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保守主义八大核心特征

1.道德永恒性，认为道德真理超越时空，是法律有效前提；
2.强调传统蕴含经验证智慧，主张渐进式改良；
3.指出社会分层不可避免，强制结果平等反而导致新压迫；
4.视私有产权为文明基石，是保障自由尊严的基础；
5.坚持人性恒定论，否定人为改造人性的可能性；
6.主张自由与权威需动态平衡；
7.强调权力必须制度化制约；
8.推崇自由市场机制，认为政府过度干预会引发系统性风险。
这些理念共同构成现代政治秩序。

AI大模型如何解决/瓦解“存在问题”？

编者按


最近在弄各种llm的底层机制时，突然碰撞出了一个极其炸裂的脑洞。当我们在这个被大语言模型（LLM）统治的时代，反思西方哲学两千年的“存在（Being）”之谜时，一下子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物理事实：在自然语言处理（NLP）的底层代码里，be 的不同样态（am, is, are, was, been），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东西，它们是被算法无情切碎的、互不相干的 Token（词元）。这不是什么绝妙的文学隐喻，这就是正在各大数据中心里每秒发生数万亿次的真实演算。今天这篇文章就来讲讲大模型的底层逻辑，看看现代算法是如何重演了一场长达两千年的形而上学悲剧。
二、 高维向量空间：系词（Copula）的幻象那么，这些散落的 Token 碎片，是如何在模型中产生“意义”的呢？这就要进入 LLM 的核心——高维向量空间（Embedding Space）和注意力机制（Attention Mechanism）。每一个 Token 在进入模型后，都会被映射为一个几千维的浮点数向量。is 和 was 在这个空间里，或许因为经常出现在相似的上下文中，它们的坐标会靠得比较近。但坐标近，不代表它们是同一个实体。康德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存在显然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Sein ist offenbar kein reales Prädikat）。”当我们在句子里使用“是（is / ist）”的时候，比如“桌子是红色的”，这个“是”并没有给桌子增加任何物质属性。它不是一个名词实体，它是一个纯粹的逻辑连接符（Copula）。在大模型的注意力机制中，这个逻辑连接符的本质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模型处理到 is 这个 Token 时，is 本身是空洞的。它的全部作用，就是作为一个“注意力枢纽”，去计算它前面的主语（桌子）和后面的表语（红色）之间的权重分配。在人类的心智中，是先验想象力在底层默默运作，把杂多的感官数据综合、缝合在一起，赋予经验以形式；而在大模型中，正是注意力机制扮演了这种“综合”的角色。is 这个 Token，就是先验想象力在数字世界里留下的一道算法缝线。
三、 黑格尔的黑盒：从空 Token 到自回归生成如果我们把这种对于“系词 Token”的分析推向极致，就会迎头撞上黑格尔《逻辑学》的开局。黑格尔说，纯粹的“有”（Sein）和纯粹的“无”（Nichts）是同一的。在 NLP 的视角下，这句话简直是神级预言。一个剥离了所有上下文、剥离了所有具体样态的“纯粹存在的 Token”，在模型眼里，就是一个信息熵为零的空 Token。系统无法从这个孤立的坐标系里提取任何有用的特征，它和“无”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大模型并不是静态的数据库，它是一个自回归（Auto-regressive）生成模型。它必须不断地预测下一个 Token 是什么。当纯粹的“有”（Token A）和纯粹的“无”（Token B）在模型的隐藏层里发生概率碰撞时，系统为了让序列继续生成下去，就必须计算出一个全新的概率分布，吐出下一个 Token——这个新生成的 Token，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变易（Werden / Becoming）”。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不需要人类干预的、不断扬弃旧 Token、生成新 Token 的终极大模型推理过程。
四、 结语：算法时代的本体论我们创造了拥有数万亿参数的 Transformer 模型，试图用海量的数据去模拟人类的语言和逻辑。但当我们掀开算法的引擎盖，看到的依然是两千年前哲学家们凝视过的深渊。只要我们还在用离散的符号去捕捉连续的实在，只要我们还在把“存在”切碎成一个个便于计算的 Token，我们就依然在这场无尽的语言游戏中打转。大模型没有解决“存在”的问题，它只是用极高的算力和精妙的数学矩阵，把我们对“存在”的无能为力，极其精准地量化了。

来源：DR.YAO的学术圈内圈外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5GBdVVzS9R8V9OFkhcF6A
编辑：马丽萍

【案例】

新论赏析 | 万俊人：《道义论与目的论之间：现代美德道义论》

《道义论与目的论之间》赏析

《哲学研究》2026年第1期发表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新论《道义论与目的论之间：现代美德道义论——以罗尔斯和麦金太尔为个案》。论文以道义论与目的论的千年对峙为理论背景，以罗尔斯的普遍理性主义道义论与麦金太尔的亚里士多德式美德伦理为当代核心个案，通过深度比较二者的理论优长与根本局限，提出并论证了一种“现代美德道义论”，既规避了传统道义论对主体目的性价值的遗漏，又弥补了传统目的论对公共规范性秩序的盲点；既满足了现代个人对自由权利与幸福生活之善的双重追求，又契合了现代社会对正义秩序与公共道义责任的普遍要求。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道德不确定性，以及AI伦理等新兴当代道德难题，现代美德道义论为伦理学的现代突围提供了兼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合理性的全新路径，也为中西美德伦理传统的对话与融合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

一、学说史回顾

论文开篇明确，道义论与目的论是古今中外伦理学理论运思的两种基本进路，即便如弗兰克纳提出的“混合义务论”试图突破二元框架，最终仍未脱离道义论的核心约束。进入“后习俗时代”，尤其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道德不确定性与AI伦理等新兴道德难题，传统二元框架的理论局限愈发凸显，成为伦理学现代突围必须破解的核心命题。在此基础上，论文对这两大基本进路做了学术史回顾。

论文认为，目的论伦理学的完备经典形态呈现于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核心是将伦理学界定为“幸福之学”，以幸福作为人类行为的绝对终极目的，即兼具善、高尚与快乐的自足完满价值。目的论的核心优势在于深度契合人类内在生活追求与人格价值实现，以人性主体化哲学为根基，获得了道德实在论、自由意志论与道德心理学的学理支撑；但其根本局限在于，易因人格主体的在先诉求陷入“不可公度性”，难以实现道德规范的普遍化，甚至面临个体主义、特殊主义乃至利己主义的伦理指控。

论文指出，在道义论传统中，西塞罗最早对“义务”作出严格界定并将其提升为伦理学最高原则，康德则构建了其经典理论形态。道义论认为“正当优先于善”，聚焦道德行为对道义规则的承诺与遵从，其优势在于适配现代社会的公共结构转型，以道德客观性与公共伦理的普遍有效性回应了现代社会对公共规范与良序稳定的核心需求，获得了政治哲学、法学与伦理社会学的学理支持；但其根本局限在于，过度关注外在客观规范，疏远了对个体内在价值诉求与差异性目的的美德关切，不可避免地陷入道德平面化、制度主义强制等理论困境。

论文指出，两大范式的二元对峙造成了伦理学的现代危机。目的论在引导美德追求时难以规避道德英雄主义与空洞理想主义的陷阱，道义论在强调规则秩序时无法化解个体自我目的迷失与价值理想缺失的精神困惑，由此凸显了突破二元框架、实现理论整合的必要性。

二、罗尔斯V.S.麦金太尔

论文认为，罗尔斯与麦金太尔分别是道义论与目的论两大进路的当代代表，二者既延续了经典范式的核心特征，又具备理论延展的创新潜质，为整合建构提供了理论资源。

一方面，罗尔斯的《正义论》的核心目标是重构社会契约论，替代长期支配英美学界的功利主义目的论，建构一套普遍理性主义道义论体系。罗尔斯坚持“正当优先于善”的道义论核心立场，通过重铸传统社会契约论，设定“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的理论预设，以“利益无涉”的理性人预设排除个体禀赋与社会差异对契约达成的干扰，通过社会博弈的“最大的最小规则”证成了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将传统道义论从一般社会伦理层面推进到制度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全新维度。其晚期著作《政治自由主义》进一步通过“重叠共识”“公共理性”“宪法共识”等核心理念，强化了正义原则的政治正当性与伦理合理性，构建了比康德道义论更具普遍性、更彻底的现代道义论体系，堪称西方道义论伦理学的现代绝唱。

但罗尔斯的理论也面临着双重困境：其一，学界对其“原初状态”“无知之幕”等前提预设的理想化与非现实性的普遍质疑，阿马蒂亚・森更是将其归为“先验制度主义”，对其理论证成与实践可行性作出双重否定；其二，麦金太尔提出的根本性追问构成了对道义论的核心挑战：普遍化的道义规则如何转化为社会成员的自觉认同与恒常践行？遮蔽了道德主体及其目的性价值的规范体系，何以实现其伦理意义？伦理学究竟是因规则而有意义，还是因人对美德的追求而获得内在价值？

另一方面，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等著作中提出核心论断：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道德谋划”已然彻底失败，失败的核心根源在于，现代道义论背离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传统，试图以单一、普遍的规则体系应对人类道德生活不可公度的多样性与差异性。麦金太尔的论证基于两大理由：第一，人类的道德理性是包含特殊多样性的“复数”概念，不同个体身处不同的历史情景、社群与文化传统，具有不同的生活目的与角色承诺，不存在普遍同一的道德观念；第二，伦理学的核心是引导人从“偶然所是的人”向“实现其本质性而可能所是的人”转化，必须以“终极目的”为核心，而这正是被现代道义论所遗忘的关键。由此，麦金太尔提出复兴“托马斯主义的亚里士多德式美德伦理”，以此作为现代道德困境的替代性方案。

麦金太尔的理论深刻揭橥了现代道义论的根本局限，但其方案同样面临核心难题：成型于前现代社会的古典美德伦理，能否成功适配现代社会的公共化结构转型？又该以何种路径重返现代社会？这一问题构成了论文后续理论建构的核心起点。

三、证成一种现代美德道义论

论文指出，罗尔斯与麦金太尔的理论互为镜像、各有得失。罗尔斯洞悉现代社会的公共化转型，建构了适配现代民主社会的制度正义体系，却遗漏了道德主体的目的性价值；麦金太尔坚守了人的终极目的与美德的本体地位，却低估了现代社会对公共规范与普遍道义的核心需求。基于此，论文提出了整合二者优长的现代美德道义论，既突破传统美德伦理的特殊主义藩篱，又弥补普遍道义论的主体目的论缺失，实现美德与道义、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内在贯通。

首先，现代美德道义论着眼于突破现代社会“公私二分”的僵化对立。论文指出，公私领域的二分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既划定了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边界，确立了现代人的消极自由与平等权利，又明确了个体道义承诺的伦理边界，为美德伦理提供了道德实在论支撑。但僵化的公私二分也造成了严重的伦理困境：隔断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内在链接，导致公德与私德的割裂、人格同一性的断裂，催生了大量“道德两面人”现象。

美德伦理本身蕴含的二位一体式结构，正是贯通公私领域的核心桥梁。这一结构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面向：一是作为美德本体的人格同一性美德，即威廉斯所言的“人之为人”的“好人”美德，是个体人格的本体性善；二是作为特定伦理角色的角色美德，即“好+”的特定身份美德（如好父亲、好公民、好官员）。二者是同一道德主体在不同生活场景中的一体两面，人格同一性美德是角色美德的根基，角色美德是人格同一性美德的具体实现。这一结构既可以跨越私德与公德的截然二分，实现人生目的的统一与人格的价值认同，又可以同时规避麦金太尔式激进特殊主义的局限，兼容罗尔斯式普遍主义道义论对公共规范的伦理要求。

在前述分析基础上，论文证成了现代美德道义论的两大核心命题。

第一，人格目的主体何以同时成为社会道义责任主体？ 论文从三个维度作出论证：一是主体同一性原则，人格目的主体与角色伦理主体是不可二分的同一主体，个体人格目的的实现，必须通过承担不同社会角色、履行角色义务的道德实践来完成，不存在脱离具体社会角色的抽象人格；二是目的与责任的不可分割性，人作为“依赖性的理性动物”，其人格目的的实现必须依赖特定的社会条件与他人的协作，唯有充分承担伦理与社会责任，才能实现自身的美德成就，角色责任承担的充分性与人格美德的卓越性呈正相关；三是本体优先性与实践统一性的协调，人格目的在道德形而上学层面具有本体优先性，但这并非实践层面的先后与轻重之分，正如康德“人是目的”的终极原则与“为义务而义务”的道义要求具有内在统一性，目的优先性不否定道义承担的内在价值。

第二，目的与道义在现代美德道义论中的内在关系。论文明确，二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以人格同一性为根基的融贯统一体：人格美德的终极目的（人的自我实现与幸福生活）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是激发道德行为的终极动因与最终归宿；而公共道义与规范责任并非外在于主体的强制约束，而是美德实现的必要路径与内在构成要素。现代美德道义论既坚守了目的论对人的内在价值与生活目的的终极关切，又吸纳了道义论对公共秩序与普遍责任的核心主张，实现了两大范式的有机整合。

针对“忠孝不能两全”的道德两难对理论融贯性的挑战，论文指出，这一困境是特殊情景下的例外情形，而非道德常态，不构成对理论的实质性挑战：其一，两难具有时间性限定，其核心是无法“同时”完成两种义务，撤除时间限定后，个体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充分实现不同角色的美德要求；其二，两难仅发生在“道德非常时刻”，属于人类道德实践的边缘性难题，无法否定常态下人格美德与角色美德的内在统一；其三，无论是“忠”还是“孝”，本质上都是个体人格美德与角色美德的统一实践，二者在成就“人之为人”的终极目的上具有根本一致性，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

本号认为，万俊人教授提出的“现代美德道义论”设想不仅具有深刻的学理创新意义，对于方兴未艾的应用伦理研究和实践也有重要指导作用。学界应进一步追踪这项研究，思考诸如“如何在应用场景中贯彻现代美德道义论”“现代美德道义论主张是否可算法化”“以现代美德道义论作为理论尺度开展人机价值对齐的前景和限度何在”等问题研究。

来源：做伦理学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5_dd0MH1g-WKvpJ47HsYNA
编辑：王昕越

【案例】

希腊的身体，东方的口音：你不能忽视的斯多葛主义

编者按

在西方古典哲学研究的长河中，斯多葛主义（Stoicism）始终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谜题。作为希腊化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它虽然使用希腊语写作，运用希腊的逻辑工具，但其精神内核却与传统的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主义有着微妙而深刻的断裂。这种“另类”的气质——强调绝对服从、神圣律法与宿命——引发了学界长久的争论。

其中，由德国古典学家马克斯·波伦茨（Max Pohlenz）等人极力推崇的“闪米特假说”（The Semitic Hypothesis），这是理解这一哲学流派的一把独特的钥匙。

这个假说极具魅力地指出：斯多葛主义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独特的面貌，是因为其核心成员大多具有闪米特（Semitic）血统或深受腓尼基、巴比伦文化的影响。

一、 地理成分：一群“非希腊人”的雅典征服

如果我们摊开一张公元前3世纪的地中海地图，标出早期斯多葛学派核心人物的出生地，一幅惊人的图景便会显现：这支即将在雅典大放异彩的哲学队伍，几乎完全是由“东方人”组成的。

斯多葛派的创始人芝诺（Zeno），来自塞浦路斯的基提翁（Citium）。这并非一座纯粹的希腊城市，而是一个深具腓尼基文化底蕴的殖民地。在《名哲言行录》中，芝诺的老师克拉特甚至戏谑地称他为“小腓尼基人”（Phoinikidion），这不仅暗示了他的外貌特征，更暗示了他在雅典人眼中的异乡人身份。

继芝诺之后，体系的集大成者克律西波斯来自靠近叙利亚的奇里乞亚；斯多葛中期领袖第欧根尼来自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那是巴比伦文化的腹地；而安提帕特则来自塔尔苏斯。

这一连串的地理坐标表明，斯多葛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雅典城邦内部自然演化的产物，而是一股从东方吹向希腊的强劲季风。

二、 哲学内核的“闪米特化”：从理性思辨到绝对信仰

波伦茨认为，这些哲学家将一种特有的“闪米特精神”注入了希腊哲学的血管中，使得斯多葛主义在神学、伦理和宇宙观上发生了质的偏移。

在神学观上，希腊传统的众神往往是像人一样有限的，或者是亚里士多德笔下那个冷漠的、纯粹理性的“不动的推动者”。然而，斯多葛派口中的“宙斯”或“逻各斯”，却更像是一位全能的、无所不在的东方君主。克雷安德著名的《宙斯颂》虽以希腊语写成，但其精神气质却与《旧约·诗篇》有着惊人的共鸣。它不再是对理性秩序的冷静分析，而是充满了对神绝对权力的顺服和对神意的虔诚赞美。神不再仅仅是理性的最高形式，而是拥有绝对意志的主宰。

在伦理观上，这种断裂更为明显。传统的希腊哲学追求“幸福”（Eudaimonia）和理智的愉悦，强调个人的德性圆满。而斯多葛派则引入了带有强烈律法主义色彩的概念。他们强调“义务”（Kathekon）和对“神圣律法”（Divine Law）的绝对服从。这种将道德视为“服从神的命令”，将宇宙视为一个由法律管理的巨大城邦（Cosmopolis）的观点，与古代近东的律法传统（如汉谟拉比法典精神）以及犹太教的律法精神遥相呼应。在斯多葛看来，人的最高德性不在于思辨的快乐，而在于顺从宇宙大君的律令。

此外，在宇宙观上，斯多葛派对占卜（Mantike）和宿命论的执着，也显露出巴比伦文化的底色。当伊壁鸠鲁派嘲笑预兆时，克律西波斯却在为占卜辩护。这种对星象、预兆和宿命的关注，反映了迦勒底智慧中万物互通、天人感应的深刻信念，这与传统的希腊理性主义格格不入。

三、 语言与形式：双语者的思维印记

这种文化的异质性甚至渗透到了语言风格之中。语言学家敏锐地发现，芝诺和克律西波斯的希腊语虽然流利，却往往缺乏雅典本土哲学那种行云流水的优雅与细腻。他们创造了大量生硬、直白甚至晦涩的新词，这种风格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双语者”特征——即用希腊语的词汇去强行包裹闪米特语系的思维方式。这种语言上的“硬度”，恰恰对应了其哲学思想中那种严峻、不妥协的气质。

四、 结语：希腊化精神的综合与罗马的共鸣

尽管“闪米特假说”曾面临种族决定论的指责，但现代学者如布雷耶等人以更审慎态度指出，这并非简单的“东方取代西方”，而是一种伟大的综摄（Syncretism）。

斯多葛派并没有抛弃希腊的逻辑与辩证法，他们保留了希腊哲学的“形式”，却注入了东方的“精神”。这正是希腊化时代的本质：赫拉克利特的火与巴比伦的宿命、麦加拉的逻辑与腓尼基的律法，在这一体系中熔为一炉。

正是这种独特的混合气质，使得斯多葛主义在后来的罗马大获成功。对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和在动荡世界中寻求安身立命的普通人来说，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太过遥远，伊壁鸠鲁式的享乐太过轻浮。唯有斯多葛主义中那种带有闪米特色彩的“绝对服从”、“神圣律法”以及面对宿命时的坚忍，完美契合了罗马人崇尚秩序、法律与义务的民族性格。

综上所述，斯多葛主义是东西方文明在思想史上的一次壮丽相遇。正如那句著名的格言所总结的，斯多葛主义也许拥有一个“希腊的身体”，但其灵魂深处，却永远操着一口“东方的口音”。

Max Pohlenz 关于斯多葛学派“闪米特精神”（Semitic spirit）影响的著名论断，出自他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

德语原版书名：Die Stoa: Geschichte einer geistigen Bewegung

中文直译： 《斯多葛：一场精神运动的历史》

出版信息： Vandenhoeck & Ruprecht 出版社，哥廷根 (Göttingen)。第一卷出版于 1948 年，第二卷（注释卷）出版于 1949 年。

在这部著作中，Pohlenz 试图为斯多葛主义的独特性质寻找根源。他将斯多葛主义视为两种精神力量的综合：

1. 希腊精神（Hellentum）： 贡献了逻辑、理性和智性的思辨形式。

2. 闪米特精神（Semitismus）： Pohlenz 认为，芝诺（Zeno）作为腓尼基人（Phoenician），其内在的精神气质与纯粹的希腊人不同。他将斯多葛派强调的“意志”（Willenshaltung）、“绝对服从”（absolute obedience）以及对命运的宗教式态度，归结为闪米特文化背景的影响。

学术提示： 虽然这部著作是斯多葛研究的经典，但“闪米特假说”在二战后的学术界（特别是英美学界）受到了很多批评，被认为带有当时德国学术界流行的“种族心理学”（Völkerpsychologie）色彩，将哲学观点过度简化为民族性格。现代学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的“综摄”（Syncretism），而非单纯的血统决定论。

来源： DrYao的学术圈内圈外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P2yfvi1aTgqbcgtiWKcAA

编辑：赵牧云

【案例】

追忆作为伦理学家的哈贝马斯

来源：贵州大学哲学学院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mDp-cXJ6CPhe4biRxRQiA

编辑：金语垚

【案例】

李建华丨韧性社会的韧性伦理

摘要：随着“进步时代”向“韧性时代”的重大转型，社会治理中的韧性要求越来越明显，韧性社会正在形成，并表现出共生性、包容性、适应性、协调性等特性，这些特殊的伦理性交织在一起，就形成韧性伦理。伦理韧性与韧性伦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韧性社会伦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只不过伦理韧性强调伦理体系自身抵御风险、适应变化的能力，注重外部冲击下的稳定性与调适性，而韧性伦理则强调伦理体系的支撑作用，注重如何为社会应对风险提供价值引领、行为规范与动力支持。韧性社会的伦理秩序由伦理理念秩序、伦理规范秩序、伦理关系秩序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构成，这三个层面共同形成了韧性伦理秩序的完整体系，分别承担着伦理上的价值引导、行为约束、关系协调的功能。

关键词：韧性；韧性社会；韧性伦理；风险社会；治理

原文出处：李建华.韧性社会的韧性伦理[J].求索,2026(1):131-142.

在全球化浪潮与风险社会叠加的当代语境下，传统社会治理模式面临复合型危机的严峻挑战。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跨区域蔓延，到极端气候灾害对产业链的冲击，再到技术变革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各类不确定性因素已构成现代社会运行的常态背景，这意味着当今世界正发生着由“进步时代”向“韧性时代”的重大转型。在此背景下，“韧性”已成为高频词，被广泛用于风险管理、社会治理、经济建设、国际交往等领域。可见，“韧性”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概念，而成为各国应对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抑或需要从韧性视角来重新审视高效的“进步时代”。因为，“从进步时代到韧性时代的巨大转变，已经触发我们在如何看待周边世界这一点上，在哲学、心理学意义上的广泛调整”。这种视角的调整，意味着韧性社会的建设迫在眉睫。而韧性社会的建构，不仅需要完善的制度框架、高效的技术支撑与充足的资源储备，更需要与之适配的伦理体系作为价值根基。这种伦理体系并非静态的伦理准则集合，而是能够在风险冲击下自我调适、在矛盾演化中动态平衡、在价值冲突中凝聚共识的韧性伦理。韧性伦理既为韧性社会提供价值导向，又在社会应对风险的实践中不断丰富自身内涵，二者形成相互塑造、协同演进的辩证关系。深入探讨韧性社会的韧性伦理，不仅是摆脱当代社会风险治理困境的理论需要，更是推动社会发展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适应转型的实践要求。

一、韧性社会的伦理特性

“韧”字最早出自《管子·制分》，原文为：“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暇则神。”就是说，用兵打仗时，攻击坚固的敌人会显得坚韧，而抓住敌人的弱点则能出神入化。“韧”字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深厚的哲学内涵，体现了刚柔并济、张弛有道的辩证思想，强调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保持灵活性，在承受压力的同时保持弹性。这种品质对于国家治理和个体完善都是非常珍贵的，以至于中国传统伦理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以协调伦理关系为主导的韧性伦理。

“韧性”（resilience）这个概念在中文翻译中有“恢复力”“复原力”“弹性”等说法，它“最早源自材料科学。例如，某种金属在压力（冲击）之下变形，此后又回到初始状态，则说明这种金属具有韧性”。后来，经济学常用韧性概念来指称遭遇经济负面冲击后反弹恢复的能力，用统计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参数回到了均值附近。从一般意义上讲，“韧性是指在冲击之后做出响应和回弹的能力”。其实，韧性的产生一般有两个前提：于个体而言是压力，于社会而言是冲击。如美国心理学会将韧性定义为“个人面对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其他重大压力的良好适应过程，即对困难经历的反弹能力”。而社会不会永远平稳发展，偶尔也会遭遇冲击，从而偏离社会运行的正常轨道和预期结果。冲击可能导致社会突变，也可能放慢社会发展进程，这就需要一定的韧性来化解冲击或危机。时下有诸多术语，如城市韧性、经济韧性、生态韧性、工程韧性、社会韧性、心理韧性、组织韧性等。这是否预示着我们已经进入韧性社会，也许仍需要认真思考。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需要韧性，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韧性社会”这个概念可以成立，那么笔者所理解的韧性社会，是作为一种能够有效抵御、吸收、转化冲击风险，并在危机后实现自我修复与升级的社会形态，具有适应性强、灵活度高、缓冲空间大、多元开放等特点，其中蕴含着独特的伦理特性。这些伦理特性并非外在于社会结构的伦理附加，而是内嵌于社会运行机制、渗透于主体互动过程、支撑着风险应对实践的核心价值特质，具体体现为共生性、包容性、适应性、协调性四个方面。

共生性意味着从个体本位到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转向。传统工业社会的伦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个体本位为核心，强调个体权利的优先性与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伦理观当然与西方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逻辑有关，在实现人的解放和推动社会高效率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割裂。而韧性社会面对的风险，源自所有社会问题都具有无边界性与连带性的特征，社会风险的传导不再受地域、阶层、族群的限制，任何一个主体的脆弱性都可能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的风险漏洞，因为“我们不能是既没有确定性也没有自由的人”。而自由的确定性与确定的自由性均需要韧性，这就决定了韧性社会的伦理必须突破个体本位的局限而转向共生性伦理。共生性伦理不是简单的主体间的互利互赢，而是在危机时的“生死与共”，前者是利益共同体思维，后者才是命运共同体思维。所以，共生性伦理首先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风险治理中的深化，生命价值至上，以生存为第一要务。只有通过国际协作、资源共享、经验互鉴，才能筑建起抵御全球风险的整体性防线。不但全球治理问题需要共生性伦理，国内治理也应如此，共生性伦理表现为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风险共担与资源互补。这就要求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应急物资生产，社会组织发挥灵活优势填补服务空白，公民自觉遵守防控规定配合公共治理，这种多元主体的协同行动，正是共生性伦理在实践中的生动写照。此外，韧性社会的共生性伦理还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体现了自然法则与伦理法则的统一。工业文明时期养成的人征服自然的伦理观，加之资本逻辑的驱动，导致了生态系统的破坏，由生态失衡引发的极端气候、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又反过来成为威胁社会韧性的风险源。“在人与自然的同质性中二者仍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并包含着相互干涉与抗争，但在整体上二者是一起生存的”。韧性社会的伦理体系正是强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将生态保护从工具性目标提升为本体性价值。这不是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被动应对生态风险，而是将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例如，中国推进的“双碳”战略，不仅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家承诺，更是将生态伦理融入社会发展规划的具体实践，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体系、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从根本上增强社会应对生态风险的韧性。

包容性意味着以尊重差异化解社会脆弱性。社会脆弱性的根源，不仅在于物质资源的匮乏，更在于制度与文化层面的排斥性。当某一群体因身份、地域、能力、收入等因素被排除在社会发展进程之外时，该群体不仅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薄弱，其潜在的不满与矛盾还可能在危机冲击下被激化，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引爆点。因此，韧性社会的伦理体系必然具有包容性特质，这种包容性不是对差异的简单容忍，而是将差异视为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度设计与文化建构，保障所有群体的平等权利与发展机会，从而减少社会内部的割裂与对立，增强社会系统的弹性。中华文明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如儒家认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道家强调“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这样的包容性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文化密码。包容性在制度伦理层面，体现为公共政策的普惠性与差异性相结合。普惠性强调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确保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平等享受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增强个体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而差异性则强调政策的精准性，针对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制定倾斜性政策，避免一刀切式的治理导致新的社会排斥。例如，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家不仅通过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还针对农村残疾人、留守老人、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制定专项帮扶政策。这些政策的背后，正是包容性伦理的支撑。因为它承认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差异，通过制度干预弥补这种差异，避免农村地区与弱势群体在风险来临时成为最脆弱的一环。在文化伦理层面，包容性体现为对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尊重。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社会，不同族群、职业、代际的群体，往往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韧性社会的包容性文化伦理，强调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通过构建对话与沟通机制，促进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理解与认同。例如，在我国城市治理中，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融入问题，不仅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放宽落户限制，还通过开展“新市民文化节”“社区邻里节”等活动，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文化表达与交流的平台，让他们感受到城市的接纳与尊重。此外，还通过在学校教育中融入多元文化内容，培养青少年的文化包容意识，从代际传递的角度构建包容性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层面的包容性，能够减少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隔阂，增强社会凝聚力。因为包容本质上是社会宽容，而社会宽容“就是社会成员、诸集团间的相互宽容，相互平等接纳，彼此对异的尊重，就是社会自身的多元化存在”。有了社会包容，当危机来临时，就能够基于共同的社会认同携手应对，避免因文化差异而产生对立。

适应性意味着伦理规范具有自我调适功能。韧性社会的伦理适应性特征体现在其面对外部冲击时，不仅能够依靠制度化的刚性结构维持形式上的完整，更能够通过深植于日常生活的伦理纽带激发共同体成员间的守望相助，从而在动荡中保持内在的凝聚力与生命力。现代社会侧重追求效率，由此凸显了预测的重要性，但事物的复杂性让预测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人类面临由预测到适应的转变。“毕竟，适应是所有物种在不断发展的世界中对不可预测的变化加以调整的方式。”当社会风险不断加大的时候，适应性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当然，这种韧性并非一种静态的稳固，而是一种动态的、能够吸收扰动并进行自我调适的有机过程。“适应的触发机制隐含两种内生力量，即创造力与维持力”，本身就是有韧性的表现。在当今世界处于多变、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时代背景下，重拾伦理韧性就十分必要，它使得社会共同体在遭受冲击时，能够避免因契约联结的暂时失效或制度的暂时失灵而走向撕裂，从而维系其作为整体的生命体存在。伦理韧性的深层理据在于，它并非完全依赖于外部强加的规则或应急措施，而是根植于共同体内部长期积淀的、被成员普遍认同并内化为行为惯性的生命原理。这种原理将分散的个体联结成一个具有内在交互作用的整体。它常常通过非正式的、弥散在日常伦常中的伦理规范发挥作用，以一种近乎不知的、日用而不觉的方式，在危机时迅速激活共同体成员间的相互责任与关怀。这就如同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其适应性不仅来自有意识的规划，更来自系统内部各元素之间基于同理律的相互影响与支撑。这种同理律使得伦理与物理世界、个体心理、社会法理乃至艺术审美之理相互关联、彼此渗透，共同构成了维系社会的精神隐力。因此，韧性社会的伦理表现，往往不是对一套抽象道德律令的严格遵循，而是一种在不确定性中如何共同生活的实践智慧，一种在面对善的脆弱性与道德运气时的从容态度，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伦理觉悟。历史地看，中华农耕文明所展现出的强大发展韧性，为我们理解伦理适应性提供了深厚的文明注脚。其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共同塑造了一种能够跨越数千年风雨而绵延不绝的伦理韧性根基。这种韧性并非僵化不变，而是体现在尊古不复古的自我革新之中。借鉴、吸纳、改良、重构等方式，将异质文化基因融入主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伦理的适应性变化，其微观机制往往始于道德个体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调适。道德并非先验的、一成不变的僵硬教条，而更像是一种嵌入具体社会关系与文化网络中的隐秩序。当社会转型带来新的生存方式与交往模式时，个体首先会基于自身的道德感知与需求，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尝试调整其行为规范与价值判断，寻求新的平衡点。这个过程并非总是线性的进步或退步，而更可能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的转型与适应。特别是当20世纪的现代性遭遇严重挑战时，“进步的信念常常落空，而完美可能性的意识也逐渐减弱了”。个体间的道德适应逐渐汇聚，通过群体性的互动与磨合，形成新的道德默契与底线共识，这就为个体提供了道德上的安全感与归属感。最终，在社会层面，这种适应旨在推动伦理共同体从基于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合作模式，向更具开放性的、面向陌生人的命运共同体模式演进。这意味着韧性社会的伦理纽带，需要超越传统社群的边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建立起休戚与共、性命相依的伦理关联，这正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刻契合。韧性社会的伦理适应性特征，本质上是一种在动态平衡中维系共同体生命力的智慧。它深植于文明的传统与记忆，展现于对变化的创造性回应，最终实现于个体、群体与社会在伦理层面的协同演进。这种适应性使得社会在面对不可避免的冲击与不确定性时，不仅能够顽强地恢复原状，更有可能在经历创伤后实现某种程度的成长与升华，将危急时刻所激发的宝贵道德品格与坚韧的伦理纽带，转化为日常化伦理生活的组成部分，从而使其韧性根基愈发深厚。只有适应性才能“为一个有韧性的社会奠定基础，也许是我们这个物种可以自信地迎接并拥抱未来的唯一保证”。

协调性意味着在风险应对中动态生成伦理规范。韧性社会面临的风险具有新颖性与复杂性特征。当前社会的许多风险，如人工智能伦理风险、基因编辑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都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传统伦理准则难以对其作出直接回应。同时，风险演化往往呈现非线性特征，同一风险在不同场景、不同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就要求韧性社会的伦理体系必须具备协调性特质，即不再将伦理视为脱离实践的抽象原则，而是将其视为在风险应对实践中动态生成、不断完善的活的规范，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立体式、多回合协调，最终实现利益的大致均衡。这种协调性首先体现为伦理准则的问题导向，也就是伦理规范的制定不再源于抽象的理论推演，而是源于对具体风险问题的回应。例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歧视、数据隐私泄露、就业替代等伦理问题日益凸显。面对这些新问题，传统伦理中的公平、正义、隐私等概念需要被重新诠释。算法公平不再是结果均等，而是算法透明与机会均等的结合。数据隐私保护不再是绝对保密，而是在数据利用与隐私安全之间寻找平衡。许多国家与国际组织制定的人工智能伦理指南，如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中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正是基于对这些具体实践问题的研究，将抽象的伦理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如要求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应遵循可解释性原则，禁止在招聘、贷款等领域使用可能导致歧视的算法，明确数据收集与使用的知情同意原则。这些伦理规范的形成过程，就是伦理从抽象走向具体、从静态走向动态的不断协调与修复过程。协调性还体现为伦理主体的参与性。韧性社会的伦理不是由少数专家或精英自上而下制定的，而是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在实践中共同建构的。例如，在应对网络谣言这一风险时，伦理规范的形成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明确谣言传播的法律责任，同时通过官方平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引导公众理性判断；企业通过技术手段识别与拦截谣言，同时制定社区公约，规范用户的信息发布行为；社会组织通过开展科普宣传，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公众则在实践中通过辨别信息、抵制谣言、传播真相，形成人人参与的伦理监督氛围。这种多元主体的参与，使得伦理规范不再是外部强加的约束，而是多主体通过协调利益关系而达成的基本共识，从而增强了伦理规范的执行力与生命力。这种“生成性”的伦理规范与“既定性”的伦理规范稍有不同，前者表现为在生活体认中产生韧性，后者仅仅是外在约束的刚性要求。

二、伦理韧性与韧性伦理

韧性社会的伦理特性仅仅意味着韧性社会具有某种伦理上的依赖性，而对伦理韧性与韧性伦理关系的探讨则是基于伦理自身在韧性社会中可能产生新的存在样态。伦理韧性（ethical resilience）与韧性伦理（resilient ethics）是两个密切相关但内涵不同的概念。伦理韧性强调伦理体系自身抵御风险、适应变化的能力，是从伦理作为系统的视角出发，考察其在外部冲击下的稳定性与调适性；韧性伦理则强调伦理体系对社会韧性的支撑作用，是从伦理作为资源的视角出发，考察其如何为社会应对风险提供价值引领、行为规范与动力支持。二者既存在本质区别，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韧性社会伦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伦理韧性是社会系统的伦理隐力。伦理不同于法律，常常是以柔性的隐力而存在，是“驱使我们追求信任及与他人保持有意义联系的力量；驱使我们寻找意义及与超越自身事物保持联系的力量”。伦理韧性源自这种隐力，也就意味着伦理本身有韧性，是社会系统在面对外部冲击与内部矛盾时，其伦理体系所具备的维持自身稳定、修复伦理裂痕、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是社会韧性在伦理维度的具体呈现。它如同社会系统的伦理免疫系统，既能够抵御风险对伦理秩序的侵蚀，又能在伦理失衡后启动自我修复机制，确保社会在动荡或下滑中保持相对稳健，不迷失方向。

从构成要素看，伦理韧性主要由伦理共识的强度、伦理规范的弹性与伦理实践的活力三部分组成。首先，伦理共识是伦理韧性的核心，它体现为社会成员对基本伦理理念的普遍认同。有无共识是伦理生活的“底线”逻辑，即便在许多问题上存在认识差异，但在社会的基本是非观、善恶观上有共识，任何时代都摧毁不了，这就是伦理韧性。当社会面临重大危机时，如疫情防控、自然灾害应对等，强大的伦理共识能迅速凝聚社会力量，避免出现价值撕裂与行动涣散。反之，若社会缺乏核心伦理共识，面对风险时便会陷入各执一词的困境，这本质上是伦理韧性不足的表现。

其次，伦理规范的弹性是伦理韧性的关键支撑。伦理规范并非僵化的教条，而是需要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以适应不同场景下的伦理需求。这种弹性并非对伦理原则的背离，而是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对规范适用范围、实施方式的灵活优化。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例，传统伦理规范难以覆盖算法歧视、数据隐私、自动驾驶伦理等新问题，若固守旧有规范，要么导致技术发展受阻，要么引发新的伦理危机。而具备弹性的伦理规范体系，会通过建立伦理审查机制、动态修订制度，在鼓励技术创新的同时，及时弥补伦理监管的空白。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中关于数据主体权利的规定，既明确了数据隐私保护的核心原则，又允许企业根据不同行业特性制定具体实施细则，这种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规范模式，正是伦理韧性在制度层面的典型实践，它确保了伦理规范既能应对当下的伦理挑战，又能为未来的技术变革预留空间。

最后，伦理实践的活力是伦理韧性的现实载体，这是由伦理的实践理性决定的。伦理韧性并非停留在理念层面的抽象概念，而是通过社会成员的日常实践得以体现与强化。这种实践活力既包括个体层面的道德自觉，也包括组织层面的伦理行动。在个体层面，伦理实践的活力表现为人们在风险场景下的道德选择能力，如面对公共资源短缺时，是否愿意主动分享；面对他人困境时，是否愿意伸出援手。这种日常化的道德实践，如同伦理韧性的练兵场，不断增强社会成员的伦理判断力与行动力。在组织层面，伦理实践的活力则体现为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将伦理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能力，如企业在遭遇市场危机时，是否坚持不裁员、不欠薪的伦理承诺；社会组织在灾害救援中，是否秉持公平分配物资的伦理原则。这些组织层面的伦理实践，不仅能直接缓解危机带来的冲击，更能向社会传递伦理信心，进一步强化整个社会的伦理韧性。

从功能上看，伦理韧性对社会系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风险预警、危机缓冲与灾后修复等方面。社会风险需要预警，而伦理韧性通过伦理敏感性提前感知潜在的伦理风险。社会中的伦理共同体、智库机构等主体，会基于核心伦理原则，对可能引发伦理冲突的政策、技术、行为进行预判，如对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导致的伦理鸿沟的警示，对平台经济中算法剥削问题的揭露，这些预警行为能促使社会提前采取应对措施，避免伦理危机的爆发。一旦出现危机就需要缓冲，伦理韧性通过伦理凝聚力减轻危机对社会系统的破坏。当危机发生时，伦理共识会转化为集体行动的动力，伦理规范会约束个体与组织的极端行为，如在自然灾害中，互助互救的伦理观念会促使人们自发组织救援，公平分配的伦理规范会避免物资争夺，这些伦理力量能有效降低危机的社会成本，防止危机向更深层次扩散。人类社会难免出现各种灾害，伦理韧性可以通过伦理重建推动社会系统恢复稳定。社会危机往往会打破原有的伦理秩序，导致信任缺失、道德冷漠等问题，而伦理韧性则能通过重建伦理共识、修复伦理关系，帮助社会重拾信心，体现为人类一种强大的复原力（resiliency）。创伤可以带来智慧，“我们人类有在极端经验中实现自我转变的与生俱来的能力，而且这种转变将使我们受用终生”。如地震灾后的社区重建中，通过组织、邻里互助小组、伦理宣讲活动，不仅能加快基础设施的修复，更能重建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让社会系统在伦理层面实现真正的复苏。

韧性伦理是社会韧性的伦理方法论。特定的时代有特定的伦理方法论。在进步时代，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一切以追求效率为伦理方法。“在进步时代，空间是被动的自然资源名词，治理则把大自然作为财产进行管理的代名词。而在韧性时代，空间由地球的各个‘圈层’组成，它们相互作用，建立起地球演化的过程、模式和流动”。如果说伦理韧性是社会系统的伦理抗逆力，那么韧性伦理则是构建这种抗逆力、支撑社会韧性的伦理方法论抑或形成伦理新形态。“有韧性的社会需要努力带领所有人共同发展”，其机制是社会凝聚力和共同身份认同，由此形成韧性伦理。这种方法论是一套以韧性为核心价值导向，以应对风险、适应变化、促进发展为目标的伦理理念、原则与规范的总和，为韧性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明确的伦理指引与行动框架。

在理念上，韧性伦理以动态平衡、多元共生、责任共担为核心内涵，突破了传统伦理的静态思维与单一视角。动态平衡理念强调伦理体系应与社会系统的变化保持同步，在稳定与变革之间寻找平衡点。传统伦理往往更注重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对变革持谨慎甚至排斥的态度，而韧性伦理则认为，社会系统的韧性恰恰体现在对变化的适应能力上，因此伦理理念也需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例如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传统家庭养老的伦理理念已难以满足社会需求，韧性伦理则倡导“家庭—社区—社会”协同养老的伦理观念，既尊重传统家庭伦理，又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实现了伦理理念的动态更新。多元共生理念则强调尊重不同群体、不同文化的伦理差异，在差异中寻求共识。韧性社会是一个多元包容的社会，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必然存在差异，韧性伦理不追求单一化的伦理标准，而是通过构建最低伦理共识，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多元共生。责任共担理念则明确了不同主体在韧性社会建设中的伦理责任，打破了传统伦理中责任集中化的局限，真正实现了从协作到合作的伦理转变。因为“合作本身就意味着它是差异的共存”，而“合作治理又是催生多元主体的基础性力量”。传统伦理往往更强调政府、精英阶层的伦理责任，而韧性伦理则认为，社会韧性的构建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所有主体的共同参与，每个主体都应承担与其角色相匹配的伦理责任。如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韧性伦理要求政府承担制定政策、引导方向的责任，企业承担减少排放、绿色生产的责任，公众承担低碳生活、节约资源的责任，这种责任共担的伦理理念，能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形成应对风险的合力。没有合力，就没有韧性。

在原则上，韧性伦理包含注重风险预防、公平分配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这些要求为韧性社会的伦理实践提供了基本遵循。风险预防是韧性伦理的首要原则，它要求社会主体在面对潜在风险时，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而非被动应对。这一原则突破了传统事后补救的伦理思维，强调防患于未然的伦理责任。例如，在城市建设中，韧性伦理要求城市规划者充分考虑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的风险，在建筑设计、基础设施建设中融入防灾理念，如建设海绵城市、加固建筑抗震等级，这些预防措施虽然会增加短期成本，但从长远来看，能大幅提升城市的抗风险能力，体现了预防优先的伦理智慧。公平分配资源是韧性伦理的价值核心，它要求在风险分配、资源配置、权利保障等方面实现公平，避免因分配不公加剧社会脆弱性。在韧性社会建设中，作为韧性伦理的公平分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风险转移的公平，即避免将风险集中转移到弱势群体身上；二是资源配置的公平，即在危机应对中，确保救援资源、公共服务能平等惠及所有群体。“韧性对可持续发展而言必不可少，它能防止个人或社会在遭受冲击时跌下悬崖。”可持续发展原则是韧性伦理的长远导向，因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不仅注重同代的横向的人际伦理，而且关注世代之间的人际伦理，即要建立起纵向的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平等的协调的伦理关系”，实现代际公平。韧性社会并非只关注短期的抗风险能力，而是追求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韧性伦理将代际伦理纳入核心原则，如在资源开发中，坚持适度利用的原则，避免过度开采导致资源枯竭。

从实践上，韧性伦理通过引导政策制定、规范组织行为、塑造个体道德等途径，将伦理理念与原则转化为具体的社会行动。韧性伦理要求政策设计必须融入伦理考量，将韧性与伦理作为政策制定的双重导向。例如，在社会保障政策中，不仅要考虑政策的抗风险能力，如增强失业保险的保障力度，还要考虑政策的伦理公平性，如确保困难群体能获得基本生活支持。韧性伦理还要求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将伦理韧性纳入组织发展战略，建立伦理韧性管理体系。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将伦理风险纳入风险管理范畴，如建立供应链伦理审查机制，避免因供应商的伦理问题导致企业危机；在危机应对中，坚持伦理优先的原则，如在企业面临经营困难时，优先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而非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对社会组织而言，这意味着将伦理规范融入组织运作的全过程，如在灾害救援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优先保障受助者的生命安全与尊严。在个体道德层面，韧性伦理通过道德教育、社会宣传，培养个体的韧性道德品质，如责任意识、互助精神、适应能力。事实上，引导政策制定、规范组织行为、塑造个体道德形成了韧性伦理跨越时间的结构化，表现出行动者在互动系统的再生产中利用了结构化手段，并借用同样的手段再构成系统的结构化特征。

当然，伦理韧性与韧性伦理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只不过前者强调伦理的一个重要特性，后者则强调伦理在特定条件下的突出形态。一方面，韧性伦理是伦理韧性形成的前提与基础。没有韧性伦理的引导，伦理韧性就会失去方向，难以形成稳定、可持续的抗逆力。韧性伦理通过构建核心伦理理念、明确伦理原则、制定伦理规范，为伦理韧性的培育提供了价值框架与行动指南。另一方面，伦理韧性是韧性伦理的检验标准与发展动力。伦理韧性的实际表现，能直观反映韧性伦理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时也能为韧性伦理的完善提供实践反馈。如果在面对风险时，社会的伦理韧性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如伦理秩序保持稳定、伦理冲突得到妥善解决，这就说明韧性伦理的理念与原则符合社会实际需求。反之，如果伦理韧性不足，如出现伦理失序、道德冷漠等问题，则提示韧性伦理需要根据实践情况进行调整与优化。同时，伦理韧性的提升也能为韧性伦理的传播与实践创造更好的条件。当社会具备强大的伦理韧性，能够有效应对风险时，社会成员会更加认同韧性伦理的价值，从而主动参与韧性伦理的实践。这种实践，特别需要一种针对后果的伦理预防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动机遏制，具有韧性的伦理可以提供预测的内在理由。此外，伦理韧性与韧性伦理在实践中还呈现出协同互动的关系。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韧性伦理为伦理韧性的发挥提供指引，而伦理韧性的发挥又能进一步强化韧性伦理的影响力。伦理韧性通过组织动员、资源调配、行为约束等方式，有效抵御了风险对社会伦理秩序的冲击，这种成功实践又让更多人认同韧性伦理的价值，进一步巩固了生命至上、互助共进的伦理共识，形成了“韧性伦理引导伦理韧性—伦理韧性强化韧性伦理”的良性循环。这种协同互动关系，使得伦理韧性与韧性伦理能够共同提升，为韧性社会的建设提供持续的伦理支撑。

三、韧性社会的伦理秩序

如果我们承认韧性社会已成事实，那么构建韧性社会伦理新秩序就显得十分紧迫。伦理秩序是伦理关系的结构性存在，源于“客观交往关系及其交往规则系统的自觉意识与主观表达”。伦理秩序是社会秩序的核心组成部分，它通过伦理观念的引导、伦理规范的约束、伦理关系的协调，确保社会系统的稳定运行。在韧性社会中，伦理秩序不是止于维持社会的日常稳定，更要具备应对风险、适应变化的能力，成为社会韧性的内在骨架。构建韧性社会中的伦理秩序，需要从伦理秩序的核心构成要素出发，结合韧性社会的需求，打造稳定与灵活兼具、公平与效率统一、个体与集体协调的伦理秩序。韧性社会中的伦理秩序并非单一维度的伦理规范集合，而是由伦理理念秩序、伦理规范秩序、伦理关系秩序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构成，这三个层面共同形成了韧性伦理秩序的完整体系，分别承担着价值引导、行为约束、关系协调的功能。

伦理理念秩序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价值优先性的排序，是伦理秩序的灵魂，它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核心伦理理念的普遍认同与坚定信仰，为社会系统提供了稳定的价值导向。在韧性社会中，伦理理念秩序的核心作用是在风险与变化中为社会成员提供价值基点，避免因环境变化而出现行为方向的迷失。这种理念秩序并非僵化的单一价值观，也不是价值理念的机械“串联”排序，而是以“主要共识+多元包容”为特征的价值体系，既确保社会有统一的价值方向，又尊重不同群体的价值差异。从现实性来看，当代韧性社会的伦理理念秩序应该主要包含三个层次：基础层的生命至上理念、核心层的公平正义理念、发展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生命至上理念是伦理理念秩序的底线要求，它将人的生命安全与尊严置于最高价值位置，是韧性社会应对风险的根本价值准则。“生命重于一切，表明生命才是最高价值，也表明生命才创造最高价值；更表明生命才实现最高价值”。特别是在面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直接威胁生命的危机时，生命至上理念能迅速统一社会行动。这种理念不仅是一种道德追求，更是韧性社会维持自身存在的前提。如果一个社会在危机中放弃对生命的尊重，其伦理秩序便会彻底崩塌，社会韧性也无从谈起。公平正义理念是伦理理念秩序的核心支撑，它确保社会在风险分配、资源配置、权利保障等方面实现公平，避免因伦理不公加剧社会脆弱性。在韧性社会中，公平正义理念主要体现在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两个方面。风险共担意味着社会成员不能将风险转移给弱势群体，利益共享则意味着社会发展的成果应平等惠及所有成员。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伦理理念秩序的长远导向，它将有限度生存纳入价值体系，强调社会发展需兼顾当下需求与后代利益，是韧性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的重要保障。这就要求伦理理念秩序必须突破发展主义和短期主义的局限，树立限度生存的伦理观念。因为“限度生存构成人的世界性存在的宿命，不可忽视，更不可违背和更改”，否则，我们可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伦理规范秩序是韧性社会的行为标尺，是伦理秩序的制度载体，它通过明确的行为准则、约束机制与奖惩措施，将伦理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社会规则，引导个体与组织的行为符合韧性社会的需求。与传统社会的伦理规范秩序相比，韧性社会的伦理规范秩序具有刚性底线与柔性调整双重特征。刚性底线确保伦理规范的权威性与严肃性，防止因规范失序导致社会混乱，而柔性调整则赋予规范应对变化的能力，避免因规范僵化阻碍社会适应风险、创新发展。从规范类型来看，韧性社会的伦理规范秩序主要包括法律性伦理规范、制度性伦理规范与习俗性伦理规范三类，三者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多层次的规范体系。法律性伦理规范是伦理规范秩序的刚性底线，它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明确了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最低伦理要求，是维护伦理秩序的最后防线。这类规范通常针对涉及生命安全、公共利益、社会公平的核心伦理问题。制度性伦理规范是伦理规范秩序的中间层次，它以组织制度、行业规则、政策条例为载体，覆盖了法律性规范未能涉及的具体领域，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与灵活性。这类规范通常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主体制定，根据不同领域的风险特征与伦理需求，细化伦理行为准则。习俗性伦理规范是伦理规范秩序的基础层次，它以社会习俗、道德传统、文化习惯为载体，通过社会舆论、道德评价、情感认同等非强制方式，引导个体的日常伦理行为，是伦理规范秩序最具普遍性的组成部分。这类规范虽然不具备法律强制力与制度约束力，却能深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塑造个体的道德习惯。这些微观层面的伦理秩序，是韧性社会整体伦理秩序的基础。也就是说，只有当每个微观单元都具备伦理秩序，整个社会的伦理韧性才能真正建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类规范仅仅是从刚到柔的排序，而非重要性的排序，其所蕴含的价值对于韧性社会而言都是普遍且重要的。因为，“如果一种普遍价值同时是必要价值，那么它才是人们所寻求的真正重要的普遍价值”。

伦理关系秩序是韧性社会的联结纽带，是伦理秩序的实践体现，它通过协调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伦理关系，构建起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社会网络，即社会韧性的情感基础与行动网络。在韧性社会中，伦理关系秩序的主要特征是平等互动、协同共生。它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单向依赖的关系模式，构建起多元主体之间的双向支撑网络，确保在风险来临时，社会网络能够快速动员资源、传递信息、协同行动，减少风险带来的冲击。从关系类型来看，韧性社会的伦理关系秩序主要包括个体间伦理关系、个体与组织间伦理关系、组织间伦理关系三类，三者共同构成了立体的社会伦理关系网络。个体间伦理关系是伦理关系秩序的微观基础，它体现为个体之间基于信任、互助、尊重的互动模式，是社会凝聚力的直接来源。在韧性社会中，个体间伦理关系的核心是互助共生，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亲属、朋友等亲密群体中，更延伸到陌生人之间，形成泛化的互助网络。个体与组织间伦理关系是伦理关系秩序的中观纽带，它体现为个体与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等组织之间的信任与责任关系，是社会资源分配、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保障。在韧性社会中，个体与组织间伦理关系的核心是双向责任。一方面，组织需承担对个体的伦理责任，保障个体的合法权益，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服务；另一方面，个体需履行对组织的伦理义务，遵守组织的合理规则，参与组织的共同行动。组织间伦理关系是伦理关系秩序的宏观支撑，它体现为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等组织之间的协同与合作关系，是社会应对重大风险、实现整体韧性的关键。在韧性社会中，组织间伦理关系的核心是协同共生，即不同组织基于共同的伦理目标，整合资源、分工协作，形成应对风险的合力，避免因各自为政导致的资源浪费与行动低效。

构建韧性社会中的伦理秩序，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面临多重现实挑战。这些挑战既源于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化、风险类型的日益复杂，也源于伦理理念的多元碰撞、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准确识别这些挑战，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推动韧性伦理秩序的落地。

首先，是伦理理念的多元碰撞与共识困境。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与全球化的推进，不同文化、不同群体的伦理理念在同一社会空间中交汇碰撞，导致传统的伦理共识逐渐弱化，新的核心伦理共识难以快速形成，这给韧性社会伦理秩序的构建带来了共识困境。这种困境主要体现在由价值多元导致的共识分散与利益分化导致的共识对立。从价值多元来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伦理观念与现代伦理观念不断碰撞，形成了多元并存的伦理格局。这种价值观念的差异，使得社会难以形成统一的伦理共识，特别是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往往会因价值取向不同引发争议。这种共识分散的状况，会削弱伦理理念秩序的引导作用，使社会在面对风险时难以形成统一行动，从而影响社会韧性。从利益分化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存在显著差异，甚至出现利益冲突，这导致伦理共识的形成面临利益壁垒。这种因利益分化导致的共识对立，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伦理冲突，破坏伦理秩序的稳定性，甚至可能激化社会矛盾，降低社会的抗风险能力。

其次，是风险类型的复杂多变与规范滞后。当今社会风险类型日益复杂，既有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传统风险，也有技术风险、制度风险、全球化风险等新型风险。这些风险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跨界性的特征，使得传统的伦理规范难以快速适配，出现规范滞后问题，给韧性社会伦理秩序的构建带来挑战。所谓“规范滞后”，就是传统规范难以应对新型风险和静态规范难以适应动态风险。从传统规范应对新型风险来看，传统伦理规范主要针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而对技术发展、全球化带来的新型风险缺乏覆盖。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新型伦理问题，超出了传统伦理规范的调整范围，导致社会在面对这些风险时“无规可依”，只能通过临时政策或行业自律进行应对。从静态规范适应动态风险来看，传统伦理规范多以稳定社会环境为前提，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与静态性，而当今社会的风险呈现出动态演变的特征。风险类型不断迭代、风险影响范围持续扩大、风险传导速度显著加快，这使得静态的伦理规范难以跟上风险变化的节奏，出现规范空白或规范失效。这种静态规范与动态风险的不匹配，使得伦理规范秩序难以有效应对风险变化，削弱了其对社会韧性的支撑作用。

最后，是伦理实践的现实障碍与执行困境。伦理秩序的构建不仅需要理念引导与规范设计，更需要通过实践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实际行动。然而，在现实中，韧性社会伦理秩序的实践面临着个体道德冷漠、组织伦理失范、制度执行乏力三重障碍，导致伦理理念与规范难以落地，出现知行脱节的执行困境。个体道德冷漠是伦理实践的微观障碍，它体现为部分社会成员在面对他人困境、公共风险时，缺乏主动参与、互助协作的道德意愿，这直接削弱了个体间伦理关系的联结，影响社会互助网络的构建。这种道德冷漠的产生，既与社会流动性增强导致的陌生人社会特征有关，也与个体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蔓延有关。组织伦理失范是伦理实践的中观障碍，它体现为部分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违背伦理原则，突破伦理底线，破坏了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伦理关系，削弱了社会对组织的信任。制度执行乏力是伦理实践的宏观障碍，它体现为部分伦理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选择性执行”“象征性执行”等问题，导致规范的权威性受损，伦理秩序的约束作用难以发挥。

面对伦理共识困境、规范滞后、执行乏力等挑战，韧性社会伦理秩序的构建需要从理念凝聚、规范优化、实践强化三个维度发力，通过多元主体协同行动，打造理念有共识、规范能适配、实践能落地的伦理秩序体系，为社会韧性提供坚实支撑。

第一，需要凝聚理念，构建多元包容的伦理共识理念。社会伦理理念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于传统的伦理信仰，具有某种自然秩序的意味；另一方面，它是社会契约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获得韧性。因为“达成社会契约能帮助人们限制外部性的影响，克服所有个体都没有权利的丛林法则。社会契约使社会更加坚韧，继而建立更具韧性的社会契约”。摆脱伦理共识困境，关键是要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形成核心共识引领、多元理念共生的伦理理念秩序。一方面，要提炼韧性导向的核心伦理共识，将生命至上、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等确立为韧性社会的核心伦理理念。另一方面，要建立多元对话机制，促进不同群体、不同文化的伦理理念沟通，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对话中化解矛盾。

第二，需要优化规范，打造刚柔相济的伦理规范体系。人类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主要实施的是刚性制度，即“权制”与“法制”，而进入以韧性为基本属性的后工业社会，有必要建设一种“德制”。这种“德制”不同于“德治”，它是伦理与道德的制度化，具有刚性要求，但又不失为柔性渗透。应对风险复杂多变带来的规范滞后问题，需要构建刚性底线不可突破、柔性适配应对变化的伦理规范体系，通过动态修订机制与分类施策策略，确保伦理规范既能维护基本伦理秩序，又能适应风险变化。要明确刚性伦理底线，通过法律形式固化核心伦理要求，确保无论风险如何变化，基本伦理秩序不被破坏。这些刚性底线主要覆盖生命安全、公共利益、公平正义三个核心领域。要建立规范动态修订机制，针对新型风险、动态风险，及时调整伦理规范，避免规范滞后。在风险预警触发修订模式下，建立伦理风险监测平台，由政府、社会组织、专家学者组成监测团队，实时跟踪新技术、新产业、新社会现象带来的伦理风险。同时，要通过动态修订机制，让伦理规范能够快速响应风险变化，避免规范空白或规范失效，增强伦理规范秩序的适应性。要采取分类施策策略，针对不同类型的风险、不同领域的伦理问题，制定差异化的伦理规范，提高规范的精准性。通过分类施策，让伦理规范更贴合不同场景的需求，避免“一刀切”导致的规范不适配，提升伦理规范秩序的实践效果。

第三，需要强化实践，构建个体自觉、组织引领与制度保障相结合的伦理实践体系。解决伦理实践的执行困境，需要从个体、组织、制度三个层面协同发力，通过激发个体道德自觉、强化组织伦理引领、完善制度保障机制，推动伦理理念与规范转化为实际行动，形成知行合一的伦理实践秩序。在激发个体道德自觉层面，要通过道德激励与实践赋能，让社会成员主动参与伦理实践，从被动遵守转向主动践行。在完善制度保障机制层面，要通过制度刚性约束与资源支持保障，为伦理实践提供坚实后盾，避免实践落空。

总之，韧性社会中的伦理秩序，是社会抵御风险、适应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骨架。从伦理理念秩序的价值引领，到伦理规范秩序的行为约束，再到伦理关系秩序的联结纽带，三者共同构成了韧性伦理秩序的完整体系。尽管在构建过程中面临伦理共识困境、规范滞后、执行乏力等现实挑战，但通过理念凝聚构建核心共识、规范优化、提升适配能力、实践强化推动知行合一，能够逐步打造出稳定与灵活兼具、公平与效率统一、个体与集体协调的伦理秩序。这种伦理秩序不仅能维护社会的日常稳定，更能在风险来临时成为压舱石，凝聚社会力量、化解矛盾冲突、推动社会复苏，最终为韧性社会的建设提供坚实的伦理支撑，让社会在不确定性的时代浪潮中保持前行的正确方向与力量，让伦理在韧性社会中发挥自身独特的韧性协调力量。

来源：三思斋道德观察（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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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席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