆隆刺过眼幕，连空气都刻上了蜀地特有的慵懒。

  李凤伫立凝望那些由近及远的灰色长方体、圆柱体,眼神流转。

  北中现状

  六个月前，李凤时常在睡梦中一弹而起。隔着一堵砖墙，帐篷不远处就是铁道，“火车过来的声音像极了那会儿” 。“'那会儿'是指地震。

  习惯它，李凤用了一个月。可她一直没习惯睡帐篷。天晴时，她宁可忍受蚊子也不愿被“蒸包子”；下雨时，帐篷 里又潮湿得有点“亚马逊”。哪怕这已是最好的军用帐篷。

  所幸这样的日子只熬了一个月，李凤就随着上千名同学搬进了赶建的板房内。12个人一间，10来平方米的空间里挤了 6张双人床。一关门，空气混着人体就开始“发酵”, 可现在晚上不关又冷。没有凳子，李凤记得以前有一个，借来借去就不知去哪了。

“被子够了，一人两三床，就是钻进去的时候冷。”

  北川中学的临时校址坐落于绵阳长虹培训中心。这是绵延一片近30排的板房群，拥有数百个房间。李凤的宿 舍、教室在其中。板房群三面环绕着低矮的土丘，上面密密匝匝都是树。工程机械挖掉了土丘的中央部分，学校就 建在挖出的这几千平方米空地上。

  上学期，李凤以及她的上千名同学不得不和长虹基地的员工挤唯一的食堂，排一小时队才能打到一份黄瓜炒肉片。新食堂开学没多久才建好，如今它还没配备桌椅板凳，李凤通常端着饭盒进教室或宿舍吃，不喜欢像男生们那样蹲在路边。

  一荤一素3块5,两荤一素5块。李凤的生活费每月400元，花在食堂里的有300,额外还得准备晚自习后的加餐，通常是方便面、面包什么的。北川中学的孤儿、残疾、丧亲孩子每月有150〜300元不等的补助，凤不在补助范围内。

  11月28日，吃过午饭，学校开始发放过冬的衣物。每人一件银灰色的针织毛衣，羽绒服有蓝色和红色两种。李凤搞不清衣服是哪儿送来的，“就是有点大，看起来像只有一个型号。”

  备考生活

  高二文理分科了，转出去十几个同学，又进来十几个。李凤留了下来。

  高2010级6班，十足幸运。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30分，体育课，李凤所在的班上无一遇难。

  高一年级曾有10个班，每班四五十号人。

  他们是灾后心理辅导重点照顾的年级。6班稍微好点,

  5月29日，李凤已经在长虹基地内的临时教室里快乐地怂恿来访的志愿者们唱歌给他们听。他们也是震后最早重新 歌唱的一群人。

  可没唱多久，李凤就开始了繁忙的高考复习。

  12月3日晚9点，离下晚自习还有1个小时。原定的模拟考试取消了，李凤给我发来短信：“无聊，整个班的同学都在趴着睡觉。”她老想睡。每天起床是机械的，甚至连 睡觉也是机械的。

  李凤羡慕低年级的学弟学妹们，周末时总有演岀，明星多得记不过来，有点腻味，但起码都会有一些泰迪熊之类的小玩具。

  她讨厌新成立的管弦乐队，伊呀呀的。那些漂亮的乐器，闪亮闪亮奇形怪状。可学弟学妹们吹得太难听了，还老对不上节奏。《欢乐颂》勉勉强强，《我和你》惨不忍睹。赠乐器的，没怎么教就走了。

  遇上老师照本宣科的课，胡思乱想一通，李凤还得强迫自己跟上复习节奏。

  李凤有理想中想报考的大学目标，据说那个学校的中文不错。不过她对大学的感悟仅限于参观过的位于绵阳 的西南科技大学校园，“是不是大学里的老师也会这么婆婆妈 妈的?"

  生活规律得像瑞士手表。加上自习，每天共12节课,早上6点起床早操，午睡一小时，一直折腾到晚上11点熄 灯睡觉。她取笑10点后下了晚自习还看书的室友：“就那么几分钟，至于嘛？"

  放学后，冲食堂打饭就像掷骰子。就那几个菜，一个窗口只一种，排上了哪个算哪个，这倒给李凤的生活增加了些许悬念和乐趣。她异常羡慕转到了 2班的刘涛，那间教室离食堂更近，只要放学不拖堂，还能顺便瞅瞅菜样 再排队。

“现在只有洋芋坨坨，没有肉"，配着肉的总是那几样菜，夏天黄瓜，现在萝卜，土豆是“常委”。

  李凤喜欢学校外面的米粉和兰州拉面。可她和这里所有的孩子一样，平时不能随便出校门。李凤特讨厌“门口 那个想当先进”的保安，“才招聘的，好凶哦”。高中三个年级, 每周只有一天半不到的假期，周日晚6点就得回来上自习。

  扩招的困惑

  李凤记得温总理来过学校三次。她听老师说，“温爷爷叮嘱要把我们建设成为全国的重点中学”，于是，老师对他们现在要求特别严格，尤其在学习时间上。

  为此，北川中学在领导设置上做了微调。震灾中表现出色的北川中学原校长刘亚春将作为常务副校长，而级 别更高的绵阳市教育局局长王和金已岀任校长一职，他曾任绵阳中学校长。

  李凤见过这位胖乎乎的新校长：“他好管用哦，我们没书给他说，过了一天就把书找到了。他应该是个很好的 校长！”

  缺教师是个大问题。包括李凤很喜欢的几个，许多老师在地震中遇难了。部分以前不适合教学的管理人员不 得不临时接过教鞭。

  李凤不喜欢某老师：“他就只知道'管'，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需要能理解我们的老师，而不仅仅是指手 画脚。'‘

  新学期大规模的扩招还进一步恶化了师资，即便补充了一批新老师仍不够。11月27日，绵阳又选调了一批 30多名教师和管理人员到北川中学。

  扩招还引发了一些额外的疑惑。

  眼下，李凤所在的高二年级又恢复到10个班。高一有16个班，原北川中学初三直升的学生只占其中一部分。

  北川中学目前的3000余名在校生中，除去巳高考离校的500人，经历过“”的那批学生巳不足一半。震后临时取 消了中考，部分来自其他地区，甚至绵阳本地的考生进入 了“未来的国重''北川中学。

  高2011级4班的王强就是李凤讨厌的那些“老找不准调的人”之一。地震之时，那会儿念初三的王强刚逃离楼梯 间，就眼睁睁看着房子轰然倒塌。初中升高中，他留在了 北川中学。

  “办成'国重'固然好，但整个北川就只有北中有高中部，那么多外地的家长冲着温总理的话把孩子送过来了， 水涨船高，北川的孩子在同等条件下就更难进北中了，这 还叫'北川中学'？如果现在连高中都很难进去了，今后 本地人咋参与北川建设？”

  他喜欢AC米兰的卡卡，喜欢足球，喜欢音乐和乐器,据说也喜欢学习。他不喜欢老师要他在学习与爱好之间做抉择。

  心灵疗伤

  震后的假期，王强敢穿着“北川中学''的T恤在湖南的大学里面打球，引来一大票人前来嘘寒问暖，“我无所谓，能说岀来。"

  不同于王强那种张扬的性格，除非李凤主动提及，否则她会刻意回避与地震有关的问题。

  李凤常常梦到家乡的老腊肉。撤出后，她说就再也没回过北川。无数次，她在梦境与现实中穿梭于北川与绵 阳。

  “我很喜欢绵阳，但还是希望能把新学校建在北川。”可至少在毕业前，她注定与绵阳，与长虹基地结缘。

  和中国大部分高中生一样，李凤只有压缩到极限的自由时间。5个月后，学校周围都被李凤和死党们逛了个底 朝天。

  比来比去，她还是最喜欢离长虹基地只有1公里的圣水寺，不收门票，里面那些滑稽的罗汉塑像能逗得凤咯 咯发笑。她们咧着嘴，在照相机面前比出“V”字手势。

  迈进朱红色的佛殿里，三世佛的金身前，李凤能“感觉到心灵的宁静

  11月的最后一天，阳光穿透天堂，再穿过女孩儿们飘逸的发丝。

  “那些老师和同学们这会儿应该在上面开心地玩吧，那边不用考大学。”

来源：新世纪周刊

链接：https://m.book118.com/html/2018/0910/8030031065001123.shtm?from=groupmessage

编辑：王雅欣

刘海明

【案例】

新闻报道中，记者能否用笔名？

“你们抓周树人，跟我鲁迅有什么关系？”

电视剧《楼外楼》中，军阀队长带着“周树人”的逮捕令时抓捕鲁迅，因不识“鲁迅”为周树人笔名，就放他走了！

事实上，除了作家、撰稿人经常使用笔名，在新闻工作者中也存在使用笔名的情况。记者能不能用笔名？哪些情况下会使用笔名？

记者能不能用笔名？

记者能否使用笔名？

一方面，在原则上记者应该用真名。记者的署名不像文学创作，新闻是真实的，因此有“文责自负”的要求，署真名就是为这个。

此外，在版权意识逐渐增强的时代，著作人对自己的作品有署名权，署名权即表明记者身份。

从新闻理论上看，真实性是新闻的本质规定，新闻真实性指的是在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具体事实都必须合乎客观实际，既表现在新闻报道中的时间（when）、地点（where）、人物（who）、事情（what）、原因（why）和经过（how）都经得起核对。

要经得起核对，那么在理论上讲，新闻工作者更应该署实名，便于新闻事实的核对，确定撰稿者的责任。

在实操上，记者在报道中依然会使用笔名。其中就包括：

1.新闻评论工作中，评论员化名；

2.批评新闻报道中，记者采用笔名；

3.一些文艺、娱乐新闻中，撰稿人采用笔名；

4.有偿新闻、关系稿。

在使用笔名的过程中，或为了保护记者人身安全，或为了避免因不当描述落他人口实带来麻烦，或用于营造个人IP。

1. 巧用笔名 强化舆论引导 稳定人心

在传统纸媒、传统新闻网站上，经常会刊载一些用于解读政策、局势现状的社论。这些社论的作者往往会以专业化的视角解读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局势，并高频率发布观点评论。

在党报社论中，通常以万能的“本报评论员”以及一些谐音或者意译笔名。

本报评论员文章以体现报纸编辑部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为主旨，通常是不署作者姓名和笔名的，所以通常用××报评论员署名，这在中央和地方媒体中都会出现。

在人民日报9月18日的一篇评论《保障劳动权就是保障人权》其署名就是“本报评论员”。人民日报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一般针对重大事件，或者重大话题。

在谐音笔名中，最常见的人民日报“任仲平”、“国纪平”和“钟声”。

任仲平，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缩写。199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全文4600字。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以“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任仲平”为名刊发评论。

“国纪平”取谐音“国际的重要评论”。2008年又推出的“钟声”系列国际评论，是“中国之声”的谐音缩写。两类国际评论主题围绕重要的国际问题和涉华问题，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

除此之外，还有在报纸上出现过的如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蜚声国内外的“皇甫平”系列文章，以及“仲祖文”“郑青原”等评论员文章。在党报中，“评论员”文章、谐音笔名文章的使用，直接避开了一些公文文件的机械化。

将政策方针转化为“评论员”文章，从而更广泛向社会宣传，强化舆论引导、凝聚思想稳定人心。

2. 配合隐性采访 批判社会失态现象

除了在党报评论中的“评论员文章”和谐音笔名，在调查报道、深度新闻的发布上，舆论监督更是困难重重，记者为了不必要的麻烦，有时也会使用笔名。

在调查报道、揭丑报道中，新闻内容往往会触碰到某些团体的利益。报社有时为了保护记者的安全，有时候往往会以“本报记者”署名，或者采用笔名的方式发稿，保护撰稿记者，避免新闻报道后记者遭遇报复、恐吓。

在20年前的兰州，《甘肃青年报》记者何红因《火气太大起祸端》稿件，触犯当地黑社会势力，在迫于种种压力之下向黑社会“下跪”一事，当时引发震动。随后，何红在《甘肃青年报》以卓玛的笔名继续发表文章。

但是，黑势力对何红的骚扰威胁并没有停歇，制造车祸、前往住处报复甚至是悬赏56万取何红人头……

3. “娱记” 笔名背后觊觎与窥探

简称娱记，则是指报道文化娱乐新闻的记者，他们通常出现在明星出现的公开场合，如电影节、片场、发布会。同时也有一部分是因常用跟踪、偷拍等方式获取明星花边新闻，他们被称为“狗仔”。

他们在发布花边新闻时，也会采用一些笔名。比如“赵五儿”、“卓伟”（原名韩炳江，被称为“中国内地第一狗仔”）。

在2017年被微博封禁的“名侦探赵五儿”，自称“赵五儿，比赵四儿壮，比赵四儿贫，混迹娱乐圈媒体圈十数年，和圈中明星称姐道弟者众”。

使用笔名，一方面是为了规避风险，因为“狗仔”在跟踪报道中难免会侵人隐私，涉及法律纠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猎奇的笔名博取关注。

另一方面，作为娱乐文化行业记者、撰稿人，在传统媒体上往往会为这些文艺作者开辟文艺副刊，其中不乏文艺创作、文学评论、诗集散文等等。这类作品中，其作者或主观、客观原因署下笔名。

4.  “本报记者”背后的另类思考

在一些报纸上，有一类稿子既不是批评新闻，也不是社论，更不是娱乐花边新闻，这类新闻往往没有署名，最后留下一个“本报记者”署名。这类“笔名”，往往也有着隐情：

一是关系稿，明知新闻价值不大,碍于某种关系不得不写。或是某记者经常写某一单位的稿子,而没有多少新闻价值。写得时间长了,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只署个“本报记者”,只有编辑部的几个人知道。

二是开业庆典稿，有些记者,凡开业庆典有纪念品的活动,是不请自到。拿了纪念品,吃了人家的饭,就要为人写稿。稿子发出来怕别人议论,所以署上“本报记者”。

三是有偿新闻，本不是新闻，但拿到了“偿”,就得“新闻”一番。发出来怕影响不好,故将真姓名隐去,只署“本报记者”。

这类署名不同于批评报道、监督新闻，倘若是批评新闻是一种雷厉风行、晴天霹雳的快感。那么署以“本报记者”的关系稿、庆典稿、有偿稿，无非是一种扭扭捏捏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一种画风。

5. 笔名虽香 但请勿过于“依赖”

采用笔名，实则为了行发稿、批评、宣传之便。在新闻工作中，批评揭黑报道乃至宣传报道只是新闻报道工作中的一个部分。

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经济、民生新闻等内容，群众需要的不是空洞无名的通稿、关系稿。而是需要有着人情冷暖的，有着温度的实名报道。

记者的笔名变化，往往与整个媒介行业生态与社会生态关联在一起。在纸媒黄金期，在调查记者繁盛的时代，批评报道居多，批评报道迫于现实压力有时会采用笔名。

在新闻报道中能否用笔名，怎么用笔名，编辑部应该谨慎使用，要坚持“文责自负”的原则。也即撰稿人要对署名发表的著作、文章或报道，如出现政治、学术、技术性错误或史实情况，由原作者本人承担责任。

要对署名发表的著作或文章、报道，如出现政治或学术、技术性错误或失实情况，由原作者承担责任。

作者：图南  

来源：微信公众号—传媒茶话会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uDcVrM2yGcIwToRpFZMtg

编辑：宋婷

刘海明

【案例】

调查钟南山

声明：本文转载自2003年上海报业集团时尚刊物《外滩画报》中《调查钟南山》原文。当年非典期间钟南山院士积极参与疫苗研发引发争议，该文章就此事公开质问其中的问题，后期钟院士也公开进行了答复。

2020年，钟南山院士又起传闻，引发社会争议，特转载此文，仅供参考。原文较长，需要耐心读完。

调查钟南山

外滩记者

邵嘉翔 杨晓杰 王磊/报道

（原载《外滩画报》http://www.bundpic.com）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3年6月20日，国内已有200多个研究机构和人员，宣布SARS疫苗研制成功或即将成功。在如此庞大的科研大军当中，以钟南山为首的疫苗研制小组最引人关注。

5月26日，这个疫苗研制小组率先在香港举行新闻发布会，宣称研制成灭活SARS病毒简易疫苗，并称这个疫苗有望在6月10日前问世；5月29日，这个疫苗研制小组又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钟南山亲自参加，《南方日报》以《神奇滴鼻剂可阻非典病毒》为题作了报道。报道说，再过大约20天，也就是6月20日前后（比香港发布会推迟了10天），研制小组完成灭活后，就可按一定病毒量配制滴鼻液，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

6月20日已经过去了，但发布会上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钟南山研制疫苗的新闻搅动了业内

　　

受众首次在媒体上得知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消息是5月26日。但这个消息并不是钟南山本人发布的，所以他非常“反感”。

5月26日这天，对钟南山来说，是一个让他非常“反感”的日子。

因为这天，《大公报》、新华社纷纷报道了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消息。甚至有消息说，预防非典疫苗有望在6月10日前问世。这些消息经过中国新闻网、新浪网等转载，一时传遍大江南北，在庞大的SARS疫苗科研大军当中，钟南山异军突起。甚至有网友在网上发贴说，钟南山乃神人也！

而当本报记者就此事打电话向钟南山求证时，他却对记者说，虽然研制小组是粤、沪、港三方合作，但5月26日的消息是香港单方面发布的，“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未经我同意就向媒体发布消息，我对此很反感。”

钟南山对记者说：“媒体上发布的消息不准确。我们研究的疫苗没有他们说得那么好，当然也没有打算进行公布。”

对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钟南山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袁国勇根本没有参加我们的研发，合作的三方分别是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的郑伯健博士、上海复旦大学的闻玉梅院士和我。袁国勇只是合作方郑伯健博士的领导。”

和钟南山通过电话之后，记者打开了中国工程院的官方网站。也是5月26日，一篇《关于用灭活病毒疫苗保护新型冠状病毒接触者的紧急建议》让记者大吃一惊，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钟南山和闻玉梅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为什么会在同一天发布研制疫苗的消息和紧急建议，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

记者再次和钟南山通电话时，他拒绝对这个问题进行正面回答。

钟南山为“神奇滴鼻剂”召开新闻发布会

钟南山认为香港大学对SARS疫苗研制情况的发布不准确，而一旦自己召开发布会时，也会走香港大学的“路子”。

5月29日，根本“没有打算在媒体上公布”研制SARS疫苗消息的钟南山，破例了。钟南山对记者说，原来根本没有打算公布，但香港公布的不准确，所以他的这个公布算是更正。

5月29日的《南方日报》详细报道了钟南山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有关情况。文章是南方日报社记者林亚茗写的，标题是《神奇滴鼻剂可阻非典病毒》，副题是《成本低、无毒性，再过20天左右即可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一种神奇的滴鼻剂在不久将会问世，它只需用50-100微升的剂量，喷入2—3次，就可以抵挡SARS病毒的侵入。钟南山院士和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闻玉梅院士分别介绍说，经过粤沪港科学家19天的联合攻关，这一成果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报道还说，这种神奇滴鼻剂，成本低、无毒性。记者没有发现，钟南山的更正和香港方面的说法没有什么根本不同，要说差别，只是细节上略有出入。譬如钟南山研制的SARS疫苗“6月20日左右即可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比香港方面宣布的“6月10日前问世”晚了10天。

钟南山疫苗成果的发布没有经过同行评审

为什么没有经过同行评审而急于拿出来发表的原因，他们认为主要是为了“应急”，当然也欢迎企业方面投资。

看到《南方日报》的这个报道，记者吃了一惊。因为，《南方日报》的报道说“再过大约20天，课题组完成确认灭活后，就可按一定病毒量配制滴鼻液，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而此前，记者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官员了解到，目前关于SARS疫苗，国家还没有批准任何一种研制中的疫苗可以用于临床研究。按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未经批准而进行临床研究，是不允许的，也是非法的。

为了进一步核实这个问题，记者再次打电话给钟南山和闻玉梅进行核对，他们对这个问题先是回避，后来确认国家还没有批准可以进入临床试验。

没有批准，是否在申报当中？

记者又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疫苗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取得联系，求证是否有SARS疫苗处于申报当中。

毕胜利告诉记者：“至今没有一起研制中的SARS疫苗已经进入了申报程序。”

没有申报，那么，是否经过了同行评审？因为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一项科研成果发布之前，必须经过同行评审，否则这项成果不会被社会承认。

记者和数名疫苗方面的专家取得联系，他们都说，没有看到或者听到，钟南山的这项科研成果经过了同行评审。

记者和钟南山、闻玉梅、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三方取得联系，他们也承认这项成果没有经过同行评审。至于为什么没有经过同行评审而急于拿出来发表的原因，他们认为主要是为了“应急”，当然也欢迎企业方面投资。

既然如此，《南方日报》的报道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还是媒体“发布的消息不准确”？

闻玉梅告诉记者：“《南方日报》的报道不准确。‘再过20天，即可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的说法不是我说的。”记者追问闻玉梅，是谁说的？闻玉梅说，反正不是我说的。

记者又和钟南山取得联系，求证“临床研究”之说的源头。钟南山对记者说：“我记不得了。”

记者只好找同行求证。《南方日报》记者林亚茗是《神奇滴鼻剂可阻非典病毒》一文作者，他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院士说，如果非典疫情还再继续，他们研制的滴鼻剂即可跳过动物试验，直接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稿子写好后，编辑有所删节，并把内容放在闻玉梅院士身上。”

有专家对钟南山研制ＳＡＲＳ疫苗提出不同意见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虽然钟南山那里有大量的资源，但他没有研究疫苗的经验，因此他研制的疫苗在业内并不被看好。

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消息公布后，一些专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对记者说：“钟南山搞SARS疫苗这事我知道，钟南山作为一个致力于呼吸系统的临床医生，可以说是学有所成。虽然钟南山手里有大量的资源，但他没有研究疫苗的经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因此他研制的疫苗在业内并不被看好。”

“美国和欧洲在疫苗和药物研发上的力量那么强，但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发布任何‘成功’的消息，而国内一下子竟然出现了200多个研究机构和人员，宣布SARS疫苗研制成功或即将成功。”对媒体上关于SARS疫苗连篇累牍的报道，毕胜利认为，“目前国内研究SARS疫苗和药物的态度不端正，尤其是个别专家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不懂就是不懂，而现在一些科学家太浮躁，大家都想表功，都想争取科研经费或企业投资，这个现象不正常。”

与毕胜利的说法相呼应，曾在美国FDA工作了13年，今年刚刚回上海的李忠明博士对记者说：“钟南山搞的那种灭活疫苗技术上是个尝试。”

李忠明还是《现代新疫苗》的主编，他告诉记者，钟南山研究的是第一代疫苗，这种技术操作比较简单，就是把活病毒灭活后输入人体，从而能够使人体产生抗体，“这种疫苗的好处是快速，但是也有缺点。要做灭活疫苗的前提是大量繁殖活病毒，如果要大量生产的话，就需要大量的P3实验室。”

对“应急疫苗”的说法，李忠明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无论情况如何紧急，也不能跳过动物试验，而将疫苗直接使用于正常人体。

一位不愿在媒体上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说：“我看过发表在中国工程院官方网站上的紧急建议。按照钟院士的意见，SARS疫苗研制要打破常规，尽量减少按常规疫苗检定步骤，力争在2至3月内获得研制产品。个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疫苗研制要走极其烦琐的步骤，这是必须的，世界各国公认的，SARS疫苗生产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不能逾越的。”

这位专家还告诉记者说：“钟南山在救治SARS病人时，由于人类对这种疾病还没有认识，所以可以进行试验性质的治疗，以寻求最佳治疗方案；但是疫苗是使用于正常人体，而不是病人，因此绝对不能带有试验性质，而必须确保安全。所以，我对钟院士敢于在病人身上进行治疗试验并获得成功表示钦佩，但对其研制的疫苗也要走这个路子，表示担忧。”

而直接参与“神奇滴鼻剂”研制的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则对记者说：“如果SARS疫情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研究的这种快速疫苗才能体现出价值，但是目前疫情已经明显呈现下降势头，我们研究的疫苗已经没有多大优势了。现在我们发现要搞成一个疫苗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钟南山并没有泄气。6月中旬，他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中国非典疫情已近尾声。但谁都无法预计今冬明春是否会再次发生大规模感染，所以我们要尽快研制出应急疫苗。”

对“应急疫苗”的说法，李忠明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无论情况如何紧急，也不能跳过动物试验，而将疫苗直接使用于正常人体。

香港为何要与钟南山合作搞疫苗

几乎所有被看好的疫苗方面的专家，都在一些医药公司的视线之内。因此，ＳＡＲＳ疫苗研制到处放卫星，实际是疫苗制造商在暗中较劲。

据记者了解，这个“神奇滴鼻剂”是香港、上海和广州三方合作完成的，具体分工是：香港方面主要提供病毒株，上海方面提供制作疫苗的技术，广州方面提供场地和一些临床病历。领军人物是钟南山。

香港既然有病毒株，为什么不自己搞疫苗，反而要和广州搞合作呢？

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告诉记者：“我们当时研制灭活的疫苗是考虑到如果疫情持续下去，特殊的情况下可以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给临床的医护人员。当然，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于人体的前提条件是疫情持续恶化，我们又能把SARS病毒彻底灭活，证明疫苗是安全的。但是，即使这样，在香港也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才把毒种提供给广州方面，在广州搞这个疫苗。”

香港不允许疫苗可以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于人体，《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也明确规定，不允许疫苗可以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于人体。如果《南方日报》记者林亚茗没有记错的话，钟南山是想在非典疫情继续的情况下，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将他们研制的疫苗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这也许就是香港方面看好钟南山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的说法，把“神奇滴鼻剂”放在广州搞，不仅有可能跳过动物试验直接进入临床研究，还可以搞到政府投资。

郑伯健告诉记者说，研制这个“短、平、快”SARS疫苗的最早想法是他提议的：“针对医护人员这些高危人群搞一个试验性的SARS疫苗的想法我很早就有了。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钟南山，他也很支持。”

记者通过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非典防治办公室了解到，钟南山以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名义给政府写报告，要求研制SARS疫苗，申请立项。广东省科技厅立项后，拨款200万元，作为先期投资。

广东省科技厅的张先生告诉记者说：“200万元直接拨到钟院士做试验的单位。主要用于购置设备、试剂、防护服等一些消耗的东西。这是第一阶段拨款，以后是否追加资金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虽然是国家出资，但研究成果归他们三方享有。”张先生说，“政府只是对一个科技项目进行资金支持。”

政府投资不足怎么办？钟南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万元经费研制SARS疫苗远远不够，假如有社会团体和组织愿意支持的话，我们当然表示欢迎。”

一位跨国公司的医药代表对记者说：“几乎所有被看好的疫苗方面的专家，都在一些医药公司的视线之内。因此，SARS疫苗研制到处放卫星，实际是疫苗制造商在暗中较劲。”

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告诉记者说：“今年2月份的时候，香港大学从钟南山那里拿了一些病毒标本，再加上这次三方合作，国内已经有很多对于钟南山不利的言论了”。

据悉，即使研制成功，钟南山可能也要放弃SARS疫苗专利权。

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告诉记者说：“由于钟南山的特殊身份，三方合作给他带来了很多风言风语，说他把病毒资源都给了香港大学，从中拿了好处。”

郑伯健介绍说：“今年2月份的时候，为了研究和分离SARS病毒，香港大学从钟南山所在的研究所拿了一些病毒标本，再加上这次三方合作，国内已经有很多不利于钟南山的言论了。所以为了避嫌，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这个正在研究的疫苗即使最早出来，也不申请专利了。为此，很多跑过来要和我们合作的企业都回去了。”

媒体开始反思关于SARS疫苗的报道

6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以《非典疫苗报道连篇累牍，不实消息让人惊心》为题，掀开了媒体对前段时间关于SARS疫苗的反思性报道。

这篇反思报道说，为什么在我们的传媒上关于非典疫苗有这么多混乱、矛盾的报道呢？从信息源的角度说，受采访的科学家即使均出于公心，他们对科学事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更何况，科学工作者也可能有私心，可能会考虑研究成果背后的名利——有的研究背后有企业行为，有的研究者会为了争取更多资金支持而将阶段性进展夸大或含糊其辞，所以科学报道的采写者不应只听成果发布者本人的一面之词，也应听听其它同行评议。但目前我们看到的多数科学报道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读者只得自己做广采博收、甄别判断的工作。

这篇反思报道还认为，除了信息源的原因之外，一些不符合科学规律的报道，问题出在记者、编辑的加工环节。

这篇文章在链接的背景资料中，专门提到了媒体关于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报道。

而此前科技部长徐冠华发表的《非典攻关要加强合作警惕浮躁情绪》，被认为是媒体开始反思报道的“导火索”。这位院士出身的部长说，在防治非典的科学研究中，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思想在一些机构、一些科技人员中表现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是，有些科技人员不顾大局、不善于合作；有的虚报成果、言过其实；有的发表不负责的、不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评论等等，在社会上造成不利影响，严重影响科技工作的正常进行。

钟南山与SARS资源

从钟南山那里拿标本，前提是要签订这样一个合同：甲方（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标本，乙方（香港大学微生物研究所）负责检测；甲方享有检测后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检测出来的病毒株；乙方检测出来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发布。

据记者了解，截至5月底，国内共有5例SARS尸解，并且都是在广州进行的。

今年2月份，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提供了一例SARS病人尸体。负责尸体解剖的南方医院病理学专家丁彦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尸解所得标本是这样分配的：尸体提供单位、广东省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州市CDC、国家CDC。

2月份，香港大学微生物系从钟南山处拿到了SARS病毒标本，包括5块SARS肺标本和病人的咽部标本、血清标本。依据这些标本，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管轶成为“成功分离非典病毒第一人”。

后来，钟南山又和香港大学合作，共同研制SARS疫苗。

但从钟南山那里拿标本，前提是要签订这样一个合同：甲方（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标本，乙方（香港大学微生物研究所）负责检测；甲方享有检测后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检测出来的病毒株；乙方检测出来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发布。

钟南山掌握的ＳＡＲＳ资源最完整

对这些资源的整合，钟南山出了一本关于SARS的书：《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与治疗》。

根据公开的报道，钟南山对SARS资源的掌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掌握世界上第二例SARS病人的全部资料。第一例SARS病人发生在广东省佛山市，时间是2002年11月底；第二例SARS病人发生在广东省河源市，时间是2002年12月初。不仅如此，钟南山还目睹了第二例SARS病人是如何感染他人的，而且这些被感染的人的资料也在钟南山的掌握之中。钟南山就是据此得出SARS具有传染性和致命性的结论。

二是掌握许多危重SARS病人的资料。出于一个医生的天职和智慧，钟南山曾要求有关方面，把最重的病人送到他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2003年2月至3月间，60多名危重病人从其他医院转送至广州呼吸所。为什么要这样做？钟南山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除了救死扶伤以外，还给我们一个好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个探讨，能够有一些创新，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动力。“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钟南山没有告诉央视记者，这就是，由他主持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曾接受霍英东1000万元捐赠，建成中国第一个完全按国际标准设计、施工和配置的加护病房，并命名为“英东重症监护中心“。就在这个加护病房启用的第二天，就接收了从河源市转来第二例SARS病人。

三是这些资源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试验性质。以第二例SARS病人为例，其治疗方案可以说是“试验“出来的，当然，在这个试验当中，钟南山是幸运的。而探索治疗方案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

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对记者说：“在世界范围内，只有钟南山手中的SARS资源最完整。所以，WHO（世界卫生组织）把钟南山当成一个重量级人物，显得举足轻重。”

为什么ＳＡＲＳ资源不能共享

资源难以共享，还有专利问题，因为这个专利和专家的“名利“休戚相关。

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出现的，到4月26日，WHO宣布SARS元凶是一种变异的冠状病毒，近半年时间，中国专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为什么中国专家的研究却落后了？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一些专家，他们认为，在SARS病原研究上，中国之所以落后，原因在于SARS资源不能共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认为，如果病毒所一开始就能拿到足够的SARS标本，在寻找病原上，中国也许会成为世界第一了：“光标本的获取，就和有关方面协调了近两个月。从疫情一开始，我们便和广东方面协调，原定鸡蛋大小的标本，到手里却变成黄豆粒般大小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拿到第一份标本是2月14日，按照时间推算，发现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也就是说，发现第一例病人不久（应该是1个月左右），北京方面就开始和广东方面协调“标本“的问题了。

毕胜利认为，在标本问题上的限制，使得他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在错误的方向上，直接导致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寻找病原上的被动。

和毕胜利有同感的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曹务春教授。曹教授告诉记者说：“2月12日，我以军事科学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和全军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的身份去广东疫区采集标本，但当地相关人员已经将病毒标本的采集层层封锁，通过正式渠道很难采集到标本。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有家单位答应提供标本，但当我们在机场拿到标本后才发现，这其中并没有我们必须要的病人血清、肺组织、分泌物等，而仅仅是一点点口水。“

此后，曹教授隐蔽了军方科研人员的身份，通过私人关系才弄到了一点标本。

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长杨焕明则对记者说：“为了研究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我们数下广东，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气愤地说：“我们5月份才拿到SARS病毒标本，这还是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给我们说情的结果，广东方面的理由是：我们不具备研究条件。而实际上我们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是全球人类基因工程的六个中心之一。“

与此相对应的是，香港大学于2月初就从钟南山那里拿到了标本。香港大学教授管轶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说：“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有个攻关组，2月份这个病一出现，就到广东取样，在前几次的试验中，也不知是什么病毒。后来SARS传到香港以后，可以在非常快的时间内鉴定到所有的细胞系里面，这样在世界上首先在3月上旬把病毒分离出来。

因为是新病毒，所以花了10天时间的鉴定，才发现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郑伯健说：“从钟南山那里拿标本，前提是要签订这样一个合同：甲方（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标本，乙方（香港大学微生物研究所）负责检测；甲方享有检测后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检测出来的病毒株；乙方检测出来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发布。“

李忠明对记者说，SARS病毒资源应该在科研机构之间共享，这样才能做到群策群力，集中力量攻破难关。当然这种共享不仅仅是国际间的共享，更应该是国内专家之间的共享。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记者说，国内在SARS病毒研究上的相互封锁，是SARS科研上“整体败北“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SARS疫情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要对ＳＡＲＳ资源进行封锁

“同室操戈“有卫生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有医疗单位的问题，也有专家个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失败不仅仅是科学家，还有我们的体制。

北京等地的科学家到广州为什么很难采集到标本？

为什么要对SARS资源进行封锁？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钟南山院士。钟院士对记者说：“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SARS病毒标本是疾控所（广东CDC）掌握着。他们就是想大家把资源给他，不许给别人。“

记者又问：“是否有专家问您要过SARS病毒标本？您是如何处理的？“

钟南山说：“现在算起来，我一共给过4个研究机构，有香港的、有本省的、也有省外的，但基本上都是以互换为目的。当然，现在如果有机构向我要，我还是会给的。“除了香港之外，钟南山没有透露另外3家研究机构的名字。

就SARS资源封锁问题，记者采访了上海民盟主委、复旦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主任熊思东。熊思东告诉记者：“为什么疫区的临床机构要严格控制病毒标本？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重大需求就是市场的重大需求，就是巨大的商机。譬如，我们宣布搞SARS疫苗后，现在几乎天天有人来谈合作的事情。“熊思东还认为，资源难以共享，还有专利问题，因为这个专利和专家的“名利“休戚相关。

军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主任祝庆玉则对记者说：“我们去广东之前，中国CDC就已经去过广东，他们跟我说，广东省有关部门有一个规定，病毒标本不能拿出省外。这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我看来，控制资源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他们有资源就只有他们才能研究疫苗和药物。“

记者在广东省卫生厅防非协调办公室的网站上检索到的粤卫办〔2003〕10号特急文件也从侧面印证了祝庆玉的说法。

2003年2月25日发布的这份文件明确要求“所有标本收集后应在3个小时内用冰壶装好并由医院送往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要求“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如发生问题追究领导责任和当事人责任“。

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在科学研究上的垄断和封锁，单纯用“名利“二字还不能完全概括。“同室操戈“还有深层次原因，有卫生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有医疗单位的问题，当然也有专家个人的问题。譬如，卫生部门把SARS资源当成本部门的“财富“，医疗单位把SARS资源当作本单位的“财富“，专家个人把SARS资源当作个人的“财富“。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屏对记者说：“在国家公共卫生危机中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突发事件协调小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能仅仅依靠科学家的良知和领导的默许，比较合理的方式是应该在利益相关、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危机管理机制。“

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某些医院、医生和科研机构把SARS资源据为己有，他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占有、收益、处置SARS资源。而从科研的角度出发，SARS资源应该在科研机构之间共享。

人类基因组中国首席科学家杨焕明在媒体上公开说：“中国科学家在SARS面前整体打了一个败仗。“杨焕明认为中国没有率先公布冠状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是因为他无法早期拿到SARS病毒标本。

针对杨焕明的说法，钟南山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承认：“病原体的基因测序并不复杂，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出来，但是科学家受到体制的制约，懂做的人拿不到标本，有标本的人不懂做，还封锁标本和信息。这是一个悲剧。“

而毕胜利则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的失败不仅仅是科学家的失败，而是我们体制的失败。”

【后记】

《外滩画报》是上海报业集团发行的刊物。以原创报道，人物访谈为特色，

《外滩画报》发布第673期，并宣告2016年起正式休刊。致敬纸媒！

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邵嘉翔 杨晓杰 王磊

链接：http://www.bundpic.com

编辑：王雅欣

刘海明

【案例】

在报道性别暴力案件时，记者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公众人物的家暴、性骚扰纠纷或一些引发热议的相关社会事件，让“性别暴力”成为性别议题中的热搜型话题，越发频繁地见诸于报端。在权利意识觉醒、新媒体工具加持的传播“快时代”，媒体作为对此类事件的重要观察者，其报道的性别视角、新闻伦理及议程设置等，受到更大的挑战。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发布原《北京青年报》深度调查记者张倩所作的关于性别报道规范的方法论分享。作者认为，想做好性别暴力事件或案件的媒体介入，就必须谨记这三个关键词——绝缘体、倡导者、引路人。记住这三点，承担好自己的角色，记者的报道会更加有理有力有据。

绝缘体

这个部分我们要了解，做绝缘体，是做谁的绝缘体？为什么要绝缘？怎样才能绝缘？

做谁的绝缘体？

做绝缘体，是指做受害人和社会之间屏蔽“二次伤害”的绝缘体。

什么是“二次伤害”呢？

“二次伤害”是一个舶来语，最早源于国外的相关研究与论述。在美国国家司法系统中，提到间接伤害或者次生灾害的时候，对受害者的影响一般使用“secondary victimization”一词，它指紧接着的、继发的伤害，是相对于原生和直接伤害的对比关系，因此不能硬生生地理解为“第二次”伤害。

具体到对于涉性别暴力案件或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人应该先认定自己是保护者而非报道者，避免自己的报道给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为什么要绝缘？

受害者家人、媒体、调查人员及其他人在言语上、态度上的不妥，都可能对受害人造成继续伤害。

家人的“二次伤害”主要表现为对受害人责任归因、恶语相向，以及各种厌恶、嫌弃、冷暴力对待。如果受害人是孩子，在没有社会化之前，是不知道所谓羞耻的。但因为家长的影响，TA忽然就觉得自己做错事了，不然不会挨打。这种伤害可能对TA的一生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媒体“二次伤害”的主要表现为有意或无意地泄露受害者的个人信息，或者让受众通过传达的种种相关信息，可以推测和判定出受害人的真实身份，以及披露描述一些具体的受害细节，或者对受害人作出一些评判。

                                 

图片来源于原报告

所以，凡是有可能曝光被害人的身份信息的，或是涉及信息性描写细节的，媒体人在所有的程序中都应该保密。应由有经验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处理，相关采访和调查也应该选择在受害人的住所、或其他让TA们心理上感到安全的场所进行。

怎样才能绝缘？

作为媒体人，该如何预防“二次伤害”？并在涉性别暴力案件或事件报道中做好绝缘体呢？对此有三大铁律：

1）不报道原则

性侵案件，特别是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一定要记住“普通性侵案件不报道”的原则。但不报道原则并不意味着性侵案件一律不能报道，否则有些需要引发关注的焦点问题，谁来帮助发声？因此，当案件涉及以下情形时，可以考虑报道：

加害人的身份具有特殊性。比如，2016年的满洲里人大代表性侵案，2008年的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这些性侵案的加害人身份特殊，有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现象，所以需要社会舆论监督。

案件牵涉到的受害人是此前未得到关注的群体。比如，钦州性侵案就涉及到农村留守儿童，我们可以通过报道典型个例来引起关注。

能够典型凸显某类社会现象，亟待引发社会关注的案件。比如说近几年，儿童成为了网络性侵害的捕捉目标，这样的新现象要报道。

因此，虽然实施细则还不够完善，但是我们要知道，“不报道原则”不是绝对的。不过，报道的应该要是具有典型现实意义的案件，不要仅为流量而写，也不要因此而伤害到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

2）保护为第一要素

把自己先当作保护者，要掂量报道之后，对当事人是好是坏。一个能引起相当轰动的选题，如果各家媒体报道后，解决不了当事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反而因此让其陷入伤害中的话，希望媒体人要懂得舍弃，能够舍弃。

3）避免性侵害细节描述

涉性暴力案件的稿件采写，一定要跳脱过程及细节描述，避免用性侵害的情节吸引人眼球。因此行文的构架最好以探求事件本质、追求个案暴露的现象类问题成因入手。

如果媒体人没有专业化的积累，不掌握相关立法与司法的发展脉络，那么只有无知无畏的才敢去靠描写细节谋求流量。

                                 

图片来源：图虫Premium

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媒体性别敏感指标》，它有四要素，第一就是保护遭受暴力者的隐私和尊严；第二是报道避免苛责受害人；第三是媒体需要提供救助渠道，介绍国内好的经验；第四，不要把性别暴力事件仅仅作为一个个体的悲剧，要提供相关社会问题的背景信息和统计数据加以支持。

目前业内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是，涉性别暴力事件或案件的编采中，除了要给当事人化名以外，对于案发地，最多写到区县一级，最好是只到市一级，避免读者推断出受害者是谁。

倡导者

在做好绝缘体的基础上，媒体人要做倡导者。

的确，对于客观事件，记者应该客观呈现，不过在反映真相之外，对某些事件的进程还可以有意识地进行主观推动。例如让更多人理解“二次伤害”的存在。

前面已经介绍了“二次伤害”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报道时如何避免“二次伤害”。性别暴力案件有其特殊属性，广泛涉及受害者的隐私。所以，与其他刑事案件相比，涉性别暴力案件除了可能对受害者的身体造成伤害，还具有普遍的高心理摧残率。“二次伤害”之所以让人无法接受，是因为“二次伤害”的加害者，大多本应该是为受害人“撑伞”，对受害人实施救济的。

“二次伤害”的后果非常严重，从微观伤害的角度看，受害者个体遭遇“二次伤害”后，致残致死的、失语的、疯癫的、丧失学习能力的、自暴自弃的、家庭解体的等等情况，都有现实例子。

图片来源：图虫Premium

所以，媒体人需要发挥传播者的本职作用，让“二次伤害”的概念传播出去，让更多人明白其危险性和注意事项。

采访性别暴力案件时，如果受害人经历了“二次伤害”，记者就可以在稿子里呈现，但是一定要拿到证据。做这些的目的是，能够在采访报道中予以实施检验、监督，关注关于限制“二次伤害”的方法在实践中有没有落实。

而目前，对于媒体和自媒体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的，还没有专门的规定处罚意见，参照的就是“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一些规定。

引路人

作为一个记者，要想做好性别暴力案件报道，需要正确认识自己的角色，做好保护者是前提。此外，一个好记者还要是个思想者，要思考案子为何发生，思考如何协助促进相关法规的完善，进而保护受害者。因此，好记者还应该是个引路者。

怎么样让你的案件报道成为一份好报道？你的作品要有前瞻性的东西去引领。前面说到，既然涉性别暴力案件一般情况下是以不报道为准则，那么最后被报道的事件和案件，一定是要足够有意义的。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通过自己的报道“领跑”。比如在性侵领域的报道，要做到一个标准是，我拿给律师、法学专家浏览后，TA们都会听，因为研究得深。

所以媒体人要有专业积累，不能满足自己只是记录者，还要做一个在相关领域研究方面对于社会有用的引路人，这样的报道才有意义。

来源：全媒派张倩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t9BSsl-nxQQAEBvPixNhA

编辑：李佳怿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刘佳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