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让人感佩的好记者 让人泪目的好故事

今晚8点

好记者讲好故事

2024中国记者节特别节目

在中国记协及各大主流媒体

新媒体平台播出

11名记者来到现场

分享从业过程中的难忘经历与感受

我们一起来听

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

打动人心

他们的讲述

娓娓道来

感谢一线记者

再次祝大家记者节快乐！

来源：中国记协（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HvqgEAlJqBhlTl0soet3A
编辑：李佳

【案例】

记者中的散文家穆青

文/卫建民

有一年，我去蒲黄榆看望汪曾祺先生，汪夫人施松卿告诉我：“周原也住在这个楼，就是写焦裕禄的那个周原。”那时，汪住在夫人分的房子，是新华社的一处家属宿舍。

当年感动中国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有三个作者：穆青、冯健、周原，按今日学术论文作者排名的说法，穆青是第一作者，周原是第三作者。同时，我还想到，一个名记者的名字，是和他的代表性作品联系在一起的。当了一辈子记者，如果有人说，某某是某篇名作的作者，那是最高的奖赏和荣光吧。过去在新闻单位供职的老记者，是不在意作品排名的。一篇多人署名的文章，究竟谁在写作中的作用大？谁该排名第几位？那是文章之外的人议论的闲话。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里，担任过中央新闻单位主要领导的记者，只有邓拓和穆青出版过以“散文”为名的书籍。邓的散文我读过，他以记者名义写的特写、通讯，特别是后期以笔名“马南邨”写的《燕山夜话》，是一个时代的散文典范，是大家之作。《穆青散文选》收入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读者最熟悉的还是写焦裕禄的长篇通讯。穆青在战争年代写的《雁翎队》，发表在1943年延安的《解放日报》。这篇通讯报道，用缜密、轻灵的文字，全面报道了活跃在北方一片水域的抗日队伍，是最早把河北白洋淀介绍到解放区读者的作品。这支以雁翎为标志的武装力量，既是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又带点旧时代绿林好汉的色彩；他们的装备、标志，使读者感到奇异！1945年春天，同是在鲁艺学习的孙犁在《解放日报》发表《荷花淀》，又使解放区读者看到白洋淀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幅诗意画卷。穆青写于1942年陇东的《我看见了战士们的文化学习》，是一篇战地报道。他使读者看到，在以农民为主体的队伍里，在战斗间隙，战士们已在克服缺少文化知识的短板，正在认真识字学文化。毛主席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穆青这篇通讯，客观真实地报道他看到的战士们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的情景，今天读来，还使人有兴味。

真实、朴实、务实，是穆青散文的主要特征。他少年时在河南杞县大同中学时期就参加文学小组，作家姚雪垠是他的老师。在延安鲁艺学习时，他在文学系。按那个时代的革命队伍的成分构成，在延安时期，他已属于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了。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开始就比较强。进入记者队伍后，他抓住“新闻”一体的特性，视“真实”为生命，以朴实又绝不枯燥的文字处理题材，让一篇报道性的文章显示出文章之美，具有生气勃勃的气象。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曾经感动中国。这篇著名的通讯在电台广播时，我还在上小学，焦裕禄书记的感人事迹，是我们这一代人人生观形成的一股力量源泉。从小，我们就熟悉有关焦裕禄的一切。从散文的角度分析，这篇通讯为什么会有打动人心的巨大能量，到今天还有人在读？——真实，朴实！唯真实才能取信于读者；唯朴实才有长久的生命力。穆青谈过这篇通讯采访写作的经验。焦裕禄的事迹，首先是打动几位敏感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深入兰考，从干部、群众的讲述中，从兰考人民对焦裕禄的真挚感情里还原一个县委书记的短暂生命过程，让榜样自身在太阳下闪光。焦裕禄不是几个记者“塑造”的，而是记者被焦裕禄的事迹感动后报道出去的。他们抓住焦裕禄来兰考的使命——带领兰考人民治沙治盐碱地，让兰考人民脱贫。他本身有病，是严重的肝病，但他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意志，“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他对兰考的经济发展，思路清晰，不喊一句空洞的漂亮口号，他知道，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如果不改良、治好沙丘，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他的誓言是：“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通讯的小标题，闪光的语言，是散文从真实、朴实到务实的整体呈现。焦裕禄的名言“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是重视第一手材料，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焦书记以形象的语言说出来，我们小时候就记得这句话。作为县委书记，焦裕禄警惕特权对干部的腐蚀。他的孩子没买票看了一次电影，他立刻防微杜渐，不但要自己花钱补票，还形成一个文件，告诫全县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奉公。一个一心干事、廉洁自守的优秀县委书记的形象，在长篇通讯里全面呈现。

穆青写人物的散文，还有一篇记山西植棉模范吴吉昌的。写对农业技术有创新的劳模，他把人物置于国家的农业政策大背景下，特别挑明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个晋南的农民，他创新的动力，既源于对周总理的爱，又源于对农业技术的痴迷。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记者在基层采访中发现的典型人物。这篇长篇通讯播发、刊登后，迅速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通讯发表后的次月，穆青又到兰考，在县委办公室看见来自全国的许多来信，读者和听众都对焦裕禄的事迹表示深深的感动，都把焦裕禄当作学习的榜样。记者写的通讯，在和平建设时期产生如此广泛的教育意义，在新中国新闻史上是罕见的。这篇通讯的巨大成功，让所有记者扪心自问：应该怎样当记者？什么样的通讯报道才会发生社会效应？新闻时效和文章的生命是什么关系？

穆青擅长写人物。除了焦裕禄、吴吉昌等人外，他还出版一本《十个共产党员》，专题收集他采访过的十几位多条战线的人物。穆青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和众多的被他采访过的人物长期保持联系，用老话说，他有他的“联系点”。这样，既与被采访的人物保持友谊，又能了解社会动态，尤其是他采访过的地方的发展情况，使一个记者始终保持“耳聪目明”，不被假象迷惑，更不会去写虚假新闻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个由记者发现并主动报道的典型，之所以能经受时间的长期考验，就是在新闻工作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写出一个金子一样的人，足金足赤，60年后还在闪光，分量不减。

穆青更有特色的一批散文，是他出访外国时写域外风光、人物、政治、经济局势的作品。记者的锐利眼睛、深厚的文学修养，在这批作品里都表现出来了，有点像杨朔那一批写国外见闻的散文。在写海外风光、人物时，穆青完全放开了手脚，笔路更自由，语言更活泼，文章更绚丽多彩。其中，写委内瑞拉那位接待他们，又要给他当干女儿的《法蒂玛》，写秘鲁的《阿丽小姐》，能在短时间画出一幅描写对象的传神素描，显示一位老记者的文字功夫。这是新闻性、文学性、艺术性相统一的优秀散文作品。

穆青在新华社当总编辑、社长时，新华社有个好的做法，那就是请著名的语言学家来给编辑记者讲课，具体分析社里的新闻报道稿件，让“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叶圣陶先生就曾到新华社讲课，具体到标点符号的用法，向耍笔杆子的传授知识。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和学位制度后，社科院招收新闻类研究生，因为导师太少，新闻所就邀请各个新闻单位有成就的名记者担任导师。我有一册社科院研究生院1981届研究生的名录，从中知道，穆青曾担任一位修学世界新闻专业研究生的导师。穆青重视新闻教育，认为新闻“有学”。新华社曾成立中国新闻学院，就是他那一代人对这个行业的理解。

因为焦裕禄，因为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通讯，我去郑州时，当地的同志问我想去哪里转转，我毫不犹豫地说：“兰考。”我住的酒店房间里，床头柜正好有一枝早晨送来的康乃馨，我抽出来，拿在手里，带着一枝花去兰考，恭恭敬敬地献在焦裕禄墓前。我去看了著名的“焦桐”，留影一张，并把“焦桐”照片刊登在我负责的杂志封二，说明兰考人民以泡桐树的材料制造民族乐器；当年焦裕禄倡导的栽泡桐树，今天是兰考的致富之门。在焦裕禄纪念馆，见到那张旧的破烂藤椅。焦裕禄的肝病复发时很痛，他就坐在这个藤椅上顶着肝区。兰考的同志让我在留言簿上写几个字，我不假思索，拿起毛笔就写：“活到人心便永生。”在兰考县城，我看见有几处题词是穆青那秀挺圆润的书法。兰考人民忘不了焦裕禄，也忘不了穆青。

作者简介：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原标题：美文丨卫建民：记者中的散文家穆青
来源：上游新闻
链接:https://wap.cqcb.com/shangyou_ne ... Ft.cqcb.com%2F0vhWQ
编辑：李佳

【案例】

纪念林白水诞辰150周年读书会在厦门成功举办

在第25个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又适逢八闽大地认真落实习总书记来闽讲话精神高潮中，11月4日，“纪念林白水诞辰150周年读书会”在位于厦门市海峡博览中心的人民网内容科技厦门园区会议室（主会场）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会议室（分会场）成功举办。

“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走狗要‘透骨见血，铁肩辣手’。”百余年前，一位自诩“白水”的报人，一个义无反顾的革命家，用惊世骇俗的呼唤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2024年是林白水先生诞辰150周年，此次读书会由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福建省林白水研究会等联合主办。来自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各学生党支部、“囊萤书院”的学生和学院领导，以及福建省林白水研究会、厦门日报等相关单位的嘉宾们共计60余人，共同分享研读《林白水文选》的读书笔记，思考当代新闻学子如何更好地研究、继承并弘扬林白水烈士关于报刊实践探索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为构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应有贡献。

来源：潮前智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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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

【案例】

褚朝新“变形记”：当年“走后门”进的报社

最近几年经常到高校和媒体去讲如何做新闻的业务课，有些年轻朋友听完觉得很有趣，但也很坦率地说：褚老师，你讲的这些距离我们太远了，我们做不了。

有些年轻朋友则问我：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

讲课时，我经常说自己是资质一般的人，做新闻的起点低起步晚，在媒体行业坚持了十多年，完全靠勤奋，从小事做起，一日日积累，才终于熬走了绝大多数前辈，把自己变成了前辈。

上面这些话，真不是谦虚，今天说说我是怎么入行的大家就知道了。

‍2002年3月，没完全毕业的我进了武汉晨报，成了一名见习记者。

武汉晨报，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但当时并不是考进去的，是“走后门”进的报社。

2001年秋冬时节，武汉晨报进行过一次公开招聘，班上不少同学参加了考试，同班同学考上五六个，我落榜。

那个时候，我已在报纸上发表过好多所谓的作品。与很多同学只有在报社实习的时候才在报纸上发表过东西不一样，我发表的多数东西都不是实习期间发表的，而是平日里自己背着相机独立找到新闻并撰稿的。是的，我最早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当个摄影记者。这么想，是因为自己内向，见到陌生人没什么话，不像现在，不管遇到什么陌生人，不想说话就基本沉默，但只要自己想说话，就有说不完的话。那个时候，面对一些陌生人常常想说话而不知道说什么。

二十年前认识我的人，有些人或许还有印象，吃一顿饭我可能没几句话。如今，也常常如此。沉默寡言，觉得自己不适合干新闻，就连当初选择新闻系也觉得是错误的。大二的时候，曾经无数次后悔读新闻系。一边暗暗纠结郁闷，一边泡在湖北大学的图书馆，读一些文学类的书。

那段时间写了不少东西，四处投递，无有回响。不知道是哪一日，大概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没有什么文学天赋，而家境窘迫，毕业期限一日日临近，去当记者是唯一的出路。

大三，系里开了摄影课，授课老师叫何海涛，一个高个的女老师。因为系里相机有限，不少同学只好自己买相机。我跟二哥开口要了1200元钱，买了一部海鸥相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拍照片不需要说太多话，以后就当个摄影记者。

武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那就是很多业余拍照的新闻爱好者。他们，有的是企业宣传干事，有的是退休无事老人。这群人里，有一个叫杨军的老人，退休前在武钢的一个子公司工作，爱好摄影，经常在武汉各家报纸上发表新闻图片。不记得是什么缘由认识了他，成了忘年交。他带着我到南京路买相机，手把手教我如何在暗袋里剪胶卷，指点在哪家快洗店冲洗照片，还教了不少找新闻拍照片的技巧。

老人很和善，还请我们几个学生去他家里吃过饭。当时他住在鹦鹉大道，房子不大，与老伴和女儿一家三口住在一起。大二，我在学校创办了一份名叫《沙湖传播》的报纸，请杨老师担任摄影指导老师，没有任何费用，纯属义务指导。慢慢的，我开始自己背着相机出门找新闻。

一切从最简单的开始：公交站牌被贴满各种办证、开锁之类小广告，武汉人称之为“牛皮癣”；一所中学附近的门店因为学生们的自行车挡住了门面，将几十辆自行车扔到了马路中间堆成一座车山；小餐馆不装排烟管道，油烟扰民……

后来，开始拍一些稍微难度高一点的：路边乞讨儿童幕后的操纵者，江汉路步行街的扒窃团伙，长江二桥上的轻生者，傅家坡长途客运站的宰客的录像厅……

这些照片基本都是大三拍摄的，发表在武汉的各家报纸上，有些照片还是以组照的形式同时发表在了两家报纸上。前期的一切都靠自己：发现线索，跟踪拍摄，拍完去快洗店用暗袋剪下已拍摄的底片，快洗店把剪下的底片快洗出来后自己选片子，再把选出来的片子冲洗成照片，然后带着照片去报社投稿。报社的编辑老师现场看图，觉得可以发表的话拿出几张稿纸让我现场写出文字稿。当年给我发稿子较多的是长江日报社会部郑萌老师、王欣老师等。

写完稿子回学校，第二天一早就去报摊买报纸，看自己的稿子有没有发表。没发表，沮丧，发表了，兴奋地买报纸回宿舍珍藏起来。大三快要结束的时候，拍照片赚的稿费累计达到了1000元。一激动，买了好多西瓜，同寝室的几个同学帮着搬回宿舍，班上的每个男生寝室送了一个。

自己开始跑新闻后，杨老师渐渐联系少了，偶尔会在报社遇到他。当我们还没有BB机的时候，他已经在脖子上挂了一个小灵通，可见他当时在业余新闻界干得有声有色。暑假，到北京实习，实习的报纸叫北京时报，新京报创刊用的就是生活时报的刊号。当时和几个同学租住在白纸坊的一个地下室，四个同学挤在一起。有一天早上出门，看到一辆环卫车陷在了一个泥坑里。一问，原来是有一棵树死了，园林部门挖走枯树后没有把树坑回填，一场雨后树坑成了泥水坑，环卫车陷入不能脱身。拍照，照片洗出来后写了一个两百字左右的图片说明，让在北京晨报实习的同学陈媛带去了报社，最后联合署名发表在了北京晨报上。

实习结束回到武汉，武汉晨报发布了招聘启事，信心满满地报了名，结果落榜，极度沮丧。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天人文学院一位行政口的老师突然找我，说推荐我去湖北省教育厅国家助学贷款办公室实习。就这样，我去湖北省教育厅开始了实习。

实习了三个月，有点受不了，朝九晚五坐办公室，就是写材料、改材料，偶尔出门开会，唯一的乐趣是中午休息时间玩一会一种叫红色警戒的游戏。春节后，我跟当时任湖北省教育厅国家助学贷款办公室主任的梁怀银提出自己不适合机关的工作，不想继续实习了。梁主任很热心，表示厅里可以出面推荐去三峡大学新闻系当老师。没多久，三峡大学新闻系派了一个老师到教育厅来面试，但我听了大学班主任曾老师的建议，没有选择去高校。

回到学校，多数同学都已经工作了，一个人郁郁寡欢了好些日子。眼看着毕业一日日临近，终于有一天鼓起勇气拿着自己所有发表的东西去了武汉晨报，敲开了当时的总编辑杨问富的办公室。那日，几个副总编辑都在他办公室。看了简历后，杨总说，你发表了不少东西啊。这个时候，一位副总编辑问：前不久考试，你为什么不来考？我说，考了，没考上。那位副总编辑说，那你这样对其他考生不公平。现场冷了场，我尴尬地准备退出。副总编辑余兰生突然说，小伙子，简历留下，你先回去等通知。

当天晚上，在寝室接到了社会新闻部主任蒋立青的电话通知，让我次日去社会部报到。就这样，没有考上武汉晨报的我进了武汉晨报。上班第一天，报社热线接到一个线索：汉阳月湖公园的铁栏杆一夜之间被盗数十米。我背着相机去了现场，拍了几张照片，采访了公园的工作人员，次日以见习记者的身分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职务作品，一张图片和二百字的简讯，货真价实的豆腐块。从此开始跑新闻热线，跑车祸、跑火灾、跑凶杀、跑抢劫案、跑盗窃案……报社里有专业的摄影记者，不再需要自己拍照片。

从此，摄影记者梦破灭，被迫成为文字记者，一干就是十七年。

2021年7月13日初稿、2024年11月1日修订

来源：衣者褚（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zuIKxqpRpU5F2s0QakJFQ

编辑：王晨雅

【案例】

这名“新闻工匠”10获中国新闻奖：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在工人日报，做一名“新闻工匠”

王金海

作者简介：工人日报社编委、经济部主任，高级编辑。历任工人日报社要闻部主任、融媒体中心主任，中工网副总编辑。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韬奋系列）获得者，曾获得10次中国新闻奖。担任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新闻奖——融合报道奖及中国经济新闻人物奖评委。

2016年，王金海获第14届长江韬奋奖

多年以后，我总会不时想起在新华社举办的采编高级研修班上，中国青年报《冰点》主编讲述“怎么做稿子”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时，我刚进报社不久，那堂课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新闻原来可以这么做！当编辑居然能这么精彩！

三十年弹指一挥。我相信，那堂课和我已经走过的新闻之路存在着某种联系……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新华社的采编高级研修班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新闻业务培训班。之后的30年间，我又参加过很多新闻培训班、论坛：一是为了开拓视野，掌握前沿信息；二是为了与同行交流，解决现实问题；三是为了不断精进，巩固“道心”。这期间有两个培训班受益较大：一个是2008年至2009年，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清华—花旗EMBA奖学金媒体培训课程（第四期）”；另一个是2019年在复旦大学举办的高级研修班。这两个培训班的授课老师均是国内顶尖的学界大师、业界大咖；授课内容从经济、金融、政治、外交、社会、民族、媒体融合到新闻实务，结构完整、真材实料。复旦的培训班，课程都安排在周六、周日，我需要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乘高铁往返，虽然辛苦，但乐此不疲。在做新媒体之前的20多年里，我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做了新媒体之后，阅读的载体从纸质换成了手机。一直以来，书读得很杂，学的也很杂，古今中外都看。其中，有几本新闻学领域的书，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一本是《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作者是时任央视评论部主任孙玉胜，他叙述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节目的创办经历，大型特别节目运作的过程、背景、追求和反思，以及一些电视新闻改革事件。这本书充分满足了我对这类节目“后厨”的探究欲望；另一本是新华出版社的《新闻学名著译丛》，研究记者在新闻现场如何采访以及编辑与记者如何互动。这些经典著作，对我日后的新闻实战颇有助益。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贯穿我的新闻生涯。无论是持续性报道，还是单篇报道；无论是遭遇突发事件打“移动靶”，还是策划主题报道打“静态靶”：无论是“神经绷紧”的值夜班，还是“事无巨细”的上白班……我都能沉浸其中，享受实战的全过程。和一线记者、编辑、技术人员在一起协作完成某个项目，和有才华的年轻人在一起“磨”稿子、剪视频，是我人生的快乐时光。30年间，我在工人日报社转战经济新闻部、要闻部、融媒体中心、中工网等几个岗位，始终围绕着“编辑”这件事，但并不觉倦怠，究其原因无非“热爱”二字。
专注“战术”，形成标准推动量化做新闻要求内外兼修、术道并用。我在工人日报社长期负责内容建设，更专注于战术层面，着重于实际应用与技能发展。战术即匠心，而匠心需要时间浇铸。这些年来取得一些“战果”，形成一些“战术标准”。令我欣慰的是，这些“战术标准”青年编辑们至今仍在沿用……制定“工作稿”见报标准。在经济新闻部做主任时，经常处理各类工作性稿件。当时有29个国务院系统部委局办的宣传都归在经济新闻部，平均每个记者要负责好几个单位。在部门例会上，我多次与负责记者切磋工作稿的不同写法，严格把关，常让记者感觉发稿艰难……于是，制定了三条见报标准：第一，要有读者意识、要有针对性。稿子是写给读者看的，见报稿子要以能够回答三个问题为佳：部委局办说了什么或决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说或做出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第二，植入“新闻背景”。有些稿子过于简单，缺乏因果关系。因此需要植入“新闻背景”，它可以是一些数据、一些过去的事件，甚至是事件的动机与目的，是新发生事实的组成部分，是事实间的关系，是更多的事实。第三，标题要做成实题。尽量避免使用“成效显著”“高度重视”这类虚化表述做题。如果做不到，就说明稿子本身缺少新闻价值，不发。这三条发稿标准，严格执行了很多年。效果是：跑口记者新闻判断能力增强了，责任编辑把关水平提升了，版面变干净了。建立突发事件报道范式。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因其突发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为公众所关注，是工人日报的重点报道领域。经过不断复盘与总结，我们提出“三个阶段”报道范式：第一个阶段报道全面信息，第二个阶段聚焦本报特色，第三个阶段做深度分析。2008年发生汶川地震，经济新闻部第一时间派出记者抵达灾区核心位置。那段时间，办公室墙上挂着汶川军用地图，后方编辑按照前线记者的作息值班。前线记者发回第一波报道，主要关注灾情的剧烈程度、救援的实际困难，目的是引导各种力量对灾区展开有针对性的支援；第二波报道则放在工人日报关注的群体上——工厂、工人、工会如何展开生产自救；第三波报道则对救援协调的科学性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度报道。“三个阶段”报道范式，规划了报道节奏、明确了报道方向，简单实用，一直沿用至今。有了这个范式，即使新记者出现场也清楚每一步该做什么。梳理头版版面“定式”。我的新闻生涯与头版有着不解之缘。刚进报社就接触头版，离开头版多年后又回到头版，第一个中国新闻奖也是因头版而获得。哪条稿子放头条、放报眼？头条标题是做横通栏还是竖通栏？若干重要新闻摆在面前，如何妥当安排、各得其所？——头版的年轻编辑在刚上夜班时，经常会碰到这些问题，且往往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既体现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也体现业务水平、职业素养。我在要闻部主任岗位上，经过深入研究、领导审定，梳理出《工人日报头版版面规范》，基本解决了年轻编辑的困惑。这份《规范》的核心是对“要闻”进行分门别类，类型不同处理也不同。《规范》梳理出10种版面情况，每个种类又按不同层次分出不同的版式。《规范》并非一成不变，需要与时俱进，目前还在不断增补、修订。这些年，我和同事们在实战中提炼、总结、制定的“战术标准”，还包括新媒体端，如《工人日报社客户端微信微博等平台重要稿件发稿要求》《工人日报社演播室及采编器材使用管理规定》等。还有一些没有形成文字的“工作法”，如新媒体平台舆情预警、舆情处置方法等，是以口传身教等方式，存在于日常工作的应用之中。坚持创新，开辟工作新局面创新是媒体的内在气质、本质需求和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对于创新，我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兴趣。有几件事或许还算得上是创新，在此做个分享。“开放式创新”，创办一档“好看”的栏目。在融媒体中心做主任时，我一直想做一档“好看”的视频节目。几经酝酿，在2022年推出“职业总动员”职业体验类栏目，每期10分钟左右。以其中一期《石化工人24小时》为例，主播（工人日报记者）与一线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石化工人日常工作和生活，真实展现一线工作情景，让网民直观了解石化行业，促进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些抽象概念直接落地。节目自带综艺感、烟火气，实现了对正能量的有效传播，获得第33届中国新闻奖融合报道三等奖。新栏目从创办之初，我们就采取开放式的探索：第一是主创团队起用年轻人，将每一期节目的拍摄方法和表现形式的选择权都交给年轻记者编辑。他们的创造力和天赋，在这档栏目中得到充分发挥；第二是节目打造要求“手工化”，在短平快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为了“好看”，一直坚持高成本投入，每期节目的制作周期较长，前期拍摄1周左右，后期制作需要2-3个月；第三是营造自由的创作氛围，对新想法采取开放和接纳态度，而不是过早地否定或限制。每次开创作会，大家都畅所欲言，经常“火花四溅”“眼前一亮”，使栏目每一期都在变化、成长。栏目推出不到一年，即引起业界同行关注，几乎每期都被同行在朋友圈转发，直接的反馈来自网络留言与评论，那些“热辣滚烫”的话是我们期待的真实互动。“求解式创新”，用“笨办法”为平台凝聚用户。在运营新媒体时，我对创新的理解也在变化。更多的时候，解决实际问题才是真正的创新；如果不解决问题，再好的创新也没有价值和意义。为提升工人日报新闻客户端的影响力，我和同事们开了多次专题会、研究了多种求解方案。最后确定的解决路径是立足“三工”（工会、工厂、工人），结合工会和企业的重点工作、职工的实际需求，在客户端上策划一系列互动式活动。互动式活动主要有三类：一是对接全国总工会的资源，如与全总某个部门合作举办“职业健康达人”show微视频征集活动，等等。全总的动员能力强，其中一场活动做下来，客户端下载量就高达120万。二是对接各地省总工会、市总工会资源，如与河南省联合举办职工歌手大赛评选，等等。三是根据企业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如与中海油举办“我为一线职工打call”活动，等等。每一场活动的背后，都是一个生动的策划故事。做活动推广，开始时是融媒体中心单兵作战，后来多方力量都发动起来——5年间做了60多场活动；方式虽然略显“笨拙”但十分有效，工人日报客户端的下载量达到1200万。
“组装式创新”，建有价值的大数据中心。我虽是做内容出身，但和技术团队也打成了一片；在主持融媒体中心期间，参与多个技术项目。其中，“三工”资讯智能大数据中心项目，还获得中国新闻科技奖王选奖一等奖。我是这个项目的见证者、参与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学习者。工人日报社建设的“大数据中心”可以说是一个“组装式创新”。它将中国工会丰富的沉淀数据、工人日报社的内容优势、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三个已有的要素，重新组合起来。“大数据中心”打通内容生产与管理侧资源，实现了工会宣传信息资源的全面整合，这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智能化”体现在：不仅能实现对外服务——提供智能智库、舆情等服务，而且能实现运营服务——提供内容运营、数据运营两类服务。“大数据中心”已成功通过权威研究院的查新认证。报社编辑部、记者站的一线采编人员关心的是：这个技术项目应用价值在哪？简单来说，它为新闻的“策采编发存管析”全流程提供AI工具，如智能视频生产、智能审核，加速内容创作，提升编辑效率。“大数据中心”项目属于创造性的重新组装，解散了旧的模式，再聚合出新的价值。
回到30年前那个遥远的下午，重温“怎么做稿子”那堂课——这件事对我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它让我建立了对新闻的初心；之后，背着行囊就“上山”了，至今都没回过头……曾多次问过自己：求道多年，修成正果了吗？

我的回答是，还在路上……

来源：长江朱建华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SLQecOyuS22zwpq_eZzpA

编辑：刘诗扬

【案例】

什么叫名记者？出彩的稿件，不会被埋没

《中国记者》杂志2019 年第11期对作者樊云芳的介绍

本文系樊云芳2009年10月写的一篇文章，原题为《凭什么认定我一定能成功？》，原载《新闻实践》2009年第11期，转发分享如下：　　

A   

卢云第一眼看到我的眼光，我形容不来，或者说我从不敢承认：那眼光里带着一丝惊讶，一丝不悦——特别是那眼光接触到我腆起的腹部的时候。这眼光使我全身一颤，在整个会议期间，我一直躲着这位顶头上司。   

1978年5月底，在“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中，光明日报重新在各省建立记者站，一支实力雄厚的记者队伍形成了。记者部主任卢云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而我，同样来了3个月，却连一条消息还没发出来，显然是个“不合格者”，更难堪的是，竟然还挺着个大肚子，卢云心里一定在想：莫名其妙！   

我听说，这位卢云早在50年代就是光明日报的名记者，笔头很硬，水平很高。闭幕会上，他操着浓重的扬州口音，语重心长地向驻地记者殷切致辞：“……希望你们能珍惜这种荣誉，珍惜这种机会，希望在座的同志中，今后能出一批名记者。什么叫名记者？就是他的名字一在报端出现，就会吸引众多读者的目光，同样一条新闻，他的报道能比其他记者的报道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坐在后排的我听痴了：原来可以这样解释、这样理解名记者！“文革”10年，我们天天在接受另一种教育：凡是与“名”字挂钩的人，譬如名作家、名教授、名演员，就一定是反动的，越“名”越反动。而今天，我突然听到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并且是如此合情合理，如此地具有不可抵挡的诱惑力。   

顿时，我对这个外表儒雅、观念前卫的记者部主任产生了莫大的好感。当然，我更对他下面的承诺感兴趣：“同志们，光明日报需要名记者，读者在呼唤名记者。请相信，报社和记者部会积极创造条件，为地方记者的成才和成名作出努力。只要是真正出彩的稿件，在光明日报是不会被埋没的……”之后的8年，这位记者部主任实践了他的承诺。在他的麾下，涌现出一大批驰名全国的名记者。   

卢云对我的态度“软”化，从一个电话开始——   

那时，我已怀孕9个多月，但还挺着大肚子搞“地下工作”——阳泉等地一些农民因所谓“反大寨”被打成“反革命”关进大牢，虽被释放但仍不予平反。我秘密采访后，回到太原正在代笔“农民来信”。一位医生朋友来家看到我，大惊失色：“你将要临盆了呀，还不赶快走！这里距上海千里地呀，你是打算生在火车上啊？”第三天，我把这组“来信”发到北京，给记者部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正是卢云。   

“知道了，我会看的。”言简意赅，他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听说我预产期就在几天内，电话里的声音很干脆：“好，马上就走。”我刚要放话筒，卢云又说：“等一等！”话筒里传来的声音很慢很温和：“你，一路小心！”我心里顿觉得有点发热。   

当时法定产假是56天。我按期返岗，在北京转车时顺便去了报社。这次卢云见了我脸上有了笑容，他告诉我，我那组“农民来信”与副总编马沛文撰写的本报评论《放下“反大寨”的棍子》一起发表后，在全国读者中激起了强烈反响。“你很勇敢。”他表扬说，但也仅仅这4个字。接下来就是非批评的批评了：“要做个好记者，必须苦练基本功。回去多读一读其他记者站写的好报道。”   

B   

一晃过了两年，又到北京开驻省记者会。我怯生生地把一厚卷稿纸递到他手上：“老卢，我带来了一个稿件，请您看一看。”他捏着这厚厚的“万言书”扬了扬眉毛，似有些惊讶，但一句话没说，转身走了。   

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会还没开始，他就找到我座位跟前：“我昨晚看了，题材还不错，就是作者议论得太多了。记住，记者的使命是记录事实，不是要当评论家。回去后用心改写，用事实本身说话。可发3000字。”   

3000字！当时对我已经是一座“高峰”。我要赶紧回太原写我的3000字！   

山西省中医院。一间静谧的单人病房。里面的“主人”栾茀已病入膏肓。他，就是我“万言书”里的主人公。“癌症啊……极左路线是我们国家的癌症啊！……”一阵气喘使栾茀脸憋得铁青，他爱人把他抱起来轻轻拍着他的背，我慌慌张张地喂他喝了一小勺水。这是一个放弃留学美国的机会、在解放前夕冒险搭乘货轮从台湾回到祖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尽管在历次运动中受尽磨难，但他仍在大学教学岗位上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在生命垂危之际，他还挣扎着给山西省委写了关于全省工业改革的建议书……   

我的第二稿产生了，14000多字，标题就叫《癌》。这里的“癌”包含两层意思：一指栾茀身上的骨癌，二指摧残知识分子的极左路线。随即，我赶紧去北京，把稿子交给了卢云。   

卢云没有开场白，直截了当：“小樊，这一稿比上一稿高明多了。看来只要作者有信心，文章是可以改好的，不在于资历长短。”他很痛快：“这样吧，给你一个版。”   

我几乎要跳起来，迫不及待地问：“什么时候用？”他静静地看着我，不紧不慢地说：“不要急嘛，还需要重写。”   

他耐心地给我分析：栾茀的美好追求与摧毁这种追求的极左路线，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越是把美好追求的那一面表现充分，对极左路线的揭露也就越深刻。“因此，我建议你把主题的重心移一下，从揭露极左路线，移到歌颂美好的追求上。”他倒了一杯水递给我，流露出难得的激动：“你知道吗？昨晚看了稿子我很久睡不着，我想，这篇通讯的标题应该叫‘追求’。栾茀他毕生追求国富民强、追求真理和正义，这种追求精神是当前迫切需要提倡的时代精神，他的形象是我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因此，这篇报道写好了，栾茀就会成为时代的典型。”   

他的分析令我折服，他的激动感染了我。但我马上想到的是：主题转移就等于把原稿推倒重来；而且写正面典型比写悲剧人物难多了，就凭自己那点水平，能行吗？   

看到我犹豫，卢云语重心长：“我当记者几十年，深知一个记者，一生中碰上这样的重大题材是不多的，如果你这一次轻轻放过，将会后悔一辈子。”他站起身来赶我走：“别磨叽了，赶快回去，争取在栾茀生前见报。”   

可我赶回太原时，栾茀已经离开人世。我和丈夫丁炳昌就干脆沉下心来深入采访，素材记了5个笔记本。第3稿，足足写了十来天，长达18000多字。不料，卢云的评价是：“很遗憾，这一稿不如《癌》感人。”   

卢云召集记者部同志讨论我的稿子，大家七嘴八舌，越说我越心乱如麻。很显然，靠填鸭式的突击不可能使写作水平飞跃，拔苗助长乃枉费心机。身心俱疲的我情急之下，请求卢云另选高手去写，并表示我自愿提供一切素材，不要求署名。   

但此时卢云的态度斩钉截铁：“这个稿子非你莫属。我相信你能写好。”他凭什么相信我？我默默地流眼泪，中午饭没吃，晚饭也没吃。   

第二天，我又被叫到卢云的办公室。我愣住了，里面坐着大名鼎鼎的报告文学作家理由。他当时挂职在光明日报记者部，但极少露面。恰恰是理由的指点使我茅塞顿开：关键在于这一稿只写了栾茀的“高大”，没写出他的人情味。“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讲给我听的那些活生生的细节还原进去，把栾茀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稿件就成功了。”   

14000字的长篇通讯《追求》一气呵成，同时发表于光明日报和山西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文摘》等转发转播，还被改编成电视剧、广播剧、话剧、电影剧本、连环画。之后又被评为全国好新闻作品，并被陆续选进20多种书籍。   

这就是我的成名作！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当时卢云究竟凭什么认定我一定能成功？一个在驻地记者中排在“尾巴”的记者，一个在本报连2000字的通讯都从未发表过的年轻人！   

C   

一年后，卢云又一次支撑我跃上新的高度。那是报社派我去印度新德里采访第九届亚运会，让我去开开眼界，稿件由一起去的老牌体育记者夏浩然写。但启程在即，机票和护照都拿到了手了，报社外事处却要临时换人。因为这是“文革”后中国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各媒体都派出了顶尖高手去比拼；同时，新德里是讲英语的，可老夏和我大学学的都是俄语，又怎么能够施展得开？   

这对我当然是件很难堪的事，但也没法。卢云听说后，拿定了主意：“我看你文字功底好，又提前作了采访准备，去闯一下！我去跟外事处商量，还是让你去。来，我预祝你采访成功！”   

就这样，我登上了波音747国际航班。而这次不同寻常的采访经历，成了我新闻生涯中的新起点：我与老夏采写的新闻特写《“飞天”凌空》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这是第九届亚运会上千篇新闻报道中唯一获一等奖的作品。

《“飞天”凌空》入选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   

之后，我成了报社的特派记者，一年中有半年在执行记者部的重大采访任务，奔走在全国各地。一到北京写稿改稿，我就成了卢云家里的常客。他家就在报社旁边的宿舍区，下了班，他常招呼我一起走，顺便在路边小铺买几个包子。他是不会做饭的，遇到他夫人回家早，就再熬点稀饭。吃完，就在他那间小书房兼客厅里开始神侃，内容离不开稿子。多数时间是我在讲，各种各样的报道题材，他总是静静地听着，时而插一句：“好，这可以写条消息，1000字左右，发二版头条。”或者：“这个题材还是写通讯吧，不要太长，2000字。”有时候，他会站起来，到书架上取出一本书，翻到某一页，指给我看：“就参考这一节，你看，就这里……”   

夜深了，卢云把我送到楼梯口，甚至送到楼下，而我的臂弯里，夹着他借给我的一摞“参考书”与资料。如今，当我回忆起那间幽静的小书房，心里依然如沐浴春风般的温暖，如收获秋果般的充实。   

而他那间办公室，在我看来始终笼罩着神秘感。在栾茀的报道前后，光明日报连续推出了张志新、蒋筑英、孙冶方、张华等一系列知识分子人物报道，在全国形成了一波波震撼的热潮，而最初的信息汇聚点正是那间普通而简陋的办公室。每天全国各地有上百个电话打到这里，有上百份稿件或内参传到这里，比较、选择、分析、综合，一条条采写指令也从这里发到全国的驻省记者站，打响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新闻战役。当我每每踏进那间办公室，看到卢云静静地埋头书案的瘦削背影，感受到一种自信与有条不紊的氛围，领略到“台风眼反而是最平静”的那种意境。   

D   

卢云简直就为新闻而生。他的每个细胞都长着新闻“眼”，他的每根神经都在捕捉着新闻。1982年底，我和丈夫丁炳昌从古纸堆里意外地发掘出一条“消息”：在出土文物、2400年前的古乐器“曾侯乙编钟”上，不仅有七声音阶，而且有完整的十二半音；这套编钟能在任何一个乐音上灵活自如地旋宫转调——这个事实将结束音乐史上一场漫长的争论：在这之前，一些中外学者曾断言，中国的十二律是在战国末年由希腊传入的，而中国出现旋宫转调更是在汉代之后。   

当时我兴奋得简直喘不过气来，又害怕万一搞错了闹国际玩笑。一天中，我7次拿起话筒又7次放下，下午5点多时，我实在按捺不住，用颤抖的手拨通了卢云家的电话。电话里，我把已背诵了许多遍的“消息”内容连珠炮般地发射出去——因为他听电话很少超过3分钟。然而这次，他只听了不到2分钟就截断了我的话：“不要说了，稿子写了吗？”“正在写……”“写完立即送审，今天晚上9点钟之前，把稿子传真到记者部。”我看了一下手表：5：28，只剩下3个半小时了，心里有点发慌：“老卢，可能来不及……”我的话再一次被截断：“那就推迟到10点。我在记者部等你们的稿子。”   

我傻眼了。随即又跳起来，抓起笔。我写，丁先生连改带抄，一抄完两人蹬上自行车就飞也似地往博物馆冲去审稿。虽然是冬天，我俩紧张得全身冒汗，而谭馆长已在办公室等候。然后再飞也似冲回来，扑到电话机跟前。   

一夜醒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条1100字的消息——《我国古乐器编钟具有完整的十二乐音体系》——已经在本报一版头条高规格推出：通栏标题，配大幅照片加花边。见报的当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17种语言向国外播发了这条消息，国外的许多媒体纷纷予以转载。   

之后，我所在的记者站对编钟的报道一路领先，从编钟能演奏《欢乐颂》到编钟复制成功，到《曾侯乙墓的“地下音乐厅”被搬上舞台》，连续发了3个一版头条，把全国“编钟热”推向高潮。   

后来，一辈子从事新闻业务的卢云改行担任了光明日报社秘书长。不过，他再也没有闪射出当记者部主任时的耀人光彩。   

退休后，卢云夫妇跟随女儿去了美国。   

老卢，你现在可好？你是否还记得、还牵挂你亲手带出来的这支记者队伍？而我们，都还在怀念着你——这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来：那年元月，在光明日报的全国记者会上，有人提到过几天就是你八十岁的生日，老记者们顿时行动起来，给你写了充满感情的祝福信，然后，每个人都郑重其事地、端端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来源：长江朱建华（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FuG3ypTGO-YIapxDo523g

编辑：王晨雅

【案例】送别！战地记者张崇岫逝世，享年95岁

9月6日抗美援朝战地记者张崇岫于安徽合肥逝世

享年95岁

长津湖战役、上甘岭战役咸兴港会师、强渡昭阳江……张崇岫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拍摄了千余张珍贵的战地照片

为历史留下了永久的影像见证

胶卷就是他的子弹

他带着相机跨过鸭绿江

1942年

13岁的张崇岫参加新四军之后又参加了解放战争1948年，部队交给他一个新任务——学摄影起先，张崇岫不愿做摄影记者想直接端枪跟敌人打仗后来他发现在战场上端相机其实就跟端枪一样

于是就干起了摄影记者

张崇岫的镜头

记录下了无数珍贵的历史瞬间在张崇岫记忆中最难忘的是1950年开往朝鲜的绿皮货车行至中朝边境门“哗”一声拉开战士们背着武器从车上跳下

徒步挺过鸭绿江

张崇岫背着两台相机他把装胶卷的袋子像子弹袋一样系在身上有人问他，腰里装着什么武器他回答：

“我这个是非常大的手枪”

当时胶卷非常珍贵张崇岫要求自己每拍一张就必须成功一张1950年的长津湖战役

他一共用了3卷胶卷

“哪里枪响，我就往哪凑”

战场上他总是冲在最前线

张崇岫说：“搞摄影，胆子要大我的胆子就很大哪里枪响，我就往哪凑”这张美军士兵向志愿军投降的照片是张崇岫在美军混乱撤退时拍下的“子弹、炮弹都没停我不下去拍就抓不到这个场景了”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张崇岫总是冒着枪林弹雨

冲在最前线

一套四张的纪念邮票

两张是他的作品

这是1952年发行的一套邮票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二周年

在一套4枚邮票中有两张邮票的画面都选自张崇岫的摄影作品《涉江追击敌人》记录的是1951年7月志愿军第20军的将士们

冒着炮火涉水强渡昭阳江

《胜利会师》记录的是1950年12月长津湖战役胜利后志愿军第20军59师侦察队

与朝鲜人民军在咸兴港会师

在硝烟弥漫的抗美援朝战场张崇岫拍摄了千余张战地照片他以无畏的勇气

超常的胆识

娴熟的摄影技术

拍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作战的英雄群像曾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摄影）

他的作品犹如一部部鲜活的史诗

为后人研究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料

致敬战地记者张崇岫

一路走好！

来源：传媒茶话会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lY7RlSAI2W_GU27oZuAHA

编辑：程正元

【案例】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程正元

【案例】

记者，徐志摩被人忽视的另一身份

浪迹天涯，到过了那么多的人物专题纪念馆，记忆大多湮灭在千馆一脸的重复复重复中。海宁，世称潮乡，也因出了风气弄潮儿徐志摩，声名迭加，风气所致，连县城硖石那座徐志摩故居的那篇前言，也写得颇有潮劲：

——有人说他是“东方诗哲”，有人说他是“中国的拜伦”，有人说他是“新月下的夜莺”；而他自己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云，翩翩的在空际游，愉快于无拦阻的逍遥；但有时也会“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徐志摩以多才多情多爱，名扬身后的世界。他浪漫不羁，却又嫉恶如仇。前言中的另一段文字指向了他另一身份的特征，虽然模糊：

——他又说自己是天生歌唱的一只痴鸟，把他柔软的心窝紧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

一只这样在刺丛中唱歌的荆棘鸟，所唱的不是谀词，也不是颂歌，而是为人类社会的希望与正义鼓与呼，这不是时代赋予记者的使命吗？

在长达百年的历史中，徐志摩公认的身份是中国现代诗人、作家、散文家、新月派诗人、新月诗社成员。

然而，我还是在徐志摩的故居惊喜地发现了诗人与作家之外的另一身份：记者！

并且，这由徐志摩在那篇《我为什么来又将有何作为》文章中，作了职志的清晰阐述——

“……但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迎合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来为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要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的。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

“四不四为”，是徐志摩入职新闻的庄重承诺和誓言，时在1925年。这时，名满京城的年轻徐志摩在北大任教之余，又被聘为《晨报副刊》主编。

《晨报》创办于1916年，原名《晨钟报》，创办人为汤化龙、梁启超。1918年起用《晨报》为名。当时的《晨报》以时事评论为主，倡导言论自由，副刊所占比重很小，以刊发小说为主。

然而，得“五四”新文化运动之赐，《晨报副刊》迅速崛起，很快成为20世纪20年代“四大副刊”之一，其他三大分别为《京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一个副刊的脱颖而出，《晨报》其中经历了三任主编筚路蓝缕的打拼。他们以个人的学养与价值取向，表现出了办刊的鲜明特色。李大钊时期以启蒙为主旨，偏思想性；孙伏园时期到达顶峰，以趣味性主打；徐志摩时期个性突出，倡导自由。

需要插叙的背景是，徐志摩留学归国，在新文艺阵营中表现出超强的能力和独特的气质，1925年11月，《晨报》负责人力邀徐主掌副刊。

徐志摩受英国自由主义影响颇深，他上任伊始，就旗帜鲜明地说：“我为什么办报，无论是副刊或是什么，要保持的第一是思想的尊严和它的独立性，这是不能让步的”。

如果了解那个时代，就会发现副刊其实就是正刊新闻版的延伸，许多主编主笔如邵飘萍等人，其实就是集采编于一身的新闻记者。加入《晨报》，徐志摩以此贯彻他的独立风格的，而且，将这一办报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很快，这位文化界的通人，具有极佳的人缘，他的独立精神也得到很多同人的认可，于是乎，一出由徐志摩主导的“独立副刊”让文化界为之兴奋。和多数甘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不同，徐志摩往往直接跳到前台，与各种思想进行正面的交锋，从不掩饰自己的个人色彩，声明要把副刊作为自己的“喇叭”，这样一位独行侠式的主，显然会给原来应该平静、温和的副刊带来麻烦和喧嚣。

热血青年徐志摩自然知道，但依然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办报风格。在那场著名的“女师大”风波中，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方和以陈西滢为代表的另一方展开了剧烈的论争，而阵地就是徐志摩主政的《晨报副刊》。在这样的情形下，徐志摩不但不平息战火，反而加入了论争，无异于火上浇油。这就引起了鲁迅的极大不满。于是，论争进一步升级，直到无法收拾。最终胡适苦口婆心的出来劝架，才算完结。

也许锋芒太盛，徐志摩的独断专行虽然让《晨报副刊》在言论阵地上大出风头，但也给自己惹来不少麻烦。一年后，他终于离开了主编的职务。然而，作为诗人，他因有这一段短暂的记者生涯，日后的诗中自然多出了社会的况味，裨益不可谓不大。

余音绕梁，又岂止三日。作为记者和主编的徐志摩，成功地推动过一场发生在《晨报副刊》的知识分子转型自然形成，每个阶段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也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多股潮流。从传统到现代，从思想、趣味到自由，知识分子都扮演着先锋的角色。

我也以记者的身份，参与并主持过报刊的副刊编务，一直引以为傲。当这个初夏的长假来到前辈的面前时，自觉羞愧而目光不敢对视先生。

因为，到了我们这一代，副刊办刊人所必持的特立独行、铮铮铁骨、有趣生动的品质，我们几乎丢弃殆尽。身份一旦丢失，我们又怎么可能在芸芸众生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站到责任的高地，摇旗呐喊？

徐志摩触动着我思考记者的身份，我却并没有替自己寻到答案。

来源：南门立墨（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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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晨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