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曾经做过调查记者，你将用一生去怀念它

11月8日，是记者节。上个月，我去见了三位著名的前调查记者，想看看他们离开新闻行业之后，生活得如何。

这算是今年记者节的一个小策划。

三位分别是：简光洲、康少见和杨万国。

简光洲不用多做介绍，他可能是互联网上最知名的调查记者之一。供职于《东方早报》时，他第一个点名报道了“三鹿奶粉”，随后引爆了“三聚氰胺”事件。

康少见是《京华时报》的末代深度部主任，他主持期间，京华的深度部以小规模的团队几乎做到了国内重大新闻现场的不缺席，在业界有口皆碑。

杨万国是《新京报》深度部资深的调查记者，也是我认识的人当中，转型最为成功的媒体人之一。我还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已经出现在周正龙华南虎事件、山西黑窑工事件以及汶川地震等重大新闻的现场了。

这三位同行都远离新闻业好久好久了，现在干的事儿倒差距不大：简光洲开始卖酒，康少见开始卖肉，杨万国开始卖保险。

三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调查记者，不约而同地开始卖货时，或许才是一个行业最隐忍不言的忧伤。

他们三人另一个共同之处是，都曾经在新闻业的黄金时代，出现在汶川地震的报道现场。

在湖北的走马镇，在上海的大宁，在香港的观塘，我们喝茶、喝咖啡、喝酒，聊那些无人在意、无人问津且年代久远的过往，聊一个时代、一家报馆与一个职业的忧伤。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闲聊。

这些年，去很多地方，我会特意多留几天，见一见当年的老朋友、老同行，只是淡淡地叙旧。

剪辑说我年纪大了，老登就是喜欢叙旧，油腻中年总爱提当年勇。

其实也不是，我当年也没多勇。我只是还单纯地怀念和向往那样一个天真年代。

我们出差、采访、写稿，在那个年代可以只考虑理想和意义。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迪士尼呢？因为在那里，那些童年时做过的梦，就会重回眼前。

于我而言，和这些老而不死的调查记者们坐在一起，几口咖啡下肚，那个如梦似幻的黄金年代，就会重回眼前。

那是我的“迪士尼”。

01

我和杨万国在十多年前，有过交集。

2012年夏天，在酷热难耐的湛江，我第一次见到了杨万国。那是我做记者的第二年，我还在《半岛都市报》。我们采访湛江一个规模巨大的钢铁项目时在村子里碰上了，当时，湛江市长亲吻项目批文的照片，引发关注。

后来，杨万国采访完走了，我被当地官方发现并被留置。只有一面之缘的杨万国参与了营救。当然，我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我只记得我们后来喝了酒，那是我第一次喝珠江啤酒，跟茉莉花茶差不多，远不如青岛的扎啤凛冽。

杨万国当时已经是经济部的副主编了，算是个小领导。他原本已经不必出差采访了，之所以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湛江，是因为他还想写稿。

杨万国的职业生涯开始于他在湖北大学上学时，他是学校记者团的成员之一，当时就已是“稿王”。他常常能从当地媒体消息稿的只言片语中觉察到线索，然后再去深入发掘，写了“特稿”投给国内各大报刊杂志。

我认为这是一个优秀记者天生的直觉，他的解释是“为了挣钱”。他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大学的生活费需要自己挣。

他甚至还跟一个学长合作，组成了“write group”，他采访写初稿，学长编辑润色，挣了稿费俩人再分。

杨万国的家乡在湖北十堰的山村，从武汉到他的村子，要两天两夜，中间要在县城住一晚。童年的记忆中，多是关于学校的饥饿和寒冷。从小学四年级住校直到初中，5年里，学校食堂只有一种东西：玉米面粥，吃不饱是常态。直到高中，他都常常被饥饿折磨。

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下晚自习之后，走了十几里山路和他母亲一起去一个亲戚家扛柴火到学校。他们要在食堂吃饭，需要定期交柴火。

他和双胞胎的哥哥在同一所初中，晚上住在学校一间四面漏风的宿舍里，冬天最冷时能到零下。在一个特别寒冷的夜晚，他被冻到失温，幸亏哥哥发现了才救了他一命。

于一个贫穷的农家子弟而言，吃苦几乎是生活的必修课，甚至是一种无意中习得的习惯。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仍然感激自己的父亲，一直支持他们上学，甚至在他们中考时差几分需要交赞助费的时候，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送他们去读了重点高中。

大学毕业之前，他就已经成了《武汉晨报》的记者。

他仍记得自己写的第一篇大稿，是两个整版的头版头条，写了一个清洁工培养了五个博士的故事。

这是他从学校发现的线索。

或许是因为在大学里经历了漫长的职业训练，也或许是贫穷塑造的不怕吃苦的精神，又或是惊人的天赋。他很快就成了一名优秀的记者。

不到两年，他成了《武汉晨报》最年轻的主笔。

2006年9月，他去了当时风头正盛的《新京报》深度部。彼时彼刻，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新京报》是“记者的耶路撒冷”，而刘炳路先生主政的深度部，无疑这座圣殿“皇冠上的明珠”。

很快，少年老成的小杨记者就回湖北监利报道了一对贫困的重病夫妇自缚沉江的新闻，震动全国。

他在《武汉晨报》时期的领导褚朝新看到了这篇报道，感慨“这才是一个记者该去写的报道”。很快，他也辞职去了《新京报》深度部，和他差不多时间去的还有同事吕宗恕。很长一段时间，三个《武汉晨报》的老同事合租在北京的三路居，三个理想主义洋溢的年轻人偶尔能聚在一起买菜做饭，吃完饭，就坐在客厅的小沙发上聊采访经历和新闻业务。

那个小小的合租屋，就是那个黄金时代的一个乌托邦式的缩影。

三个人中，年纪最小的杨万国无疑是“最卷”的那个，据说，他六年里累计出差了1800多天，有时候连续出差70多天。

这是个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杨万国

勤奋的小杨出现在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到足以载入新闻史的新闻现场，比如周正龙华南虎事件、山西的黑窑工调查以及聚集了中国最多优秀记者的汶川地震。他成了报社的首席记者和“稿王”，写出的报道常常占据门户网站的头条区。他为弱者维权，与丑恶对抗，不为利益所动。

那时是报纸的黄金时代，他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天长地久。

可惜没有。

02

那天下午，我和杨万国在他们家楼下的太平洋咖啡馆聊了很久，聊他漫长的记者生涯，聊他一次次转型，聊他的大厂岁月，也聊他的香港生活。

但聊的最多的，还是汶川。

2008年5月12日下午，他正在重庆采访，坐在采访对象的办公室里，突然感觉屁股底下的沙发正在晃动。采访对象说有点头晕，因为他看到眼前的东西在晃。很快，文件柜上就开始噼里啪啦地掉东西。

他们都意识到，地震了。

跑到楼下，小杨很快就知道了这场地震的量级。记者的本能让他几乎没有犹豫，很快就决定去汶川。在一片兵荒马乱的重庆，他强行拦停并说服了一辆私家车，将他送到了长途汽车站。

为了尽快抵达现场，在去成都的路上，他已经提前托朋友联系好了成都的“黑车”等他。当晚，他就到了受灾严重的都江堰，第二天，到了极重灾区北川。

杨万国成了《新京报》乃至整个中国新闻业最早一批进入地震极重灾区的记者，并在这里连续高强度地工作了一个月。

那天下午，他给我讲北川那个“腿没了，芭蕾在”的“残奥女孩”李月，讲锯腿求生的龚天秀，讲“救囚犯，舍妻女”的狱警唐首才，也讲他在灾区的“不避生死”和“一往无前”。

一个又一个至今闪烁的新闻现场，组成了他记者生涯的前半程。

刚去震区的时候，余震不断。他买了个哨子挂在脖子上。他说，如果被困在废墟里一两天嗓子就喊不出声了，可以吹哨求救。

这样的细节，不是真正直面过的死亡的人，是想不到的。

最初两天，他们只能在一家媒体驻绵阳的记者站蹭地方写稿，房子裂了，交完稿已是深夜，他们不敢睡在室内，跑到小区门卫室找到一堆市民捐的旧衣服，铺几件就露宿门卫岗亭边。

只有一名老记者不害怕，睡在屋里，年轻人都不敢。

那段日子，他连续高强度工作，睡觉极少。灾区事儿太多，几乎忙不完。《新京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接连推出了两期震动业界的的特刊——《逝者》和《活着》，杨万国贡献不少。

地震之后他患上了荨麻疹，医生诊断说，可能是地震时严重缺乏睡眠导致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03

就在杨万国戴着哨子写稿的时候，《京华时报》记者康少见也在地震灾区，他那时是负责突发新闻的编辑。

康少见同样是湖北人，也毕业于湖北大学，在社科院读硕士的时候就加入了《京华时报》，算是报社元老。

彼时彼刻，《京华时报》和《新京报》是当时京城市场化媒体的“双子星”。

2008年5月12日下午，他在北京的办公室同样感受到了杨万国感受的震动。

他第一反应是：要去现场。

于任何一个合格的记者而言，去现场在彼时彼刻，几乎是一种本能。

报社里请战声一片，但领导迟迟没做决断。领导有自己的难以言说的顾虑。

被新闻理想激荡的康少见径直冲进了报社当家人朱德付的办公室，问《南方周末》出身的朱先生：这样的新闻，您做记者的时候，可以不去吗？

最终，报社决定低调派出一个近20人的团队，赶赴四川。

康少见去了四个特重灾区之一的彭州，后来又去了映秀，还帮忙抬出了最后获救的幸存者马元江。马元江在映秀的废墟中被埋了近179小时，是汶川地震幸存者中被埋时间最长的人。

康少见反复跟我提起他在彭州银厂沟谢家店子看到的惨象，几公里的山崩将一片农家乐掩埋得仅剩半扇木墙，一个小队的人仅3人幸存。

他说，刚到现场的时候，他差点踩到一具尸体。

17年前的惨象，他几乎终生难忘。

康少见

2008年的时候，简光洲也在汶川地震的现场采访。但于他个人而言，那一年最重要的一篇报道的标题是：《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当时，已经有好几家媒体报道过婴儿患肾病的新闻，但直接点名“三鹿”并指出肾病与奶粉有关系的，简光洲和《东方早报》是第一个。

你现在回头看那篇引发了行业地震，导致了官员落马甚至加速了《食品安全法》立法的报道，从写法上和调查手法上，其实是调查报道的常规操作。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选题和勇气。

简光洲说，他是从武汉媒体的一篇报道里发现了这个选题，然后跟进采访，之后甘肃的媒体又报道了类似的事情，他再度跟进采访。采访接近完成的时候，他又联系了三鹿方面。整篇报道，其实是靠电话采访完成的。

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篇报道，将在2008年的舆论场，掀起滔天巨浪。

简光洲一直都知道这篇报道巨大的危险性，当年9月10日晚交稿后，他就做好了离开新闻行业的准备。从报社回家的路上，他还是反复在想那篇稿子，后来又转头回去，让编辑宁希巍加上了一句：“目前尚不知患儿所使用的奶粉是否为假冒伪劣产品。”

他说，确实不排除患儿喝的是假三鹿，因为这样的事儿也发生过。加上这句话，会让稿子更严谨，也能规避很多风险。

这篇稿子引爆了当年震动全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他也因为这篇报道，在当年力压张艺谋，被《新周刊》评为“年度人物”。

我想念一下他的颁奖词：

真相因良知而显露，黑幕因勇气而洞开。他打破媒体“某”规则，直接说出了“三鹿”两个字，引发了中国奶制品行业地震，间接挽救了无数婴幼儿的生命健康。在蝼蚁撼大象的背后，他和他所供职的《东方早报》的诚实和勇气，还原了传媒的公共价值和监督角色。他只是一个记者，但他代言了2008中国传媒的良心。

这样的荣誉，既是简光洲个人的荣耀，也是以百年大报自许的《东方早报》声誉的顶峰，更是那个黄金时代的见证。

简光洲

04

三鹿报道刊发之后的四年，简光洲离开了新闻业，转型进了公关行业。

他离开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报道的空间日渐逼仄，二是生活的压力。他当时有了女儿，需要承担更多的经济压力。

又过了三年，人称“康少”的康少见也辞任《京华时报》末代深度部主任，转身去了腾讯。深度部在京华内部屡建屡撤，但这次再也没有恢复。2017年1月1日，《京华时报》正式休刊。那一天，同时休刊的，还有简光洲的《东方早报》。

一南一北两家曾经辉煌无比的报纸成为历史，标志着那个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从此，新闻业的车轮开始滚滚驶向流量和短视频的时代，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记者开始兵荒马乱地转型。

在时代的剧烈变化中，杨万国也作别《新京报》，南下杭州，投身阿里的公关事业。此前，他曾在报社内部执掌一个事业部，并创办《新食品》周刊，背广告任务，尝试为报社挣钱。做了一年多，他负责的事业部在十几个事业部中名列前茅，但他依然觉得他够呛能改变潮水的方向，于是转身离开。

再后来，他在阿里系统多次辗转，最终去一个上市企业做助理副总裁，成了公共事务的一号位。再后来，他在四十多岁的高龄裸辞，搬去了香港，然后就听到了他开始卖保险的消息。

我一直以为他早已实现了财富自由，但当我看到他在香港租的是50多平的“老破小”时，我非常诧异。

我问他：“你的游艇和别墅呢？”

他哈哈大笑。

搬去香港之前的那段日子，他状态很差，常常失眠。

听闻我也失眠，他还给我推荐他吃的那个盐酸达利雷生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失眠几乎是中年人的必修课。按说像我这样生活压力没那么大的人，不该失眠。但我也会一夜一夜地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然后再也睡不着了。

杨万国推荐的那个盐酸达利雷生片，我回胶南后吃了好几次，确实比褪黑素效果好太多。如果有同样失眠的中年朋友，不妨一试。

搬来香港是“卷王”杨万国第一次由着自己的性子为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

他说，很喜欢香港的生活——自由自在，没有人刻意的关注你，但如果求助，也有人真诚的帮助你。

即使他放弃了杭州的大房子，生活在香港的“老破小”里。

那天晚上，他去菜市场买了很多海鲜下厨做饭。很少在家喝酒的他破例去便利店买了啤酒，酒过三口，我问他现在的工作，他从金融讲到了体制，从美联储讲到了特朗普，唧唧歪歪讲了很久，我一个字都没听懂，也不想懂。

他反复言说的，其实是这份工作的意义。我觉得他有病，卖保险的意义难道不就是挣钱吗？

显然他并不这么想。

就像简光洲那天下午在办公室给我讲的公关行业一样，他只字不提做买卖的技巧，反复强调的也是底线和意义。

去了腾讯的康少见，在各个部门兜兜转转，终于还是无法适应大厂的节奏，在38岁那年，辞职回乡，拍三农短视频，卖农产品。

17岁那年，他从恩施大山深处的走马镇去了武汉的湖北大学，成了村里的第一位大学生。21年后，他再度回到走马镇，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之路。

我从宜昌开了四个多小时的山路去走马镇找他，他拿出了珍藏的红酒在镇上最好的农家乐招待我。酒桌上，聊起他现在做的事儿，他反复说的也是意义。

他直播带货这个事儿怎么看都不是个挣大钱的买卖。人家大主播都是带别人的货挣佣金，康少见是自己拍片子，做自媒体，自己种茶，自己熏腊肉再自己直播卖，甚至还要自己分肉。

他把一个走在时代潮头的直播行业，生生玩出了赶集的感觉。

他说，他不敢卖他没有把握的东西。他的很多粉丝，都是他的熟人和朋友。

第二天中午，他在自己的视频号“康少见”上直播卖猪肉。他花了两个冬天的时间，学会了分猪肉。镜头前的他拿着杀猪刀分猪肉时是如此认真，就像他当年写稿一样。

直播中，他突然问说：“如果当年的老朋友看到他现在的样子，会不会有点心酸？”

我不知道。

我后来在他的直播间下了三单五花肉，寄给了我为数不多会做饭的朋友。

去年，简光洲开始卖酒，酒名就叫“简酒”。在上海，他叫上了几个老朋友晚上一起喝酒，几杯简酒下肚，大家聊的还是行业往事，最后竟然讨论起了新闻业务。

第二天，我去澎湃新闻新的办公室，在小马的座位后面，挂着曾经的《东方早报》中国新闻部的座右铭：干干净净做新闻。

我终于明白了“简酒”包装盒上印着的那句：讲真话，喝简酒，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些曾经为理想拼过命的人，那些曾经被意义感照耀过的人，以后无论走到哪里，那些自己笃定的东西，总在默默流淌。

那块标语的不远处，坐的正是简光洲曾经的编辑宁希巍，当年，正是他亲手编辑了三鹿的稿子。17年了，他还在。

这非常不容易，有时候，留下的人可能比离开的人更加不容易。离开的人毕竟还获得了经济上的改善，而留下的人，却需要和这个行业同生共苦。

虽然已经反反复复做了好多期视频了，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向诸君讲述调查记者。

我的前同事曾经在我一条片子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曾经做过调查记者，你将用一生去怀念它。

他们怀念的是什么呢？

我想，就是杨万国反反复复提及的意义感，你曾经做过那样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你的工作曾经那样真切地改变过他人的命运，这样的自豪感、荣誉感、获得感和满足感，其他任何一份职业都无法做到。

所以，即使到了其他行业，他们曾经笃信的那些东西，融进血液里的那些东西，总会在不知不觉中流淌。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和调查记者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无论走多远，都很难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

来源：磨稿子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SneSY3xGDFrpNe_PnrebQ

编辑：马丽萍

【案例】

还得是刘虎 ！

一则消息：

9月24日下午，山西省忻州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定接受刘鹓辞去忻州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

而距离刘鹓在今年6月29日当选为市长，仅仅过去了88天。

那么，为什么板凳还没捂热，位子就没了？

而撬动这一切的，是调查记者刘虎。

今年6月29日，刘鹓在忻州市人代会上当选市长，

多年多岗位历练，从太原到新疆，再回山西，一路走到市长这个位置，谁都以为这是一段新履职故事的开端。

谁也没料到，倒计时，从这一刻就开始了。

9月8日，刘虎发布一篇调查报道，挖出一桩尘封整整20年的旧事故。

时间回到2006年4月，彼时刘鹓还是太原市小店区副区长，驾驶汽车，在太原滨河西路逆行，和一辆捷达轿车猛烈相撞，这场车祸的后果很严重：1人死亡，6人受伤。

当年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结论是刘鹓和捷达驾驶员，同等责任，五五划分。

读到这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同等责任，那双方各自承担损失就行了。

但蹊跷的地方就在这里，

责任五五开，最后50.4万元的全部赔偿款，却是由刘鹓一方全额支付给死者家属和伤者。

当年多名伤者还传出说法，事发时刘鹓存在酒后驾车的情况。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份事故认定书，关键信息大面积缺失：没有碰撞点位记录、没有车辆行驶轨迹、没有车速测算。

这些本是交通事故认定书里最核心的硬核证据，偏偏不见了。

于是刘虎在9月8日发布了当年对于这件事的调查报道，希望得到一个解释，

当然，刘鹓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只是文章发出去之后，很快被删除。

但互联网有个特点，一旦关键信息被抛出来，就再也收不回去。

舆论开始发酵，一件埋藏二十年的旧事，突然被重新拎到阳光下审视。

仅仅十几天之后，9月24日，忻州人大常委会开会，接受刘鹓辞去市长职务。

88天的市长任期，仓促画上句号。

同一天，会议任命原山西省工信厅厅长潘海燕，出任忻州市副市长、代理市长，人事完成紧急交接。

很多人看到新闻第一反应，不是感慨人事变动，而是感慨：还得是刘虎。

调查记者的价值，恰恰在这里。

很多尘封多年的往事，时过境迁之后，慢慢被遗忘，普通人根本无从知晓。

如果没有刘虎，这件20年前的车祸，大概率就永远埋在历史里，不会再有人提起。

回过头来看，这个案件里最值得琢磨的是：事故认定书写同等责任，法理上双方对半担责，最后却由刘鹓全额掏钱赔偿。

那么，这笔钱当年是怎么协商出来的？传言的酒驾说法，当年有没有做酒精检测？认定书缺失的那些关键技术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些疑问，至今没有得到正面答复。

而刘虎这篇调查，最大的作用，不是直接宣判谁对谁错，而是把“疑问”重新摆在台面上。

把那些不合常理的地方，给拎出来，让公众看见。

调查记者这个行当，这些年不容易。

先不要说写稿子，要跑现场、找证人、核对材料，耗费巨大精力，文章出来还常常很快消失，关键是人身安全也时刻要受到威胁。

但只要一篇稿子，能把一件被尘封的疑点挖出来，倒逼事情重新进入公众视野，这份工作就有它的意义。

当然，辞职不等于对当年车祸事件定性。

刘鹓辞职，是职务层面的结果，2006年那起交通事故背后的所有疑问，还需要权威部门完整核查，给出清晰的结论。

所以，很多事情，并不是时间一过，就自动归于尘埃。

只要还有人愿意沉下心，去翻档案、找线索，那些被掩盖的疑点，随时可能重见天日。

这就是调查记者的意义所在。

所以：还得是刘虎。

感谢阅读，欢迎在评论区聊聊。

来源：奇谈八卦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XURNXYYOlPK15IM9WKKXg

编辑：金语垚

【案例】

知名调查记者刘虎被解除取保候审 两次刑事追诉均“全身而退”

9月10日，知名调查记者刘虎被成都市公安局正式解除取保候审。这意味着成都公安于今年初启动的对其刑事追诉程序已告终结，刘虎无需再受该案约束。

巧合的是，十年前的同一个日子——2015年9月10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对刘虎涉嫌诽谤罪一案作出不起诉决定，北京公安2013年启动的追诉亦告结束。两次被刑事追诉，两次在同一日期迎来转机，刘虎的辩护人、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泽在社交平台写道：“我是不是可以说，我是刘虎的幸运星。”

据公开信息，刘虎系重庆渝北区人，原广州《新快报》调查记者，曾在多家新闻媒体供职，以发表多篇调查报道和实名举报多名官员而为公众所知。其举报对象曾包括国家工商总局原副局长马正其、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等。2013年8月，刘虎因涉嫌制造传播谣言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同年9月被执行逮捕。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并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最终认为刘虎涉嫌犯罪的事实和证据不符合提起公诉的条件，于2015年9月10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2025年初，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对刘虎以涉嫌诬告陷害罪、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并对刘虎及其合作者巫英蛟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涉及刘虎等人此前在网络平台发布的文章，内容指向成都蒲江县有关官员在招商引资中的问题。此后，经本人申请，成都警方依法将刘虎的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至2025年9月10日，取保候审被正式解除，该案刑事追诉程序结束。

周泽作为刘虎两次被追诉期间的辩护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次案件均以当事人未被定罪告终，体现了“事实和证据不符合起诉条件”这一法律标准在实践中的落实。他同时以个人视角感慨，两次决定性的节点都落在9月10日，“这个日子对刘虎来说，确实是个好日子。”

刘虎重获自由后曾短暂任职于湖北《长江商报》，2016年后转型为自媒体人，其作品多聚焦维权事件并引发舆论关注。目前，刘虎尚未就解除取保候审一事公开发表进一步声明。

来源：燎望镜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gYp5FYv0fr1IHSZPv7-MA

编辑：邓雨轩

【案例】

《信报》创办人林行止日前逝世，终年86岁

编辑：邓雨轩

【案例】
【案例】

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逝世

澎湃新闻记者从唐师曾多位友人处获悉，知名战地记者唐师曾于2026年8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

稍早前，唐师曾的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校友在一封写给他的信中提到，唐师曾是一位“白血球几乎为零的危重病人”，自身免疫力因为化疗已经降到了最低，站立和行走可能随时跌倒。

据北京大学新闻网介绍，唐师曾，1961年生，江苏无锡人。唐师曾曾任新华社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理事、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装甲兵学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唐师曾早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就读，1983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任教，1986年考入新华社，1990年代长期在中东地区从事战地新闻报道，曾采访加利、卡扎菲、穆巴拉克、阿拉法特、沙米尔、拉宾、佩雷斯、巴拉克、沙龙、曼德拉等国际政要。1998年，唐师曾因受辐射伤害罹患“再生障碍性贫血”，住院做骨穿等治疗。

唐师曾主要作品包括：《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重返巴格达》《我的诺曼底》等。

来源：澎湃新闻
链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3836381
编辑：金语垚

【案例】

《纽约客》|瓦西里・格罗斯曼：深入战争核心的另类战地记者

作者：玛德琳・沃尔法特（Madeleine Wulfahrt） 2026 年 7 月 8 日

配图说明：一名男子立于画面中，身后硝烟升腾，满目残破楼宇图片来源：图画新闻图库（Pictorial Press Ltd）/ 阿拉米图片社（Alamy）

瓦西里・格罗斯曼是苏联（Soviet Union）二战时期洞察力最为敏锐、目光通透的纪实观察者之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他身上这份敏锐的观察力，险些让他无缘前线战场。希特勒发起入侵时，格罗斯曼本名约瑟夫・所罗门诺维奇・格罗斯曼（Iosif Solomonovich Grossman），1905 年生于别尔季切夫（Berdychiv）—— 这座如今位于乌克兰北部、犹太人占绝大多数的城镇。彼时他因体重超标、患有哮喘且高度近视，被免除兵役。但他执意要以战地记者身份奔赴前线，于是主动拜访陆军报纸《红星报》（Red Star）主编大卫・奥尔滕贝格少将（Major General David Ortenberg）。奥尔滕贝格十分欣赏格罗斯曼早年的小说《斯捷潘・科尔丘金》（Stepan Kolchugin），授予他军需官军衔，并安排一位退役上校负责训练，帮他调理身体、适应战地环境。

《红星报》是一份定位特殊的刊物，军队官兵与普通民众都争相阅读，所有人都迫切想要看懂这场撕裂他们理想国度的战争。这份受众基础，让格罗斯曼得以和读者建立格外紧密的联结，他笔下许多报道对象本身就是报纸读者。他的战地通讯新作合集《前线纪事》（From the Front Line，纽约书评出版社 New York Review Books 出版，罗伯特・钱德勒、伊丽莎白・钱德勒 Robert and Elizabeth Chandler 合译），相比军事战略分析，读起来更像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特写。 但《红星报》终究肩负宣传职能，这也意味着报社记者 —— 其中不乏安德烈・普拉托诺夫（Andrei Platonov）、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等文学巨匠 —— 都要接受严苛内容审查，不能批判苏方作战行动。格罗斯曼在一篇通讯里写道：“全世界都为红军将士的英勇俯首致敬。” 他刻意回避了自己亲眼所见、士兵犯下的施暴与劫掠行径。一边是发自本能的如实记录欲，一边是不容违背的政治尺度，格罗斯曼摸索出独属于自己的写作笔法：不靠华丽辞藻堆砌，只依靠亲历者见证的真实力量打动读者。

《前线纪事》完整覆盖二战大部分战事，跟随格罗斯曼的足迹，从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一路到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最终抵达柏林。每到一处，他笔下对东线战场的描摹都褪去煽情滤镜，愈发冷峻真实。 《一名红军士兵的灵魂》（The Soul of a Red Army Man）是一篇斯大林格勒战役战地报道，文章将苏军士兵的精神缩影落在反坦克射手格罗莫夫（Gromov）身上 —— 更准确地说，藏在他那双褐绿色眼眸里的冷漠之中。 在格罗斯曼笔下，格罗莫夫奔赴反坦克连队的动因，并非大众预想中的战友情谊或是苏维埃使命感。“他来到反坦克连队并非偶然，而是受某种内在本能驱使，” 格罗斯曼写道。这份本能究竟是什么，全文始终没有明说，但作者一遍遍从格罗莫夫的眼神里寻找答案：“他眼底直白的锋芒、对人性弱点的毫不宽容、对世间缺憾的尖刻评判，都清晰昭示着，这是一个意志极强、固执己见、绝不妥协的人。” 格罗斯曼甚至在格罗莫夫与他的武器之间找到了某种共鸣：“枪的特质，恰似他躁动不安的灵魂，也一如他那双坚硬冰冷的褐绿色眼眸。”

在格罗斯曼的刻画里，格罗莫夫绝非标准模范士兵。此人凡事先顾及自身，唯有直面暴力时才会燃起精神，且只在意近在眼前的厮杀，远处坦克交战、远距离炮火都无法牵动他分毫。“德军迫击炮弹嘶嘶破空，像毒蛇一般，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炸开；弹片与泥土噼里啪啦砸落在地面，” 格罗斯曼记录道，“简而言之，这就是世人所说的‘人间炼狱’。可身处这片炼狱中央，格罗莫夫却蜷在战壕底部，舒展双腿打起了盹。” 这类文字，彰显出极具个人色彩的战地纪实写法：细腻直白地刻画普通人战时日常，远比罗列战场胜负、伤亡数字，更能还原战争的本质。

当然，格罗斯曼本人的感知力，远比格罗莫夫敏锐得多。自他离世至今六十一年，其两部描写二战的经典长篇小说《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与《生活与命运》（Life and Fate）陆续再版，他的文字也逐渐拥有里程碑式的地位。他在前线拍摄的照片，已然成为一类苏联独立思考知识分子的标志性形象：宽大军大衣如同铠甲，头顶厚实毛皮高帽，一缕硝烟在帽顶缓缓升腾，细框眼镜后的双眼空洞深邃。

年少时，格罗斯曼便拥有远超同龄人的通透洞察力，这份天赋有时也成了他的负担。少年时期，他长相文静、眼神沉静，在校内得了个“老夫子” 的绰号。他最初攻读化学专业，在顿巴斯（Donbas）担任化学工程师。地球物理学家格达・苏里茨（Gedda Surits）是格罗斯曼儿时好友的妻子，她回忆，格罗斯曼 “总用厚重镜片遮住那双格外深邃的大眼睛”。苏里茨时常好奇，他这份与众不同的观察欲，是否源于他 “待人细致入微的态度”—— 这份特质让他擅长观察、乐于倾听，却又始终带着一丝疏离，仿佛站在远处静静旁观世间众人。

格罗斯曼大部分文字都自带这种“身在其中、又置身事外” 的双重视角，根源在于他的身份：身为乌克兰犹太人，他在苏联属于双重少数群体。他生于一个世俗俄语家庭，从未接受正统犹太宗教教育，不会说意第绪语，也不懂希伯来语；但他通晓乌克兰语，私下里会用乌克兰语称父亲为 “父亲（bat’ko）”。 成年后，他形成了一套精神内核，对应《生活与命运》书中叙述者口中的 “无来由的善意”。这份理念和犹太传统里 “修复世界（tikkun olam）” 的核心教义相通。书中叙述者如此诠释：“人与人之间私下流露的微小善意；不假思索、微不足道的温柔；无人见证、不图回报的体恤。”

某种层面上，格罗斯曼文字里流淌的温柔，是对斯大林时代严苛宣传审查的无声回应。但这份力量并非依靠行文语调传递，而是源于极致细致的观察。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曾说，极致专注的体察，本质等同于祷告。 格罗斯曼刻意避开直白批判，以微小切面铺展战争史诗。他挑选的写作对象，身上满是矛盾、迷茫与人性瑕疵，而宣传体系本要求记者将战士塑造成毫无缺点的完美英雄。 “读法国、英国、美国参战者的回忆录，所有人都说战争会彻底改变一个人，” 他在一篇报道中写道，“可我在这里所见，全然不是这般光景。” 他笔下的苏军士兵，算不上规整统一的英勇范本，却被赋予始终不变、饱含共情的描摹。

记录大屠杀（Holocaust）相关见闻，极大考验了格罗斯曼刻画人性的能力：苏联战场模糊复杂的道德边界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清晰可辨的施暴者与受害者。 《前线纪事》的核心篇目是《特雷布林卡地狱》（The Hell of Treblinka），这篇长达四十五页的报道写于 1944 年，据传曾在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中作为参考材料传阅。德军处决集中营剩余囚犯、仓促撤离后不久，格罗斯曼抵达特雷布林卡 —— 这座集中营分为劳动营与灭绝营两个区域。 他在通讯里细致记录劳动营纳粹管理层：“我们掌握集中营所有党卫军（SS）人员姓名，摸清他们的性格与怪癖。集中营长官是荷兰裔德国人范・奥伊彭（van Eupen），此人嗜杀成性、品行扭曲，唯独痴迷良驹与策马狂奔。还有一个名叫施通普夫（Stumpfe）的高大青年，每亲手处决囚犯，或是目睹行刑场面，都会控制不住地狂笑不止。” 相较于耗费大量笔墨刻画本国士兵，格罗斯曼并未过多停留描写这些纳粹军官，但他坚信，即便是施暴者的内心细节、个人癖好，也能揭示他们犯下滔天罪行的根源。

写到乌克兰犹太人的遭遇时，格罗斯曼的写作手法迎来最大突破，他发觉普通文字已经不足以承载这份沉重。《失去犹太人的乌克兰》（Ukraine Without Jews）一文中，他想起在别尔季切夫死于纳粹屠杀的母亲，开篇写道：“请记住乌克兰的安息日。” 随后他以富有韵律的重复句式铺陈，如同犹太教堂里领诵经文的吟唱者：“记得春日静谧傍晚，老者身披祈祷披肩，行走在白杨树下…… 记得犹太孩童奔跑在尘土飞扬的街巷，卷曲黑发、深色眼眸，与同龄乌克兰孩童浅淡的发色、眼眸交相辉映。” 文字的情绪层层递进、推向顶峰：“记得各族孩童自在嬉闹，如同繁花肆意绽放在温柔的乌克兰大地。” 即便书写这片土地上族群彻底消逝的悲凉，格罗斯曼落笔的重心，依旧是逝者留存的记忆，而非夺走他们生命的暴行。

二战结束后，格罗斯曼越来越难迎合苏联官方宣传口径。他的小说以前线亲历为蓝本，对斯大林与战时政策的批判愈发直白。但他也无法完全摆脱俄方叙事体系自带的双重标准。他歌颂乌克兰人与格鲁吉亚人并肩作战、为苏维埃共同体同心协力，可彼时两地实质上都处于俄方管控之下。（如今俄方仍实际控制两国五分之一领土。）写到苏军进军波兰时，他着重描写波兰民众对红军满怀信任与友好。但众所周知，大量波兰民众始终将苏军视作和纳粹占领者同等性质的侵略者，根本不存在这般好感。

时至 2026 年，重读格罗斯曼的战地报道，难免会联想到俄方全面入侵乌克兰带来的深重阴影。《前线纪事》记录的土地，如今再度满目疮痍：当年他走访报道的诸多乌克兰城市，近年接连遭炮火重创，早已面目全非。 格罗斯曼在《失去犹太人的乌克兰》中发出警示：“人类不能再这样走下去，如今不止欧洲，全人类都站在深渊边缘。” 他的文字清晰印证，这份见证记录的使命，在当下和当年同等紧迫：唯有亲历者真实留存的记录，才能阻止未来重演同类惨剧。从纳粹占领时期，到斯大林高压管控最黑暗的岁月，即便战争硝烟早已散尽，格罗斯曼始终践行这份记录的使命。

作者简介：玛德琳・沃尔法特（Madeleine Wulfahrt）为《纽约客》编辑部撰稿人

原文链接：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the-unlikely-journalist-who-looked-into-the-heart-of-war?utm_campaign=dhtwitter&utm_content=%3Cmedia_url%3E&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

来源：镜况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FbO2Dn_RxVcxfMaN83b5A

编辑：赵牧云

原新华社记者唐师曾，现病情危重处于“生命的边缘”

原新华社知名记者唐师曾，如今躺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病床上。他北大、法大的校友，共同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唐师曾已经是一位“白血球几乎为零的危重病人”，已经处于“生命的边缘”，自身免疫力因为化疗已经降到了最低，站立和行走可能随时跌倒。“作为他的校友和朋友，两个月前，我们看着他暴跌的指标，唯一的愿望就是向社会大声疾呼：为他捐赠骨髓，为他筹集救命的钱。为此，我们写了一稿、二稿、三稿……可是，这些文字最终没能与民众见面。当我们小心翼翼地征求他的意见时，被他一巴掌STOP了。他拒绝了。他委托人卖掉了自己唯一的住房，决心开始生命中最后的——一个人的远行……这就是老唐，哪怕在生命的边缘……”。

唐师曾，求学于北大，任教于法大。1983年，唐师曾被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法大四年任教生涯，是唐师曾摄影之路的起点。在校四年课余拍摄，一年便有八十余张照片见报。时任校长江平兼具新闻情怀，一眼看透唐师曾不甘于讲台，于是打破规矩，主动放行，直言埋没唐师曾的天赋是学校的损失。这份成全，让他有了以后奔赴中东做战地记者的机会。离开法大进入新华社后，唐师曾的人生迎来高光时刻，多次主动奔赴战乱地区，五赴巴格达，接连出版多部纪实作品。战场赋予他战地记者名号，却也摧毁了他的身体。无人料到，战区贫铀弹散落的放射性粉尘，让唐师曾36岁时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医生诊断他遭核辐射伤及骨髓，巨幼细胞增多，造血功能永久受损。且因为时间久远导致证据湮灭，后期追溯认定工伤，在法律和程序上极为困难，最终未能完成。（这一点，亦值得当年勇入灾难现场而不顾身体防护的记者关注）归国后，他同时伴随重度抑郁，白血球、血小板数值长期远低于健康标准。在这之后，他退出了一线工作，同时接受治疗。2001年，他的儿子出生。2004年，媒体确认唐师曾离婚。2025年底，唐师曾从新华社退休。二十多年间，人们不清楚他的病情到了什么地步。直到今年4月中旬，唐师曾的一条微博动态揭开了他的病情。病床上的他，胡子拉碴，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孔还泛着红，轻描淡写地说出“白血病，化疗第四天”，配上一句自嘲的“苟延残喘”。

原来，贫铀弹辐射已经导致他再生障碍性贫血到了重度程度，全身多器官出现不可逆并发症，只能反复输血、骨穿维持生命。

二十多年间，他一直往返医院血液科，定期输血、多次骨穿，化疗带来持续乏力、浮肿，让昔日能孤身穿越戈壁、长途自驾的壮汉困于病榻之上。

2025年8月起，医院成了他最常待的地方。昔日扛着相机跑遍中东的硬汉，如今连安稳坐立都成了奢望，连儿子都得用轮椅推着他往返病房。

6月18日他说，海湾战争时落下的病根，现在诊断为MDS——不知名的血液病，如今急需骨髓移植。然而，在大陆和台湾都找不到配型。

在6月22日，在唐师曾的法大、北大校友给他写的信中，大家对他说——

来源：转型Meida人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rUhI16HjC_S7UiR4eEoPg

编辑：马丽萍

【案例】 王文志扛住了最难的时刻！一篇报道如何撬动一场国家级调查？ 王文志扛住了最难的时刻！一篇文章如何撬动一场国家级调查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作者：陈安庆（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 整个舆论场陷入“信息错位、立场割裂”的罗生门状态。 记者遭遇反转，说明当下的舆论场太复杂了。 一篇调查报道发出来，至少四股势力同时启动：企业公关拼命灭火，利益相关方拼命撇清，流量自媒体拼命蹭热点，还有一拨人专门盯着记者挑刺。 但好在，广大媒体圈还是正能量的，具有江湖侠骨和团结道义的。 从6月18日到今天，媒体圈对王文志的声援一直没有断过。多家媒体发表评论，核心观点高度一致——别让公共健康议题沦为对记者的“细节审判” 。一篇履行舆论监督职责的报道，逼得记者接连放出录音、公示全链条证据。本该聚焦婴幼儿健康的公共事件，却演变成调查记者的自证清白局。 五天五夜，一桩关于婴幼儿纸尿裤的安全事件，经历了三次剧烈反转，最后升级为国家级行动。 6月22日，终于有了回响。 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四个部门联合成立了调查组，专门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 从媒体报道到行业争议，再到国家级行动——五天时间，一篇文章撬动了一场国家级调查。 王文志扛住了最难的时候 报道发出来后，王文志面对的局面有多难？ 他采访的那个专家，被单位领导逼着签了反悔声明——说“我没说过那些话”“我没做过那些检测”。行业协会也出来说报道“有问题”。舆论一下就翻了：记者是不是造假了？是不是博流量？ 一个优秀调查记者最在乎的是什么？是专业信誉。 做了二十多年调查，拼的就是“我说的话可信”。48小时，这个信誉被人拆得七零八落。 但王文志没退。 他直接发了公开信，把证据链全部甩出来：检测在哪儿做的、谁做的、数据是什么——一五一十全摆桌上。他还说了一句话：“不为个人得失发声，只为公共健康诉求呼吁。” 他不是在给自己辩护。他是在替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说话。 证据在手，就不退。这就是调查记者的硬气。 市监部门今天大量抽检，信号很明确。 6月22日，四部委联合调查组成立。 同一天，好奇品牌说，已经配合相关部门展开全面独立抽检。 什么意思？两个信号。 第一，国家接盘了。 不再让记者和品牌隔空吵架。你一句我一句，家长越听越慌。 现在国家进场，一锤定音。 第二，抽检来真的。 不是企业自己送样，是监管部门直接进场取样。企业自己送检，公众不信。国家来抽，大家等结果就行。 调查需要时间，但方向已经很清楚了——查产品、查来源、查标准。 “真的是押着我，必须撇清关系。十几个领导坐那个地方，一脸严肃地看着我，我们书记来了一句：就是你惹的祸。全程没有一个人去关心这些孩子们怎么治疗，这些孩子们怎么检测，这些家长的诉求怎么办。” 这是《经济参考报》调查记者王文志公布的一段录音。录音里说话的，是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特聘专家于兆衍。 一个记者，扛住了 王文志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局面。 此前的祁连山非法采煤案，他隐姓埋名、乔装打扮，三赴海拔4200米的祁连山南麓，在高寒缺氧中暗访两年。报道一出，青海省副省长投案，19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被查处。 这一次，他面对的不再是矿主，而是一个“被领导押着签声明”的专家。 专家反悔。行业协会质疑。舆论反转。全网都在问：“记者是不是造假了？” 但王文志扛住了。 6月21日晚，他发布《致相关监管部门的公开信》，甩出了完整的证据链： 检测由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质谱实验室完成，设备、采样、原始记录全程可追溯。成人对照组中，只有长期使用成人纸尿裤的卧床老人出现阳性；两例阳性婴幼儿停用纸尿裤三天后血液甲酰胺转阴；记者本人将纸尿裤捆绑于手臂10小时后，血液中甲酰胺浓度飙升近一倍。 他发这封信，说了一句话： “不为个人得失发声、只为公共健康诉求呼吁。” 他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他是在为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辩护。 公开信里还有一句话，是所有媒体人看完都沉默的： “事件发酵以来，大量公共注意力没有聚焦在‘孩子体内的甲酰胺从何而来’这个核心问题上，反而被刻意引导到了‘报道是否有瑕疵’‘记者是否博流量’的细节审判上。” 他说得对。当一个记者揭露问题，舆论的第一反应不是追问“问题是否存在”，而是审判“记者是否有错”——这是舆论监督最扭曲的时刻。 但媒体人看完这句话，会沉默，也会点头。 因为每一个做过调查报道的记者，都经历过类似时刻：信源反悔、机构施压、舆论反转、个人被审判。 区别只是——有的人扛住了，有的人没扛住。 王文志扛住了。 他甩出了录音，证明了专家是被迫改口的。他写了公开信，把焦点拉回到孩子身上。他还在坚持。 当前舆论场是个滚筒洗衣机。 一篇调查报道发出来，至少四股势力同时启动：企业公关拼命灭火，利益相关方拼命撇清，流量自媒体拼命蹭热点，还有一拨人专门盯着记者挑刺。 王文志在公开信里说，有人揪着样本量反复挑刺，有人把记者和检测机构强行绑定，炮制“记者为了卖设备制造新闻”的阴谋论，整个舆论场陷入“信息错位、立场割裂”的罗生门状态。 记者遭遇反转，说明当下的舆论场太复杂了。各方势力、各种利益团体都有自己的流量和目的。 但好在，广大媒体圈还是三观正的。从报道刊发到今天，对王文志的声援一直没有断过。 大象评论说得好：“一篇履行舆论监督职责的报道，逼得记者接连放出录音、公示全链条证据。本该聚焦婴幼儿健康的公共事件，却演变成调查记者的自证清白局。” 当舆论的箭矢全部射向曝光者，却忘记了追问甲酰胺与纸尿裤之间的关联——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好在，四部委联合调查组已经成立了。舆论可以乱，但真相不能乱。 支撑他扛下去的，不是流量，是一个调查记者最基本的职业尊严。 品牌为什么主动求查？ 公开信发布后，三家被点名的品牌集体喊话。 口径惊人一致：“我自己查了没问题，但我说话没人信，请国家来查。” 品牌为什么主动请国家来查？因为公众不信他们自己的检测报告。 公众信谁？信记者——信那个用专业手段发现问题、用证据链证明问题、在舆论围攻中依然没有退缩的调查记者。 这就是调查记者的力量。当所有人都在自说自话时，记者站了出来，说了真话。公众选择了相信记者。 一篇文章，让品牌主动求查。一篇报道，让国家介入调查。 五天，一篇报道，一场国家行动 6月18日，报道刊发。 6月22日，四部委联合调查组成立。 五天时间，一篇报道撬动了一场国家级调查。 这不是记者的胜利。这是舆论监督的胜利。这是所有还在坚持做调查报道的媒体人的胜利。 当调查记者被围攻时，他扛住了。当舆论反转时，他用证据说话了。当国家进场时，他等到了。 这就是调查记者的全部意义——发现问题、揭露问题、推动解决问题。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王文志在公开信里写了另一句话： “孩子不会说话，但记者可以。这就是调查记者存在的全部意义。” 检测报告说，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的体内，确实检出了不该有的东西。 这是记者存在的全部意义，也是调查组必须查清的原因。 五天时间，一篇文章，撬动了一场国家级调查。 这就是调查记者的力量。这就是舆论监督的价值。 调查记者不是在跟谁过不去，是在帮这个社会把漏洞补上。 如果没有记者去发现问题，问题就不会消失——它只会烂在暗处，等更多人受伤。 这件事闹了五天五夜，反转又反转，最后国家进场。 回头看，至少说明三个道理。 第一，舆论监督不是“负面炒作”，是“社会免疫”。 记者发现问题、揭露问题、推动问题解决——这不是给社会添乱，是帮社会把漏洞堵上。没有王文志这篇报道，甲酰胺和纸尿裤之间的关联可能还在暗处烂着。 第二，真相比流量更重要，但真相需要有人去挖。 当前舆论场是个滚筒洗衣机，各方势力都在搅，真假难辨。但最终能穿透混乱的，还是证据、数据、事实。记者用证据说话，国家用调查定论。舆论可以乱，真相不能乱。 第三，公众的信任，是留给有良知的人的。 品牌自证没人信，因为公众知道那是“自己选样、自己送检”。公众信的是记者——那个用专业手段发现问题、用证据链证明问题、在围攻中没有退缩的人。不是因为他完美，而是因为他站在了孩子那一边。 这件事说明：善意不会白费，真相不会永远沉默，坚持做对的事的人，终究会被看见。 致敬王文志。致敬还在坚持的调查记者。 向调查记者王文志致敬，也要向千千万万自媒体人致谢。 很多人看不起自媒体，说他们是草台班子、流量贩子。 但这次事件里，大量自媒体人没站队、没带节奏，而是做了一件媒体人最该做的事——转发真相、梳理线索、追问到底。 他们不是记者，却在帮记者补位。他们不是机构媒体，却在用流量为公共议题开路。 三观正的人，不管在哪个平台，都值得被看见。 还要思考一点，王文志是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著名调查记者，如果换作普通调查记者呢？ 下一次呢？下一次再有记者发现类似问题，是不是还要经历同样的“48小时自证清白”？ 现在的舆论复杂和反扑，比媒体黄金年代更复杂，也更残酷！ 舆论监督报道做起来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虽然难，但是有意义！ 对国家社会进步都是瞭望者，推动者，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录音里那个专家，也是有良知的。 于兆衍。录音里那个说“十几个领导押着我签声明”的人。 很多人把他当成一个“被逼改口的证人”，但仔细听那段录音——他不是在推卸责任，他是在说实话。 “全程没有一个人去关心这些孩子们怎么治疗，这些孩子们怎么检测，这些家长的诉求怎么办。” 这句话是一个医生说的。他不是在告状，他是在心疼孩子。十几个领导围着他，没有一个人问孩子怎么样了，只有他——一个被逼着签声明的人——还记得问一句。 他说自己“对这家医院彻底失望”，说这件事结束后“可能会辞职”。 他怕了，但他还是说了。他退却了，但录音里的话是真的。 他签了否认声明，但他的心没有否认那些孩子。 于兆衍不是完美的人。但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在十几个领导面前，他至少在心里还记着那些孩子。 这样的人，也值得被保护。 南方传媒书院 陈安庆 6月22日 长沙 — Chen Anqing, Southern Media Academy June 22 2026 （中国顶级媒体采编方法论） 来源：南传研究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LhfvP2eharkKDd7JEMkbw 编辑：王昕越

【案例】

资深电视人孙玉胜：警惕AI制造出的那些毫无温度的“信息泔水”

来源丨综合整理自凤凰卫视原标题丨孙玉胜：AI时代，媒体更要捍卫新闻的“现场主权”

导读：无论AI如何发达，现场都不可替代。不在现场就没有第一原创，现场的真实最有真实感，这是专业常识。

警惕那些AI制造出的毫无温度的“信息泔水”，电视是以视觉和现场起家的媒体，这种与生俱来的特征应该强化，而不是投降，拱手放弃。

回顾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历程，现任凤凰卫视执行董事、常务副行政总裁兼总编辑孙玉胜，是绕不开的灵魂人物。

在执掌凤凰卫视内容帅印之前，他曾是央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标杆新闻栏目的核心创办者，更是央视新闻频道大规模改版的关键操盘手，深耕电视新闻领域数十年，始终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内核。

2021年2月24日，孙玉胜正式履新凤凰卫视，随即主导了凤凰卫视开播以来最为彻底的一次全面改版，带领这家老牌华语媒体在媒体格局剧变的当下逆势突围。

此次改版成效显著，数据显示，凤凰卫视中文台收视率逆势提升45.2%，在传统电视媒体普遍面临收视下滑、影响力减弱的行业困境中，这一成绩格外亮眼。

近两年，面对AI生成内容席卷传媒行业的浪潮，孙玉胜敏锐察觉到，海量算法生成的内容正在让不少媒体逐渐丢失新闻核心的“现场主权”，而他始终坚持让凤凰卫视回归新闻最基本的常识：紧盯热点事件，坚守新闻现场，用真实的现场报道筑牢华语新闻的专业底线。

正是这份对现场的执着，让凤凰卫视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始终保持“先人一步”的在场感。

2026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局势骤然升级，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第一时间抵达德黑兰现场，通过镜头传递一线真实讯息，这种快速响应、直击现场的专业素养，正是孙玉胜一直倡导并坚守的“凤凰底色”。

近日，《凤凰周刊》对孙玉胜进行独家专访，在对话中，他深度剖析了凤凰卫视收视逆势增长的底层逻辑，依旧保持着资深新闻人的敏锐与锐度，直言警惕AI制造的毫无温度的“信息泔水”，坚决拒绝自我感动的“口号式表达”，立志在技术快速迭代、舆论环境剧变的夹缝中，为华语新闻守住一块不可动摇的“硬地”。

01

大刀阔斧改版：吐故纳新，锚定新闻核心竞争力

2022年元旦，在孙玉胜履新凤凰卫视一年后，凤凰卫视中文台和资讯台正式启动开播以来最大规模的全面改版，彼时恰逢凤凰卫视成立25周年。

孙玉胜坦言，尽管凤凰卫视曾创下华语媒体的早期与中期辉煌，但发展后期逐渐陷入影响力减弱、收视率持续下滑的困境，这既是网络媒体崛起带来的行业共性挑战，也与凤凰卫视自身节目质量下降密切相关。

经过深入调研，他发现当时凤凰卫视部分节目存在严重的内容注水、形态陈旧问题：部分日播人物访谈栏目，单人采访素材被拆分剪辑为5期节目，每期30分钟超长播出，内容拖沓冗余；部分演播室开讲栏目枯燥乏味、毫无看点，单期时长竟达80分钟，在快节奏的现代传播环境中，这类节目早已脱离受众需求，这也是收视持续低迷的核心原因。

面对行业激烈竞争与自身发展困境，此次改版坚持“有减有加、吐故纳新”的核心策略，首先淘汰形态陈旧、收视低迷的落后产能，一次性撤下16个老旧栏目，同时全新创办《凤凰聚焦》《近观中国》《空间观策》《我们和它们》等九个栏目，新栏目上线后收视表现与受众反响均十分亮眼。而改版成功的关键，更在于重新找准媒体核心竞争力与定位，优化有限资金的资源配置，将优质资源向核心业务倾斜。

孙玉胜认为，电视媒体的传播效果与投入呈正相关，优质内容离不开相应投入，而新闻始终是凤凰卫视最核心的优良资产，过去却未能充分释放价值。

作为凤凰卫视落地条件最优、影响力最大的旗舰频道，中文台此前新闻节目占比极低，仅在早中晚固定时段播出，早间一小时、午间和晚间各半小时，搭配少量专栏节目，核心新闻资源与优质传播平台严重错配，性价比极低。

针对这一问题，改版后中文台新闻节目量提升至原来的三倍，同时鼓励保留的原有专题栏目采用“新闻+”模式策划选题，打破传统专题节目的局限，紧扣热点事件创新内容。

例如建筑文化栏目《筑梦天下》，在以色列进攻加沙期间推出加沙典型建筑专题，美伊局势升级后又聚焦伊朗城市建筑文化瑰宝，两期节目均收获高收视与广泛好评。

这一实践也证明，传统媒体受众并非完全流失，只要供给侧能推出优质、贴合需求的内容，受众完全可以实现回流。

△2022年1月初，疫情期间，凤凰卫视刚刚完成改版。孙玉胜（右）在全新设计的凤凰卫视香港总部主演播台，与《凤凰午间专列》主持人（左起：黄橙子、王峰）探讨播出细节。

02

AI时代坚守：捍卫现场主权，拒绝信息泔水

立足香港五年，孙玉胜对香港媒体生态有着深入洞察，他清晰定位凤凰卫视的核心优势：放眼全球，拥有完整全球新闻报道网络的香港本地媒体寥寥无几，而凤凰卫视搭建的63个海外记者站网络，是极为稀缺的核心资源，更是凤凰过去起家、当下立身、未来发展的根本。

在AI技术飞速发展、网络连线愈发便捷的当下，即便维持全球记者站网络需要高昂成本，凤凰卫视依旧执着坚守“记者在现场”的核心准则。

孙玉胜透露，凤凰卫视目前大部分节目经费，都优先投入全球新闻报道网建设与新闻节目制作，即便媒体运营资金有限，在现场报道相关的投入上从不犹豫。以驻俄罗斯记者卢宇光为例，其在战争前线坚守四年，背后不仅是令人敬佩的职业精神，更离不开团队运营、安全保障、日常运维等巨额经费支持，整个前线报道团队配备摄像、司机、安保人员，全方位保障记者能安全、持续地开展一线报道。

“大事发生看凤凰”，这句流传已久的口碑，在孙玉胜看来，核心底气就是“凤凰记者追现场”。他强调，无论AI技术如何迭代升级，新闻现场永远不可替代，不在现场就没有第一手原创内容，现场的真实感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模拟的，这是新闻行业的基本专业常识。AI可以生成财报、制作通用内容，但无法复刻记者在现场的观察、感受与独家报道，更无法替代现场带来的真实传播力量。

他直言，当下部分观点认为AI普及后现场与真实性不再重要，这一认知既无知又有害。韦氏词典2025年热词收录“泔水”一词，正是用来形容当下AI生成的大量不伦不类、毫无价值的视频内容，这类内容如同泔水般令人反感。电视媒体本就以视觉与现场报道起家，这份与生俱来的专业特质应当持续强化，而非向算法内容投降、拱手放弃现场主权。

从中美多轮经贸谈判两路记者全程驻场追踪，到美国抓捕马杜罗后记者快速进驻委内瑞拉及周边国家，再到美以伊局势升级时驻伊朗记者的一线战地报道，这些独家现场内容，都是AI永远无法替代、无法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凤凰卫视维系品牌公信力、节目吸引力与传播影响力的核心支撑。

03

深耕香港市场：错位竞争，精准布局粤语传播

针对港澳台、海外及内地不同受众群体，凤凰卫视坚持精准化传播策略，尤其聚焦大湾区与香港市场，攻克语言传播与平台落地两大核心难题。

孙玉胜指出，语言是传播的第一要素，服务香港本地受众，必须兼顾粤语传播需求，同时打通免费电视播出渠道，才能真正提升在香港的传播影响力。

此前，凤凰卫视在香港仅通过付费电视频道播出，受众触达率极低，几乎无收视可言，难以发出有效声音。2024年4月，借助全球电视媒体格局调整、TVB发展遇阻的契机，凤凰卫视与TVB达成合作，凤凰卫视香港台正式登陆香港免费电视85台，实现全时段完整播出，彻底打通了香港本地免费传播渠道。

在频道定位上，孙玉胜巧用“田忌赛马”策略，避开香港电视市场剧集、综艺、体育赛事的激烈竞争，将香港台定位为“准新闻频道”。香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国际金融中心与自由港，此前免费电视市场竟无一个以普通话或粤语为主、具备国际视野的专业新闻频道，这一市场空白为凤凰卫视提供了错位竞争的空间。

开播近两年，香港台凭借专业新闻内容，收获香港政界、商界、知识界精英群体的高度认可，不少受众能精准说出频道主持人与栏目名称，充分印证了本地受众对优质国际、国内新闻的旺盛需求。

目前香港台粤语节目占比仅31%，供给能力有限，孙玉胜正尝试借助AI技术，实现普通话节目秒级粤语翻译与配音，进一步提升粤语节目供给效率。

他表示，若能实现全面粤语化优化，香港台在香港新闻频道中的排名有望从当前第三位快速升至第二位。

04

吸纳青年力量：以节目招才，唤醒新闻理想

为适配改版后的人才需求，同时吸引年轻受众与青年人才，凤凰卫视创新推出《发现新主播》节目，打破传统媒体招聘的局限，以节目化方式选拔优秀主播人才，成为传统媒体年轻化转型的一大亮点。

孙玉胜表示，传统招聘启事效果有限，而借助节目平台招聘，既能挖掘优质人才，也能贴合新媒体传播趋势，提升频道年轻活力。

△2025年12月20日，《发现新主播》（第二季）总决选“特写组合”环节。该环节极度考验选手的观察力、即兴表达与逻辑思维。选手们需要分工协作，每组围绕当天活动内容完成特写报道，以及精心打磨标题与导视词。选手们既要在现场第一时间抓住观众注意力，也要对新媒体传播规律有很好的理解与运用。

节目策划之初，孙玉胜摒弃模仿央视主持人大赛的思路，结合董宇辉爆火带来的“主播”定义革新，确定节目名称为《发现新主播》，不再纠结主持人与主播的概念差异，同时要求节目坚持“先网后台”理念，策划阶段兼顾网感，适配新媒体传播。

第一季节目报名人数近900人，经过层层选拔，两名优秀选手成功入职，其中来自广州电视台的林鹤轩精通普通话与粤语双语切换，兼顾香港台粤语新闻与中文台午间普通话新闻，深受本地同事与受众喜爱；第二季节目传播量突破11亿，目前已有三名青年人才即将入职凤凰卫视香港总部。

孙玉胜认为，传统媒体并非走到末路，依旧具备独特价值与行业号召力。凤凰卫视持续的深度新闻报道能力，能够唤醒年轻人的新闻理想，相比其他平台，凤凰能为青年新闻人提供更多原创报道、一线现场的机会，搭配凤凰网、凤凰秀等多元新媒体渠道，为青年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

“大事发生看凤凰”这句源自受众口碑的口号，搭配“凤凰记者追现场”的新闻情怀，足以感召更多年轻人投身新闻行业，而这份无法被AI替代的职业价值，正是吸引青年人才的核心魅力。

05

媒体转型深思：摒弃空泛表达，坚守专业自觉

谈及当前媒体改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孙玉胜直言，核心在于表达方式的优化。

从业四十余年，他始终坚信，很多时候媒体不缺少正确的立场与主张，而是缺少打动受众的优质表达，坚决反对大话、空话、套话与口号化表达，这类表达方式本质是对受众的拒绝，只会伤害媒体传播力，无法实现有效传播。

他强调，全球任何媒体都有自身立场，不同媒体的受众争夺，核心在于内容表达与传播方式是否具备吸引力与说服力。

以中国发布镓和锗出口管制令后的评论为例，台湾评论员郭正亮从产业链实际出发，结合提纯技术、资源垄断性、上下游产业链布局等事实展开深度分析，逻辑清晰、内容扎实，极具说服力，这类基于事实的专业表达，远胜于空泛的概念推理。

来源：传媒圈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7JDVOKE8v8Jxzth7HS-bg
编辑：王昕越

【案例】

城里来了只“老虎”

故事从纸墨最盛的年代说起。

一、墨门旧梦：纸上江湖的最后一段盛世

那几年，江湖还相信“文章能当剑”。各地报馆门派林立，有的擅长短打快讯，有的擅长长卷深访。老虎起初只是门派里的走脚弟子：跑现场、抄笔录、问邻里，夜里写稿到灯油见底。

他换过几座城，也换过几位师父。有人教他“写人要留余地”，有人教他“证据要过三遍手”，还有人只说一句最冷的江湖规矩：别把自己写进稿子里。

可他偏偏把自己写了进去。

不是用第一人称，而是用一种更危险的方式——把自己的姓名挂在驿站飞帖上。

二、驿站飞帖：快过审稿，也快过祸福

岭南有个大门派，门规严，稿子要过堂。老虎进门后，忽然赶上驿站兴旺：人人能发帖，帖比报纸快，快到真假还没来得及沉淀，情绪已经成了潮水。

他看见潮水能推开旧门：一些被压在案底的旧事，一些在地方盘根的利益纠葛，一些本该在官家里慢慢核的疑点，忽然被众目照亮。

于是他用了驿站的快，把一位“曾在西南掌过印、后又入京任要职”的人物推到台前。帖里有材料、有指控、有推理，也夹杂了江湖最常见的东西：转述、印象、旁证、未竟之证。

支持他的人说：这是啄木鸟啄腐木，宁可吵，也别烂到根里。
反对他的人说：驿站飞帖太利，一刀砍下去，可能砍到真腐，也可能砍到无辜的枝。

城里的人也在看。只是城里看法更复杂：

有办事的人想：若放任流言横飞，秩序散了，最后受伤的是普通人。
也有守门的人想：若事涉公器清廉，总要允许质询与监督，否则城墙再高，也挡不住人心塌陷。
还有人心里更实际：一旦闹大，谁来兜底？谁来背锅？

不同的心思，最后会汇成同一条命令。


三、跨城缉拿：刑名如网，网里不止一个“敌人”

不到一个月，老虎被从家中带走，跨城押解。江湖人最怕的不是被问话，而是被从熟地带到生地——朋友赶不到，讼师难会见，消息断在半路，连“你到底犯了哪一条规矩”都要等官家慢慢吐出字来。

最初的刀谱叫得很重，像是“扰乱”“挑衅”一类的笼统招式；后来又换成“伤名”，再后来卷宗里出现更多名目，仿佛一只百纳囊，什么都能装。

四、狱中灯影：三百四十六夜，心证与法证

这时候，武侠小说最容易写成“官府皆恶、侠客皆冤”。可真实的江湖更像一间长夜的屋：灯芯很细，风从缝里钻，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永远站在光里。

老虎被押进京师的高墙之内，第一件事不是挨打，也不是受刑，而是被迫学会一种新的时间算法——日子被切成“提讯”“会见”“退回补正”“等待通知”的小块，块与块之间，是漫长的空白。

办案的人并不都凶。有个年轻差役递水时低声说：“你若真有凭据，就把凭据摆全；你若只是听来的，也得说清听自何处。我们也怕错。”

这句话像一枚钉子，钉在老虎心里：城里的刀，不一定只为伤人；很多时候，它也为避免乱砍。只是刀一旦出鞘，先伤到谁，常常不由持刀者完全决定。

外面的人开始奔走。旧门派里有老编辑叹气：“这孩子把自己当成了稿子的一部分。”也有同行拍桌：“写事实不是罪，怕的是不让人写。”讼师来来去去，像持剑的客，在卷宗的字缝里找生路：哪里证据不足，哪里推断过界，哪里能把“监督”与“恶意”分开。

老虎在狱中复盘自己那几段飞帖，越看越像拆招：有些招式稳，落点是材料；有些招式急，落点是判断。他开始明白，驿站的快让他赢了声势，也让他输在“余地”——江湖写作要留余地，朝堂刑名更要留余地；你不留，别人就替你留，留成一张网。

五、卷宗回转：两次退回，网线松处见人心

案子走到官家手里时，城里换了一种步法：不再只看“闹得多大”，而要看“证据能不能站住”。

官家的人也不全是冷面。他们更像账房先生：一笔一画要对得上。若对不上，就退回去补；补不齐，就不敢贸然落笔定人一生。于是卷宗几度退转，像一封被拆开又封上的信。

这期间，江湖的声音起伏不定。有人把老虎当旗，也有人把他当靶。旗与靶的共同点是：都不太像一个人。老虎自己却在那间屋里变得更像一个人——更谨慎、更沉默，也更固执。

终于有一天，门开了，不是放人回江湖，而是换成另一种束缚：取保。老虎走出高墙，天光刺得他眯眼。他在门口站了很久，像一个内力被封过的人，重新确认自己还能呼吸。

六、不诉雪书：清白落纸，仍须自证

后来，官家落下一纸“不诉”。那张纸很薄，却重得像一块碑：它不等于宣告“你句句为真”，更多是在说——刑名之刃不该在此处落下；监督与质询，哪怕有偏差，也不必必然用刑法去定性。

这在江湖里引起一阵短促的欢呼，像冬日里忽然飘落的雪：洁白、安静，也带着寒意。因为雪落并不意味着春来。

老虎拿着那纸雪书，想过要讨个说法，要赔偿，要追问当初的跨城缉拿与指定管辖究竟该如何被审视。但他更清楚：真正让人难受的，不是那三百四十六夜本身，而是它留下的一种阴影——从此以后，他每写一个字，都会先听见锁链响。

七、归门不再：纸媒门派衰，游侠路更窄

他曾想重回门派。江汉一带有报馆招他，他写过几篇硬稿，仍旧锋利，仍旧想把“利益与官家”写清楚。可门派的气数已经变了：掌门更谨慎，堂规更繁，最重要的是，门派怕再出一个“让全门陪着挨刀”的人。

江湖不缺勇气，缺的是容器。纸媒的容器裂了，驿站的容器太薄，薄到盛不住复杂的事实，只盛得住一句立场。

于是老虎开始独行。

他开小号，写“法与情”，像给自己立了两面旗：一面写条文，一面写人命。他去草原看牧民与矿企的纠葛，去小县看干部与百姓的冲突，去听那些被官家搁浅的哭声——这些事不像“扳倒大员”那样轰动，却更像江湖的底盘：底盘若烂，上面再光鲜也要陷。

可独行侠的麻烦，往往不是刀，是银。调查要盘缠，奔走要车马，找人要成本，诉讼要费用。你越想把事情做“像样”，越容易被问一句：“你靠什么活？”

八、新案新刃：诬告与经营，名与利同时被问

又过些年，他在驿站发布新文，指向一位地方旧主事者，牵出拆迁、招商、悲剧与疑点。文章很快消失，像被风卷走；随之而来的是更快的网——这回不只问“你是否伤人名”，还问“你是否意图陷害”，甚至问“你是否以此谋利”。

这两招比旧时更难拆：

“诬告”问的是心——你说错了不够，还要证明你错得“有意”；
“经营”问的是路——你走江湖的盘缠从何而来，你与人合作的方式是否越界，你的自媒体到底算不算一种“生意”。

城里办案的人也有他们的焦虑：驿站一夜可起千浪，浪大了会撞堤；若不管，怕失序；若管重了，怕误伤。不同部门之间还有各自的职责与压力，互相牵扯，像一盘复杂的内功：稍不协调，就走火伤人。

有人把老虎的同行互助社群说成“结社”，有人把他的写作说成“产业链”。这些说法未必都站得住，但它们一旦出现，就足够让很多人退后半步——江湖里最致命的不是刀，是孤立。

九、余波：窄桥仍在，桥上行人更少

到这里，故事又回到那座窄桥：一头是“监督之直”，一头是“秩序之稳”。桥必须在，因为没有监督，城墙会从内部生霉；没有秩序，江湖会被流言与私刑撕裂。

老虎的命运之所以让人揪心，不是因为他必然正确，也不是因为城里必然错误，而是因为他把一个时代的难题摊在光下：当纸媒门派退潮、驿站喧嚣涨潮，事实的复杂与官家的谨慎如何共处？当一个人用自己的名作担保，城又该如何既不纵容谣言、也不扼杀监督？

江湖传言很多，定论很少。可不论将来卷宗如何落笔，有一点已写进所有人的心里——

啄木鸟并不住在森林的对立面。它与树同生，只是啄出的声音，让森林不得不听见自己的空洞。

来源：法点透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UIdf3Fjq47QLxSrDHyccQ

编辑：赵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