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灾难事件中的歌颂叙事，越来越让人反感

1

广西抗洪，我看到两个视频。一个是蓝天救援队的一名队员站在雨里吃泡面。另一个是一名消防救援人员坐在泥地旁吃盒饭，大雨不停地往下浇。
两条视频下面，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论区。
一个账号做了控评，评论区几乎清一色:"太感动了。""致敬英雄。""泪目。另一个没有控评，于是你看到的就是另一种互联网:"秀儿，你辛苦了"、"差点被感动“。有了评论区，发现现在的网友真的是清醒。
网友们已经不吃这一套。
先说一个前提，救灾，确实很辛苦。我以前做记者的时候，跑过几次山西煤矿事故。
消防救援队员下井，一次就是几个小时。出来的时候，全身都是煤灰，一批人出来，另一批人马上进去。
有人连厚重的救援衣服都来不及脱，就端着泡面狼吞虎咽，有人靠着墙坐下，几分钟就睡着了，有时候下雨，那就在雨中吃。
救援工作，本来就是这样。因此，我并不赞同一种说法--凡是这种画面，都是摆拍--也有真的。
问题也从来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你怎么讲这个故事。这是新闻伦理的问题，也是叙事能力的问题。

救援人员当然值得报道，他们是灾难现场的重要参与者。记者可以通过他们了解救援进展、现场闲难、技术方案，也可以写他们个人的经历，这些，都是新闻。
他的辛苦，也是新闻的一部分。但只是"一部分"
2
灾难新闻最忌讳的一件事，就是把配角写成主角。
受灾群众才是主角，灾难本身才是主角，事故原因才是主角，后续追责才是主角。
至于领导、救援人员、记者，都应该服务于这个叙事，而不是反过来成为被歌颂的对象。
为什么大家越来越反感灾难报道里的“领导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亲自部署"?不是大家讨厌领导。而是大家知道，这不是自己真正关心的信息。
房子还剩多少?还有多少人失联?老人有没有药?孩子有没有奶粉?什么时候恢复供电?洪水为什么会这么严重?是谁的责任?以后怎样避免?
这些问题没有回答，却首先告诉大家"领导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读者当然会反感。
因为叙事的重心错了。
对救援人员的歌颂，也是一样。
灾难发生的时候，公众天然关注的是苦难。他们希望知道苦难，解决苦难，最后追问苦难为什么发生。
结果媒体把镜头对准一碗泡面、一份盒饭，然后配上煽情音乐，叙事一下子偏了。真正应该被关注的人，消失了，真正应该回答的问题，也消失了。

剩下的，只剩感动。可灾难，本来不是用来感动的。
灾难首先应该让人痛苦，其次让人愤怒，最后让人反思。感动，只能排在很后面。
如果把情绪导向感动，那些关于责任、制度、防范的问题，就会被冲淡。
于是，读者会本能地产生一种警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歌颂?是不是想让大家不要继续问下去了?

3
还有一个原因。现在很多歌颂新闻，做得太幼稚了，像小学生作文。

真正好的新闻，不替读者流眼泪，更不会替读者喊口号，它只负责把事情讲清楚。
剩下的情绪，由读者自己产生。
如果是我写那个吃盒饭的场景，我不会写什么"令人泪目"、"伟大”、"英雄”。
我可能只会写一句:他四处看了看，没有找到能避雨的地方，于是就在泥地旁坐下吃了起来。雨一直往下落，盒饭很快淋湿了。他没有抬头，因为那时候，他只有一种感觉--饿。
这就够了。读者自己会判断。如果他觉得辛苦，自然会心疼。如果他觉得值得尊敬，自然会尊敬。
新闻不需要替读者完成思考，更不需要替读者完成感动。
我一直推崇一种克制的、平等的叙事。
面对苦难，面对英雄，面对真情，面对领导，面对成功人士，都要克制，始终与采访对象保持平视。

4
前段时间，我写过雷军在武汉吃热干面的事情。
一个企业家去吃碗面，一个救援人员在雨里吃盒饭，并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值得为
此赋予意义
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被拔高价值，就是典型的“低级红”。
一位消防员连续救人十几个小时，不需要背景音乐。一个医生做完8小时手术，不需要字幕写着"这一刻，他是真正的英雄”。一个老师守着山村几十年，也不用旁白告诉我们应该流泪。
事实本身，就足够有力量。过度解读，只会削弱事实。
人们讨厌的不是英雄，而是造神。

我觉得，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讲故事的能力上。

真正成熟的社会，不喜欢喊，它喜欢记录。真正成熟的媒体，不喜欢煽情，它喜欢观察。真正成熟的记者，不替别人感动，他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把事情讲清楚。
而今天，很多人似乎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
他们看到领导，就忍不住献媚。看到权力，就忍不住下跪。看到宣传，就忍不住流泪。

来源：网易新闻

编辑：金语垚

七年前旧闻变今日热搜：AI不是虚假新闻的“挡箭牌”



29日，[color=rgb(87, 107, 149) !important][url=]#男子在家赤身被邻居偷拍报警[/url] [color=rgb(87, 107, 149) !important][url=]#女子拍邻居家中裸照发业主群[/url] 等话题冲上热搜，该事件为山东一男子在家赤身裸体，被女邻居拍照发到业主群提醒，而后男子反击怒斥对方违法。

多家媒体陆续发文称该事件为“近日”发生的事件，然而，细看这些报道的内容，却有诸多值得追问的地方。

一、这到底是“新闻”还是“旧闻”？

早在2019年7月，就有媒体报道称“山东济南一个男子在家里赤身裸体，却被女邻居拍下来发到了业主群，还引来了警察”。

事件地点、人物、过程都有着极高的相似性。七年前的旧事，怎么成了“近日”发生的新闻？

二、报道画面是否存在拼接和误导？

此次多家媒体的短视频报道中，都有使用一张聊天截图，图中为男子的回复：“你犯法了知道吗？法盲分子”，但该截图同样早在2019年的报道中就有出现。“男子赤身裸体”的画面亦是如此。

相反，在使用其他2019年报道未出现的画面时，多家媒体则标记上了“资料画面”。

对2019年已有的画面，不加任何“资料”标注，让观众误以为是新鲜素材；对2019年未出现的画面，反倒标注了“资料画面”，混淆了视听。

三、把AI生成内容当作“信源”，经得起推敲吗？

相较于旧闻翻新、素材拼接，更值得警惕的是本次报道的信源乱象：多家媒体直接以某媒体近期发布的AI生成短视频作为事件信源，把AI生成内容当作真实新闻素材传播。

纵观热搜传播链条，不难发现其中存在逻辑漏洞：AI根据陈年旧闻生成全新短视频内容，部分账号在未经严格的新闻核查时直接搬运、转发AI生成的内容，将七年前的旧事件变为新话题，搭配混淆视听的拼接画面，制造出虚假的“近日热点”。

值得深思的是，AI生成内容本身不具备新闻真实性，其运作逻辑是基于现有网络素材、文本碎片进行拼接重组、智能仿写，但AI却无法辨别事件真伪、甄别时间漏洞、核查事实细节。

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原始素材存在时间错误、信息偏差、内容漏洞，AI生成的内容只会延续甚至放大错误，成为虚假信息传播的“放大器”。

因此，在AI辅助生产内容的时代，生产者的把关角色非但不能削弱，反而更加关键。

四、比起“用不用”AI，媒体人更应思考“怎么用”AI

据中新网报道，今年2月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AI幻觉”案。被告李某使用AI生成一篇失实文章并发布，庭审中辩称“内容完全由AI生成，自己未作修改”。

法院的判决称：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者必须承担最终的把关责任，不能以内容为AI生成作为推卸责任的理由。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幻觉’现象难以避免，它可能流畅地输出看似合理却并不真实的信息。但技术的局限，不应成为使用者规避责任的‘避风港’。法律所关注和规制的，始终是人的行为。”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白马湖人民法庭（数据知识产权法庭）庭长倪晓花表示。

这一判例同样适用于新闻行业。正如中国广电联合会副会长田进所说：“技术从来都是双刃剑，AI也不例外。新时代新闻工作既要鼓励创新，又要防范风险；既要紧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依托AI加速媒体提质增效，又要锚定新闻真实性本源不动摇，划清红线、守牢底线。”

来源：NEWS全媒体采访与写作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BUbph2boJL2soNjcOpvKA

编辑：马丽萍

周智琛：媒体人不应丢失在场能力！

导读
过去十余年间，媒体人逐渐从公共议题的中心，退向舞台的边缘。
作为媒体人，我们应该怎么办？
从中心到边缘

媒体人边缘化的一重根由，系于时代潮水的转向。那道曾经托举过我们的浪潮，如今正以另一种力道冲刷岸线；另一重根由，则内生于媒体人自身的困顿，认知的滞后、方法的疲软、意志的犹疑，让应对之姿显得局促而苍白。

这两重困境彼此缠绕，相互倾轧。外部的逼仄加剧了内部的慌张，内部的乏力又放大了外部的压迫。它们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催迫，最终塑成了今日之格局，一种我们身处其中、却未必甘愿认领的情势。

昔日，媒体人的权威源于对稀缺通道的独占。一间会议室里的选题会，就能框定一座城市次日清晨的公共话题。而今，技术碾平了那道话语高墙，人人手握麦克风，处处都是发布席。变化之彻底，已然触达本质。当发声这件事本身已平权化，“媒体人”这个称谓，就从一种天然的职业勋章，退化为一个需要反复自证的模糊身影。

术之狂奔和道的迷失

媒体的每一次版图收缩，譬如停刊、转型、裁撤，都引来一轮又一轮充满悲情的集体追怀。

但令人动容的是，在这片不断溃退的阵地上，依然有身影选择留下。他们清醒地感知着行业的寒意，也热切地试图开出药方。他们以为想出了解决办法：做新媒体，做视频，做直播，做矩阵，做MCN，做知识付费……

这些办法，都是在术的层面打转，没有触碰到道的危机。或者说，我们一直在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却从未真正回答“为什么做”的问题。一个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的人，给再好的工具也无济于事；一个忘记了自己根本价值所在的行业，给再多的流量也只是延缓衰亡。

那么，真正的症结在哪里？我认为，媒体人边缘化的症结，不只是技术的冲击，而是根植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媒体人正在失去在场的生态和能力。

这话需要解释。什么是在场？在场不是签到，不是到场，不是去了现场拍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在场是一个存在论概念，它意味着媒体人把自己交出去，站在事件发生的现场，带着全部感官、判断和责任，承受那里的真实，然后忠实地把它讲述给不在场的人。

在场的反面不是缺席，而是旁观。缺席是身体不在，旁观是身体在但心灵不在。但我们现在的媒体充斥着旁观，坐在办公室里编稿子、刷热搜、做整合，把别人的二手信息搬来搬去，这哪里是在场？这是旁观，而且是远距离的旁观。

但我们必须直面一个更为残酷且现实的追问：如果连生存都无法维系，所谓的“道”又将附着于何种实体之上？过去十余年，我们痛斥资本的裹挟和平台的冲击，却鲜少有人真正躬身入局，去重构媒体的商业逻辑。

我们必须承认，公共性并不必然和商业性为敌，伟大的内容理应具备匹配其价值的定价权。我们之所以感到被边缘化，是因为我们一边怀念着广告黄金时代的喂养，一边却对用户付费、知识契约和服务型新闻感到陌生。

真正的道，不是对术的鄙夷，而是对术的重塑，让深度报道成为高价值的信息基建，让分析报告成为行业的决策刚需。当媒体人敢于为自己的在场明码标价，并且市场愿意为这份在场买单时，公共性才不再是脆弱的理想，而是坚固的常态。

媒体人因何而存在

在场为什么重要？这就需要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媒体人为什么存在？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对此时还在忙忙碌碌的庞大人群中的某些人来说，他们需要一个理由：为什么还需要媒体人？为什么不能让算法和自媒体取代一切？现在，我就试着给出理由。

第一个理由：我们需要媒体人，是因为真相从不主动浮出水面。

真相需要被追问、被交叉验证、被置于坐标系中审视，而这些，恰恰是算法不会做的事，是散落的个体无力完成的事。媒体人的价值，在于把碎片拼成图景，把孤证连成证据链，让真相曝光不再是个人化的偶然，而成为一种公共性的确信。

这听起来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但这个道理正在被遗忘。在我们这个时代，信息如洪水般泛滥，但真相被看见反而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每天都在发生无数的事，但绝大多数事发生了就消失了，像一滴水落进大海，没有任何回响。不是因为没有记录，记录太多了，而是因为少有人在场。少有具体的人，带着判断、情感和责任，站在事件发生的现场，然后告诉另外一些人：这件事值得公众注意。

这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史官传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他们站在君王身边，记录一切。这个传统的核心不是记录本身，而是在场。史官的价值在于他是见证者，他亲眼看见了，他有责任让后来的人知道。

司马迁在《史记》的末尾写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被引用了无数次，但很少有人注意其中的“究”字。究是什么？究是追问，是深挖，是一个人面对纷繁世象时不肯轻易放手的执着。这种执着的前提是什么？是在场。你必须先在那里，然后才能究。

但现在，这种在场正在消失。或者说，在场变成了一种幻觉。我们坐在屏幕后面，以为通过刷信息流就能了解世界，以为通过转发和评论就参与了公共生活。但这不是在场，这是旁观。

在场需要什么？需要把自己交出去，需要肉身出现在那里，需要承受现场的混乱、矛盾和不舒适，需要冒着判断错误的风险做出判断。在场是一种存在方式，不是一种信息获取方式。

杜甫写“三吏三别”的时候，是真正走在路上的。他亲眼看见了新安的吏、潼关的吏、石壕的吏，他听见了新婚妻子的哭声、垂老之人的告别、无家可归者的哀号。这不是坐在长安的书斋里想象出来的，这是用脚走出来的。

杜甫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文采，文采好的人多了，更在于他始终在场。安史之乱中，别人都在逃命，他也在逃命，但他在逃命的路上没有闭上眼睛。他看见了，他记下了，一千二百年后我们读来依然震颤。这就是在场的力量。

媒体人的危机，首先是在场的危机。当媒体人不再奔赴现场，而是守着屏幕整合二手信息，就已经放弃了见证者的身份，自甘成为一名信息搬运工。而搬运这个工种，算法做得更好、更快、更不知疲倦。

但算法永远无法成为见证者，因为它没有身体，没有嗅觉，没有心跳。它捕捉不到一场对话中突然的沉默，读不懂一个眼神里藏着的犹疑，分辨不出一句“我很好”背后的哽咽。这些正是媒体人不可让渡的领地：用人的全部感官，去面对人的全部复杂。

当然，我们不能陷入唯肉身论的偏执。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物理空间的限制正在被技术的触角打破。在场有更广阔的形态。当记者无法穿越炮火封锁线时，利用卫星图像分析战损、通过开源情报验证轰炸坐标，这是一种技术的在场；当深度调查触及复杂的金融暗网时，用数据爬虫勾勒资金流向，用数学模型揭示利益输送，这是一种算法的在场。

肉身无法抵达之处，逻辑必须抵达；感官无法触及之地，数据必须发声。拒绝新工具的媒体人，不是在捍卫在场的纯洁性，而是在自缚手脚。真正的在场，不在于脚踩哪一块土地，而在于信息是否比任何人都更接近那个本质的真相。

整合二手信息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只有整合而没有判断；待在办公室也不全是无奈，如果能在海量噪声中筛出那条决定性的暗线，媒体人依然身处风暴的中心。

第二个理由：我们需要媒体人，是因为公共记忆需要有人守护。

本雅明讲过一个故事。他引述尼古拉·列斯科夫的记述，说从前的水手、农夫和工匠，是经验的天然载体，他们远行归来，围炉而坐，把所见所闻讲给同村的人听。本雅明用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经验在讲述中传递，记忆在讲述中存活。当讲述消失，经验也就枯萎了。他忧虑的是，在信息时代——他那个时代的信息时代指的是报纸和广播——故事正在消亡，经验正在被信息取代。

信息是什么？信息是即时的、碎片化的、用过即弃的。今天的热搜明天就没人记得，今天的头条后天就成了旧闻。信息的特点是速朽，而故事的特点是记忆。

我们今天的信息比他那个时代的报纸更加速朽。一条短视频的半衰期大概只有几个小时，一个热点话题的生命周期不超过三天。我们每天浸泡在海量的信息中，但这些信息没有沉淀为记忆，而是像流水一样从我们身上淌过，不留痕迹。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其实只是经过了很多。“知道”和“经过”是两回事。

这时候，媒体人的角色就变得至关重要。媒体人不只是信息的传递者，更是公共记忆的守护者。什么意思？意思是，媒体人需要在信息的洪流中做出判断：这件事值得被记住，那件事可以忽略；这个人的故事需要被讲述，那个现象需要被追踪。这种判断力，不是算法能提供的，算法更多是告诉我们什么最受欢迎，不会告诉我们什么最重要。受欢迎和重要，不是一回事。

中国的史官传统里有一个词叫“直笔”。《左传》记载，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大夫崔杼弑其君庄公。太史伯如实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之；其弟太史仲继续如实记录，又被杀；其弟太史叔再记，又被杀；其弟太史季又记，崔杼终于放手。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尽死，执简以往，准备继续记录，走到半路听说已经记下了，才返回。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我在场、我看见了、我就要记下来的精神。这个故事或许有所加工，但它传达的道理是真实的。记录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守护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抵抗、一种面对当下同类的责任。抵抗什么？抵抗权力对真相的篡改，抵抗遗忘，抵抗时间对谬误的冲刷。

我们的注意力被切割成无数碎片，每一片都太短，短到无法形成任何深度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判断、共同的感受，也就是公共记忆正在瓦解。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经历着自己的今日头条，但少有人知道我们共同经历了什么。

一个没有公共记忆的社会，就像一个失忆的人。人可能还活着，但不知道自己是谁。媒体人能做的，就是做那个守护记忆的人。不是靠怀旧、靠感伤，而是靠持续地、有判断力地记录，记录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人和事，让它们不至于在信息的洪流中沉没。

第三个理由：我们需要媒体人，是因为我们需要理解他人的真理。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有一个核心观点：人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复数性的存在。人不是孤立的原子，人总是和他人共在于这个世界。而公共领域，那个我们共同分享的空间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生命经验得以呈现。没有这个公共领域，人虽然活着，但活得不完整；人虽然说话，但说给镜子听。

一份扎实的报道，做的不是简单地让读者和观众看见一个人，算法也能做到这一点，短视频每天都在让我们看见无数个从未见过的人。媒体的不可替代之处在于，它不止于相遇，而在于相遇之后的持续凝视。它不会让人刷过即忘，而是把一帧画面扩展为一个有前因后果、有喜怒哀惧、有尊严和挣扎的完整的人。

当算法把一百万人拉进同一个热搜时，媒体人应该站出来，给这一百万人提供一个经得起推敲的认知框架。算法给人的是碎片化的惊鸿一瞥，而好媒体给人的是结构化的认知，它让人停下来，而不是滑过去；让人在相遇之后，不得不重新打量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这才是媒体应有的力量。

但现在的媒体正在丧失这种能力。为什么？因为媒体也在被算法裹挟。算法的逻辑是什么？是投其所好。我们喜欢什么就给我们看什么，我们认同什么就强化什么。结果是公共空间的碎片化。大家看似都在上网，都在热火朝天地交流，但实际上每个人活在自己的回音壁里，听到的都是自己的声音。

我们越来越难以理解他人的真理，我们只想确认自己的正确。网上有那么多道德审判、那么多立场先行、那么多廉价的义愤，但真正愿意俯下身去理解一个具体人的耐心，正在消失。

一个真正的媒体人，底色不是同情，不是仰慕，也不是戒备，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公正。这种公正，体现在将每一个受访者都视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存在，不因身份高低而增减焦距，不因立场远近而调整色温。

真正的媒体人会好奇，但不好奇于猎奇。他们的问题永远朴素而锋利：你是谁？你为什么在这里？你的生活是如何变成今天的模样的？你的每一次选择，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种好奇，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论谦卑，承认自己对他人的生活一无所知，因而愿意倾听。这种公正，是一种根本的存在论尊重，承认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不可化约的小宇宙，每一种生活都有其不可篡改的内在逻辑与不可剥夺的尊严。

媒体人尤其在意这一个元问题——在人的尺度上，众生平等。而在这种平等面前，媒体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带着全部的耐心和敬畏，坐下来，听。

范长江当年走西北，写《中国的西北角》。那不只是采访，“采访”这个词在这里显得太轻巧，太职业化，轻巧到仿佛只需一支笔、一张嘴、几天工夫。范先生做的是另一件事，他把自己整个掷进那片土地，用双脚走过戈壁和黄土，用皮肤承受风沙和烈日，用全部感官去承接那片土地上所有人的沉默和呐喊。他看见了贫困、荒凉和压迫，也看见了挣扎、韧性以及微暗的火光。然后他用朴素的中文，一笔一笔地写。那不是信息的搬运，而是生命对生命的细腻感受和坚实确认。

八十多年过去，这本书至今不垮，因为它里面没有所谓的“素材”，只有活生生的“人”：饿到浮肿的农妇，被地租压弯脊背的佃户，在绝望中仍抬头望一眼天的少年。这些名字背后，都涵容着无法被任何理论收编的复杂人性。

在场是媒体人最后的尊严

再看当下的媒体生态。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报道里，人退隐了，观点浮了上来。理解让位于立场，在场的质感被引用的密度所取代。专家意见、统计数据、政策条文被妥善地编排进稿子，唯独写作者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反而成了最稀缺的资源。

当然，这并非全部。我们依然能读到一些令人尊敬的报道，它们还在坚守着见人见物见真相的传统。但不得不承认，在庞大的内容洪流中，这一类作品正变得越来越醒目，恰好因为它们越来越稀少。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只是信息的合规搬运和立场的安全表态，它们或许准确，却难以打开人的世界。

所以，问题回到了媒体人自身。边缘化是结果，不是原因。原因是媒体人正在失去自己的根本价值——在场的能力、守护记忆的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这些能力来自哪里？来自媒体人对自己为什么做这件事的回答。

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有一个极要紧的提醒：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以此观照媒体行业，道理是相通的。懂得了媒体应当记录真相，却和现场保持距离，那种“懂得”就只是悬在半空的观念；明白了媒体应当守护公共记忆，却只在热点来临时匆匆表态、热点过后迅速撤离，那种“明白”就经不起追问；理解了媒体应当理解他人，却止于立场的表态而不肯走进他人的世界去倾听，那种“理解”就始终隔着一层。

真正的知，必在“行”中完成自身；真正的行，也必以“知”为其内在的指引。二者一旦分离，知识就沦为谈资，职业就沦为姿态。

所以，如何面对边缘化的危机，不是“转型”，不是“融合”，不是“矩阵化布局”。这些当然要做，但它们是末，不是本。本是什么？本是媒体人的“在场”。

前面说到南史氏“执简以往”的故事。每次读到这四个字，我都觉得它触及了在场最深的含义。太史兄弟一个个赴死，不是因为勇敢，或者说不仅仅是勇敢，而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件事：有些事必须有人看见，必须有人记下来。而南史氏听说太史尽死，拿着竹简就去了。他不知道崔杼已经放手，他去的路上心里想的恐怕就是死。但他还是要去。

为什么？因为在场是一种存在方式：我在那里，我看见了，我记下了。这不是职业要求，这是存在的要求。

去不去现场，做不做深度报道，愿不愿意花三个月追踪一个被所有人遗忘的故事。这些选择定义了一个媒体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定义了媒体在这个时代的价值。

不要试图回到中心

媒体人的边缘化危机，归根结底是一个存在论的危机。

什么意思？意思是，这个问题问到最后，不是媒体怎么活下去，而是媒体人作为个体为什么存在。我们的存在和一头牛的存在有什么区别？牛吃草，我们吃饭；牛终将屠宰，我们终将老死。如果仅此而已，那确实没有区别。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

我们可以选择像牛一样活着，吃、睡、劳作、死去，也可以选择另一种活法：去看见，去记录，去理解，去连接。后一种活法，就是在场的活法，是媒体人本应有的活法。

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东西比潮流更重要，比流量更重要，比合时宜更重要。媒体人的根本价值就是这样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会因为传统媒体衰落而失去意义，正如正义不会因为坏人当道而失去意义，正如诗不会因为没人读诗而失去意义。

问题只在于，媒体人自己是否还相信这些东西？是否还愿意为这些东西付出代价？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边缘化就未必是终点，它或许恰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转机。因为一个真正在场的人，无论身处多么偏僻的角落，都是不可替代的。眼睛见过现场的光影，判断经受过复杂性的考验，记录里沉淀着无法被二手信息取代的质地。在这个信息充盈而真相稀缺的时代，这些东西恰恰是最难被批量生产的。反观一个不在场的人，即便站在流量的中心，本质上仍是可替换的。

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媒体人如何面对边缘化的危机？

去现场、去看见、去记录、去理解、去连接。把自己的存在变成一种行动，让每一次报道都成为一次在场的实践。这不是拯救媒体的方法，媒体也许根本不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拯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方式。当足够多的媒体人选择这样存在的时候，媒体就活在了每一个在场的人身上，而不再依赖某一个机构、某一个平台、某一种技术形态。

未知生，焉知死。但反过来也一样，不知死，焉知生。媒体人要知道自己的“死”，那些正在消亡的东西，那些不可挽回的失去，然后才能知道自己的“生”——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位置，以这种方式活着，到底意味着什么。

答案不在别处，不在趋势里，不在方法论里，不在任何人的经验总结里。它只在媒体人是否愿意拿起笔、手机、录音笔或者相机，跨出那道门，站在真实的土地上，面对真实的人，然后不闪躲、不美化、不简化地，把看见的一切写下来。

但请别误会，这种在场不是一种孤芳自赏的行为艺术。如果在场，却没有任何人知道在场，那这种在场就只是个人体验，而非公共记忆。

面对边缘化，我们需要的不是悲壮的自我感动，而是最小化且可持续的行动。

哪怕今天无法做长达数月的卧底调查，也可以先从身边被忽视的一平米开始。记录小区门口即将消失的报摊，追踪一件快递从下单到送达经历的波折。把宏大的公共性拆解为可见的附近性，用我们擅长的任何一种媒介把它们呈现出来。

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在场变成可以被转发、被讨论、被置顶的产品。不要羞于谈流量，没有流量的在场，无法形成舆论的合力；也不要耻于谈变现，能够自我供养的在场，才是有尊严的在场。

当我们不再祈求回归旧时代的中心，而是用一次次有产出、有影响、有回响的在场，在荒原上建立起无数个微小的绿洲时，边缘就不再是边缘，而是新的大陆。

来源：传媒茶话会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Kucz5jfZOynLGIEVIze1w

编辑：马丽萍

         

                  
              
                                                                                                                                                                                                

【案例】

东方电影传奇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王昕越

【案例】

新闻六要素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王昕越

【案例】

一场惨剧的报道，看媒体如何“遮掩”真相

文｜木白题记：

媒体不是传递信息，而是按摩你的脑子。”——Joey Skaggs

正文：

下面这个新闻：

报道上说，山东一名55岁男子在夜间作业时，关闭了空调和门窗，凌晨他突然高烧41度，患热射病，经送医抢救无效去世。

几点吧：一是，这个新闻是不是看不出什么来？看看网友的点评，郭局说，这个话题撰写的真是绝了！谁关闭的门窗？这是为了引起歧义还是为了流量？作为媒体连标题怎么起都没有学过？



在一些其他的帖子下，也有人指出了这个点，谁吧空调和门窗关了的？



是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热死，一个微博的热搜词条是“男子夜班关闭门窗体温飙到41度去世”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男子把门窗和空调关闭了。起码我是这个直觉。当我早晨刷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也是草草翻过去，现在回想起来想的是什么，画面是一个朴实的人在自家的店里，或是机械加工，或是给人家加班赶着修理汽车配件什么的，又图省钱不舍得开空调，结果把自己热死了。但事实是这个不幸的男子是在一家商场务工，人家下班了关闭了门窗和空调，他在里面干活即便热的不行了也无法自救。当你理解了这个场景，一个新闻呈现在面前的本质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是，很多时候我都批评媒体，那么我和媒体有仇怨吗？答案自然不是的，我身边朋友最多的就是媒体记者，而且有很多个可以肆无忌惮去求助的那种，也或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知道媒体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在当下的氛围，已经鲜少见到真正的媒体了。为了流量，可以将被奸杀的15岁少女生活照肆意的发送出来；为了自身的安全，可以将一件本来可以轻易说出口的事情绕来绕去，甚至还有的媒体，一篇报道截取好几个事件，结果读者看的云里雾里，因为当下发生的是以前发生的那个。素养的低劣就此被暴露无疑。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记者造成的，很多的记者也想写出一写作很正的报道，但遗憾的是，费尽心力写出来最终无法给大众看到。久而久之，心气也就没有了。三是，媒体的失声对一个社会的损害是巨大的，媒体负责给人们提供信息，而信息决定了思想和方向。那么问题来了，当一个人无法接受到真实的信息和立体的真相，这个人究竟是理性还是会愚昧呢？再深入就无法说了。最后，在南方，我是能感受到那种热的，真的，这两天因为热，加上感冒文章都无法集中精力写。尤其是曾经看到的话题，很容易找到切题点，这几天就是浑浑噩噩，而且能明显感觉到，写字时候的元气是不足的。谢谢！

来源：流浪的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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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梓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