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智琛：媒体人不应丢失在场能力！

导读
过去十余年间，媒体人逐渐从公共议题的中心，退向舞台的边缘。
作为媒体人，我们应该怎么办？
从中心到边缘

媒体人边缘化的一重根由，系于时代潮水的转向。那道曾经托举过我们的浪潮，如今正以另一种力道冲刷岸线；另一重根由，则内生于媒体人自身的困顿，认知的滞后、方法的疲软、意志的犹疑，让应对之姿显得局促而苍白。

这两重困境彼此缠绕，相互倾轧。外部的逼仄加剧了内部的慌张，内部的乏力又放大了外部的压迫。它们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催迫，最终塑成了今日之格局，一种我们身处其中、却未必甘愿认领的情势。

昔日，媒体人的权威源于对稀缺通道的独占。一间会议室里的选题会，就能框定一座城市次日清晨的公共话题。而今，技术碾平了那道话语高墙，人人手握麦克风，处处都是发布席。变化之彻底，已然触达本质。当发声这件事本身已平权化，“媒体人”这个称谓，就从一种天然的职业勋章，退化为一个需要反复自证的模糊身影。

术之狂奔和道的迷失

媒体的每一次版图收缩，譬如停刊、转型、裁撤，都引来一轮又一轮充满悲情的集体追怀。

但令人动容的是，在这片不断溃退的阵地上，依然有身影选择留下。他们清醒地感知着行业的寒意，也热切地试图开出药方。他们以为想出了解决办法：做新媒体，做视频，做直播，做矩阵，做MCN，做知识付费……

这些办法，都是在术的层面打转，没有触碰到道的危机。或者说，我们一直在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却从未真正回答“为什么做”的问题。一个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的人，给再好的工具也无济于事；一个忘记了自己根本价值所在的行业，给再多的流量也只是延缓衰亡。

那么，真正的症结在哪里？我认为，媒体人边缘化的症结，不只是技术的冲击，而是根植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媒体人正在失去在场的生态和能力。

这话需要解释。什么是在场？在场不是签到，不是到场，不是去了现场拍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在场是一个存在论概念，它意味着媒体人把自己交出去，站在事件发生的现场，带着全部感官、判断和责任，承受那里的真实，然后忠实地把它讲述给不在场的人。

在场的反面不是缺席，而是旁观。缺席是身体不在，旁观是身体在但心灵不在。但我们现在的媒体充斥着旁观，坐在办公室里编稿子、刷热搜、做整合，把别人的二手信息搬来搬去，这哪里是在场？这是旁观，而且是远距离的旁观。

但我们必须直面一个更为残酷且现实的追问：如果连生存都无法维系，所谓的“道”又将附着于何种实体之上？过去十余年，我们痛斥资本的裹挟和平台的冲击，却鲜少有人真正躬身入局，去重构媒体的商业逻辑。

我们必须承认，公共性并不必然和商业性为敌，伟大的内容理应具备匹配其价值的定价权。我们之所以感到被边缘化，是因为我们一边怀念着广告黄金时代的喂养，一边却对用户付费、知识契约和服务型新闻感到陌生。

真正的道，不是对术的鄙夷，而是对术的重塑，让深度报道成为高价值的信息基建，让分析报告成为行业的决策刚需。当媒体人敢于为自己的在场明码标价，并且市场愿意为这份在场买单时，公共性才不再是脆弱的理想，而是坚固的常态。

媒体人因何而存在

在场为什么重要？这就需要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媒体人为什么存在？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对此时还在忙忙碌碌的庞大人群中的某些人来说，他们需要一个理由：为什么还需要媒体人？为什么不能让算法和自媒体取代一切？现在，我就试着给出理由。

第一个理由：我们需要媒体人，是因为真相从不主动浮出水面。

真相需要被追问、被交叉验证、被置于坐标系中审视，而这些，恰恰是算法不会做的事，是散落的个体无力完成的事。媒体人的价值，在于把碎片拼成图景，把孤证连成证据链，让真相曝光不再是个人化的偶然，而成为一种公共性的确信。

这听起来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但这个道理正在被遗忘。在我们这个时代，信息如洪水般泛滥，但真相被看见反而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每天都在发生无数的事，但绝大多数事发生了就消失了，像一滴水落进大海，没有任何回响。不是因为没有记录，记录太多了，而是因为少有人在场。少有具体的人，带着判断、情感和责任，站在事件发生的现场，然后告诉另外一些人：这件事值得公众注意。

这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史官传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他们站在君王身边，记录一切。这个传统的核心不是记录本身，而是在场。史官的价值在于他是见证者，他亲眼看见了，他有责任让后来的人知道。

司马迁在《史记》的末尾写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被引用了无数次，但很少有人注意其中的“究”字。究是什么？究是追问，是深挖，是一个人面对纷繁世象时不肯轻易放手的执着。这种执着的前提是什么？是在场。你必须先在那里，然后才能究。

但现在，这种在场正在消失。或者说，在场变成了一种幻觉。我们坐在屏幕后面，以为通过刷信息流就能了解世界，以为通过转发和评论就参与了公共生活。但这不是在场，这是旁观。

在场需要什么？需要把自己交出去，需要肉身出现在那里，需要承受现场的混乱、矛盾和不舒适，需要冒着判断错误的风险做出判断。在场是一种存在方式，不是一种信息获取方式。

杜甫写“三吏三别”的时候，是真正走在路上的。他亲眼看见了新安的吏、潼关的吏、石壕的吏，他听见了新婚妻子的哭声、垂老之人的告别、无家可归者的哀号。这不是坐在长安的书斋里想象出来的，这是用脚走出来的。

杜甫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文采，文采好的人多了，更在于他始终在场。安史之乱中，别人都在逃命，他也在逃命，但他在逃命的路上没有闭上眼睛。他看见了，他记下了，一千二百年后我们读来依然震颤。这就是在场的力量。

媒体人的危机，首先是在场的危机。当媒体人不再奔赴现场，而是守着屏幕整合二手信息，就已经放弃了见证者的身份，自甘成为一名信息搬运工。而搬运这个工种，算法做得更好、更快、更不知疲倦。

但算法永远无法成为见证者，因为它没有身体，没有嗅觉，没有心跳。它捕捉不到一场对话中突然的沉默，读不懂一个眼神里藏着的犹疑，分辨不出一句“我很好”背后的哽咽。这些正是媒体人不可让渡的领地：用人的全部感官，去面对人的全部复杂。

当然，我们不能陷入唯肉身论的偏执。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物理空间的限制正在被技术的触角打破。在场有更广阔的形态。当记者无法穿越炮火封锁线时，利用卫星图像分析战损、通过开源情报验证轰炸坐标，这是一种技术的在场；当深度调查触及复杂的金融暗网时，用数据爬虫勾勒资金流向，用数学模型揭示利益输送，这是一种算法的在场。

肉身无法抵达之处，逻辑必须抵达；感官无法触及之地，数据必须发声。拒绝新工具的媒体人，不是在捍卫在场的纯洁性，而是在自缚手脚。真正的在场，不在于脚踩哪一块土地，而在于信息是否比任何人都更接近那个本质的真相。

整合二手信息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只有整合而没有判断；待在办公室也不全是无奈，如果能在海量噪声中筛出那条决定性的暗线，媒体人依然身处风暴的中心。

第二个理由：我们需要媒体人，是因为公共记忆需要有人守护。

本雅明讲过一个故事。他引述尼古拉·列斯科夫的记述，说从前的水手、农夫和工匠，是经验的天然载体，他们远行归来，围炉而坐，把所见所闻讲给同村的人听。本雅明用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经验在讲述中传递，记忆在讲述中存活。当讲述消失，经验也就枯萎了。他忧虑的是，在信息时代——他那个时代的信息时代指的是报纸和广播——故事正在消亡，经验正在被信息取代。

信息是什么？信息是即时的、碎片化的、用过即弃的。今天的热搜明天就没人记得，今天的头条后天就成了旧闻。信息的特点是速朽，而故事的特点是记忆。

我们今天的信息比他那个时代的报纸更加速朽。一条短视频的半衰期大概只有几个小时，一个热点话题的生命周期不超过三天。我们每天浸泡在海量的信息中，但这些信息没有沉淀为记忆，而是像流水一样从我们身上淌过，不留痕迹。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其实只是经过了很多。“知道”和“经过”是两回事。

这时候，媒体人的角色就变得至关重要。媒体人不只是信息的传递者，更是公共记忆的守护者。什么意思？意思是，媒体人需要在信息的洪流中做出判断：这件事值得被记住，那件事可以忽略；这个人的故事需要被讲述，那个现象需要被追踪。这种判断力，不是算法能提供的，算法更多是告诉我们什么最受欢迎，不会告诉我们什么最重要。受欢迎和重要，不是一回事。

中国的史官传统里有一个词叫“直笔”。《左传》记载，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大夫崔杼弑其君庄公。太史伯如实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之；其弟太史仲继续如实记录，又被杀；其弟太史叔再记，又被杀；其弟太史季又记，崔杼终于放手。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尽死，执简以往，准备继续记录，走到半路听说已经记下了，才返回。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我在场、我看见了、我就要记下来的精神。这个故事或许有所加工，但它传达的道理是真实的。记录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守护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抵抗、一种面对当下同类的责任。抵抗什么？抵抗权力对真相的篡改，抵抗遗忘，抵抗时间对谬误的冲刷。

我们的注意力被切割成无数碎片，每一片都太短，短到无法形成任何深度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判断、共同的感受，也就是公共记忆正在瓦解。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经历着自己的今日头条，但少有人知道我们共同经历了什么。

一个没有公共记忆的社会，就像一个失忆的人。人可能还活着，但不知道自己是谁。媒体人能做的，就是做那个守护记忆的人。不是靠怀旧、靠感伤，而是靠持续地、有判断力地记录，记录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人和事，让它们不至于在信息的洪流中沉没。

第三个理由：我们需要媒体人，是因为我们需要理解他人的真理。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有一个核心观点：人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复数性的存在。人不是孤立的原子，人总是和他人共在于这个世界。而公共领域，那个我们共同分享的空间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生命经验得以呈现。没有这个公共领域，人虽然活着，但活得不完整；人虽然说话，但说给镜子听。

一份扎实的报道，做的不是简单地让读者和观众看见一个人，算法也能做到这一点，短视频每天都在让我们看见无数个从未见过的人。媒体的不可替代之处在于，它不止于相遇，而在于相遇之后的持续凝视。它不会让人刷过即忘，而是把一帧画面扩展为一个有前因后果、有喜怒哀惧、有尊严和挣扎的完整的人。

当算法把一百万人拉进同一个热搜时，媒体人应该站出来，给这一百万人提供一个经得起推敲的认知框架。算法给人的是碎片化的惊鸿一瞥，而好媒体给人的是结构化的认知，它让人停下来，而不是滑过去；让人在相遇之后，不得不重新打量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这才是媒体应有的力量。

但现在的媒体正在丧失这种能力。为什么？因为媒体也在被算法裹挟。算法的逻辑是什么？是投其所好。我们喜欢什么就给我们看什么，我们认同什么就强化什么。结果是公共空间的碎片化。大家看似都在上网，都在热火朝天地交流，但实际上每个人活在自己的回音壁里，听到的都是自己的声音。

我们越来越难以理解他人的真理，我们只想确认自己的正确。网上有那么多道德审判、那么多立场先行、那么多廉价的义愤，但真正愿意俯下身去理解一个具体人的耐心，正在消失。

一个真正的媒体人，底色不是同情，不是仰慕，也不是戒备，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公正。这种公正，体现在将每一个受访者都视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存在，不因身份高低而增减焦距，不因立场远近而调整色温。

真正的媒体人会好奇，但不好奇于猎奇。他们的问题永远朴素而锋利：你是谁？你为什么在这里？你的生活是如何变成今天的模样的？你的每一次选择，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种好奇，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论谦卑，承认自己对他人的生活一无所知，因而愿意倾听。这种公正，是一种根本的存在论尊重，承认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不可化约的小宇宙，每一种生活都有其不可篡改的内在逻辑与不可剥夺的尊严。

媒体人尤其在意这一个元问题——在人的尺度上，众生平等。而在这种平等面前，媒体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带着全部的耐心和敬畏，坐下来，听。

范长江当年走西北，写《中国的西北角》。那不只是采访，“采访”这个词在这里显得太轻巧，太职业化，轻巧到仿佛只需一支笔、一张嘴、几天工夫。范先生做的是另一件事，他把自己整个掷进那片土地，用双脚走过戈壁和黄土，用皮肤承受风沙和烈日，用全部感官去承接那片土地上所有人的沉默和呐喊。他看见了贫困、荒凉和压迫，也看见了挣扎、韧性以及微暗的火光。然后他用朴素的中文，一笔一笔地写。那不是信息的搬运，而是生命对生命的细腻感受和坚实确认。

八十多年过去，这本书至今不垮，因为它里面没有所谓的“素材”，只有活生生的“人”：饿到浮肿的农妇，被地租压弯脊背的佃户，在绝望中仍抬头望一眼天的少年。这些名字背后，都涵容着无法被任何理论收编的复杂人性。

在场是媒体人最后的尊严

再看当下的媒体生态。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报道里，人退隐了，观点浮了上来。理解让位于立场，在场的质感被引用的密度所取代。专家意见、统计数据、政策条文被妥善地编排进稿子，唯独写作者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反而成了最稀缺的资源。

当然，这并非全部。我们依然能读到一些令人尊敬的报道，它们还在坚守着见人见物见真相的传统。但不得不承认，在庞大的内容洪流中，这一类作品正变得越来越醒目，恰好因为它们越来越稀少。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只是信息的合规搬运和立场的安全表态，它们或许准确，却难以打开人的世界。

所以，问题回到了媒体人自身。边缘化是结果，不是原因。原因是媒体人正在失去自己的根本价值——在场的能力、守护记忆的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这些能力来自哪里？来自媒体人对自己为什么做这件事的回答。

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有一个极要紧的提醒：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以此观照媒体行业，道理是相通的。懂得了媒体应当记录真相，却和现场保持距离，那种“懂得”就只是悬在半空的观念；明白了媒体应当守护公共记忆，却只在热点来临时匆匆表态、热点过后迅速撤离，那种“明白”就经不起追问；理解了媒体应当理解他人，却止于立场的表态而不肯走进他人的世界去倾听，那种“理解”就始终隔着一层。

真正的知，必在“行”中完成自身；真正的行，也必以“知”为其内在的指引。二者一旦分离，知识就沦为谈资，职业就沦为姿态。

所以，如何面对边缘化的危机，不是“转型”，不是“融合”，不是“矩阵化布局”。这些当然要做，但它们是末，不是本。本是什么？本是媒体人的“在场”。

前面说到南史氏“执简以往”的故事。每次读到这四个字，我都觉得它触及了在场最深的含义。太史兄弟一个个赴死，不是因为勇敢，或者说不仅仅是勇敢，而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件事：有些事必须有人看见，必须有人记下来。而南史氏听说太史尽死，拿着竹简就去了。他不知道崔杼已经放手，他去的路上心里想的恐怕就是死。但他还是要去。

为什么？因为在场是一种存在方式：我在那里，我看见了，我记下了。这不是职业要求，这是存在的要求。

去不去现场，做不做深度报道，愿不愿意花三个月追踪一个被所有人遗忘的故事。这些选择定义了一个媒体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定义了媒体在这个时代的价值。

不要试图回到中心

媒体人的边缘化危机，归根结底是一个存在论的危机。

什么意思？意思是，这个问题问到最后，不是媒体怎么活下去，而是媒体人作为个体为什么存在。我们的存在和一头牛的存在有什么区别？牛吃草，我们吃饭；牛终将屠宰，我们终将老死。如果仅此而已，那确实没有区别。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

我们可以选择像牛一样活着，吃、睡、劳作、死去，也可以选择另一种活法：去看见，去记录，去理解，去连接。后一种活法，就是在场的活法，是媒体人本应有的活法。

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东西比潮流更重要，比流量更重要，比合时宜更重要。媒体人的根本价值就是这样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会因为传统媒体衰落而失去意义，正如正义不会因为坏人当道而失去意义，正如诗不会因为没人读诗而失去意义。

问题只在于，媒体人自己是否还相信这些东西？是否还愿意为这些东西付出代价？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边缘化就未必是终点，它或许恰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转机。因为一个真正在场的人，无论身处多么偏僻的角落，都是不可替代的。眼睛见过现场的光影，判断经受过复杂性的考验，记录里沉淀着无法被二手信息取代的质地。在这个信息充盈而真相稀缺的时代，这些东西恰恰是最难被批量生产的。反观一个不在场的人，即便站在流量的中心，本质上仍是可替换的。

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媒体人如何面对边缘化的危机？

去现场、去看见、去记录、去理解、去连接。把自己的存在变成一种行动，让每一次报道都成为一次在场的实践。这不是拯救媒体的方法，媒体也许根本不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拯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方式。当足够多的媒体人选择这样存在的时候，媒体就活在了每一个在场的人身上，而不再依赖某一个机构、某一个平台、某一种技术形态。

未知生，焉知死。但反过来也一样，不知死，焉知生。媒体人要知道自己的“死”，那些正在消亡的东西，那些不可挽回的失去，然后才能知道自己的“生”——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位置，以这种方式活着，到底意味着什么。

答案不在别处，不在趋势里，不在方法论里，不在任何人的经验总结里。它只在媒体人是否愿意拿起笔、手机、录音笔或者相机，跨出那道门，站在真实的土地上，面对真实的人，然后不闪躲、不美化、不简化地，把看见的一切写下来。

但请别误会，这种在场不是一种孤芳自赏的行为艺术。如果在场，却没有任何人知道在场，那这种在场就只是个人体验，而非公共记忆。

面对边缘化，我们需要的不是悲壮的自我感动，而是最小化且可持续的行动。

哪怕今天无法做长达数月的卧底调查，也可以先从身边被忽视的一平米开始。记录小区门口即将消失的报摊，追踪一件快递从下单到送达经历的波折。把宏大的公共性拆解为可见的附近性，用我们擅长的任何一种媒介把它们呈现出来。

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在场变成可以被转发、被讨论、被置顶的产品。不要羞于谈流量，没有流量的在场，无法形成舆论的合力；也不要耻于谈变现，能够自我供养的在场，才是有尊严的在场。

当我们不再祈求回归旧时代的中心，而是用一次次有产出、有影响、有回响的在场，在荒原上建立起无数个微小的绿洲时，边缘就不再是边缘，而是新的大陆。

来源：传媒茶话会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Kucz5jfZOynLGIEVIze1w

编辑：马丽萍

【案例】

王文志开口了。媒体圈今天必须挺他，没有第二个选项

王文志扛住了最难的时刻！现在打破沉默最新发声了！王文志沉默9天，开口了。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作者：陈安庆（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

2026年6月27日，沉默9天后，王文志接受了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的专访。

这是那篇纸尿裤报道发出后，他第一次正式面对媒体。

报道发出那几天，舆论场是失控的。品牌连夜声明“未检出”，专家被领导押着签了反悔声明，行业协会说报道“有瑕疵”。全网从“纸尿裤有没有毒”吵成“记者有没有造假”。

他一直没有开口。

现在他开口了。因为沉默的窗口期正在关闭。

如果继续沉默，三件事会发生

第一，舆论会替他“定罪”。

在舆论场，沉默从来不等于“克制”，等于“心虚”。你越不说，别人越觉得你有问题。

第二，调查组的节奏会慢下来。

调查组需要外部压力才能快起来。记者不说话，事件热度下降，调查进度自然更慢。

第三，下一次调查报道的成本会更高。

如果连《经济参考报》的调查记者在报道发出后都不敢说话，其他记者在做同类选题时，会多一层恐惧。

媒体圈今天必须挺他。不是因为他完美，是因为他做的这件事对。他手里有完整的证据链、三组对照实验、四家独立检测机构的交叉印证。孩子血样里的数据还在，录音还在。

他替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开口。他说话的时候，媒体圈不能沉默。

当前舆论场是个滚筒洗衣机。

一篇调查报道发出来，至少四股势力同时启动：企业公关拼命灭火，利益相关方拼命撇清，流量自媒体拼命蹭热点，还有一拨人专门盯着记者挑刺。

王文志在公开信里说，有人揪着样本量反复挑刺，有人把记者和检测机构强行绑定，炮制“记者为了卖设备制造新闻”的阴谋论，整个舆论场陷入“信息错位、立场割裂”的罗生门状态。

记者遭遇反转，说明当下的舆论场太复杂了。各方势力、各种利益团体都有自己的流量和目的。

但好在，广大媒体圈还是三观正的。从报道刊发到今天，对王文志的声援一直没有断过。

呦呦鹿鸣黄志杰《纸尿裤事件：那些东躲西藏的机构和人》一、文章概况

维度	具体内容
文章标题	《纸尿裤事件：那些东躲西藏的机构和人》
作者	黄志杰（呦呦鹿鸣主笔）
发布时间	2026年6月27日21:09
发布平台	网易号、新浪微博（呦呦鹿鸣）
核心观点	公共精神缺失——机构“东躲西藏”，回避核心事实，而不是直面公共卫生问题
切入角度	不是“谁对谁错”，是 “谁在回避问题” ——追问机构为什么不承认“婴幼儿血样中检出了甲酰胺”这个核心事实
关键判断	“中国造纸学会公开指控一家新闻媒体报道不具备公信力，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
论述方式	不站队、不替记者辩护、不替品牌说话，而是追问机构的“回避逻辑”
信息增量	补充家长自行送检纸尿裤检出甲酰胺414mg/kg，但检测机构称报告仅为“草稿件”、随后甲方撤单、结果不公开、机构不再承接甲酰胺检测业务

二、黄志杰文章框架

他问了一个所有人在吵、但没人问的问题：

婴儿血液、尿样里到底有没有检出甲酰胺？

黄志杰认为，整件事的起点是《经济参考报》报道中的一句话——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在婴幼儿血液、尿液样本中检出甲酰胺”。如果这句话是假的，品牌根本不需要回应，直接起诉即可。但各方反应恰恰证明了这句话是真的。

机构“东躲西藏”的三种表现

机构	做了什么	问题在哪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连夜发“三从未”声明	不回应核心事实，只强调“从未做过检测”
于兆衍	被迫签署否认声明	个人声明与机构切割，但录音显示“被领导押着签”
中国造纸学会	指控报道“不具备公信力”	一个学会，公开指控一家新闻媒体报道“不具备公信力”——“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

三、与南方传媒书院稿子的对比

对比维度	南方传媒书院（陈安庆）	呦呦鹿鸣（黄志杰）
核心关切	调查记者的处境、舆论监督的价值	公共精神的缺失、机构为何回避核心事实
叙事主体	记者是主角——他扛住了什么、为什么该支持他	机构是主角——它们“东躲西藏”、回避问题
情感基调	共情+号召——“媒体圈今天必须挺他”	追问+批判——“公共精神恰恰是我们当前所缺失的”
信息增量	王文志最新发声、三组对照实验、沉默策略	家长自行送检纸尿裤检出414mg/kg但结果被撤
舆论功能	为调查记者辩护，推动媒体圈站队	为公众追问提供框架——“东躲西藏”四个字点出了机构的本质困境
文风	短句子、大白话、情绪直给	偏思辨、偏分析、追问逻辑漏洞

陈安庆写的是“记者为什么该被支持”，黄志杰写的是“机构为什么该被追问”。一个在“挺人”，一个在“问事”。两篇文章，同一事件，两个切口，互为补充。

调查记者王文志最新发声：纸尿裤的甲酰胺，到底从哪来？

2026年6月27日，距离那篇报道发出已经过了9天。

这9天里，反转、质疑、录音、辟谣、自证——轮番上演。品牌说“未检出”，专家说“被迫改口”，行业协会说“有瑕疵”。四部委成立了调查组，家长还在等答案。

王文志坐下来，接受了一次长长的采访。采访他的是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点》对话稿要点概括

2026年6月27日，解放日报·原点栏目刊发长篇对话《纸尿裤含甲酰胺调查记者回应调查过程，厂家、检测机构还原生产及检测疑云》。这篇9000余字的对话稿，围绕五个核心追问展开：纸尿裤里到底有没有甲酰胺、甲酰胺对人体危害几何、企业如何管控、检测结果为何五花八门、国标是否待完善。

关于“有没有” ，各方结论分裂：记者提供了三组对照实验（成人对照、婴幼儿停用三天后转阴、记者自体穿戴后翻倍），指向纸尿裤是主要来源；品牌方认为主流工艺不产生甲酰胺，代工厂偷工减料才可能引入；第三方检测机构内部测试未检出。

关于“危害有多大” ，毒理学家的共识是：甲酰胺确实被欧盟列为1B类生殖毒性物质，但风险取决于暴露剂量。剂量越大风险越高，在安全阈值以下不必恐慌。当前没有纸尿裤中甲酰胺的安全限值，也没有专项检测国标。

关于“检测结果为什么不一样” ，原因是：没有统一检测方法。不同机构用气相色谱法、液相色谱法、不同前处理方式，结果可能完全不同。甲酰胺在高温下会挥发，样品存放时间不同，数据也会变。

这篇文章的真正价值：它没有给出“有”或“没有”的结论，而是把“为什么这件事吵成了罗生门”的底层逻辑拆清楚了——检测方法不统一、国标没列甲酰胺、代工存在监管缝隙、甲酰胺本身容易挥发。当记者、品牌、学会、专家各执一词时，这篇对话是少数让专业分歧“摊开”而不是“站队”的文本。

解放日报·原点《纸尿裤含甲酰胺调查记者回应》对话稿的舆论场影响分析

2026年6月27日，解放日报·原点栏目刊发长篇对话《纸尿裤含甲酰胺调查记者回应调查过程，厂家、检测机构还原生产及检测疑云》。这篇9000余字的对话稿，在甲酰胺纸尿裤事件持续发酵、各方混战的节点出现，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舆论事件。

一、传播学视角：一篇“平衡报道”如何影响舆论场

分析维度	核心特征	对舆论场的具体影响	启发价值
传播主体选择	解放日报·原点栏目——上海市委机关报的深度报道品牌	权威性背书让对话稿获得“可信”的初始标签，区别于自媒体爆料和商业媒体评论	在舆论混乱期，权威媒体的“进场”本身就是一种舆论定调
传播形式设计	对话体，五个追问层层递进，记者、专家、厂商、检测机构交替发言	“让各方说话”的形式，比单方评论更容易被各方接受，降低对抗性	在撕裂的舆论场中，“对话”比“评论”更容易被消化
传播节奏把控	在事件发酵9天后发布，避开最混乱的48小时	给情绪沉淀留出时间，稿子被阅读时读者已有基本的信息框架	深度报道的“时机选择”和报道本身同等重要
传播信源结构	8位受访者，覆盖调查记者、毒理学专家、厂商研发、检测机构工程师、头部检测博主	信源多元化让任何一方都难以指责“偏袒”，形成天然防火墙	多方信源不仅是新闻规范，更是舆论场生存策略

二、科学传播视角：当科学问题变成公共事件

分析维度	核心特征	对舆论场的具体影响	启发价值
“剂量决定毒性”的传播困境	专家反复强调“风险取决于暴露剂量”，但公众只记住“甲酰胺是生殖毒性物质”	“有毒”标签一旦贴上，解释“剂量”需要10倍篇幅，传播效率极低	科学传播的“第一印象”效应：先说“有毒”再说“剂量”，公众只记得“有毒”
检测方法的技术壁垒	气相色谱vs液相色谱、不同前处理方式、甲酰胺挥发特性——全是专业术语	公众无法判断“谁的方法对”，只能根据“谁更可信”来选择立场，而“可信”的判断往往基于身份认同而非技术判断	当科学问题超出大众认知阈值，立场代替事实成为判断依据
不确定性的传播劣势	专家说“需要更多研究”“当前证据不足”——这是科学语言，但公众要的是“有”或“没有”	“不确定”在舆论场等同于“说不清楚”，反而加剧焦虑	科学的不确定性与公众的确定性需求之间的鸿沟，是科学传播最难跨越的障碍
“合规≠安全”的认知撕裂	国标没写甲酰胺，品牌说“符合国标”，记者说“检出了”——两句话都对，但公众无法接受这个逻辑	“合规”的信任锚点被拔除，公众陷入“合规都不安全，那还有什么可信”的恐慌	当“标准”和“安全”脱钩，公众信任体系会出现系统性坍塌

三、舆论场博弈视角：多方混战中的“第三方”角色

分析维度	核心特征	对舆论场的具体影响	启发价值
对话稿的“第三方”定位	不站队、不评判，让各方把话说清楚	在记者vs品牌vs学会三方的对立叙事之外，提供了一个“中间地带”	当舆论场撕裂成两派时，“不站队”本身是一种稀缺资源
对“对立框架”的解构	通过呈现各方分歧的技术原因，让“谁在撒谎”的简单对立变得站不住脚	把“谁在撒谎”的争论，转化为“为什么检测结果不一样”的讨论	一个好的对话稿不是“平息争议”，是“转移争议的层面”——从道德审判转向技术讨论
对“记者动机质疑”的回应策略	不是直接反驳，而是用完整的技术细节回应（三组对照实验、四家独立检测机构等）	“用事实回应质疑”比“用态度回应质疑”更有说服力	在动机质疑面前，最好的回应是——把更多的事实摆出来

四、舆情应对视角：给事件降温的“泄压阀”

分析维度	核心特征	对舆论场的具体影响	启发价值
“泄压阀”功能	9000字、8位受访者、5个追问——信息量足够大，让各方观点都有呈现空间	公众读完会觉得“信息够了”，不再需要持续追问“到底怎么回事”，讨论热度自然下降	舆情应对的一个有效策略是“信息饱和”——当足够多的信息被释放，公众的追问欲会自然消退
将“事件”转化为“议题”	对话稿的核心指向是“国标空白”和“检测方法不统一”——不再是“记者有没有造假”	舆论焦点从“谁对谁错”转移到“制度该怎么改”，推动讨论进入制度层面	好的舆情回应不是“平息争议”，是“升级讨论”——把个案争议转化为公共议题
为调查组“腾出空间”	对话稿发布后，舆论对调查组的压力暂时缓解，调查组可以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完成核查	公众注意力从“追问记者”转向“等待调查结果”，给调查组争取了时间和空间	在监管部门介入的事件中，媒体最好的角色是“中间人”——把各方分歧摊开，让监管来定论

五、大众心理视角：焦虑的释放与转移

分析维度	核心特征	对舆论场的具体影响	启发价值
“做点什么”的心理需求	对话稿提供了家长可操作的行动建议——停用、轮换、关注官方通报	家长从“无力焦虑”转向“有事可做”，焦虑感部分释放	在公共安全事件中，给公众“可操作的行动指南”是缓解焦虑最有效的方式
“权威定论”的等待心理	对话稿最后指向的是“调查组结论”和“国标完善”——承认当下没有终极答案	公众接受“现在没有答案，答案要等调查组”，从“必须马上知道”转向“可以等”	当信息不全时，告诉公众“我们不知道”比“假装知道”更负责任
“信任锚点”的转移	对话稿的核心功能是引导公众把信任从“某一方”转移到“科学共识”和“监管程序”	公众不再追问“信记者还是信品牌”，转而关注“国标该不该改”	当公众陷入信任焦虑时，最好的引导是把“信任谁”变成“信任什么”——从人格信任转向制度信任

六、这篇对话稿在舆论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角色定位	具体功能	舆论效果
信息扩容者	把“检出了”三个字扩展成9000字的技术细节	让公众理解“为什么这件事这么复杂”，降低简单站队
压力缓冲者	在记者vs品牌vs学会三方混战最激烈时，提供一个“中间地带”	给各方降火，给调查组争取时间
议题升级者	把“谁在撒谎”的争议，升级为“国标该不该改”的讨论	从个案争议走向制度建设，提升事件公共价值
信任锚定者	引导公众从“信谁”转向“信什么”——信科学共识、信监管程序	缓解信任危机，为后续调查结论铺路

这篇对话稿没有给出“有”或“没有”的答案，但它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把“记者vs品牌”的二元对立，变成了“科学vs标准vs监管”的制度讨论。 这才是它真正的舆论价值。

时间点 为什么是现在发声？

这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

报道发出后，王文志只在6月21日深夜发过一封公开信。在那之后，他一直沉默。微博不更新，采访不接受，朋友圈也停了。

为什么现在突然开口了？

因为“沉默期”已经过去了。

报道刚发出那几天，舆论场是失控的——品牌连夜声明、专家被迫改口、行业协会定性、网友站队吵架。那个时候说话，说什么都会被解读成“辩解”。沉默是最好的防守——让子弹飞一会儿，让情绪沉淀下来，让事实自己浮出水面。

四部委联合调查组成立后，局面已经变了。

争议从“记者有没有造假”回到了“纸尿裤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时候开口，说的不是“我没错”，而是“真相是什么”。时机不同，说话的姿势就不同。

还有一个细节：采访他的不是自媒体，不是商业媒体，是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海市委机关报。在这个节点选择通过党报发声，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经得起审查。

如果王文志继续沉默，会发生什么？

报道发出后，王文志选择沉默。在舆论最混乱的48小时里，这是对的。

但6月27日，他接受了采访。这是对的——因为沉默的窗口期，正在关闭。

如果他现在还不开口，会发生什么？列给你看。

一、舆论场会帮他“说话”

方向	具体后果	为什么糟糕
“心里有鬼”的标签	网友会自行解读：一直沉默=不敢说话=心虚=报道有问题	沉默在舆论场里从来不等于“克制”，等于“心虚”
品牌方抢占叙事权	品牌天天发“未检出”声明，行业协会已经定性，专家改口声明已经传遍全网	你不说话，别人替你说话。等你想说的时候，话已经被别人说完了
公众记忆固化	“记者不回应”会成为公众对这起事件的记忆锚点	三个月后大家只会记得“记者沉默了”，不记得“他后来回应了什么”

二、记者的职业信誉会受损

方向	具体后果	为什么糟糕
“没有后续支撑”的质疑	如果调查组结论出来，哪怕对王文志有利，也会有人说“他当时都不敢说话”	报道的力度被“沉默”稀释了
证据链的主动解释权丧失	他的三组对照实验、多机构交叉检测——需要有人解释才能被理解	你不解释，别人就按自己的方式理解
下一次报道的信用折损	下一次再做调查报道，信源会问：“你上次那个事后来都没说话，这次能扛住吗？”	沉默会传染——信源会犹豫，要不要信任一个曾经长时间不开口的记者

三、事件本身的推动力会丧失

方向	具体后果	为什么糟糕
国标修改失去舆论推力	这件事最大的制度意义是推动纸尿裤国标补上甲酰胺的检测项。但舆论推力需要持续输出	如果记者自己都沉默了，公众会认为“这事可能也就这样了”
调查组失去外部压力	调查组也需要舆论压力才能“快一点”。记者不说话，调查组的节奏自然会慢下来	公众注意力转移，调查进度只会更慢，而不是更快
事件的公共价值被浪费	上百份孩子血样检出甲酰胺，这件事本该引发制度变革。如果沉默，它就会变成一则“曾经出过事的新闻”	媒体费了那么大劲挖出来的东西，最后成为被遗忘的旧闻

四、对调查记者行业的影响

方向	具体后果	为什么糟糕
未来调查记者的“底气”被削	下次再有调查记者做报道，遇到类似反转，公众会说：“上次那个记者后来都不敢说话了”	沉默会变成一种“职业记忆”，贴在每一个调查记者身上
舆论监督的空间被压缩	如果连《经济参考报》的调查记者在报道发出后都不敢说话，其他媒体更不敢碰这类选题	下一件该被揭露的事，可能就此沉没

沉默是报道发出后48小时内的战术。超过48小时，沉默就是战略失误。

现在的局面是：品牌方天天发声、行业协会已经定性、专家改口声明已经传遍全网、四部委调查组已经进场6天——但公众还不知道真相。

王文志6月27日接受采访，卡在了沉默窗口期关闭之前。如果再晚一周，很多事就来不及了。

如果调查记者继续沉默，这件事会比报道本身更糟糕媒体圈为什么支持他的最新发声？

王文志开口了。媒体圈不该沉默。

他面对的是什么？品牌几十亿的商业盘子、行业协会的“定性”定调、专家被领导押着签反悔声明、网友在质疑他“造假博流量”。一个人扛着这些，扛了9天。

他扛住了。证据链没断，录音没删，孩子血样的数据还在。现在他开口说话了，不是辩解，是把证据一五一十摆到桌面上。

媒体圈支持他，不是支持一个人，是支持“调查记者还能说话”这件事本身。如果连《经济参考报》的调查记者在报道发出后，都需要靠“沉默”来保护自己——那这个行业就真的没底气了。

他替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开口。媒体圈替他站台。这就是同行该干的事。

一、选题怎么来的？

王文志说，线索来自两个方向。

年初，有临床医生私下告诉他：儿科出现一些孩子不明原因肝损伤，查不出病因。不止一个医生有同感。

后来，他在网上看到测评博主“靠谱老王”发的视频——用仪器测纸尿裤，说里面检出了甲酰胺。

两条线索交叉到一起。甲酰胺对肝肾、生殖系统有毒性，这个他查过。婴幼儿皮肤薄、代谢弱，如果长期接触，会不会有问题？

团队讨论之后，决定查。

“我们通过多方专家求证，确认甲酰胺属于明确生殖毒性、肝肾毒性物质，属于化妆品明令禁用物质。”

二、纸尿裤的甲酰胺从哪来？

厂家想做出“柔软亲肤”的纸尿裤，会用发泡剂处理面层无纺布。发泡剂分解，甲酰胺就产生了。

甲酰胺大概率藏在三个地方：弹性腰围的发泡材料、层间复合的胶黏剂、无纺布的柔软处理环节。

正规工艺用合规物质替代、严格通风熟化，就能降到安全水平。但行业价格战下，不少厂家偷工减料、缩短工期，甚至掺入回收工业废料。

价格差一倍，品质差一截。

三、你怎么证明来源是纸尿裤？

这是外界最大的质疑。王文志说，靠三组对照实验。

第一组：成人对照。

普通健康成人的血样中，甲酰胺检出率几乎为零。只有长期使用成人纸尿裤的卧床老人，才出现阳性。

第二组：停用对照。

两个阳性婴幼儿，保持饮食、生活环境完全不变，只是停用纸尿裤三天。三天后，血液中的甲酰胺从阳性转为阴性。

第三组：记者自体穿戴。

记者把纸尿裤绑在手臂上10个小时，血液中甲酰胺浓度飙升近一倍。停用10小时后，下降三分之二。

三组实验，指向同一个结论——纸尿裤是主要来源。

“单一血样检出无法锁定来源，我们是依靠三组独家对照实验闭环锁定的。”

四、关于检测，有人说“手搓设备”“编造数据”

王文志的回应很干脆：不存在。

他说，山东省公卫中心质谱实验室的检测，全程具备科学严谨性。所有原始数据、实验记录、样本留存，都有迹可查。

检测用的是美国赛默飞的高分辨液质联用质谱仪，全球毒物检测领域的顶尖设备。实验室没有沿用尚无统一共识的检测阈值，把检出限设得比常规科研更严，同步用标准品定性、同位素内标法定量。

“不存在‘手搓设备’‘编造数据’问题。”

五、检测为什么不一样？——三个事实，一个真相

这是所有家长最困惑的问题。

品牌说“未检出”，记者说“检出了”。谁在说谎？

谁都没说谎。

第一个事实：国标没写甲酰胺。

现行纸尿裤国标对甲酰胺没有限量标准、没有强制检测项目、没有统一检测方法。

第二个事实：品牌送检的是自己选的样。

品牌方送检报备的原料，大多是合规样品。

第三个事实：代工厂实际生产用的是另一套料。

王文志溯源判断，甲酰胺风险主要来自上游代工工厂的原料与辅料。“品牌方送检报备原料多为合规样品，但代工厂实际生产会使用低成本劣质胶黏剂、发泡辅料，导致残留产生。”

品牌送检的料，和代工厂实际用的料，可能不是同一批。

这就是为什么品牌能拿出“未检出”报告，而记者抽检却能“检出”。不是谁在造假，是检测的样本不一样。

六、舆论的焦点，偏了

王文志在公开信里说了一句话，很多媒体人看完沉默了：

“事件发酵以来，大量公共注意力没有聚焦在‘孩子体内的甲酰胺从何而来’这个核心问题上，反而被刻意引导到了‘报道是否有瑕疵’‘记者是否博流量’的细节审判上。”

他说得对。一篇本该聚焦公共健康的报道，最后逼得记者到处自证清白。

“我发这封信，不为个人得失发声、只为公共健康诉求呼吁。”

七、家长最想知道的事：我该怎么办？

这是稿子必须回答的问题。

6月22日以来，全国各地医院接到大量家长咨询。但医院目前只能做常规血检尿检，无法开展甲酰胺专项检测，也无法论证孩子身体健康和甲酰胺之间的关系。

家长现在能做的，只有三件事：

第一，停用涉事品牌，轮换其他产品使用，避免长期接触单一品牌。第二，带孩子去医院做常规体检，关注肝肾功能指标，保留体检记录。第三，关注四部委调查组的后续通报。

但说到底，家长能做的太有限了。真正该动的是国标，是监管。 国标不补上这个漏洞，换一百个品牌，家长照样心里没底。

“合规是底线，不是天花板。” 这句话送给所有还在纠结“符合国标”四个字的人。

八、四部委调查组查了6天，查到了哪一步？

6月22日，四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

6天过去了。调查组没有公布任何阶段性结论。

据可靠消息，调查组已入驻相关企业，调取涉事批次的原料采购记录、生产记录、检验记录，完成样本采集并送检。

同时，调查组已前往山东公卫中心，核查原始检测数据、实验记录，并向多名关键人员了解情况。

调查组正在同时查三个方向： 产品到底有没有甲酰胺、孩子的血样到底是怎么检的、于兆衍的“被迫改口”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正在查”三个字，撑不住家长一天天堆积的焦虑。

相关部门表示，“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调查组沉默的每一天，家长的焦虑都在翻倍。

九、这场采访的真相：三个信号

这次采访，表面上是王文志在回应质疑。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个层面，就错过了真正的信号。

信号一：沉默不是退缩，是策略。

报道发出后那几天，舆论场是失控的。品牌、协会、专家、网友——每个人都在说话，每个人都在站队。那个时候开口，说什么都会被当成“辩解”。王文志选择了沉默。等四部委调查组进场、等情绪沉淀、等焦点从“记者有没有造假”回到“纸尿裤到底有没有问题”——然后开口。

信号二：通过党报发声，不是随便选的。

采访他的不是自媒体，不是商业媒体，是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海市委机关报。在这个节点选择通过党报发声，本身就是一种姿态：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经得起审查。

信号三：他现在说的，不是“我没错”，是“真相是什么”。

6月21日的公开信，是在“自证清白”——回应质疑、甩出证据、恳请调查。6月27日的采访，是在“还原事实”——选题怎么来的、实验怎么做的、结论怎么得出的。从“辩护”到“陈述”，姿态变了，底气也变了。

四部委联合调查组已经成立了6天。

王文志在等结果。家长也在等。

他说了一句话，值得记住——

“孩子不会说话，但记者可以。”

但记者说完之后呢？

调查组给不给答案，才是所有人真正在等的。

现在压力不在记者身上了。在调查组身上。

南方传媒书院 陈安庆 6月28日 长沙
— Chen Anqing, Southern Media Academy
June 28 2026

（中国顶级媒体采编方法论）

来源：南传研究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wm1yWz_66DYRmppLm-xtw
编辑：王昕越

【案例】

《经济参考报》发表的“纸尿裤有毒”调查文章被指失实，记者公布录音

又一篇媒体的调查文章引发争议。

2026年6月18日，《经济参考报》发布了一篇题为“专业检测机构检出有毒物质，多款纸尿裤被指侵害婴幼儿健康”的调查文章。

该文提到，近期，有消费者反映，使用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后，婴幼儿出现反复红臀乃至皮肤破溃，停用后症状明显缓解。为核实投诉线索，《经济参考报》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抽样检测，结果在“好奇”“碧芭宝贝”“Babycare”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医学检测机构也在部分婴幼儿血液、尿液中检出该物质。《经济参考报》记者穿戴一款婴儿纸尿裤一夜后，血液中甲酰胺浓度也飙升近一倍。

文章指出，甲酰胺在常温下是无色透明液体。业内人士表示，甲酰胺被定为生殖毒性物质，在我国化妆品目录中明令禁用，长期蓄积可能影响生殖系统，同时造成慢性肝肾损伤，出现在婴幼儿贴身使用的纸尿裤中，可能成为威胁婴幼儿健康的“隐形杀手”。

该文发布后引发关注。但就是这样一篇调查报道，却遭到多方质疑。

好奇纸尿裤生产商——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声明函称，经权威第三方机构检测，好奇品牌纸尿裤未检测出甲酰胺成分，并晒出检测报告。同时强调，“针对网络传播的虚假信息，我方会寻求法律支持，希望客观公正的信息，少一些虚假信息带来的焦虑伤害。”

报道涉及的另一厂家也发布声明回应。

当然，最伤媒体公信力的是遭采访对象“被刺” 、“倒戈”。

《经济参考报》的文章特别提到，记者了解到，目前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质谱研究与临床应用中心，已针对日常使用纸尿裤的婴幼儿开展生物样本前置验证筛查，结果印证了甲酰胺风险：该中心从合作医院儿科选取了上百份婴幼儿血液、尿液样本进行检测，最终在很多婴幼儿的检测样本中检出了甲酰胺，且检出量足以造成人体损伤。

“甲酰胺是外源性物质，人体内不可能自然产生，且该物质代谢较快，血液中检出如此浓度的甲酰胺，只有可能是从婴幼儿长期接触的物品带来的。”该中心特聘主任于兆衍告诉记者，甲酰胺长期微量渗入蓄积，影响肝肾功能的同时，可能会影响精子、卵子产生数量与激素代谢水平。

于兆衍表示，当务之急是立刻启动全行业产品排查，排查重点应为是否存在甲酰胺等有毒物质。同时，需专项推进实验室标准化建设，建立人体内有毒有害物质分析的专业临床检验实验室，组建有毒有害物质应急专家团队。此外，于兆衍建议主管部门尽快启动纸尿裤国标修订，将甲酰胺等有毒物质纳入强制检测目录、明确安全限量，补上监管空白，绝不让有毒纸尿裤继续伤害婴幼儿。

然而，网络流出一份于兆衍签名的《声明》称，经济参考报的报道与事实不服，“该文章撰稿记者刘超以朋友名义于6月7日下午约我在实验室聊质谱研究事宜。在聊天过程中，我就刘超关心的甲酰胺物质有关情况做了专业解释。但本人在谈话过程中从未提及质谱中心检测的甲酰胺物质与婴幼儿纸尿裤有任何关系，也从未建议主管部门尽快启动纸尿裤国标修订，并将甲酰胺等有毒物质纳入强制检测目录、明确安全限量，补上监管空白。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质谱中心也未开展婴幼儿纸尿裤等相关产品对健康影响的研究。望贵报及时撤回新闻稿中涉及我本人及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表述，以尽快消除对本人及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影响，我将保留追诉法律责任的权利！”

一份流传网络的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声明，则向《经济参考报》提出严正声明称，“我中心从未开展婴幼儿纸尿裤等相关产品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希望贵报及时撤回新闻稿中涉及我中心的表述，以尽快消除对中心的影响，我中心将保留追诉法律责任的权利。”

另一份流传网络的中国造纸学会的情况说明，认为《经济参考报》的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瑕疵。

媒体的职责，主要承担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社会监督及文化传承‌，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

而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作为新华社旗下子报，《经济参考报》能犯“杜撰新闻”如此低级错误吗？

目前，就各方质疑，《经济参考报》并未进行公开回应。

不过，笔者注意到，这篇调查报道的第一作者王文志记者，昨晚在社交媒体公布了一段于兆衍的录音，其称声明文本是在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领导多次施压下被迫签署，之后由该机构内部人员刻意流出。

“真的是押着我从那个地方，就是必须撇清关系，十几个领导坐在那个地方，一脸严肃地看着我，我们那个书记嘣来了一句就是你惹的祸，全程没有一个人去关心这些孩子们怎么治疗，这些孩子们怎么去检测，这些家长的诉求怎么办？全程没人去关心这些事，就是一晚上没有人关心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组建一个专家团队，看看这些孩子们到底有没有问题，看看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去除它，看看下一步我们怎么去就维护公共卫生的健康，没有，而且还说你测这个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测这个东西（甲酰胺），我说它有毒啊，我说我看到这个东西了，难道不能去测吗，一个明显的毒物在人体内我不能去测吗，开了一家医院，发现了这个事，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关心一下，我们测出来的患儿怎么样了，没有啊，你们难道不关心一下孩子的健康吗，我对这家医院彻底失望，说实在的，这件事弄完之后的话，我可能在公卫（中心）就辞职了，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我觉得你和刘超兄弟都保护好自己。你放心，实验我肯定用我这条老命，我会把实验保下来，继续做，这个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总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我被这段录音震住了，我们的价值观怎么就扭曲到这种程度了，我们的初心怎么就沦落至此了？

究竟谁在撒谎？期待《经济参考报》和做这篇调查报道的三位记者，能向社会公布此次报道涉及的检测报告及相关采访录音或视频等证据，以证视听。

我就不信，这股力量再强大，还能大过天去不成。

来源：追月数星的朋友圈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9_z3COCGWG_qCWCl4kfAlw

编辑：邓雨轩

【案例】

晚宴枪击现场细节曝光：部长急撤、记者趴地，特朗普未伤将发表讲话

据《纽约时报》、路透社等外媒援引现场目击者及白宫记者团消息，当地时间4月25日晚，正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行的白宫记者晚宴上突然传出数声巨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被特勤局人员紧急护送撤离现场，多名特工拔枪穿过过道冲向总统所在位置。

据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枪手在安全警戒线处被执法人员拦截并拘留。

图片来源：美媒报道截图

白宫随行记者团证实，一名特勤局成员曾高喊“有人开枪”。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特朗普受伤。另一高级政府官员表示，特朗普仍计划发表讲话。

枪击发生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播沃尔夫·布利策正位于地下室上方楼梯拐角处的洗手间附近。他向CNN描述称，自己距离枪手仅几英尺远。

据报道，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的高级助手表示，小肯尼迪“情况安全，已离开晚宴”。

报道称，晚宴大厅内一度陷入混乱，尽管随后气氛明显缓和，但多名与会者当即表示计划离场，无论活动是否继续。数十名宾客用手机联系家人，向家人报平安。

现场一名官员随后简短宣布：“我们将很快恢复活动。”该男子未提供任何关于事件发生情况的信息，随即离场。

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在紧急撤离后已返回大厅。据现场人士描述，当达菲被护送出大厅时，他身边的一名特工也曾高喊“有人开枪”。

另有目击者称，持枪特工冲进宴会厅时，大厅内的人们纷纷俯身躲到桌下或椅子后方。特朗普内阁多名成员也在枪手冲进宴会厅后被各自安保人员紧急护送撤离。

截至目前，白宫及特勤局尚未就事件原因及枪手情况作出正式说明。

来源：中国新闻网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N1vRnD5Xm-qghhbbwTP2g

编辑：赵牧云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马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