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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洪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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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李斌辞职，加盟华大基因

近日，“传媒特训营”获悉，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李斌已离职并加盟华大基因。

3月18日，一篇《中国医药企业研发指数发布》的新闻报道显示，李斌目前担任华大集团副总裁。

不过，“传媒特训营”在华大基因及华大集团官方网站上，尚未查询到李斌的信息。

资料显示，李斌，199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毕业后任新华社国内部记者，从事时政、环保、科技报道，曾任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政文采访室副主任，后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分党组成员。高级记者。

曾获2010年“新华社十佳记者”、“全国抗震救灾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北京市西城区“百名英才”等荣誉称号。1999年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2004年中国首座北极站记者团成员，著有《二探北极》、《你还是你吗？——人类基因组报告》，主编《领跑力：企业、城市和国家的引领之道》、《极度调查：告诉你一个“立体中国”》、《北京秘密：你不知道的“全域文化”之城》等书。

2023年1月1日，李斌发布了一条朋友圈：2022，属于过去！2023，属于勇于开创未来的每个“你我”，属于勇于追求未来的每个生命...配图是他与人合著的新书《未来产业》、他主编的新书《生物经济——一个革命性时代的到来》。

消息称，李斌今年1月从新华社离职，出任华大集团副总裁。检索发现，李斌与华大基因“渊源”颇深，早在多年前就开始陆续报道华大基因的新闻。

2015年，在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举行的新智能时代论坛上，华大基因的董事长汪建受邀参会，李斌被形容“功不可没”。

2016年，李斌已经与华大基因董事长“面对面”。

资料显示，华大基因公司成立于1999 年，是一家专注于生命科学领域的公司。

这家近20年前因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而成立的企业，在业内有着“生物界腾讯”和“生物界富士康”之称。

华大基因参与了“千人基因组计划”，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完成了第一个亚洲人的基因组图谱的绘制，并同欧洲7个国家、11个研究所就“构建人体肠道菌群基因集”开展合作。

近年来，华大基因在舆论上，多次与自媒体、媒体记者产生冲突，其中广受关注的一次是科学家饶毅点名批评。

2022年7月，首都医科大学校长、生物学家饶毅通过个人公众号“饶议科学”发布《表扬尹烨证明自己卖假药：公布几十篇论文无一检验过其益生菌的任何生物学作用》一文，公开点名华大集团首席执行官、执行董事，华大基因副董事长尹烨推广的益生菌为假药。

尹烨不得不对市场质疑进行一一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华大基因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高通量基因测序仪即获准上市。

彼时，该报道正是出于李斌之手。

文章提到，华大基因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高通量基因测序仪获准上市，名为“火眼”的华大基因病原生物安全实验室正在武汉紧张施工，“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汪建博士于大年初一‘逆行’进入武汉坚守至今”。

有评论文章认为，复盘华大基因在一系列事件中的公关，发现鲜有亮点，反而是无所作为，“懒于”应付。

在一波又一波的争议性事件中，华大基因已经从最初的千亿市值掉至不足300亿。

资料显示，自2017年7月A股上市以来，华大基因的股价一度达到261.99元，成为当时仅次于贵州茅台的中国股市第二高价股，市值破了千亿。

然而，仅一年时间，华大基因的股价已跌破百元大关，市值也相应缩水约三分之二。截至 2023年2月28日收盘，华大基因的总市值为230.43亿元，较刚上市时，已跌去八成。

2022年，华大基因实现营业总收入71.26亿元，同比增长5.32%；实现净利润8.1亿元，同比下降44.42%。

“从结果看，华大的这一路公关太过懒散，缺乏系统性和长期策略，既没看到有效措施，又任由负面舆情爆发。”上述评论文章认为。

更有分析认为，从长期来看，解决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华大自身如何弥补其在管理、公关等方面的短板。

此次，华大基因邀请到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担任副总裁，不知能否弥补其公关方面的短板。

来源：传媒特训营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l-DtbJK1kUqgBgLw1HjUw

编辑：洪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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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大亨警告称AI可能“破坏”新闻业

美国媒体业亿万富翁巴里·迪勒(Barry Diller)警告称，除非出版商能够利用版权法加以控制，否则人工智能将对新闻业造成“破坏性”影响。迪勒表示，自由允许人工智能访问媒体内容将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合理使用”的概念——可用于涵盖机器学习数据集中受版权保护的材料——需要重新定义。如果有必要，他愿意修改版权法。

来源：全球T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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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洪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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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退休记者被诉索赔200万，此前被曝受贿洋房帮商人写文章

2023年6月，张厚堂起诉新华社退休记者汤计名誉侵权一案，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立案。

这起“名誉侵权”案，得追溯到多年以前。2021年，汤计被曝出利用个人影响力，帮助商人“平事”，并受赠了一套250多平方米的洋房。

汤计，曾是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编委，也是截至2015年新华社建社85年来第一个“荣立个人一等功”的记者，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中国十大‘正义人物’”等称号。

从新华社退休后，汤计又创办了微信公众号“汤计典频”，继续“发光发热”，在内蒙古颇具影响力。

相关资料显示，2020年9月至2021年3月间，汤计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汤计典频”（现已更名为“满子典频”）连续发布6篇文章。

文章的内容，涉及内蒙古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内蒙古宏泰”）与其他股东间的一桩股权纠纷案，内蒙古宏泰则在相关诉讼中败诉。

从判决书等司法材料来看，这是一桩并不复杂的股权纠纷案件。

2019年，内蒙古宏泰被股东张宇起诉了。张宇说，2018年4月，另一名股东苏茂元将其持有的内蒙古宏泰1040万元股权（持股比例为18.72%），转让给了她，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协议生效后，张宇的股权由之前的13.5%，变成32.22%；但内蒙古宏泰一直拒绝为张宇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理由是“没看到协议和凭证，不认可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法律事实如此清晰的情况下，内蒙古宏泰自然一败再败。

但在内蒙古宏泰败诉后，新华社退休记者汤计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

“排外欺生，法治不彰”“执法者装睡打鼾”“法院还能守护最后一道公正防线吗”……汤计在其发布的文章里，使用了大量个人情绪强烈的措辞，为内蒙古宏泰“大声疾呼”，公开指责判决内蒙古宏泰败诉的各级司法机关。

已经花甲之年的汤计，为何如此积极介入这桩经济纠纷案件？

网络流传的一份《财务审计报告》，披露了汤计女儿汤苜获得一套250多平洋房的情况；根据内蒙古宏泰一名高管的说法，这套洋房，是由内蒙古宏泰出资，汤计未出分毫。

赢了官司却惹来“舆论质疑”，张宇等股东不堪其扰，从2021年初起便开始向内蒙古公安厅、内蒙古纪委等对汤计等人进行实名举报。

这些举报材料称，汤计除了在线上通过“汤计典频”发布多篇“扭曲事实”的文章、给不遂其意的司法机关“扣帽子”外，还在线下亲自跑到警局，给公安机关施压。

例如，举报材料称，汤计带着山西朔州商人殷培智去呼和浩特市公安经侦报案，诬称张宇父母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资产；经公安长达半年的调查取证，认为不属实未予立案。

又如，举报材料还称，2020年底，汤计带着殷培智前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安局经侦举报，称“张宇、苏茂元股权转让案是虚假诉讼”，要求公安机关抓捕所谓“涉案人员”。

2021年12月，《财经》杂志资深编辑李廷祯在其微信公众号“鹈鹕说”发表了数篇文章，披露汤计受赠了一套价值159万余元的洋房，位于呼和浩特市恒大翡翠华庭小区首期14栋。

文章展示了的《财务审核报告》显示，这套洋房是由汤计女儿汤苜于2018年5月20日签约，已付全款。

对此，2021年12月6日，汤计在其个人微博公开回应称，“原新华社记者汤计遭遇诬陷围攻。”

汤计称，从2021年12月1日开始，“鹈鹕说”对其进行了连续抹黑攻击，“大概就是我历年来为无数蒙冤者受屈者发声呐喊的代价。”汤计还称，已请求党组织与纪检部门调查，以及自己“经得起考验！”和“会采取法律行动维权！”

2023年2月，张宇收到了内蒙古高院的终审判决书，汤计一直“声援”的内蒙古宏泰又败诉了。

这起延宕多年的案件，有了最终结论。重新回味汤计当年连续发文“法院还能守护最后一道公正防线吗”的强力质疑声，未免令人唏嘘。

而汤计被曝“受贿洋房后写文章帮商人平事”的事情，并未就此落下帷幕。

2023年6月，张宇的父亲张厚堂以“名誉侵权”为由，将汤计起诉至法院。

张厚堂在民事起诉书中说，汤计在发布于“满子典频”的一系列文章中，用“布局挖坑”“伪造证据”“铤而走险”“谋财者”“窃取”等侮辱性语言，对其进行诽谤，捏造了“在政府及公检法部门有后台”“伙同会计师事务所骗走公司账本”等。

张厚堂说，上述文章发布、蔓延后，对其品德、声望等人格方面的负面评价汹涌如潮，严重损害了其名誉权。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和施暴场所，汤计作为传媒界的功勋人员，本应加倍珍惜党和政府给予其的各种崇高荣誉，更应比普通公众懂得尊重他人的人格和尊严。”

张厚堂在起诉书中说，遗憾的是，汤计却在利益驱使下，插手原告公司股东之间纠纷，无视多份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公然利用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和身份影响力，在微信公众号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大肆捏造或歪曲多起事实并大量使用侮辱性语言对原告名誉进行贬损，以达到其通过网络舆情影响司法裁判的最终目的。

针对被起诉、索赔一事，2023年6月19日，笔者在一微信群中询问汤计。

当晚，汤计在群里转发了一篇“满子典频”刊发于2021年3月8日的文章《院长成了案件掮客，法院还能守护最后一道公正防线吗？》。

来源：网易新闻

链接：https://c.m.163.com/news/a/I7M5QPDH05533F8G.html?spss=newsapp&spsnuid=ZUOylByiJhFEmMCusk827EzNG%2BDH61bpy2XhBqMKtkA%3D&spsdevid=CQk2Yzk5ZThiZDcyMjY0MDY0CXVua25vd24%253D&spsvid=ZjYzNzFhYmYtZWY3Ny05Y2YwLWZmOWUtYWRhYmJmOGI1Y2Iw&spsshare=wx&spsts=1687241186489&spstoken=qXtbR1fo5adRvIWZkYhYScSDVb6n1tcLSY%2BhHxe4CUE6G4F%2BsawkHJGISJTkbTcKqCHCiNaexrqyQjBOeqQKOw%3D%3D&spssid=68f40a115574b14197ca864b9b324120&spsw=2&isFromH5Share=article

编辑：洪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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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观察丨推特API收费引争议，让土耳其地震救援雪上加霜？

近日，土耳其地震发生后，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一直在使用一个重要的Twitter工具API来梳理该平台的求救电话，其中包括那些被困在倒塌建筑物中的人。

然而，这个起到“生死间桥梁”作用的应用工具，最快将在2月13日不能再被免费使用，因为Twitter公司计划收取每月至少100美元（约681元人民币）的费用。

目前，官方表示，收费将会再推迟几天。

让土耳其地震救援雪上加霜？

土耳其最受欢迎的社交平台Eksi Sozluk的创始人塞达特·卡帕诺格鲁对此表示：“这不仅是为了救援工作，也是为了物流规划，因为受灾人群会在Twitter上传播他们的需求。”而月付100美元，对许多预算有限的志愿者和非营利组织来说，实在价格不菲。

因为与救援有关的信息量非常大，人类无法手动完成。所以，非营利组织人员、研究人员和其他志愿者，就需要这种被称为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工具来分析Twitter数据。

卡帕诺格鲁说，数百名“好心人”一直在分享他们自己的付费API访问密码（Twitter已提供具有更多功能的付费版本），用于救援工作。但他也表示，这“不可持续，也不是正确方式”，甚至可能违反Twitter的相关规则。

2月13日是Twitter设定的免费访问API的最后期限，这对土耳其及其他地震受灾区的数千名志愿者而言，是一个额外挑战，因为他们的全天候救援工作非常需要利用Twitter这一独特的开放系统。

“对于使用Twitter API进行灾难监控的土耳其编码人员来说，这尤其令人担忧。我想世界上其他使用Twitter数据监控系统的人也同样忧心忡忡，”伊斯坦布尔奥济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阿金·温维尔说。

有分析认为，新的费用会给参与救援的程序员、学者和其他试图使用API的人带来更多负担，这道新筑起的API付费墙是埃隆·马斯克接管Twitter后榨取收入的最新尝试。

付费API上线时间再次推迟

据悉，Twitter官方原定于2月9日关闭免费的Twitter API，但对于后续上线的付费Twitter API并未公告详细信息，只是确定每月费用为100美元（当前约 681 元人民币）。

马斯克提到，这项政策是为了解决推特上充斥垃圾消息机器人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也使许多正常使用的机器人被迫关闭。在推特宣布新政后，不少推特机器人作者开始向关注者道别。

随后，Twitter将上线日期推迟到了2月13日。但距离正式上线还有几个小时的时候，官方现在再次发布推文，表示再推迟几天时间。推文中并未明确具体的上线时间。

Twitter此前已经确认将会推出新版免费Twitter API，限制每位用户每月只能发送1500条推文。这是个只有写入的 API，因此第三方 API 客户端无法利用该免费API重新上线，也无法通过该API来启用RSS订阅读取用户的信息流。

Twitter官方声称，这些变化将提高质量、减少垃圾邮件并实现繁荣的生态系统。目前，尚不清楚这将如何实现。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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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洪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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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李微敖：今天做记者仍有意义，仍可能带来个案，乃至小范围局部的进步

最近，关于新闻学和新闻业的话题，在网上引起了一些争议。

学新闻到底有没有意义？从事新闻行业能不能养活自己？诸如此类的讨论，在传媒圈内外掀起一轮热点。

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虽然人们每天接触新闻，但与新闻从业者直接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这些人是怎么工作的？真实职业处境如何？有哪些困惑？赚多少钱？许多事情可能需要来自一线的媒体人才说得清楚。

本期全媒派对话《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李微敖，讲述其从业20年来的经验与期盼、争议与反思。

李微敖工作照

做新闻可以养活自己，但赚大钱比较难

全媒派：这几天网上有一些和新闻学、新闻业相关的争论，作为2003年入行的前辈，你觉得新闻专业学生如果想进入新闻行业，在大学期间可以具体做点什么？李微敖：从业以来，我认识的很多非常优秀的同行、媒体领袖，包括我们报社的，也包括我之前工作过的一些新闻机构的，都是本科就学新闻的。从事新闻行业当然可以养活自己，但是，想要过得特别“滋润”，或者想要凭一己之力养活一家老小，那对于很多普通记者而言确实又比较困难了……我的理解里，新闻行业入行的门槛比较低，其他学科想从事新闻业，相对也比较容易。同时，要做好新闻，还要掌握其他很多学科的知识。我经常说是“四大工具”——基本的法律知识，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基本的外语能力。因此，我也在不少大学做分享时，强烈建议新闻学的大学生们，可以去辅修一个其他专业，比如法学、经济学，甚至医学、天文学、考古学。

全媒派：虽然新闻成了部分网友心目中的“天坑专业”，但其实每年报考的人数还是挺多的。在如今的大学生身上，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乐观的趋势？

李微敖：从人才角度来看，从事新闻行业的大学生整体比20年前要强不少。因为中国的教育是在进步的，他们从小的见识、思想观念、掌握的技术能力等，决定了这些。我见过一些入行比较久的同行，连把故事写清楚都做不到，但今天有些大学生可以很轻松地去驾驭一些难度没那么大的特写类题材。假以时日，他们能连续工作三年、五年、八年，肯定比现在的我们强。

现在的新闻作品，并不比黄金时代的差

全媒派：结合教育进步和技术发展来看，人们怀念的纸媒黄金时代的新闻作品，真的比现在更好吗？这其中是否存在一点时代滤镜？

李微敖：这几年甚至这十来年，唱衰中国调查报道、唱衰新闻行业的声音一直不少。不管在不在这个行业，很多人都会回忆或描述20年前中国纸媒的黄金时代。那是不是原来的新闻一定比现在做得好？我个人是有不同看法的。

就我的观察而言，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技术进步和从业者的受教育水平、见识广度和深度的提高，现在新闻行业的作品，并不比过去差，甚至可能更好。

前段时间我的一些朋友聊到香港电视剧的话题，大家都说现在香港电视剧好像很久没有出好作品了，但回头去看，以前的经典电视剧的好多剧情、表演，会觉得很幼稚，从技术层面来说不怎么样，可那个时候给人的印象就是很棒。这可能有情感的因素在里面，但从纯粹的技术、专业成就上来说，真不一定如此。

电影如此，电视如此，新闻作品或许也是这样。经常为我们行业所称颂的过去那些著名报道或著名记者的文章，在那个时代横向比较，可能的确是好的，这没有问题。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真的比现在的更好吗？时代在进步，技术在进步，专业成就在进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发展趋势。

焦虑和熬夜，是这个职业的通病

全媒派：回顾你的记者生涯早期，换过比较多的单位，现在很多年轻记者可能也会选择频繁跳槽，存在一些对于职业前景的迷茫，对此你有没有一些经验或建议？

李微敖：早些年，我换工作的频率确实比较高，到现在，已经是第八家单位了。不过，我现在已经在《经济观察报》待了超过五年了，这是我从业以来待过最久的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很喜欢现在报社的氛围，我们的社长、总编、执行总编、编辑等各个层面的领导、同事对我很宽容。我写出来的绝大多数稿件都可以发表。在我的认知里，很多稿件发出来后，不管“存活”多久，发出来就是胜利，我已经很感激了。

至于对年轻人的建议，第一我觉得还是要保证自己的基本生存不受影响，这特别重要。一个人真正想清楚，自己适合或者喜欢做什么样的工作，这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有些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一定能想清楚。我的建议，是静下心来认真想一想，看能不能在三五年内，至少找到一个短期的答案，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第二，我换了这么多单位，除了其中的一份，其他的至少都工作满了一年。这也是我很早就跟一些同事说的——当时有同事大学刚毕业进来一两个月，就想换工作。我说，不管怎样，你先努力坚持工作满一年。同样的，你要有一个目标，如果选择还做新闻，那么想去什么样的媒体工作？想和什么人成为同事？先把问题想清楚了再换。

图片来源：Pexels

全媒派：做记者很多时候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容易产生精神内耗，工作个两三年，就可能碰到职业瓶颈，觉得自己写的东西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甚至还会抑郁，请问这种现象在行业里正常或普遍吗？

李微敖：不说抑郁，至少焦虑是我们这个行业永远存在的事情。直到现在，我仍然在焦虑，焦虑自己的工作效率怎么这么低下，写得怎么这么慢！

我很喜欢电影《大腕》里的一句话，大致是“导演没想清楚，戏拍不出来”。做记者也是这样，我没有把文章的框架、逻辑想清楚，有些复杂的题材，我就是写不出来。

我的焦虑还在于，手头要写的稿件太多了，而且还可能不停地有事情“加塞”。甚至，这种“加塞”往往是自己主动而为的，比如说遇到了一个我觉得很不公平、很冤屈的事情，我就会想要不要抽出时间来，希望能帮忙做点什么。

我想，这种焦虑感是会伴随着整个职业生涯的，不管是40多岁还是更远的未来。焦虑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通病，你越早接受这个现实可能越好。

如果你觉得有瓶颈的话，一个方法是去寻找更优秀的同事合作，或者尝试再去学校专职读书。

全媒派：赶时间写稿和交稿，可能是平时最让记者焦虑的事情。每一个熬夜赶稿的日子，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如何克服拖延症？

李微敖：熬夜赶稿这个事情，我一直没有克服，拖延症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没有克服。

2016年我离开《南方周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已经没办法适应那种有deadline（截稿日期）的生活了。星期四出版，星期三一定要把稿件交出来。我们经常在星期一、星期二熬通宵写稿，我觉得太痛苦了，我那个时候已经35岁了，觉得身体已经没办法承受了。甚至我现在还感慨，我熬夜把这个稿件写完交出去，然后睡一觉，醒来的时候，我会很庆幸自己没有猝死。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现在我偶尔还会熬夜写稿，但绝对不会熬通宵了，因为身体已经受不了了。

至于拖延症，不仅仅对于记者，我猜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存在。这似乎是“人性”，人类普遍的惰性。

得到多少赞誉，就要承受多少批评

全媒派：今年4月，你对于“张继科事件”的发声，引发了巨大争议，外界有赞扬也有质疑，如何看待此事对你的影响？

李微敖：这件事在网络上引发的后续影响及发展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料。事实上，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那几天的态势，会那样“狂热”，甚至“疯狂”。

时至今日，我能保证的是，我说出来的和在微博、微信公众号上写的，没有一句是谎言，都是基于我看到的、听到的情况进行的陈述。

在我内心深处的判断里，我也不认为这是什么娱乐八卦事件，而是一个严肃的法律话题。

不过我又在想，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大多数公众更关注的确实就是娱乐行业的公共事件、公众人物，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娱乐行业“新闻”的影响力和受关注度，在多数时候，是要超过时政新闻、经济新闻的。

2015年，我在《南方周末》发表了《安邦路线》系列稿件，发表后安邦反扑了很长时间，报社和我个人承受了不少的压力。当时我的部门主任说了一句话：“你得到了多少的赞誉，你可能就要承受多少的诋毁和批评。”我想这句话同样也适用在张继科这个事情上。我能够做到的是，我没有撒谎、问心无愧，每天都可以睡得很好。

全媒派：确实在一些批评声里，有提出“这个记者在炒作”，请问你一开始的想法是什么？为何会选择通过社交网络发声？

李微敖：我不认为这是个私人的事情，这是法律问题，涉及犯罪，涉及人的底线问题。作为公众人物，既然享受了公众关注所带来的福利，相应就要承担更多被监督批评的责任或义务。有得有失嘛，你享受更多，你可能就要承担更多。甚至就隐私权来说，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在一定意义上也要比普通人让渡更多。

比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我当然希望最好是能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写出来。但这个事情发生在2020年，一审、二审结束到现在也有一两年了，当事人和家属似乎也没有去申请再审。从新闻时效上来说，时间隔太久了，没有太多的新闻由头来重新写这个报道。我甚至到现在也不确认，如果在当时我以新闻的方式把这个事情写出来，能不能得到发表。

我也就是今年3月底4月初，看到朋友在微信群里转了他们的律师声明，觉得看不下去了，想着这个事情我就发个微博吧。

全媒派：记者因为一篇文章、一段视频或一条社交媒体动态而成为相关事件中的当事人，这样的案例过去并不少，未来可能也会继续发生。那么当争议事件缠身时，记者应该如何应对呢？

李微敖：我觉得还是尽量早点回到自己正常的工作状态，因为撰写新闻稿、做好本职工作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对于那些争议，一定意义上我们应该容忍，犯不着去跟人家吵。在社交媒体上的回应，也要克制，否则会长期搅入其中，很长时间出不来。

此外，要始终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所谓的热度，无非就是那几天。可能在那几天是被关注的，但过了之后，你依然是你，并没有什么改变，依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就好像不会有多少人去关注鸡蛋究竟是哪只鸡下的，大家只是关注鸡蛋好不好吃。

作为记者，应该避免“自以为是”

全媒派：在种种评价中，有人称你为“独狼型记者”，你认可这个标签吗？为什么？

李微敖：我一直很愿意，也很喜欢和同事们合作，我经常跟他们说，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来问我。可能十件事情里面我有八件、九件都帮不了，但偶尔有一件我或许恰恰熟悉。其实工作这些年，我和同事们一起合作采访写稿的事情并不少。

当然了，这个“独狼型记者”的含义或许还包括独立的判断等等。大概从2014年、2015年开始，我自己有了一个判断标准；我写的一篇文章好还是不好，最重要的评判者，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至于那文章在单位内部会被评定为哪一个等级，在社会上的影响会是怎样，那是相对次要的。当然，有一些文章，我认为自己就是写得“粗糙”、写得“水”，但至少我能够保证的是自己不会胡说八道，没有胡编乱造。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全媒派：那么在你的价值观里，一个合格的记者，应该是怎样的？

李微敖：我们这个职业，很容易自以为是，认为自己见多识广、思想深邃。比如写财经新闻的记者，有时候搞得自己比企业家更懂企业，更懂经营管理，这怎么可能？

我会时不时反思这个问题，也警醒自己。

当然，有些事情，我们（记者）是有判断的，甚至有时候的判断不一定比当事人差，这是有可能的。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是专业人士。记者不像律师、医生、会计师，不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才是真正的专业人士。

要说所谓的专业，可能是在工作多年后，我们对于传播规律，对于信息真伪，有一点点专业的判断。

此外，遇到批评，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理解，我们这个职业的本职工作之一是要监督公共权力，监督那些强势的机构、公众人物，这也要求我们自身能够有很好的心态去接受其他人的监督和批评。做记者的人，不要一被人批评、被人骂，就爆炸上头了。

全媒派：就目前的规划来看，记者这个职业，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李微敖：这个问题几年前我已经想得比较清楚了，我觉得只要有可能，我会一直做下去。甚至我有时候开玩笑，记者这个行业有点像老中医、老律师，不仅仅是在吃“青春饭”——做新闻当然也需要精力和体力——但在很多时候，经验见识也会帮助我们自己。

第一，我是真心喜欢热爱这个职业。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做记者仍然有意义，仍然有可能带来个体的、个案上的进步，乃至小范围局部的进步。这是记者工作的成就感和意义所在。

第二，做记者当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也有很多的好处，比如工作相对自由，由此而来的，身体的相对自由。

第三，我习惯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我喜欢在一线做采访，跑现场、在现场的感觉。

第四，刚才说的，做记者不仅仅需要精力体力，也需要资源的积累、见识的增长。我希望自己将来能写出更好的故事，我会尽量去做，直到实在做不了的那天为止。

来源：學人scholar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LLWARn7Wfz9AKJJNYHoBQ

编辑：洪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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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快20年，目睹不少同行转身离去，为什么我还在做新闻？

在新闻这行摸爬滚打了快二十年，勉强混了个“资深”头衔，听起来唬人，实则冷暖自知。这些年，亲眼见证行业的潮起潮落，也目睹不少同行转身离去——有的跳槽、有的转行、有的创业、有的考公，还有的，渐渐就消失在人海。

作者：石闯

其中有一位老大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业务能力强，为人也算厚道，好不容易爬到了中层，却出乎所有人意料，突然转行去做厨师了。没错，就是从抓笔杆子变成掂饭勺子，从撰写美文到烹饪美食，力度真是够大的，让人瞠目结舌。

如今在某些直播平台上，还能看见他熟练地卤猪肉、做烧鸡、煮鸭血，一副专业大厨的派头。那画面太有冲击力，每次刷到，我都忍不住笑，又忍不住佩服。

伙伴们的转身，不管熟悉或陌生，我大多默默祝福，也偶尔关注他们的去向。有的人风生水起，有的人一塌糊涂。

于是，身边就总有人跑来问我，半好奇半调侃：“大家都动来动去，挪了几次窝了，你怎么还待得住，不跳槽、不转行、不创业？还没干够吗？”

是啊，为什么我没走？

有时候也觉得奇怪。但想来想去，大概只是因为：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跳槽、要转行、要创业呀？鞋子有千万种，而脚只有一双，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我天生不是个聪明人，却格外珍惜新闻给我的一切。想起几年前带队采访邓亚萍时，她说过一段话，让我豁然开朗。

邓亚萍说，“我是一个体育人，一个运动员，这些年，我从体育当中得到了非常多的好处或者叫益处，我是当之无愧地体育运动的受益者。”

她告诉我，体育带给她的远不止奥运冠军的光环，更是健康的体魄、坚定的品质，比如有梦想、重过程、善合作、守规则、知传承、不服输等——她希望能够把自己得到的这些东西分享出去，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

我顿时心有戚戚。把“体育”换成“新闻”，就是我全部的答案。

这些年来，我时常觉得自己像一个命运的宠儿——新闻这份职业，给予我的远不止安身立命的饭碗、亦或旁人看来那层浮于表面的光环。

它真正慷慨赠予我的，是作为新闻行业的记录者、参与者、受益者，新闻带我看见的整个世界。

若真要问其中最打动我的是什么？那便是日复一日的“新鲜感”：马不停蹄地奔赴一场场山海之约，毫无预兆地撞见一个个滚烫的灵魂。

做新闻，恐怕是天底下最容易交朋友的职业了。不管对方是声名显赫的大家，还是平凡如你我的普通人，只要你需要、你愿意都可以交往，没有年龄、行业、尊卑、地域的界限。

我采访过不少功成名就的大家，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等在内的顶尖作家，也接触过很多寂寂无闻却充满故事的人。

每一次面对面地对话，都像推开一扇新世界的窗。他们不经意间的一句话，有时真能点亮你很久的迷惘，给身心带来的震撼比只是读一下他们的作品更巨大、更强烈。

我常想，若不是这个职业，我怎么可能有机会走近这些人？他们那么忙，凭什么抽时间给我？是新闻给了我这张“通行证”，让我得以靠近光芒，也让自己被照亮。

这是新闻的魅力，也是新闻的福利。新闻这一行，最奢侈的福利就是：再厉害的人，都可能和你有交集。你采访他们，也感受他们，最终有些人会成为你人生中的宝贵坐标。

正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教授所说：“记者这个职业最大的魅力就是，你可以通过采访和观察去感受各行各业不同的人性，从而形成自己饱满丰厚的人生体验和生命记忆。这种体验和记忆是这个职业所带来的名利之外的回报。”

这么多年来，我采访过的人早已成千上万。绝大多数是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但总有一些人，留了下来，成为彼此支撑的力量。你靠近优秀的人，走着走着，自己也会变得更从容、更开阔。

这不是什么高尚的坚守，只是因为我从这里获得了滋养。我在意每一次陌生的相遇，珍惜每一句真诚的交流，也骄傲于能以新闻为媒，与这个时代真正出色而有趣的人们，并肩同行。

所以，你问我还准备干多久？

我的答案是：只要还能被故事打动，只要还有人愿意讲述。

我就还在。

来源：金石絮语（微信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FVVhORmGUx77LmjOch_oQ

编辑：何璇祺

【案例】

路透社紧急撤回中、俄、朝三国领导人现场直播片段

来源：路透社

编辑：何璇祺

【案例】

传媒大佬转型自媒体，英雄黄昏下的一场自渡救赎

接连几个秋雨夜，成都竟开始有些凉意。本是睡觉好时候，却躺在床上难以成眠。这世上很多不靠谱的人与事，唯有这睡眠生物钟离奇地准时准点。

索性起来在手机上看文章，写点东西。有些不能如愿甚至逼着自己都不能实现的事，干脆换成别的，也不白白浪费一两个钟头——比如这很多次的深夜不成眠。

手机屏幕上闪现出秦朔、邱兵及团队推出的好文章，我基本都会一口气读完，酣畅淋漓，意犹未尽。

这两位老兄都是我的前辈、中国著名媒体人。

秦朔大学毕业后仗剑南下，在《南方窗》一直干到总编辑；后边回到大学母校所在地上海，担任《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直到2015年从体制內离职，转战自媒体发起“秦朔的朋友圈”，这年他还不到47岁。

邱兵早年进入《文汇报》工作，直到2003年创办《东方早报》，2014年转型孵化创立新媒体澎湃新闻，并发表那篇著名的发刊辞《我心澎湃如昨》；后来他一手创办短视频平台梨视频，去年创办微信公众号“天使望故乡”……

秦朔、邱兵是大学同学，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他俩有一个同班同学——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

吴晓波早年在新华社就职，20多年前就辞职出来单干，成为了一名财经作家和出版人，出版了《大败局》《跌荡一百年》等一系列财经丛书，这些代表作在中国企业界、财经领域反响很大；2014年，老吴又开始运营自媒体“吴晓波频道”，创业很顺利，转型很成功。

如果说邱兵专攻擅长文化时政领域，而秦朔、吴晓波则在财经领域可谓长袖善舞。二人都很有商业头脑，这些年为不少大企业大老板出书立著，将中国传媒人和知道分子的才华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从媒体到创业，从传媒到商业，完美实现华丽转身，一直玩得很牛逼。

顺便提及，他们三人还有一个同样才华出众的同班同学，那就是从媒体转入仕途、如今跻身副省级高官的胡劲军。胡早年在解放日报工作，“少壮派”的他在上海党媒和宣传系统深耕多年，2023年北上到总台担任副台长官至副部，两年后空降南下出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秦朔、邱兵和吴晓波都是复旦新闻系的高才生，科班出身，才华横溢。资深的他们在传媒界策马驰骋很多年，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参加工作进入媒体，赶上了中国媒体的黄金时期，成为“上海系”媒体的杰出代表。

前不久出差，碰到《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位媒体朋友，他是沈灏的老部下。聊起沈老师的近况，据说现在云南丽江还是大理开了一家小客栈，也主要在做自媒体。关注其公众号，发现里面所写文章几乎是云淡风轻、高山流水的文学作品。老沈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当年也是个写诗的文学青年，才华横溢的他曾在《南方周末》工作多年，新世纪之初领衔创办了“南方系”之一的财经大报《21世纪经济报道》。10年前，对于他命运之神突然坠落逆转，原因众说不一，其实你懂我懂，实为痛惜。

如今的沈灏，不问当今时局，远离尘世喧嚣，居江湖之远，潜淡泊之心，沽酒当歌笑看过往沉浮，怀揣一个诗意翩翩的盛唐宋朝。其实这样也挺好。

说起沈灏，不得不说南周辉煌时期那一批优秀的媒体人：张平、孙保罗、郭国松、迟宇宙、方三文、余刘文、李玉霄、程菊红、南香红等等。我所知道的，当年在腾讯、网易、新浪等五大门户网站的鼎盛时期，他们有的受邀加盟执掌内容生产；有的近些年早已转型做自媒体，不管是为养家糊口还是写着玩，倒也有了自己一方小小的平台和阵地；有的不知如今身在何处，在哪个城市以何种方式安身立命？

近些年，由于你懂我懂的原因，体制内的机构媒体基本上已经集体失声，只留一些过剩的情怀还在假装娇喘——有时隔着屏幕，仿佛就可看见他们一张张红扑扑、很乖听话的脸。真正的新闻已死，当年那些用文字鞭挞丑恶、伸张正义的真正媒体人早已远去，也正在慢慢变老，那个“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时代一去不返。侠客迟暮，英雄黄昏，只留下一个个无奈而隐痛的背影……

有时值得欣慰的是，面对一些荒唐怪诞的社会丑恶或丑闻事件，在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变傻装哑的姿态下，反而是一些自媒体自告奋勇、前仆后继地去逼近真相发出声音，形成汹涌舆情后有关部门终于“坐不住”，最后促成问题得以解决，至少有些许真相开始水落石出。

还有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些从核心官媒退休的老媒体人，在所做的公众号等自媒体上敢于说真话、说人话，针砭时弊，犀利痛快，嬉笑怒骂，快意文章，真乃宝刀不老、情怀依旧的一大难得气象。

民生艰虞，精神逼仄。面对纷扰混沌的现实生活，我们有时处于一种无以言说的精神困顿之中。但作为一个媒体人和写作者，总不能丢失良知与文字，总得有个自言自语的精神寄托吧。

我想，那些转战自媒体的传媒大佬应该也一样，面对请喝茶或被封号的种种风险，写写东西，杂言杂语，也算是逼仄之下的一场内心自渡和精神救赎。

来源：老杜的白纸黑字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RJEmXC2ocr2l5xccvy-pw

编辑：何璇祺

【案例】


《世界报》于 1860 年由亚历山大·卡明斯创办，此前他曾创办过费城的《晚间公报》。1864 年，该报因刊登了一则假的林肯总统令，要求全国进行斋戒祈祷并征召 40 万新兵，而被停刊三天。【艾萨克·F·马科森：《大卫·格雷厄姆和他的时代》，纽约：多德·米德公司 纽约 1932 年版，第127页。
Isaac F. Marcosson.David Graham Phillips And His Times,Dodd, Mead & Company,New York 1932,p.127.】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杨泓艳

【案例】

给记者塞100美元“车马费”，纽约市长前顾问被调查了

当国外的记者收到“红包”或者所谓的“车马费”，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最近的一起报道提供了答案。

一名美国记者在收到100多美元的那一刻，先是震惊，随即打电话给送红包的人表示要归还，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给编辑。她所在的媒体随后联系了调查部门。

据《纽约时报》报道，事件发生在周三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的连任竞选活动后。前市政厅顾问温妮·格雷科在活动结束后，将一个装着现金的红包交给了《城市报》记者凯蒂·霍南。红包被藏在一袋薯片里。

格雷科曾是亚当斯的亚洲事务主管，去年在联邦调查局调查亚当斯腐败案期间，家中遭到搜查，随后辞去了市政厅职务。

身着白色衣服的女子即为温妮·格雷科

温妮·格雷科（右）

霍南回忆，当时格雷科先给她发短信，约在街对面的道明银行（TD Bank）旁见面。她原以为能获得关于起诉的消息，于是跟随对方进入一家全食超市。很快，格雷科就递上了那袋薯片。

霍南表示自己当时不想收下，尝试退回，但没有成功。

两人分开后，她在地铁站打开包装，才发现里面是一个装满现金的红包。

“我一开始以为是一张纸条，或者小费，结果一看，天哪，是钱！”霍南说。

她立即打电话给格雷科，表示要退回信封里的现金——至少一张100美元和几张20美元。格雷科则笑着回应，说自己已经离开了。

事后，霍南回到《城市报》办公室，将信封交给编辑。该报随即联系调查部门。联邦检察官随后取回了薯片袋与现金。

据《城市报》报道，他们询问格雷科的动机时，对方声称是“文化原因”，并多次道歉，请求“不要在新闻里报道我”。市长竞选团队的一名发言人则表示，亚当斯本人对事件感到震惊，格雷科“在这次竞选中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并已被暂停所有志愿者活动”。

“作为一名记者，我想要的是信息，而不是金钱。”霍南强调。

格雷科的律师史蒂文·布里尔则辩称事件被夸大：“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常常以金钱表达友谊和感激，这里也只是如此。温妮的意图纯粹是善意，我无法想象其中有任何恶意。”市政府表示，他们在事发当天晚些时候已对格雷科问询，她也承认“犯了一个错误”。

《城市报》主编理查德·金在声明中直言：“亚当斯市长最亲密的长期顾问之一，居然试图用现金讨好记者，更不用说是凯蒂·霍南。这令人深感不安，也显示了对自由、公正新闻的公然漠视。”

目前尚不清楚格雷科是否会因此承担进一步后果。

据了解，在美国新闻业界，记者接受礼物或“车马费”被普遍视为违规行为。美国职业记者协会（SPJ）伦理守则明确要求记者拒绝任何礼物、费用、免费旅行或特殊待遇，以避免影响报道的客观性与独立性。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在内的主流媒体，也都有类似的内部规定，一般禁止接受超过20美元的任何馈赠。行业内还普遍反对“付费换取爆料”的做法，也不允许用“给钱/送礼”为条件，要求记者写正面报道或屏蔽负面新闻。

因此，在这种严格规范下，即便是一份装在薯片袋里的现金红包，也足以触发媒体与执法机构的高度警惕。

来源：传媒见闻（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Gc42FcPPnOCcGgxxo3Hg

编辑：张家乐

【案例】

离开了平台，真正做自己

2020年前后，有一种声音很流行：离开了平台，你什么都不是。这句话，甚至成为某些自媒体文章的标题，四处传播。

转发这些文章的，大概多数都是一些平台的头头脑脑，有些甚至连头头脑脑都不是的，也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转发这样的文章。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有些平台的大小头脑试图警告、吓唬一些有异心的员工的腔调。

平台千千万，为什么一个人要把自己的生死荣辱系于某一个平台呢？此处不容爷，自有容爷处，何必在乎某一个平台呢？

辞职离开报社已经六年多，不再是某报的高级记者，成了没有任何前缀的褚朝新，一个独来独往的褚朝新。

2018年果断辞了两次职，2019年拒绝了近百万的年薪，2020年又拒绝过超百万的年薪，也有猎头公司找来打探去向，主动选择做个闲人，安心做朋友们戏称的“过气的前时政记者”，不曾被“离开了平台你什么都不是”这句话吓住。

离开平台，少了很多牵绊，虽然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写作，但不会动不动就有单位同事、上司打电话、发微信来说情请求撤掉某篇文章。

辞职后，没有了平台的身份，相继还有一些大学、媒体、地方机构请我去讲课。从2013年开始，一直在微信公号上写作，坚持至今，也还有读者追着读。近些年，除了微信，网易、一点资讯、百度、今日头条、抖音、凤凰网等都用不同的形式支持过我的写作。

若不离开平台，我不可能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如今很多事写不了，也写了不少想写和愿意写的事。自己做自己的把关人和总编辑，读者诸君常义务做我的校对帮着纠正错别字，很是融洽。

事实上，早就有读者说，我过去在报纸上写的那些文章远不如在微信公号上写的文章有趣。这话，我虽然并不完全认可，报纸上很多文章当时有意不上网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而已，但一定程度上还是能证明公众号上的文章确实是有一些读者更愿意看的。

不过，这两年很多平台也活得不好，渐渐不再嚷嚷什么“离开了平台你什么都不是”之类的了。人都还在，有些平台却早就已经死了。

有些平台的衰落已经无法逆转，离开成了必然的选择。很多行业，靠的是手艺和技能吃饭，有手艺在身、有技能傍身，走到哪里都会有一口饭吃，离开平台绝对饿不死。

平台是从业者练手艺的地方，能成就很多人，平台和平台里的人有时候是相互成就，没有一个平台是横空出世的，也没有一个平台真的是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每个牛逼的平台都是靠员工慢慢建设起来的。

平台或许提供机会让人成熟、强大起来，但不应该是离开了就活不下去的地方。平台的员工不是鱼，平台亦不是水，不存在谁离不开谁的问题。平台好，离了谁都能运转，我们在平台学到了东西、练得了一身好本事，去了哪里都有一口饭吃。

也不要轻视平台，平台给了我们练习手艺的机会。

平台经过前辈们的努力建设，能成为社会的一份子，能在一个领域独当一面，不管怎么说都是有东西值得你学习的，也是可以让你学到东西的，到了一个平台，就要好好学习，踏踏实实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慢慢积累、逐渐提高，等到将平台里能学的东西学得差不多了，等你经过平台的训练已经有了自己的刀法，你就可以出门行走江湖了。

影视剧里，少林弟子想要下山得打十八罗汉铜人阵，那就是一个平台对想离开者的考核。想下山的弟子若打过了，说明在平台学到了本事，足够行走江湖了，可以离开；若打不过，就不能走，还得待在平台里继续学继续练，平台此时还是一个不错的庇护所和练习场。

我们不应该怕失去平台，应该怕的是在平台上学不到本事、练不好手艺。当然，如果所在的平台有不轨的上司、干着触碰做人底线、法律红线的勾当，那就不要犹豫了，赶紧离开。

近些年，偶尔给一些朋友赠送自己定制的折扇，上面常写两句话：熬走前辈，自己做前辈；没有平台，把自己建设成平台。第一句话，是说我们要有韧性，不要计一时得失成败，坚持做一件事，深耕某个领域，让自己成为行家里手；另一句话，是说我们沉浸深入某个领域后，应该不惧失去平台，不断学习，努力让自己成为具备某些平台功能的人。

赋闲这六年多，没有了固定的平台依靠，少看了很多脸色，清爽地活着，多了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喝茶、饮酒、写作、翻闲书，偶尔出门看看山水，不亦乐乎。

来源：衣者朝新（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1L8MctREay5qjJ6mdsUpA

编辑：张席睿

【案例】

那时候，我们尚有基本的羞耻心

昨晚，几年没见的杨万国突然发来一篇他新写的文章（维港潜澜，一个前调查记者的小时代），说是向故人汇报他的近况。原来，他新开通了一个公众号“小羊的草地”，发来的是公号的首篇文章。首篇文章的开头，写到了我，多有谬赞，惭愧。他是我的师弟，毕业于湖北大学化学系。大学学化学，爱写作，毕业后进武汉晨报教卫新闻部当了记者，跟我成了一个部门的同事。2006年9月，他辞职到了新京报，很快成为了一个出色的调查记者。万国一到新京报就出手不凡。入职新京报才几个月，他报道了湖北监利一对贫困的重病夫妇自缚沉江的事，当时所有门户网站都在首页转载他的独家深度调查稿。
“这才是新闻啊，这才是一个记者该去写的报道啊。”在网上看了他的稿子，我坐在武汉晨报18楼的办公室里久久不能平静。当时，晨报内部的业务氛围每况愈下，已经写过一次辞职信的我再次萌生了辞职的念头。经万国介绍，我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去见了时任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编的刘炳路，通过了面试。2007年3月，我离开武汉到新京报试用，与万国再次成为同事。比我稍早一点从晨报辞职到新京报的吕宗恕，也是万国牵的线。刚进京，我们合租在三路居。万国和宗恕比我勤奋，出差多，稿子写得也比我多。万国在文章里说，六年里他出差1800多天。我则记得，有一次他连续出差长达70多天。

2007年夏，我们仨在三路居从未听他叫过苦。那个年代，我们是真的在认真做新闻，一个接一个采访，一个接一个写出来，介入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现实。门户网站盛行的年代，四大门户首页每天都能看到很多熟悉的同行和同事的名字，以及他们写的各种故事。那时候的网络上，宣传稿是羞于见人的。能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基本都是社会关注的硬新闻稿。这几年，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受，十年前的微信朋友圈，记者们都尚有羞耻心，自己写的那些软文、宣传稿或者写得不太好的新闻稿绝不好意思转发到朋友圈，怕人耻笑。如今呢，朋友圈里那些人转发的多数都是文字垃圾，似乎都没有了羞耻心。无法想象，这才几年，还在当记者的绝大多数人的羞耻心消失了，满屏都是他们制造的文字垃圾，有些人还洋洋得意。2016年3月9日，曾在朋友圈留下记号：假如有一天我开始用化名写稿子，那一定不是遇到了危险，而是怕用真名过于丢脸。我们那一代的记者，多数都曾有这样的羞耻心。那时候出差多，虽然苦，但多数人从不叫苦。因为常常稿子一发表就惊动四方，而且能有不菲的稿费。万国和宗恕勤奋高产，收入也很可观。俗一点的说法是，既收获了职业新闻人有效介入现实社会的成就感，又得到了应有的物质回报。

2008年，新京报深度报道部部门年会。偶尔有人叫苦，多半是因为懒而产出低，产出低也就导致收入低。我那时也懒，不温不火，出差没有那么多，一个月最多写两条稿子就躺平，因此收入也不高，但不敢叫苦，怕自己的懒惰被人知道，怕人人都在努力的时候暴露出自己的懈怠。高产出的同时，身边的每个人似乎都在拼命学习。很多同事每写一个稿子，都要读好几本相关的书。记得有一年宗恕写云南的野生象，买了好几本相关的专业书籍细细阅读。我们三个在一起合租两年多，但大家都频繁出差，能三人都在北京的机会极少。偶尔聚齐，就一起买菜做饭。吃完饭，挤坐在沙发上聊天，讲述各自出差采访遇到的人和事。2009年下半年，万国搬到了报社附近的国瑞城，我也搬到了报社附近的文章胡同。2010年，宗恕入职南方周末，经他牵线，我2011年又从新京报辞职去了南方周末。万国则留在了新京报，稿子越写越多、越写越好，后来从深度报道部调到了经济部，走上了管理岗位，开始涉足经济新闻。有一年我进京给媒体讲课，他听说了，开车接我去他家里吃饭。他自己动手，做了盐焗虾，咸香可口，还炖了一锅筒子骨藕汤。当时，他已经在在北京买了车买了房，生活条件大为改善，我以为他会在报社一直干下去。

2011年3月，我们仨在北京相聚。我也曾以为自己会在报社一直干下去，形势变化很快，我也违背了自己在复旦大学讲座时做出的公开承诺。2011年，受邀去复旦大学讲课，互动环节有学生问我还能在一线干几年，我说，若身体允许，至少要干到45岁。2018年年底，我彻底告别媒体时才39岁。没想到，万国后来也离开了新京报，去了一家大厂。虽然他在文章里说“在大厂并没有挣到朋友们调侃的‘那么多钱’”，但我知道，他的生活已经远远超出我们过去一起跑新闻的很多老同事了。大厂干了好几年，他又去了一家上市药企担任高管。此间前后似乎还与双胞胎哥哥万里还创过业，没想到，他今日的文章又说去了香港，已经通过了香港保监局挂牌考试，即将涉足保险业。过去极少佩服谁，但真的很佩服比自己小几岁的万国，他接受新事物、学习新知识的能力都超强，不断放弃舒适区变换赛道，到新领域挑战自己，而且业绩都不俗。万国说，他不会选择，“随波逐流，工作机器。”其实，他的每一次选择都很明智，离开媒体进大厂，换来了更好的财务状况，财务状况改善后去做自己更有兴趣的事情。回头看自己，胸无大志，固守一条路二十多年，不觉已两鬓斑白，无所作为。祝福万国，愿他将来的路越走越好，健康平安。

2025年8月8日

来源：衣者朝新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nWunGwMrs6qU4oDVVQJEQ

编辑：梅镕缨

【案例】

一年后催要车马费，才知道TA们“失踪”了

2025年08月04日 15:56 四川

以下文章来源于无忧的剑 ，作者黄看彰

无忧的剑.

汽车媒体行业记录者。

来源 | 无忧的剑

撰文 | 黄看彰

车马费，媒体圈一个永恒的话题，和媒体的发展轨迹一样，从“纸”到“数字”的变迁，从“当面递交”到“背后周旋”。大家乐意将之粗暴定义为：似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又实为一种兼职型“劳务关系”的驱使。

这两日，我梳理了一年左右未发放的车马费清单，颇是感慨。听闻同行遵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花了2元购买一笔记本记录，我倒是不担心记性丢了，而且担心这“账簿”弄丢，则损失惨重，便打开了excel表格，将过往的“账单”悉数记录进去。

具体明细，其实和写一篇痛批Z、L之鼠辈的文章一般：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皆要有之。

以反“老师”之态，还原“市侩”之姿，必须承认，最重要的，是结果：“给”或“没给”。

给，则一笔勾销，随时可断联；不给，则缠缠绵绵，紧随至死为止。

“表面笑嘻嘻，背后MMP”，一时之间，毒瘤之说流转在某个圈层间，一顿窸窣痛骂，心中列入黑名单，除此外，再无可奈何。

对方是“无可奈何”，我是“无论如何”，硬是梳理一通，逐一寻访，却是发现，访是访了，但不一定能寻找。简单地说，就是“失踪”了，没有被拉黑，朋友圈可见，不过朋友圈设置的是“X日可见”，也许我和TA最后谈话的时间是2024年7月29日，TA在2025年1月29日就“失踪”，而我再次找TA时，已是2025年7月29日。

微信一聊，过了半天没回复，我就以为TA“失踪”半天了，其实是——“失踪”了半年。

没办法的情况下，只有两个解决办法，第一个最简单，即把这些车马费和人一样，权且当作“失踪”了，列入坏账明细，千金散去就散去，复来当中奖，不来当中计。

时不时聚众感叹：开公司的有坏账，没想到当牛马的也有坏账了。

第二个比较复杂，即找到TA的公司的同事，逐一询问，多是辗转，顶多是大海捞针，总能是捞到的。但被打扰者，本应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可师者，德高望重，置之不理的后果，不堪设想。

我是有个疑问的：是不是当初部分加我的人，是使用的小号，离职了或本就不想回复的，不登录小号便万事大吉。

媒体圈的乌烟瘴气，谁都不愿涉足。搞不好，被一顿劈头盖脸地骂，心想：这本是公司的问题，但收了老板的钱就要受这份气，不可能让“老师”找老板吧？

当然，我也必须要提的是，这些车马费，本身和TA们没有任何关系。换个角度看问题，我又有个提议：以后负责邀请的，能否别让兼职来邀请，能否让立志要扎根汽车公关行业的来邀请？（玩笑~）

这个行业，真的不要轻易来尝试。

说实话，对于车马费这个事，我不知道是代理主责，还是主机厂负主责，还是责任五五分。有人说，主机厂早早就付了款，是某些代理公司财务状况有问题，则以“走流程”的理由推搪；有人说，主机厂迟迟不付款，导致某些代理公司无力垫资，毕竟一场活动邀请全国多家媒体，车马费计算下来也不是小数目。

一位资深行业人士，根据自己多年搜刮车马费的经验，表示：某某某代理公司以及某某某主机厂，该被提防了。要明白，长时间拖欠的，不只是几百块钱的车马费，还有可能是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的广告费。

媒体发展到现在，“车马费”三个字应该要改改了，“车马费”三个字从来都带着被鄙夷般的成分；改“牛马费”贴切，改“稿费”也直截了当，给到那些愿意出原创的内容创作者们。

即使有些七老八十的吃尽时代的红利后，还要来分年轻人一杯羹的“老老师”们，搔首弄姿出镜讨个小费的，好歹也是：再垃圾的原创，也是原创呀。

况且，不少的媒体公司，本就把这部分费用当作员工薪酬的一部分。（懂了就不会怪“老师”们总是讨钱了～）

我的建议是，以后所有的活动，不要再提供通稿，只提供需要传播的信息点即可。我们拿个“牛马费”或“稿费”，也踏实些。

最后，还有一句：

不要拖太久了，不要“失踪”了哦！感恩～

来源：传媒见闻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n2CQAr1lff5CV6U0M-nfjA

编辑：梅镕缨

【案例】

素人女生被实名曝光，从校园处分到微博热搜，新闻边界在哪？

近日，大连工业大学发布拟对一名女学生开除学籍的公告，引发广泛关注。该事件的另一方，是乌克兰前职业电竞选手 Zeus，他于7月13日晚在社交平台回应隐私视频事件，称“感到后悔”，并表示“未婚、也不在恋爱关系中”，同时向女生道歉。

然而，相比事件本身，一些衍生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尤其是在报道方式和舆论走向上。

首先，不少媒体在报道中直接使用了女生的实名，有的还配有头像截图。与此同时，一条带有女生全名的微博词条登上热搜。

我们不禁追问，这种对涉事人隐私的直接暴露，是否符合新闻报道中应有的克制和边界？尤其是在当事人并非公共人物的情况下，信息呈现是否有“最小必要性”？

其次，热搜用词为“女生出轨”，评论区也集中在“知三当三”“道德失范”等言论上，指向明显。但从此前的公开信息看，Zeus才存在已婚育的事实。舆论对女生的集中批评，与对男方相对“安静”的舆情环境，是否反映出某种程度上的性别偏差？

想起此前，安徽师大一名男教师，多次威胁性骚扰女生，姓名从未被披露，还在被行政处分后又回到学校保卫处任职，而校方回应是：“给他留了一口饭吃。”

有媒体人指出，在此次事件中，媒体与平台如何处理当事人信息，如何设置议题框架，如何避免带节奏，都构成了现代新闻伦理与社会责任的一个实践考题。

最后，你怎么看？

来源：传媒见闻（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LxQS7vwI9boCUpTXQW-Vw

编辑：张席睿

【案例】

捏造“中国间谍”信息，韩国记者被送检

据韩联社7月10日报道，曾报道涉华虚假消息的韩国网媒记者10日被移送检方审查起诉。

报道称，首尔警察厅网络犯罪侦查队当天表示，网媒记者许某等两人因涉嫌妨害公务、违反《电信基本法》被移送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审查起诉。许某等人涉嫌报道虚假消息，妨害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执行公务。

许某今年1月16日报道称：“戒严军曾与美军联合行动，在选举研修院抓获99名中国间谍，并将他们引渡至美方。之后，这些中国间谍被送往日本冲绳的美军基地，在接受审讯时对干预选举的罪行供认不讳。”

选举管理委员会指出有关报道失实，并委托警方进行调查。警方也认为有关消息属于不实报道，并提请检方审查批捕许某。检方随后提请法院签发逮捕令，但法院予以驳回。

来源：参考消息（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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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席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