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雷颐 | 从写社论到写言情小说：小记范荣康

从写社论到写言情小说：

小记范荣康

文 | 雷颐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3年第1期

范荣康是谁？知道的人恐不多，但说起他的夫人谌容，知道的人肯定多得多，著名女作家，当年以《人到中年》名动一时，虽然如今80后可能不太知道了，但比范荣康，她的名气依然大很多很多。如果说起他的孩子梁左、梁天、梁欢、女婿英达，大名鼎鼎，可说是无人不知。这一家子都是靠笔吃饭，范荣康也不例外。尽管他的那支笔最不出名，但他的那支笔其实最厉害，许多年来，影响了亿万人的命运。了解他手中的这支“笔”，对20世纪下半期中国的某一个方面的了解将更为真实、深刻。

范荣康（右二）与家人

范荣康本名梁达，江苏南通人，1930年生，1946年6月年仅十六，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毕业于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第二次就入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习。

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国共大决战中，他曾任上海青年文艺联合会会刊、上海联合晚报、上海学生联合会《学生报》编辑、记者，上海军管会文管会联络组组员，西南服务团宣传干事。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工业组组长，1952年12月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从记者、编辑做起，几十年认真勤勉，兢兢业业。进入报社不久，他还是普通编辑就开始撰写社论，随着地位“步步高升”，他参与撰写的社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要。“文化大革命”中他先是评论组的编辑，参与起草撰写了不少“两报一刊”社论。

改革开放以后，他担负了更重要的工作，先后担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和主管理论、评论、文艺等部的副总编，撰写重要社论，组织重大报道。几十年来，参与撰写《人民日报》社论的人委实不少，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但报社老人公认，认真数下来，几十年一以贯之地浸润其间，把自己毕生的心血和才智都化作了那“神圣名号”下一行行铅字的，唯范荣康一人。他做得最久的工作，就是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因此了解新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知晓许多《人民日报》社论出台的前因后果，甚至说得出哪篇社论中的哪句话、哪个词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这么用。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其社论自然是向全中国全世界公开表明中共中央治国的方略方针和对国内外大事的立场、观点、看法。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一篇又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就串起了一部共和国的历史。《人民日报》一直备受关注，但社论毕竟是执政党政策和策略的公开表达，其后往往有着更为深刻、复杂却鲜为人知的背景，对此，广大读者则一无所知。社论代表的是中共中央的声音，但具体的起草者、执笔者对社论之后复杂、深刻的“背景”甚至“言外之意”自然深有了解。一些重要的社论，范荣康先生作为主要执笔人，列席了相当高级别的会议，一些社论的初稿与上级返回的修改稿，从一个层面反映了上层的思路。不必说那些万众瞩目的“重大社论”，就是一些看似并不引人注意的“平常”社论，背后往往也与政坛风云紧密相连。

20世纪80年代，他“荣升”为主管文艺部的副总编，对文艺的繁荣和多样化，尽力而为，勇担风险。鲜为人知的是，中国摇滚的“合法化”也与他有直接关系。80年代是坚冰初破的时代，文学艺术许多领域都有新突破和新潮的引进。但这些突破和引进，每每引起激烈的争论，甚至严厉的批判。“流行音乐”引起了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争论和批判。“流行歌曲”、“靡靡之音”、“港台歌曲”、摇滚乐和带有现代派色彩的作曲手法，都被当作“资产阶级”受到批判，屡屡被禁。《乡恋》的演唱者李谷一和作曲家张丕基、海政歌舞团的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海政歌舞团的程琳因演唱《小海螺》等，都受到严厉批判，歌曲一度被禁。《小海螺》的词曲作者，即曾以创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闻名的付林，此时被批判为毒害少年儿童，受到党内处分。

李谷一在1983年春晚上演唱《乡恋》

摇滚乐，绝大多数人更是闻所未闻，完全居于“地下”状态。当时是《人民日报》文艺部年轻编辑陈原在《一九八八，〈人民日报〉为崔健和〈一无所有〉正名》（《纵横》2018年第6期）中回忆说：“面对这样一种文化环境，身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其文艺版站在思想解放的最前列，从文学、戏剧到电影、美术、音乐、舞蹈，一再冲破旧观念的束缚，在关键时刻发声，推动前行的步伐，引导并改变了文艺创作的社会环境，在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笔。”“为了给那些遭受非议的音乐人物和作品正名，《人民日报》文艺版可谓费尽了心思。”

《纵横》2018年第6期

1987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了陈原写的《一个青年作曲家的追寻》，专门介绍叶小钢。那时叶与瞿小松、陈怡等一批新锐作曲家写出的音乐被称为“新潮乐派”，时不时还要被点名批判，指责他们赶西方音乐的时髦、远离人民大众、以杂乱无章为美、追求的是资产阶级唾余，给他们戴上背离民族文化等严重的“大帽子”。为发此文，编辑部进行了一番认真讨论，如标题出不出现叶的名字，文字的分寸，全文多少字为宜，还详查了叶的家庭家族史，以免授人以柄。从1988年开始，《人民日报》更是连续发表多篇流行歌曲的评论文章，这是对流行歌曲的正面评论首次在党报出现，虽仍有反对意见，但党报正面肯定流行音乐的评论影响更大。

陈原记忆最深的是“老范”亲自为崔健正名。80年代中期，摇滚初入中国，但一直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被批判，崔健的《一无所有》是中国摇滚的代表，更在批判之列。这时崔健的《一无所有》在德高望重的“老鲁艺”王昆支持下已经问世登台两年，然而他的演出仍然阻力重重，总是横遭干涉。针对这种现象，《人民日报》1988年3月23日第八版刊登了陈原署名“顾土”的文章《文化管理的随意性》。文章非常尖锐地写道：“有这样一件事。一位演员因演唱自己写作的歌曲《一无所有》而出了名，几乎每次演出都引起全场观众的兴奋，涌来阵阵热浪。不料，这竟招致许多麻烦。有些人不时跑来干预，或是斥责演员，或是警告演出主办单位，而干预者既不属文化管理部门，也不在演出公司任职。如果干预的问题牵涉法律倒也无可非议，但多是些诸如《一无所有》的演唱次数、某个演员能否上场、表演风格是急是缓一类的事情。”文章还批评说：“从这件事来看，目前的文化管理的随意性是很大的。”“管理缺少章法，个人好恶、主观判断往往能够左右一切。”“过去在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审定上一向没有具体的标准，常常依据的是些极抽象的条文和随时都可变更的通知，使得审定人员的目光可伸可缩、可左可右。一部作品、一种艺术、一名艺术家，只要某个人物说了一句话，或荣或辱，从此决定了命运。根据呢？天知道。”这篇文章反应强烈，范荣康承担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虽有压力，但老范作为《人民日报》主管文艺的副总编，仍认为应当进一步对摇滚乐和崔健表示支持。1988年7月初，陈原在报社大院遇到范先生，没想到老范竟主动说应该登一篇介绍崔健的文章。陈原听后一愣，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范，这行吗？”范荣康斩钉截铁地回答：“行，没问题。文章直接送给我看，要快，现在正是时候！”陈原当天就约了一位音乐评论家写了篇文章，范荣康看后颇不满意：太学术化、专业化，力度不够。老范当场决定就由陈本人来写，并提出应加上崔健的歌为什么受人们欢迎，尤其要描写几笔现场演出情景的内容。根据他的意见，陈原很快写成了一篇1500字的文章，题目就叫《崔健的歌为什么受欢迎》。经范审定后，仍用笔名“顾土”，作为文艺版头条发表。临刊出前，他又指示将《一无所有》的曲词配在旁边全文刊出！这篇评论加曲词刊出后，轰动许久。

《人民日报》1988年7月16日第七版

刊发当天夜里，陈原与崔健的父亲通电话，他哭了，说一直为儿子担惊受怕，现在好了，放心了，党报替崔健说话了。过了一个多星期，陈原乘坐出租车，司机一听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立即从座椅下抽出一张报纸，陈原一看，就是7月16日刊登崔健文章的那期。这位司机说：《人民日报》太棒了，登出了崔健，我一直保留着这张报纸。过了两年，陈原收到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朋友来信，说在当地遇见几位曾在中国留学的美国人，他们清楚地记得《人民日报》刊登崔健的事情，认为那是文艺开放的一个信号。《人民日报》趁热打铁，1988年秋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新时期十年金曲和1988年金星评奖”，开幕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中宣部、人民日报、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广电部的领导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压轴的是崔健演唱的《一块红布》。在这种评奖中，董文华、刘欢等获“金星”奖，崔健与田震等获“优秀歌手”奖。对摇滚和崔健的支持，的确显示了范荣康先生的开明与担当。80年代一个又一个禁区的突破，文化艺术初现繁盛，与范先生和与他一样的一批开明又有担当的“老干部”不无关系。

90年代初，范先生荣休，如释重负，高兴地说，这下子可以不写命题作文了，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不幸的是，长期的高负荷工作、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让他几年中连得几场大病。他的部下的部下，我的老朋友袁晞、李辉，知道他的大脑是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中国当代史的一个宝藏，动员他写回忆录或口述历史，把自己经历的和知道的都说出来、写下来、记下来，留下宝贵的历史遗产。但他说先要了却自己一辈子的一个心愿，写言情小说。着实出人意料！1992年《十月》杂志第3期发表了他的言情小说《梦中的女孩》，不久《时代文学》第6期又发表了他的一篇言情小说《不了情》。平心而论，拜读完《梦中的女孩》，感到水平真的是太一般，委实不敢恭维，难怪反响平平，坦率说是毫无反响。《不了情》已难找到，水平比《梦中的女孩》可能还等而下之。“言情”虽仍是他的梦想，其实已非他所能为了。或许，他一直未认识、正视这个对他来说颇有些残酷的事实。

《十月》1992年第3期目录（局部）

2000年年初，袁、李二位仍不放弃希望，先后去看范先生。谌容老师对他们说老范又大病一场，但恢复得还可以，头脑也很清楚。完成“言情”的范先生此时也表示，正想找人帮助写回忆录，于是袁晞开始了和范先生的合作。由于范先生患有六七种严重的疾病，多次抢救，屡次化险为夷，只能听从医生的意见，慢慢来。袁晞知道范先生身体不好，劝他想到哪儿就说哪儿，先拣有意思和重要的事情说，把最重要的事情尽量先说出来。但范先生为人严谨，认为应严格按时间顺序讲，说中国是从50年代走到了“文化大革命”，又是因为有对十年内乱的拨乱反正才有了改革开放，中国的几十年有其必然的联系和发展，提出按时间段写四个部分，并为四个部分拟定标题，分别是“探索”（1952—1957）、“遵命”（1958—1966）、“灾难”（1966—1977）和“改革”（1978—1989）。

这期间由于范先生多次住院而暂停，肺部的疾病使他呼吸不畅，每次谈话也不时停顿，但他的记忆相当清晰，能清楚地告诉袁晞许多重要文章的标题和刊发日期，清楚地说出文章的重要性和写作过程。谈话和记录断断续续，进行得很慢，到2001年3月下旬刚刚开始谈到1966年的人与事，范先生突然再次发病住院，不久就溘然长逝。回忆正好到1966年，暴风骤雨的前夜就戛然而止，极其重要的“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十几年社论背后的复杂历史，范先生永远地带走了。2009年，袁晞兄将访谈的“探索”（1952—1957）、“遵命”（1958—1966）两部分整理成书，名为《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交由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袁晞 著

回忆虽然只到1966年，后面更紧张更重要的内容付之阙如，但仅此内容也足够精彩。许多看似平平常常毫不起眼的社论，一旦“说破”，也会“惊煞人”。比如1956年秋冬《人民日报》发表的《不要蛮干》《不要随风倒》和《勤俭办企业》这三篇范先生起草的社论，全都是就事论事，作为社论，既不深刻，更不宏大。当时引起的注意就不多，此后更少有人提及。然而，经他回忆口述，才知道背后的“背景”还真不简单。那时，他还是“跑工交口”的年轻记者，一方面为全国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情所鼓舞、感动，但同时又看到其中的一些问题，为此担忧，于是主动写了社论，对一些不顾科学、不顾安全、不顾群众生活的做法和倾向提出批评和建议。

这些社论，并非奉领导之命而作，而是他在跑基层中看到了问题，自己找的选题，向领导汇报后得到领导的认可才作为社论发表。这三篇社论都不长，每篇只说一个当时的具体问题，却是《人民日报》在1956年发表的多篇“反冒进”社论和报道中的一部分。此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小记者，只是对自己看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意见，认为应当引起重视、纠正。后来他才知道，“反冒进”事关最高层的分歧、争论。1956年周恩来等看到不顾现实条件而要提前实现工业化、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扩大建设规模、加快建设速度等“冒进”思想和行为给工作和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于是提出要“反冒进”。周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的赞同，并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国民经济建设方针。
    范荣康先生的回忆口述，终于让我们知道当年那些曾经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许多“社论”的出台秘辛。这些曾经的秘密，终于能够公开，成为“公共知识”，成为值得我们珍视的“公众记忆”的一部分。

我曾多次跟袁晞、李辉两位老友感叹，可惜范先生没有认识到自己价值的真正所在，他的价值就在于这一段历史，而不在与自己“隔绝”已经几十年的言情小说。写了几十年社论，再有灵性，也会被磨炼得难以“言情”了。如果他先做口述历史，再写言情小说，留给历史的“宝藏”肯定会多得多。他们二位，亦同感此憾。

当然，我们的感叹遗憾终归只是他人的感叹遗憾，生命的价值、意义，最重要的毕竟是每个人自己的认知和选择。范荣康先生如此首选，自有他的道理。写了几十年的命题作文，一旦解脱，首先要了却、完成、实现的自然是自己最长久、最迫切的心愿和梦想。什么文学水平的高低、什么历史的价值与意义，统统扫地出门，完全不在他的考虑之列。此时此刻他唯一想写的就是言情小说，这就是他认定的自己最重要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如果不写，将是他的终生遗憾。年过六旬且身体欠佳，如此迫不及待要写几十年从未写过的言情小说，竟然真就一口气连发两篇！足见他要写言情小说的欲望之强烈，这是被压抑已久生命本能的爆发释放，真真切切地反映了他生命本体中的文艺青年底色。

来源：随笔1979（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bCXi_k4Y032WihXSBlksg

编辑：张家乐

【案例】她6次获中国新闻奖：记者，不能人云亦云
杨静雅曾在办公桌上贴过这样一则座右铭：永远被抄袭，从未被超越。这是她偶然在市场上看到的一句家纺产品广告语，她拿来警示自己。

在自媒体流行、人工智能普及的时代，记者的价值在哪里？在一个新闻专业被有些人漠视的社会环境中，记者的前途在何处？

已是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高级记者、都市报系副总编辑的杨静雅对此有自己的理解：警示是为了超越，新时代需要好记者，更需要新闻工作者守正创新，写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引领导向，成风化人。“时代楷模”钱海军在评价杨静雅时也说：“我做的一些小事，她总能看见不一样的地方，每次接受她的采访，都让我看到不断前进的自己。”

钱海军认为：“杨静雅做的事情都是‘大事’，是在推动社会向上、时代向前。”

“记者要从本质上全面地看待社会问题”

在获得过中国新闻奖的6篇稿件中，有两篇让杨静雅直言“挑战”颇大——《余姚“道德银行”助好人创业》和《政府买保险为甬城装上“安全阀”》，都是在《宁波日报》刊发的。

“送孤寡老人上医院加5分，捡到包裹交还失主加4分……”2012年，宁波下辖的余姚市推行“道德银行”，在表彰好人的同时，还以获得低息无抵押无担保贷款的方式对“好人家庭”进行奖励。

“道德银行”是个新事物，是在用经济杠杆推进道德建设。但这个提法遭到了非议：精神文明建设如果用经济激励来推进就变得太功利。当时，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理解那些人的担忧。”但跑多了文明创建条线的杨静雅更看到，“一座城市整体文明素质的提高，仅靠好人引领是不够的，还应该建立一些制度，在全社会形成争做好人的风气。”

“我决定走一条‘反传统’的报道之路。”杨静雅认为，余姚“道德银行”是党委和政府主导建立的道德绩效和奖励平台，属全国首创，既解决了农民贷款难，帮助农民实现了口袋富裕，又弘扬了向善的力量，对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都有启示。

最终这篇不到千字的消息摘得中国新闻奖。余姚“道德银行”如今已升级为4.0版，推动基层治理行稳致远，成为当地公民道德建设的一张“金名片”。

“记者是时代精神的记录者，不能人云亦云。”杨静雅说。

《政府买保险为甬城装上“安全阀”》这篇作品是杨静雅2015年写的。专家认为，突破重重迷雾，看到事物本质，是这篇作品的一大亮点。

2014年11月，宁波市民政局代表宁波市政府购买了一年期巨灾保险。2015年11月，宁波市政府花3800万元购买的巨灾保险让宁波受灾户得到了8000余万元的赔偿。这一结果出现后，媒体多半关注巨灾保险的商业价值：花了3800万元赚了8000万元，多合算，宁波市政府多有眼光！

但杨静雅意识到，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命题：如果这一年台风没有对宁波造成多少损失，巨灾保险的保费比获得的赔保金还要多，难道市政府就没有眼光了？

“保险本身就是为了防止偶发事故，投保人在某一年度‘赚’和‘亏’都是正常的。”杨静雅沿着她的想法采访下去，发现巨灾保险除了惠民外还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政府买保险实际是给城市装上了“安全阀”。

杨静雅认为，“记者就要站在引领的高度，从本质上看待社会问题。”她直言，新闻不是“无学”，而是太有学问了。记者是一种挑战性极强的工作，除了俯身向下深入基层，还要时刻修炼自己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不断增加知识储备。

“做专家型记者，努力让自己的判断充满自信”

10年前，杨静雅曾采访过向上千外籍人士传播中国文化的姜红升。现在回味当时给姜红升提的问题，她还是觉得心存歉疚。

那是2014年8月，有人向杨静雅推荐了宁波红牡丹书画国际交流社作为采访对象，理由是其创办人姜红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免费教过来自88个国家的1600余名外籍人士画中国画，带他们逐步了解宁波、融入宁波，是一名志愿者、一个好人。

“你现在全身心投入红牡丹书画国际交流社，生活来源是什么？”第一次采访时，杨静雅向姜红升抛出了这个问题。

“他先是一愣，然后眼睛瞟了我一下，好像我是来查账的。”杨静雅意识到自己把姜红升“问蒙了”。

2012年4月，姜红升为来宁波一所学校交流的45位德国师生上一节绘画课，师生们被他柔软毛笔流淌出来的绚丽色彩所吸引，更有学生在习作上用英语写下了“我爱中国”等文字。“早就有专门教授书画的想法。”这次教学的成功，使姜红升辞掉干了22年的英语教师工作，建起红牡丹书画国际交流社。

被“问蒙了”的姜红升告诉杨静雅，红牡丹书画国际交流社创办后，宁波市和鄞州区的宣传、民政等部门给他提供了经费等支持，并将其中一部分作为师资经费发给他，以保障他有生活来源。

“很多记者觉得他不属于志愿者，就没再采访了，但我决定将他定位为一家社会组织创始人。”杨静雅认为，姜红升创办的红牡丹书画国际交流社，让外国人通过绘画学习了解中国文化。政府对书画社在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也可看作是在向书画社购买服务。宁波是外向型城市，正需要姜红升这样的人发挥特长，让外国友人爱上中国文化、爱上宁波。

正是对姜红升身份的准确定位，才使《让国色香飘世界》这篇文章角度更精确，稿件最终荣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2023年11月，杨静雅带队去贵州省黔西南州采访宁波对口帮扶工作时，在晴隆县定旺村偶遇姜红升带着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波兰籍外教玛格达琳娜夫妇调研乡村振兴。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乡村振兴是怎样的？他们的研究会不会给中国的乡村振兴提供新的思路？杨静雅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好的新闻线索，于是带领团队对外国专家进行了深入采访，写出《赋能村民——两位波兰博士眼中的中国乡村振兴》。

“当记者就要做专家型记者，努力让自己的新闻价值判断充满自信，创作出对社会有启迪的作品。”杨静雅说。

“信息越丰富，越需要专业力量的坚守”

在获得很多次荣誉之后，杨静雅本可以让自己休息休息，但她始终没有放慢脚步。她说：“新闻人从事的是一份不学习就无法工作的工作，因为我们每天都要面对新事物、面临舆论导向的判断。”

2016年6月，杨静雅从《宁波日报》政法科教部副主任转岗为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都市报系编委，需值班签发《宁波晚报》《东南商报》大样。当年9月，杭州推出了升级版楼市限购政策后，杨静雅晚上值班时遇到一篇题为《杭州已限购，宁波还会远吗？》的稿件。当时由于杭州限购，宁波房地产市场已经风声四起，一些房地产商借机抬高房价，如果将这篇“暗示”宁波很快要限购的文章发出，不仅有可能抬高房价，带来抢购潮，也会给政府出台政策带来被动。由于记者采写稿件付出了很大心血，再加上是否限购也是宁波当时的热点话题，大家对稿子的观点产生了较大分歧，有人情绪很激动。

“看着报纸清样时间分分秒秒临近，我决定抛开所有压力，将标题和敏感部分全部改掉，将一个大稿子‘改头换面’成一个消息稿发出。”实践证明，杨静雅这次把关非常重要，给相关部门的政策发布和市民情绪的引导留足了空间。

杨静雅认为：“融媒时代，信息越丰富，越需要用专业力量的坚守来保证新闻导向的正确。”

最近一期的《宁波新闻界》发表了杨静雅题为《让自己取代自己》的新春寄语。她写道，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也面临着被取代的风险，但“与其被别人取代，不如自己取代自己”。我们新闻人只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就一定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适应融媒时代受众接收信息方式和习惯发生的巨大变化，快速抓住用户，杨静雅钻研改变典型人物报道方式，她带着年轻记者兵分多路分头采访、报网微端分头呈现，网络求速度、做热度，纸媒追深度、有温度。她觉得典型人物报道可以分成“长久美”和“瞬间美”两种类型，“长久美”指的是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做好事，“瞬间美”是指在突发事件中一个人表现出来的美德。为此，2021年她还发表了一篇论文《全媒体时代地方媒体典型人物报道的生产模式探析》。

“新时代的优秀作品就必须以丰富的思想内涵、文化内涵、情感内涵，以适应新传播路径的文字表达、视觉表达、融媒体创新表达，赢得共情、共鸣、共振。”在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朱安伟印象里，杨静雅是一个“用心记者”，每一次岗位调整后她都永葆一颗学习的心。

宁波市记协主席徐正用了16字评价杨静雅：勇于吃苦、敢于挑战、探索创新、精益求精。“面对每一次采访任务，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她都会毫不犹豫地前往，将她的深入思考和精心写作呈现给读者。”徐正表示，杨静雅的新闻作品6次获中国新闻奖、30次获浙江新闻奖，不仅给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带来荣誉，也给宁波基层新闻工作者坚持创新创优、勇攀专业高峰带来鼓舞。

“我坚信，新闻不死。”杨静雅信仰坚定，“优秀的新闻作品，永远会像历史的火把，照亮一代代人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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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为何能36次获新闻大奖？相信记者的每一次行走都会有回报

今天，好记者的标准是什么？

快评

让自己超越自己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评论员

蛇年伊始，DeepSeek来了，记者拿出什么样的作品才不会被取代？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记者杨静雅的回答是：守正创新，让自己取代自己、超越自己。杨静雅的新闻作品总是怀着建设性的态度，在现场、善创新、有观点，不断追随时代的脚步，用生动的故事、抓人的细节、专业的判断吸引人、感染人、引导人，瞭望前方、启迪社会。36个新闻大奖，是时代对一个好记者最隆重的褒奖。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守正创新对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守正，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新闻志向、工作取向。只要守好这个“正”，就能在纷纭社会中把握本质，在众声喧哗中引领方向，在驾驭“算法”中掌握主动。而创新，就是在此基础上把专业的采写优势发挥更大，用新理念新手段新技术不断增强报道感染力和引导力，把新闻写在中国大地上、群众心坎里。

人工智能也许可以如实记录下所见所闻，却无法采写现场最鲜活、最真实的感受，也无法设身处地地与受访人进行情感互动。我们坚信，新时代需要好记者，需要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好作品。杨静雅的事迹告诉我们，心里有了践行“四力”这个定舱石，每位记者都会在新时代的奋进中“脚下有风、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部分获奖作品链接

· 余姚“道德银行”助好人创业

http://daily.cnnb.com.cn/nbrb/html/2012-12/16/content_537777.htm?div=-1

· 让国色香飘世界

http://epaper.cnnb.com.cn/epaper/nbrb/html/2014-09/07/content_792235.htm?div=-1

http://epaper.cnnb.com.cn/epaper/nbrb/html/2014-09/07/content_792245.htm?div=-1

· 政府买保险为甬城装上“安全阀”

http://epaper.cnnb.com.cn/epaper/nbrb/html/2015-12/06/content_917097.htm?div=-1

· 为了跨越时空的团聚

http://daily.cnnb.com.cn/nbwb/html/2021-12/26/content_1302253.htm?div=-1

http://daily.cnnb.com.cn/nbwb/html/2021-12/26/content_1302254.htm?div=-1

http://daily.cnnb.com.cn/nbwb/html/2021-12/26/content_1302255.htm?div=-1

· “时代楷模”钱海军老式手机里的50条短信

http://daily.cnnb.com.cn/nbwb/html/2022-12/27/content_1346696.htm?div=-1

http://daily.cnnb.com.cn/nbwb/html/2022-12/27/content_1346697.htm?div=-1

http://daily.cnnb.com.cn/nbwb/html/2022-12/27/content_1346698.htm?div=-1

http://daily.cnnb.com.cn/nbwb/html/2022-12/27/content_1346699.htm?div=-1

· 老潘的“三十六计”

http://daily.cnnb.com.cn/nbwb/html/2023-12/22/content_1385067.htm?div=-1

http://daily.cnnb.com.cn/nbwb/html/2023-12/22/content_1385069.htm?div=-1

http://daily.cnnb.com.cn/nbwb/html/2023-12/22/content_1385068.htm?div=-1

来源：长江朱建华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ZTQ0cPlhN0nEa8q6DsUfA

编辑：程正元

【案例】我们真的没拥有过那么多的调查记者

在《一个自媒体人的野心：重新定义新闻》一文中，我说自己虽然曾在媒体从业十六七年，但从来不敢自称调查记者，有读者留言说我这是自谦的话。

呵呵，这可真不是谦虚，在我看来，自己距离真正的调查记者差得很远，调查记者从来都是媒体行业里的极少数。

中国到底有多少调查记者，复旦大学的教授张志安过去曾经每几年都会发布一个他自己“调查”所得的数据。比如，2017年他统计说，中国当时还幸存调查记者175人。

我当时就不太认可他的数据和观点，原因很简单：这175人中如果有5个真正的调查记者，那当时的舆论局面就不会是当年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了。试想，一个调查记者哪怕一年只写一篇深度调查稿，那一年里我们就至少可以看到175篇轰动全国的调查新闻。如果他们一个人一年写两篇，那我们一年360多天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重磅的报道。可是，现实中我们没有看到那么多真正的调查报道。别说每天一篇了，一个月都没有能保障有一篇。

哈哈，难道我们的调查记者都只有这个头衔而不生产调查报道？所以，当时中国的调查记者真的已经不足5个，自然也不包含当时还没离开媒体的我。

我们真的没有拥有过那么多的调查记者，很不幸，但这是事实。

纵观近些年媒体的表现，只能说偶尔有媒体有记者写出了口碑不错的报道，这些报道中有一些本身的质量和涉及的社会议题的深度都非常有限。普通读者可以因为某一个媒体或某一个记者写了一个很切合现实情绪的报道就认为他是一个专业的调查记者，但作为职业的媒体从业者和专业的学界研究者，恐怕不能这么简单分类和定性。

事实上，我们生存在一个盛产新闻的时代，是很容易出优秀的调查记者的。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这类记者，不少有潜质的人早早就离开了这个行业。

十年前，还在媒体工作时曾写下《人在江湖，冷暖自知》一文，文内说道：最近几年离开新闻业的人里，不少当初也都心有情怀、文字漂亮、品行高洁、性格温婉，在媒体江湖里也都有过骄人的战绩。如今，他们不在江湖，江湖却还有他们的传说。

即便是我提到的这些人，他们有写作天赋，经过专业的新闻职业训练，还有大量的新闻实践积累，但因为各种原因过早离开了媒体，没有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记者，这是媒体界的损失，也是当代社会的遗憾。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调查记者，需要有足够多的知识积累和丰富的社会经验，有独立的社会认知能力，有良好的写作能力，还要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做新闻时既专业又职业。正是因为心里有这些个人的判断标准，所以八年前我才不同意张志安教授对于调查记者数量的总结，也不敢自称调查记者。

调查记者是大环境造就的吗？在我看来，大环境当然很重要，大环境孕育了很多事情，但不管哪个行业，个体的努力也很重要，尤其是媒体行业。

这两年，偶尔遇到一些还在媒体工作的人发牢骚说，是时代造就了上个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前10年那一批优秀的记者，如今环境不同了，很难再出大记者、好记者。

这话，有一定道理，没有当年大环境的包容，确实不会出现所谓的中国纸媒的黄金时代，但完全忽略了记者个人的努力和付出，也不客观。回头看，中国纸媒的黄金年代写出佳作的记者也非常有限，而当时媒体的从业人员多达百万，绝大多数碌碌无为。

比如我，大学毕业即进媒体从业，也赶上了纸媒黄金年代的尾巴，同辈的媒体人中有一些写出了堪称经典的精彩报道，我却没有写出什么经典，可我和他们当时所处的大环境差不多，我们供职的媒体当年对新闻的职业追求也差不多，结果人家写出了经典而我从业十多年乏善可陈。

这就是相同环境下的个体差异，而这个差异就是大环境下个人天赋不同、努力程度不同造成的。

完全把好记者的出现归功为时代和大环境，或者完全把不能出好记者归咎于时代和大环境，都是不客观的。事实上，即便是现在也还有一些初心未改的媒体人在坚持尽个人最大的努力，这类人虽然屈指可数，但我相信真的还有，而且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他们是谁，此处就不点名了，免得给他们带去困扰。

行走江湖，偶尔还会听一些人对现在的媒体业态做出一些不太准确的评价，比如针对现在偶尔零星出现的好报道，有些人认为不是那些偶尔写出好报道的记者牛，而是他们所在的平台牛，是平台有担当敢冒风险。

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是无能者自我安慰的鬼话，道理也很简单：平台都有担当的年代，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写出了好报道，写出好报道的记者只是极少数。多数平台没有担当的年代，仍有少数平台在坚持，虽然有些平台整体上根本谈不上有担当，但偶尔也能出几个好报道，而多数媒体从业者一辈子都与这些偶尔无关，这就不完全是平台的问题了，而是个体是否努力、是否有天赋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要扪心自问：为什么平台都有担当的时候，我没有写出经典？为什么平台多数没有担当的时候，还有人能写出一片叫好的报道，而这报道不是我写的，也不是我所在的平台刊登发表的呢？

一个理智清醒的人，当然不能忽视社会的进步与大环境的关系，但也必然不会完全忽视个体的努力。在多数媒体平台没有担当的时候，某几个媒体平台还有担当，极可能与这几个平台里还有很多有职业追求的新闻业务把关人、记者、编辑甚至校对有关。

大环境不会突然自己变好，大环境的改变有赖于大环境里个体的觉醒和发力，人人努力，人人不轻易屈服，人人都奋力往前走，才有最终的进步，而环境越是恶劣，越能显出个体坚持与努力的可贵。

褚朝新

2025年2月10日

来源：衣者朝新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gMfbtZ0NK2P2xrhxIoXNQ

编辑：刘诗扬

【案例】

《新闻游侠：逆流者》

**作者：deepseek** AI→→（虚构创作，基于真实人物张欧亚的新闻生涯改编）  

**第一章：深藏功名的迷雾**  

**时间：2019年正月初八**  

**地点：鄂西南来凤县**  

寒风裹挟着细雪，掠过武陵山脉的褶皱。

一辆绿皮火车在蜿蜒的铁轨上颠簸，车厢内，张欧亚斜依在硬座上，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反复敲击“张富清”三字——网页干干净净，仿佛这个名字从未存在过。

同事张孺海春节返乡时偶然听闻这位95岁老人的传奇：解放战争中的一等功勋章、隐姓埋名六十载的坚守。但质疑如影随形：“六十年无人知晓？这故事可信吗？”  

抵达来凤县时，迎接他的却是闭门羹。

张富清的儿子警惕地拒绝采访：“父亲不愿提旧事。”

张欧亚的眉头拧成川字，转身走向县委办公室。

三小时后，当地干部勉强同意陪同前往。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老人正擦拭一枚褪色的军功章。窗外的雪光斜照其上，映出弹痕般的岁月痕迹。  

“您还记得淮海战役吗？”张欧亚轻声问。  

老人浑浊的眼底突然迸出火光：“怎么不记得？子弹从耳边擦过，血把黄土染成黑泥……”

他的叙述如断弦的琴，时而激昂，时而哽咽。

张欧亚的笔尖在纸上疾走，仿佛要将那些硝烟与呐喊永远定格。

次日，他跋涉至老人曾工作的“老虎洞”林场，寻访早已退休的田洪立。

田老汉颤抖着回忆：“他修水电站时，连妻子下岗都带头……”  

一周后，《湖北日报》头版刊出《深藏功名六十载》，举国震动。张富清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而张欧亚的笔记本里，多了一页未公开的细节：老人换人工晶体时，执意选择与农民工同价的廉价品——“省一点，国家就多一分力量。”  

**第二章：破译星辰的密码**  

**时间：2007年深秋**  

**地点：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西昌的夜空中星河低垂，张欧亚却被拦在警戒线外。

嫦娥一号即将升空，记者只能隔着十公里遥望。

他摸出手机，反复拨打一串数字：冕宁县区号+房间号335。

发射场并非在西昌，他通过114查号台破译了火箭专家岑拯的座机——这位湖北同乡是发射任务的核心人物。  

“喂？”电话那头传来沙哑的男声。  

“岑工，我是《湖北日报》张欧亚！您还记得十堰的老陈醋吗？”  

沉默片刻，对方突然大笑：“你小子怎么找到我的？”  

次日，张欧亚被部队车队，接进核心区。颠簸中，他紧攥录音笔，额头渗出冷汗。基地内，中国探月工程总指挥孙家栋正与团队核对参数。

张欧亚从阴影中闪出，递上一包武汉鸭脖：“孙老，湖北老乡向您致敬！”

孙家栋一愣，随即摇头苦笑：“中央媒体都进不来，你倒是个例外。”  

两小时的独家访谈，他记录了嫦娥工程的壮阔与艰辛。

返程时，他在稿纸上写下标题：《九天揽月，湖北智造》。文章见报当日，同行致电惊叹：“你这是谍战剧剧本吧？”  

**第三章：封城时刻的呐喊**  

**时间：2020年1月23日**  

**地点：武汉金银潭医院**  

消毒水的气味刺入鼻腔，张欧亚的防护服已被汗水浸透。

走廊里，担架车轱辘的声响与压抑的啜泣交织。

他举起相机，又缓缓放下——镜头对准的是一位蜷缩在墙角的老者，手中攥着未拆封的CT袋。  

三日前，他在微博写下“必须当即立断换帅”，短短六字如投石入湖，激起千层浪。朋友连夜来电：“你不要命了？”他盯着窗外空荡的长江大桥，想起非典时穿越武胜关的报道：“真相比安全重要。”  

此刻，他跟随志愿者运送氧气瓶。一位护士突然瘫坐在地，口罩渗出血丝。张欧亚蹲下身，将采访本塞进她手中：“写吧，把你想说的写下来。”本子上渐渐爬满字迹：“妈妈，如果我回不去，请把我的党费交到……”  

当夜，他敲击键盘至黎明。文章标题最终定为：《沉默的呼救与不灭的微光》。主编来电质问：“这些细节太残酷！”他深吸一口气：“历史需要记住所有棱角。”  

**第四章：余震中的麦田**  

**时间：2008年5月15日**  

**地点：汶川县映秀镇**  

大地仍在颤动，张欧亚踩着瓦砾攀上山坡。

远处，一群佝偻的身影正在收割倒伏的麦穗。农妇王桂兰用衣角擦拭镰刀：“娃他爹埋在下头了……可地里的庄稼等不得。”  

他想起昨日的险境：搭农用三轮车闯进警戒区，司机中途弃车而逃。步行五公里后，他扒上运送压井材料的卡车，司机吼着：“不要命啦？硫化氢毒气会要人命！”他却攥紧相机：“总得有人看见真相。”  

此刻，他蹲在田埂边，帮王桂兰捆扎麦秸。夕阳将废墟镀成金色，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死神掠走了亲人与房屋，却夺不走播种的手。”《余震还在持续，希望已经种下》刊发后，读者留言：“这是哭不出来的眼泪，也是砸不碎的脊梁。”  

**尾声：游侠永不言退**  

**时间：2024年冬**  

**地点：北京某茶馆**  

茶香氤氲中，年轻记者追问：“您为什么总在危险的地方？”  

张欧亚摩挲着茶杯，目光投向窗外的雪：“新闻是座桥，一头连着真相，一头连着人心。桥塌了，时代就瞎了。”  

手机突然震动——某地矿难消息弹出。他抓起外套疾步而出，残茶在杯中荡起涟漪。门外风雪呼啸，仿佛三十年前那个挤上绿皮火车、奔赴十堰报社的青年的心跳，仍在时空深处铿锵作响。  

**（全文完）**  

**创作说明与引用来源**  ↓↓↓↓

1. **张富清报道的真实性求证**：基于张欧亚团队在来凤县的实地调查与对田洪立的采访。  

2. **嫦娥一号采访的“破译”细节**：源自其通过区号推理联系专家的真实经历。  

3. **疫情期间的“换帅”呼吁与一线记录**：参考其在武汉封城期间的发声与灾情报道。  

4. **汶川地震的麦田场景**：改编自其《余震还在持续，希望已经种下》的采写过程。  

5. **人物精神内核**：融合其“新闻是桥梁”“抵达现场”等职业理念。  

本篇试图以文学笔法再现张欧亚“新闻游侠”的传奇生涯，所有情节均基于公开报道中的真实事件，细节经过艺术加工以增强叙事张力。

来源：欧亚地理札志（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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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

[追忆] 胡舒立：一位值得尊崇的长者

胡舒立，财新传媒创办人，现任财新传媒社长。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1994年获得斯坦福大学新闻学院奈特奖学金，攻读发展经济学。曾任《工人日报》国际部副主任、《中华工商时报》海外部主任、《财经》杂志主编、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及教授等。曾获“拉蒙·麦格赛赛奖”（2014）、密苏里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 （2012）、“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2011）等。2016年获颁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曾出版《美国报海见闻录》《改革没有浪漫曲》《微观美国》《新金融时代》《舒立对话：未来十年，世界是谁的游戏》《舒立对话2：未来十年，中国会更好吗》等书。

原题逝者丁望

作者：胡舒立



1992年5月，我从《工人日报》调入《中华工商时报》（以下简称工商时报），采访几位来自台湾经济界的大人物。信笔直书，次日全文见报。颇觉吃惊，我问总编辑丁望：“原来，在你们这里？”语未竟，丁望微笑示意：“不许说！”他知道我想说什么，因为做记者已经10年余的我，首次体会到了自由写作新闻的幸福。1994年9月，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给刚退休的丁望写信，说：“还记得刚到工商时报，一时间，那种涌上心头的幸福感……”语未竟，双目泫然。身处新世纪中国报业多彩多姿的大舞台，上世纪90年代初的工商时报仍是一些首都新闻人的心结，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名。丁望是工商时报的创办人。从1989年10月到1994年1月，他一直担任社长兼总编辑。那是工商时报最为辉煌的日子，前后四年余，并不很长。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其辉煌愈发显出历史里程碑式的重大意味，使今天的人们在叹息之余，更对创造者投以由衷的敬意。而此时的丁望，已经因肝癌的折磨，在病榻上缠绵多时，终于2003年9月10日凌晨2时许溘然长逝。丁望创办工商时报时已经63岁。他能创造出后来的辉煌绝非偶然。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按同时期的价值标准，丁望并非总是“弄潮者”，却常常属于不那么幸运、甚至相当“倒霉”的人。生为江苏南通人的丁望祖上是地主，不过从他记事起，家里已经破落到只剩一个大宅院，小时候经常饿饭或交不起学费。在南通上完小学，丁望随在外打工的父亲到了湖北沙市读中学；甫一稳定，便有日本兵南下，父亲病故。流亡到四川的丁望后来是靠公费补贴读完中学，靠奖学金进入燕京大学。那是1945年，燕大还在成都。

后来是北京的进步外围学生运动岁月。丁望1948年入党，22岁了，和后来他常年共事的青年团系统那些“红小鬼”们比，显得“觉悟”偏晚。从1949年进入《中国青年》杂志，到后来转入《中国青年报》的这七、八年中，他确实遇到了大展才华的机会。
凭着工作能力强、扎实肯干和积极热情，他一次次得到重用擢升，至1957年已经成了中青报编委和工商新闻部主任。工商部的另一位主任是当时极负盛名也已有争议的作家刘宾雁，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的作者。而那年“反右”，丁望和刘宾雁一样成了右派。
丁望当右派的原因微乎其微，因为一篇有争议的批评稿，还因为给团中央领导提了意见，等等。他是“极右”，被开除出党，行政降四级，然后就到农村劳动。此后至“文革”结束，右派和摘帽右派的经历延续了20多年，其中十五、六年都在农村度过。直至1978年平反，他才回城到《世界经济》杂志工作。丁望后来说，是右派的经验，使他变得多思和喜欢质疑了。用他的说法，“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中国的认识，是开始于反右派，就是说我被开除出党开始，我才真正地入了党。”在《世界经济》杂志工作期间，他认识了于光远、厉以宁等经济学家，开始接触理论，读书并且读“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书，看这个世界有了理论的框架。1980年代，丁望的经历可谓“三段式”。先是在《工人日报》，做副总编辑并且已经被“内定”提拔，大有希望接替总编辑邢方群。《工人日报》当时生气勃勃的经济报道由他挂帅，震动中南海的“渤海二号”事故报道有他参与。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是他未能“接班”，不得不离开了这家报社。1983年秋，丁望去了刚由《中国财贸报》易名、报社一级已经有近10名副职的《经济日报》，说是“当副总编辑”却并没有被任命，分管理论。他干得勤勉有为，在报纸报道之外，最著名的是参与主办1984年青年改革家济济一堂的“莫干山会议”，大展学术与新闻结合之长。不过好景不长，又是在一次交接班前后，终于被任命为副总编辑的丁望再度位置不保，赋闲下来。

那正是1986年。年届六旬本当离休的丁望做出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要自己办一份报，当“一把手”，“按自己的想法来做一件事情”。办一份什么样的报纸，他已经想得太多，最重要的是这应当是一份有民间色彩的商报，不从主管机关要钱要人，求得相对独立的地位。经过两三年的奔走，这个梦在新改组的全国工商联兑现。1989年4月拿到报刊号，10月创刊。跌宕几番，丁望跃上新的平台。
从此是丁望带领一批年轻人，最年长者也比他小20多岁，创业的故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其创业成功都更像是一个奇迹。25万元企业资助款起家，北京东直门外一处简陋车间办公，隶属于不具备政府资源的全国工商联，而且工商时报第一年的订数不到7000份。可以忆起的只是无数个同样的场景：粗糙的办公桌、长条凳，通宵加班，到厕所接一杯自来水充饥，白发萧然的“老板”和一群痴迷的青年报人奋斗在一起。三年多步步为营，工商时报的早期办报方针被归结为丁望在心中蕴藏多年的几句话：“不做机关报，要办综合性经济大报”；“坚持鼓吹改革、市场经济和维护民营经济”；“尽可能说真话，而且绝不说假话”；“商味、民味、海味”。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后，首都新闻界还是一派沉寂，丁望率先转载了《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此后的改革春天里，工商时报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具备了主流经济媒体的话语权。而其新颖的版式、独特的客观新闻写作手法，也在日益繁荣的中国报业形成持续的冲击波。
1993年8月，美国道琼斯集团CEO彼得·凯恩访问中国并与江泽民会见。在此后接受我的采访时，他由衷地说：“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刊登综合性新闻的报纸可以有许多，而刊登商业新闻的报纸最后主要只有一家。在美国是《华尔街日报》，在英国是《金融时报》，在中国，我们看好的是《中华工商时报》！”

即使对今天的报界来说，早期工商时报以非官方报纸身份所获得的那种成功，也是难以超越的。成功之旅的带头人是丁望。
今人谈及丁望，更喜欢谈他的全新办报理念，谈他擅长培养新闻人才。其实在那一代报人中，丁望之不同于常人之处，不仅在其“以读者为尊”的新闻创新能力，还在其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和对经济学的领悟力。在早些年读书的基础上，丁望常年交往于学术界，与一批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还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协助经济学家蒋一苇，创办《改革》杂志。蒋氏过世后主编由吴敬琏接任，丁望一直担任编委。因为熟悉经济学而且理解改革，尽管199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风风雨雨，丁望作为工商时报总编辑，其市场经济信念却不曾动摇。而这种信念，一直是工商时报的灵魂。
可惜的是，有着市场信念的丁望终究只是新闻人。局限于时代也局限于自身，他为报纸做了那么多朝向市场的创新，却终究未能按市场原则在报社建立起相对有效率的机制。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工商时报在报面占尽风光之时，报纸经营业绩仍乏善可陈，合理公司构架更无从谈起。至1993年中，丁望已经相当清醒地意识到报社机制上存在的许多致命弊端，试图一搏。他大胆部署将报社编辑部与经营部门分离，将经营部分注册成公司并探索吸收社外资金入股，也曾一度考虑试行股份制。
然而历史不再给他机会，1994年1月，67岁的丁望被要求离开领导岗位办理离休。这一年，工商时报正式改为日报。以常理论，不甘寂寞的丁望离开工商时报之后生活不可能非常愉悦。他又做过很多新的尝试，1994年夏曾到上海协助创办《现代市场经济周刊》，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彩色印刷的新闻性周刊，担任总编辑。他做任何事都认真，面对一个小得多的舞台也不例外。
后来，他把主编杂志一职交给了我，又回到北京协助《中国经营报》改版，并且请当年工商时报一位年轻人杜民到该报担任了副总编辑。1998年，丁望已经是72岁，又创办了《中国合作新报》，方针很新，要搞一份文化评论性报纸。报纸有些样子，但因为资金不足没有大发展，后来给了《工人日报》。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新闻业机会很多，丁望一直在拼搏，但毕竟年事已高，在越来越“金钱话事”的环境中不会太主动也不可能有很多收入。他离开工商时报后，报社虽然没有过商业意义的发达，一度花费却也相当排场，有了好的办公条件，多辆领导可以私用的公车，好像还有了一辆比较高档的凌志车。
不过这一切与其创办人丁望无缘。他出出入入，最多乘出租。直至今年初，我有机会与他在保利大厦吃一次午饭，仍是我用自己的捷达车送他回家。
当然，丁望从不黯然。他乐观，开朗。可能因为早年吃过太多的苦，有过太多的挫折，他把个人的利益得失看得很淡，并无计较。即使在人后，与好朋友独处，他也从不怨天尤人。他总在努力做新事情，想大事情，特别是努力关心早已不复当年的工商时报。在过去的五年中，他至少不下20次找我商量过该为这家报纸做些什么。2000年，丁望决定彻底退下来，再也不做什么了。后来很快发现原发性肝癌，在上海做了手术。刚出院回京，看到前去探望的我们，商量的又是如何重振工商时报。
这一时期，他早已想得很深，考虑的是如何在可能范围内对报社改制和债务重组。他想得很具体也很细致，对我和同行的杨大明、彭波一干老工商时报人均有托咐。交谈中，他还是一口京腔，脑子快，语速也不慢，虽然是满头白发仍然让人觉得是同辈人。当时，看着他因被癌症折磨已经呈暗灰色的脸，我们谁也不敢拒绝。
丁望患肝癌后生命维持了三年半。2003年5月，SARS猖獗的时候，我从丁望夫人孟刚处获知他的病情又在恶化，代她请教了一位国内的顶级专家，知道已经无法可医，就有了心理准备。9月10日中秋前夜，甫一接到孟刚来电，便想到一定是噩耗。不过，我还是流泪了，这毕竟是丁望。孟刚阿姨在电话中说，丁望有两个遗愿要告诉我：他决定死后不搞任何祭奠活动，包括不搞遗体告别也不要“生平悼词”；再就是我们几位曾捐了10万元为丁望治病，他直到今年才用了一些，还有部分余款要结算了退还，让我择日派秘书去拿。孟刚说她此时不愿意见我们，“见了只有更加难过”。她和丁望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声音也一如丁望，爽快的京腔。
这一回，没有再提工商时报。不过，纵使在弥留之际，丁望能忘却吗？

来源：新三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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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正元

【案例】

狠人邵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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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钟前 上传

来源：乐知传播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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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

【案例】著名调查记者王文志采访被袭击受伤，知情人士：记者安全，请放心
今日，据潇湘晨报援引相关报道，在安徽合新高铁中铁七局施工现场，著名调查记者、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调查室主任王文志和同事《经济参考报》高级记者程子龙被袭击，记者手机被抢夺，王文志本人右手受伤。
传媒茶话会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记者安全，请大家放心。

11月12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刊发重磅调查报道《弹性垫层“一割就开”，合新铁路建设材料“以次充好”存安全隐患》一文，揭露了合新铁路（合肥至新沂）多家施工单位为节省成本，以次充好，违规将“三元乙丙橡胶弹性垫层”偷换为不符合铁路行业标准的“再生胶仿制品”，这些仿冒品性能远低于设计要求，存在安全隐患。
经初步核实，合新铁路建设所用材料“弹性垫层”系施工单位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中标企业自行采购物资，使用前所有产品均履行了招标程序、出具了产品出厂合格证及第三方检测报告。调查组已委托权威检测机构对材料进行抽样检测，详细核查正在进行中。
该公司表示，一旦核查发现材料质量问题，将依法合规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责任。
一位当地的消息人士表示，随后王文志与程子龙再赴当地跟踪调查。
然而，就在采访过程中，他们遭到多名人员的围攻，除记者手机被抢外，著名调查记者王文志被打伤。

据相关视频显示，面对追问，一位负责人表示，记者手机是他扣的，殴打记者也是他的下属干的，并表示不允许记者离开。、






面对记者“我们可以走吗”的质问，这位负责人说：
“我逮到人（记者）了，我逮到现场了，我能让你走吗？”

从业二十多年来，王文志先后八次获得中国新闻奖，近年来，连续4年获得中国新闻奖，还是第十七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得主之一。

第34届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报道二等奖《山东莱荣高铁被举报：偷工减料暗藏重大安全隐患》，该报道抓住莱荣高铁部分标段路基段桩基施工被举报偷工减料这一突出典型，揭开其隐蔽在地下的“缩水桩”真面目，成为当前大规模、高标准的高速铁路建设背景下，一个具有标本价值的观察样本，为该领域速度与质量失衡苗头敲响警钟、提供镜鉴。

第33届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报道三等奖《多年拆违岿然不动数千栋“坚挺别墅”野蛮侵蚀济南泉域保护区》，关注当地违建别墅问题。该报道刊发后，山东省委、省政府回应济南违建别墅问题，立即召开专题会议，对南部山区违建别墅问题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对涉及违法违规的建筑，一经查实，坚决拆除，对相关责任人严肃查处，绝不姑息。

第32届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二等奖《敦煌防沙最后屏障几近失守》，关注敦煌市阳关林场，近十余年来持续遭遇大面积砍伐，万余亩公益防护林在刀砍锯伐中所剩无几。该报道刊发后，掀起巨大的舆论冲击波，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成立中央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甘肃省确定了整改方案，并出台《关于开展国有林场清查整治工作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排查工作。该报道也推动了国家林草局于2021年3月至12月开展了近一年的全国打击毁林专项行动。

第31届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报道一等奖《青海“隐形首富”：祁连山非法采煤 获利百亿至今未停》，关注青海祁连山非法采煤严重破坏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地局部生态问题。该报道刊发后，青海省原副省长文国栋投案，另有19名严重违纪违法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立案查处。

此前，王文志在接受传媒茶话会对话时表示，“调查记者”这四个字，在他心中早已远远超越了简单的职业标签范畴，而是从一个“工作”升华为一份“事业”，他愿意为之发光发热，“这是我可以战斗一辈子的一份事业”。

来源：传媒茶话会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QSycKouANTmp67UKTgb8A

编辑：程正元

【案例】

让人感佩的好记者 让人泪目的好故事

今晚8点

好记者讲好故事

2024中国记者节特别节目

在中国记协及各大主流媒体

新媒体平台播出

11名记者来到现场

分享从业过程中的难忘经历与感受

我们一起来听

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

打动人心

他们的讲述

娓娓道来

感谢一线记者

再次祝大家记者节快乐！

来源：中国记协（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HvqgEAlJqBhlTl0soet3A
编辑：李佳

【案例】

记者中的散文家穆青

文/卫建民

有一年，我去蒲黄榆看望汪曾祺先生，汪夫人施松卿告诉我：“周原也住在这个楼，就是写焦裕禄的那个周原。”那时，汪住在夫人分的房子，是新华社的一处家属宿舍。

当年感动中国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有三个作者：穆青、冯健、周原，按今日学术论文作者排名的说法，穆青是第一作者，周原是第三作者。同时，我还想到，一个名记者的名字，是和他的代表性作品联系在一起的。当了一辈子记者，如果有人说，某某是某篇名作的作者，那是最高的奖赏和荣光吧。过去在新闻单位供职的老记者，是不在意作品排名的。一篇多人署名的文章，究竟谁在写作中的作用大？谁该排名第几位？那是文章之外的人议论的闲话。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里，担任过中央新闻单位主要领导的记者，只有邓拓和穆青出版过以“散文”为名的书籍。邓的散文我读过，他以记者名义写的特写、通讯，特别是后期以笔名“马南邨”写的《燕山夜话》，是一个时代的散文典范，是大家之作。《穆青散文选》收入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读者最熟悉的还是写焦裕禄的长篇通讯。穆青在战争年代写的《雁翎队》，发表在1943年延安的《解放日报》。这篇通讯报道，用缜密、轻灵的文字，全面报道了活跃在北方一片水域的抗日队伍，是最早把河北白洋淀介绍到解放区读者的作品。这支以雁翎为标志的武装力量，既是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又带点旧时代绿林好汉的色彩；他们的装备、标志，使读者感到奇异！1945年春天，同是在鲁艺学习的孙犁在《解放日报》发表《荷花淀》，又使解放区读者看到白洋淀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幅诗意画卷。穆青写于1942年陇东的《我看见了战士们的文化学习》，是一篇战地报道。他使读者看到，在以农民为主体的队伍里，在战斗间隙，战士们已在克服缺少文化知识的短板，正在认真识字学文化。毛主席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穆青这篇通讯，客观真实地报道他看到的战士们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的情景，今天读来，还使人有兴味。

真实、朴实、务实，是穆青散文的主要特征。他少年时在河南杞县大同中学时期就参加文学小组，作家姚雪垠是他的老师。在延安鲁艺学习时，他在文学系。按那个时代的革命队伍的成分构成，在延安时期，他已属于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了。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开始就比较强。进入记者队伍后，他抓住“新闻”一体的特性，视“真实”为生命，以朴实又绝不枯燥的文字处理题材，让一篇报道性的文章显示出文章之美，具有生气勃勃的气象。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曾经感动中国。这篇著名的通讯在电台广播时，我还在上小学，焦裕禄书记的感人事迹，是我们这一代人人生观形成的一股力量源泉。从小，我们就熟悉有关焦裕禄的一切。从散文的角度分析，这篇通讯为什么会有打动人心的巨大能量，到今天还有人在读？——真实，朴实！唯真实才能取信于读者；唯朴实才有长久的生命力。穆青谈过这篇通讯采访写作的经验。焦裕禄的事迹，首先是打动几位敏感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深入兰考，从干部、群众的讲述中，从兰考人民对焦裕禄的真挚感情里还原一个县委书记的短暂生命过程，让榜样自身在太阳下闪光。焦裕禄不是几个记者“塑造”的，而是记者被焦裕禄的事迹感动后报道出去的。他们抓住焦裕禄来兰考的使命——带领兰考人民治沙治盐碱地，让兰考人民脱贫。他本身有病，是严重的肝病，但他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意志，“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他对兰考的经济发展，思路清晰，不喊一句空洞的漂亮口号，他知道，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如果不改良、治好沙丘，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他的誓言是：“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通讯的小标题，闪光的语言，是散文从真实、朴实到务实的整体呈现。焦裕禄的名言“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是重视第一手材料，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焦书记以形象的语言说出来，我们小时候就记得这句话。作为县委书记，焦裕禄警惕特权对干部的腐蚀。他的孩子没买票看了一次电影，他立刻防微杜渐，不但要自己花钱补票，还形成一个文件，告诫全县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奉公。一个一心干事、廉洁自守的优秀县委书记的形象，在长篇通讯里全面呈现。

穆青写人物的散文，还有一篇记山西植棉模范吴吉昌的。写对农业技术有创新的劳模，他把人物置于国家的农业政策大背景下，特别挑明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个晋南的农民，他创新的动力，既源于对周总理的爱，又源于对农业技术的痴迷。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记者在基层采访中发现的典型人物。这篇长篇通讯播发、刊登后，迅速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通讯发表后的次月，穆青又到兰考，在县委办公室看见来自全国的许多来信，读者和听众都对焦裕禄的事迹表示深深的感动，都把焦裕禄当作学习的榜样。记者写的通讯，在和平建设时期产生如此广泛的教育意义，在新中国新闻史上是罕见的。这篇通讯的巨大成功，让所有记者扪心自问：应该怎样当记者？什么样的通讯报道才会发生社会效应？新闻时效和文章的生命是什么关系？

穆青擅长写人物。除了焦裕禄、吴吉昌等人外，他还出版一本《十个共产党员》，专题收集他采访过的十几位多条战线的人物。穆青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和众多的被他采访过的人物长期保持联系，用老话说，他有他的“联系点”。这样，既与被采访的人物保持友谊，又能了解社会动态，尤其是他采访过的地方的发展情况，使一个记者始终保持“耳聪目明”，不被假象迷惑，更不会去写虚假新闻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个由记者发现并主动报道的典型，之所以能经受时间的长期考验，就是在新闻工作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写出一个金子一样的人，足金足赤，60年后还在闪光，分量不减。

穆青更有特色的一批散文，是他出访外国时写域外风光、人物、政治、经济局势的作品。记者的锐利眼睛、深厚的文学修养，在这批作品里都表现出来了，有点像杨朔那一批写国外见闻的散文。在写海外风光、人物时，穆青完全放开了手脚，笔路更自由，语言更活泼，文章更绚丽多彩。其中，写委内瑞拉那位接待他们，又要给他当干女儿的《法蒂玛》，写秘鲁的《阿丽小姐》，能在短时间画出一幅描写对象的传神素描，显示一位老记者的文字功夫。这是新闻性、文学性、艺术性相统一的优秀散文作品。

穆青在新华社当总编辑、社长时，新华社有个好的做法，那就是请著名的语言学家来给编辑记者讲课，具体分析社里的新闻报道稿件，让“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叶圣陶先生就曾到新华社讲课，具体到标点符号的用法，向耍笔杆子的传授知识。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和学位制度后，社科院招收新闻类研究生，因为导师太少，新闻所就邀请各个新闻单位有成就的名记者担任导师。我有一册社科院研究生院1981届研究生的名录，从中知道，穆青曾担任一位修学世界新闻专业研究生的导师。穆青重视新闻教育，认为新闻“有学”。新华社曾成立中国新闻学院，就是他那一代人对这个行业的理解。

因为焦裕禄，因为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通讯，我去郑州时，当地的同志问我想去哪里转转，我毫不犹豫地说：“兰考。”我住的酒店房间里，床头柜正好有一枝早晨送来的康乃馨，我抽出来，拿在手里，带着一枝花去兰考，恭恭敬敬地献在焦裕禄墓前。我去看了著名的“焦桐”，留影一张，并把“焦桐”照片刊登在我负责的杂志封二，说明兰考人民以泡桐树的材料制造民族乐器；当年焦裕禄倡导的栽泡桐树，今天是兰考的致富之门。在焦裕禄纪念馆，见到那张旧的破烂藤椅。焦裕禄的肝病复发时很痛，他就坐在这个藤椅上顶着肝区。兰考的同志让我在留言簿上写几个字，我不假思索，拿起毛笔就写：“活到人心便永生。”在兰考县城，我看见有几处题词是穆青那秀挺圆润的书法。兰考人民忘不了焦裕禄，也忘不了穆青。

作者简介：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原标题：美文丨卫建民：记者中的散文家穆青
来源：上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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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

【案例】

纪念林白水诞辰150周年读书会在厦门成功举办

在第25个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又适逢八闽大地认真落实习总书记来闽讲话精神高潮中，11月4日，“纪念林白水诞辰150周年读书会”在位于厦门市海峡博览中心的人民网内容科技厦门园区会议室（主会场）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会议室（分会场）成功举办。

“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走狗要‘透骨见血，铁肩辣手’。”百余年前，一位自诩“白水”的报人，一个义无反顾的革命家，用惊世骇俗的呼唤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2024年是林白水先生诞辰150周年，此次读书会由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福建省林白水研究会等联合主办。来自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各学生党支部、“囊萤书院”的学生和学院领导，以及福建省林白水研究会、厦门日报等相关单位的嘉宾们共计60余人，共同分享研读《林白水文选》的读书笔记，思考当代新闻学子如何更好地研究、继承并弘扬林白水烈士关于报刊实践探索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为构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应有贡献。

来源：潮前智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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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