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独立报》达到500万注册用户，收入同比增长12%

营业利润下降了65%，缘于对电子商务、独立电视、读者收入和国际扩张的投资。

《独立报》（The Independent）透露，其注册用户已超过500万，广告收入不再占收入的大部分，实现了两个长期目标。

独立报数字新闻和媒体公司（Independent Digital News and Media）透露，截至2022年9月30日，其收入增长创纪录，增长12%，达到4630万英镑。在该有限公司官方账目公布之前，这些数据已与《新闻公报》（Press Gazette）分享。

《独立报》表示，非广告收入——包括内容许可（Content Licensing）、联合（syndication）和电子商务——占总收入的57%，广告收入首次低于50%。一年前，广告收入约占总收入的60%。

独立报数字新闻和媒体公司主席约翰·帕顿（John Paton）告诉《新闻公报》，他“对团队在这里取得的卓越成就感到非常高兴”。他强调，在周三，该团队在AOP数字出版奖（AOP Digital Publishing Awards）上获得了最佳商业策略多样化奖。

营业利润下降了65%，降至190万英镑，但《独立报》自2016年开始纯数字化以来，一直保持着每年盈利的势头。

帕顿告诉《新闻公报》，利润下降是由于对电子商务、独立电视、读者收入和国际扩张的投资，以及来自乌克兰的报道。

帕顿说:“我们不害怕减少利润来投资未来，我们每年都这样做。我们不怕说‘你知道吗，我们必须在这里削减成本’，尽管这可能很困难，但我们会重新部署这些成本，并投资于我们认为正在增长的领域。”

去年11月，迫于数字广告的压力，该公司将52个职位(其中30个是采编职位)置于裁员的危险之中，许多记者因此失去了工作。

帕顿说:“从2016年开始，《独立报》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不管有多难，比如全数字化，放弃印刷版报纸等等。”

他补充说:“在这里，我们从不害怕停止对增长速度不及预期的领域的投资，并将这些资源重新分配给增长的领域，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他指出，新任总编辑乔迪•格雷格（Geordie Greig）自1月份上任以来一直在扩大团队，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新闻编辑部”。

格雷格的任命包括前《星期日独立报》（Independent on Sunday）总编辑特里斯坦·戴维斯(Tristan Davies)和副总编克洛伊·哈伯德(Chloe Hubbard)。戴维斯后来成为《星期日邮报》（Mail on Sunday）的联合副总编，负责向格雷格汇报工作。

对于格雷格的到来，帕顿说:“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领导者。他每天来的很早，走的很晚。他总是在线 —— 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的whatsapp在周末也满是他的信息。”

“因此，这个家伙真的带来了大量的精力、专业精神和经验，带领我们获得了我们想要的受人尊敬的全球声誉。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真的很令人兴奋。这很有活力。这不是一个走下坡路的地方，这是一个上升的地方。”

《独立报》的收入增长

《独立报》称其收入增长来自:

解决方案/品牌内容业务“独立点燃”（Independent Ignite）——同比增长127%

独立电视（Independent TV）自2020年底开播以来，同比增长52%

包括“独立报优品”（Indy Best）在内的电子商务增长了44%

授权（内容许可）和联合 (将独立内容出售给彭博社和雅虎等公司) ——增长17%

正如帕顿所说，《独立报》总收入的三分之一(32%)来自其“付费内容战略”——包括授权、联合出版和更多直接读者收入。

来自订阅读者的收入约为200万英镑，占总收入的4%，但帕顿表示，在“建立了所有其他部分”并获得500万免费注册用户后，“下一个重大推动”将在这一领域实现增长。

这就是《独立报》聘请戈登•汤姆森(Gordon Thomson)担任高级编辑的原因。汤姆森曾在DMGT（每日邮报集团）旗下的订阅品牌Mail+担任总编辑三年，负责推动付费订阅业务。

帕顿表示:“1亿的独立用户可以推动访问量，但我们想要亲自了解这些人。”他补充说，在过去的12个月里，facebook的注册用户增长了57%，最近几周注册用户达到了500万。

他预测《独立报》将在18到24个月内达到1000万注册用户的目标。

帕顿将《独立报》的500万注册用户与Reach的1270万注册用户进行了比较。“我对此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已经在一款产品上做到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帕顿说，独立电视台并不是简单地“重新利用视频”，而是制作“获奖纪录片”，比如国际记者贝尔·特鲁在乌克兰拍摄的《森林里的尸体》。

“我们正在以一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水平做事情，作为回报，我们得到了读者的信任，” 他说。“因此，未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事情发生。”

独立董事总经理兼前总编辑克里斯蒂安·布劳顿(Christian Broughton)专注于电子商务和独立电视战略，刚刚被任命为董事会成员。帕顿表示，这表明“我们认为收入和产品的多样化是多么重要”。

《独立报》对美国的Mail Online（邮报在线）进行了评估

《独立报》目前约37%的收入来自英国以外，每月超过52%的访客来自英国以外，其中美国是一个特别的投资领域。

帕顿说，《独立报》总共有300名员工，其中约60人在美国。在过去的一年里，纽约、华盛顿和洛杉矶的采编人数增加了50%，达到45人左右，商业广告也进一步增加。

首席执行官扎克·伦纳德（Zach Leonard）已经在美国“呆了几周”，并将“在那里呆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的雄心是全球化的，”帕顿说。

伦纳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期待“领导我们在美国的投资，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商业竞争最激烈的媒体市场上提供独立的新闻”。

帕顿说，《独立报》适合美国，因为“那里的人重视独立”。帕顿设定了一个崇高的目标，他说:“为了好玩，在美国超过《每日邮报》（Daily Mail）是件很棒的事”，这“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有一个有竞争力的目标来激励你的团队是件好事……显然，《每日邮报》是一款很棒的产品。”

Ipsos iris数据显示，《独立报》目前在英国的月读者人数为2100万，目前正与《卫报》争夺第五大新闻网站的宝座。Similarweb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独立报》4月份的访问量为2500万，而《每日邮报》的访问量为1.136亿，《卫报》的访问量为7390万。

《独立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独立报》与Facebook、新闻聚合商雅虎和MSN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扩大《独立报》在美国的影响力“仍然至关重要”。 帕顿说，《独立报》明白，现在很多人通过社交媒体访问新闻网站，但注册用户策略和其他读者收入意味着他们不会“受制于社交媒体或者作为赢利武器的程序化广告的影响”。

《独立报》的四个时代——根据约翰·帕顿的说法

帕顿认为《独立报》经历了三个时代，现在正进入第四个时代。

它始于“辉煌的”印刷时代，“没有赚到任何钱”。

第二个时代，他说，是在2016年到2018年之间，在结束了印刷版报纸之后。“它的规模很小，但能马上盈利，”他说。

第三个时代开始于帕顿和伦纳德在2019年“联手”领导公司。“我们大幅扩大了公司的规模，”他说。

在2019年至2022年期间，收入增长了70%，佩顿称之为“现象级”。“那是在新冠流行期间，在市面封锁期间，在所有这些事情期间。”他补充说，同期的采编预算翻了一番。

在此期间，随着独立电视台和西班牙语版的推出，以及在美国和亚洲的扩张，多元化程度加倍。

帕顿说，《独立报》现在处于第四时代，这意味着“多元化的延续，但现在我们有了人工智能的绝佳机会”。

帕顿说，《独立报》已经在使用人工智能，尤其是机器学习工具，但它有可能以某种方式部署生成式人工智能，帮助记者专注于原创报道。

《独立报》最近成立了一个人工智能团队，由首席技术官克里斯·科德罗伊(Chris corderroy)领导，帕顿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创建我们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这样，我们就可以创建我们自己版本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这很重要，因为人工智能将让我们加强新闻报道。”

“我们不像其他人那样看待它，认为它会取代新闻业。那不是我们的把戏。我们认为它会加强和优化新闻业。”

他表示，如果这有助于提高效率，他们就可以“将节省下来的绝大部分资金重新部署到创造更有价值的新闻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发展我们的媒体公司”。

帕顿补充说，他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在五年内，《独立报》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通过视频消费的，而人工智能可以在很多方面提供帮助，比如创建简单的视频解释器。

“我认为明年将会非常精彩，” 他说。营业利润下降了65%，缘于对电子商务、独立电视、读者收入和国际扩张的投资。

《独立报》（The Independent）透露，其注册用户已超过500万，广告收入不再占收入的大部分，实现了两个长期目标。

独立报数字新闻和媒体公司（Independent Digital News and Media）透露，截至2022年9月30日，其收入增长创纪录，增长12%，达到4630万英镑。在该有限公司官方账目公布之前，这些数据已与《新闻公报》（Press Gazette）分享。

《独立报》表示，非广告收入——包括内容许可（Content Licensing）、联合（syndication）和电子商务——占总收入的57%，广告收入首次低于50%。一年前，广告收入约占总收入的60%。

独立报数字新闻和媒体公司主席约翰·帕顿（John Paton）告诉《新闻公报》，他“对团队在这里取得的卓越成就感到非常高兴”。他强调，在周三，该团队在AOP数字出版奖（AOP Digital Publishing Awards）上获得了最佳商业策略多样化奖。

营业利润下降了65%，降至190万英镑，但《独立报》自2016年开始纯数字化以来，一直保持着每年盈利的势头。

帕顿告诉《新闻公报》，利润下降是由于对电子商务、独立电视、读者收入和国际扩张的投资，以及来自乌克兰的报道。

帕顿说:“我们不害怕减少利润来投资未来，我们每年都这样做。我们不怕说‘你知道吗，我们必须在这里削减成本’，尽管这可能很困难，但我们会重新部署这些成本，并投资于我们认为正在增长的领域。”

去年11月，迫于数字广告的压力，该公司将52个职位(其中30个是采编职位)置于裁员的危险之中，许多记者因此失去了工作。

帕顿说:“从2016年开始，《独立报》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不管有多难，比如全数字化，放弃印刷版报纸等等。”

他补充说:“在这里，我们从不害怕停止对增长速度不及预期的领域的投资，并将这些资源重新分配给增长的领域，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他指出，新任总编辑乔迪•格雷格（Geordie Greig）自1月份上任以来一直在扩大团队，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新闻编辑部”。

格雷格的任命包括前《星期日独立报》（Independent on Sunday）总编辑特里斯坦·戴维斯(Tristan Davies)和副总编克洛伊·哈伯德(Chloe Hubbard)。戴维斯后来成为《星期日邮报》（Mail on Sunday）的联合副总编，负责向格雷格汇报工作。

对于格雷格的到来，帕顿说:“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领导者。他每天来的很早，走的很晚。他总是在线 —— 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的whatsapp在周末也满是他的信息。”

“因此，这个家伙真的带来了大量的精力、专业精神和经验，带领我们获得了我们想要的受人尊敬的全球声誉。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真的很令人兴奋。这很有活力。这不是一个走下坡路的地方，这是一个上升的地方。”

《独立报》的收入增长

《独立报》称其收入增长来自:

解决方案/品牌内容业务“独立点燃”（Independent Ignite）——同比增长127%

独立电视（Independent TV）自2020年底开播以来，同比增长52%

包括“独立报优品”（Indy Best）在内的电子商务增长了44%

授权（内容许可）和联合 (将独立内容出售给彭博社和雅虎等公司) ——增长17%

正如帕顿所说，《独立报》总收入的三分之一(32%)来自其“付费内容战略”——包括授权、联合出版和更多直接读者收入。

来自订阅读者的收入约为200万英镑，占总收入的4%，但帕顿表示，在“建立了所有其他部分”并获得500万免费注册用户后，“下一个重大推动”将在这一领域实现增长。

这就是《独立报》聘请戈登•汤姆森(Gordon Thomson)担任高级编辑的原因。汤姆森曾在DMGT（每日邮报集团）旗下的订阅品牌Mail+担任总编辑三年，负责推动付费订阅业务。

帕顿表示:“1亿的独立用户可以推动访问量，但我们想要亲自了解这些人。”他补充说，在过去的12个月里，facebook的注册用户增长了57%，最近几周注册用户达到了500万。

他预测《独立报》将在18到24个月内达到1000万注册用户的目标。

帕顿将《独立报》的500万注册用户与Reach的1270万注册用户进行了比较。“我对此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已经在一款产品上做到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帕顿说，独立电视台并不是简单地“重新利用视频”，而是制作“获奖纪录片”，比如国际记者贝尔·特鲁在乌克兰拍摄的《森林里的尸体》。

“我们正在以一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水平做事情，作为回报，我们得到了读者的信任，” 他说。“因此，未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事情发生。”

独立董事总经理兼前总编辑克里斯蒂安·布劳顿(Christian Broughton)专注于电子商务和独立电视战略，刚刚被任命为董事会成员。帕顿表示，这表明“我们认为收入和产品的多样化是多么重要”。

《独立报》对美国的Mail Online（邮报在线）进行了评估

《独立报》目前约37%的收入来自英国以外，每月超过52%的访客来自英国以外，其中美国是一个特别的投资领域。

帕顿说，《独立报》总共有300名员工，其中约60人在美国。在过去的一年里，纽约、华盛顿和洛杉矶的采编人数增加了50%，达到45人左右，商业广告也进一步增加。

首席执行官扎克·伦纳德（Zach Leonard）已经在美国“呆了几周”，并将“在那里呆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的雄心是全球化的，”帕顿说。

伦纳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期待“领导我们在美国的投资，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商业竞争最激烈的媒体市场上提供独立的新闻”。

帕顿说，《独立报》适合美国，因为“那里的人重视独立”。帕顿设定了一个崇高的目标，他说:“为了好玩，在美国超过《每日邮报》（Daily Mail）是件很棒的事”，这“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有一个有竞争力的目标来激励你的团队是件好事……显然，《每日邮报》是一款很棒的产品。”

Ipsos iris数据显示，《独立报》目前在英国的月读者人数为2100万，目前正与《卫报》争夺第五大新闻网站的宝座。Similarweb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独立报》4月份的访问量为2500万，而《每日邮报》的访问量为1.136亿，《卫报》的访问量为7390万。

《独立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独立报》与Facebook、新闻聚合商雅虎和MSN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扩大《独立报》在美国的影响力“仍然至关重要”。 帕顿说，《独立报》明白，现在很多人通过社交媒体访问新闻网站，但注册用户策略和其他读者收入意味着他们不会“受制于社交媒体或者作为赢利武器的程序化广告的影响”。

《独立报》的四个时代——根据约翰·帕顿的说法

帕顿认为《独立报》经历了三个时代，现在正进入第四个时代。

它始于“辉煌的”印刷时代，“没有赚到任何钱”。

第二个时代，他说，是在2016年到2018年之间，在结束了印刷版报纸之后。“它的规模很小，但能马上盈利，”他说。

第三个时代开始于帕顿和伦纳德在2019年“联手”领导公司。“我们大幅扩大了公司的规模，”他说。

在2019年至2022年期间，收入增长了70%，佩顿称之为“现象级”。“那是在新冠流行期间，在市面封锁期间，在所有这些事情期间。”他补充说，同期的采编预算翻了一番。

在此期间，随着独立电视台和西班牙语版的推出，以及在美国和亚洲的扩张，多元化程度加倍。

帕顿说，《独立报》现在处于第四时代，这意味着“多元化的延续，但现在我们有了人工智能的绝佳机会”。

帕顿说，《独立报》已经在使用人工智能，尤其是机器学习工具，但它有可能以某种方式部署生成式人工智能，帮助记者专注于原创报道。

《独立报》最近成立了一个人工智能团队，由首席技术官克里斯·科德罗伊(Chris corderroy)领导，帕顿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创建我们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这样，我们就可以创建我们自己版本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这很重要，因为人工智能将让我们加强新闻报道。”

“我们不像其他人那样看待它，认为它会取代新闻业。那不是我们的把戏。我们认为它会加强和优化新闻业。”

他表示，如果这有助于提高效率，他们就可以“将节省下来的绝大部分资金重新部署到创造更有价值的新闻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发展我们的媒体公司”。

帕顿补充说，他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在五年内，《独立报》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通过视频消费的，而人工智能可以在很多方面提供帮助，比如创建简单的视频解释器。

“我认为明年将会非常精彩”，他说。

来源：媒变前沿MediaChange（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FDWZ4AeyIaEbOQOaDFF5w

编辑：洪韵

【案例】

“走进中国大报”第八站：湖北日报传媒集团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主楼（辜晓进 摄）

如果在华中地区甚至扩大到两河两陕等中原和华北地区，若论报业实力和转型效果，最突出者恐怕非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莫属。从经济实力看，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该集团的“总体经济规模综合评价”已连续三年名列报业第三，仅次于第一位的上报集团和第二位的浙报集团。集团总资产和净资产近年都增长较快，其中2022年底的总资产为107亿元，是全国三家总资产过百亿的省级报业集团之一（另两家也是上报集团和浙报集团）；净资产为30.58亿元，较2017年底增长了1.1倍，他们说“五年再造了一个集团”。

就转型效果而言，该集团在人民日报2022年6月发布的报纸融合指数排行榜中位列全国省级党报第三。具体数据也比较亮眼：全集团目前有多个客户端，其中湖北日报客户端和2021年才上线的极目新闻客户端这“两大端”的下载量分别为3460多万和2400多万；社交平台的表现更加突出，湖北日报的微信公众号（粉丝740万）居省级党报第二，官方抖音（粉丝4345万）和快手（粉丝755万）居省级党报第一；集团新媒体用户总量从2019年底的5500万跃升至目前的2.91亿。

在“强纸强新”的战略引导下，该集团甚至在传统业态方面也保持较好的态势，其中《湖北日报》和《楚天都市报》的发行量都在全国同类报纸中名列前茅，乃至旗下还有一种单期发行量逾百万的杂志《特别关注》以及营收可观的《党员生活》杂志。目前集团旗下6报11刊，无一亏损，且保持不同程度的盈利状态。

与集团总编辑赵洪松（右）访谈中（谭舒月 摄）

以上便是我们选中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作为“报业转型典范”调研个案的主要理由。蒙该集团大力支持，特别是集团编委兼编委办主任陈力峰周密安排，我和研究生谭舒月得以于本月27-28日前往调研，并与集团总编辑赵洪松、集团副总编辑张晓峰、集团副总编辑兼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总编辑周芳、荆楚网总编辑熊爱玲、湖北日报融媒体中心主任张磊、《特别关注》杂志董事长黄磊和总编辑马慧莲等进行了深度访谈，受益匪浅。集团社长陈剑文因偶染小恙，遗憾未能接受我们的访谈。调研期间，看到值班老总在当日报栏上为每篇稿件打出的分数和评语，亦觉亲切。

到达武汉的当晚，还有幸获邀参加了集团为全国新闻院校院长研修班举行的晚宴，饭桌上得以向集团副总编辑胡汉昌及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明新、集团编委陈力峰、湖北日报融媒体中心副主任陈会君等请教，算是为本次调研“暖场”。

与集团副总编张晓峰（左）访谈前参观数字演播厅（谭舒月 摄）

与集团副总编、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总编辑周芳访谈后合影，并获赠“生日报”（我出生那天的《湖北日报》头版）（谭舒月 摄）

与荆楚网总编辑熊爱玲访谈后合影（谭舒月 摄）

与湖北日报融媒体中心主任张磊（左）访谈中（谭舒月 摄）

与《特别关注》董事长黄磊（右）和总编辑马慧莲（左）访谈前合影（谭舒月 摄）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全媒体指挥中心（辜晓进 摄）

来源：进观传媒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ELvUlUW8_h647Pr5Xj8uA

编辑：洪韵

【案例】

《文学报》将停刊

  2024年11月11日，上海报业集团宣布正式启动新一轮媒体融合改革，优化媒体布局，淘汰落后产能，以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评价体系。

  本轮改革中，上海报业集团进一步调整优化旗下系列媒体架构，《文学报》并入《文汇报》，在《文汇报》上推出《文学》周刊。

  《文学报》于1981年4月正式创刊，是我国第一张综合性文学艺术类报纸。而定位为“人文大报”的《文汇报》于1938年1月创刊，历史底蕴更为深厚，且旗下有文艺评论、文汇理论、笔会等多个专业IP栏目，更加凸显了人文大报的内涵。上报集团旗下的三大报均有悠久的文学副刊办报传统优势，如《新民晚报》的“夜光杯”，《文汇报》的“笔会”，《解放日报》的“朝花”。

  此次《文学报》停出纸质版，但转换阵地并入《文汇报》，改出互联网多种形态的产品，也是对目前文学类媒体生存现状的调整。

来源：佳作 JIAZUO（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UqIb3Jn6QA9JjKt3DrWlQ

编辑：徐思凡

【案例】

来源：电影截图

链接：https://v.qq.com/x/cover/tr1s57i2f64vphu/z0035b8cbys.html

编辑：王晨雅

【案例】
首席商务官凯凡·萨曼普尔介绍了《波士顿环球报》如何依赖本地新闻付费手段度过难关并走上盈利道路的。

与许多地方媒体品牌一样，《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在2009年金融危机后差点倒闭。

如今，它已作为一个突出典范，向全球的同行展示了新闻业如何在数字时代不仅能够生存而且还能蓬勃发展的成功实践。
在最新一期《Press Gazetteof Media Explained》播客中，《波士顿环球报》首席商务官凯凡·萨曼普尔（Kayvan Salmanpou）解释了这家多次获得普利策奖的报社是如何取得了许多其他地方媒体难以复制的进步的。
作为一家私营公司，波士顿环球传媒（BostonGlobe Media）不公布财务业绩，但目前，该公司拥有近1000名员工，拥有26.1万份数字订阅和7.5万份报纸订阅用户。
当被问及《环球报》是如何取得今天的成就时，凯凡首先讲述了2009年的情况（当时《环球报》仍为《纽约时报》所有，后者在1993年以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该报）。
拯救《波士顿环球报》的关键决策                                        w
他说：“我们的大量读者流失到了网络上，谷歌（Google）正在蚕食我们的分类广告业务，脸书（Facebook）正在蚕食我们的中小企业广告业务。到了必须做出很多重要决定的时候了。”
“第一个重要的决定是将波士顿网站（Boston.com）从波士顿环球报网（Bostonglobe.com）中分离出来。一个是免费的，另一个是收费的、以读者收入为中心的网站，也就是波士顿环球报网（Bostonglobe.com）。
今天，这两个新闻品牌仍然并肩存在。Boston.com提供一般新闻和轻松的生活方式内容，并充当通往Bostonglobe.com的渠道，后者为读者提供更深入、更集中的本地报道。
波士顿当地的商业巨头约翰·亨利和琳达·亨利夫妇于2013年以7000万美元买下了《环球报》。
凯凡说：“他们坚定地认为，《环球报》的未来将专注于成为一个以读者收入为中心的网站。“
上网费用提高了72%，从每周3.99美元提高到每天1美元。
凯凡表示，他们原本预计此举会流失多达40%的用户，但实际上只流失了3%。
下一个关键决定是在2018年做出的，当时用户增长趋于平缓。在测试了各种试用方案后，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直到今天，人们都可以以1美元的价格试用《环球报》网站六个月。
这与计量付费墙相结合，在邀请读者付费之前，他们只提供一篇免费文章。这项新服务使订阅转化率增加了10倍。
凯凡说：“他们对内容的参与程度和那些试用期中的人一样多。我们意识到人们想要为内容付费，但他们可能不想马上支付30美元。“
“在6个月的试用期结束时，我们发现第一次和第二次全额付款的留存率明显下降，但到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付款时，留存率又回到了试用期当中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初冠状病毒大流行爆发时，《环球报》决定不取消在线付费墙。
凯凡说：“2020年春季，我们看到流量飙升。“那时我们看到了订阅量的真正增长。当时，许多地方媒体公司都取消了付费墙，但我们觉得自己足够强大，因为Boston.com和我们的B2B媒体公司STAT都在提供免费的新冠病毒内容，所以我们保持了这个试验，事后很多其他媒体公司都向我们提到，他们希望，自己当时如果也这么做就好了。”
排名活动和知识产权授权经营是《环球报》不断增长的收入领域
在谈到报社的其他收入领域时，凯凡特别提到了围绕其“最佳工作场所”（ Top Places to Work）内容板块举行的各种活动和授权经营情况。
他说：“我们出售广告、活动、各种宴会和招待会的赞助桌资格、门票和标识（logos）——把这些卖给那些有能力经过我们的授权把我们的标识放在他们公司的网站上的客户，我们把这些标识卖给这些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而不是营销部门。”我们已经为许多大的公司做了这样的设计，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有成效。”
《环球报》的知识产权（IP）授权是另一个增长的收入领域。热门播客《角斗士》（Gladiator）讲述了一名卷入三起谋杀案并自杀的美国橄榄球运动员的故事，该节目与Wondery公司联合制作，下载量已超过800万次。它的制作源于《波士顿环球报》刊登过的一个新闻故事，现在已经卖给FX（福克斯广播公司），并将其改编成了电视剧。凯凡表示：“IP已被证明是一个非常好的收入来源。


地方媒体获得更多在线读者收入是一种全球趋势
他说，世界各地的地方新闻媒体越来越关注读者收入。
讲故事的方式变得非常重要。如果你想要追求读者收益模式，优化用户粘性（互动）而不是内容的性能或者页面浏览量，这是很重要的。您需要为数字原生读者创建内容。“
“特别是对于较小的地方媒体机构，他们必须掌握3个要点：视觉叙事，线性叙事以及手机优先。图片、视频和可视化是数字原生消费者所期望的。他们希望并更能接受通过视觉媒介讲述的故事。”
当被问及他对其他地方媒体机构有什么重要建议时，凯凡说：“我们做了很多复杂的测试，最终将我们带回到我们所能够提供的简单性：创造一个伟大的产品，让读者试用它，创造一个无缝的方式让他们试用产品，然后尽可能地循环反复，保持简单。”


来源：媒变前沿MediaChange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A4ZLIbgETd3dFDjMqphFw
编辑：程正元

【案例】

再见《南方周末》：一张报纸，一个时代

题图：《南方周末》创刊十周年的编辑部，前排左五为左方、左六为游雁凌

广州的夜空里，“南方周末”的巨大霓虹像一座雕塑，在湿润的空气里微微闪烁。曾经，在一代人心中，这四个字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和良心。
80岁的左方先生（1935-2021）已经很久没回过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了。在这个被视为新闻的圣殿里，老老少少都称他老左。和传承几代人的自由氛围一样，从他创办《南方周末》的那天起，这传统延续了30年。
老左——这两个字本身就仿佛是一时代的痕迹。朝鲜战争他当过兵，“文化革命”他造过反，但谁又会想到，知天命之年，他又会在这个国家的改革巨浪中摇旗呐喊，创办了一份后来被视为自由派的报纸。
“我把启蒙视作办报的灵魂。”广州的某一天，他在咖啡馆里坐下，用了6个小时为我们讲述一张报纸的历史，讲述一段他心中那个“保尔·柯察金”如何消失的故事。耄耋之年，左方依旧睿智。不久前，他还刚刚在香港出版了自己的口述历史。书名叫作《钢铁是怎么炼不成的》——是他人生的反思，也是对旧时代的隐喻。
相比这份报纸后来的辉煌，很少人提起左方时代的《南方周末》。但在改革最关键的30年里，这份报纸的前半程却承载着更多意义。从左方开始，很多人曾影响这份报纸的性格形成。他们的故事，关于一张报纸，关于一场改革，关于一个国家，也关于一个时代。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原题《告别保尔：左方和他的南周时代》，作者刘洋硕，2005年至2009年就读于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新闻系新闻专业，蚂蜂窝旅行网公共关系高级经理，曾任《博客天下》杂志编辑，《南方人物周刊》杂志记者，搜狐全媒体采访部副主编。

告别保尔：

左方和他的南周时代

文 | 刘洋硕

来源 | 搜狐

生于1984

1984年，他们要去创造一个时代。

1984年的广州，城市还显得有些无趣。一个叫张向春的年轻夹报工人坐在《南方日报》社资料室里。如果不出意外，他的整个白天都将与那些旧报纸为伴——那些千篇一律的“真理报”，将是他千篇一律的日子。

有时候，他也会偷偷将自己的画压在资料室的玻璃台板下，那是他对抗千篇一律的方式。谁会想到，多年以后，这个年轻人的版式设计和插画，一度成为《南方周末》在市场上大杀四方的利器。

在文革结束后，资料室就成了报社的“冷宫”。屋子里的老员工，大都是在“文革”犯错误的“三种人”。他们中最著名的造反派正是“左方”。如今，他已经在这里呆了六年时间。

动乱后挂在报社大院的两行大标语，似乎可以对左方的前半生做个总结——“左方是广东多股帮派势力的黑高参，大乱南方日报的挂帅人物”。

是的，他，左方，是造反派“新闻兵”的头头——一个可以呼风唤雨般调动十万人上街的“革命青年”。当然，后来，他同样被用“文革”的方式扣上“帽子”，赶下台。

这个造反派，这个报社，这个国家……一切内心的坚固，都将在1984年烟消云散。那一天，左方50岁了。这个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头”突然告诉张向春：“走，我们去办一张报纸！”

年轻人未曾想到：1984年，他们要去创造一个时代。

在英国人乔治·奥威尔的笔下，1984是个充满专制隐喻的年份。不过当这一年真的到来，1984并未走向《1984》，世界也并未如奥威尔描写那般令人恐惧。

1984年，中国，改革的气息在元旦后不久就散发出来——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他一路沉默不语，直到回到广州，才写下这样一段后来影响整个中国的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整个1980年代，敢为天下之先的广东，都是国家开放的标尺。邓丽君、喇叭裤、寻呼机……甚至内地第一个赴港旅行团都是从广州起行。1984年，一位香港老太太兴奋地拉着大陆游客的手说：邓小平应该长命百岁。

在离开资料室的这一天之前，左方悄悄去了火车站，那时候，中国的改革已经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他看到潮水一般的民工涌入广东——“一场经济的大革命正在产生……不管怎样，他们不会再是原来的那些人了。”

那时候，报纸上还没人敢记录日子的改变，也没有人敢谈那些“真理”之外的东西。最终，是《南方日报》老社长丁希凌力排众议，要办一张与党报不同的报纸。

老社长丁希凌将《南方周末》视为“《南方日报》改革发展的试验田”。总编辑不愿派人办报，他就去找“被打入冷宫”的左方——一个在政治上已经“靠边站”的人。

1984年，《南方周末》创刊号

几十年后，你会发现，这样的历史桥段似乎只可能在《南方日报》这样的大院里出现。与中国其他党报不同的是，《南方周末》的前身是香港《华商报》，即使经历文革，仍保留着文人办报的传统。

在1984年，中国的新闻改革方兴未艾。很少有人记得，《中国妇女》杂志在那一年，首次刊登了两则征婚启事。这个举动微乎其微，在当时却是一个坚定的信号——甚至，它和《南方周末》的创办一样，还意味着中国的媒体将独自面对读者，面向市场。

市场的力量充斥着整个1984年。张瑞敏、柳传志、王石、李经纬、牟其中开始了创业……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财经作家吴晓波将之称为中国的“公司元年”。

在改革前沿的广东，1984同样是《南方周末》的创业元年，也是广东的媒体市场化元年。左方和几个编辑挤进一进办公室，“为改革摇旗呐喊”。

许多年后，左方对搜狐网自豪地讲起第一期的《南方周末》：他们大胆用演员黄宗英下海经商的新闻当做头条——“表达对敢为天下先的赞颂”；第二条才是邓小平到珠海视察，去爬罗姑山——“表达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敬重”。

那一年，年轻人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我们都下海吧！

左方向右

左方和陈兆川，造反派和老右派，就像同一条暗渠在不同的历史缝隙间喷涌。

许多年后，一位美国记者问了左方这样一个问题：“你的新闻经历有15年是在毛泽东时期，有15年是在邓小平时期——我想知道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你的表现……”

左方的答案是：“在毛泽东时代，我拥护毛泽东文艺思想、批判‘文艺黑线’、宣传样板戏；在邓小平时代，我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就是你熟悉的《南方周末》……”

美国人显然无法理解他在两个时代的“分裂”。左方却觉得美国人“不理解我们这一代中国人”。

“左方”，“老左”——这个名字似乎已经隐喻了这代人的命运。他本叫黄克骥，抗美援朝时，这个十五岁的家中独子不惜断绝母子关系弃学从军。他为自己改了新名字：左方。

他成了一个狂热的左翼青年，满脑子革命理想，又弃武从文进入《南方日报》。他在后来的“文革”中如鱼得水，成为呼风唤雨的造反派领袖，甚至夺了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权。

左方曾对《南方周末》的年轻人讲起他在航校学习的某个夜晚——他望着满天星空，心潮澎湃，血液里是布尔什维克的雄心壮志。

创刊初期的左方

以50岁为界，两个时代呈现了两个左方：一个是追随毛泽东主义的革命小将；一个是倡导改革开放的自由报人。似乎每个形象，他都如此顺应时代——然而，这样的人生，该用理想主义还是功利主义去定义？

1989年，南方日报社的第三个研究生徐列，被优先分配到《南方周末》。生于1963、学于80年代，他一度想不明白：为什么造反派左方成了报社的头头儿。

“我想‘文革’中的三种人可能都是投机取巧——那时候对人的判断完全一种政治解读。到后来，我才发现他们这代人身上有很强的一个倾向：如果57年他在，他就是一个右派；到了文革的时候，他就是个造反派；也许到了改革开放，他是一个改革派。”

在这一代人的命运中，左方的老同事陈兆川似乎是左方的另一面。因为在“大鸣大放”中向报社领导提了三条意见，1957年“反右”，陈兆川被扣上了“向党放了三支毒箭”的帽子。在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中，他又成了红卫兵们的专政对象。

1984年，《南方周末》组成了筹备三人小组，陈兆川是其中之一——那些年，人们戏称造就《南方周末》的，是“一个造反派，两个老右派”。

只是那时候，陈兆川仍不常说话，走路轻轻的，仿佛内心仍然留存着恐惧。陈兆川后来告诉搜狐网：大鸣大放的年代，他们也是心中充满了理想主义，真的希望去改变世界。

徐列开始理解这些前辈：“造反派和右派，想想是两个概念是吧？实际上他们是一个概念，不要理解文革的造反派都是为了什么阴谋，为了夺权……你看看文革所谓造反派们，都是心中充满正义理想的，都是以为要跟着毛泽东去干大事的人……”

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徐列都将它们归结于“理想主义”——一个时代留给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痕迹。后来，他主持的杂志采访了金庸，标题就是《八十金庸：拒绝理想主义》。因为金庸同样认为：如果一个人把理想作为理想主义强加于人，就是专制主义。

几十年后，坐在广州的咖啡馆里，左方对于自己的描述似乎更加形象，他说：他和陈兆川——造反派和老右派，就像地下流淌的同一条暗渠，只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缝隙间喷涌而出。

左方年轻时有两个偶像：一个是保尔·柯察金，第二个是约翰·克里斯托弗。那也是两个自己，一个代表着他的革命，另一个代表着他的人性。

在动乱的年代，支配他行动的是保尔·柯察金，潜伏在他内心的是却约翰·克里斯托夫。那时候，他时常用保尔来批判心中另一个自己。直到资料室的6年，他心中的约翰·克里斯托夫终于回来了。

“这是时代所然，还是性格所然。我究竟是个成功者还是个失败者，要留给后人去评说。”

美国记者当然无法理解一个人的转变为何如此自然。几十年后，左方想起的却是，1984年广州火车站的人声鼎沸——“我听到了板块的断裂和撞击声。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再也不需要革命和暴力，而是经济发展和对民众的启蒙。”

创办《南方周末》后，他请《文汇报》驻广州的记者来写在改革开放广州，写观念意识的变化。他支持编辑徐列去写“皮尔卡丹进广州”，写西方文明如何进入中国。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左方，花了几十年的功夫终于明白：他追随的神像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形象。好在，如今，斗争已经结束；好在，他战胜了自己。

保尔死了。

娱乐突围

“新闻事业要推进，第一步要走进市场，有了市场就有了竞争。竞争本身就推动新闻的发展，扩大新闻的自由度。”

在口述史的发布会上，左方曾给当下中国的新闻人三句寄语：保持理想不妥协；适应形势无需硬顶；绝不同流合污。这些话像极了1968年巴黎左翼学生印在胸前的那句：“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

在另一些老同事看来，经历过文革的左方，却更像个“现实主义”者。即使在那个变革的时代，他提出的口号也是“不举旗”。

相比后来，当年的《南方周末》也显得有些“现实”——报纸头条一度充斥着影星、歌星。在改革初兴的1980年代初，这是最先进入人们视野的文化产物。

那时候，陈兆川去济南采访中国电影百花奖，回到广州写了一篇《邂逅明星》。“左方把它放在一版头条。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今天的报纸多卖了几千份。”

在那一代的文人看来，娱乐却是另一种打破禁区的方式。在左方的记忆里，中国开放的标志并非经济特区的建立，而是70年代末的一个除夕夜。当时广东电视台和香港无线电视台合办了一场《欢乐今宵》，一批香港艺人出现在了内地的电视银幕上——“这不是一个文艺现象，而是个强烈的政治信号”。

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并未能阻止流行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蔓延。历史的潮流始终是无法阻挡的，“白天老邓，晚上小邓”成了开放的标志。左方说：“我们就把香港和台湾的歌星都介绍进来，这大概就是《南方周末》最早的追求——认为周末色彩就是娱乐性的。”

一些后来的媒体人也许觉得：左方时代的《南方周末》只不过是张文艺小报。但在左方和陈兆川看来，在刚刚开放的年代，他们正是在一步步突破旧时代的禁区。

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中国文人们，将“娱乐化”和“市场化”视为媒体的出路，也视为他们打破禁区的方式。《南方周末》创办的十年后，湖南台老台长魏文彬开始了他“娱乐湘军”时代的试验。他说：“我们应该把媒体作为一个产业来看……产业是商品，只有变成商品的时候，它才是市场经济。”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央视的春晚。在春晚最火红的年代，观众们发现，这台晚会不再担负说教的任务，陈佩斯的经典小品《吃面条》，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可以让人开怀大笑。在文化领域，去意识形态化的所有尝试，在当时都意味着重大的变革。

不过，在一贯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传媒业，这样的观点并非没有政治风险。

就像左方后来所说：“当时登了‘三星’（演艺明星、体育明星、明星艺术家）是多了些，有人据此认为《南方周末》这个时期是一张没有社会价值的文化娱乐小报。其实当时在一版头条登‘三星’也需要胆识和勇气，因为当时报界将这种做法视为离经叛道。”

在共和国的传媒史上，左方这一代文人打破了《真理报》模式，也实现了报纸从宣传属性恢复到商品属性，实现了编辑部的官僚本位回归市场本位。当然，市场也给了他们丰厚的回报——《南方周末》迅速盈利。

左方说：“新闻自由不是想要就要得到的，但新闻事业要推进，我认为第一步要走进市场，有了市场就有了竞争。竞争本身就推动新闻的发展，扩大新闻的自由度。”

一切为了生存

左方那一次很生气：“既能够说出我们要说的话，同时又能生存下去。”

对于后人给予左方时代的否定，当年的年轻人张向春坐在《南方周末》的办公室里，表达着他的不满：“如果有人说早期的《南方周末》是个低俗文化小报，责任应该算在我头上。”

在左方时代，他是头版的美术编辑——红唇、美腿贯穿版面的设计，是他独步江湖的武器。

对于版面的改变，出于左方的另一种“妥协”。《南方周末》创刊半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场危机，广州街头突然出现了许多品味底下的庸俗小报。这些由几位广西作家编来赚钱的报纸，充斥着“宫廷秘闻”“江青秘史”之类的低俗故事。人们称他们：“百万大山土匪下山”。

1985年，广州长堤路邮局前的报摊围看小报的人们

当时的《南方周末》主编关振东生了气，他提出改版与他们竞争。老编辑陈兆川是第一个反对者：“我们办报纸连拿回家给孩子看都不敢，就不要办了！”内容不能与小报看齐，但版面设计却可以与小报一争高下。张向春记得，当时左方让他跑到地摊学习小报板式，另辟蹊径。

左方当时曾说过这么一句：《南方周末》的发行量一半靠向春。那时候的报刊地摊，最好卖的报纸会被摊主挂在电线杆上。很长时间，《南方周末》都占据着电线杆的显著位置——圈里甚至流传着张向春如何一笔线条，就让发行上个十来万份的神话。

“一切为了生存。”左方曾在口述史中如此提及初办《南方周末》时的种种：

他们为了养活报纸，搞过装饰杂志，办过“音乐茶座”，为药厂登过连环画广告——甚至，左方还想过筹办选美。美编张向春说：那时候的《南方周末》才真的超前、真的叫多种经营。

面对市场竞争，面对生存压力，面对话语空间，左方身上常常会表现出他现实的一面——那是他在几十年政治运动中学会的“妥协”——即便如今，他也仍然反对年轻人的“激进”。他说：“不要去做烈士，做烈士最容易。”

《亚洲周刊》的记者曾在报道里描写过左方的一次愤怒。那是一次报纸出刊后的周会，年轻记者们对许多报道不能刊登非常愤慨。“他们非常激烈，说与其这样，那么不用怕报纸被砍头，反正就像割了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有一茬”。

“老左那一次很生气，他说，这个报纸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爱护这份报纸——既能够说出我们要说的话，同时又能生存下去。”

生存，一直是左方考虑的问题。《南方周末》创刊的第3年，彩票、洋快餐、大哥大……改革渗透在城市人的生活里，《南方周末》赖以为生的明星新闻不再是吸引读者的唯一话题。“现实”再一次摆在左方和编辑部面前：未来，这份报纸该如何生存下去。

重启“启蒙”

已宣布绝笔的黄文俞给《南方周末》写一封信：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对不能讲假话。

在1980年代，很多人和很多事都有意无意造就了后来的《南方周末》。1987年秋的这一天，左方去见老社长黄文俞——一个在“文革”年代被左方们打倒的人。

在动乱之前，黄文俞是广东的报坛泰斗，东江纵队的老战士，《羊城晚报》的创办者。那一次，黄文俞告诉左方，新闻改革就是要打破“苏联的《真理报》模式”，打破“根据红头文件办报”、打破“只对领导负责”、打破“假、大、空”。

作为更早一代的知识分子，黄文俞讲起30年前他奉命创办《羊城晚报》的故事。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曾放下一句狠话：“如果办成《南方日报》就不要办了。”

1957年，黄文俞找来解放前就办过报纸的“右派”邬为梓。这位老编辑偷偷拿出解放前和香港的报纸，提出要“新闻主攻、副刊主守”，要“敢碰新闻，敢抢新闻”。

广东报界泰斗、《南方日报》老社长黄文俞

30年后，黄文俞对左方说：“你左方不是去探索什么新路，你就是倒回到原来的新闻传统上面去，我办《羊城晚报》就是一次跟中国原有的新闻传统的秘密接轨。但是你现在可以公开接轨了。”

1980年代，更多的新思潮得以公开出现在中国知识界。在这个中国人思想斗争最为激烈的时代，保守与改革争论不休，黄文俞给左方指明的方向却是一条“老路”：回到1930年代的新闻传统，回到五四运动的民主启蒙。

也正是80年代，李泽厚提出“五四”后中国的“救亡压倒启蒙”——他说，革命和救亡运动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传统的旧意识形态却改头换面悄悄渗入，最终造就了“文革”。而启蒙就是要回到“五四”之前。

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国家的命运。已经宣布绝笔的黄文俞破例给《南方周末》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面写下一句厚重的话：“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对不能讲假话。”——直到许多年后，这句话仍影响着《南方周末》，甚至仍影响着几代南方报人。

在那次谈话后，左方和他的编辑部有了新的方向：“我整个新闻思想明确了好多。这样《南方周末》从启蒙和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追求，转为逐步突破真理报的潜规则，把进行新闻改革作为重点了。这是我们办报的追求，从1988年开始一个很大的转变。”

1988年，创始人之一的陈兆川退休了。退休前，他和左方拉着编辑部的年轻人，到番禺滴水岩苗圃场开了三天“小字辈”会议。在那次会上，大家提出将《南方周末》办成一张有全国影响的综合性大型周末报，向社会性转变。

当然在更年轻的中国文人看来，当时《南方周末》的“社会转型”仍带有旧时代的局限。1988年的“滴水延会议”，刚入报社两年的谭军波最为年轻，他如今只记得：“（当时对于社会性）只是提一下而已，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

几十年后，左方再次讲起创办《南方周末》时的初衷：“启蒙不能停留在学术圈子内，必须面向民众，启蒙不能止于学理研究，而是贵在行动。”

接下来的下一句话，似乎更代表左方自己：“启蒙要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启蒙也不能脱离政治。”只是，一年后的春天，《南方周末》预想的改革还是被政治打乱了。

春天故事

邓小平南巡这一年，陈兆川找到左方：“我们广东要开风气之先。”

像中国很多的报纸一样，《南方周末》陷入了两年的低潮。直到1991年的春天，邓小平坐上了南下的火车。他的列车行驶在一片沉寂的大地，这情形有些像在13年前。

这一次，他要到上海看看。

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首先传出了重启改革的强音。“皇甫平”四篇讨论改革的文章，立即引发一场“改革姓资姓社”的论战，也最终导致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那一年的广州，已经退休返聘的“老右派“陈兆川找到左方：“我们广东要开风气之先。现在，可以搞（社会性改革）了。”

1991年，《南方周末》决定从4个版扩充到8个版。其中副主编游雁凌负责的《人与法》版面开始涉足社会报道和法学普及。在谭军波看来，这位左方的接班人是“《南方周末》转型期最为关键的人”。

年轻编委徐列负责的版面则被老左命名为《芳草地》。虽然听起来有些文学副刊的味道，但对于当时苦于无处发稿的北京文人，这里却成了他们最后的阵地。

当时左方的策略是：“让敏感的人写不敏感的文章，让不敏感的人写敏感的文章”。于是，那时候的《南方周末》已经不再是个文化娱乐小报，而开始带有杂文家们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李泽厚、邵燕祥、牧惠……甚至连前文化部长王蒙都在这里开设专栏。

1992年，广东文人预先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气息：中国的改革进程在人们不经意间重新开启。1992年的某一天，编辑卢昆从深圳回来找到左方：“老左，邓小平可能今天或者明天要去深圳视察”。他在深圳国贸大厦下楼时看到大厅里的服务员拿着花在演习——“邓伯伯好，邓伯伯好”。

1992年，邓小平在上海杨浦大桥向施工工人招手致意

1992年的历史果然是从这一天开始的。1月19日，邓小平出现在深圳。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尽管那天天气微寒，但人们后来提到邓小平的这次南行，都说那是一个“春天的故事”。

对于文人来说，当年的媒体环境同样是一个春天。也正是那一年，已经升任《南方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的徐列，出人意料的选择了“自我降格”，卸下了很多人羡慕不已的职务，回到了《南方周末》。党报的文化让他难以适应。

后来的《南方周末》主编江艺平曾如此描写当年的“南周”文化：“当时《南方周末》的记者编辑们见到主编副主编，不称“某总”，直呼其名；普通员工可以和老总拍桌子辩论，哪怕到脸红脖子粗的程度……”

直到2004年，当年书生意气的徐列离开了编辑部，开始带领一群年轻人，创办《南方人物周刊》，传承老南周“人文、宽容、平等”的基因。深居云南的前《南方周末》记者尹鸿伟，对这本杂志的评价是：“为‘老南周’留下了火种”。

停刊风波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决定保全这份报纸：“报纸不能停”。

“打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这是左方对自己在《南方周末》报史上功绩的总结。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新秩序又该如何重建？

在新闻专业主义真正驾临之前，中国文人们还没有答案。《南方周末》和中国传媒的发展史，都曾走过一段曲折的弯路。

1990年代初，“大特写”式报告文学开始风靡。这种中国作家独创的文体，常常用小说的文学手法描写社会问题——他们用“A省、B市”来描绘一个模糊的地点，报道的主人公也使用化名。甚至，有些作家会饶有兴致地在稿件中杜撰。

《南方周末》的第一位专职记者朱德付曾如此评价那时的报纸：“长篇连载、大特写、张向春的版式，在很长的历史岁月里，一直是《南方周末》混迹江湖的三大法宝。这三大法宝是左方时代《南方周末》最大的财富，当然也是最大的软肋。”

1993年7月30日，一篇江西铁路局作家杜撰的《袭警案》，让《南方周末》陷入了面临停刊的窘境。文章用小说的笔法杜撰了“三省交界的B市”，一对夫妻因婚后不育，物色一位出租车调度员“借种”，最终遭遇两名治安民警的敲诈勒索的故事。在故事的结尾，三人合谋报复杀死民警一家。

文章刊出后，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想将案件立为“反面典型”。编辑部在询问作者时，才知道案件为作者虚构。因为这则假新闻，公安部最终告到中宣部。

当主管部门要求报社“停刊整顿”的时候，《南方周末》的发行量刚刚突破100万。若非身处广州，后来的《南方周末》可能再也无法在新闻史上留下厚重一笔。

左方做好了被免职的准备。他对当时主管《南方周末》的社委李孟昱和《南方周末》副主编游雁凌说：“你们一个是《南方日报》的接班人，一个是《南方周末》的接班人，而我还有一年多就退休了，责任全包到我身上……就算我这次逃过一劫，今后也是在劫难逃，难道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跳楼。”

1992年，林若在深圳火车站迎接邓小平

那年的社庆活动上，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听说了《南方周末》要被停刊的消息，为了保护这张报纸，他把电话打给了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黄华华。林若曾是省委书记，也曾是位南方报人。1992年那辆影响中国的列车驶向深圳，正是他等在终点站，迎接邓小平。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也决定保全这份报纸：“我认为《南方周末》是张好报，对《南方周末》编辑部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报纸不能停”。当时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广东的一些老领导甚至把停不停《南方周末》看成是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斗争。

“对我们最有利是省委的领导，他们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南方日报》从起来到发展壮大和省委有很大的关系。”当时还是社委的李孟昱说。几年后，他升任《南方日报》社长，开启了南方报业集团化改革的“李范时代”（范指《南方日报》总编辑范以锦）——《南方都市报》转为日报实现盈利，《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并迅速崛起。

“办好一张报纸，第一是选好总编辑，第二就是要定位准确，第三就是要爱惜人才。”许多年后，李孟昱坐在南方报业的大楼里，回忆当年他作为新闻官时的岁月：“作为我，包括左方在内，我们是比较传统的……我们在处理问题上，都是维护党的原则，这个是大前提。但是为什么有一些问题，在别人看来是打擦边球？在我们看来这其实不是打擦边球，还是因为广东这种开放的环境。”

289号大院里的圣徒

江艺平当时的答案是：这张报纸已经完成了它启蒙的使命。

1995年对于《南方周末》来说，是个重要的节点。从这一年开始，一批批成长于80年代的年轻人，怀揣理想走进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日报》大院——后来一位南方记者称他们是：“广州大道289号的圣徒”。

为了筹备第二次扩版，方迎忠成为了《南方周末》第一位摄影记者。在决定加盟之前，记者组组长朱德付的一句话触动了他：“你想想，全中国的新闻你只要感兴趣，立刻就可以坐飞机去！”那时候，原报社的同事也曾摆了七桌酒席劝方迎忠留下，但他依然决定“投奔敌刊”——他说：“我可以用柯达胶卷！”

有一句话其实说得并不为过——《南方周末》开启了中国新闻人最有尊严的时代——无论这尊严指得是物质生活还是职业荣誉。左方时代为《南方周末》日后辉煌打下的经济基础是：在广州记者平均工资停留在800元的时候，《南方周末》的记者每月已经能拿到3000元底薪。

在左方退居二线的时候，《南方周末》旗下已经集结了一批60年代出生的大学毕业生：陈微尘、谭军波、徐列、朱德付、谭庭浩、沈灏、陈朝华……再到后来的方迎忠、郭国松、李晖、刘洲伟、陈菊红、陈明洋……这些更年轻的年轻人，也为这份报纸带来更新的东西，也最终重建了前辈们未能完成的新秩序。

这群成长于80年代年轻人，与他们的前辈不同，新闻的光荣与梦想是他们的共同基因。年轻人设想的《南方周末》，是一张有时政、经济、社会、文化，几个板块组成的新闻周报。这或许与文艺副刊出身的左方设想并不相同。

在左方的继任者游雁凌任职副主编和主编的期间，《南方周末》的发行从三四十万冲破百万，而报纸的新闻性也开始加强——经历了《袭警案》的风波，当时的年轻人决心要做真正的深度报道。

1995年，是个中国媒体的转折年。一场“周末报”大战正在如火如荼的上演。同样出于改革的尝试，一份名叫《粤港信息报》的报纸创办《粤港周末》，率先举起了新闻周报的大旗。《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版也在这一年创刊。

对于游雁凌在报纸改革中的贡献，后来成为媒体掌门的朱德付曾如此描述：“《南方周末》实现真正的转型，成就今天的江湖地位，老游（游雁凌）功不可没。只是因为很多特殊的原因，大家都选择性地遗忘了他而已。”

“在《南方周末》的历史上，游雁凌影响了一代人。”说这话的谭军波，后来成为了中国最著名的报纸发行人。20年后，他在《东莞时报》总编辑任上依然坚守——成了“一个在大斜坡上推石头的人”。

在游雁凌离开后，《南方周末》迎来了充满人文情怀的主编江艺平。一批中国最优秀的新闻记者聚集在一起，而江艺平的人格魅力也足以使得这份报纸成为“新闻界的黄埔军校”。

当时的编辑沈灏继续推动了《南方周末》的新闻化。那时候，国内新闻界专业化的萌芽让北大才子沈颢有了天马行空的挥洒空间。他负责的试验特刊顺利出刊。

监督性报道开始让《南方周末》赢得“知识分子的良心”的美誉，也开始让这份报纸经历更多的磨难。对于年轻人推动的“大案要案”改革，左方是有所保留的。他有时候会觉得，年轻人并不像他们一样明白“妥协”。但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他还是会让年轻人放手去做。

60年代毕业的老报人、6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代际的隔阂并未阻隔两代人共同的精神血脉。左方说：“《南方周末》是我栽的树，但是在江艺平手里开花结果。”而在当年，江艺平愿意接任主编职位的条件，则是左方必须接受返聘，陪她“一起跨世纪”。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的《南方周末》

1997年和1998年，一个时代结束了。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邓小平，没能踏上香港的土地。创办《南方周末》的左方，也没能陪这份报纸跨世纪。不过，在左方退休后，另一个“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时代却仍在继续——南方报人们如今仍然自豪地称它“江艺平时代”。

创办了《南方周末》的左方，如今谈起报纸比当年更加掷地有声：“（办报）最重要的要有政治家的胸怀——当领导表扬你的时候，你不要沾沾自喜，无非是你发出的某个文章，适应了这个时期政治形势的需要。当领导批评你的时候，你不要紧张，可能你受批评的文章，正是未来中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文章。只有这种胸怀才是真正报人的最高境界。

创造了《南周》鼎盛时期的江艺平，离开了《南方周末》，最终也告别了南方大院。在她退休前的2013年，一位年轻记者曾在春节的那场风波后，问过江艺平该如何看待这份报纸如今遭受的非议——“如何看待当年被这张报纸启蒙过的人，现在开始反对它的启蒙话语”。据说，江艺平当时的答案是：这张报纸已经完成了它启蒙的使命，如今需要的是与时俱进。

好在从1984到2014年——中国改革巨变的30年里，《南方周末》依然曾是一幅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腾。而《南方周末》的一代代报人，也正像一株株蒲公英，随风飘散，落地生根，薪火相传。

旧时代“保尔”的神像再也不会回来了。或许我们该用曾经的《南方周末》编辑沈灏的诗，来结束这一代人和这30年的故事：

生长带来突破，停止带来颠覆。这就是我们的轮回。
轮回意味着永远。即使新闻死了，也会留下圣徒无数。

——《瞧，那些新闻的圣徒》

来源：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公众号）
编辑：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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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创刊40周年特别报道，在重研“旧闻”中磨砺新闻人初心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绍兴日报》创刊40周年。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锤炼“四力”要求、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推动绍兴勇闯中国式现代化市域新路子、谱写新时代“胆剑篇”和新时代党报事业高质量发展，成为绍兴日报编辑部着力研究的课题。对此，经编辑部周密策划，于2024年4月推出《奋进四十载 融合向未来——新闻印记里的时代脉动》专栏，重研新闻佳作、重访新闻现场、重建用户连接，在践行“四力”中汲取《绍兴日报》创刊40年创新创优宝贵经验，为新时期办好党报蓄势赋能。

1重研新闻佳作，温故宝贵经验

回望40年的来路，绍兴日报新闻人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积极传播党的政策主张、记录时代风云、推动社会进步、守望公平正义，生产出大量新闻佳作。这些作品不仅是时代发展的注脚，也是绍兴日报的“传家宝”。

经多轮遴选，绍兴日报编辑部从40年报道数据库中精选10余篇佳作。这些新闻作品均有一个共同特点：题材重大新颖，时代特征鲜明，涉及绍兴日报创刊40年以来绍兴诸多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如以梁焕木为代表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创新创业的征天精神；万安控股三次拒绝跨国公司“招安”、打响中国自主品牌的企业家精神；世界最长最宽的多塔斜拉桥——嘉绍大桥建成通车的历史性瞬间等，穿越时空，唤起记忆，引发大众情感共鸣与共振。

重研新闻佳作，记者在感受新闻力量中激励新闻志向。如1990年7月1日起连续刊发的长篇通讯《梁焕木的命脉》，是由绍兴市委宣传部组建的采访报道组历时一个月采写完成。全文近2万字，分7个篇章，讲述全国水利战线特等劳动模范梁焕木“立志创业，治理河山”的事迹。重研《梁焕木的命脉》，饱含感情的感触、入木三分的细节，至今读来荡气回肠、感人至深。“人民在梁焕木心中，丰碑在人民心中”，久久回响，辉映时代。“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沿着新闻前辈的足迹，扛起新的使命担当再出发。

重研新闻佳作，记者在感受新闻前辈风采中传承优良作风。如2000年1月24日《绍兴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仙岩镇一波三折引来千亩蔬菜订单》。当我们重读报道，重温事件来龙去脉，报道所蕴含的新闻价值独特而显著——聚焦仙岩“订单风波”这一典型事件，揭示农民市场意识觉醒后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紧迫课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时任绍兴日报社副总编陈岩回忆“三次撤稿，只为新闻价值提炼精准再精准”的编发历程，透射新闻前辈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态度。优秀作品见证时代，也照见新闻人的初心。坚守初心，传承好发扬好优良传统，是高质量办好党报的一个法宝。

2重访新闻现场，紧扣时代脉搏

重访新闻现场，在追溯历史中观照当下、展望未来。自今年4月以来，由绍兴日报新闻佳作的原记者、一线骨干记者、年轻记者组成的10多路采访小分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以旧闻为线索，重访现场，紧扣时代脉搏，聆听、记录绍兴勇立潮头的铿锵足音。

记录绍兴古城保护的坚实足迹。1982年绍兴成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好古城系关长远，仓桥直街是一个典型代表。在采写《新老新闻人同访仓桥直街，感受文脉传承——千年老街，生生不息》一稿中，由原绍兴日报首席摄影记者袁云带领赵婧赟和章斌两位90后记者，重走老街，讲述跟踪拍摄老街的历程，用脚步丈量几十年来绍兴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坚实足迹，一步步实现传统与现代交融、人文与经济共生、原住民与年轻人互动的美好场景。1.5公里长的仓桥直街在“原汁原味”保护、“原模原样”恢复、“有根有据”更新、“有张有度”创新中迎来新生。而这“精彩一瞬”，因为记录、传播，让老街、古城名扬四海，也因为记录、传播唤醒无数人的乡愁——历史文化名城的悠悠文脉在传承中绵延不绝，给人启示。

展现纺织产业的精彩蝶变。纺织产业是绍兴传统产业，也是支柱产业之一。《新老新闻人共同见证绍兴纺织产业蝶变之路——创新驱动产业跃升》，以1997年8月11日至13日《绍兴日报》头版连续刊发《绍兴县纺织业一枝独秀探秘》系列述评为线索，从纺织产业为切入口，回望绍兴传统产业的发展历程，把脉新质生产力产业集群培育壮大路径，揭示产业迭代升级的“绍兴基因”。系列述评的原作者表示，“创新的基因，已经深入绍兴纺织业的骨髓，面对各种复杂形势，都能越坎升级，勇立潮头，靠的就是这种精神力量。”今天，这种精神力量正在“五创图强、四进争先”引领下，汇聚起推动绍兴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力量。

关注乡村发展的治理效能。因为一篇消息报道，新昌农民在全国出了名。这则消息刊发于1992年4月28日《绍兴日报》头版头条。文章很短，不到800字。标题很“吸睛”，主标题是“新昌农民把草莓种到了广州”，引题是“肩扛锄头出省去 腰缠万贯还乡来”。此次记者重访新昌草莓专业村，探寻“共富密码”。在深入采访种植户、村干部后，写下了《32年后，见证“莓”好生活》的报道，记录了一个穷山村一步步依靠发展草莓种植产业链走上富裕路的“共富经”。

3重建用户连接，提升传播效能

媒体深度融合的今天，“四力”的实现形式既有传承、更有发展。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日报编辑部、地方部、视觉部协同，以融媒意识重构新闻产品，转换表达方式，运用传播新渠道，实现新闻产品史实感、纵深感和获得感“三感融合”，提升传播效能。

跳出传统叙事套路，用细节还原场景，让表达鲜活呈现，是整组报道的一个鲜明特色。如《新老新闻人同访绍兴纺织机械集团，感受企业家创业精神——越被“卡脖子”，越要自立自强》文章开头两段这样写道：“‘嘀嘀——’一辆‘招手车’停在了纺织机械集团的门口。车上跳下来一个年轻人，他是绍兴日报记者王钟铭，听说集团生产的倍捻机在与日本产倍捻机的‘擂台赛’中获胜，特意来此看个究竟……”提起29年前的一幕，当年接受采访的绍兴纺织机械集团董事长谢如炎如数家珍。如此，用蒙太奇手法展示过去式情境，引入“招手车”这类具有年代感的元素，让情境自带“故事味”，引人入胜。

综合运用图、文等多元表达方式立体呈现，网站、客户端和纸媒同步发布，丰富报道形态、提升传播效果。整组报道集纳后在越牛新闻客户端以专题形式推送，黑白旧版面、现场新闻照片等元素融合运用，增强报道纵深感和辨识度，彰显融媒体背景下传统媒体在守正与创新中的探索与成长。报道推出后，仅越牛客户端阅读量便超过30万。

追寻40年新闻足迹，感悟职业初心，深感肩上的责任。不少记者感慨：走的不仅是新闻佳作的回访之路、时代变革的记录之路，更是传承好作风、践行“四力”、续写好故事的锤炼之路，年轻一辈将努力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新篇章。

来源：传媒评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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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晨雅

【案例】

编辑：李梦瑶

【案例】钱江：吴冷西6·16检查给自己扣哪些帽子——文革初打散人民日报编委会

   

   1966年“6·11黑画事件”发生，人民日报社内的情绪非常亢奋，个人崇拜炽盛。6月11日傍晚开大会胡绩伟上台检查的时候，现场逐渐混乱，气氛紧张。   

   

1.众多人等对胡绩伟检查不满，认为避重就轻

         

给“黑画”扣上的罪名是影射领袖。实属滔天罪名。

当时在场的文艺部编辑袁茂余向本文作者回忆说，胡绩伟为这个事件检查的时候，经常被主席台前的插话和会场口号打断，这些插话和口号极具煽动性。几天前的6月7日，报社布置全社职工学习当日人民日报转载的军报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中有这样的表述：“阶级敌人是不打不倒的。被打倒了，它还想爬起来。搞掉了一条黑线，还会有新的黑线。打倒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会有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登台表演。”

这就是说，阶级敌人层出不穷，阶级斗争永远延续，永远鲜血淋淋。

社论结尾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联系到“黑画”影射，袁茂余说，那就是不仅要“讨”，而且要“殊”了。“当时一些人个人崇拜崇拜到了极端迷信的程度。会场上的不少人，一听有人用“黑画”指责毛泽东，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无法接受。”（袁茂余对本文作者的回忆，参见他撰写的回忆文章《6·11反革命事件引发的风波——报社文革回忆之二》，见《人民日报报史资料选编》第26期，人民日报报事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2008年1月18日印刷》）   

         

当天会场中的人们为情绪左右起伏，许多人对胡绩伟的检讨不满意，因为“中央工作组”夺权后的一周内，胡绩伟还在不同的会议场合说“要帮助吴冷西”“要保吴冷西”。这不仅使他本人被划入了吴冷西挂帅的“四大家族”之列，而且排在“第二”（6月1日前，大字报说有“吴（冷西）、陈（浚）、王（泽民）三大家族”），还使得吴冷西看起来似有更多的反对领袖言行。

那天的检查中，胡绩伟往自己头上扣的“帽子”够多够重的了，狂热者犹嫌不足。   

         

2.吴冷西大会检查前先到国际部资料组报到

         

胡绩伟写书面检查的同时，吴冷西也受责令写检查，而且和胡绩伟一样，在全社大会上当众宣读。

吴冷西的长篇检查先于胡绩伟写出来的，写得更长，计15000余字。

听取吴冷西检查的全社大会在1966年6月16日下午举行。

这天上午，吴冷西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到国际部资料组做剪报整理和室内清扫，这大概是“一边工作一边检查”的意思，将他置身于“革命群众的监督”之中。当时国际部资料组有20多名成员。

上班开始工作之前，资料组长向吴冷西宣布三条纪律，一、老老实实交代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二、好好工作，有事离开办公室要请假。三、每天上班前打扫卫生。

过后该部门反映，来到资料组工作的吴冷西“贴报笨手笨脚，动作很慢，质量也不高”，“由于他报社来得少，连食堂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打扫卫生时出了不少洋相”等等。（人民日报文化革命动态第10期，1966年6月22日编印）   

参加革命以来，吴冷西头一次置身于如此冰冷的人际关系中，踏入人生低谷。

         

3.吴冷西检查时语气平稳，十分沉着

         

下午，吴冷西来到会场中央主席台正中就座开始检查，以这样一段话开场：

在过去两个多月中，我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主要是没有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而是个人患得患失，生怕把自己的错误说得过于严重，生怕搞得同彭真一样。

         

在场者回忆，吴冷西的语调依然平静，话说得很清楚。

吴冷西检查分四个部分，（一）对错误的认识过程，（二）错误的性质，（三）错误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这是主要部分，5500字）(四) 思想作风的检查。

检查书开始部分，检讨人表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

（今年）4月中旬到月底，在编写（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和整理材料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自己实际上帮助了彭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但是，我仍然以折中主义而原谅自己。江青同志在谈话中严厉批评了我，要我革命，不要辜负主席的期望。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主席写了一个初步检查。在这个检查中，我主要说了，我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态度，对彭真的反党、反主席阴谋缺乏应有的警惕。这是4月25日的事情。   

  

  检查说明，1966年春天，领袖夫人江青出场与吴冷西有过谈话，而且“严厉批评”了吴冷西。江青以什么身份批评吴冷西？从职务级别来说，她和吴冷西有几个级差。她与吴冷西谈话，可能与毛泽东的态度有关，直接导致吴冷西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初步检查”。

吴冷西在检查中梳理对“错误”的认识过程说：“开始，我对同志们在会议上和大字报中提出的批评和质疑，还是比较冷静考虑的，也愿意进一步检查，并且相信许多问题会得到澄清。

我对中央决定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也是衷心欢迎的。因为在五月下旬，我已深深感到我是已不能领导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工作，拖延下去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曾几次向伯达同志和康生同志提出，要求文化革命小组直接把人民日报抓起来。所以我认为中央的决定是很英明的。

后来，我自己认为大字报过于尖锐，产生了委屈的情绪。这是由于自己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的思想作怪。”

              

吴冷西谈到了“黑画事件”，其实此事与他毫无关联，他还是说：

6月11日报纸出现了反革命的画，工作组和同志们以及许多读者的严厉批评，对我的委屈、埋怨情绪是沉重的一击，使我惊醒过来，沉痛地感到我长期的错误对报纸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罪恶深重。

吴冷西在检查中叙述了和彭真之间的关系，主要是：1965年12月底以前完全接受彭真的指导思想，认为批判《海瑞罢官》是学术讨论，而不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此批判看作是造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不是“兴无灭资”的革命。因此没有积极组织批判，在1966年1月至3月里执行了包庇吴晗的方针，使自己“跌到了彭真黑帮的边缘”。

         

3.吴冷西谈革命生涯中的主要错误

         

吴冷西以很长篇幅回顾自己犯错误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认为自己革命生涯中犯的主要错误是：

1945年，宣扬了原子弹对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影响，当时即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

1947年，错误宣传了土改中的“左”的做法。

建国之初,曾无条件照搬塔斯社的做法。   

1958年“大跃进”中，有鼓吹瞎指挥和浮夸风的错误。

1959年庐山会议上，曾同意彭德怀上书反浮夸风的一些观点。

1962年对“包产到户”感兴趣，对恢复经济缺乏信心，此后在《人民日报》上开辟“长短录”专栏，成了邓拓等“三家村“的“分店”。

吴冷西说，以上这些都是右倾错误。其实这一条中有错，他说到的“土改”错误属于“左倾”。

挖思想根源，吴冷西认为自己出身富裕家庭，后来在延安抗大入党，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入党”。

吴冷西的检查说一半即被打断。

    （未完待续）   

1966年6月16日下午，吴冷西检查时大会现场越来越亢奋，他平稳的声音不时被责问声、有时是口号打断。但是吴冷西的情绪始终稳定，说话语调稳定。   

吴冷西回顾自己在1962年思想倾向说：

1962年春夏，我对当时的经济困难估计得过于严重，忧心忡忡。我当时接受了这样的错误的看法：农业五年恢复不了，工业在农业恢复后才能发展，财政赤字空前严重。当时一些地方刮"包产到户"、"单干风"，我认为恢复农业是当务之急，单干固然不好，但对集体所有制能保持多少有些悲观，因此对传说中"包产到户"能增产感到兴趣，认为这种经营管理办法既不是单干（当时不了解这实际上是变相的单干），又能刺激农民积极性，容易使农业恢复。所以就派记者去各地调查，想了解"包产到户"的利弊。但当时主观上认为利多弊少，故对安徽公社的调查不满。平头岗的调查，开始出了十几个题目，想弄清楚有什么人赞成"包产到户","包产到户"能否保持集体经济，不实行"包产到户"能否赶快恢复农业生产等等。这说明我在困难面前发生政治动摇，对集体经济信心不足。        

从吴冷西的这个表述看，1962年，他对中国农村各地普遍发出的“包产到户”的呼声，是倾向于支持的，至少是同情的，认为“利多弊少”。就这个认识来说，比1978年底安徽小岗村农民“按红手印”秘密实行“包产到户”早出了16年。可是在“文革”掀起之时，有这样的想法，是被批判为“罪孽”的，认为是发生了“政治动摇”。   

检查中，吴冷西着重谈自己与彭真的关系和认识，他说：

过去我对彭真有好印象，觉得他平易近人，能听取下面同志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假象，其实是他肚子里没有东西，不能吸收别人的意见。

过去我感到彭真器重我，自己也感到沾沾自喜。现在看来，这是想拉拢我，要我为他效劳。1961年他要我跟他一起去东北，到处介绍我是"秀才"。1962年到1963年接触较少。1964年到1965年，他经常找我和钓鱼台的同志一道去帮他修改给中央起草的文件和讲话（如欢迎外宾的群众大会讲话、"十一"讲话），有时也讨论讲话提纲（如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我参加四清期间，他主持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四清问题，有两次找我参加。1965年，他答应把红霞公寓的一部分给人民日报。

…………

我这次犯错误，主要是我在思想上同他有许多共同点，既不是怕他罢官，也没有想过靠他升官。我这个人很高傲自大，我认为彭真罢不了我的官，我的工作是主席和常委决定的，不用说罢我的官办不到，就是平时他要分配我做一些稍为需要一定时间的工作也很困难，事实也是这样。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这次犯了错误，由于对彭真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错误缺乏应有的警惕，我跌到了彭真黑帮的边沿。如果不是中央及时地揭发了彭真的错误，我可能完全陷进去，犯更大的错误。”

吴冷西在检查中确实着重谈“思想认识”问题，包括对历史问题的回顾。

但是现场听众和主持者不答应。

主持人唐平铸打断吴冷西的话，要求他“谈实质问题，交代如何同反党阴谋家一起篡党篡军活动”。

吴冷西当场否认，离开讲稿说：“我没有参加篡党篡军活动。”他甚至进一步说：“你们这样提问题我就没法回答了。”

会场上出现了“面对面的斗争”。“革命群众”站出来责令吴冷西交代怎样与彭真“勾结”。有人责问，既然对彭真有“察觉”，为什么不向主席和中央汇报？

吴冷西回答：“当时只认为这只是彭真的思想作风问题。”

他拒绝承认与彭真的交往有个人目的，说：“我虽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还不至于那样卑鄙，那样没有骨头，打算靠彭真升官。”   

有人指责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吴冷西更不承认，坚持认为自己“不是反毛主席”。

对于夺权而来的“中央工作组”，吴冷西肯定地说：“我的确欢迎工作组来。”（见1966年6月17日人民日报文化革命小组编辑《大字报选第22》）

场下听众不断有人喊口号打断吴冷西。吴冷西表现冷静，会场反倒似有失控苗头。主持人唐平铸见状宣布：吴冷西“态度不好”，中断他的会场检讨，当场宣布说：“将全文印刷，供大家研究批判。”

他随即宣布了一项最重要大事，毛主席和党中央批示：“可以让吴冷西停职反省，第二步再作撤职和安排其他工作的处理。”

此言一出，全场口号、掌声雷动。

当时在场的一位年轻编辑叫许林，从学校毕业不久到人民日报工作，也是会场口号的呼喊者，一心想扫除吴冷西这个不尊重领袖的“大人物”。2007年，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下这样一段话：

（陈伯达）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许多重要文件参加过起草。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第一篇媒体社论——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主要是他起草的。他助纣（指“文化革命”）为虐，不但给全国制造了混乱，而且给人民日报社制造了混乱——他是1966年5月31日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夺了时任总编辑的吴冷西的权。         

那时，我们的思想太单纯了，从来没有想过“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从来没有怀疑过陈伯达带领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是错误的。反而认定陈伯达是“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跟着陈伯达就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

陈伯达说吴冷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了得——“谁反党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愚民——贴吴冷西的大字报，参加对吴冷西的批斗，喊出“打倒吴冷西”的口号，是顺理（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之理）成章（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章）的事——年轻的我们被人当枪使了！         
    “文化革命”的历史教训，我将记一辈子。

    吴冷西作检查的大会结束当晚，即有“革命群众”贴出200多张大字报，对吴冷西的检查严加批判，大字报主题多为“坚决彻底打垮吴冷西的疯狂反扑”云云。   

吴冷西面对的大批判大批斗就此开始了。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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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正元

【案例】全国报纸去年营收616.6亿元，利润总额66.4亿元
来源：广西云-广西日报 ｜作者：朱映伊 ｜原标题：《中国报业创新发展报告（2023年度）》在广西南宁发布
9月2日，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广西日报社协办的第三届中国报业创新发展大会在南宁开幕，会上发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报业创新发展报告（2023年度）》（以下简称《报告》），系统阐述了2023年我国报业发展的总体情况。
《报告》指出，在整体向好的基础上，全国报业以全媒体传播体系为建设目标，在内容生产、技术应用、传播渠道、体制机制、人才培育、运营服务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创新发展新态势。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2023年度报纸核验情况，全国2168家报纸出版单位共出版报纸2405种。全国报纸印刷总量基本稳定，全国报纸总印数达到260.1亿份，总发行量为258.4亿份（含电子报发行量），营业总收入616.6亿元，利润总额达66.4亿元，利润总额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坚持移动优先策略，积极完善传播矩阵，全国报业新媒体渠道总量达到12438个。全国报业新媒体年度利润总额为9.3亿元，同比增长7.3%，新媒体收入成为拉动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



来源：编前会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n8YhNbO_8pt5de1D9LfPA
编辑：程正元

【案例】一国字号报纸更名获批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已批准《中国社区报》等3种报刊更名及变更主办单位和出版单位。

国家新闻出版署信息显示：2024年8月12日，国新出审〔2024〕1639号，同意《中国社区报》（CN11-0294）报纸更名为《中国社会工作报》，新编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为CN11-0322，主办单位由原乡镇论坛杂志社变更为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出版单位由原乡镇论坛杂志社变更为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信息宣传中心。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决定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作为党中央职能部门。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

来源：长江朱建华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ebL0e7CfKr9ezO8IVMeTg

编辑：程正元

【案例】

他们的声音已成为空谷传响 —— 我们记忆中的《南方周末》

坚决不做歌功颂德的伪劣报道，高度警惕权力和市场，这是某家报纸的灵魂，在纸媒时代它曾是神一般的存在，其中的多数记者是苦孩子出身，对老百姓有着深深的同情，他们秉持着可以不说话，但是“绝不能说假话”的报训，以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平民立场。他们做了很多堪称英勇伟大的报道。这份报纸就是《南方周末》，那群被称为侠客的调查记者们，也缔造了《南周》曾经的辉煌。

他们说你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纸上。你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面对曾经的《南周》，我们不得不思考媒体的职责和使命究竟是什么。为什么阿根廷总统米莱关闭官办媒体时说“在自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没有必要养着一群只会吹捧的喉舌”时，一群人内心振奋；又为什么当我们派出上千名记者团队，努力为全世界奉献一场奥运盛宴时，一群人内心膈应。答案或许就是我们的心中从未忘记过曾经的《南方周末》。

如果说说真话是当时“南周人”讲述的方式，那么传递的价值观便是他们践行的理想。2002年南周开设了一个秘密书架专栏，历时14年，共邀请了余英时、许卓云、刘瑜等138位学者，讲述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书。精英们汇聚一堂，悉数登场，倾诉往事般讲述着自己的读书经历和处事哲学。书中有人说，一个人不经过一些偏激，不做一回愤青，无法真正回归中庸。有人说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蜕变，因为曾经读过的书必须忘记，曾经相信的真理必须放弃。曾经写过很多字、说过很多话之后，必须沉默不语。还有人说有一种愤怒，不必用愤怒表达，它表达为权力胯下你确定的目标，而不必理会我试图阻止你的力量。遗憾的是昔日南周犀利的灵魂如今已是血肉模糊。这138位学者的名字很多，我已不能再提，只能说有人说，但庆幸他们留下的文字最终被整理成《我书架上的神明》，这两本书如文化遗产一般保留了下来，在书中他们留下了几乎关于读书的一切，为什么读书？怎么读书，读什么书，思想如何形成，人格如何完整，在30岁、40岁、50岁甚至更老，他们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有了怎样的转变？在过去的20年他们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张鸣、徐奔等将在书中成为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值得我们放在书架上偶尔聊聊，如今在他们的位置上挤满了“指鹿为马”的专家和贪财好色的“叫兽”，充斥着不读书人放肆的叫嚣和谩骂。138位学者的声音已经成为“空谷传响”，但幸好有这本书，指引我们找到自己的那束光，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让他们的沉默震耳欲聋。

来源：羽扇纶巾的周郎

编辑：刘诗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