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和出版社打官司

友情提示：本故事纯属真实，如有雷同，那咱们就是同一个槽的牛马。

嫌太长不想看版：因为降薪，基层编辑一怒之下跟“梦中情社”边上班边打官司。

故事的起点：

加入梦中情社，看似美好的开始

几年前，我入职了这家华东地区老牌出版社，也是本人毕业时就向往的“梦中情社”。劳动合同签得很清楚：月工资xxxx元，其中包含部分预发绩效工资，年底会根据考核结果结算。入职后的几年里，每个月工资按合同发，绩效预发也是固定的比例、固定的数字（公司绩效考核制度对发放比例有明确规定）。年底考核合格的话，还有一点年终奖。虽然自打入了编辑这行就做好了清贫一生的觉悟，虽然每天要三头六臂处理杂七杂八的事情让人很烦恼，但“做书”这件事带来的自豪感还是让我对这份职业充满了热情。直到——

风波突来：铁血手腕的降薪

这场风波要从2025年4月说起。

社里的领导层突然频频找我们编辑部主任开会，会议名称是“研究新的考核方案”，至于到底讨论了什么，我们这些普通编辑无从得知。直到后来风闻“社里要给你们编辑部降薪了”，我们强烈要求知晓会议的内容，主任才勉强给我们开了会，但在这些会议上，编辑部主任和分管领导一开始是敷衍塞责，只说有个“四年考核计划”，但“一切都没有定”“（降薪）这两个字太难听了，不要这么说”，后面就直接不装了，“反正我快退休了”“你去找社长”“如果连这个（降薪）都接受不了，那就自己辞职吧！”

主任口述了所谓的“新考核方案”的逻辑，即让编辑报自己今年能完成多少利润指标，对比上四年后的利润目标，对绩效工资进行同比例降薪。比如我今年能完成50万，四年后应该完成200万，那么50/200，现在就只能拿1/4的绩效工资（这个四年后的目标非常高）。主任报了每个编辑具体降多少（包括主任自己），大部分接近3000，虽然主任也承认“年轻编辑降得最多”“是会影响正常生活的程度”，但这个事情完全没有给我们任何合理协商的余地。

5月底，主任强迫我们提供利润指标数字，并直接在工作群威胁“不确认数字，6月份工资暂停发放”。在我们同事强烈要求看“新考核方案”时，只回了一个“没有”。

6月份工资条发下来一看，真的降了好多。不是没听说过出版行业降薪的传闻，但真的这样落实了，还是觉得荒诞——我们这里不是文化人的圣地，业内人人向往的“梦中情社”吗，就这样做事情？

牛马也是勇起来了！

——我要维权

降薪后，我做了一件自己都没想过的事：邮件写了一封《降薪异议书》，发给了人事和分管领导。

有人可能想问：发这个有用吗？

当时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什么都不做，他们就会默认我接受了。

我在邮件里写：“本人对此次降薪不予认可，要求恢复原工资标准。”

现在回头看，这封邮件成了后来所有法律程序的起点。它证明了一件事：我从一开始就没同意过。

**插播一个普法小知识①：劳动合同变更必须双方协商一致，书面形式。如果你不吭声，对方可能主张你“默示同意”。所以，不服就要说，还要留证据。**

人事科长收到邮件后，6月10日找我谈话。人事认为，整个降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说降薪需要与我协商一致，要签字认可，人事反复说“不需要你们认”，认为降薪是没得谈的，甚至说我们这些编辑“就是投胎投错了”。话说到这份上，我再也不指望能在内部通过心平气和的沟通解决问题了。

愤怒之下，我申请了劳动仲裁。

**插播一个普法小知识②热知识：劳动仲裁是劳动争议法院诉讼的前置环节。劳动仲裁提交申请后也有一个前置环节：调解。**

公司的态度十分强硬，虽然调解员调解过多次，但公司拒绝做出任何让步。

全体红温，集体抗议！

——为什么只给普通编辑降薪？

在这样的不平和愤怒中，更大的暴击来了。6月底，有消息传来，“其实我们编辑部主任并没有降薪”。

编辑部全体震惊。之前会议上口口声声自己也降薪，表现出一副已经为我们争取过但实在无能为力的人居然根本没降薪？怀着“不可能吧”“认识这么多年不应该是这样的人”的心理，平时跟主任关系较近的一位编辑当面求证，结果，求锤得锤，真的就没降。

领导层要给我们降薪的理由一直是：你们编辑部过去几年业绩不好，可是，部门负责人都不降薪，就逮着我们这些普通编辑折腾，还各种欺骗和隐瞒，这合适吗？

7月4日，我们编辑部所有涉及降薪的编辑，集体签署了一份《降薪异议书》，发送给了出版社的领导层。我们表示：降薪属于变更劳动合同，理应与我们协商；公司从未给我们公示过所谓的“新考核方案”，程序不民主，缺乏合理性。

**普法小知识③：《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平等协商确定，并公示告知。没走过这个流程的制度，不具备约束力。**

仲裁失败和正式起诉：

第一次和法律正面接触

8月份，我和“梦社”终于还是一起上了仲裁庭。先说结论：很遗憾，仲裁并没有支持我的诉求。复盘后我认为，是我在仲裁时把重点放在“新考核制度无民主程序，我没有签字认可”，我误以为仅这个足以驳回公司的行为（然而仲裁庭似乎对民主程序与否并不很看重），并未对新考核方案种种不公平、不合理之处进行辩驳。当庭，公司辩称“扣的绩效工资年底只要完成指标就会补回来的”，至于这个指标是多少，我一直不清楚，（在开庭后仔细研究才确认，需要我今年就完成四年后的指标才能补回，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仲裁庭采信了“会补回来”这一说法，认为是发放节奏的一种调整，也就是“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区别，并未突破劳动合同的约定。

失望当然是失望的，但很快我就下定决心，不想把这个世界让给我所鄙视的人。仲裁不行就法院起诉。

2026年1月13日，我和“梦社”再次对簿公堂。这次我准备得更加全面，我不再只讲“我没同意过降薪”，而是准备好了一整套证据：

- 过去的银行流水和工资条——证明绩效工资一直以来都是固定发放

- 公司职代会通过的旧制度——上面明确规定了每月预发绩效工资比例

- 过去三年的年度考核表——证明我过去每年都合格

- 入职以来的各种奖励证书——证明我不但合格，还被多次被表扬过

- 部门工作群的聊天记录——领导威胁“不交目标不发工资”“考核方案没有”

- 集体的《降薪异议书》——证明“新考核方案”全体反对，合法性和民主性缺失

- 行业利润下滑的公开报道——证明社里给编辑制定的利润目标过高，根本不符合实际

我也再次研究了仲裁时公司出示的“新考核制度”，更无语凝噎：1.对普通编辑是按四年后“最终指标”，现在就一步到位开始降薪；2.对领导则是阶段性考核，循序渐进，目标容易完成不说，还不扣工资；3.对营销编辑这样难以用利润指标衡量的员工，直接将其他员工的降薪比例算个平均数扣到他头上……这样的制度合理性在哪里？公平性在哪里？是只对参与制定的人公平合理吗？

法院一审的比仲裁庭专业很多——省去了那些意义不大的信息确认环节，直接快进到重点。法官问得很细：以前怎么考核的？现在怎么考核的？各种各样的数字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

公司方反复强调：是她们自己部门业绩不好所以要降薪；至于我问“部门业绩不好不应该给部门领导降薪吗？”公司则称：要给领导时间。

目前法院判决结果未出。我想，我能做的，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那不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结果如何并不是我能左右的。

**普法小知识④：法律规定，仲裁庭裁决劳动争议案件，应当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之日起45日内结束。这个“45日”是包括从立案到作出裁决的全部时间，延期情况可以延长至60日。如对仲裁结果不服，可以在收到裁决书后15日内去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会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审结。**

（P.S. 有朋友好奇为啥是在职打官司，因为我立案的诉求仅仅是补发扣除的绩效工资，并非离职后的补偿金或赔偿金，所以只能在职打。从提起劳动仲裁到现在的大半年，本牛马一直在老老实实打工。至于会不会被领导穿小鞋、卡考核，你猜嘞？）

心路历程

——道心破碎的i人变身“刺儿头”

这一年我变了很多。

我是一个i人，并不擅长站出来发言，为自己争取权益。之前一直对文化行业有很多想象，觉得这个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从业者都是高学历的文化人，大家是同类，肯定温良恭俭让，没有乌七八糟的事儿。甚至我觉得，像我这样内向敏感、不擅长争斗的人，有这样一个行业可以让我放心做自己，是我的幸运，这将是我坚守一生的职业。

真正从事这个行业才发现需要打交道的人非常多，文化人也不一定就代表人品优秀，这个行业跟社会上其他行业并无任何本质的不同。但每次挤出时间看稿子看到精妙的段落时、每次跟作译者获得一点心灵的共鸣时、每次和同事一起把值得的好书推出来让读者看到时……总让我觉得这份职业是有意义的，是高尚的，值得为之努力。

但当所谓的“梦社”蛮不讲理地硬要扣基层编辑的工资，当领导威胁“不报指标就不发工资”，当人事嘲讽“就是投胎投错了”，本i人道心破碎了。之前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还是太少太理想化了，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

这可能是我人生第一次当“刺儿头”。感触很多。我们不该因为这世界存在丑陋就故意回避，真的勇士应该直面惨淡的人生。

另外，第一次实践法律，感觉跟想象中还是很不一样。种种过程磕磕绊绊很不少，一些执法者的态度也很难说得上会让劳动者感到有温度；咨询的律师也有人说：我们这里风向就是偏企业的，国企嘛，可能跟《劳动法》不适配；维权的时间之长，也远超我的想象……这条路是很难走，不过总有一个念头支撑着我：我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我所鄙视的人。

最后想说说出版社。

我曾经很相信“文化单位不一样”。出版社啊，读书人的地方，讲情怀的地方，怎么能这么粗暴无理呢？怎么会有人觉得自己是土皇帝可以生杀予夺呢？

大家跟出版社数次抗争无果后，我也不是不懂：出版社也是企业，企业就要盈利。当盈利压力来了，情怀是最先被牺牲的那个。但我不甘心的是：一个靠编辑撑起来的行业，为什么到了最难的时候，先“苦”的是编辑？

虽然行业整体下行，但编辑作为出版社的产品生产者，事情一点没少做啊。打个比方，蒙牛盈利不好，怪牛了吗？对编辑进行如此严苛的利润考核，真的不会造成为了保量不保质的恶果吗？

公司要利润，领导要业绩，那基层编辑呢？编辑就该“识大局”乖乖接受降薪吗？这究竟是谁的“大局”？

总之，这次维权让我完成了一场对文化行业的酣畅淋漓的祛魅。

更新一点现状

春节回来开工，公司又开始新一轮“命令编辑报利润指标—算新的降薪数字”，并称我们未能完成去年利润指标，所以在降薪后的工资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倒扣；与此同时，给编辑部主任的今年的考核目标进行了下调，以便其更容易完成；面对同事质疑，主任坦白承认：就是一个部门两套制度；开工一周，已经两位同事递交了辞职信。

这篇文章送给每一个还在出版行业坚守的同行，希望你永远不需要经历这些。但如果需要，希望我的经历能给你一点点勇气。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KUoVWBjmxDt3F7RUxnMMQ

编辑：马丽萍

【案例】

山西省期刊协会关于发布《山西省期刊编辑职业行为规范》的倡议与指引

来源：编辑大碗茶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dxzEZiC1vlrA_p7yCAxQ

编辑：王昕越

【案例】

一个外行怎么就把出版界搅得鸡犬不宁了？

好几件事，一块说。

一、一五挑差错

从去年12月初，到今天，由“一五老师（教学版）”（系抖音号，以下简称“一五”）可以说把出版界搅动得鸡犬不宁、人人自危。

在一个编校群里，就此事爆发了三次大的争论。支持一五的有，反对一五的也有。

我站在支持一五的这一边，不是因为我多么讨厌出版界，也不是认为它被第五纵队攻陷了，也不是因为我天生爱站队，都不存在。仅仅是因为，这个行业实在是需要一个来自外部的吹哨人。

但我就纳了闷了，一个最初连出版是什么都可能不知道的高中校外辅导教师，就这么一个外行，他怎么就能把出版界搅得鸡犬不宁了呢？

今天在地铁上一想，我明白了。之所以搅得鸡犬不宁，是因为出版界宁得太久了，宁到自以为只要上头质检通过就没事了——而且，万一抽不到自己的书呢，又逃过一劫。

一五的视频一出来，闭目塞听的有之，顾左右而言他的有之，呼吁不关注不转发不讨论的有之。总而言之，鸵鸟心态的一抓一大把。

是怕了吗？也许吧。一个纯粹的外行，那么轻易地就把出版界的防御圈给攻破了，岂能不怕？神是不能流血的，对吧？一流血，哪怕神的血条再厚，那么玩家也知道，只要把人往死里怼，迟早能完成弑神的壮举。

出版界是神吗？不是，它只是我国伟大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有多少人是怀着对出版这份事业的热爱心甘情愿在这里的呢？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有人，怕了。怕有朝一日，一五的眼光聚焦到他身上，更怕一个一五消失了，却冒出来更多的一六、二五、三七……

为什么怕？本事不行呗。就连我自己，都不敢保证自己的书一个错误都没有，以至于我做的书出版之后，根本不敢去翻它，其实我也没有底气。

我当然可以为自己开脱：国家都规定了，图书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内的就合格，你凭什么要求我完全不出错？

我还可以说，借用其他人的言论：你去看民国的书籍，再去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书籍，哪怕是印量几十万的，照样出错，你凭什么要求我这本印量不足一千的书不出错？

时代变了呀，那时候多数人不识字，现在多数人识字，而且书籍的平替实在太多了。即便我，不想读书的时候，就打开洋柿子看一篇历史爽文。谁看书呢？多么想自虐的人才会选择看书啊！他得多爱书啊！

再说质检合格线，万分之一。当你奔着万分之一的合格线去的时候，那么放心吧，你的书铁定不合格了。我给朋友质检的图书，有时能发现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敢保证，那些书的病句很少，错字更少。那怎么还能发现那么多差错？我发现的差错，多是知识性差错——他们不可能本本都给我专业内的书质检，可我作为一个业外人士，照样能发现那么多知识性差错。

当然，我可以自吹自擂我牛逼，连续好几年都是优秀员工、最佳责编，甚至在几百人参加的编校大赛中都能得奖。但我始终认为，是同行衬托得好。我实际上不懂的东西太多太多了，而且感觉自己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我有太多东西想要学习了，可我的时间不够，我甚至害怕突然有一天我就嘎在了书桌上。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这道理，很简朴，是个人都能看懂；但并非是个人都能执行下去，包括我。

但我好在还有一个优点，愿意学习。每天睡觉前，我都得浏览一下知网上那些出版期刊有没有更新，碰到感兴趣的抓紧下载下来导入iPad里面连夜看完。再就是微信公众号上一些文章，也多多少少会看一下。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天起不来……

另一个优点大概就是愿意分享了，我确信我发的一些经验帖切切实实地帮助了很多同行。今天有个同行看了我关于DictTango的帖子，加了好友，我们互相分享了使用这个软件的心得，又互换了一些资源，这不挺好的吗？

编辑这行业，不能糊弄。

二、退群

退了一个编校交流群，在围绕一五的骂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发了一段总结陈词就退了，核心就是上面说的，有人害怕了。

退群后跟一位朋友交流，对他说了一段话：

一个编校交流群之所以成立，肯定是为了解决编辑、校对急愁难盼的问题，讨论业务的还多些。当群的规模逐渐壮大，人员固定了，基本的问题也基本解决了，相互熟悉了，初心自然也就消失了。

等后来者提出一些“低级”的问题时，老成员不是出来热心解答，而是冷眼旁观，等而下之的甚至会出言嘲讽。

参与讨论业务的人越来越少，报团取暖的人越来越多，装聋作哑自然水到渠成。这时候，很多初期被编校业务盖下去的问题就会浮出水面。就跟打江山似的，干仗时人人拼命，等天下太平了，就会开始内斗。

然后就开始改朝换代了，不停地有新群建立，不停地有老群成为死水一潭，这不是我想要的。

退了吧，耳目清净一些。

三、如何成长

编辑本身必须本事过硬，不然风吹草动都会以为敌方派来了杀手要嘎了自己。

我刚入职的时候，不在北京，还是在一个派出单位，连知网都没有，但是很多信息又必须核对。没办法，我几乎可以说是小白一个，白手起家，到处开荒，终于搜集了基本够用的学术资源库，什么这个省的图书馆注册就能接入读秀、知网啦，那个国家办的数据库可以查书号啦，等等等等。

我将这些玩意儿整理成文档，发到单位群里。直到现在，听说给新人的入职文件包里面，还有我七八年前整理的这些玩意儿。也算是功德无量了。

人必穷而思变。当感到前面一片荒野走投无路时，就要自己找路了。万一，在一片不起眼的草丛下面，就有一条前人已经铺好的小路呢？

也许有同事会帮助你，但我敢保证，绝对会有更多的同事会等着看你的笑话，我敢保证，向天发誓。

后来也是自学成才了，觉得这世界那么大，肯定会在单位之外，存在一个供编辑交流的地方。于是先从微信公众号入手，从木铎书声开始加群，慢慢地加入了不少交流群。一开始挺活跃的，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问，也因此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慢慢地有了自己的小圈子，十几个人在一起，有好资源就分享，有好技术就分享，自己也逐渐从菜鸟变成老鸟了。

这个圈子吧，就像一个小小的节点，其中每个人都加入了其他不同的群，再汇总到这里来。

再就是主动想一想，一些不相干的技术，能不能变成编辑的助力。

本来是为了方便查找文件内容而开发的，但它能不能帮助编辑核对引文呢？能！于是我开发出来了。

微信读书的文件导入功能本来是为了方便用户导入系统本身没有的书而开发的，但它能不能帮助编辑阅读稿件呢？能！于是我开发出来了。

编辑的网页收藏了几百个相关链接，能不能把它们集成一个网页呢？能！于是我用DS做出来了。

好些事，真就是思路一转天地宽，这儿日暮途穷的时候，不妨走一走另一条路，万一是条康庄大道呢？

主动学习自然也是免不了的，上面第一节已经说过了，就不再絮叨了。

千万不能待在舒适圈，虽然它确实很舒适。多去摘一些踮起脚来就能够得着的果子吧，把它吃下去，长高些，继续摘。

当长得足够壮实了，底气足够硬了，你管他一推二六五呢：

人必穷而思变、困而后学，千万不要封闭自己、圈地自萌，把出版界真的变成一个圈子，水泼不进、火烧不进，不然就是自己的掘墓人。

哪怕这个行业再落寞，也要对得起自己。

来源：公子蕲（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rKDzq1Cbb0R_mICc3ynjg

编辑：张席睿

【案例】

海南日报社主管主办的国际传播类期刊《南海传播》出版

12月18日，由海南日报社主管主办的国际传播类期刊《南海传播》出版。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当天创刊的这一全国首本省级国际传播类期刊，秉持“前沿性、学术性、实践性、国际化”办刊理念，致力于刊发国际传播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旨在推动文明互鉴。

围绕“启航·聚焦·融合”主题，推出《前沿聚焦》《改革视点》《媒体实验室》《海外视界》《实践者说》《区域传播》等六个栏目，注重学术深度与表达创新，以多元形式与朴实文风呈现专业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依托海南国际传播中心，期刊在马来西亚设立首个海外编辑部，建立“海内+海外”双向联动的传播机制，并积极构建“纸媒+数字+社交”融合传播矩阵，拓展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为海南新闻文化事业特别是国际传播和交流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

《南海传播》创刊号目录

国家新闻出版署信息显示：2025-10-15，国新出审〔2025〕1926号，同意《海岸生活》（CN46-1082/G0）期刊更名为《南海传播》，新编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为CN46-1093/G0，主管单位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变更为海南日报社，出版单位由海南海岸生活杂志有限公司变更为《南海传播》编辑部（为海南日报社内设机构）。

来源：长江朱建华（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ShHd2p6xwLqQvTr56B8Bg

编辑：张家乐

【案例】

喜报 | 《传媒观察》获评“第八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近日，第八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推荐活动名单正式发布。经各省（市）期刊协会初审推荐、华东地区优秀期刊评审委员会终审通过，确定江苏92种期刊入围。《传媒观察》荣列其中，获评“第八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来源：传媒观察杂志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2VIarFWs0V86vvj41-wOA

编辑：何璇祺

【案例】

《数字出版研究》荣晋“2025数字阅读影响力TOP100期刊（海外）”排行第85名

12月4日，2025数字阅读影响力TOP100期刊、数字阅读TOP100城市排行发布暨AI知识服务场景应用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数字出版研究》荣晋龙源“2025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TOP100”海外排行第85名。

《数字出版研究》创刊于2022年10月，主编为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陈丹教授。创刊以来，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多篇文章进入中国知网《学术精要数据库》高影响力论文榜单。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维普、龙源、超星等重要数据库全文收录。2023年，《数字出版研究》获评BIBF中国精品期刊展“推荐期刊”；2024年，入选“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高影响力期刊（2024年度）”，在《中国应用型期刊评价研究报告》（CACJ）中被评为中国应用型入库期刊；2025年，《数字出版研究》荣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2024年度最受欢迎中文新刊”称号。龙源数字传媒集团发布的“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TOP100”榜单是评估中文期刊在数字阅读领域影响力的重要参考，其中海外榜聚焦于期刊在海外读者中的传播效果。‌榜单由龙源联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基于期刊在龙源期刊网等平台的阅读量等数据进行排名。本次活动以数据为基、以技术为翼，总结了数字阅读20年发展成果，搭建了行业交流与创新合作的平台。




来源：数字出版研究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LVoWfie1jsMFGTA0GP9Pw

编辑：杨泓艳

【案例】

《学术出版中AIGC使用边界指南3.0》正式发布（附指南全文）！

2025年12月7日，以“数智新时代的科研诚信挑战与治理”为主题的“第二届玉渊潭科研诚信会议”在北京举办。

会上，中信所与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自然、威立、泰勒-弗朗西斯、威科、剑桥大学出版社等国际知名出版机构联合发布了《学术出版中AIGC使用边界指南3.0》。

来源：数字出版研究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5V_6UnBgV7qMGRektyKmg

编辑：杨泓艳

【案例】

全面下架！这本书发现300多个错误

12月7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发布情况通报，全文如下：12月2日晚，有读者在网络平台对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西厢记》一书提出批评，称发现多处错误。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时间启动图书质量检查程序。12月3日，我社即通知经销商全面下架该书。12月4日，完成该书的质检报告，确认该书存在编校质量问题。对此，我们深感愧疚，并向广大读者表示诚挚的歉意。12月5日，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人专程赴京联系该读者，希望能够当面听取意见建议，但因该读者表示工作繁忙而未能当面沟通。我社负责人通过短信向其反馈了初步处理情况，并对该读者提出的批评指正表达了衷心感谢。12月6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召开图书质量工作专题会议，就《西厢记》一书中暴露出的内部管理问题和质量把关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并研究整改措施；要求全社上下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强调要始终把编校质量作为出版社的生命线。上海古籍出版社热忱欢迎广大读者对图书质量进行监督，我社将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全力保障读者权益，不断改进自身工作，不辜负广大读者对我们的信任与厚爱。

据媒体此前报道，近日，教育博主“一五老师”发推文和视频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典藏”系列的《西厢记》一书当中，存在多处错误。“我只粗略看了一遍，就发现了300多个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错误。”这位博主在12月2日的推文当中表示。

12月2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这位博主的视频评论区回应称：“尊敬的读者您好，我们已关注到您对我社国学典藏版《西厢记》前言诸疑误的批评。这些问题将反馈给编辑部门，予以核实，并对该书作进一步检查。感谢您对我社的关注，您的指正将会帮助我们进步。”

“一五老师”对此在视频评论区进行了回复，并表示，他个人对出版社的回复并不满意：“看来您还没意识翻这本书的质量问题的严重性。我这个视频只说了前言是因为全书错误实在太多了，一个视频根本说不完。我粗读一遍就找出了300多处，正文问题比前言更多。”

“一五老师”认为，除了《西厢记》这本书的前言部分，在序言当中，短短300多字，竟然出现了12处错误，有些还是严重的、致命的错误。

来源丨中国新闻周刊综合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新闻晨报、扬子晚报、新京报

来源：编采圈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45bIjVinlc2TjpPkar1gA

编辑：杨泓艳

【案例】

《出版人》创刊那些事

2004年春，已从《中华读书报》总编辑任上调至国家广电总局的我，正在筹办《综艺报》、《电视指南》等报刊。与旧部聚谈时，大家觉得以前积累的出版界资源有点闲置。恰好报社副总编辑陈晓梅提到与她相熟多年的湖南教育出版社有个空闲刊号，准备办一份出版方面的刊物，但一时没有合适人手。于是我问晓梅愿不愿意牵头推进此事。好在她有创业的激情，业务也精通，于是紧锣密鼓操办起来。

首先是协调与湖南方的合作，过程异乎寻常的顺利。记得湖南教育出版社曾果伟社长来京洽谈此事时，正赶上当年的“两会”期间，很多宾馆因入住“两会”代表而闭门谢客，我开车拉着曾社长和晓梅，从复兴门跑到中关村才找到一个像样的吃饭去处。后来我们回访湖南，规格就高多了，湖南出版界的高层悉数出场，朱建纲、龚曙光、张天民、汪华等新老相识聚在一起，席上大家取得了高度共识：双方利用各自优势，打造一本有市场意识，有鲜明个性，有文化情怀的刊物。

接下来是刊物的名称。起初我们想比照世界知名大刊《Publishers Weekly》定名为《出版商周刊》，后来与主管部门沟通，觉得出版与商摆放在一起好像把握不准。于是变通了一下，定名为《出版人》。晓梅可能觉得刊名太过文绉，于是把“全球文化产业的观察者”打在封面上方，以表白我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办的也并非无病呻吟的同仁刊物，而是为出版产业鼓与呼。这句印在封面上的办刊宗旨，一直沿用至今。

核定刊号时有个小插曲。总署有关部门通知去办相关手续，筹备组谁都不敢去。因为彼时明令不许异地办刊，我们这个刊物原产地湖南，又在北京嫁接生长，但又不能明说。恰好此时来自湖南岳阳的美术编辑汤程麟应聘报到。于是我们几个人给她开了个密室会议，让她以湖南人的身份去办理刊号。我们一字一句地教她用湖南味普通话去交涉，并把可能问到的问题全给她做了预案。小姑娘懵懵懂懂地去，兴高采烈地回。刊号批好了。

接下来是杂志核心层的组建。陈晓梅领衔无庸置疑，左膀右臂则是中华读书报的两位大将，管经营的赵彤宇和抓内容的翁昌寿。前者在出版界有很强的人脉资源，创刊号的广告一下子拉来好几个；后者则是从研究生开始就在出版界摸爬滚打的资深记者和编辑（其实也就三十来岁）。经历了《出版人》创刊的磨练，这两位现在都修成正果，赵老师现在是国家核心期刊《中国编辑》的负责人，翁博士则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主任。

开始招兵买马了。首批来的是几位女将：武汉大学在校生雷茜、四川大学应届生吴静、中华女子大学刚毕业的马晓丹。这几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姑娘看上去虽然楚楚动人，却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紧接着加盟的白静虽是她们的同龄人，却已有两三年广告公司的从业经历。这样一群青春如火的年轻人，在几位老师的带领下，连踢带打，折腾起了一份内容、品质均属上乘的新刊物，而且第二年就从月刊扩展到了半月刊。

新刊面世，怎样示人？2004年秋，正好在广西桂林举办第十四届全国书市，我乘飞机，翁昌寿和一个义务劳力坐火车，押送着几大包带着油墨清香的刊物直奔桂林。那次，桂林书市大小会场都摆满了《出版人》，也不跟主办方打招呼，也不办啥参展手续，体现了《出版人》一出世就敢闯敢打的精神。记得当年有《出版人》记者应邀去参加中宣部组织的一个座谈会，也是一进门就往每个人桌上放一本刊物，再加一句“新办的杂志，请多关照”。这种“无知者无畏”的战法，很快使杂志在业内有了知名度。

另一个营销招数是连续举办的“出版人之夜”，在北京，在天津，在西安，在武汉……哪办书展、订货会之类活动，出版人聚在哪里，“出版人之夜”就开到哪里。活动形式无非是广邀出版界大腕小咖，开个连吃带聊的场子，增进感情，顺便拉点广告。后来“出版人之夜”一度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品牌。

办好一件事，尤其是文化上的事，我以为两件东西最重要，一件叫专业，一件叫敬业。

先说专业。陈晓梅的专业当然是一流的，喻国明的博士，多年传媒经验，外语呱呱的，重要的是视野开阔，能跟上时代步伐。很多新概念，尤其是新媒体的动向，我都是从她那儿了解到的。翁昌寿更是专业人才，常常是举重若轻地布置各种采访题目，好像胸中有选题百万。后来陆续加入《出版人》的几位，杨贵山，有在英国专门学习出版的经历，对国际出版动向了若指掌，是出版界为数不多的国际出版专家之一，近年更是在国际版权贸易中屡显身手。冯威，是资深出版记者，全面掌握出版界的人和事，以致新闻出版署一些官员，也常常向他咨询。80后任殿顺，是文理兼修的博士后，他对新媒体的熟悉程度，让人望而生畏。目前殿顺担任《出版人》执行主编，我多次向他请教媒体融合的问题。当然，其他《出版人》诸君，也各有所学，不过因为更年轻，尚不显山露水，有过《出版人》工作经历，前途未可限量。

说到敬业，不妨举几个例子。武汉姑娘雷茜，创刊后负责广告经营。有一次她回老家探亲，买了一堆时令蔬菜，好像是红菜苔之类，回京时一下火车，就带着这些菜挨家给湖北籍或武大毕业的出版社老总送。这些带着泥土的家乡菜，你想会不会感动每个人呢？真正是“礼轻情义重”。另一位负责经营的白静，以北京姑娘特有的泼辣和干练，开车转遍了全北京，坐车走遍了全中国，加之形象和歌声都与韩红相差无几，为杂志的广告和推广立下了汗马功劳。上面两位劳动模范的领导赵彤宇，就更加夸张了，居然怀孕6个月还出差武汉，生小孩50天又去了天津。她在一次“出版人之夜”活动中挺着大肚子满场飞舞，一时传为奇谈。

《出版人》从2004年9月创刊到今天整整十年。从它顺利出世到不断前行，我感触颇多的是它从上到下的合作精神。两家互不隶属的主办和操办单位，又是异地恋，没有心往一起想，劲向一处使的精神，是办不成也办不好这样一件事的。北京方不谈了，所有琐事难事都自己扛着，尽量不给湖南方增添麻烦；湖南方则更是大气，倾出版社乃至集团之力支持这本刊物。主办方派出的主编聂乐和，虽然只承担审稿职能，但他浓厚的书卷气和善解人意，受到《出版人》员工的无比尊敬。我本人更是奇怪，他这样一个谦谦君子，怎么能同时主编着另一份充满思想锋芒并被偶尔点名的刊物《书屋》。湖南出版集团龚曙光老板说话直率，但我听到不止一个人说，龚总是真心呵护《出版人》啊。中南传媒老总丁双平，执掌庞大的资产，但常常为《出版人》这个不起眼的刊物出谋划策。后来湖南方派出的苏建科主编，更是一个温良敦厚的长者，视同事为家人。但他在乒乓球台上一点也不敦厚，常常与我拼个你死我活。

三年前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广电方不再参与《出版人》的运营，但这本杂志已成气候，在新的媒体环境中傲然屹立。有时翻一翻这本印制精良，品位高雅，却又叩着时代脉搏的刊物，常常忆起十年的艰辛与快乐。就在前几天中秋日，收到一封短信，写者是另一份刊物的负责人。巧的是，这份刊物与《出版人》一样，都是在十年前与我相识，并一同走过。我把信抄录在此，以纪念十年的时光，并期待你们更好的明天。

“今天的夕阳，美到感动；今夜的月亮，想必圆润似水。您一切安好？十年不短，一晃而过，回想起来都是欢笑，都是温暖。谢谢您如此包容，如此信任，容我成长、成熟。天大的事情，您在身后，心就实了。潜移默化，我也学着信任，赞美；学着让大家安心，快乐。我明白了，只要有一颗爱心，周围就是花园。感恩，祝愿梁社长中秋节快乐！”

（本文作者系原中广报刊发展中心主任，现为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协会会长）

来源：出版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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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梅镕缨

11.4【案例】

新闻传播学术期刊负责人齐聚清华 共话四大议题

第六届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发展高端研讨会11月2日在清华大学举办，近二十位来自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主编和专家齐聚一堂，围绕主动策划、引导学科回应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人工智能赋能的创新实践；建设作者友好型期刊、培育青年学术力量；在跨学科融合中坚守主体性等四个议题举行了圆桌论坛。会议由《全球传媒学刊》主编陈昌凤主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史安斌致欢迎辞。

首场圆桌论坛由《全球传媒学刊》副主编杭敏主持，主题聚焦于“人工智能赋能新闻传播学刊发展的创新实践”。《新闻与传播研究》主编胡正荣指出，当前技术已发展至较高层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规范性亦达历史高点，但学科发展的关键仍在于思想贡献。《现代传播》主编隋岩则提出，智能技术正加速期刊的发展，学界应注意把握期刊在智能技术助力下的成长节奏。随后，《出版发行研究》杂志社社长李游分享了刊物在人工智能的作者身份认定、人工智能工具融入期刊审校、成果传播等流程上的实践探索与潜在问题。《新华文摘》编审刘永红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审校与润色等环节确有助益，但其应定位于辅助、需与人工判断结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发展研究中心期刊编辑部主任谢宝军则基于其主管的《电视研究》等三本期刊，表示期刊已围绕人工智能与视听实践的结合话题进行了多方面的选题探索；至于在编辑工作过程中，则坚持以人工“笨办法”为主、以智能技术为辅的原则。

第二场圆桌论坛以“建设作者友好型期刊、培育青年学术力量”为主题，由《全球传媒学刊》轮值副主编戴佳主持。《新闻大学》主编张涛甫指出，期刊质量与学术生态密切相关，只有学术共同体整体水平提升，期刊才能展现高水准；因此，期刊应与优秀青年学者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并鼓励青年学者在特定领域进行结构性探索，更关注自身学术成长而非发表数量。《国际新闻界》主编刘海龙介绍，据期刊近一年的刊文数据，第一作者中约六成为副高以下职称者，硕博研究生占比22%；他强调，期刊应始终坚持“认文不认人”的原则，既不歧视青年学者，也不忽视资深学者。《新闻与传播评论》主编姚曦表示，在收稿时可要求作者仅提供学校、单位信息，不收集职称与职务等信息，以避免潜在歧视。《新闻界》总编辑段吉平则重点介绍了刊物的“博士生新论”专栏，并建议青年学者珍惜“第一印象”，避免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或伪造参考文献；注意在特定领域持续深耕，从实践一线中发现问题。最后，《中国编辑》主编龙杰以“唇齿相依”形容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强调应以稿件质量为首要标准，注重发掘具备“天然学者”气质、以学术为终生志业的优秀学人。

第三场圆桌论坛以“主动设置议程，引导学科回应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为主题，由《全球传媒学刊》轮值副主编吴璟薇主持。《新闻记者》主编刘鹏指出，当前部分研究存在选题“不接地气”或“缺乏想象力”的问题，在方法层面存在定性访谈样本选择不当、定量研究模型与统计分析意义有限等不足；在表现形式上，通过过度引用进行“包装”的倾向亦需注意。《现代出版》主编曾白凌则提议，期刊应明确自身的学科服务边界，倡导“开门办刊”，将刊物建设为超越学科限制、服务知识生产的平台，并提出学术期刊的引导作用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目前在后两者上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传媒观察》主编赵允芳强调，当前新闻学理论资源不能充分、有效地回应和指导业界实践，鼓励刊物与作者围绕主流媒体系统变革等重大战略议题开展深入探索。《编辑之友》社长、主编李晶分享了刊物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等重大节点上的主题策划经验，指出刊物在服务宣传思想文化体系、落实重大思想战略任务、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等方面的多重定位。

最后一场圆桌论坛由《全球传媒学刊》轮值副主编陈梁主持，围绕“在跨学科融合中坚守新闻传播学科主体性”展开。《新闻与写作》主编李蕾以近期策划的健康传播专题为例指出，学术研究应保持问题驱动意识，聚焦并回应学科的“元问题”，同时提到通过期刊引导等方式促进学科知识的体系化建设，并强调学科独特的思想性与人文关怀。《中国出版》执行主编李淼认为，技术议题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学科边界，学科研究仍应立足新闻生产、信息流动、媒介运作与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互动等问题；可借鉴跨学科理论与方法，但最终应服务于新闻传播学自身。《南京社会科学》副总编虞淑娟则指出，作为综合性期刊的编辑，能明显感受到新闻传播学研究在不断“跨出去”的同时，越来越多外学科也在“跨进”新闻传播学领域；这种跨界交流体现了综合性刊物的包容优势，并介绍了其他几本同样具有良好包容度的综合类期刊。最后，《全球传媒学刊》副主编卢嘉分享了对跨学科研究的思考，认为方法层面应积极跨学科，以弥补新闻传播学在方法积累上的相对不足；在选题上则应坚持学科主体性，保持独立的问题意识，并注意“接地气”、与国际学刊的热点选题形成区分。

本届研讨会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全球传媒学刊》编辑部联合主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者和学生参与了会议。自2019年以来，《全球传媒学刊》编辑部已成功举办六届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发展高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旨在搭建学术期刊交流平台，深化学术互动与合作，共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发展方向。

来源：全球传媒学刊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A-GEv-SYRMm5B4w6u2QTA

编辑：杨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