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从魏文彬的十次流泪，知芒果台教父真性情

人称“魏老板”的魏文彬与他倾注了40多年心血的芒果台。（图/湖南卫视）

【前言】

魏文彬走了，留下市值过千亿的芒果台大产业。作为著名媒体达人，芒果中兴功臣，广电事业大咖，魏老板当然有豪迈壮阔，挥斥方遒的一面，但另一面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他爱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激动处。电视巨头为什么哭呢？

【哭一：为个人，民族和祖国的命运】

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回忆父亲的长篇报告文学《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这封信顿时牵动了全国亿万人的心。身在涟邵矿务局宣传部的魏文彬白天忙着下矿井采写新闻，所到之处，常常听人提起这封信。入夜，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坐下来独自品读这篇文章。读着读着，他扔下了报纸，坐在那里嚎啕大哭起来，足足哭了十几分钟。

事后，魏回忆说：“我读完这篇报告文学，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嚎啕大哭，不知道哭什么。后来才觉得，原来，这是哭个人的命运，哭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三种交织的命运，何以令魏牵动、伤心至此？

魏出生于1950年。在他的整个人生观建立的时代，也就是运动的时代。1957年反右，他年仅7岁，平常他所认识的一些“好人”，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大运动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灵魂冲击。那都是一些他所喜爱他所尊敬的人，是他的叔叔、伯伯和老师们，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这些人是他人生的楷模。他怎么都没料到，有一天，这些人被吊着被绑着游街批斗，成了人民的敌人。他的是非标准，第一次产生了错乱。

1958年大跃进，全国敞开肚皮吃饭，欢天喜地的日子才刚刚开了头，接着便是命运的报复，三年艰苦岁月，全国饿死了不少人。这前后的对比太强烈了，谁都不明白前几天还几乎撑死现在却面临饿死的局面是怎样产生的。即使如此，孩子们心中，仍然有一种积极的顽强向上的精神，他们吃着糠粑学雷锋，咽着野菜畅想美好的共产主义未来。

1966年，魏16岁，初中毕业。一场席卷全国历时10年的大革命在这一年开始。16岁到26岁，人生旅程中最为重要的10年，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10年。正是这10年间，魏建立起了自己的整个精神世界，也完成了他人生最初的曲线轨迹。这是一条追求理想的轨迹，也是一条不屈奋斗的轨迹。20岁之前，他以优秀回乡青年的身份招工进入了涟邵矿务局，成了一名井下工人。他挥汗如雨地挖掘积累了人生最初的资本，破格当上了矿务局子弟学校的教师。在那样一个并不需要知识和文化的时代，他将自己的每一颗汗水变成种子，播撒在脚下的土地上。土地再一次回馈了他，让他幸运地成为一名大学生---最后一批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接下来，大革命结束了，用10年时间建立起的精神世界，也随之崩塌。一夜之间，魏觉得自己失去了方向感，不知道以前孜孜以求的东西是对还是错，不知道这一代人用10年时间追求的一切是否还有价值，不知道是非公正到底身在何处。人生失去了方向，就像生命失去了灵魂，那种空旷荒芜的感觉，铭心刻骨。

这一巨大变化发生时，魏正在湖南师大中文系上学，国家也正酝酿恢复高考，工农兵学员即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失色的过去。骤然间价值观改变了，信仰断裂了。此前，年轻人最期望的人生舞台是最艰苦的地方最落后的地方，现在，那些在广阔天地战斗多年的知青陷入了彻底的理想荒漠，他们斩断过去像潮水一般涌回城里。每个人都在寻找新的人生平台。

站在橘子洲头的魏异常困惑，也异常激动。他们这批人是定向培养的，最初的招生计划是哪里来回哪里去。可社会变革将他们推到了重新择业的前沿，他们被纳入新的分配计划。他说：“我们学校在岳麓山下，身边是一群穷教师穷学生，隔江相望的，是湖南省的权力中心，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都在那一边。那边对我们充满了诱惑，又充满了陌生。东岸对于我来说真是两眼一抹黑，连个科长都不认识。”

系领导对他说：“魏文彬，你留校吧。”在学校，他是学生领袖，校团委的宣传委员，学院文学期刊的主编，他在湖南日报副刊发表的散文《写在冰雪解冻的日子》被录入地区的中学语文课本，他的小说散文散见于湖南的文学期刊以及报纸电台的文学副刊。文学湘军正处于爆发期，他是这支队伍的后备力量、种子队员。

湘江西岸努力挽留他的同时，东岸也在向他招手，湖南省委创办的杂志《新湘评论》希望接纳他当编辑、潇湘电影制片厂准备让他去当编剧，湖南日报文艺副刊正在招兵买马，向他抛出彩球。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将魏的资料送到了当时的副厅长李青林的案头。踌躇满志的魏认为自己具备了足够的能量跨越湘江，到达一个新的彼岸，因此拒绝了留校的邀请。好事多磨，经过一番曲折，他先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后终入一生为之奋斗的湖南省电视台。

【哭二：为受处分，写检讨与护下属】

虽然现在更多人知晓湖南卫视和芒果TV，但最初芒果系的试验田是湖南经视，就相当于蛇口是深圳改革的先驱者。湖南经视当年有一个王牌政论节目《经济环线》，1998年开办，很成功。不过2002年出了大问题，引用了某个大人物的经济宏论，直接引来北京的关注，中央严厉批评。一旦处理不好，整个湖南台的大好局面会轰然倒塌，但问题就在于，这事情根本不好处理。

当时分管经视新闻的副台长名叫凌引迪，也是改革功臣之一。魏文彬和他有过一段挥泪斩马谡似的对话。

“魏局，你不要为难，就处分我吧。中央过问了，省委也有意见，局里顶不住的”。

魏听罢泪崩，然后做了两件事。第一是给省委交检讨书，并且只签下自己一人的名字，把责任全部扛了下来。第二是去北京负荆请罪，虽然经视上上下下都被处分，但好歹把人和台保住了。

当年魏的刀没有斩下来，凌后来升到了湖南广播电视台的副总编辑。

【哭三：为席琳迪翁开唱的天籁之音】

席琳迪翁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恺撒皇宫做驻唱歌手5年，共至少演出了700余场。但她不会知道，一位中国男人在看完她的演出后不禁泪流满面。此人就是魏文彬。

X记者第一次采访魏后，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眼泪的故事”。记者也深知，这泪不仅仅是为迪翁的歌声，更是为娱乐所能创造的巨大价值，魏心中一直有个梦---把湖南广电打造成中国的娱乐帝国。

【哭四：为干事创业不被很多人理解】

2004年，湖南广电的资产约70亿，利润不到4亿，80%以上的收入来自广告，多元化经营的前景并不明朗。据说，为这个“铺开的摊子”四处融资，是这几年魏文彬主要的工作。但魏依然信心满满，依然激情洋溢。他的梦想，已经被证明了一部分，剩下的，还需要未来证明。

Y记者：建2000多亩的一个产业群，这么大一个构想，难道你就没有担心过可能会失败？

魏：（缓慢地、坚决地摇头）后果我肯定是要考虑的。如果我明明知道做不到，这样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肯定是不会去做的。这可是一个城呢，投资几十个亿，当时2000多亩，现在总面积已经有2600多亩。过去，这里是一片荒山，什么都没有，只有零零星星几家农户，路也没有，水也没有，电也没有。如果一开始我就认为是做不到的，我就不可能去做。我是充满激情地去做的，而且，我坚信是一定做得到的，而且，我是觉得非做不可的。当然，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Y记者：这个庞大的项目在领导层得到了多少支持？

魏：我告诉你，我的任何决策，在领导层都是一致通过的。当然，到领导层，决策人已经很少了，也许就是几个人，这些同志可能不一定全都理解，但是他们全都支持我。

Y记者：是什么支撑着你把这种破天荒的改革推行下去？

魏：这里没有任何诀窍。如果多数人都不赞成你，你该干啥就干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做成了，群众看到了，理解了，承认了。一定是这样一个规律。至于头上这顶乌纱帽，不是我买的，也不是我捡的，是党给我戴的，是这个时代，是这个机遇（给的）。所以，面对同事，面对群众的时候，我就不会想去保护它。什么时候一阵风吹掉了，那就吹掉了。我一开始做事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

Y记者：对于群众舆论的一片反对呼声，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魏：我可以告诉你，当初我做的几件大事，包括上星、建这个中心、上市，多数人都不支持、不赞成，都想不通，因为这样做太超前了。过去，毛主席说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人民群众和决策者永远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就是决策者或是领导者，要永远永远在某些方面走在群众的前面。如果决策者始终和群众一致，就没有领导和群众的区别了。当你的思想跑得很远很远，远远走在前面的时候，你做起来阻力就非常地大。（长叹，然后沉默）他们不理解你，不支持你。如果一件事情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不要去埋怨群众，因为他们和你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他们只是站在他们这个角度，看到这么一点点。差别就在这里。

Y记者：能谈谈你在这个期间的内心感受吗？

魏：昨天我和别人谈起这个，我都讲到掉眼泪。心里很难受，很悲，我失去我的情感，失去了...（沉默），几乎，失去我所有的东西。

搞基本建设，投资刚刚花出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会吃多少年的苦，会遭多少年的罪。上下都不理解我，我还遭人骂，人家说我好大喜功，这些话我都遇到。当年刚刚拿到投资，在市里一个办公楼里，我给我最初的几个建设者，指挥部的几个人，讲过一番话，现在想起来，心里都砰砰直跳。那一次，我是动了感情了，听的人都掉了眼泪。我说，“同志们，我拜托你们一件事情，我们从事的是一项很伟大的事业，我希望大家不要犯错误，不要在大建设、大招标，和各种包工头、各种商人打交道的时候犯错误。我说“千万不要我们的楼一幢一幢地矗起来，我们的人一个一个地倒下去，这是一场恶仗，希望大家好自为之。”我怕啊，怕他们为了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出事。

当时，我有两个愿望，第一求菩萨保佑，上苍保佑我身体健康，如果命中注定我得癌症的话，那么在中心建成之前不要得；如果我不小心犯错误，上级处分我的话，那就让中心建成以后再处分我。应该我自己讲出这两句话，我自己是感天动地的。（叹息）我怎么会把这个事情做成的，我自己都讲不清楚，讲起来很费我的神，不堪回首。

Y记者：为什么要企图去完成一个原本需要几代人去完成的事业？这么大的代价，你个人认为这样做值得吗？

魏：我刚才和你说了这么多，你还是没有完全理解我。如果我是一个群众，我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你问我有没有困难？有没有风险？会不会身败名裂？（这些）我都没有想过。但有一个回答我是清楚的，你问我会不会做成？我一定会成功！

【哭五：为曾经被选下去后面又上来】

2006年，55岁的魏文彬，依然个性张扬，在一堆四平八稳的官员中，绝对是个“异数”。从先前的湖南广播电视厅厅长，到后来的湖南广播电视局局长，魏坐在湖南广电业一把手的交椅上，已经整整10年。“为什么我一脚踏进来以后，就再也没挪过窝？”在前边谈起10年改革的时候，他曾如此自问，却忘了回答。

一位曾在湖南电视台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透露，魏的个性和傲气，曾为他招致不少麻烦，“很不入一些人的眼”。由于“不恭”，他曾意外遭到“弹劾”。正处于个人事业、名望巅峰期的魏，“一下子整个人蒙了，百感交集”，一夜间跌入万般尴尬的境地。一位接近他的人回忆：“这场意外的挫折，对他个人的震动和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广电厅系统员工的强烈要求下，湖南省委决定，魏以厅党组书记身份履行厅长的职责。决议一下达，魏把厅里所有干部召集到会议厅，发表了一段威慑力十足的讲话。应他要求，讲话录音整理成文件后传达到厅里各个部门：“我一介书生，受到同志们如此的厚爱。留下来是我自愿的，但是我告诉你，魏文彬掉了一票，千万不要以为我掉了胆子，今后工作上还是一是一二是二，工作上该批评还是批评，如果不把工作搞好，我该处分还是处分。”

散会之后，所有人站起默默送他下楼、上车。一路上，回忆着刚才的情景，他默默开始流泪：“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客气过。你说，这个地方，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击溃呢？外面，还会有什么东西可以诱惑我呢？”

改革者以悲剧收场，一向不乏其人，而多数变革的努力也是无疾而终的，仅仅用“奇迹”或是 “侥幸”这样的笼统字眼，很难解释清楚魏凭什么能走到很高的位置。这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个体。作为改革者，存在着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的魏，一个精明强悍的魏；而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还有一个另外的魏：有现实的策略和智慧，知道为了目的必须学会妥协和平衡，始终能在权力体系中为自己赢得信任和支持。

对于他处处力求平衡和妥协的做法，新生代的“湘军”中坚们对这位性格素来强硬的“大当家”有时也颇有些不理解：“有时，真觉得老魏让步让得太过了，太保守了。”这或许就是一个成功的改革者最重要的奥秘，期间经过多少痛苦和漫长的磨砺，不是外人所能想象的。“我吃过很多很多的苦，有自己找的，也有别人给的，都不是你所能想象、你所能理解的。” 他双目正视Y记者良久，戛然而止。现实和理想之间，个性与对现实的妥协让步之间，在不同利益的平衡和周旋中，魏有多少无法言说的心曲；功名与寻常的幸福快乐，成功和与之相随的代价之间的取舍，又有多少无可奈何。

【哭六：为《大明王朝1566》的悲壮】

2007年，湖南广电局长魏文彬说《大明王朝》看得他眼泪长流，这部剧下午15点30分正式通过重大题材办公室的审查通过，16点钟他就打电话给总制片人兼编剧刘和平，要求独家播出。“我要找省里领导，要求到哪一级干部必须要看这部戏。盛唐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7%，到了清朝那个老太太时只有4%，现在是5%，为什么会这样？看了这部戏就知道。”魏说。

很多人听到《大明王朝》，以为是朱元璋的故事，向来电视剧是要表现开国明主的，何况又是陈宝国主演，人们把它和陈宝国的另一部戏《传奇皇帝朱元璋》混为一谈，其实《大明王朝·1566》还有一个副标题：“嘉靖与海瑞”，以正视听。

海瑞是琼州（海口）人，刘和平拜奠海瑞墓时行了三跪九叩之礼，“海瑞的了不起在于所有大臣都把矛头指向严嵩，唯有他看到腐败的症结在嘉靖，为什么他的奏折能被称为‘天下第一疏’呢？”在他看来，这个行使“自杀式袭击”向皇帝宣战的清官不但没有被杀，嘉靖还特意把他留给儿子隆庆皇帝作为反腐利剑，从原来的财政部一个小小的副处长，一跃成为皇帝的办公室主任和江苏巡抚，嘉靖更是个成谜的皇帝。这部戏写到第六集海瑞才出现，于是变成了群戏，严嵩、严世蕃、胡宗宪、戚继光、秉笔太监冯保...这些在明史里忠奸分明，在刘和平眼里都成了功过需要细细分析的人物。嘉靖和海瑞以太极结构出现，海瑞是至刚至阳之臣，嘉靖是至阴至柔之君，严嵩等人是边上的八卦。

这部戏宣传册上有一句话:“嘉靖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无为而无不为;海瑞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无畏而无不畏。”基本上概括了创作者的观点。嘉靖在史学界曾是批判对象，他不仅是大清官海瑞的对头，也是壬寅宫变的主角。他一次廷杖打死几十个大臣，逼得宫女要勒死他自保，电视剧的第一场戏就是钦天监监生被廷杖致死。嘉靖25年没上过朝，躲在西苑一间小屋里作法求长生，每天神神叨叨。他只和奸相严嵩单线联系，写的手谕需要打哑谜去猜。严嵩和徐阶能当上内阁首辅，就因为只有严的儿子严世蕃和徐的夫人能看懂皇帝手谕。只要大臣能写一手漂亮的“青词”（烧给神仙看的颂文），嘉靖就龙颜大悦。海瑞当面痛斥他，他却没有杀他，只是无限期关在牢中，留给儿子处理。表现这样一个奉行老子哲学的皇帝的戏，却异常顺利地通过了审查。刘和平说:大家都以为拍有赫赫文治武功的皇帝的戏才能通过审查，他们筹备《大明王朝》时也惴惴不安过，但没想到很多史学家给他回信，表示认同，并为这部剧写了推荐函。“重大题材办”的老人们每天看14集，几天就审查通过，他是喜出望外。“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有助于今天治理国家，嘉靖25年不上朝还能紧握军权、财权，时代容许研究他。”他说。

1566年嘉靖驾崩，隆庆即位，尽管刘和平否认受到黄仁宇的影响，剧组成员甚至演员的助理都被要求阅读《万历十五年》。他说:“明朝十七帝中我印象最好的是隆庆，明皇帝都是一人独治，只有他推行君臣共治，起用了徐阶、高拱、张居正，嘉靖一死他第一个就把海瑞从牢里放出来升官。”这部戏从嘉靖三十九年（1560）写起，写到四十五年（1566）他死去。刘和平原计划还有下部，从隆庆元年写到万历十五年，阐述他的明史观:明亡自万历始。结果写到嘉靖去世就已经50集了，现在下部一个字还没写，魏已经预定了。

表现明朝的影视集中在朱元璋和崇祯身上，还有一些闹剧以正德皇帝为主角。刘和平认为1566年是一个特殊年份:“封建体制走到了尽头，明朝的特点是家国同构，有家规国法，缺乏过渡的社区。紫禁城前三殿和后三宫的分界处叫乾清门，门以外是国，门以内是家;门以外是朝，门以内是廷。”所以皇帝把大臣用家规处置，不经过法律程序直接在皇帝家里杖毙。同时，明朝又有它辉煌之处。四大名著中有三部都产生于此时，市井经济空前繁荣，《大明王朝》里还讲到了李时珍。五代、元朝、清朝，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地和农耕汉人同化，刘和平认为，明代是最后一代汉人。“我父亲死时就是穿的明朝服装入的殓，多尔衮入关时曾同意‘十从十不从’，其中有‘生从死不从’。”刘和平曾是《雍正王朝》的总编剧，把人们脑海中残忍阴险的雍正塑造成最勤政的皇帝，该剧播后曾有评论说他们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另一方面，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又在酒店包了十桌宴请他，感谢他为祖宗翻案。刘和平没有去，他很不愿意听见“翻案”二字，同样，他也否认为嘉靖翻案。

2006年，邢贲思发表了一篇名为《历史、历史学、历史剧》的文章，被理论界认为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理论标准。文中说“历史剧的史鉴作用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历史学”，并以慈禧为例，认为这个人物没有必要反复解读。据说，审片小组中有人称《大明王朝》是官场教科书，而魏说它是“人生教科书”。刘和平说:“只呼唤明君、清官的文化不是优秀传统文化，应该讨论人在各种生存状态下的觉悟。如果全民皆说娱乐，思想会萎缩，多说忧患是必要的。在位、退隐的政治家都喜欢研究明史，毛泽东手中常拿着一部《明史》，张学良被软禁后专攻《明史》。”但他同时也承认，电视剧里承载不了这么多的信息，只是希望观众看后能去搜索有关人物的资料，指望所有人看了电视剧就能顿悟是不现实的。

在他看来，历史剧很难做到二者合一: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又没有任何针对性。他下保证说，《大明王朝》不会说嘉靖是明君还是昏君，严嵩精明抑或奸诈。嘉靖半生修道，老子对世界的认知是:不要说是什么，只能说不是什么。因此只能说戏里的嘉靖不是昏君，而他被宫女勒脖子后躲在西苑，并非因为怕死，西苑里同样有宫女，他只是悟到托尔斯泰的那句话:“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奴隶。”他找到了应付体制的方法，不做奴隶做主人。

这个对帝王的认知确实有别于当下的历史剧，戏中的每个人都没有流露出创作者的好恶。在传统的《海瑞罢官》中，胡宗宪是严嵩的门生，是纵子作恶的奸臣，可是史书上他却功绩彪炳，指挥抗倭。有人劝胡宗宪，如果和严党划清关系，他就能进入《明臣录》，胡宗宪却说:“我可以不做明臣，不可以做小人。”在编剧看来，大义灭亲有时也等同于忘恩负义，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剧中演胡宗宪的演员王庆祥说:其他剧本可以改词，这个本子一个字都改不动。不知是不是溢美之词。刘和平写作时采取口述，打字员记录。他说:“每当我闭着眼睛，我就变成了海瑞，嘉靖、严嵩，那一刻附体了。”

【哭七：为李宇春从英国来电话拜年】

2005年年终庆功宴时，身在英国的李宇春给魏文彬打了一个电话，给他拜年，魏感动得哭了。1993年到2005年，产业这条路他走了12年，终于走通了。

【哭八九十：为《快乐男声》的成功】

“3个月来叫我牵肠挂肚、寝食难安呐！”2007年《快乐男声》决战之夜最让魏文彬揪心，在冠军结果出现的那一刻，他在比赛现场看到了一个场面，“快男”导演组一位年轻的女导演蹲在场外号啕大哭。“我知道她在哭什么，那一刻我也想流泪，但我忍住了，因为我不能哭。”魏说。“这一届‘快男’我特别满意，从分赛区开始我就在关注他们。”这帮被魏称为“比我的孩子小”的年轻人并不知道，魏常在台下为他们流泪。

“我比他们的父亲年纪要大。他们这代人是最幸福的人，不知道大跃进，不知道三年自然灾害，不知道‘文革’。但是，我还是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过去，看到了他们父辈在他们身上的影子，这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精神传承。吉杰的坚韧、淡定、担当，王铮亮的宠辱不惊都让我感动不已。”所以，在决赛之夜，当陈楚生从父亲手中接过担子，表示自己从此要对家庭负责，做一个真正的男人时；当苏醒笨拙地为妈妈系上精心准备的项链时，魏泪眼朦胧。

7月2日，白领精英吉杰被淘汰，很多歌迷黯然神伤，魏也难掩不舍：“吉杰走了，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一曲《故乡的云》，唱得我热泪盈眶。这首歌，无数人唱过，在我心里，吉杰是唱得最好的。歌里有呼唤、有呐喊、有倾诉、有梦想。那份凝重、深沉、悠远，令人荡气回肠。”

【后记】

“无情未必真豪杰”，挥泪如何不丈夫？！魏文彬是芒果台的资深哭包，甚至当着下属的面，眼泪也能哗哗地流。这是那个“霸蛮”的魏吗？倔强、刚直、强悍，所有人都这么说，但多情、宽容、敏感的一面他也不加掩饰。他讲过，一个管理者要有政治家的睿智、企业家的头脑和艺术家的敏锐。前两点是成功人士的共性，而后一点倒是魏独有的，要不，何来官场“异类”的评价呢？而他自己的定位则是清醒的：“一个知识分子”。能笑，说明还有希望；能哭，说明还没麻木。特殊场合，特殊的事，引来特殊的人之特殊的泪，这很动容。

（注：本贴对黄晓阳，徐琳玲，孟静，任武，不墨，王不易，金鹰报的资料有参考。感谢。）

旺喜2026年2月1日写于长沙推济斋，消耗8小时，共约8533字。

来源：旺喜（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LAX1f4no09fdi0SR4IRcA

编辑：张家乐

【案例】

中国媒体：翁永曦去世 与王岐山等并称“改革四君子”

中国媒体报道，1980年代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翁永曦逝世，享年78岁。图为翁永曦2018年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的身份，主持一场讲座。（北京大学官网）

中国媒体报道，1980年代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翁永曦逝世，享年78岁。他曾在三年内从见习记者升任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与中国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等人并称“改革四君子”。

综合财新网和香港《明报》报道，翁永曦在星期二（1月27日）傍晚去世。

翁永曦因与王岐山、经济学家朱嘉明、黄江南并称“改革四君子”而知名。他早年下乡做知青，获推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当过记者，任职过副部级干部、县委书记，后又下海经商，晚年以农民企业家联谊会顾问、中国投资协会数字资产研究中心总顾问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研究员的身份活动。

翁永曦1979年参加工作后，曾担任《中国农民报》见习记者，后获得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赏识，短短三年内便晋升为副部级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和黄江南当时常就中国的改革议题发表看法，并被请入中南海与中共高层交流，四人后来被誉为“改革四君子”。

官媒曾报道，四人第一次面对中央领导人进行“老青对话”是在1979年底。当年，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1989年之后，翁永曦选择下海经商，朱嘉明选择出国，黄江南也离开官场。

来源：联合早报

链接：https://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260128-8205460

编辑：梅镕缨

【案例】

如没有记者经历，莫言、杨朔的文学世界会怎样？

来源：编采圈（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bKyCbb1sgMU84G4sfDDgQ

编辑：张席睿

【案例】

若没有湖南经视，还会有湖南卫视的辉煌吗？

来源丨传媒圈-传媒头条

文丨邓华如（原湖南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

1996年1月1日，湖南经济电视台（湖南经视）正式开播，至今已三十周年。这日子像长了翅膀，飞快得让人目不暇接，变化得又猝不及防。

眨眼之间，三十年悄然而去，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而又有多少荣耀会在光阴里生根发芽？如今蓦然回首，在那星光耀眼时，正是经视的高光时刻。

在我的记忆里，经视是湖南广电改革创新的排头兵和成功的试验田。毫不夸张地说，湖南广电的复兴和强盛是从经视开始的，它的高光时刻正是湖南广电荣耀的起点。

岁月如歌，经视一路走来，虽然峰回路转，也一定有口皆碑。如果我们回眸经视的辉煌年代，那么欧阳常林台长（以下简称“欧台”）就是我们怎么也绕不开的共同记忆。

1995年12月18日，湖南经济电视台试播启航。1996年1月1日正式开播

退休之后，我与欧台几无联系，屈指一算，暌违已有十多年了，有时真还有点想念他。

至今思欧台，那是因为我曾经也是湖南经视成长壮大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作为马栏山一员的受益者，在我看来，我们广电人的好日子应该是源于魏文彬（以下简称“老魏”，曾任湖南广播电视厅党组书记、厅长），成于欧阳常林。

马栏山的繁荣，欧台居功至伟。他对我个人虽无知遇之恩，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的敬佩和客观评价。

无论何时何地，我是打心眼里佩服欧台的。我一直认为：没有他就没有经视那几年鼎盛时期的高光时刻；如果没有他，也很可能没有湖南卫视后来的傲立群雄？

三十年前的欧台在我眼里是中等个头，穿着整洁，身板结实，一双精明的眼睛总是眨巴眨巴个不停，人家说他那双眼睛眨下有一个主意，眨下又是一个主意，这点我倒没有体会，我只觉得他那眼神，总是警觉地审视一切，似可穿透别人的内心，让人的私心杂念无处遁形。他做起事来十分执着，在他身上总会体现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和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

马栏山人谁都知道，欧台是面向全省公开招聘的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台长，此前他是湖南电视台（以下简称“老台”）对外部的副主任。资料显示：他出身于平民家庭，起点并不高。早年他只是人民路上一个街道小厂的普通工人，也并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但他天赋异禀，志向高远，从来就追求完美而不安现状。

八十年代初，老台紧缺人才，他通过朋友介绍，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华丽转身从此成为了电视人。当国家各行各业都要求高学历的时代，他又不甘落后，考进武汉大学在职补习班，从而甩掉了低学历的帽子。

在老台专题部就职期间，他脑子灵活又能吃苦耐劳，业务很快就脱颖而出。他并没学过音乐和歌词创作，但他却为宋祖英创作了她的成名曲《小背篓》的歌词，这首歌后来上了央视春晚，宋祖英也一曲成名，一夜之间就红遍了大江南北。

欧阳常林作词的《小背篓》，宋祖英唱响大江南北

应该说欧台的运气也不错，九十年代初机缘巧合，他结识了台湾著名湘籍女作家琼瑶，从此他在电视职业生涯中开启了人生第一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难得的机缘深刻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走向。

在他对琼瑶紧追不舍的专题采访期间，他的聪明才智和锲而不舍的职业精神让琼瑶女士彻底折服。这次长时间跟踪跨境采访和电视专题报道，让业界和局台领导对他有了重新认识。

名声大噪之后，他又借此东风一鼓作气成立了“华夏影视公司”。他就这样成为了大陆制作琼瑶电视连续剧的不二人选。

湖南经视拍摄的《还珠格格》持久不衰

琼瑶的言情剧在台海两岸风靡一时，当湖南台其他的公司大多亏损时，唯独华夏公司盈利不衰。此时的他已让业界刮目相看了：不仅节目做得好，而且还很能赚钱。可能也是这个时候，欧台才真正进入了魏文彬厅长的法眼。

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广电在全国排名中不溜儿，品牌影响力未出省门，积重难返的惰性使老台的发展停滞不前，老气横秋的频道形象气得老魏如芒在背，食不甘味。

成立湖南经视，无疑是老魏的战略思维之一，当初的考量应该是为了治治老台的惰性和暮气，以重新激活湖南广电的生机。结果这副重担毫无争议地落在了欧台肩上。

欧阳常林（右五，着皮衣）与湖南广播电视局长魏文彬（左一）、副局长丁乃文（左三）陪同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文选德（右三）到湖南经视调研。右四为吕焕斌。右一为湖南经视主持人仇晓。

成立经视，彼时在我们这些鼠目寸光之辈眼里，却有点画饼充饥的味道：偌大一个宏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要场地没场地，要队伍没队伍，纯粹就是一个四无馅饼让人画饼充饥。

经视起步阶段确实步履维艰！但是欧台却一点都没怯场，他不等不靠。即便是白手起家，他也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硬是将常人看来的不可能，干成了可能。

经视开播之后，一鸣惊人。节目从内容到形式脱胎换骨，彻底摒弃了固有的陈规陋律，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湖南的父老乡亲们眼前，让广大观众眼睛为之一亮。

收视率因此一路飘红，广告创收也随之水涨船高。头年就实现收入三千多万元，第二年创收翻番，第三年近亿，这样的成绩单，既在叫好者意料之中，也在唱衰者意料之外。

湖南经视宣告成立之时，省里已有湖南电视台、湖南有线电视台，再加上一个新成立的经视，那就是三台并立了，彼时就有人称是三马同槽。三马争食的局面悄然形成，老魏心里可能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而面对这样的阵势，欧台心里明镜似的。早在筹备阶段，他或许已经成竹在胸，首先就以挥刀断腕之心，从陈规顽疾上开刀问斩，改革的板斧被他舞动得嚯嚯生风。三板斧砍下去，就伤筋动骨地改革了用人体制、分配机制、管理模式。

组建队伍时，他率先砸烂了铁饭碗，面向社会实行全员招聘，当时经视的选人标准也别开生面：不限学历，不限年龄，不限籍贯，而只唯才能。结果一批年轻有为的优秀人才如影随形，尤其还有几个其貌不扬，人称鬼才、怪才、偏才者，让欧台另眼相看，甚得赏识。

对于分配方案，他一板斧剁下去砸碎了大锅饭。分配上，他拉大差距，实行向一线倾斜，向贡献大的人员倾斜，向关键岗位倾斜的三原则，真正推行按劳取酬、按绩分配的机制，让平均主义和懒汉作风无处生根，有效解决了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顽疾；

为了改变老台那种管理上互相扯皮推诿的老大难问题，他又一板斧砍下去，首先精简部门和人员，瘦身臃肿的机构，采取减缩层次，合并部门的大部制运行模式，大大减少了中间环节，使上下联系更加畅通无阻，从而达到提高了工作效能的目的。实践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

那几年湖南经视有严格规定：记者外出采访，不准坐人家的车，也不准吃人家的饭，更不准拿人家的红包。这种风清气正的作风在当时的新闻界简直就是一股清流，深得业内外的好评。

在欧台的主导下，战斗在一线的编辑记者和节目策划制作人员以及车队司机与食堂后勤服务人员，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精神亢奋，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不知多少员工有时甚至废寝忘食。在湖南娱乐中心那座临时租赁的大楼里整天都是一片繁忙的景象，白天一个个行色匆匆，晚上则灯火通明，目光所及一派生机勃勃的场景。

在湖南经视的高光年代，经视的节目备受湖南的广大观众由衷的喜爱。经视新闻短、频、快，题材大多是老百姓身边的事，很接地气，烟火味十足。人们一下班，便会火急火燎赶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抢看经视新闻。

那个时候，湖南经视的记者出去采访，大家对我们都有点高看一眼，省里的一些重要会议，等都要等到我们的记者到场后，才会宣布开始。那个时候，经视新闻敢于揭短，也敢于曝光，因而在省内很有公信力。

许多基层单位和部门的那些爱搞歪门邪道和违规违纪的干部，他们那时居然最怕经视的记者来曝光。但凡一听说经视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来了，一个个就不再声高八度，盛气凌人，而是灰溜溜地躲避。因此那个时候，当经视的记者会很有成就感与荣誉感。

欧阳常林台长参加经视的活动。右一是主持人汪涵，左一是时为新闻中心主任的周石星，右二是时为经视周末节目的制片黄波。

那时的综艺节目叫好又叫座。《幸运3721》火爆得一票难求，尤其是奇志、大兵的相声小品简直就是观众的精神鸦片，让大家捧腹开怀之后特别上头上瘾。我当时作为台办主任负责分发入场券，因为座位有限，每到星期五分票时就让我捉襟见肘得脑壳痛。

那个时候经视的电视剧也特别受欢迎，总编室负责购剧的资深大美女是当年出演过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里的压寨夫人，名字叫肖宁，她深谙经视观众的口味，买回的剧基本就没失过手，收视几乎都是在全省遥遥领先，欧台每次一见她，脸上就笑眯眯地像是开了花。

那个时候湖南经视就连广告都做得非同凡响，当时有个情景式广告节目叫《经视商业街》，形式上像是在演绎故事，但实际上是推销产品。观众看后直呼耳目一新。

那个时候经视还开设了体育专栏节目，填补了省内其他所有台的空白。负责这档节目的制片人叫王艳忠，是天津大学毕业非体育专业的小伙子，他们做出来的节目却十分专业而耐看，尤其每周晚十一点档的各类世界顶级球赛，总是让广大体育爱好者一直守到深更半夜。

最令人难忘的是1998年在大洋彼岸的那场拳击赛的直播，美国拳王泰森和艾斯菲尔德在洛杉矶大摆擂台，当时分管新闻的副台长吕焕斌可谓慧眼如炬，十分敏感地发现并牢牢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同时也得到了欧台的大力支持。

他还通过关系，使体育组争取到了直播的资格。结果在王艳忠和体育组的努力下直播非常成功，得到了广大体育观众的交口称赞，一场顶级国际赛事直播下来，从此也确立和扩大了湖南经视的国家视野。

那个时候，经视的周末节目《故事酒吧》以轻喜剧的风格，也取得了周末休闲时光的一席之地。收视稳定，备受关注。

那个时候经视的几个主持人像早前的梅冬、宋一平、仇晓、孙鸣杰，以及稍后加入经视主持团队的汪涵、刘娜、魏哲浩、王芳等等，一个个都是名声在外，可谓家喻户晓，耳熟能详。

那个时候，湖南经视在省内很是吃香。九八年抗洪时，有次我回老家邵阳出差，车子在市区走到一个与主街相连的岔路口时，不知何故车子突然被堵住了，下车一看，远远只见一个壮年大汉，正挥舞着一根貌似警棍的棒棒，在前面拦车。一打听，原来是这里的市长孔令志亲自上街指挥交通秩序来了。

我们因要赶时间，就想插队走捷径，不料没躲过孔市长的火眼金睛，只见他几个箭步就冲将过来，抡起手中的棒棒就要敲打我们车的前盖，当棒子落下一大半时，却突然停了下来，大概是看到了我们车子的挡风玻璃后放置的牌子了吧，因为那上面赫然印着经视新闻采访车的醒目大字。

紧接着只见他满脸的怒火很快熄火了，口气平和地大声说道：“哟，是经视的采访车哦，前面的车子让开点，让他们先走。”打那以后，我才知道，我们的新闻采访车在社会上的真正分量。那个时候我们都以自己是经视人为荣，走出去自我感觉特有面子。

经视的异军突起，我以为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欧台用对了一批人才。像经视高光时刻的那五虎上将，一个个身怀绝技，都有几板斧。

欧阳台常林（右四）与湖南经视台部分员工在一起

记得我参加经视的第一场总结表彰大会，好像是在1996年开春后不久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当时还是台长助理的吴澧波、吕焕斌、刘向群，三个彪形大汉端坐在主席台上，相貌堂堂，衣冠楚楚，气场强大，他们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欧台作为舵主的地位。应该说，在那艰难而又充满无数未知的年代，他们为经视的改革创新功不可没。

说起五虎上将，那确实值得一表。先说吴澧波吧，他仪表不俗，学识超群，据说曾以一封万言书深得老魏赏识。因长得丰神朗秀，人称他貌攀潘安，才追宋玉，走在路上有不少美眉对他顾盼生辉。他的优势还并不在此，善于创新才是他的取胜秘笈。

吕焕斌，经视人称吕叔，身材匀称，长相帅气，学养深厚。来经视之前是湖南台的王牌节目《焦点95》的制片人。平时他的神态似有姜文的率性和漫不经心的气质，穿着则喜欢休闲而随意，又有陈道明的时尚潇洒。而特别值得称道的却是他那前卫而超常的策划思维和他不拘小节而又驾轻就熟的调控能力。

刘向群个头高大魁伟，人称欧台的大内总管。他为人忠厚，有时情急之下说话有点卡顿，一旦发生口角，就面红脖子粗。但他做事扎实可靠，深得欧台的信任。他的亲和力与精明的后勤管理能力出人意料，在彼时的经视管理层中还无出其右者。此五虎上将之三，都对舵主欧台影响不小，且产生了积极的推力作用。

经视初创阶段的五虎上将其实还有凌引迪和梁瑞平。凌引迪彼时担纲总编室主任，他生得虎背熊腰，肥头大脸，走出去俨然一副大官人的派头，听说欧台平时出席重要场合很少带他参加，坊间认为是忌讳凌的气场过盛。

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凌引迪的干练和锐气高标不群。他业务娴熟，消息灵通，才思敏捷，也很会来事。作为总编室主任，为频道的形象推宣和节目编排，尤其是与资深美女肖宁的选剧购片，都做出过有目共睹的贡献。

梁瑞平，资深历广，才情并茂，时为新闻中心主任。九十年代初他就与潘礼平在湖南老台联手创办新闻实境访谈节目《乡村发现》而崭露头角，平时他为人低调不苟言笑，做事行文严谨细致。凡经他改过的稿件，满纸都是密密麻麻的红印迹，但凡经过他编辑过的新闻稿件简直完美得无可挑剔，所以经视新闻那几年基本上是万无一失。

梁瑞平善于新闻策划，行事扎实，96年那场抗洪抢险的报道，形式新颖，手法多样，别开生面，彻底奠定了他在经视新闻的扛把子地位。在他手下，一批新兵很快像凤凰涅槃一样成为了经视的健将。

如果说梁瑞平主导新闻的长处是新闻策划，那么周石星的优势就是策划新闻。1997年春，从湖南有线电视台过来了一个新闻怪才，他就是良禽择木而栖的周石星。彼时的他血气方刚，风头正劲。一个理科男却偏爱文学，他博学多才，文笔老辣而犀利，文风冷峻而陡峭。他主导下的经视新闻喜欢搞大路，下猛料，往往怪招频出。

欧阳常林与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在一起

他担纲新闻的那两年，经视大型活动和突发大事件的报道接连不断，在社会上影响深远。印象最深的是《南岳阿迪力走钢丝》《余秋雨设坛千年学府》《衡阳火灾事件》《嘉禾高考舞弊案》等等，轰动一时，至今难忘。因此也在小范围内，有人戏称他为生猛周。在他手下训练出来的人才，自然也生猛得很，他们的批评报道和时评剑走偏锋，见血封喉，名噪一时。

那个年代，经视的生态气候宜人，英才辈出。要数起来，可上经视凌烟阁的功臣良将不胜枚举。后来经视被业内誉为湖南广电的“黄埔军校”，倒也是名不虚传，有人统计从经视出来的处级干部就有三十几个，厅级干部也有十一个之多。像欧台后来荣升湖南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和湖南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局长，吕焕斌接着也升任了与欧台同样的职务。

单从新闻部成长起来，后来相继右迁湖南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的就有丁晖、聂玫、陈刚、丁诚、杨壮、罗迎春。而丁晖后来还远调到海南，当了海口市市长；陈刚后来也被组织安排进了长沙市委常委，当上了宣传部部长，没几年又履新长沙市政协主席；丁诚也脱颖而出，被省委看中，调任湘潭市委常委，现为市委秘书长，杨壮则出任湖南出版集团总经理。

这些优秀人才都是在经视这个熔炉里脱颖而出的，他们到各个重要岗位发光发热，应该也是经视的种子已在四面八方开枝散叶，而且也会开花结果。这既是经视的荣耀，也是马栏山的成果。

经视的优秀人才，其实一个个早在欧台的视野里归了档，也在他的羽翼下成长迅速，应该说许多同志是在他的关心帮助下得以重用的。欧台爱才如子，甘愿放下身段礼贤下士。不仅善于发现人才，还能包容人才，更能笼络激励人才。

如今的湖南广电生产基地已是长沙的一景

据说有次经济部李咏，因经济环线要划归新闻中心统管，他坚决反对，竟在会上拍桌打椅地跟欧台扛了起来，当时便很有人为李咏捏一把汗。但事后证明欧台并没有因此心存罅隙，还是对李咏一如既往地支持爱护。其实凡是已入了他法眼的人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都能得到他的宽容甚至庇佑。

像播音主持宋一平、梅冬有时与主管领导发生矛盾时，总能最先得到欧台那笑容可掬地安抚。有时也有个别特殊人才想远走高飞，就会得到他苦口婆心地反复挽留。为了激励员工。他敢于打破常规，一方面在分配上拉大档次，另一方面尽量给他们改善和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在当时，经视有两大举措深得人心，也饮誉业界。一是率先给全台招聘制的员工建房分房，让大家享受体制内老员工同等待遇，可以安居乐业，有了归属感。二是给部门主任以上的骨干配车，这在全国广电系统也只怕是首开先河的。

有这样开明的舵主，下属能不安身立命么？那几年的经视很和谐，上下众志成城，主帅用心，将士用命，各项工作都在全省乃至全国广电系统一骑绝尘，遥遥领先。

那几年欧台很繁忙，平时走路，总是脚下生风，电话不离手。每次上班时，一手电话一手苹果，边走边吃边接电话。在办公室听人汇报工作，也常常边听汇报边接电话，别人不知道他到底听清了谁的。

许多事情他都要亲力亲为，黄花机场的工作人员曾经统计过，有一年他进进出出航站楼有200多次，为航空经营贡献超常。他平时惜时如金，总是争分夺秒地在工作，每次坐飞机，他将时间掐得严丝合缝，不到起飞的最后一刻，是绝不会在候机厅等待登机的，往往搞得有惊无险。

在经视挂帅那几年，欧台不是在空中飞人，就是在办公室里运筹帷幄，他基本没有节假日，是典型的工作狂。在生活中，他好像有点爱洁癖；在工作中，他似乎颇有些严苛症。凡是对待工作上的事，他总是精益求精得不厌其烦，有时苛求得不近人情。

湖南经视当年的台标

那时在经视台的大堂里赫然挂着八个遒劲的大字：追求完美，超越自我。这既是欧台的座右铭，也是他对全台的要求。有次一位长者造访经视时，对这八个大字端详良久后，跟我说，看这八个字锋芒毕露，个性突出，目标高远，你们台长一定是个拼命三郎，主帅尽瘁，将士尽力，经视的前途一定会锐不可挡。彼时我听了也深以为然。

业内人士曾有一说法，老魏是主帅，欧台是主将，是耶非耶，各人心中自有一杆秤。而在我的心目中，老魏自然当之无愧，欧台则是将帅同体，人中之异。能遇上他这样的舵主，那真是经视人的福分，凡有良知者能不感佩欧台么？

往事依旧在，至今思当年。今年秋天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浏阳河风光带上，几个马栏山人凑到了一起，当追忆到经视的过往时，大家既感慨万千而又怅然若失，心心念念的情绪挥之不去。

上图是作者当年在经视时采访香港著名演员赵雅芝夫妇时的合影

我想经视曾经的荣耀早已扎根在光阴里，而且开枝散叶结了果，马栏山后来的辉煌，谁能否定经视的汗马功劳？谁又能抹杀得了欧阳常林台长那呕心沥血的业绩？忽然有人唱起了《光阴的故事》，大家也跟着哼了起来，随即就有人眼眶里涌出了泪花。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蓦然回首，经视在我的记忆里，依然星光耀眼，而暌违已久的欧台，您现在哪里？此时此刻，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

题图：上世纪90年代，欧阳常林与台湾著名文化人、《皇冠》杂志社出品人平鑫涛和他的夫人、台湾著名湘籍作家琼瑶在长沙的合影

来源：传媒头条（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AfjbfW2FEbmX3_GV1IfwQ、

编辑：张家乐

【案例】

彼得·阿内特：从越南到中东，“最伟大战地记者”的新闻人生｜讣闻

资料图：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图：视觉中国

【财新网】2025年12月17日，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于美国纽波特海滩去世，享年91岁。他生前患有前列腺癌。他报道越南战争获普利策奖，还报道了两次海湾战争，曾采访萨达姆·侯赛因和本·拉登；晚年任教于中国汕头大学，带领学生重返越南采访。

来源：财新网

链接：https://www.caixin.com/2025-12-18/102394728.html

编辑：何璇祺

【案例】

第一位报道南京大屠杀的外国记者是谁？

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挖掘中，当时的新闻报纸成为记录历史、举证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疯狂屠杀平民和实施暴行的珍贵档案资料。第一位报道南京大屠杀的外国记者是谁？他当时又是如何发出这样的报道的？

经盛鸿教授。 薄云峰 摄

在第12个国家公祭日来临前夕，12日下午，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在南京独家专访长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资深教授经盛鸿。

经盛鸿介绍，第一位发出报道的外国新闻记者是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契包德 • 特洛简 • 司迪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e）。

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驻中国记者司迪尔。

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南京已连续多日进行惨无人道、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让初冬的南京城内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空气中时刻弥漫着肃杀恐怖、让人窒息的氛围。

当天，在南京，一辆在车头引擎盖上紧紧捆系着美国国旗的汽车，极速驶往长江岸边。江面停泊着正鸣笛待发的美国巡逻炮艇——瓦胡号。身形瘦高、面色严峻的司迪尔时年34岁，他登上瓦胡号上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电报收发室。在这里，他通过电报给报社发出新闻。这是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篇报道，题为《屠杀与抢劫笼罩着南京》。

经盛鸿教授特别强调，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实施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并对南京实施严格的新闻封锁时，在这极其危险的时刻，却有20多位西方侨民冒着生命危险，坚持留在南京城内，设立“安全区”，救护中国难民；另有5名西方新闻记者也冒着生命危险留了下来，进行观察、采访与报道日军攻占南京及其以后的新闻工作，他们是：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司迪尔，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记者阿瑟 • 门肯，英国路透社记者莱斯利 ·史密斯，美联社记者查尔斯 • 叶兹 • 麦克丹尼尔。

这五位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进行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也成为目睹日军在南京实施疯狂大屠杀的见证人。

在日军占领南京时，这五位西方新闻记者都住在美国大使馆或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内。他们亲身经历与亲眼目睹了日军攻入南京、连续数日对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与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疯狂屠杀的惨烈景象。这五名记者都被震惊了。他们都十分熟悉近代国际战争法规。

1929年7月17日，日内瓦国际会议订立了《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明文规定：敌对双方对战俘生命的任何危害或对其人身的暴力行为，均应严格禁止，尤其不得加以谋杀或消灭。然而，日军进入南京后的大规模的暴行，却血腥践踏了《日内瓦公约》，表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法西斯的凶残、暴虐、野蛮、丑恶！

这五位记者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无数战争暴行，震惊，痛苦，却又无能为力。他们只能以记者的职业本能，立即记录下这些他们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实。

司迪尔在题为《屠杀与抢劫笼罩着南京》的新闻中，文中一开头就写道：“司迪尔等美国和英国记者经过与日军当局交涉，最终获准乘坐美国军舰“瓦胡”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司迪尔在新闻中，开宗明义说出当时发稿之困难，由于日本军方控制所有南京城内的邮局、电报局、电台，西方国家记者只有在美国军舰上才有发稿的可能。

美国当地时间1937年12月15日，也就是中国的12月16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头版全文刊登司迪尔的报道《屠杀与抢劫笼罩着南京》，副题为“目击者叙述沦陷城市‘地狱般的日子’，街道上尸体积有五英尺”。从目前所发现的史料来看，这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最早见报的有关讯息。

经盛鸿教授告诉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他经过查阅大量资料，把现存所有包括中文、英文、法文在内，从1937年12月13日起，至1938年对于南京大屠杀进行报道的报纸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他的这一学术成果已在国内重点学术杂志——《抗日战争研究》发表。目前学术界已统一明确——第一位发出报道的外国新闻记者是阿契包德 • 特洛简 • 司迪尔。

而第一个使用“南京大屠杀”一词的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1937年12月18日，德丁从美国炮舰上用无线电拍发的新闻稿《所有俘虏全均遭屠杀，日军在南京制造恐怖，平民也遭杀害》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薄云峰 文/摄

来源：紫牛新闻

链接：https://wap.yzwb.net/wap/news/4873526.html

编辑：杨泓艳

【案例】

索伦·克尔凯郭尔虽然以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身份闻名于世，但他确实有一段短暂的记者经历。1845年，他创办了一份名为《快报》（The Corsair）的讽刺性报纸。然而，克尔凯郭尔本人并非该报的编辑或主要撰稿人，而是通过匿名方式参与其中。这份报纸以其尖锐的讽刺和批评闻名，主要针对当时丹麦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


克尔凯郭尔与《快报》的关系后来变得复杂。尽管他最初支持这份报纸的风格和内容，但后来《快报》却将矛头对准了他本人，对他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人身攻击。这段经历对克尔凯郭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深了他对公众舆论和媒体的不信任，同时也强化了他对个体性与真理的思考。他在后来的作品中多次反思这段经历，尤其是在《致死的疾病》和《非此即彼》等著作中，探讨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孤独与挣扎。


《快报》的经历也成为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的一部分，帮助他进一步区分“群众”与“个体”的关系，并强调了个体在面对真理时的责任与孤独。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7 ... AD%E5%B0%94/6486608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杨泓艳

【案例】

许多中外作家都曾有过新闻记者的从业经历，这段经历不仅是他们接触社会、积累素材的重要阶段，更深刻影响了其写作风格与创作视角。

一、外国作家：新闻训练锻造独特文风

1. 欧内斯特·海明威

记者生涯：18岁进入《堪城星报》，仅工作6个月，但报社要求的“用简洁句子、短段落、有力英语”原则，成为他“冰山理论”的基础。

影响：其小说如《老人与海》以极简语言藏深意，被称为“电报体”，正是新闻写作训练的直接体现。

2.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记者生涯：1948年起任哥伦比亚《观察家报》记者，因揭露海难真相被迫流亡，后任古巴拉丁通讯社记者。

影响：新闻调查的严谨性与对现实的敏锐观察，为《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提供了真实底色，如“冰块”场景源于他对家乡的采访记忆。

3. 查尔斯·狄更斯

记者生涯：早年任议会记者，以“博兹”为笔名发表伦敦街头速写《博兹札记》，后创办杂志《家常话》，聚焦底层生活。

影响：作品如《雾都孤儿》《双城记》充满记者式的社会批判，擅长用细节揭露贫富差距，被评价为“用特派记者的眼光描绘伦敦”。

4. 乔治·奥威尔

记者生涯：二战期间任BBC记者，后为《论坛报》编辑，亲历西班牙内战和巴黎底层生活。

影响：新闻工作培养的批判性思维，使其《1984》《动物庄园》成为反乌托邦经典，文字简洁锐利，直指权力本质。

5.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记者生涯：白俄罗斯记者，以口述史记录切尔诺贝利核灾、阿富汗战争等，曾因独立报道被政府限制。

影响：获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切尔诺贝利的回忆》用新闻式的真实访谈，展现人类苦难与勇气，被称为“复调式写作的丰碑”。

二、中国作家：新闻经历扎根现实土壤

1. 萧乾

记者生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主编《大公报·文艺》，二战期间任驻英记者，亲历诺曼底登陆。

影响：报告文学《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土地回老家》兼具新闻真实性与文学感染力，晚年翻译《尤利西斯》时，仍以记者的严谨态度处理细节。

2. 孙犁

记者生涯：抗战时期任晋察冀通讯社记者，身兼编辑与战地采访，作品《荷花淀》《芦花荡》最初以通讯形式发表。

影响：其“荷花淀派”文风清新自然，源于新闻写作中对生活场景的精准捕捉，被评价为“用诗意语言写新闻真实”。

3. 魏巍

记者生涯：《人民日报》特派记者，深入朝鲜战场采写《谁是最可爱的人》，引发全国共鸣。

影响：报告文学与散文融合，擅长以小见大，如《依依惜别的深情》用战地细节展现人性光辉，成为时代经典。

4. 莫言

记者生涯：1997年任《检察日报》记者，十年间采访乡土与司法案例，积累大量现实素材。

影响：小说《檀香刑》《生死疲劳》中对民间故事与社会矛盾的刻画，带有新闻调查的深度，其“幻觉现实主义”亦扎根于真实生活观察。

5. 东西

记者生涯：曾在《河池日报》《广西日报》工作，编选业余作者稿件时积累创作灵感。

影响：获茅盾文学奖的《回响》聚焦当代情感困境，其“现实开掘”的特质与新闻生涯中对人性的洞察密不可分。

三、共性：新闻与文学的双向滋养

素材积累：记者身份让作家得以深入社会各阶层，如马尔克斯采访妓女、莫言接触乡村案件，为创作提供鲜活原型。

文风锤炼：新闻要求的简洁、客观，塑造了海明威、奥威尔的锐利笔触；而文学的想象力，又让萧乾、魏巍的报道超越事实，成为艺术作品。

社会责任感：从狄更斯揭露童工问题到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灾难，记者的“为真相发声”精神，转化为作家对时代的深刻反思。

四、延伸思考：新闻与文学的边界

记者型作家的优势：既有对现实的敏感度，又有文学的表现力，如非虚构写作（creative nonfiction）的兴起，正是两者融合的产物。

挑战：过度追求新闻时效性可能导致作品“易碎”，如海明威所言：“新闻工作对年轻作家有益，但需及时摆脱，否则会自我消耗。”

建议：若想深入了解某位作家的记者生涯对其作品的具体影响，不妨对比其新闻稿与文学作品，观察语言风格与叙事视角的演变——这或许能帮你发现更多创作背后的秘密。

编辑：梅镕缨

【案例】

知名媒体人刘万永受聘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来源｜新黄河

本文略有删减

2025年11月15日，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举办了执行主任聘任仪式及《无罪之辩》新书发布暨无罪辩护论坛。

活动伊始，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张雪峰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他说，本次活动是泽亨所成立以来第一次重大人事决策，聘任刘万永先生为执行主任，是对“刑辩+传播”跨界价值的一次探索。

公开资料显示，刘万永现任法度研究院院长，曾任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深度调查部主任，高级记者。在媒体工作期间，曾三次获得中国新闻奖，2012年获第十二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

张雪峰主任坦言，万永主任的加入，可以为泽亨所的各业务领域的专业化发展以及品牌建设带来新的视角与动能。同时，也要特别感谢刘桂明老师、石咏梅老师及法律出版社的邢艳萍编辑，以及所有为《无罪之辩》出版付出心血的团队，让这些辩护案例能以更清晰、更专业的方式呈现给行业与读者。

此外，张雪峰主任还表示，“无罪辩护”论坛是一场智慧交融与思想碰撞，希望今天的交流，能让更多人看到无罪辩护的价值，在实务中找到更清晰的路径。

随后，在全体与会者的见证下，张雪峰律师向刘万永先生颁发了聘书。

▲ 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刘万永

为什么选择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作为转型的起点？

刘万永解释说，泽亨是一家年轻律所，中坚力量以年轻人为主，正因为年轻，所以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和想象空间。成立短短两年多时间就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律师规模不断扩大，业务方向日益完善。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倍感荣幸和骄傲。

此外，刘万永还表示，接过执行主任的聘书，深感责任重大。未来，他要做好助手，积极为律所的发展建言献策，拾遗补阙；做好服务，为各位同事执业提供良好保障；办好案子，努力成为业务精湛、当事人信任的优秀律师，和律所一起成长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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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传媒见闻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GMwkM26mgfX6T5CmnizhQ

编辑：梅镕缨

【案例】

范敬宜：新闻要有文化含量，记者要有人文情怀

编者按

11月13日，是当代著名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范敬宜先生逝世15周年忌日。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近期，包括人民日报社海外版原总编辑詹国枢、人民日报评论部原主任李德民在内的多位资深媒体人发文怀念老先生。

今天，我们转发光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王慧敏写于2016年的一篇怀念范敬宜先生的文章，感受新闻大家“老范”的风范。

以下为原文——

怀念恩师——范敬宜

王慧敏

范敬宜老师生前曾多次嘱我：“有机会一定要把你的下乡手记结集出版。届时，我来写序。”
后来，一次一次的疾病，让他的愿望始终未竟。去世前，他不无伤感地对我说：“看来这篇序我是完不成了……” 斯情斯景，如影历历。
今天这本书终于要付梓了，把这篇怀念范老师的文章，权当本书的序言吧。

“新闻要有文化含量，记者要有人文情怀”

算来，认识范老师已20余年了。当年考研究生时，本来想投考复旦新闻系。从招生简章上获悉武汉大学樊凡教授和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合招研究生，我大喜过望——那时候，经济日报正办得风生水起，在新闻界颇有些马首是瞻的味道。而当家人范敬宜，更是新闻学子们心中的偶像。
就这样，我拜在了范老师门下。
在武汉大学念完基础课，按照教学计划，到经济日报边实习边做论文。第一次见面，我便当头挨了一棒。记得是在范老师那间简陋的办公室，西晒的阳光把他原本儒雅的形象勾勒得很有几分威严。他问我：“看过梁厚甫的哪些书？” 我一下子懵了。在当时，只知道梁厚甫是个美籍华裔报人，对他的作品却从无涉猎。
见到景仰已久的导师，本来就有几分紧张。这一下更慌了。接下来他问的民国时期几个知名报人的作品情况，我也回答得磕磕绊绊。他皱起了眉头。
不过，他继续问的古典诗词的掌握情况，我回答得还算差强人意。他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我刚想喘一口气，谁知问题又来了：“会背清人吴伟业的《圆圆曲》吗？” 我背了几句便卡了壳……
他将剩余的部分一口气背完，然后严肃地说：“新闻要有文化含量，记者要有人文情怀。要想当个好记者，文化底蕴非常重要。一个人文笔的高低赖于文化的深浅厚薄。”
自幼喜欢舞文弄墨，自以为学了不少东西，原来竟如此的浅薄！从他的房间出来，我汗湿脊背。这让我暗暗下起功夫来。

毕业论文，商定的题目是《新时期经济新闻研究》。他约我到他万寿路的家中去谈。这次我做了充分的准备，西方传播学的原理整了一套一套的。听我谈了大约二十几分钟，他打断了我：“新闻是个实践学科。没必要搞那么多复杂的理论。更不要言必称西方。现在一谈做学问，就从西方书籍中去找理论根据。这种风气很不好。至于写作，咱们老祖宗有很多宝贵经验，为什么非要从西方去生搬硬套？” 他建议我去访谈一线的跑口记者，由他们讲述新时期经济新闻的得与失、改进方向。
他给我开了一个40多人的采访大名单，要求对每一个人的从业特点都要做一个精确的归纳。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半年多时间，一有空闲我就得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京城的大街小巷穿行。
及到行文时，他就抠得更严了。每一个章节几乎都被打回数次。连论文后面附的参考文献的出版时间、版次他都要一一核对。他说：“我不能误人子弟。你也不能丢我的人。”
看着其他同学都早早交了论文，而我还骑着车没日没夜地奔波，真有些后悔当初报考了他的研究生。好歹，毕业论文高分通过。

敬惜文字

范老师学养之深厚，确实令我辈兴叹。
一次，我在新疆和田乡间采访，写篇急稿时要引用几句古诗，只记得 “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 两句，上面两句是什么记不得了。手头又没有书可查。我便打电话向他请教，他随口就说：“上两句应该是 ‘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 。是元好问写的。题目是《同儿辈赋未开海棠》。”
还有一次，席间和一个文友打赌 “皮里阳秋” 的出处。打电话请教他，他说 “应该是《晋书 • 褚裒传》里的。原句是 ‘皮里春秋’，后晋帝避母名春之讳，而改作 ‘皮里阳秋’ 。” 事后，找字典一查，毫厘不爽。
他有如此的功底，缘于他对学问孜孜矻矻的追求和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他常说总编辑首先是个编辑，不能只想着 “总” 而忘了 “编辑”。他说过：我要终生当记者。如果有下一辈子，还要当记者。
“敬惜文字” 是他常叮咛我的话。他说：“现在新闻圈里有一种不好的现象——轻视文字。如果谁要鄙薄一个记者，会在数说了一顿不是之后来这么一句 ‘这人，文字还行’。其实，这是把本末闹拧了。文字是新闻从业的基础。没有过硬的文字基础，绝对当不成好记者。” 他告诉我，即使到了今天，他的任何一篇稿子都经过了反复修改，就是写一篇小消息也不轻易放过，《再给后代5000年》不足500个字，他从晚上10点钟开始动笔，一直写到了次日凌晨5点多钟，先后换了7个导语。

1995年，我写了一篇河北灵寿县7个山民修路的通讯《太行七贤》，他亲自撰写了一篇600多字的编者按。他告诉我，这个编者按，他整整琢磨了一个星期。
从人民日报退休后，他依然浸淫在新闻里。他在《新民晚报》开了个专栏 “敬宜笔记”，每有得意之作，都会给我打来电话：“我最近的那篇文章你看了吗？谈谈看法。” 他问得很细。为了应付他的 “检查”，我专门订了一份《新民晚报》。
对于我的作品，他依然严格把关。我写的消息《油气开发给南疆少数民族送来 “福气” 》，他评点：“还可以精炼一点，譬如，第二段为什么要举那么多例子？”；我的长篇通讯《阿布力孜家的 “月亮泉” 》，他来信：“文章似乎收得急了！” 我的连续报道《讨薪记》，他建议：“主题不要太分散，系列报道亦如是。直线追下去似乎更妥！”
“敬惜文字”，已融进了他的血液中，即使写个便条、一个短札也不苟且。

新疆地域辽阔，路途漫漫。采访路上，有时我会将自己写的诗词随手发短信给他。他呢，都会一一予以指点。2005年 “五一”，我在去喀什的路上写了首诗《五一感怀》：“孤悬塞外伴狼烟，春深五月天犹寒。无边风尘常入梦，伏案灯前抱书眠。” 过了几天，便收到了他的一封信：“建议将狼烟改为苍烟，‘常入梦’ 改为 ‘频入梦’ 。” 他认为诗的调子太低沉，特和诗一首，记得结句是：“浩浩天风鼓征篷，催马瀚海疾奋蹄。”
我写的另一首词：“谁言大漠不荒凉，罡风起，尘沙扬。秋色未褪已是雪茫茫，驱车百里无城郭，沙连沙，皆灰黄。” 他复信：“ ‘皆’ 似应改成 ‘尽’ 。下阕结句 ‘学红柳，效胡杨。’ 改为 ‘效胡杨，又何妨？’ 似乎更好。”

他不但是一个出色的记者、编辑，更是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新闻理论家。他提出的取舍新闻的 “三贴近” 原则和 “人不求全，求全则天下无可用之材；文不求同，求同则天下无可读之章” 等名言，至今仍被新闻界视为圭臬。他说，当记者，尤其是大报记者，一定要有责任意识。不要只图自己痛快，也不能只求微观真实。他说，有时候，就单个新闻事件看，可能是真实的，但放在宏观背景下去考量，却未必真实。因此，发一篇稿子，一定要看整体的效果，看他对社会带来的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
1996年夏，我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说陕西某县在农村耕地整治时，采取过激手段集村并屯，农民意见很大。我和经济部农村组另一位记者到那个县进行了调研，回来写了篇6000多字的通讯。稿子按流程到范老师那里时卡住了。一天他把我找了去，说：这篇稿子最好不发。你们反映的情况肯定是真实的，但你们想过没有，那个县的做法只是个别现象，不能代表全局。从国家大局出发，保护耕地始终是国策。取舍新闻，一定要做到宏观真实和微观真实的统一。那个县的不合适做法，可以通过内参反映，但不要公开见报。
范老师成名，缘于那篇脍炙人口的《莫把开头当过头》。在当时背景下敢写这样的文章，需顶着莫大的压力。人们佩服他的道德勇气！

有些人会认为，后期的他，随着官越做越大，是不是锐气消退了？实则不然！知识分子的良知始终在他身上激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始终是他行为的主轴。一次，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稿子引起了一位领导的不快，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了人民日报。会后，范老师专门找到那位领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位领导虚怀若谷，不以为忤，专门邀请人民日报几位负责经济报道的编辑记者到自己办公室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我在新疆驻站期间，对南疆日渐浓烈的宗教氛围及反恐面临的新问题深表忧虑。有次回京开会和他唠起了此事。他腾地站了起来，很严肃地问我：“这么重大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写内参？你的良知哪里去了？” 语气之严厉吓了我一跳。我怔怔地看着他。他面色更冷峻：“你的职责是什么？有什么比国家利益更重？不写，你就是渎职。”
我很受震动。回去立马把发现的问题，写成了系列内参。

逢辱而不惊，遇屈而不乱

范老师，是个传统文化浸润很深的人。言谈举止中，无不带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儒雅与谦和。
我俩年龄相差近40岁，又是师生关系。翻阅他给我的信札，每一封信的开头都是慧敏仁弟。收尾总是常用 “此颂曼福” 、“即颂著祺” 、“即请撰安” 等句。“有才而性缓方属大才，有智而气和斯为大智” 是他的真实写照。
和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对谁，他都彬彬有礼。在楼道里碰见了门卫、清洁工，他都会停下来亲切打招呼。他喜欢亲自到食堂打饭，随意坐在任何一个员工对面和人家谈天说地。
报社吃中饭的人多，吃晚饭的人少。一天，范老师留在报社吃晚饭。那天，北区食堂只开了二楼。在一楼卖饭的窗口挂了个小小的牌子：“吃饭请上二楼。” 范老师没看见那个牌子，问几个聚在一楼聊天的食堂职工：“请问在哪里打饭？” 连问几声没人搭理。他稍稍提高了声音。谁知一个小年轻大吼一声：“看牌子！没长眼？”
范老师并没有生气。来到二楼，见我也在，便打了饭坐在我对面，悄悄对我说：“食堂的师傅真凶哟！” 听了原委，我很气愤：“要不要打电话告诉他们领导？” 他摆摆手一笑，便埋头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还有一次，他参加完一个会议，散步走回报社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恰巧没装证件，门卫便挡了驾。按照报社规定，没带证件必须内部人员接应方能进大院。他便站在门旁静静等候。当时正值隆冬。后来有人经过，告知门卫 “这是总编辑老范”，门卫一脸歉意。范老师非但没有生气，还连声称赞门卫做得对。
不过，范老师对身边的人，要求却非常严格。记得刚到报社不久，我在夜班值班。一天为了改稿问题，另一位编辑和排版工人争吵起来。这件事本与我无关，却让我无端受了委屈：那位吵架的编辑也姓王。事过不久，在讨论我的入党转正时，有人提意见说我不尊重工人——他把两个 “王” 弄混了。吵架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了范老师耳朵里。他严厉地告诉党委有关领导：“坚决延后王慧敏的转正。不改正错误，就不能让他入党。”
1997年，按规定我可以申报副高职称，根据当时的业绩，还是具备一定竞争力的。谁知评选的时候，我被拿了下来。一位负责的同志告诉我：“范总说了，今年申报的人很多，让把你往后压压。”
说实在的，这两件事，当时确实让我别扭了很久。

吵架那件事，最终还是弄清楚了。一次，我到他办公室送大样。他把眼镜拉到鼻梁下端，仔细打量了我一番：“入党转正这件事，你们主任班明丽同志后来告诉我了，是党委搞错了。” 他顺手拿过便签写了一句话递给我：“苟逢辱而不惊，遇屈而不乱，几可任事矣！” 这算是对我的平反吧。多年来，我一直把这便签当书签来用。

2002年秋，报社派我到新疆记者站驻站。临出发前，他打来电话，让我多拿几个采访本去他家一趟。我以为是他手头没有笔记本用了，便买了十几本带过去。
到他家后，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两个采访本递给我：“我手里只有这两本。你看看第一页。” 翻开一看，两本上都写着这样几个大字：“见官低半级。”
他解释：“这句话，是我刚参加工作时一位前辈送给我的。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心想，记者是无冕之王，见谁都不应该低半级。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人生风浪，我终于悟透了这句话。‘见官低半级’ 不是说要你在当官的人面前丧失人格、卑躬屈膝，而是说，无论采访谁，都要把人家放在比你高半级的位置去对待、去尊重人家。这样，你才能同采访对象打成一片，才能抓到活鱼。你现在到新疆当站长，是代表人民日报在当地行使职权，只有尊重当地干部，尊重那里的每一个人，才能打开工作局面。”
他把我带去的每一个采访本的第一页上，都端端正正写了 “见官低半级” 这句话。说：“写在采访本上，对你时时都是个提醒。”

2004年之后，我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民族团结模范个人、党的十七大代表等荣誉称号。2005年底我回京开会，他把我叫到家里，送给我一条幅，上书 “求阙”，并附嘱言：“阙者，缺也。世间事，皆祸福相倚、顺逆相随、圆缺相生。唯时察己 ‘缺’，方能 ‘圆’ 矣！” 他向我解释：“人生追求，宁求缺，不求全；宁取不足，不取有余。” 他打个比方：“有人有了单元房，就想要复式楼；有了复式楼，又想要小别墅……求之不得，就会想各种非法手段去巧取豪夺，最后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 他进一步提点，今后报社再给你荣誉，要学会主动退让。无论做人还是做事，不要追求一时的万紫千红，慧不如痴，速不如钝，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辛勤耕耘下去，才能成就格局。

前些时，整理旧物，共找到了范老师写给我的数十幅字。大多是对我的提点，每一条都点中了我的 “命门”。我感慨万端：这些年，他好像一直隐身在我的身后，跟着我，盯着我，随时矫正着我的人生航迹。

“说与儿曹莫笑翁，狗窦从君过”

忆起和范老师的师生缘分，每每有 “摧肝” 之痛。
2007年秋我回京参加党的十七大。报到的当天，报社离退休干部局局长刘宝元打电话给我：“参加完会议你不要着急回新疆。老范不久前患脑中风，颅腔大面积出血。医院已报了病危。” 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
会议期间，我每天都祈祷着能有奇迹出现。
就在会议结束前的那天晚上11点多，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因为次日要参加闭幕会，我已早早休息，黑暗中看也没看就接了电话。“我是老范！” 我大吃一惊。“你听说了吧，前些天，我脑中风。差一点，我俩就阴阳两隔。现在危险期已过去了，你方便时来看我，我住北京医院。”
我真是又惊又喜！
会议结束的当天，我便赶往北京医院。老人穿着病号服已候在病房门口了：人消瘦了很多，但面容依旧是那样慈祥。他告诉我，医生说像他这样的大面积颅腔出血，抢救过来的几率很低很低。
“你猜我是怎么知道你到北京开会的？我在医院一直处于昏迷之中。那天，陪护的人在看新闻联播，我隐隐约约听到王慧敏几个字，我使劲从云里雾里搜寻这个词。慢慢就醒来了……” 当时宣传十七大，中央媒体集中报道一批来自一线的代表，我忝列其中。
因为是师生关系，我对他始终怀着敬畏之心。不过，偶尔也会和他开个玩笑。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张他仰天大笑的照片。一次，他饶有兴致地给我讲述这幅照片的来历，夸赞照片作者王文澜如何善于抓拍。
我说：“美中不足的是缺齿露出来了。而且是暴露无遗。”
他哈哈大笑。说 “狗窦洞开啊？” 接着吟诵起辛弃疾的《卜算子 • 齿落》：“已阙两边厢，又豁中间个。说与儿曹莫笑翁，狗窦从君过。”

还有一次，聊起古人如何吟诵，他摇头晃脑给我做起示范，背的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念完犹自闭着眼睛洋洋自得地问：“这是桐城古韵。好听吗？”
我一句也没听懂。便照实说：“不太好听。” 老人愣了，半天不吭声了，客厅长时间陷入沉寂。
现在想来真是后悔，当时怎么就不能善意地撒个谎呢？！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锻炼，进入中年后人懒了，渐渐胖起来。尤其是到新疆工作后，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体重迅速飙升，脸吹气球般圆了起来。那年报社开年会，我去看他，他吃惊地看着我：“怎么搞的？脸怎么都成这样了？” 他两手放在腮边比画了一下。“人家某某某也是这种脸型，但人家是大块头呀。” 他的老伴吴师母正好在旁边，忙给我解围：“你别这样说慧敏。胖又不是缺陷。” 范老师正色道：“关键是太胖会影响血压、心脏。”
此后，每次去见他，他都会着急地说：“抓紧减肥！抓紧减肥！”
2008年夏，我的脚踝骨折。他一遍遍打电话给我，交代康复中应注意的事项。他安慰我，不要有心理负担，说他的腿早年在 “学大寨” 工地被撞断，腿里一直保留着一枚十几厘米长的钢钉，并没有影响以后的生活。
腿好后，我回京时去看他。他让我一遍一遍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前面瞧瞧，又从后面瞧瞧，问吴师母：“能看出来吗？能看出来吗？”

范敬宜给本文作者王慧敏的亲笔信

人上了年纪，可能都会有点 “老小孩” 的样儿。每次回北京开年会，他都会计算着会议哪天结束，我应该哪天去看他。一般情况下，会议结束第二天，我都会即刻去看他。有时，手头有事耽搁了，他就会打来电话：“前天你们会议不是就结束了吗？”
一次，我去看他，趁他上厕所，吴师母悄悄告诉我，今后你再来，等快到门口再告诉他。否则，他会到阳台上，站在小凳子上一遍一遍往外看，嘴里咕哝着：“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 那么大年纪了，摔下去怎么办？
我俩都不是很健谈的那种人。所以，单独在一起时，交谈的并不是很多。大部分时间，两个人埋进沙发里静静地品茶。偶尔说上几句，也是你问一句我答一句，或者我问一句你答一句。没有个中心也没有个主题。不过，俩人都想多坐一会儿，多坐一会儿……
他中风之后，思维、语速都比以前慢了。有次送我到门口，他悄悄问我：“我是不是反应很慢啊？” 我的眼睛酸涩了。
这几年，随着年龄增长，一熬夜，我的血压就会升高。他闻知后，总是提醒我要按时吃降压药。说自己中风就是因为没有听从医嘱。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新闻联播完了之后只要电话铃声骤响，我知道准保是他打来的。拿起听筒，总是听到这么几句简单的话：“我是老范。没有打搅你吧，要多注意血压，早点休息……” 声音总是惴惴的，似乎生怕打搅了别人。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晚年的他，屡遭不幸：先是中风，后来眼睛出现白内障。动手术时，又出了事故，视网膜穿了个洞。一只眼睛几近失明。
我闻讯后，责怪医院不负责任。他依然是那样的宽厚：“人家又不是故意的。再说，已经成这样了，追究有什么用。”
早年腿伤后，他行走本来就不灵便。中风之后，行走就更加困难。他住在4楼，楼里没有电梯。一次，他告诉我，很想下楼走走，可是有一次下去后，上到二楼怎么也走不动了，只好坐在台阶上休息。幸好一个邻居下班回来看到了，把他扶进了家。
在他去世前的两年，又查出患胆结石。他告诉我：“疼起来简直要命！在床上打滚，满头黄豆大的汗珠，把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 他让我给他寄点西湖藕粉，说其他东西吃不下去。北京卖的藕粉，就像是面粉，哪有一丁点藕的味道！这是他唯一一次托我办事。
生前，他一定留有许许多多遗憾。还在上研究生时，他就嘱咐我有空多帮他收集资料。他说，别人都说新闻无学，其实新闻里面大有学问。他要结合毕生的新闻实践，进行系统的总结，从理论到实践计划出十几本书。

后来，他一直沉浸在办报中，迟迟没能动笔。从人民日报退休的前两年，我又一次催促他，并把收集到的他的各个时期的作品交给了他。他歉意地看着我：“你看，一桌子的大样，哪有时间啊，等退休后再写吧。” 退休之后，他到了全国人大。我再催促他，他说领导让整理的调研报告一大摞一大摞，等从人大退了再说吧。从人大退下来后，他又受邀到清华大学创办新闻系。说起清华办学，他压抑不住地兴奋：“教书育人意义太重大了。新闻系太需要懂国情、又有新闻实践的老师了。现在新媒体兴起，许多大学生对主流党报存有偏见，经过我的引导后，很多人纷纷要求到党报工作……”
醉心于育人，他毕生的积淀，始终未能变成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大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界的一大损失！
2009年夏天，报社在北戴河培训基地开年会，正好他也到那里休养。我去看他，他提议到阳台上散散步。那天有风，眼前的北戴河白浪滔天。他伏在栏杆上深深吸了一口烟说：“人这一辈子怎么这么快呀！就像睡了一觉，梦还没做完，天就亮了。唉，很多事没有来得及做就没有时间了……” 他偏过头问我：“你今年四十几了吧？抓紧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吧。对了，你的下乡手记一定要结集出版。我在给学生讲言论时，经常拿它做例子。可惜我已没能力给你作序了，现在是提笔忘字啊……”
那次，他跟我约定，等他身体好点了，想让我陪他游一趟富春江，他想去看看严子陵钓台。他说他的先祖范仲淹主政睦州（今桐庐）时曾主持修建了严子陵祠，并写了《严先生祠堂记》。其中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两句，流传千古。

这个机会一直没能等到。2010年11月的一天，报社的陈大夫给我打电话：“老范估计很难撑过去了，抓紧回来看看他吧。”
我立即给他打了电话，说明天就回去看他。他急了：“千万别来，千万别来。我知道，现在是报纸发行最吃紧的关头。撂下工作回来，我可不高兴！发行完了再回来。”
不承想没过几天，他驾鹤西去……
我的老师去了，那个爱唠叨我的人去了！历历往事忆多少？纸罄难了，墨尽难了！教诲将伴笔耕老。
很想在新闻联播后，骤然听到电话铃声；很想听到 “你要注意血压” 、“别再胖了” 这样的唠叨……可这一切，随着他的离去，再也听不到了。
他走了，带走了他的儒雅和谦和，带走了他的新闻追求和遗憾，带着那个年代学人特有的范儿，走了，永远地走了……

本文转载自“金台唱晚”微信公众号

主编：刘娟

编辑：李磊

校对：李媛 毛洁

来源：金台唱晚微信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db5aYEr7bnB8eiyLMinCg

编辑：何璇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