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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革命的松散联盟—同盟会

革命就像演出一台戏一样，许许多多人长时间的辛苦努力，成就的是少数演员的精彩瞬间。清末革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海外革命者唱戏，既安全又拉风，而在内地进行革命宣传的人们却是辛辛苦苦的杂勤人员，随时承受被捕杀的风险。以至于有这样的一个怪相，当革命成功突然而至的时候，海外的这些革命者连自己几乎都来不及搞清状况，都得回来接受人们的欢呼了。

辛亥革命的胜利，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一大批扎根于内地的、不断宣传、组建团体、密谋的革命者辛勤而危险的劳动是分不开的。内地革命者的崛起，应该首先从吴禄贞开始算起，他在引发辛亥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1898年，主政湖北的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派遣30人去日本留学学习军事，这其中就有吴禄贞。

(吴禄贞)



吴禄贞被送到日本后，思想就十分活跃。1899年，他和留学的同学们组织励志社。他同时也接触了革命思想，当然，这是会党式的革命思想，他也因此加入了兴中会。1900年，正值康梁党的弟子唐才常回国发动自立军运动，康梁党、革命党都参与了这次运动，吴禄贞也是其中之一。

吴禄贞回国后，便和当地学生和青年军官经常聚会，逐渐地以武昌花园山为据点，形成了一个松散的革命群体“花园山聚会”。这个革命组织虽然形态上比较松散，但却确立了清末最有效的革命党的工作方式。首先，他们是扎根于内地。武昌的本地的革命组织一直接连不断，即使遭到破坏，骨干分子流亡海外通常不久都会再回来组织新的团体。其次，他们虽然也联络会党，但都是以自己的骨干为主，核心成员都是学界或军界的知识分子，因此会党气息也较少。再次，他们部分人员和改良派保持较好的关系，一些人甚至即使革命派，又是改良派。

花园山聚会后来被张之洞发觉，通过调走骨干人员而将其实际拆散了。当然，张之洞的做法比较有意思。这代表了国内革命组织的普遍特点，既像是革命组织，又像是改良组织。而地方官员是虽然反对革命，但普遍支持改良，他们无法甄别革命党和改良分子。比如云南的李经羲、四川的赵尔丰都保护过看起来像改良派的革命党人。事实上，很多人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派，这和水火不容的海外革命党与改良党之间的相互仇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参加武昌花园山聚会的，还有一位来自湖南的武昌普通中学堂的学生，叫宋教仁，他也成为醉心于革命事业的积极者。1903年8月，两湖书院毕业的学生黄兴回到学校，组织反对俄国侵华的演讲，与宋教仁相互认识。后来两人相继回到湖南，经过一番组织之后，于当年11月在湖南长沙和陈天华、刘揆一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华兴会成立后，也立即开始组织起义，方式也是联络会党。他们找到了在长沙东部山区活动的会党洪江会首领马福益，一番说服之后，会党首领就成为了革命者。起义最终还没来得及举行就失败了，马福益不久被捕遇难。华兴会筹划的第一起义失败，黄兴、宋教仁等人只得流亡日本。

（宋教仁和黄兴）






继1898年到1900年时的小高潮后，这个时候的东京又开始热热闹起来了。此时，东京有大批的官府选送的、资费的留学生，他们很多人开始热心革命或者改良。而黄兴、宋教仁等华兴会的骨干，流亡日本。湖北成立的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因被破坏，一些成员也流亡日本，于是，东京有了一大批有革命想法的人。黄兴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趁着这里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他要组建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

建立一个革命组织，需要确立一个革命领袖。黄兴觉得自己不适合当革命领袖，虽然他为革命奔走了几年了，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叫革命。他觉得最好有一个对革命很精通的人担当领袖。他找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就介绍了一个革命伟人《孙逸仙》。这本书是孙文的日本追随者宫崎寅藏于1902年写的，书中将孙文描述为支那革命的大豪杰，正式开始将孙文予以神话。这本书被中国留学生章士钊看到后，又进行进一步神话，于1903改编为《孙逸仙》进行出版。这两部书的先后出版，使得孙文成为了传说中的伟人，而兴中会的另两位领导相对而言就变得默默无闻了。

尽管这个筹备的革命组织主要是黄兴负责准备，但他有意推孙文为组织的领袖。不过，此时孙文并不在日本。在日本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联络下，1905年7月，孙文回到日本，即与黄兴见了面，双方确立成立新的革命组织。由于黄兴事先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个多月，即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黑龙会总部宣布成立。

最初的同盟会其实是华兴会、武昌科学补习所的一个扩展。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的人数为79人（对于该人数有争议），其中来自湖南、湖北的约占半数。由此可见筹建同盟会的主要人员都是和黄兴熟悉的两湖人员，此外主要是日本的一些留学生，兴中会的孙文是以个人参加。江浙光复会也只蒋尊簋等少量人员参加，直到后来其成员纷纷逃亡日本后，才逐渐加入同盟会。筹备人员按照来源地如下：

湖南（20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曾继梧、余范傅、郭先本、姚越、张夷、刘道一、陶镕、李峻、周咏曾、邹毓奇、高兆奎、柳旸谷、柳刚、宋式善、范治焕、林凤游、郭家伟
湖北（20人）：时功玖、耿觐文、涂宗武、余仲勉、曹亚伯、周斌、陶风集、叶佩薰、王家驹、蒋作宾、李仲奎、刘通、刘一清、李叶乾、范熙绩、许纬、陶德瑶、刘树湘、天桐、匡一
广东（16人）：孙文、李勇锡、朱少穆、谢延誉、黄超如、区金钧、冯自由、姚东若、金章、汪兆铭、古应芬、杜之、胡毅生、朱大符、张树楠、何天炯
广西（7人）：马君武、邓家彦、谭鸾翰、卢汝翼、朱金钟、蓝得中、曾龙章
安徽（6人）：程家柽、吴春旸、王天培、孙棨、吴春生、王善达
江西：陈荣恪、张华飞
浙江：蒋尊簋
陕西：康保忠；  
福建：王孝缜；  
直隶：张继
日本籍：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

从这样的结构中，我们不难发现，同盟会虽然是以孙文为领袖，但以两湖为主的人士更倾向于认同黄兴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兴是维系这个团队、让其不致分离最关键的人物。此外，这些人员和孙文的原兴中会存在显著的不同，同盟会成员多是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甚至情绪张扬，他们不忌讳对领袖的批评和反对，甚至严厉要求领袖的行为。这不同于主要以商人会党为核心、更愿意服从首领的兴中会。

日本黑龙会对同盟会的支持，显而易见是有其政治诉求的。这对于未来同盟会的一些举措产生了影响，而同盟会内部对此的态度也是不统一的。所有的这一些，使得同盟会更多地成为了一种政治图腾，在它艰难地维系了6年运行之后、直到内地突然而至的革命爆发，才给了它重新振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