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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劳务人员”已充斥记者编辑队伍 作者丨申辛 来源丨海门记协公众号 原题丨“劳务人员”哪当得了好记者好编辑 党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得有政治家的素养和立场,得有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显然,要当个好记者、好编辑,并不容易,必须是人才,最好是不一般人才。 然而,多年来,一些地方和媒体对此的要求似乎放得有点宽,以至如今出现了本文题目中所持有的那种担忧,“劳务人员”已充斥记者编辑队伍,尤其是基层媒体的记者编辑队伍中。 笔者这里所说的“劳务人员”,包括三种对象,其本身就是劳务人员身份,其能耐也只能够格当个劳务人员,其压根就被当作个劳务人员使唤。 自然了,如果媒体工作就置身在相对简单的劳务环境和氛围中,岂能谈得上新闻事业跟上时代步伐,实现高质量发展。 如何切实改变这种与媒体现代征程不相和谐的新闻业界现象?我认为当务之急必须给出三“制”。 一是给编制。不能让记者编辑在人员性质上再低人一等。 谁都知道新闻工作的重要性,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各大主流媒体在地方上的作为和地位也是显而易见,应该说不在文教、医疗等部门之下。 大多媒体,无论看其历史,还是发展走势,都少不了其应有的经营,少不了企业化管理,不少地方因此已成立报业、广电、融媒等集团以至多个下辖公司,然事实上其本体、主体仍是导向一方舆论的事业单位。 可是这些年,就不少媒体来说,所招聘的多数是事业编外人员,如企业编人员、劳务派遣人员等,经编办核招的正式事业编人员很有限,有时可谓一“编”难求。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能招到岗位所需的中高端人才,连不少在岗位上逐渐培养成长起来的行家里手也是人心思走,外考外调外出创业的大有人在,基层媒体这些年普遍受扰于人才流失。 很大原因是企业编、劳务派遣工给到的政治、经济等待遇与其付出不对等,与他们理想中的模样不匹配。 这些人员除了退休后待遇会与同工在编人员呈巨大落差,还如在组织部门认可的干部提拔上一般挨不到边、即使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评获中高职称也进不了人社部门笼子、工资及福利计算发放方式也只能参照普通员工等级标准等等。 如此岗位“尊严”,怎能吸引中高端人才前来应聘,稳下心来。 媒体从上至下都只能算是个小体量单位,在全国拿到记者证并经年度审核的不过二十多万人,不像医疗、教育等行业那么庞大,每年一地招聘人数也有数十数百个,即使人多,准招的一般都是事业编,虽不少地方教育、卫生机构也都进行了集团化“改造”,并挂出了牌子,可很少见到有正式老师、医生是企业编、是劳务派遣工的。 有关地方及部门为什么对媒体记者、编辑等科技人员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在给编上慷慨一些呢?其实从现实情况看,也不需要增编多少人数,做到动态平衡就可以了。 也真不希望总看到跟着当地党委政府领导跑新闻写新闻的记者、在基层一线风里来雨里去采写出不少精品力作的记者,其身份还是个让人尴尬的劳务工。 二是给机制。什么样的人就要给予什么样的位子和待遇。 这对当下媒体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事,是可以自己说了算的事情。 当然作为媒体,我以为不应该动辄埋怨体制有多局限有多不灵活,体制罩的面大,有时真的难以顾全,可机制不一样,能够事在人为。 如基层单位人员素质低下、经营出现下滑、人浮于事严重等等,看似普遍问题,然只要出去走走或略微关心行业动态,不难发现仍有不少媒体的内外部环境仍不错,其员工在经济生活上过得仍滋润,表现为个人收入还在涨,高素质人才愿意进,媒体创收及利润节节高等。 问他们,其答案好像也不一定非要有事业编人员来支撑。就有单位负责人说,再庞大的编制体系,若机制跟不上,反而更容易让编内人躺平,导致有紧迫感、必须以绩效计价的企业员工、劳务员工更卖力干事。 关键在于,要让有本事的员工,不论是什么人员性质,在职务、职称晋升及经济报酬上不受任何歧视和伤害。 如提拔干部,上级组织部门下文任命比较困难,媒体可以自行来完成,事实上很多单位早已这么干了;如在职称评聘上,也可作个内部规定,在经济等待遇上参照执行,也有单位早已实施多年;而在绩效考核上则更无任何障碍,完全可以做到同工同酬。 当然同时则需要我们积极争取,对符合进编条件的员工,及时加以吸收。在行业里,媒体间这方面的现状还是存在差距的,这从一定程度上得看不同媒体与地方及有关部门之间的沟通能力及情况如何。 如果缺乏协调,缺乏动真碰硬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即使在一些皮毛问题、环节上有创新有改善有调整,也难于改变、消除总体管理上存在的“被动”,存在做与不做、做多做少、做好做差一个样等根深蒂固的顽疾,继而也就无助改变媒体人才多多却干不过个别“自媒体”、任由少数员工身在曹营心在汉地兼职或私办个人类似机构等现象。 三是给定制。对那些有特殊贡献的人才要施予优待政策。 不要把媒体当作纯粹行政机关、一般事业单位,要用媒体法则经营管理媒体及媒体人。很多媒体中人有编制,也有外部激励,可大多满足于中性运行、满足于过得去。而在媒体改革年代、在不利发展大势中,需要超常发展、需要转型升级,这就有必要拿出超常举措。这里说的定制,就是其中一种。 比如说,我们制订的制度不一定适合每个人,可能为某个顶级人才的到来量身定制,或是为了吸引急需的个别人、适用发挥这些人的作用。这无疑需要胆识和魄力,因为编制内人习惯按部就班、论资排辈,你有点跳跃,要按实绩论英雄,就可能遇到不同意见遇到干扰。 比如媒体缺少经营人才,尤其缺少团队领军人物,这又是个普遍问题。就媒体,无论有没有相中对象,都可许予需要的特别报酬和待遇,促使有人加盟或愿担此任。实质上这仅仅是打破了一种容养懒人的常态、病态,人们宁愿看到一个人干一个人的活拿一份报酬,而不愿看到一个人干三五个人的活拿三五份报酬,又好点人头而不那么讲究成效和贡献,否则心里就不平衡。 还比如,有的人既有能力又有干劲,即使其到了退位退休年龄,也应有特定政策去留用去返聘。可以说,这些“老法师”的能力和作用并不以他们的退职退休年月而消减,他们或仍独掌绝技、仍可以一抵几。现在对女50岁或55岁、男60岁一刀切的退休年龄,包括江苏、山东在内的多个省份已说“不”,如对特殊人才,规定可按实际需要自行决定是否延缓退休。这当然是好事,但仰待本属于先行官的主流媒体领头去执行,对可带来超值价值的人才,征得其个人意愿,除了可留人,还可让其继续任职。 上面有了大政方针,下面努力起来便容易得多,主要得出台个操作办法。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媒体可各自大加发挥。总而言之,一个人几个人零散做永远做不过团队做全员合力做,死做硬做机械做永远做不过认好了方向巧妙做智慧做。 若听之任之让“劳务人员”在那滥竽充数、低效作为、应付日常,即使不出什么纰漏,要想让媒体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发展,或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 “定制”看似个性化产物,实质上是媒体管理的系统工程、有机组成,其极易带来示范、激励、品牌的杠杆效应,哪怕原本是“劳务人员”,也有可能受其积极影响而改弦易辙、锤炼成受众和媒体都期待的好记者好编辑。 |
【案例】官宣!《华尔街日报》亚洲总部迁至新加坡 周四(5月2日),《华尔街日报》(WSJ)向员工发函,宣布了一项重大变革:将亚洲业务总部由中国香港迁至新加坡,并大幅缩减驻香港地区的记者及编辑人数。 据悉,驻港记者和编辑将被大幅缩减至个位数,其中一部分记者可能会调至新加坡或亚洲其他地方,另一部分则将被裁员。这一裁员决定将使解雇人数占目前驻港人数一半以上。 同时,《华尔街日报》将成立新团队,负责报道包括中国股市、房市、电动车、港股等商业新闻,并正在寻找一位新编辑来领导这一团队,这一编辑职位将设在新加坡。 尽管亚洲总部搬迁至新加坡,但《华尔街日报》仍将继续通过在东京、新德里、北京、首尔、中国台湾和悉尼等地的部门提供地区报道。这也意味着,尽管总部变更,但对亚洲地区报道的覆盖仍将保持。 总编Emma Tucker在信件中指出,要告别在中国香港成立了28年的亚洲总部,无疑是艰难的。这次调整将涉及亚洲业务的整体变革,其中包括整合商业、金融和经济新闻报道。 来源:星嘉坡眼 编辑:程正元 |
【案例】世界新闻自由日 联合国:70%环保记者受迫害 颁奖给巴勒斯坦记者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日表示,在3月调查来自129个国家地区的环保记者中,有70%的人通报遭受与工作有关的攻击、威胁或压力。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世界新闻自由奖颁给所有报导加沙战争的巴勒斯坦记者。 (视频参考链接) 作者:夏榕 法新社在世界新闻日5月3日当天报道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日发布的报告中说,通报受威胁中2/5的人之后遭到人身暴力。超过900名记者接受这项调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告称,针对报导环境和气候记者的暴力和恐吓有所增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阿祖莱(Audrey Azoulay)在声明中说:“若无攸关当前环境危机的可靠科学信息,我们将永远无法克服危机”;“我们仰仗记者们调查这类主题并确保获取信息,然而当前环保记者在世界各地都面临不可接受的高风险,与气候有关的假新闻也在社群媒体上肆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在2009年到2023年之间,至少有749名报导环境问题的记者和新闻媒体成为“谋杀、人身暴力、拘留和逮捕、网络出征或法律挨告的牺牲品”。 其中300多起攻击发生在2019年到2023年之间,比2014到2018这5年增加4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说:“这个问题属全球性,攻击发生在世界各地区的89个国家。” 在过去15年中,至少有44名环保记者因工作遇害,只有5起案件被定罪。 新闻自由奖颁发给所有报道加沙战争的巴勒斯坦记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发布上述报告的同一天,将世界新闻自由奖颁给所有报导加沙战争的巴勒斯坦记者。 法新社援引媒体专业国际评审团主席韦贝尔(Mauricio Weibel)说:“值此黑暗和绝望时刻,我们希望向在如此险峻条件下报导加沙危机的巴勒斯坦记者们,传达我们坚定与你们同在与表彰的信息。” 此外,阿祖莱也表示,这次颁发的奖项“用意在表彰记者面对困难和危险环境时表现出的勇气。” 据总部设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PJ)指出,自去年10月以哈战争爆发以来,至少有97名新闻界成员遇害,当中92人是巴勒斯坦人。 联合国大会1993年12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议,宣布设立「世界新闻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之后将日期定于每年5月3日。2024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将致力于当前全球环境危机背景下新闻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来源:rfi 编辑:程正元 |
【案例】世界新闻自由日:印度新闻自由受威胁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调查显示,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环保记者中,有70%的新闻工作者遭受与工作有关的攻击、威胁或压力,请看France24视频报道。 (视频参考链接) 印度在无国界记者组织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持续下滑,在 180 个国家中,印度排名第 161 位。中国排名第173位,关押记者人数依然位居全球第一 AP - Aaron Favila 作者:罗拉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调查显示,来自129个国家地区的环保记者中,有70%的新闻工作者遭受与工作有关的攻击、威胁或压力,France24视频报道在印度新闻自由受到威胁。 如一些独立记者是印度小屏幕上的明星,不过自从莫迪当选印度总理以来,印度在无国界记者组织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持续下滑,在 180 个国家中,印度排名第 161 位。中国排名第173位,关押记者人数依然位居全球第一。 印度女记者巴布斯-恩斯勒13年来一直在 CNN 当地频道报道新闻,在她看到该频道逐渐成为政府宣传的喉舌。 恩斯勒表示召开的编辑会议根本没有关注重要新闻,也没有提供任何全国新闻的全貌。现在新闻质量很差,让辩论两极分化,目前在印度新闻工作者不为公众利益服务,目睹媒体及其使命的解体。 因此她辞职,创办了自己的独立网络媒体。 报道显示油管已成为印度独立记者重要传播手段,六年前阿卡什-班纳吉加入该平台最早人之一,现在每天他都会向4百万用户提供他对印度民族主义政府政策的分析。 班纳吉表示互联网为他提供了国内独一无二的言论自由空间,但并不能保护他免受当局可能的攻击。印度政府会使用法律或者财务借口向这些独立媒体人施压,攻击他们要么是财务违规 ,要么是诽谤索赔 ,要么是亵渎神灵,就是如果这个系统想把你打倒,没人能救得了你。 在印度不同的声音很难存在,特别是政府支持的媒体充斥着整个平台。 来源:rfi 编辑:程正元 |
【案例】 张生 | 去媒体化世界的到来 如今谈到媒体的生存状态,似乎出现了一种让人困惑的二律背反的现象。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媒体”已经无所不在,似乎“万物皆媒”;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媒体却一片萧条,门可罗雀不说,从业人员也早由昔日的人文“精英”一转而为“新闻民工”。而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尽管如此,大学里的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却依然“人满为患”,尽管今天的新闻传播专业已非“热门”专业,不说别的,二十年前,甚至十多年前,新闻传播专业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在各大高校里都是文科专业名列前茅甚至第一,开个玩笑,如果复旦和人大多年前没有新闻专业,文科考生的录取分数线可能会急剧下降,但现在各个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已经可能倒数第一了,俨然已经成为收留其他文科专业“落榜生”的避难所,与之同时,从事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而且跨专业转入的学者也越来越多,除了新闻传播学专业自身的学者之外,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人类学的学者也大规模涌入,俨然新闻传播学专业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显学”。我曾说如今传播学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哲学”,现在觉得这个判断其实早已经成为现实。 但是,尽管如此,已经没有人对之前的传统媒体的消亡撒一掬同情之泪。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如果说媒体技术的互联网化及社交媒体的出现是最重要的原因,应该并不为过。正是这个原因,产生了当下的我们这个媒体时代特有的“去媒体化的时代浪潮,也因此产生了“媒体冷却”的现象,人们开始躲避无所不在的媒体的包围,通过尽可能的“远离”和“关闭”媒体通道来让媒体“冷却”下来,摆脱由此造成的信息泛滥和信息骚扰对不可触碰的自身存在的“身自体”的侵入。 这首先就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造成了对传统媒体的“初夜权”的剥夺,而由此产生的“媒体除权”不仅使得“世界的媒体化”急速到来,同时还导致了“媒体过剩”,使得我们生活在一个“万物皆媒”的时代。对此有人庆幸不已,但实际上这个“万物皆媒”的时代随时甚至已经转变成了“万物皆摄像头”的状态,媒体本身开始转化为无所不在的监控设施,让人感到恐惧,不安,而被媒体技术过度扫描和曝光的结果,就是使得生活在社会中的有身份的人被还原为阿甘本意义上的“赤裸生命”,随时有失去自身的社会性的可能。 其次,就是媒体的“白噪声化”。海德格尔曾把人的客观化说成是“世界的图像化”,但是如今的人不仅被客体化摆置,还因为媒体的渗透或者对人的重构,导致人的“质料化”,因此“世界的媒体化”的时代悄然而至。正因为媒体已经不可躲避,或者只能像媒体一样生存,出现了媒体的“白噪声化”的现象,就是将媒体还原为“物”的同时,也将自己还原为“物”,与媒体不再“互动”和交流。波德里亚在八十年代去美国访问时发现一个奇特的媒介现象,美国的汽车旅馆,还有很多场所,不管有人没人,电视机总是二十四小时开着的,人们却对电视的“自说自话”置若罔闻,而这就是一种对媒介的“白噪声化”的搁置。人们既然无法“取消媒介”,只能讲其“非媒介化”,作为像大自然中的风声雨声一样让其白噪声化,从而去除起信息传播的功能。 再次,就是媒体的“复古化”。人们出于对于媒体过剩的厌倦,已经从大众传播时代回归小众化的人人传播时代,也即现在的“朋友圈媒体”或者“圈媒体”的信息流动及传播成为常态。还有就是媒体的“工具化”。媒体去信息传播化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应用工具,如在现在世界已经二维码化的今天,如果没有微信扫码,可能已经寸步难行。 当然,如今的媒体去媒体化,还与媒体的泛政治化所引起的意识形态“滤镜化”所导致的媒体“宣传化”有关。而这或许也是人们想摆脱“万物皆媒”的“天罗地网”的下意识的动力。 2024年4月26日匆草于五角场。 来源: 法国理论(公众号) 原作者:张生(作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编辑:徐思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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