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电视台收视基本为零，业务无以为继，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大家觉得呢？

地方台收视快归零，广告也拉不到，这样的台到底该关还是该留。关了能省钱，留着又能干点啥。其实纠结这事的不止中国，大洋彼岸的美国地方新闻业早就经历过大失血。2026年10月10日广元广播电视台文化生活频道正式关停，节目整合到综合频道。关一个台好像没啥大不了，可美国的例子说明事情没那么简单。自2004年以来美国已有2000多家报纸停刊，多数是周报也有一些日报。同一时期新闻编辑室从业人数减少大约一半，如今降幅可能超过一半。这不仅是报纸的问题，整个地方新闻体系正在消失。这个体系曾帮人们感受社区联系，了解身边事，监督公职人员。原有商业模式彻底瓦解是主因。报纸长期靠印刷广告活得很滋润，汽车经销商超市餐馆旅行社都是大客户，分类广告也是重要收入。广告占总收入四分之三，订阅最多占三分之一。互联网出现后广告商有了更直接的方式接触受众，本世纪初局面开始变。2008年经济衰退给报纸沉重打击，最近新冠疫情又加速衰落。据Axios报道自疫情开始约11000名新闻编辑室员工失去工作。皮尤研究中心一项研究显示约70%受访者认为当地新闻机构财务状况良好，因为全国性政治新闻铺天盖地，人们误以为地方新闻也好得很。缺乏地方新闻直接影响公民参与和投票意愿。沙利文在新书《新闻幽灵》里敲响警钟。没有地方媒体监督，地方官员诚信难保证，税款去向孩子学校教育都成问题。研究证实地方新闻消失后投票率和政治参与度下降，人们变得更部落化。一个被大众忽略的独特视角是，地方新闻消失会直接推高市政借贷成本。因为失去监督者，地方政府发债时投资者要求更高利率。这相当于全体纳税人替信息真空买单。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就是活例子，原来两家报纸共约600名员工，现在一家停刊一家被对冲基金收购，员工降到不足50人，从600人缩到60人，这种抽血式掠夺让深入报道成为奢望。地方电视台受损相对较轻，因为有其他收入来源。但它不干细致活，比如持续报道市议会培养消息来源。报纸有跑市政厅的记者，在市政厅设办公室，能挖内幕获线索。电视记者只在大新闻现场出现，县议会会议未必到场。失去扎根当地的记者，社会付出代价巨大。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是，地方台的应急广播功能是保命的底线设施。很多人不知道，地方台的无线广播频率是国家应急广播体系一环。洪水台风地质灾害来袭时，基站可能断网电力可能中断，但收音机用电池就能收听广播信号。这是商业平台永远替代不了的，因为互联网依赖基站和电力，灾害时最脆弱。国内地方台日子一点不比美国报纸好过。不少市县台电视端收视一年比一年少，广告说掉就掉，自负盈亏压得人喘不过气。年轻人刷手机找本地消息，谁还守电视等晚间新闻。自办栏目观众基本是爷爷奶奶辈，商家钱宁愿砸给短视频做本地推广。可真要一关了之麻烦不小。县市台是属地法定主流媒体，政务发布得靠它。应急广播能把预警送到家，这是地方应急体系实打实的一环。自媒体没有统一监管，重大政策和突发事件还得官方平台权威发声。乡下不少老人玩不转智能手机，有线电视就是他们看新闻找乐子的主要窗口。政策宣讲普法乡村振兴非遗和乡土文化记录，这些活商业账号不会免费干。很多人把概念搞混，如今大多数地方台早就变成融媒体中心，同一拨人既做电视又运营视频号抖音和本地APP。要保的不是那个没人看的频道，而是一支扎根本地的官方采编队伍。丹佛从600人掉到60人说明本地记者一旦散了再想聚起来就难。人大政府重大活动要有人记录，民生政策要有人解读，这些活交给谁。真没了这支队伍，老百姓连自己错过了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地方台出路不是关也不是原样硬撑。传统频道该瘦身就瘦身，低效业务该砍就砍，播出资质和应急广播体系得留住。机构转成县域融媒体中心，主战场搬到新媒体，从给电视观众放节目变成给本地全平台供权威内容。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答案大概是电视机里的频道可以慢慢淡出，但守着本地真相的那群人，一个都不能少。
来源：观生局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ZKOijjAKJYVcgntenRUzA编辑：马丽萍

【案例】

经济下行，传媒行业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前几天，一位做纪录片很多年的朋友发来消息。

他说，现在最难的事情不是拿不到项目，而是很难再向投资人解释：为什么一部作品需要拍两年。

过去，人们至少还愿意听一听。现在，对方往往只看一个问题：半年以后，它能带来多少回报？

这个问题当然不无理。预算有限的时候，每一笔钱都要谨慎。可当一个行业开始只愿意为能够迅速兑现的内容付费，变化就不只是投资周期缩短了，而是整个行业对未来的想象开始收缩。

我们谈论经济下行对传媒行业的影响，常常先想到广告收入下降、媒体裁员、栏目停办或者平台转型。

这些当然都是真实的。但比收入减少更深的，是行业逐渐失去一种能力：

愿意为暂时看不到回报，却具有长期价值的内容下注。

经济上行时买的是可能性

经济上行时期，企业购买传播，很多时候是在购买未来的可能性。

一家新品牌希望消费者记住自己，一项新技术需要被市场理解，一个地方产业希望走出地域限制。企业愿意投入预算，不是因为一次投放能够马上带来多少订单，而是相信持续传播能够慢慢改变认知。

媒体也相信这种长期价值。所以愿意培养记者，愿意开设新栏目，愿意用几年时间建设一个内容品牌。

那时候，一篇报道的价值不一定马上显现，一档新节目也不一定第一个季度就成功，一个年轻编辑也可能在三四年后才真正形成自己的专业风格。

大家心里都有一种模糊但坚定的预期：今天做的事情，会在未来某个时刻产生回响。

预期最先发生变化

经济下行以后，这种预期最先发生变化。

企业开始压缩预算，媒体开始重新计算投入产出，平台开始提高对即时数据的要求。所有人都变得更务实，也更谨慎。

务实本身没有错。任何行业都不能长期只谈理想，不顾经营。

尽快见效成为唯一标准

问题在于，当“尽快见效”成为唯一标准，行业就会越来越不愿承担不确定性。

当“尽快见效”成为唯一标准，行业就会越来越不愿承担不确定性。

爱奇艺的取舍

2022年，爱奇艺的内容成本由上一年的207亿元降至165亿元，在线广告收入也从2021年的71亿元降至53亿元，全年运营亏损明显收窄，最终实现全年运营盈利。

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这是一次成功的调整。平台必须控制成本，也必须寻找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但从内容行业的视角看，它同时意味着一种选择：

当收入承压，平台会优先保留确定性更高的头部内容，削减中腰部项目、实验性内容和较长周期的创作空间。

这并不是说平台不再生产内容，而是平台越来越不敢为“可能成为爆款，也可能暂时不被市场理解”的内容承担风险。

资源进一步集中

芒果超媒的广告业务收入从2021年的54.53亿元，降至2022年的39.94亿元，2023年又降至35.32亿元。与此同时，平台仍拥有《乘风破浪》《披荆斩棘》等具有稳定受众和商业价值的头部IP。

广告主没有停止投放，只是越来越不愿意为新的、未经市场验证的项目承担风险。

结果就是，资源进一步集中到成熟IP、稳定流量和可量化回报上。

一个新节目如果无法迅速证明自己，就可能连被尝试的机会都很难获得。

当整个行业只愿意投资已经成功过的项目，短期看是在控制风险，长期看却可能让新IP失去诞生的空间。

考核向新媒体倾斜之后

这种变化不只发生在平台和商业内容中，也正在改变传统媒体的内部逻辑。

过去，媒体转型常常被理解成建设一个客户端、开设几个短视频账号或者把报纸内容搬到移动端。

但真正的转型，从来不只是渠道迁移，而是预算、人才和考核体系重新分配。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在2025年的系统性变革中提出：力量向主战场挺进，内容向移动端汇聚，考核向新媒体倾斜，保障向互联网聚焦。

四句话里，前两句讲的是方向，后两句讲的其实是资源配置。

当考核向新媒体倾斜，记者自然会更重视能够快速形成阅读量、互动量和传播声量的内容；当保障向互联网聚焦，机构也会优先投资能够迅速得到数据反馈的项目。

这样的调整在经济下行时期具有现实合理性，但它会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那些无法迅速变成点击量和订单的深度调查、地方观察、历史记录和长期人物报道，将如何获得资源？

真正的内容品牌，从来不只是由流量堆出来的，还由那些短期内未必热闹，却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构成。

人工智能放大效率压力

人工智能的出现，又把这种效率压力进一步放大。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通过统一技术基座整合资源，公开材料显示，累计节约改造成本近千万元；数智技术累计生成播报视频超过15000分钟。

钱江都市频道引入数字人后，对部分基础内容生产岗位的人力进行优化，并将相关人员转向专题策划、广告营收等工作。

从单个机构的角度看，这显然是一次降本增效。

但技术提高效率之后，节省出来的时间和人力会去哪里？

如果机构的收入目标没有改变，人工智能节省下来的效率，可能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创作自由，反而会转化为更高的产量、更快的更新和更强的变现压力。

过去，一个人负责一档节目；如今，他可能同时负责节目、短视频、直播、账号运营和商业转化。

技术本来应该把人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人有更多时间做深度报道、人物观察和创造性表达。可如果考核体系仍然只关心产量与转化，人工智能就可能只是让从业者从“高强度生产”进入“更高强度生产”。

从长期合作到即时交易

经济下行还会带来另一种变化：媒体与企业的关系，正在从长期合作转向即时交易。

过去，企业需要媒体帮助自己建立品牌，媒体需要企业支持内容生产。双方当然也有博弈，有时甚至会产生利益冲突，但至少共享一种长期成长逻辑。

企业相信传播能够积累品牌资产，媒体也相信专业的商业报道能够帮助行业理解变化。

到了下行周期，企业首先削减的往往是品牌传播预算，把有限资源集中到能够直接带来线索、订单和转化的渠道。

这并不意味着广告消失，而是广告从购买“未来认知”转向购买“当下结果”。

于是，媒体也需要不断向客户证明：一篇内容能够带来多少曝光，一场活动能够形成多少转化，一个账号能够贡献多少销售。

当所有内容都必须用即时效果证明自己，品牌传播所依赖的长期积累，就会逐渐从企业预算表中消失。

媒体为了生存，也可能越来越依附客户和平台，独立判断的空间随之缩小。

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媒体暂时失去了某些商业项目，而是行业慢慢习惯了用客户和平台的标准解释自己。

过去，媒体可以告诉企业：

“这个内容短期未必带来订单，但会让更多人理解你们正在做的事。”

现在，这句话越来越难说出口。因为企业关心的已经不是“理解”，而是“转化”。

媒体与企业的合作并没有消失，但它正在从共同建设品牌，变成一次性的流量交易。

人才端最先失去的

这种变化还会传导到人才端。

经济上行时期，一个年轻人可以花几年时间从记者成长为资深记者，从编辑成长为内容负责人。那条路当然也不轻松，但至少有迹可循。

如今，行业仍然有大量机会。短视频、直播、品牌内容、内容营销和人工智能，都在创造新的岗位。

可年轻人需要掌握的能力越来越多：写作、拍摄、剪辑、运营、直播、数据分析、商业转化……

一个人似乎什么都能做，却很难长时间只做一件事。刚学会一种内容形式，平台可能已经转向；刚建立一个账号，算法可能再次变化；刚积累一批读者，机构又开始要求追逐新的热点。

行业不是不培养人才，而是不再愿意为人才培养支付时间。

过去，媒体相信年轻人会在三到五年内慢慢成长；现在，机构更希望一个人入职三个月就能独当一面。

当试错成本不断上升，新人最先失去的，不是工作机会，而是建立专业纵深的时间。

最容易被削减的

经济下行时期，最容易被削减的，往往不是低质量内容，而是高质量、长周期、回报不确定的内容。

纪录片需要两年采访拍摄，调查报道需要长期核实，地方文化项目需要持续积累，人物口述史需要耐心建立信任。它们都很难在当季度预算表里给出一个确定的回报数字。

因此，当机构只能选择投资两类项目时，通常更愿意选择三个月内能够上线、迅速获得流量反馈的内容，而不是两年以后才可能形成影响力的作品。

这不是决策者不尊重深度内容，而是深度内容的成本发生在前，价值释放却在后。

当未来收益变得不确定，人们自然会提高当下回报的权重。

于是，整个行业开始追求更快、更短、更直接。

快速生产的短内容越来越多，愿意长期跟踪一个人物、一家企业或者一座城市的创作者越来越少；能够迅速点燃情绪的选题越来越受欢迎，需要耐心理解复杂问题的内容越来越难获得资源。

传媒行业的下坠，有时并不表现为内容完全消失，而表现为内容越来越即时、越来越相似、越来越不耐烦。

过去，大家愿意用几年时间等待一部作品生长；如今，三个月看不到结果，就可能被判定为失败。

最可怕的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情。

最可怕的是，从业者开始相信：那些不能迅速变现的内容，本来就没有价值。

当这种观念成为行业惯性，流量就不再只是考核指标，而会变成价值本身。

媒体会逐渐忘记自己为什么存在，创作者也会慢慢怀疑深度、真实和耐心的意义。

经济下行会淘汰一些落后的经营模式，这是行业演进的一部分，没有必要浪漫化过去。

传统媒体依赖单一广告收入，本身就存在风险；一些机构盲目扩张，也积累了大量低效成本；部分内容长期脱离用户，依靠惯性而非专业价值维持影响力。

降本增效、平台转型和技术升级，都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分清两件事

但一个行业在收缩时，必须分清两件事：

哪些调整是为了活下去，哪些妥协会让行业逐渐失去未来。

裁员、控制成本、削减亏损项目，不必然意味着行业衰败；真正危险的，是把短期生存策略误认为长期价值标准。

为了追逐转化，放弃对内容品质的坚持；

为了提高效率，放弃对复杂事实的耐心；

为了获得资源，放弃对独立判断的坚持；

为了迅速转型，放弃过去积累的专业经验；

为了迎合情绪，放弃对公共价值的承担。

这些才是经济下行真正可能留下的伤口。

流量不等于信任

传媒行业今天面对的不是简单的内容过剩，而是内容价值越来越难被确认。

平台有流量，不代表拥有信任；内容有点击，不代表具有影响力；视频能够引发情绪，不代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世界；传播能够迅速带来订单，也不代表媒体完成了自己的公共责任。

当信息越来越多，人们真正缺少的，不是内容数量，而是判断依据。

什么东西是真的？

一个行业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普通人？

在嘈杂的舆论中，谁愿意负责任地解释复杂问题？

这些问题无法完全依靠流量回答。

经济下行时期，媒体首先面对的是现金流压力，这是现实，谁都无法回避。

但媒体不能只按“活下去”的逻辑组织自己。

如果整个行业只讨论生存，最后可能只剩下低水平重复：不断复制热门形式，不断追逐平台规则，不断把内容压缩成最容易传播的样子。

能够穿越周期的，往往不是最擅长追逐流量的机构，而是那些在困难时期仍然保有真实、专业和耐心的机构。

真实，是内容行业最基本的资产。

专业，是在信息过剩时重新建立秩序的能力。

耐心，则是把内容从即时产品变成长期品牌的唯一方式。

经济有上行，就一定会有下行；有扩张，就一定会有收缩。

传媒行业无法改变宏观周期，却可以选择以什么方式穿越周期。

如果只追逐短期数据，行业或许能够活过眼下这个季度，却很难拥有下一个十年；如果仍然愿意保留一部分资源，去做那些暂时看不到回报，却值得被记录、被解释和被记住的事，那么即使收入和规模暂时下降，也仍然在为未来保存火种。

经济下行最先改变的，不是传媒行业生产什么，而是行业如何计算价值。

当长期回报无法被确认，即时流量就会成为唯一答案；当整个行业停止相信未来，内容才可能真正失去未来。

启华手记

和朋友聊完，我想起很多年前做节目时的状态。

那时当然也有压力，也有预算、审片和播出压力，但至少还相信：有些内容值得先做出来，再等待它被看见。

今天再谈这种想法，似乎已经有些奢侈。

可一个没有耐心等待内容生长的行业，即使每天制造出大量信息，也很难真正留下什么。

活下去，是传媒行业此刻必须面对的现实；但留住真实、专业和耐心，才是穿越周期之后，仍然能够被记住的理由。

来源：启华之见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LdxHrcP_X8v-y0V-eP8KQ

编辑：邓雨轩

【案例】


被调查（抓人）
潇湘晨报《投资有道》（上海一窝端），狼叔聊催收，山东信网，镭射财经王美文，陈大柴和郭新宇
九州商业观察、港湾商业观察李宁、侃见财经李双江、消金财经孙晓雄、财报风云吴松良、机构之家杨冬和刘宁波，投资有道张维
牛刀财经朱腾飞，第一消金段昌兴，刻度财经尹南，拍拍贷黄浩然




被调查（可能未抓人）
财经天下 weekly，犀牛财经，新经济 ipo，财银社，财经三剑客，柒财经


被调查机构
九富公关，金证互通，恒昌公关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陈梓函

【案例】

一个老记者的新媒体课：从传统媒体到公众号，我踩过的坑

我干了35年新闻。做过记者、摄像、编导、编辑，当过部门主任。拿过国家和省级新闻奖，评上了双正高（辽宁省高级编辑、广东省广播电视新闻高级编辑）。按理说，跟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写东西不该犯难。

可2018年，我54岁那年，开了个公众号，叫“记者编辑那些事”。后来陆续改名，“记者编辑圈”“采访编辑圈”“编采圈”，最后定名“老刘编采圈”。这一做，就是8年。

一开始，我按老习惯来。标题工工整整，导语规规矩矩，文章有头有尾。发出去，阅读量两位数。偶尔三位数，多半还是同行给面子。

我不服气。为什么深圳卫健委发个“一起苗苗苗苗苗”，阅读量几百万？为什么我按老习惯写出来的东西，搬到公众号上却没人点？

后来我花了很多时间琢磨。拆解爆款，回看自己的稿子，跟同行聊，也向年轻人请教。慢慢摸出一些门道。不是传统写法不好，而是公众号有它自己的传播逻辑——得先想清楚用户要什么，再想怎么写。

这个过程走了不少弯路。但每一步我都记了下来。因为我知道，像我这样从传统媒体转过来做公众号的人，还有很多。

这8年，我一边做号，一边积累。2024年退休后，时间更充裕了，我开始系统梳理，打磨出了一套课，叫“系统提升新闻宣传核心能力”，一共七个模块：新闻写作、电视摄像、短视频创作、新闻创优、AI赋能新闻生产、职场修炼、公众号内容运营与传播逻辑。

前六个模块之前已经完成。最后一个，就是刚刚完成的《公众号内容运营与传播逻辑》。说实话，这个模块一直拖着，总觉得还没想透。国庆节前夕，有一家高校请我10月中旬去讲座，这次我静下心来，利用半个月时间，把它打磨完了。

这套课，是这些年学习、实践、复盘的沉淀。里面用的案例，都是我自己反复拆解过的，深圳卫健委的推文，还有我自己写过的稿子。

我把这些年踩过的坑、总结的方法，整理成了四讲：

●第一讲 战略定位：怎么找准你的核心定位？

●第二讲 内容生产：怎么写出用户喜欢的内容？

●第三讲 内容包装：怎么让人点开、读完、记住？

●第四讲 传播增长：怎么让好内容被更多人看见？

四讲从定位到生产、包装、传播，形成一条完整链路，基本覆盖了公众号内容运营与传播的主要环节。每讲都有方法、有案例、有互动，不空谈，不绕弯。课程侧重实操方法，提供可参考的案例和思路。

课就介绍到这里。做号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能让同行愿意看、愿意用、愿意参考的，靠的不是关系，是内容本身有没有用，判断准不准，能不能持续提供价值。这套课，就是想把这份积累，传给更多同行。

不是教你爆款，是教你扎扎实实做内容。

（本文为推广信息）

作者简介：刘景义，资深媒体人，双正高职称（辽宁省高级编辑和广东省广播电视新闻高级编辑），老刘编采圈、编采圈公众号创始人。

来源：老刘编采圈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slMljmDRAWzFrre3-lFuQ

编辑：赵牧云

【案例】

假记者团伙，敲诈勒索内蒙古50余家企业！被公安部重捶

就在国庆大假的前一天，公安部官网公布了八起新型涉黑恶犯罪典型案例。

这八起典型案例分别是：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裸聊敲诈、网络暴力。《传媒见闻》注意到，舆情敲诈案的犯罪嫌疑人假冒记者对企业实施敲诈勒索。公告显示，内蒙古鄂尔多斯公安机关打掉一个专门针对采矿企业，以生产污染为由实施敲诈勒索的舆情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经查，2024年以来，犯罪嫌疑人李某明、李某玲等人假冒记者流窜多地，以发现企业存在污染为由，通过频繁拨打举报电话、在网上发帖炒作等方式迫使对方“花钱消灾”，先后对50余家企业及个人实施敲诈勒索。《传媒见闻》在网络上搜索发现，历史上发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假冒记者案”有多起。
除上述被公安部公示的舆情敲诈案外，最近的一起在7月底被曝光。
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记者网7月24日转载公安部新闻传媒消息显示，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公安局经过缜密侦查、跨省追击，成功斩断一条假借新闻监督实施敲诈勒索的黑色产业链，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

该团伙自2023年至2026年间，长期流窜于内蒙古、陕西、山西等地，针对洗煤厂、商砼等工矿企业实施敲诈勒索。团伙成员冒用传媒机构名义、伪造记者证件，以舆论监督为幌子，通过威胁曝光、上报问题等方式向企业施压，非法牟取暴利。仅伊金霍洛旗境内，就查实作案20起，侵害企业16家，非法获利15万余元。


伊金霍洛旗多家厂矿企业陆续向公安机关报案，反映有人持“记者证”到企业生产现场拍照“取证”，随后以向行业主管部门举报、网上曝光负面问题为要挟，向企业索要“宣传赞助费”，金额从数千元至两万元不等。


该团伙依托虚假传媒机构并私自伪造记者证，刻意伪装成新闻工作人员，精准拿捏企业怕麻烦和担心造成负面舆情的心理，流窜多地以“舆论监督”为名实施敲诈。


同样也是中国记者网，在2025年3月转载“锦新闻”消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李某忠假冒记者一案，并判处李某忠有期徒刑4年6个月。

2024年3月21日，杭锦旗境内发生1起冒充记者以环保问题诈骗杭锦旗某煤炭企业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李某忠、李某利、李某振在内蒙古、河北等地冒充记者，撰写醒目标题，通过今日头条等媒体平台，发布企业环保问题以此敲诈勒索包括杭锦旗某煤炭企业在内共计16家企业，涉案金额达19.82万元。


报道指出，犯罪嫌疑人李某忠3人利用网络自媒体，故意制造舆论，以环保问题进行敲诈勒索，严重扰乱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恶劣影响。

除此之外，内蒙古新闻网也在2024年4月刊发了原创报道《假媒体敲诈团伙在准格尔旗被判刑》。

报道显示，该团伙以宋某为首的16名成员伪装成新闻工作者，撰写涉及煤矿企业的不实信息，并在其注册的30多个网络自媒体账号发布，再通过互相转发等方式扩大影响，迫使企业“花钱删帖”。先后有30余家厂矿企业被该犯罪团伙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涉案金额达1200万元。
报道指出，这是内蒙古首例涉网恶势力犯罪案件。13名被告人因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非法经营罪、妨害作证罪分别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至11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24.19万元至2000元不等。
《传媒见闻》注意到，从上述四则公告或报道来看，相关的舆情敲诈案均发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且均为团伙作案，受害者均为当地的采矿或煤炭企业。
《传媒见闻》呼吁，不法分子冒充记者实施敲诈勒索严重损害了新闻记者形象，扰乱了新闻媒体的管理秩序，希望公安依法从严惩治，也希望相关企业擦亮眼睛，加大鉴别力度，不要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来源：传媒见闻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ckSXW31z2ijoDD6adfnCg
编辑：金语垚

【案例】

记者深夜接到恐吓来电：“我是警察……”

新京报《我们视频》栏目调查记者刘锦涵历时4个月暗访汕头民房内高度专业化的化妆品造假黑产，报道播发后当地开展联合执法，有力推动问题解决。他向“舆论监督系列谈”来稿，分享经历体会。

本栏目长期征稿，详细信息附文末。

舆论监督系列谈丨记者深夜接到恐吓来电：“我是警察……”

本文作者：刘锦涵

（点击链接观看视频：https://mp.weixin.qq.com/s/pvTcVl7mKDupuwGEg_M6CQ）

（一）

5月底我收到多名消费者爆料：在电商平台购入的大牌美妆有明显异味，使用后出现面部红肿、刺痛甚至皮炎，想维权却发现网店关停、商家失联，投诉无门。

通过线索梳理，我发现这些问题商品的物流指向广东汕头——当地可能存在一批成规模的制假窝点。

为了进一步锁定制假窝点的具体地址，我开始在社交平台上检索相关投诉与广告。其间，我发现有人打着“高仿大牌”“品质保障”“验出包退”等口号，公然为“假化妆品”打广告。

我通过私信联系上批发商，相较于线上的热情宣传，对于我提出的“线下见面”要求，他们十分警惕。我只能缓和话术，先提出订购要求，再聊美妆知识，逐渐卸下他们的防备。

在一次线下商谈中，我着实开了眼界——化妆品造假竟然如此专业！从制造到销售，他们通过原料分散运入民房、窝点周边安装监控和报警器、快递车夜晚发货、线上高频换店销售等方式躲避检查。

此外，检测报告、防伪标识、开店资质等均可花钱买到，制作、包装、供货、线上销售、物流各环节由专人负责，发货地址也可以修改为“保税仓”发出。规避监管手段之多，让我十分震惊。

（二）

初步弄清造假产业运转模式后，我遇到一个新的难题：如何找到工厂或仓库拿到实际证据？

为缩小调查范围，我决定找批发商下单一支假化妆品，再联系揽件快递员自提，快递点附近大概率就有窝点。

令人意外的是，快递员接到电话后直接表示：快递已发走，无法自提。

没过多久，售假者打来电话质问：“为什么要自提？是不是想探查工厂地址？”深夜，我接到来电恐吓，对方声称自己是警察，要传唤、抓人，试图逼我停止调查。他们的紧张反应，让我意识到快递应该是化妆品制假售假黑产链条的关键一环。

我当即转换思路，循着快递小哥的行踪找工厂，最终锁定了快递交接点。

交接点周边有严密的“风控网”：村口巷道布满放风人员。每次稍作停留，就有人在周围徘徊、盯梢，离开时还有车辆跟踪。考虑到人身安全，我曾一度纠结是否中止调查。但想到无数消费者的权益，我决定继续蹲点调查。

既然我的行踪已经暴露，那就干脆“打明牌”。随后几天，我每日按时到村中明访。第3天，制假窝点的人坐不住了。我在村中闲逛时，两名自称社区工作人员的男子上前盘问“来做什么的”。为探虚实，我直言在附近找到了制假、售假窝点。

没过多久，两人带着一名中间人现身。中间人当面警告——“已经摸清你在这里的行踪、住址”，并软硬兼施阻止我报警。

（三）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在与中间人的交谈中，我提出想与制假窝点幕后老板见面。其间，虽然我未能得到工厂具体地址，但获取到一个关键信息——窝点主要用三轮车运输原料。接下来数日，我对周边多个村落进行走访，紧密关注村内三轮车动向。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工厂和原料供货商的交接点。

如何记录下交接货过程，且不打草惊蛇呢？

我发现，交接点旁有一条小河，伪装成“钓鱼佬”说不定能成功。拍摄当天，气温高达38℃，由于多次往返取证，我的胳膊都被晒脱了皮。好在关键画面被摆在暗处的摄像机成功捕捉：三轮车出入多户民房，并在桥上交接制假物料。

我跟着三轮车，锁定了村中一条巷道。巷子很深，我担心暴露，不敢贸然闯入。但转念一想，窝点旁定能找到蛛丝马迹。我骑上电动车入巷搜索，果然在一户民房旁闻到了浓烈的香水味。

肯定在这！恰巧此时民房的铁门缓缓打开，我来不及思考，一咬牙便冲进制假窝点。脏乱阴暗的厂房内，几名工人正蹲在地上“手搓”上千元的“名牌香水”。见到我这个陌生面孔，他们站起身，将我团团围住。紧接着是激烈的肢体冲突，他们拉扯、推搡我，试图抢夺相机素材。但我保持镇定，始终用最冷静的语气提问，并将他们的回答尽数录下。

准备撤离时，我被窝点老板拦下盘查、问话。我冷静应对，不仅对其进行普法，还劝告其停止造假。窝点老板一时弄不清我的身份，见我软硬不吃，只得让我离开。

进入另一处造假窝点前，我选择提前报警，再径直走向窝点旁的盯梢人员。这次，他们反应飞速——没等我掏出记者证，盯梢人员和刚刚抵达的送货人员转头就跑，窝点内的工人随即被惊动。我绕到窝点后方，刚好看到工人翻墙逃离。

窝点内人员跑光后，我进入窝点，完成了证据固定工作。

（四）

报道《化妆品“地下工厂”调查》播发后，引发广泛关注，全平台阅读量突破7000万。

9月7日，广东汕头市潮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化妆品制假售假问题”的情况通报：多部门已成立联合执法工作组，依法从严从快查处。涉嫌造假场所、查扣涉嫌造假物品，涉事相关人员已停职调查。

9月8日，我回访发现，汕头多名冒牌化妆品批发商仍在社交媒体发广告。有汕头冒牌化妆品批发商直言，查封个别制假商对自己没有影响。随后，我再次报警。

9月10日，据潮阳发布消息，自9月7日和平镇打击整治涉假行动开展以来，市、区两级工作专班联合区相关职能部门已抓获刑拘涉案人员6名，查获涉假窝点3处，缴获涉假化妆品及机器设备一批。

同日，据南方都市报消息，继9月7日、8日汕头发布相关情况通报后，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化妆品行业制假售假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我将持续关注事件进展，坚持开展建设性舆论监督。

来源：中国记协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vTcVl7mKDupuwGEg_M6CQ
编辑：王昕越

【案例】

《城管打死了一个真记者》

作者：展江 首发来源：《南方都市报》 网络转载版本：凤凰网（转载自南方网），刊发时间 2008-01-12 背景：评论针对湖北天门魏文华事件（魏文华用手机拍摄城管执法被殴打致死）中国新闻网

全文

近日，国人被南北两地发生的两件事情激怒：在北方，在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差人捉拿之际，北京一名女记者落荒而逃；在南方，一名试图用手机拍摄城管人员粗暴执法的公民命丧于雨点般的老拳之下。眼下，追拿报道官商冲突的女记者的 “捕快们” 已经悄然归去，一干涉嫌打死手机摄录者的城管已经被刑拘，然而民众讨伐之声未绝，因为初始事态都与监督公权力滥用有关，而被追捕和被打死的都是初始事态的记录者和监督者，其中恶与善更趋于两极分明。

时下有人在争论谁是假记者，有人说没有记者证的就是假记者，因为他没有权力机关收钱培训后发放的、经得起验钞般检验的硬本本，然后就去行骗了。此言似是而非，其一，“假记者” 能够骗钱，是因为有 “上岗证” 的 “真记者” 利用发稿权寻租的大有人在，于是起而仿效。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以及批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不需要那个本本也可以当公民记者。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借助新媒体成为公民记者，行使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倡导的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在一期节目中说过，判别真假记者的标准不在于是否有记者证，而在于他们是去记录事关公众利益的事件，还是利用新闻去换钱，因此那些有硬本本的媒体在编人员也有可能是假记者。本人除了对此完全同意之外，还要补充一条，没有记者证的公民也应当被视为记者。由此看来，我们在为 “捕快们” 没有抓住女记者而感到庆幸的同时不要忘记一个更大的同业悲剧：那个被城管打死的不是与新闻工作无关的人，而是一个真记者，一个冒死的真相记录者，一个令媒体中那些阿谀奉承之辈和借新闻敛财之徒钻地缝的大写的人。如果中国有普利策奖，我推荐他得那个在 14 个奖项中金光闪闪的第一项 —— 为公众利益服务奖。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文本来源：南方都市报凤凰网转载链接：https://news.ifeng.com/opinion/200801/0112_23_362314.shtml

注：该文是针对湖北天门魏文华案的评论，魏文华并非职业媒体记者，是路过现场、用手机拍摄城管冲突的普通公民，此文核心论点是：从事公共事务记录、监督公权力的普通公民，属于公民记者。

编辑：邓雨轩

【案例】

在报社工作的小伙伴，你们薪资降了没？

此文是报社工作的同学唠叨所整理。

他大学毕业后，在一个二线城市报社工作，原来全年薪资十几万。但是最近几年，领导要搞融媒体改革，去江浙地区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就对报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改革三年后，领导对外宣传经验说报社的盈利年增长为百分之八。对内，员工的薪资却拦腰斩。他目前全年薪资也被降得只有8万了。他说，目前自己赚得少多了，干得却更多了，他不知道改革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貌似这些年，改革的风儿吹遍了每一个报刊、杂志社，对于新媒介的市场应用，大家都争先恐后分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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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媒介改革不是应该让一线人赚得多一点儿吗？怎么反而成了yz一线员工的手段了。

在传统报刊向新媒介进军的路上，一线员工从之前的笔杆子，逐渐向镜头人转变，变得更忙了、更累了，薪资却更低了。

当然，也有个别报刊转向融媒体过程中，由于业务转变及时，或者是提早弄明白了新媒体的玩法，对外宣传增长了百分之几业绩的同时，对内职工的薪资也获得了一定比例的增加。遇上这样的机遇，无疑得益于领导的能力和眼界。

但是，这种不降反增的报刊转型所占比例并不太多。在转型中，艰难探索，薪资下降也不能忽视。

比如，我同学所在的报社，无论是在编的职工，还是外聘的合同工，大家都齐刷刷地降了工资。据说，老一辈的退休职工，目前薪资是1.4万元，而他们在职的却只有7000元，也就是两个在职员工，才能抵得上一个退休人员的薪资。

请问，在报社带着的小伙伴，你们的处境怎么样？有没有降薪，或者调岗？

来源：疯狂职场人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tzZW-tCgaswRN1D60QB4g

编辑：赵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