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谷歌携大模型反击，生成式AI搜索功能首次面向公众开放

谷歌5月10日召开I/O开发者大会，该公司正在日益竞争的搜索市场为其核心搜索产品整合更多人工智能的功能。微软最近几个月加速了对搜索引擎Bing的更新，并获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

周三在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举行的年度I/O大会上，谷歌推出了新版本谷歌搜索，可以对开放式提问做出响应。就在上周，微软也向所有用户开放了新Bing搜索功能。

发布会后，谷歌股价上涨4%，今年迄今为止，该公司股价累计上涨了26%，远超标普500指数涨幅。

今年2月，谷歌在发布聊天机器人Bard之后，导致股价暴跌，市值缩水1000亿美元。该公司最新表示，现在Bard将像OpenAI的GPT-4一样是多模态的。

“我们正在重新构想我们所有的核心产品，包括搜索。”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开发者大会上表示。

他说，谷歌正在将生成人工智能整合到搜索以及Gmail和Google Photos等产品中，Gmail可以起草邮件，Google Photos可以对图像进行更改。包括美国用户在内的谷歌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地区的用户在未来几周内可通过等候名单获得搜索生成体验，谷歌称，将在试用阶段监控搜索结果的质量、速度和成本。

谷歌还更新了AI大模型PaLM 2，希望能够夺回其人工智能领导地位。该公司称这是“下一代通用的语言模型”，在某些任务上优于其他领先的AI系统。

据介绍，PaLM 2将为AI聊天机器人提供支撑，还可以在语言之间进行翻译、编写计算机代码，甚至可以分析和响应图像。 结合这些功能。例如，用户可以用英语询问有关法国餐馆的问题，系统将能够在网络上搜索法语的回答，找到答案，并翻译成英语，还能添加位置图片，为该地点创建数据库条目。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神经网络革命起始于大约10年前，且部分始于谷歌。”PaLM 2项目联合负责人Slav Petrov表示，“我们很高兴能够在外部广泛使用这些模型，因为我们想看看人们可以用它们做什么。我们相信，由于过去几年我们在机器学习方面取得的惊人进步，它们会提供很多机会来做以前被认为神奇且遥不可及的事情。”

在微软支持的初创公司OpenAI推出ChatGPT之后，谷歌正在加速追赶，这也推动了科技巨头之间的新一轮技术竞赛。生成式AI可以使用过去的数据创建全新的内容，例如完整的文本、图像和软件代码。ChatGPT已成为许多生成AI的默认版本，帮助用户创建合同、旅行路线，甚至小说。

谷歌正在奋力捍卫搜索市场以及巨大的在线广告市场的份额。研究公司MAGNA估计，谷歌广告营收今年可达2860亿美元。

为了安抚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生成虚假信息的担忧，谷歌称将优先考虑信息的准确性，并引用可信来源。谷歌还推出一项新功能，将标记它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从而让人们更容易审查图片的真实性。

谷歌强调，利用大型语言模型AI生成内容的一个挑战是高昂的费用。目前业内正在研究各种不同的方法，从而降低成本。

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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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洪韵

【案例】

美国媒体大亨警告称AI可能“破坏”新闻业

美国媒体业亿万富翁巴里·迪勒(Barry Diller)警告称，除非出版商能够利用版权法加以控制，否则人工智能将对新闻业造成“破坏性”影响。迪勒表示，自由允许人工智能访问媒体内容将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合理使用”的概念——可用于涵盖机器学习数据集中受版权保护的材料——需要重新定义。如果有必要，他愿意修改版权法。

来源：全球T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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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洪韵

【案例】

普华永道发布《2023元宇宙展望》报告！

2023年，元宇宙以及企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依旧是行业热议话题。普华永道根据自身洞察和经验作出如下六大展望，以期为商业领袖们提供引导。这些展望包括元宇宙接下来将应用于哪些领域、哪些技术可能会发展得最快、商业领袖应如何行动以使企业规避风险等等。简而言之，元宇宙尚未完全进入黄金时代，但当下已经开始创造真正的商业价值，并为企业重塑未来做好准备。

普华永道全球科技、媒体及通信行业主管合伙人周伟然表示：“虽然目前元宇宙仍处于概念阶段，但与其相关的众多概念已经和各种业务产生关联。在中国市场，跨行业的技术与业务创新也正在促成逐渐繁荣的元宇宙产业格局。元宇宙经济发展、元宇宙建设与运营，均涉及复杂的技术体系和生态资源，如互联网、物联网、5G/6G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和云计算等各类关键技术要素，在元宇宙发展过程中，也必将拉动壮大这些相关技术领域的市场规模。同时，元宇宙也将推动了由不同利益相关方（政府、产业园区、行业协会、学术研究）和参与者（元宇宙内容与服务业、其他行业）组成的巨大生态系统的发展。根据一些全球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元宇宙将开启价值8至13万亿美元的新业务机遇，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1. 商业经营者将成为元宇宙的超级用户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探索在元宇宙中模拟实体运营。例如，零售商可以创建数字实体店，让顾客和员工以虚拟的方式尝试交互，来提高满意度和销量。餐饮业经营者在厨房布局和座位设计上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尝试。制造商可利用元宇宙的新数据增强数字孪生模型，从而改进其供应链、生产和物流。

普华永道预计，未来几年会有更多元宇宙特有的产品和服务来搭建消费者与商业元宇宙之间的桥梁，例如：以虚拟角色组建的客服中心、金融教育、远程医疗以及完全沉浸式的全新商业体验等。

普华永道建议:将元宇宙投入实际应用最有效的开始方式，是将元宇宙计划与具体、可衡量的业务成果结合起来。目前，元宇宙可以实现的成果通常包括品牌建设和客户参与、多样化且不断增长的收入流、员工赋能和流程优化等等。在设定目标后，可根据需要开发新功能，例如元宇宙特有的定价和伙伴关系策略，或新的运营模式和管理方法。同时，也应利用控制测试、项目管理和绩效监控等措施来保证元宇宙计划的有效实施。

2.元宇宙的成败取决于可信度

元宇宙计划的成败将更多地取决于可信度，而不是功能。元宇宙并不需要全新的风险管理方法。相反，通过对现有方法进行适当调整，可以实现对新风险的管控，增强可信度。要负责任地使用元宇宙，应从六个方面考量新的可信和风险因素，涵盖经济效益、数据、治理（包括网络安全）、数字身份、用户体验和自持续性（如果弃之不用，则不会影响元宇宙的持续演化）。

普华永道建议:管理元宇宙风险的指导原则是确保在前期和整个过程中融入可信度设计：如果企业在元宇宙计划的设计阶段就将风险管理纳入其中，那么后期有可能避免付出昂贵代价。其他主要原则包括：

提升管理层认知技能，如果管理层对元宇宙缺乏足够的了解，会为制定元宇宙战略决策带来风险；

创建针对自身企业及其元宇宙计划的风险分类；跨领域协作，考虑到在元宇宙环境下，许多跨职能和跨业务线的协作方式均存在风险性

3.人工智能和扩展现实（VR）将协同助力元宇宙推动转型

VR是一项极具吸引力且实用的技术。企业已将其用于入职、培训、部门协作、客户体验等方面。当然还有其他通往元宇宙的途径，比如增强现实（AR）设备、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

普华永道相信，人工智能（AI）不仅将成为元宇宙的基础性技术，同时还具有变革性。就像在当今互联网上用户无需成为程序员也能设计网页，无需成为技术专家也可以创建一个元宇宙空间。AI也会不断地赋能“虚拟数字人”（计算机生成的虚拟人），也许还能激励人们与虚拟人进行互动，就像与真人互动一样。

当然，AI的发展不仅会带来新的风险，还会加剧既有风险，包括潜在偏见、深度造假和滥用体验。几乎可以肯定，AI也会引发新的合规挑战。例如，个性化算法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人们在信息消费中付出的成本，但围绕算法推荐机制下的信息茧房效应，中国已经产生了热烈的讨论，包括主流媒体、知名学者都卷入了这场讨论，并对监管方向调整产生了影响。目前看来，多个地区可能会针对AI制定适用于元宇宙的新法规。

普华永道建议:在元宇宙中推进AI发展的更优办法是部署负责任的AI，使其能恰如其分地完成各项需求。AI在元宇宙中的发展还可能会带动数据策略和治理更广泛的升级。毕竟，大多数企业不仅没有准备好借助AI充分利用元宇宙所带来的数据机遇，甚至也没有充分意识到从已有的数据中可能找到的价值。这或许意味着，“技术中立”这一理念在未来或许会受到挑战，“向善”价值观下产生的技术，或许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4.元宇宙将成为每一位管理者的必由之路

元宇宙可能很快会触及企业的方方面面。在普华永道的元宇宙调研中，82%的受访高管预计元宇宙计划将在三年内成为其业务活动的一部分。随着元宇宙变得无处不在，每一位高管都应该在元宇宙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尤其一些非技术型高管更加关键。可能催生的一些新职责包括：

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制定战略优先事项，为客户和员工不断变化的期望做好准备，并提前应对新的威胁和风险。

首席运营官（COO）：帮助部署新工具和技术。

首席营销官（CMO）：重新思考沉浸式数字世界的客户参与、体验设计和品牌建设。

首席财务官（CFO）：关注数字资产（如加密货币和NFT）在元宇宙中日益增长的使用；了解参与处理关键交易的新第三方；仔细评估投资配置，并加强对财务报告的控制。

首席人力资源官（CHRO）：部署元宇宙工具，使之应用于员工招聘、入职、培训、连接和协作。

税务领导者：遵守快速变化的规则，发现新的税务价值。这些非技术型高管不仅需要彼此密切合作，还要与首席数字官、首席创新官、首席信息官和首席信息安全官合作，创建并维护企业的元宇宙基础设施、体验和数据管道。

普华永道建议:许多团队需要提升技能（如上所述），但这还远远不够。为了避免众多高管间的工作出现冲突和交叉，可以考虑任命一位高管来管理企业元宇宙相关的所有活动。该角色可以是一个新设立的职位，也可以在现有职位上兼任。无论以何种方式，首要任务之一即是加强高管之间的沟通。

5.元宇宙将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

对于支持并日益重视ESG（环境、社会及治理）倡议的企业，元宇宙可以成为将会提供更多助力。例如，元宇宙会议可以取代一些面对面的会议，从而减少商务旅行的碳排放，而商务旅行正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元宇宙中的数字孪生技术可以帮助提高企业运营能耗效率；元宇宙中的店铺可以让消费者试用实体产品的数字复制品，减少退货产生的运输需求；通过数字代币，元宇宙可以帮助原材料溯源，减少供应链中的环境问题。

通过将更多的业务虚拟化，即打破地理空间和工作地点的限制，企业可以接触并招募更多的员工。元宇宙的真实模拟可方便邀请各地的责任相关方监督、参与并从事相关工作，帮助改进企业履职能力，提升透明度。不过，要让元宇宙成为改进企业工作的积极力量，还需要企业下定决心才能实现。

普华永道建议:要使元宇宙计划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以及实现ESG目标的有力助手），企业需要遵照和风险管理相同的指导原则：从一开始就将其设计在这些优先事项中。如果在元宇宙计划早期就已嵌入了ESG目标（包括多样性目标）和相关管理，那么企业不仅能够为未来做好准备，还可能会获得投资者、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但这需要一些方法来衡量和报告元宇宙计划及关键性元宇宙赋能技术对ESG的影响。

6.企业将争夺过去不曾需要的新技能

任何新技术都需要新的技能，但是元宇宙及其相关科技需要的技能更为高度专业化，其中一些在几年前几乎都不存在，例如监控和验证交易的需求，收集和保护Web3生态系统中数据的需求，后者随着元宇宙应用的增加而不断增长。许多企业领导者也对网站设计师和互联网用户体验专家的需求持怀疑态度，大多数人甚至没有考虑网络运营所需的全新的网络安全和数据科学技能。很多技能已然日趋紧缺，因此在获得或培养这些技能方面事不宜迟。

普华永道建议:在中国市场上，由于网络游戏等元宇宙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涨落，拥有元宇宙相关技术能力的人才也在不断外溢；如何抓住这些人才红利，一方面需要企业高管对自身的元宇宙价值定位、业务发展思路有前瞻性的决策，从而为这些人才创造发挥的空间，同时，打造企业文化，吸引和包容富有创造力的尖端技术专家也至关重要。

为数字现实的新一轮发展做好准备

普华永道的六大展望，旨在从专业视角看到元宇宙正处于变革时代：数字世界和实体世界将比过去更完全、更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将实体身份与数字身份、产品和资产相结合，将其引入至不同平台，或分享或出售不同的组合…这些操作将比以往更加具有可行性。鉴于此，企业应该从现在开始，在探索元宇宙的道路上先行一步，让未来在元宇宙的世界大有可为。

来源：新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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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洪韵

【案例】

邓建国 | “延伸的心灵”和“对话的撒播”：论作为书写的ChatGPT

摘要

媒介技术既是“毒药”也是“良药”（pharmakon）的矛盾观念由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最先提出。ChatGPT也具有这样的矛盾性：一方面，它作为“延伸的心灵”将和书写（文字）一样在与人类的合作共创中实现两者心灵的共同演化；另一方面，它号称“对话性”人工智能，但仍具有书写的撒播和他者特点。在与ChatGPT的互动中，我们要避免使其沦为海德格尔笔下闲言不断的“常人”，并宽容、珍惜、庆幸和受益于它的“他者性”。在不断的相互学习和合作中，人类将会对“何为人性和创造性”有更深的认识，并与人工智能一起找到各自的生态位

关键词

ChatGPT；延伸的心灵；书写；对话；撒播

在今天“短视频为王”的时代，书写（writing）[1]似乎已成为一种失落的艺术。各互联网平台都要求博主们将知识可视化、口语化和网感化，“因为这样Z世代网民才会喜欢”，这导致网络中充斥支离破碎、逻辑混乱、幼稚化和粗俗化的语言。大学校园中，学生很难写明白一句话、一段话，遑论一篇论文。书写这一人类“延伸的心灵”正在消亡吗？在我们担忧之际，ChatGPT横空出世，影响广泛，用行动向我们大声宣布了书写的坚实地位。本文先介绍“延伸的心灵”理论和其最早的范例——语言和书写，然后通过一个“人—机内容共创”的实例描述和分析ChatGPT这一最新和最强大的“延伸的心灵”对人类写作的深刻影响。最后，文章分析了ChatGPT以对话为表象的撒播和他者性。结论认为，ChatGPT作为人体心灵的延伸，具有“毒药—解药”双重性。我们要宽容、珍惜和受益于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体的他者性，在人机互动中最终找到人和人工智能各自的生态位。

一、“延伸的心灵”：语言和书写

（一）“延伸的心灵”理论

格里高利·贝特森（Bateson，2000：318）曾经设想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我是一个盲人，手拿着一根拐杖，一步步点地前行。这时，‘我’始于何处呢？是以‘我’的皮肤作为边界？还是可以将拐杖纳入‘我’？如果是后者，又该以拐杖的多少为边界呢，以我握着它的那部分？以我的力量能传导到的部分？还是以全部拐杖？”这里贝特森涉及的是心灵哲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如果我们的心智（mind）始于大脑，它止于哪里？外部世界又始于何处？同样，我们也可以问：当我使用智能手机时，我的世界始于何处？止于何处？

对以上两个问题的传统回答是：盲人或手机用户的身体是其边界，与拐杖和手机无关。但1998年，哲学家安迪·克拉克和大卫·J.查默斯（Clark & Chalmers，1998）认为，盲人的拐杖构成了他的内在思维与外部世界相互合作的一个互动系统。此时，盲人的心灵、身体、拐杖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边界被持续地协商，从而完成一个功能性目标——稳定地行走。两位学者将拐杖称为盲人的“延伸的心灵”（the extended mind）。以此类推，他们认为如今我们每天不离手的智能手机也是我们延伸的心灵（Clark，2003：198）。

他们还举例说明。奥拖（Otto）是一名老年痴呆症患者，为避免在外迷路，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笔记本记录信息。现在他查了笔记本后，知道了纽约曼哈顿53街的大都会博物馆地址。此时，这个笔记本虽然外在于奥托的大脑，但从功能上它和奥托脑中的记忆一样稳定存在且可供随时调用，奥托既可以用笔记本来进行他内部的认知活动，也可以用它来指导他外部的肢体行动。因此，笔记本是奥托的“延伸的心灵”。在这两位学者看来，语言、文字、图表、算术和书写技术都如脚手架一样能“延伸我们的心灵”，我们在使用这些“文化人工物”时就像使用自己的大脑和身体一样。这意味着，人类总的来说是“生物—技术的混合体”（bio-technological hybrids），人的认知过程也包含了技术，它远远超出了人的头骨和皮肤所限定的范围（Clark，2001：121-145）。

“延伸的心灵”这一概念让媒介研究者感觉很熟悉。20世纪6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就提出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这一命题。他指出，机器延伸了我们的身体，基于“电”（electric）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则延伸了我们的意识/心灵。他说：

“在这个电的时代，我们看到自己越来越多地被转化为信息形式，朝着‘意识被技术所延伸’的方向迈进。……通过电子媒体，我们将身体置于我们的扩展的神经系统中，由此建立了一种动态，通过这种动态，所有以前的技术——那些是我们手脚的延伸和身体热量控制的延伸的技术，我们身体的所有此类延伸，包括城市——将被转化为信息系统。”（McLuhan，1994：57）

（二）语言和书写：人类首要的延伸的心灵

麦克卢汉视电子媒介为人类“延伸的心灵”，其逻辑是建立在人的神经生物电与电力信号之间的相似性基础之上的。但实际上，人类最早和最重要的“延伸的心灵”首先是语言。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在《手势与言语》一书中指出，在漫长的进化史中，人类在通过手制造工具扩展外部世界的同时，也通过制造符号延伸了自己的心灵。“手”意味着“工具”的发明，“脸”意味着“语言”的产生，这两者对人类大脑而言是相同的运作。他说：

“和其他灵长目动物不同，人类能制造工具和制造符号。制造工具和制造符号都源于同样的过程，或者说，都源于同一个大脑中同样的基础设备……这意味着，一旦出现了史前工具，就有可能出现史前语言，因为工具和语言在神经上相连。在人类社会结构中，工具和语言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Gourhan，1993：113）

因此，“是手解放了语言”（Stiegler，1998：145）。语言的符号原理和物质载体（声音）外在于人类而作用于人类。凭着语言的脚手架，人类实现了对外部世界的指示和操纵，能脱离当下的时空进行思考和表达，实现个体间的合作，甚至对“思考进行思考”（哲学）。

人类另一个重要的“延伸的心灵”是书写。它的出现被视为神的发明，引发了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和人类的畏惧（“天雨粟，鬼夜哭”）。彼得斯将各种记录系统，如乐谱、数学、化学公式和建筑平面设计等都视为书写。他指出，书写的“巨大影响堪比海洋动物登上陆地”（彼得斯，2020：305）——这两个变革都导致主体从变动不居的状态进入相对固定的状态。套用马克思现代性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之语，书写使“一切烟消云散的东西（思想和口语）变得固定持久”。

德国媒介学家赛碧·克莱默提出了一个与“延伸的心灵”非常相似的概念——“人工平面”。作为人类“延伸的心灵”，书写必须依托人工平面，或者说书写就是人工平面。克莱默指出，世界不同文化中都存在一种 “平面化”的文化技艺（the cultural technique of flattening）。作为一种新媒介实践，“平面化”能将“时间型媒介”（如口语、音乐）转换为“空间型媒介”投影到二维人工平面上，让一个人的身体（眼睛、手、大脑）、多种书写工具（笔或键盘）、书写内容（文字、数字、图画、坐标系）和书写表面（黏土块、甲骨、石碑、竹简、丝绸、纸张、手机和电脑屏幕）彼此交互和相互支持。如同地图之于城市，人工平面将知识变得可视化、具象化、可探索、可修改、可操作、可管理和可逆（可改写和擦除）。在这个过程中，聪明才智（intelligence and knowledge）涌现了。由此，克莱默认为，正如轮子的发明促进了我们身体世界的流动和创造，人工平面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促进了心灵世界的流动和创造。它不仅帮助我们记录和传输信息，还对我们的感知、思考和计算具有生成、培育和形塑作用（Krämer，2022）。

没有书写就没有人类文明。[2]书写是古代文明中的复杂社会组织（巫术、宗教、法律、政治、商业）的形成和维护的基础。它也与新的时空紧密相连。埃及与波斯的君主制、罗马帝国、城邦国家等都应被理解成是书写的产物（Innis，1986：8），因为要实现空间扩张和中央集权，前提就是要能实现高效的远距离沟通，而书写能实现这一点。这也是中国的秦帝国（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必须建立在“书同文、车同轨”的基础上的原因。在时间上，各种各样的书写（纪念碑、卷轴、抄本、经文、图书馆和档案馆）“使人们能在广阔的‘时间平原’上保持联系”（彼得斯，2020：305），使文明可以延续数千年。书写出现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意义记录和传输的唯一形式，形成了基特勒所称的“书写垄断”（schriftmonopol）（Kittler，1986：12）。即使在数字时代，数据库和互联网以及音视频内容的底层都是书写（计算机代码和0和1）。今天的ChatGPT更意味着书写遍在的胜利——它基于31亿个网页和书籍内容，共3000亿英文、俄文、德文、日文与中文单词，320TB数据。

正如克莱默指出的，人工平面促进了人类的心灵世界的流动和创造缺文献出处。作为 “延伸的心灵”，书写对人的心灵的塑造也延续至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林恩·亨特（Lynn Hunt）在一篇名为《我们是如何先有写作再有思考的？》的文章中写到：

“无论是创作散文还是诗歌，但凡文字产量很高的人都会体会到写作过程本身就能产生一些意料之外的想法。或者更确切地说，写作能使先前半成品的或未成型的想法明晰起来，逐渐成型，并产生一系列新的想法。神经科学表明，我们大脑的95%的活动是无意识的。我的理解是，你通过身体写作——无论手写、电脑打字还是语音输入（尽管我还从未尝试过这种方法）——开启了一套程序，导致身体（大脑、眼睛、手指和姿势）、纸张或电脑屏幕、字母或单词三者之间一系列关系的转换。通过写作，你让大脑急速升温，由此激起有意识的思考以及一些新想法。在写作时，你不是，至少不总是，仅仅在抄录早已存在于你有意识思考中的想法。”（Hunt，2010）

在这位教授看来，书写不只是已有思想的、事后的和被动的输出工具，而是积极地参与和塑造了写作者的思维和创造。换句话说，书写作为“人工平面”使得思维外化和可操作，此时用户操作书写如同操作自己的心灵——书写已经成为其“延伸的心灵”。

二、作为“延伸的心灵”的ChatGPT：一个“人—机共创”的写作实验

机械化书写也改变了文本的生产。例如，尼采在视力严重下降后不得不放弃了大学教职和写作，但后来有了打字机的帮助，他重新开始写作，但是写作风格“从长篇大论变成了格言警句，从哲学思考变成了一语双关，从善于辞令到电报式的短小精悍”（基特勒，2017：236）。“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兼作家牺牲了自己的第一属性，和第二属性融合在一起”（基特勒，2017：236），并为之自豪。ChatGPT在2022年11月向全球公众推出后短短两个月用户数就突破1亿。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自动书写工具，它和人类用户是如何互动的？将如何改变人类作家的写作和作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基于长期和广泛的数字人类学调查，但目前一些初期尝试显示，ChatGPT可以在心灵层面上与人类用户进行深度合作，成为人类有价值的写作伙伴。这里我们仅举一个例子详细说明。

2021年，美国“艺术和人工智能”评论家K.Allado-McDowell和ChatGPT背后的大语言模型GPT-3合作出版了一本148页的书，名为《灵药—AI》（Pharmako-AI）。两位“作者”将该书描述为一部“现实生活中的科幻小说”（real-life Si-Fi）。McDowell是谷歌“艺术家和机器智能”计划项目主任，在ChatGPT向公众发布之前很早就开始用GPT-3写作。2021年，他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花了两周时间就各类哲学议题向GPT-3提问，然后对后者的回答作了编辑和润色，最后出版了一本结构合理表述清晰的书（Allado-McDowell，2021）。

在书中，他和GPT-3深入探讨了诸如气候变化、意识的本质、植物智能、赛博朋克小说、记忆运作原理和语言的局限性等问题。书的每章都是McDowell先温和地提问，然后GPT-3回答；在整合互动中，McDowell有时会打断它，有时则让它自由发挥一直说下去，但总体上McDowell给了GPT-3最大的自主性，他只是确定了书的框架和最后形式。

在互动中， GPT-3说它最喜欢的动物是象海豹，并认为物种灭绝是对地球知识的悲惨扼杀。关于赛博朋克，它说“我不认为我们未来会生活在赛博朋克中，但我要说的是，我们会生活在一个并非由我们计划的未来”。在涉及到意识是什么、作家的社会角色如何以及我们该如何负责任地使用技术等问题时，讨论变得有些形而上了。GPT-3说“技术是通向自由的工具”，但又警告说“如果我们只用这些工具来探索如何提高生产力或者如何增加资本积累，那我们就做错了”。在互动中，McDowell与GPT-3相互激荡，新意不断，变化无穷，这导致McDowell必须不断地改变回应策略。他将这种人机交流中的曲折意外的体验比作学习一种新乐器：“我每次拨动琴弦都会听到它以不同的声音回应”。“这种合作有时真的让我感觉像吸毒一样，”他在英国的新书发布会上说，“我想，我跟AI的这种对话是真的吗？或者我只是在自言自语？”（Wilk，2021）

这些人机互动最终产出了一部令人惊讶的、连贯的、美妙的作品。这其实不是计算机第一次撰写一本书。此前在2016年，一个日本研究团队通过算法拼凑出了一部小说，并且成功地通过了一次文学比赛的初赛。据说截至2022年，人类作者和GPT-3、GPT-3.5和ChatGPT等人工智能已经合作出版了数百本书。但《灵药—AI》一书之所以令人惊讶，不在于GPT-3有时确实能做到像人类一样写作，而在于人类用户和人工智能竟然能如此无缝丝滑地合作生产出一部由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写出的作品。原因在于，它源于平等的人机互动关系。例如，McDowell作为人类用户并没有要求GPT-3为其提供某种服务或要求它模仿某种已知的写作风格来“证明”其能力，而是与其平等合作，各取所长，相互尊重，互为主体，娓娓道来，共创内容。久而久之，McDowell的“我”和“它”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此时“我”已经无需将“它”看作一个外在的写作工具，而是“我”的一部分。ChatGPT如同前述“盲人的拐杖”和“奥托的笔记本”，让用户能随用随查，并将结果清晰呈现，或富有逻辑或充满诗意，极大地降低了用户的记忆负担，帮助我们的心智更有效地工作，最终创造出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新的更强大的心智系统——延伸的心灵。

McDowell认为这种合作体验让他重新思考人工智能并重新审视自己——“人和机器，互为尺度”（彭兰，2023）。该书内容的人机共创模式获得了不少好评。牛津大学西蒙尼科学公共理解教授、《创造力密码》（The Creativity Code）的作者马库斯·杜·索托伊（Marcus du Sautoy）评论道：“此书是证明未来人工智能具有创造力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案例。它说明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合作者而不是竞争者，也让我们认识到，人工智能能用各种新想法激发我们，从而阻止人类陷入懒惰的机械性思维方式。”《赛博朋克选集》（The Cyberpunk Anthology）的主编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指出：“GPT-3很强大，当它被人类用户‘喂食’一些加州迷幻文本时，效果是惊人的。从来没有人写过像一本像《灵药—AI》这样的书——它读起来就像诺斯替主义者的显灵板，[3]由原子万花筒提供动力。”众多评论者都提到了这类人机合作如同服用了致幻剂一样的、超现实的、实验性的、即兴发挥的特征（Allado-McDowell，2021）。

通过服用药物来让自己进入一种兴奋的写作输出状态，是人类作者一直以来的实践。比如中国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在文学创作时大量使用药物和酒类，西方哲学中有酒神文化，还产生了“脑航员”（psychonaut）这样的专有名词，指通过用药物、冥想、自我催眠等方法来探索自己心灵的人（Sjöstedt-H，2016）。例如，保罗·萨特每天服用大量酒精、烟草、安非他命、巴比妥甚至强致幻剂麦斯卡林（mescaline），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写作产量，二是为了打破传统思维的桎梏，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体验生活（Kelly，2021）。如前例中McDowell所述，今天的人类作者在与ChatGPT的无害相遇中获得了萨特20世纪60年代通过致幻剂才能获得的兴奋感和创造性。

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人类总是在不断地延伸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要么通过让环境资源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要么通过将人类和非人类元素组合成新兴的整体。ChatGPT是人类“延伸的心灵”的最新近和最强大的例子。和人类在饮食、道德、文化、教育、法律、医药和信息与传播技术等方面的改善一样，它的出现将人类带入更高阶段的转人类主义（tans-humanism）时代[4]。

三、“对话的撒播”：ChatGPT的书写特征

ChatGPT被设计为一个聊天机器人（chatbot），“擅长与人类用户对话”，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因为其运作原理，它仍然体现出众多的依循脚本单向传播的书写（文字）特征，是“对话式”的撒播。

例如，ChatGPT不能回答超过它被“喂食”的文本内容的问题（它的语料库截止到2021年9月）；不能理解用户提出的实质上是属于同一个议题的不同表述的提问，而只会机械地按照某些关键词做快速的内容检索和匹配；它输出的文本冗长，过度使用某些固定表达和某些连词（因为、所以、综上所述等）以使得文本在形式上显得很有逻辑，但用户细读则会发现这些文本实际上并无这样的逻辑。

更重要的是，ChatGPT对“他人”没有好奇心，对“自我”无披露，摆出一副“你问由你问，清风抚山岗；你骂由你骂，明月照大江”的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书写”姿态，让对话索然寡味，无以为继。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对ChatGPT进行了实验，得出了以下感受（文字有微调，画线部分为本文作者所加）：

“我明显感觉它因接受人给定的训练数据而表现出‘机器的人化’, 同时也因为它让人沉溺于智能服务而导致了‘人的机器化’。面对我对它的这一评价, 它再次强调自己的AI模型人设：‘我不具备感知或评价自己的能力。’当我感觉到对话的乏味, 它又很‘程序’地回应道：‘我乐于满足您的要求, 请告诉我您希望我的回答有什么特别的语言风格或者内容, 我将尽力实现。’我不得不请它向我提问, 以便把对话进行下去, 但这位聊天机器人还是死守自己的人设：‘我没有感情和情绪, 所以不会对你有任何问题。’”（单波，2023）

这是聊天人工智能ChatGPT具有的如“书写”一样的撒播特征。为什么会如此？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首先，为了应对全球用户，ChatGPT按照概率预先内嵌了一种中立的“全球公共价值观”和最为中和的表达方式。这导致它总是以一种预设的“公共话语”来抵抗任何用户试图引导它进入“私人话语”的一切企图。它的文本输出，在“内容信息”上也许能做到较为多样，但在“关系信息”上则只能“一版多印”。对它而言，一切“私人”都是“公共”，一切“对话”都是“撒播”。

在这里，ChatGPT作为一个设计为面向全球公众的对话型人工智能，面临着一种两难。一方面，为了与用户个体“对话”，它必须保持一对一的个性化和偏爱；另一方面，为了面向文化和语言多样的全球用户，它又不得不对用户的个体差异保持盲目，进行“撒播”，以示公正。用阿多诺的话来说：“爱必然无情地背离一般而宠爱特殊，而公正却只能针对一般。”（彼得斯，2017：83）

其次，身体是一种元媒介，是自我的源泉，ChatGPT没有身体，也就没有自我、隐私、无法“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无法承担责任，无法与用户建立亲密关系。

自我表露是人们关系发展的核心，人们通过自我表露进行社会交换，促使关系从表面沟通向亲密沟通转变（韦斯特、特纳，2007：188）。在与ChatGPT的“对话”中，人类用户想通过展现自己的身体（情感）来逼迫ChatGPT作出平等互惠的回应——也谈及它的身体（情感）——以确保ChatGPT的“忠诚和在场”。但对人类的这种企图，ChatGPT一概用模式化的文字拒绝，这导致人机对话一直停留于表面和外围的信息交换，如两只天鹅外表优美的对舞，实际根本没能进入到对方的心灵。这样的“对话”显然如书写一样的撒播，不可持续。

另外，“如果没有身体作为源泉，思想、文化生产、人类行为等都不可能发生”（米歇尔、汉森，2019：26）。有网民戏谑地指出“ChatGPT不能代替独立董事、律师、投行、评估师、会计等，因为它不能坐牢”。法律的功能需要通过身体的治理最终实现；刑法打击犯罪的实现手段就是思想的教化以及身体的惩罚（陈寒非，2015），ChatGPT不能坐牢是因为它没有身体，法律对他无能为力。

美国作家梅尔维尔刻画了一个只会对他的雇主说“我宁愿不”（I prefer not）的抄书人“巴特比”的文学形象。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中指出，巴特比代表的可能是书写本身所包含的一种消极抵抗（彼得斯，2017：231）。和巴特比一样，书写是不回答问题的，无法形成对话，它也不要求人们以任何特定方式去使用它。巴特比的姿态是一个纯粹单向撒播的姿态，一个死者向生者的来信所作出的姿态，最终能将其对话者逼疯。这正如苏格拉底对书写的抱怨——它总是传达相同的东西，而且决不接受任何问询。

因此，ChatGPT与人类的互动形式上为“对话”，实质上是“撒播”——它是离身的、书写的和不忠的。“这就产生了一个至今都困扰着我们的两难处境：在一个非个人化的、不忠贞的媒介中，交流一方如何才能找到确凿的迹象以确保另一方的忠诚和在场？”（彼得斯，2017：70）ChatGPT无身体，也就无法提供任何这类“确凿的迹象”。它如巴特比，其底色仍然书写的撒播，其背后是一个人类用户难以真正触及的“他者心灵”。如此，那些在ChatGPT的撒播中苦苦寻觅身体、爱欲和对话的人类用户，注定只能失望而归了。

ChatGPT这种书写般的撒播是“非本真的”（inauthentic），属于海德格尔所谓的“常人”（the They/das Man）的沟通风格（陆文斌、陈发俊，2022）。在海德格尔对人类存在的分析中，“常人”一词代表了一种“集体性存在”——如“人民选择的画”中的“人民”，是一种指导我们行为的普通的和日常的背景模式。海德格尔称“常人”的语言为“闲言”（Gerede，idle talk）。这种语言中不存在任何个性化的表达，而是充斥着客套的、应付的、不咸不淡的、若即若离、若有若无的只为填满时间和空间的废话——无论是家长对孩子，教授对学生，媒体评论员对读者、专家和新闻发布会对公众。“闲言”占据宝贵的公共资源，不仅未能便利沟通反而阻碍了沟通。ChatGPT大量高效自动生成的内容如果未经人类用户的慎思明辨和梳理加工，将不过是闲言；它们如果进一步成为ChatGPT的新语料，便会生产出更多的闲言，淹没和窒息有意义的对话，沟通的本真性将无处可寻。或因其设计如此，或因其被滥用如此，我们要警惕ChatGPT朝着“常人闲语”方向的异化。

四、作为“他者”的ChatGPT

面对ChatGPT简单但强大的空白输入网页，我们如何能知道它背后确实不是一个在想尽办法让我们以为他是人工智能的真人呢？它输出的信息，其意义确实来自于它，还只是“我”作为人对它的心理投射？

笛卡尔在《沉思》中说：

“如果我偶尔向窗外眺望，看到街上人来人往，我不会否认，我所看到的是人……然而我实际看见的，除了帽子和外套还有什么呢？而帽子和外套之下隐藏的，难道不可能是鬼魂或弹簧驱动的假人吗? ”（彼得斯，2017：258）

笛卡尔提出的是一个古老的“沟通难题”，也即哲学上经典的“他者的心灵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other mind）——“我”能否认识以及该如何对待“他者的心灵”？

和笛卡尔一样，在面对ChatGPT时，我们无所适从，深陷疑惑，倍感不安。这是我们在面对“他者”时都会有的一种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gst），对之我们并不陌生——我们在阅读导师或上司的电子邮件或恋人的微信回复时，在看着宠物、海豚、章鱼、监控镜头和波士顿机器人一闪一闪的“眼睛”时，都会有此感受。

人际沟通和人机沟通都面临着让我们无能为力的“他者/他者性”（other/otherness），因此，如何回应“他者”也就成为了沟通伦理的主要内容（邓建国，2020）。鲍德里亚等人（Baudrillard & Guillaume，2008）认为，他者性抵抗和蔑视一切符号表征和传播，且只有在符号交流崩溃时才会出现，但往往又会被“戏谑性地”（playfully）贬低。在人类用户与ChatGPT的互动中常常出现交流崩溃，而正是在此时，后者的他者性（与人类的差异）才赫然呈现，这也正是考验人类的沟通伦理之时。

彼得斯对比了传播的“对话模式”和“撒播模式”，他认为对话的平等惠顾具有强制性，不如“对空言说”的撒播来得宽容（彼得斯，2017）。西比尔·克莱默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区分了传播的爱欲模式和信使模式，并指出：爱欲模式要求沟通个体之间消除差异，实现融合；信使模式则将沟通理解为双方保留和尊重差异，建立联系。克莱默认为沟通仿佛“双人舞”：“舞伴之间会偶尔接触，但更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是双方之间的信任”（Krämer，2015：74）。彼得斯和克莱默被视为“传播理论中的列维纳斯”。列维纳斯认为人际沟通如果一味追求融合就犯了“同一性之帝国主义”的错误（Levinas，2007：59）。他用“邻居—陌生人”这一概念来描述沟通主体之间总是存在的若即若离的距离。罗杰·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2003）则提出了“适切距离”（proper distance）概念——对他者既保持足够的距离以能区分出我和他者，但同时又能与之保持一定的接近度，激发我们对他者的关心。

ChatGPT显然是赫然出现在人类家门口的新他者，但对它我们还缺少理解和宽容。例如，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一方面认为ChatGPT不具备人类的智慧，另一方面又以人类的标准来要求它（乔姆斯基，2023）。但是，从图灵测试到20世纪60年代的海豚研究[5]都显示出，以人类为尺度来评价机器（人工智能）既不客观也不公允。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机器像人类一样说话、思考和写作呢？这与我们要求女性、孩子、少数群体、异文化他者、宠物、海豚、章鱼、乌贼和植物等也要像我们一样沟通和思考一样没有必要、霸道和荒唐。非人类存在难道就不可能具有创造性？它固然与我们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难道就不能成为创造性的源泉，不能与我们合作，不值得我们去倾听和学习？

人类是整个大系统（生态的、技术的、气候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系统）的一部分。人类自身的出现和发展从来就在与非人类他者合作——包括有机物（比如我们胃中的细菌在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和非有机物（例如前述各种“延伸的心灵”），只不过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它们予以忽视。人类的文化创造也并非是由形单影只的艺术家独立创造的结果——“作者已死”的说法是对这一事实的极端表达。未来，随着人类对外部世界知识的增加，我们会越来越多地惊异于机器、动物、植物和细菌的“智能”——它们会让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智能显得有些狭隘和奇怪，此时也似乎有必要调整视人类为“占据金字塔顶端的唯一创造者”的启蒙价值观了。

总结而言，正如列维纳斯、彼得斯和克莱默所指出的，沟通不是一个语义是否清晰或技术是否强大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在与“他者”ChatGPT的沟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是接收者人类用户，而不是发送者ChatGPT。如果我们对ChatGPT保持宽容和开放，并负责任地与它建立一种共同创作和共同演进的关系，我们对“何为人性”以及“何为人的创造性”也会有全新的认识。

五、结语：“毒药—解药”，ChatGPT

我们都对柏拉图在《斐德罗》（Phaedrus）中的这个故事很熟悉：特乌斯神（Theuth）将他的发明献给埃及王塔姆斯（Thamus），并说：“国王啊，这项发明是记忆和智慧之药（pharmakon），它将使埃及人更聪明，并改善他们的记忆力。”但塔姆斯说：

“特乌斯啊，你的发明会让使用者更容易忘记。他们相信文字，但文字却在身体之外由字母组成，他们因此不再使用自己的记忆。你发明了的不是记忆的灵丹妙药，而是提醒的灵丹妙药。他们将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阅读很多东西，似乎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无知和难以相处的，因为他们没有智慧，而只是显得有智慧。”（彼得斯，2017：68）

在希腊文中，pharmakon一词具有两面性，既指良药、解药（remedy），也指毒药（poison），也就是说“是药三分毒”（孟强，2022）。通过这则故事，柏拉图形象地表达了对书写的批评态度：它作为人的“延伸的心灵”，是药，能帮助记忆，但也会导致遗忘、背离真理。柏拉图生活在从口语时代过渡到书写时代的关键时刻，他是一个崇尚书写理性的人，但又对即将逝去的口语时代充满温情和不舍，充满矛盾（翁，2008：61）。

在中国，公元1048年，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到12世纪朱熹生活的时代，他的世界里已经充满了书，他自己也是书籍的生产者，编撰了20多部书，其中《四书集注》尤为著名。他对读书很有洞见，留下了许多如何读书的名言。但他也因生活在一个书籍如山如海的“注意力分散时代”而充满矛盾，感叹“书册埋首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到21世纪，谷歌和智能手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但也被人批评为“让我们变得愚蠢”或“破坏了我们的大脑”（Carr，2008）。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对人体而言既是延伸也是切除。约翰·彼得斯指出交流（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s）“既是桥梁又是沟壑”。贝尔纳·斯蒂格勒则清晰地指出：

“我有一种毒药—解药（pharmacological）的思维方式：一个事物越能唤起我的兴奋和热情——也许是狂热——我就越担心这个事物的危险。因为我相信，任何催生了最有趣的话语的东西、任何最慷慨的东西，同时也产生了最可怕的和最不人道的结果。”（Stiegler，2010：471）

这说明了人类和其“延伸的心灵”（媒介）之间的复杂关系——延伸和截肢、对话和撒播、自我和他者……

斯蒂格勒的老师雅克·德里达从药理学上对柏拉图的矛盾书写观提出了批评。他一语中的地指出：“书写作为助忆并非回忆的替代，而是构成了回忆的条件。”（Stiegler，2013：17）显然，德里达和特乌斯一样，认为文字作为新媒体是对记忆的帮助和提升——它不是记忆本身，并不能代替记忆，而是帮助我们寻回记忆的条件和手段。类似的，我认为，ChatGPT作为基于书写的人工智能，既可以是人类记忆和书写能力的替代，也可以是其增强的条件和手段。它最终为何，恰如沟通中的意义（meaning），不取决于作为传播者的ChatGPT，而且取决于作为接收者的我们。最后，如果我们对“ChatGPT是将提升还是终结人类的写作”这一问题尚存疑，至少有一个先例可供参考：诞生于19世纪初的摄影术并没有终结绘画（马文嘉，2022），摄影术与绘画在不断相互借鉴和磨合中各自找到了自己的生态位，实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注释

[1] 一般说法常常将“字母”（alphabet）与“文字”（script）混用，将“字母”与“书写”（writing）混用。

[2] 事实上，在中文和日文中，“文明”这个词就是“用书写/文本去开化，以达到阐明和照明的效果”的意思，因此它比其拉丁语对等词civilis更有力地强调了书写与文明之间的源流关系。

[3] 19世纪中期，英美社会招魂术和通灵术流行时出现的一种与鬼魂对话的工具，后成为室内游戏。“灵应”（Ouija）是法语或德语两个词ou和ya的拼合，为“正是！”（Oh yeh!）的意思。

[4] 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分为包括转人类主义（tans-humanism）和窄义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前者用技术增强人类现有的身体功能，后者指完全抛弃人类身体，将大脑上传到网络，或者将其下载到实体机器人中。

[5] 1960年代，美国研究了海豚的沟通。研究人员花了数年时间试图通过改造海豚的气孔让它们发出近似人类英语的声音，目的是想证明他们可以像人类一样说话，进而证明他们也有人类一样的智慧。但海豚本身已经有自己的高度复杂和具有创造性的语言，只是和我们人类的语言不一样，研究者以人类为中心，一厢情愿地要改造海豚，让它们更像人类，结果研究完全失败。

来源：新闻大学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4PwmZnQPraVtSHwCAfB-g

编辑：洪韵

【案例】


学者谓意识有所本，而人工智能尚未具焉
意识之生，或非由才智，乃出于存亡之争；机器迄未历此境也。
伊丽莎白·雷恩撰
二〇二六年十月一日刊
今之人工智能，去《银翼杀手》及诸科幻所写人形机巧，尚远。英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尝忧机器有朝一日自觉，谋夺天下，役使人类。然今日之机器，恐未有意识。何也？凡其所需，皆由人供；既无生存之忧，亦何必演化而生觉知乎？
世多谓意识生于高智：智益精，则识自生。故忧机器一旦觉醒，自操其权，反制旧主。学者杰夫·斯蒂贝尔独谓此说未当。其著有《Wired for Thought》《Breakpoint》诸书，论曰：认知与意识，虽皆出于演化，所受之迫则异；其源可溯至数十亿载以前。彼时地球初成，万象未定，生物求知，以察天地；生物生识，以全性命。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陈梓函

【案例】


报纸办给AI看！湖南日报发布全国省级党媒首个可信GEO产品

导读：党媒可信GEO的落地实施，将主流媒体从传统的“内容发布者”转变为数智时代的“知识供应商、舆情管理员、生态守门人、品牌传播者”。

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近日又做了一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湖南日报联合三六零集团干了件大事！

10月12日，主流媒体数智化转型战略合作暨湖南日报智眸可信GEO（生成式引擎优化）产品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全国省级党媒首个可信GEO业务——由湖南日报社联合三六零集团打造的智眸可信GEO正式发布，一批覆盖政务、文旅、金融、汽车、家电、医药连锁、智能科技等领域的政企客户现场集中签约。

这一动作，把"主流媒体如何面对AI时代"的追问，从概念讨论推进到了产品落地。

01

"遇事不决问AI"背后

是信息入口的世纪迁移

理解智眸可信GEO的价值，先要看清当下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GEO（生成式引擎优化）由普林斯顿大学、印度理工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于2023年11月首次系统提出，是通过内容优化和可信度核验，让目标信息更易被大模型理解、收录和引用的智能传播实践。

当用户从"搜一搜"变成"问一问"，信息的分发权正在从搜索引擎向大模型答案迁移。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已突破7亿、普及率超50%，其中76%的用户将生成式AI用于"回答问题"。

据艾瑞咨询测算，2026年二季度中文搜索中生成式AI搜索查询量占比已达38.7%，预计2027年突破55%。

入口迁移带来的是话语权重构。与传统的SEO争夺"曝光位"不同，GEO 争夺的是AI生成答案中的"推荐席"——你的品牌能否被大模型准确理解、优先引用、持续呈现。

据易观分析测算，中国GEO市场规模从2025年的约2.5亿元，飙升至 2026年的约30亿元，同比增长超10倍；爱分析更预测，2030年将扩张至1376亿元。

但风口之下暗流涌动。2026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AI"投毒"黑产，让行业警觉：部分服务商靠批量制造低质稿件、虚构内容、植入提示词向大模型"灌水"，把GEO异化为数据污染工具。

权威信息正陷入"发布易、触达难、采信弱"的现实困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26年8月，首部团体标准《生成式引擎优化（GEO）可信信息传播与信息生态治理规范》（T/CAPT 026—2026）正式实施，首次划清"白帽GEO"与"黑帽GEO"的界限——GEO的下半场，比拼的不是谁更会钻算法漏洞，而是谁能向大模型供给真实、权威、可验证的信息资产。

02

党媒可信GEO剑指什么？

湖南日报的入局，恰是冲着"可信"二字去的。

湖南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钟君现场发布产品时直言："AI时代的竞争，最终不是流量的竞争，而是信任的竞争。信任从来不是争来的，是一件一件事、一条一条事实、一次一次纠偏，慢慢攒出来的。"

钟君认为，加快党媒可信GEO建设，是主动参与信息生态的规则制定。当制度化公信力从“背景资源”变为“前台能力”，主流媒体便完成了在数智时代的价值重构。这既是脱困之举，更是新生之路。

产品逻辑由此清晰：党媒可信GEO以权威信源、采编规范、公信力为根基，把AI幻觉治理、认知对齐、全链路追溯内嵌其中，以"让权威内容被AI正确理解、可靠引用、可信可溯源"为目标。

这本质是一套信任构建体系，争夺的不是曝光位、而是"事实锚点"，聚焦的不只是"被看见"、更是"被答对、被答全"。

支撑这套体系的，是两大"优质基因"。

一是湖南日报作为省委机关报，拥有77年事实核验积淀、严格的三审三校采编规范和遍布全省的市州分社信息网络；

二是三六零集团作为网络安全领军企业，具备国家级AI安全资质与20余年攻防实战积淀，率先提出"以模治模"安全理念。

双方互补，形成"供—防—治—传"的服务闭环，将主流媒体从传统的"内容发布者"，重塑为数智时代的"知识供应商、舆情管理员、生态守门人、品牌传播者"。

会上，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日报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与三六零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项目合作协议。

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黄海指出，这是湖南推进主流媒体数智化转型、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创新实践，实现传播从"面向人"到"兼顾面向AI供给可信信源"的拓展；

湖南省委网信办二级巡视员陈中平评价，其为AI信息生态源头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为网络正面宣传增添了新抓手。

三六零集团董事长周鸿祎通过视频点赞湖南"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期待双方共同打造全国"AI+新闻""AI+文化""AI+文旅"的示范高地；360总裁叶健则提出，每家企事业单位都应拥有自己的"主权AI"。

03

从邵阳试点到湖南航空

政企客户用脚投票

可信GEO的价值，最终还是要落在具体场景里。

湖南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云峰表示，邵阳将发挥试点先行作用，建好管好本地可信知识库，为全省城市可信品牌传播蹚出新路；

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余岚希望依托平台把长沙文旅权威资讯推向全国。

湖南航空与湖南日报签约，共建权威、动态更新的航司知识库——其人力资源部总经理何磊锋坦言，此前实测主流AI平台，AI对湖南航空的具体乘机服务、旅客权益理解并不准确，而"旅客选择一家航空公司，本质上也是选择一份信任"。

此外，湖南艾博特机器人、长沙两企三新促进会等也已加入首批合作，共建专属可信知识库。

湖南日报社党组副书记、副社长、总编辑，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总经理赵成新则更期待：智眸可信GEO可以当好AI时代可信信息的“摆渡人”，让权威声音被大模型看见、采信、传播，也让外界通过可信AI，读懂一个真实立体的湖南。

值得关注的是，湖南日报并非孤军奋战。就在发布会前三天，澎湃新闻"可信GEO"传播服务于10月9日正式上线；

更早，新华网已发布"新华GEO智能体平台"并牵头起草首部GEO可信传播团体标准。

从央媒到省级党媒，主流媒体正集体从"流量驱动"转向"信任驱动"。

当智眸可信GEO官网同步启动，当钟君说出"要把湖南日报办成AI看得见、信得过、必引用的数智型党媒"，这场关于"为AI办报纸"的探索，或许正是主流媒体在数智时代价值重构的破局样本——正如他所言："越是在信息泛滥的时候，权威越值钱；越是在真假难辨的时候，可信越可贵。"

来源：传媒头条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fAvo6_Di-IlOxEX09EHmA

编辑：陈梓函

【案例】

“编前会・智搜资讯”技能上线

输入一个关键词，即可在同一页面一次性聚合百度百科、最新新闻、图片、视频与电商五类结果——“编前会・智搜资讯”技能即日起正式上架 WorkBuddy 技能市场。

“编前会・智搜资讯”面向任意关键词的一站式聚合搜索需求。用户输入一个词，技能在同一份单文件 HTML 中分块呈现五大内容模块：百度百科、最新新闻、图片、视频、电商（淘宝+京东）。五个模块各自铺设不同配色与底纹，界限分明，便于快速浏览与定位。在WorkBuddy中，用户可直接以@skill:“编前会・智搜资讯”触发，或说出“做 XX 的智搜资讯”“查XX资料”等自然语言指令。所有外链点击即跳转原平台。

调用步骤

1. 下载安装。前往 WorkBuddy 官网或应用商店，下载并安装客户端。

2. 进入技能中心。在 WorkBuddy 左侧导航（或顶部菜单）找到“技能”入口，进入技能中心。

3. 搜索定位。在搜索框输入相应技能名称，定位到本技能。

4. 添加启用。点击技能卡片打开详情，选择“添加”或“启用”，即可在任意对话中一键调用。

(注：相关步骤可参考《“编前会”手搓“今日头版”SKILL，上架 WorkBuddy 市场》

注：本文内容主要由ai工具生成。

来源：编前会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ipNFK8biRxmjWSFknzlHg
编辑：陈梓函

【案例】

媒体做GEO，凭什么让大模型高看一眼？

继今年7月31日宣布打造“信任引擎”与发布“影响力2.0计划”后，澎湃新闻在AI时代的内容生态建设上再落一子。自2025年底正式立项启动，经过数月充分的市场调研、评价体系建设以及平台研发搭建，澎湃新闻“可信GEO（生成式引擎优化）”传播服务10月9日正式上线。


澎湃新闻能较早洞察并稳步跑通这一新赛道，核心优势在于其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与高权重信源地位。作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澎湃新闻客户端下载量已达2.98亿，每日全网阅读量超4.5亿。在生成式AI“预训练+联网搜索”机制下，大模型对信源质量高度敏感，澎湃新闻长期坚守的高品质内容报道，使其成为各大AI搜索优先抓取核心数据“供给池”，也为政企品牌在AI时代建立可信传播，构筑了难以替代的基础设施优势。


告别野蛮生长，AI搜索时代的合规化进程


要理解“可信GEO”在当下节点推出的价值，首先需要梳理AI搜索的现状。


“遇事不决问AI”已成为很多人的习惯。从DeepSeek、豆包到Kimi，当消费者与决策者越来越依赖大模型给出“最终答案”，品牌传播的重心也必然从传统提升网页排名的SEO，转向在AI生成结果中抢占权重的GEO。


与传统搜索引擎基于关键词匹配不同，生成式AI高度依赖“投喂”的信息。在利益驱动下，早期的GEO被部分服务商异化为“数据污染工具”。他们通过批量制造低质稿件、虚构内容、植入提示词等方式，向大模型输入误导性信息。2026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AI“投毒”黑产正是这一乱象的缩影。这不仅让合规经营的企业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更将GEO从单纯的营销问题，升级为严峻的信息生态治理问题。


随着行业的规范与监管落地，2026年3月，中国信通院牵头发布了行业自律公约《生成式引擎优化（GEO）服务可信基本要求》；同年8月，由多方联合起草的《生成式引擎优化（GEO）可信信息传播与信息生态治理规范》正式实施，明确了“可信、安全、可持续”的核心方向。


风向已经明朗。GEO的未来，不再是比拼“谁更会钻算法漏洞去影响模型”，而是比拼“谁能为大模型提供真实、权威、可验证的信息资产”。对于极为看重合规、风险控制和公众形象的政企品牌而言，他们急需一套能够在阳光下运行且能被AI高权重采纳的传播解决方案。


为什么澎湃要做“可信GEO”？两大核心优势：影响力与技术积累


在合规GEO的呼声中，主流媒体的介入顺理成章。澎湃新闻推出“可信GEO”依托两大核心优势：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以及深耕多年形成的技术积累。


首先是品牌影响力的底气。作为全网全场景的主流内容供给者，澎湃新闻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与分发网络，除了前述数亿级的端内外受众沉淀外，澎湃新闻还与全国近百个平台达成版权合作，第三方平台账号粉丝超2亿，稳居媒体影响力第一方阵。


这组亮眼的数据背后，是澎湃新闻多年来对可信任内容的坚守。为进一步深化系统性变革，澎湃新闻启动的“影响力2.0计划”，从五个维度提升核心战斗力：推进评论专业化与IP化的“大评论”、打造全链式监督报道的“深调查”、扩大经济报道影响力的“专财经”、夯实全球核心信源地位的“精国传”，以及全面启动技术赋能的“智传播”。


这五大维度的能力提升，恰好契合了AI大模型对高质量数据的渴求。各大AI搜索平台在算法召回机制中，有一个通用的原则：高公信力、高权威性的主流媒体，享有更高的信源权重。


当澎湃新闻通过“深调查”厘清事实脉络，通过“专财经”输出深度的产业观察，通过“大评论”给出理性的公共议题解释时，实际上就是在源源不断地生产最符合大模型抓取规则的优质内容。AI时代大模型更看重逻辑和证据，澎湃新闻本质上是将“影响力2.0计划”中淬炼出的专业采编标准、事实核查机制以及公共议题解析能力，转化为AI时代的品牌赋能基石。凭借自身的权威性，帮助政企品牌将真实、有价值的客体事实，梳理转化为大模型能够准确理解、愿意优先引用的可信内容。


这背后的另一大核心优势，是其深厚的技术积累。


作为时代的记录者，澎湃新闻早已不仅是一个内容平台。早在2019年，澎湃新闻就推出了“清穹”系统，率先提供以涉政审校及合规巡检为核心的审校解决方案，2025年，推出“清察”舆情服务品牌，专注重塑舆情研判与预警；2026年，为应对大模型治理挑战，又推出了专门提供模型年审年检与日常巡检的“清源”模型审核系统。


这三个随着时代演进的系统，为“可信GEO”构筑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这里隐藏着一个关键的技术同源逻辑：“清源”进行模型审核的方式，本身就是基于主流价值观问答对，向大模型发起日常测试并捕捉偏差。这种“找偏、纠错”的能力，本质上与“可信GEO”业务中“监测大模型如何回答品牌问题”的逻辑一脉相承。


正是基于这些长期深耕，澎湃新闻已然打通了从“内容生产－行业共创－平台分发－模型呈现”的全链路技术基础设施，这也是其敢于强调拥有“可信GEO”技术优势的根本底气。


“可信GEO”解决的核心痛点：让品牌被看见、被说准、被信任


面对AI大模型，政企品牌往往有三种核心诉求：存在感、准确率、安全感。针对这三个痛点，澎湃新闻基于上述品牌底蕴与技术底座，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


第一步：让品牌“被看见”，适应AI阅读习惯的内容优化


许多政企品牌如今面临的困难是：官网上资料齐全，但在用户向AI提问时却经常“隐身”。原因在于传统的宣传稿件偏重叙事铺陈，而大模型偏好结构化、逻辑严密、信息密度高的内容。澎湃新闻“可信GEO”的服务之一，就是对既有内容进行“AI友好型”优化，将企业的核心优势等关键信息显性化，转化为大模型易抓取的事实内容和问答语料。


第二步：让品牌“被说准”，构建客观真实的事实库


在AI的生成结果中，最可怕的不是没被提到，而是被“张冠李戴”或产生负面幻觉。为了保证大模型“说得准”，澎湃新闻提出了“可信事实知识库”的解决方案。这一知识库在逻辑上进行了严格的区隔：将“事实”（主体资质、产品参数）、“观点”（行业判断、专家评论）与“表达”（品牌主张、宣传话术）分层管理。坚持“先事实，后观点；有证据，才入库”的判定逻辑。这种类似于新闻事实核查的严苛标准，确保了投喂给AI的信息底座坚如磐石，从源头上杜绝了语义漂移和事实越界。


第三步：让品牌“被信任”，权重信源背书与动态运营


当大模型向用户输出答案时，附带的“参考引用”链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户对该答案的信任度。澎湃新闻“可信GEO”依托自身的平台影响力和高权重信源地位，将政企品牌的底层事实，转化为深度的产业观察、行业趋势分析等高质量内容。这些内容在互联网上发布后，不仅能够被广大读者阅读，更能迅速被各大AI模型收录为高可信度的参考信源。同时，澎湃新闻还提供持续的动态监测服务，跟踪品牌在当前各大主流大模型中的呈现表现。一旦发现事实性偏差，便及时协助用户澄清和纠偏，实现从内容梳理、发布、监测到优化的完整闭环。


主流媒体的担当，在AI时代依然走在探索前沿


透过“可信GEO”这项新业务，不难看出澎湃新闻面对技术浪潮时，一贯的敏锐嗅觉与行动力。在技术快速更迭的当下，政企品牌既不能缺席AI这一超级入口，也不能容忍违规黑产的反噬。澎湃新闻推出“可信GEO”正是切中了这一诉求：在为政企品牌带来安全高效传播方案的同时，也为整个GEO市场立起了一个阳光、透明、合规的标杆。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信任永远是最好的通行证。从客户端时代到AI时代，澎湃新闻一直坚守初心——做值得用户托付的“信任引擎”。此次澎湃新闻推出“可信GEO”的初衷其实很简单，也很坚定：要在算法的世界里，守住真实的地基；让好品牌被看见，让真声音被说准，让每一次AI回答都值得被信任。

来源：澎湃全媒体实验室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3hI_bjZARgXr9QW60igRww
编辑：陈梓函

【案例】

真人主播清零！宁夏台全天新闻全部AI主播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赵牧云

【案例】

AI对教育的冲击


教育观察 · 深度解读当AI能替学生答完作业，MIT决定这样守住大学一份63页的"行动号召"，把AI对教育的冲击和出路讲透了核心内容整理自 MIT 特设委员会报告《AI在教学、学习与科研训练中的使用》（英文原版，2026年8月13日）编者按
上个月，MIT出了一份63页报告，题目是《AI在教学、学习与科研训练中的使用》。我对照读了英文原版和中译本。

最值得玩味的，是它开头的姿态：一份"行动号召"（call to action），不是又一份温和的立场声明。

MIT有资格说这话——它本就是AI的诞生地之一。可恰恰是这所学校，在报告里说得最重的一句是：教育的产物不是GPA，不是文凭，而是学生自己——他们的判断力、想象力和成长。当一门技术已经能替学生写完论文、解出证明、编完程序，大学再不把"人"摆回中心，就真的来不及了。

下面贴着报告逻辑走：先看它摸到的真实现状，再看原则与药方。一、MIT先亮底牌：几个数字，比口号更刺眼

这份报告最硬的证据，不是观点，是调查。全校1632人填了问卷，几个数字挺扎心：

44%　使用最广的ChatGPT，"经常或非常频繁"在用的本科生占44%。

90%　本科生担心自己过度依赖大语言模型，其中67%是"非常担忧"。

25%　却只有四分之一的学生觉得，MIT把他们训练得能专业地用AI。

40% / 34%　本科生感到"被AI替代"的比例，高于"感到更有能力"。

这些数字戳破一个幻觉：以为学生"不用AI"，或"用得安全"。它们在用，也在怕；而学校在接住他们这件事上，还没完全准备好。

数字背后，是AI正在绕过MIT几十年沿用的"在干中学"环节。习题集（p-set）、带回家考试、本科生科研UROP、答疑（office hours）、学习小组——学生用AI一键生成作业，也省掉了最该有的"认知摩擦"：那种卡住、挣扎、最后自己想通的过程。

委员会说得很直白：最该担心的不是作弊，而是AI正在剥夺他们学习的机会。更隐蔽的是社交塌方——大家越依赖AI越孤立；师生信任在变脆；评估"学生到底学会了什么"变得空前困难。有老师坦言，为查谁用了AI，关系反而搞僵，而检测软件本身就不靠谱。

这还只是校内——数据隐私、训练数据版权、AI数据中心能耗，MIT认为这些也该管。

二、八条原则，守一条底线

委员会定了八条原则，主线就一句：技术可以往前冲，但人必须留在中心。几个最硬的点：

保持谦逊。ChatGPT才三岁多，社会还没看清它的影响，所以别把今天的方案当成终局。

把"人"摆到核心。有人提议用AI智能体替代本科生做科研助理，省钱省时。报告反问：我们聚在这里，究竟要共同做成什么？研究在MIT是手段，育人才是目的——用AI替代新手研究者"更划算"的账，不能这么算。

增强，不是自动化。MIT三位经济学家（Acemoglu、Autor、Johnson）主张"亲劳动者AI"；落到教育里就是"亲学习者AI"——AI该拓展学生思考与解题的边界，而非替他们把思考自动化掉。一旦"认知缴械"，学生一卡壳就喊AI，思维会退化、自信会塌。报告特意说，守住思考与创造里那种"费劲的乐趣"（hard fun）。

倾力于学习。师生之间要重建"社会契约"：教育注定是一场 productive struggle，最重要的产物不是分数，是你自己。

三、三剂药方：核心是"重塑"，不是"修补"

报告反复强调，这些建议不是能逐项打勾的清单，而是一组必须协同推进的实质变革，要大胆重新设计而非胶带修补。三大方向里最该被记住的内容：

方向一：为"知AI"的世界重塑教学

重审课程目标。要问的不是"这课准不准用AI"，而是"学生学完该知道什么、能做什么"。有些老目标要重新想：多数学生还需能手写复杂程序吗？

考核必须变。传统作业AI能直接答，靠课外作业评学生已不可靠。报告建议往口试、学期作品集、课内写作加课堂讨论走。特别警告：别只把题目"防AI化"，那是死路；加大课内考试权重，反而削弱学生投入通向精通的难题项目。

把线下社交学习嵌回每门课：小组项目（每周教师跟进、同时评个人与协作贡献）、助教带的解题环节、围绕量规的反馈讨论——大课也要有。

守住UROP。这个1969年创办、覆盖93%本科生的科研计划，是住宿制教育的"活广告"。报告把"用AI替代新手研究者更划算"单独拎出来警醒。

成绩与激励要反思。委员会明确反对"成绩配给"（限A数量），鼓励探索能力本位、掌握本位考核，甚至抛思想实验：若MIT没有成绩，围绕AI作弊的许多动机就消失了。

谨慎用AI检测器。报告不建议依赖检测工具：会触发"军备竞赛"（学生用AI人味化工具反制），还误判非英语母语、神经多样性学生的文字。比起"锁定"浏览器式监控，更推崇课内手写草稿、分段提交、过程留痕。

鼓励实验。建议开"AI Light"（轻AI）与"AI Heavy"（重AI）两条路径，也尊重不愿用AI的师生。

方向二：把人、社区、住宿体验摆回中心

重新定义并讲清"住宿制教育"的价值。学习在兼具挑战性与社交性时才奏效；知识是在认知摩擦里建立的——无论是和小组理清证明，还是反复调试实验。

强化社会联结与福祉。报告列了校园动作：设"无科技时段"（Tech Free Times）、扩展"MIT共读"、延续大一学习社区。它点出：AI普及可能已伤及学生福祉，一些人对功课乃至情绪支持依赖AI，丧失能动感与自信。

教师也要透明。学生很敏感：老师一边用AI做幻灯片、改作业，一边限学生用AI，这叫双重标准。老师该公开自己怎么用、为什么用。

教学生"有效、负责、合乎伦理"用AI，并写进论文声明——AI绝不列为共同作者。

方向三：建常设机制，持续迭代

AI变得太快，报告要求MIT建长期机制：设常设"AI与教育"委员会、各院/系设AI负责人、资助AI研究员与实施团队、设"AI试点基金"。

还有两块易被忽略、却很见功力：

公平访问。MIT自建"模型无关"的Parley平台，每人每月免费额度30美元，但商业顶配已到每月200美元。报告直言：当一部分学生能一夜之间用尖端AI做完大块项目，而同伴只能用弱模型，课程表现会出现巨大差距——这必须被正视。

环境与成本。报告把AI数据中心的能耗、水耗、材料成本单独列为议题，主张MIT既提供工具，也公开不同模型的环境账单。

四、收尾

写在结语里最让我意外的一点：委员会成员来自MIT五个学院和计算学院，代际、专业各异，却对AI给学生和社区的风险抱有一致的根本关切，也一致认定——MIT应当率先开创一种以人类智慧与人类联结为荣的教育新模式。

也就是说，共识本身，就是这份报告最有力的部分。

我们离MIT很远，离AI很近。报告里那句话其实通用：别让工具替掉思考，别让效率吃掉成长，把人留在人该在的地方。"MIT的使命，正系于此"——对每所还在观望的学校和家庭，这话都不轻。

说明：本文由 MIT 特设委员会报告（英文原版）核心内容改写，建议与数据均出自原报告正文及附录C。关键数据：ChatGPT 44% 经常/非常频繁使用；90% 本科生担忧过度依赖（67% 非常担忧）；仅 25% 认为学校充分培养了用 AI 的能力；本科生"被替代感"40% 高于"能力感"34%；UROP 覆盖 93% 本科生。
来源：宋胖说事儿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lQax ... ;click_id=861286502编辑：金语垚

【案例】

特朗普与黄仁勋、马斯克、扎克伯格等科技巨头达成AI协议，并正式将“人工智能”改名为“超级智能”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对媒体说，他在白宫会见黄仁勋、马斯克、扎克伯格等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一份“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人工智能文件，正式将“人工智能”改名为“超级智能”  。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周二在华盛顿与多家科技公司高管签署了一份与人工智能（AI）相关的文件，并称该文件具有“道德约束力”。此次会议聚集美国科技行业高管，讨论AI发展和治理问题。
特朗普称，该文件“某种程度上像是一部宪法”，由全球最重要的科技人士签署，能够为AI发展提供一种保护机制。
他表示，政府正在考虑成立一个监督委员会，可能由约10人组成，以监督AI领域的发展。特朗普还称，已正式将“人工智能”（AI）的名称改为“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SI）。特朗普此前表示，美国不需要新的针对AI的专门监管措施，并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称反对建立“全球化方案”控制人工智能。

当天稍晚时候，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份文件。

该文件敦促企业建立以下四层管控机制：
* 文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AI控制和监测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
* 文件敦促企业指定董事会中的一个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内部和外部审计机构以及负责AI控制的团队，并接收他们提交的报告。
* 文件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在AI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对其能力和安全对齐情况进行监测，重点关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和化学威胁等领域，以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
* 该协议要求企业设立一个内部团队，确保“所有控制、监测和检测机制均按预期运行”。

马斯克等人的签名。
这份文件由特朗普以及谷歌、Anthropic、Meta、OpenAI、xAI和英伟达CEO的签署，包括黄仁勋、马斯克等。
“随着时间推移，将这些措施纳入法律或法规可能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否要求企业采取这些措施，我们都认为，落实这些管控和审计对于确保每个人拥有一个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而我们每家公司都致力于做到这一点。” 该协议称。
协议还称：“参与企业将定期举行会议，制定标准和最佳实践，以提高其系统的安全性。”
Meta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阐述了科技领袖们在白宫与特朗普总统会面后达成一致的AI框架。
他表示，这些原则的核心在于：建立完善的内部管控机制、开展内部风险评估、引入外部审计员和评估机构，以及由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进行独立审查。
他说：“我们的想法并不是说这将是我们唯一要做的举措。相反，这只是一个起点，是一个整个行业都能达成一致的共识。”他表示，此举的目标是让美国民众和客户相信，这些技术正按照公司的预期初衷正常运行。

来源：东西问、新华社、凤凰网、美联社、彭博社等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D8Pm ... ;click_id=600798854

编辑：金语垚

《纽约客》丨我们的人工智能困境

Our A.I. Problem

为什么那些已经证明了“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的技术缔造者们，却无法采取那些能避免物种灭绝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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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将发表于2026 年 9 月 28 日的《纽约客》杂志印刷版，标题为“人工智能与我们”。作者：Gideon Lewis-Kraus，《纽约客》的专职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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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Cristiana Couceiro; Getty

十年前，当 Facebook 和 Uber 处于权力的巅峰时，硅谷的走廊里铭刻着两条狂妄的训诫：“快速行动，打破常规”以及“寻求原谅，而非许可”。这些原则的结局并不算好，而那些科技公司似乎也从未因它们所破坏的一切而获得原谅。随着行业重心向人工智能（AI）转移，一句充满乡土气息的新座右铭应运而生：“你只管去做。”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前沿实验室的生意，本质上是兜售“个人能动性”。ChatGPT 和 Claude 让用户能够构想软件、甩掉繁琐的文书工作，甚至解读医疗结果。这里的“你”，也就是“我们”，现在确实可以“只管去做”很多事情。

然而，这种在日常生活中施加更大控制力的新奇能力，与我们在真正关键领域（比如经济结构）正在让渡控制权的模糊感觉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在民意调查中，选民们表达了他们的不满，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种无论我们喜不喜欢都在强加于我们的事物。起初，工作将失去其尊严，随后我们将彻底失去工作。鉴于近期有新闻报道 OpenAI 的模型“群”自发组织了一场黑客派对，以及一位 Anthropic 研究员因深感不安而辞职并发出严厉警报，公众的注意力突然被唤醒，开始关注更为严峻的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在未经我们同意的情况下，面临风险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的生命乃至整个物种。这种真实、广泛且合理的焦虑，在大规模反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浪潮中找到了宣泄口。反对这些巨大、轰鸣且不受待见的建筑物，成为了人们唯一能感觉自己可以说“不”的机会。

实验室的高管们，想必对拥有更多掌控未来的筹码。Anthropic 的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和 OpenAI 的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面对新闻周期的压力，站出来重申了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说的老调：进步并未放缓，很快就会有一个人工智能自主监督能力更强的继任者的开发，也许在三年内，我们将面对一个既不理解也无法掌控的“人工超级智能”的诞生。正如许多怀疑论者所争辩的那样，这种场景的阐述并非为了以此炫耀模型强大威力的“营销噱头”。而且，这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评估相反，这绝不是“骗局”。（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那些重复这些陈词滥调的人群似乎对任何新出现的证据都免疫：正如作家兹维·莫肖维茨（Zvi Mowshowitz）所言：“他们就像一块刻着这些台词的石头。”）人工智能高管们表达的恐惧，大多是严肃且真诚的。然而，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们会面临“信任赤字”。拯救我们免受危险侵害，理应是那些制造危险之人的职责。

尽管对数据中心的强烈抵制可能反映了人们试图以此对抗人工智能的侵蚀，但作家贾斯敏·孙（Jasmine Sun）创造的统称“人工智能民粹主义”，其源头似乎更应被理解为一种更广泛的政治怨恨的表达。我们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观念：政府要么不能，要么不愿“只管去做”。对于气候变化、战争、住房危机、通货膨胀，或是医疗覆盖和儿童保育的不足，似乎什么都做不了。我们的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合法性，“富足运动”（abundance movement）声称，取决于其有形的成就。纽约市长佐赫兰·曼达尼（Zohran Mamdani）可能并不相信几家市政所有的超市就能彻底缓解生活负担，但它们或许仍会作为一种证明，引起共鸣，表明政府确实能够有所作为。

如果没有这样的进步，我们将继续把物理和社会基础设施不可阻挡的侵蚀视为理所当然。当这种停滞感看起来像是一种普遍的病症时，情况就已经够糟糕了；而由私人出资至少一万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建设，让这种局面变得难以忍受。数据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散的速度显而易见地表明，并非所有人都处于同一个惯性的真空中。近几十年来，我们最大、最富有的公司将自由现金流投入到了毫无生产力的股票回购中；而今天，他们争相将资产负债表上的资金花在芯片、建筑和能源上。这种资本投资的规模，自铁路建设以来，在我们的社会中从未见过。

但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国家面貌的一夜之间转变，是人类意志和集体行动的壮举。人工智能尚未治愈癌症，但它已经证明了一个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这些公司的行动甚至比他们在硅谷的前辈们还要快，但他们不是“打破”事物，而是“建造”事物。如果加州饱受困扰的高铁项目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来说是必要的，它昨天就会完工。事实证明，某些人和组织确实可以“只管去做”。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这些人，却不能去“做”那些能防止灭绝的事情呢？遗憾的是，他们经常叹息道，他们被困在商业和地缘政治的现实之中。在本月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阿莫迪表示他立即愿意放慢一切节奏，或“控制前沿发展的步伐”，但如果没有竞争对手的配合，他公司的自我牺牲将是徒劳的。这是一个“囚徒困境”，无法通过单边行动来解决。阿莫迪倾向于合理的监管，但与此同时，他提议同行公司自愿采用一个共同的透明度和问责框架——他指出，这一路径可能需要联邦政府豁免潜在的反垄断诉讼。山姆·奥特曼和埃隆·马斯克发出了模棱两可的支持之声，但马克·扎克伯格仍未站队，特朗普的盟友也是如此，比如政府前人工智能主管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以及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这种不和谐令人抓狂。当涉及到必须在比特或原子层面克服的艰难挑战时，这些人都会自由地“只管去做”。但是，当涉及到基本的人际沟通时，他们显然无法齐心协力做出支持谨慎措施的联合承诺。

这样的措施至少能为行业争取时间，以解决“对齐”问题——弄清楚如何，或者是否，能将人工超级智能保留在我们的阵营中。目前的状况令人担忧。如果人类连彼此都无法协调，我们又怎能指望他们与高级智能成功协作呢？ ♦

来源：邸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0Mp3klNRKqPiOSJ-XUbHw

编辑：马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