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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明 发表于
【案例】
钱江：我的“右派老师”裴达“千头万绪”（1）
1957年人民日报的“反右运动”中，打出了两个“右派”，20年后同时成为我的老师。
一个是直接指导我新闻硕士生实习和毕业论文的林钢老师，时任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还有一个是我就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主任裴达老师，他是本文主人公。裴达，1921-2017，这张照片显示他后半段人生的典型形象
在学生眼中，裴达老师永远面带微笑，谦和朴实，即使面对最调皮的学生，从来没见过他生气。他这样稳重谦和的人，怎么会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呢？不仅是我，同学们也是纷纷好奇。他怎么会是“右派”呢毕业20年后，我终于忍不住了，问裴达老师：“您怎么会打成右派呢？”那天裴老师经此一问有些愣住了，说：“我想一想告诉你。”终于，在2008年北京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裴达老师集中两天时间做了口述，对一生经历认真回顾。他说，自己的早年性格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1957年风暴中，人民日报有两个部门打出的右派最多，一个是记者部，林钢即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国际部，裴达就出在国际部，当时刚刚卸任党支部书记，准备担任人民日报派驻日本记者，在这时中了“阳谋”。这件事和当时人民日报另一个著名右派——国际部东方部主任蒋元椿有些关系，他们都在当时的国际部墙报“呼风唤雨”创刊号上写了文章，蒋元椿写了《圣旨口》，裴达写的叫《千头万绪》。两人文章或曰“小字报”，在1957年5月20日同时张贴于墙报——那是一块布，有文章“发表”即是往布上一别。这两篇文章，是人民日报“右派”的代表作，在1957年整个“运动”中，也具有比较重要的文献意义。
第一篇《千头万绪》
蒋、裴二人写了一篇还不够，都接着往下写。蒋元椿续篇《从官多兵少谈起》，刊于第3期墙报；裴达则用《千头万绪》一个标题一连写了三篇墙报文章，每期一篇地钉在墙上。
1957年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大楼走廊，国际部墙报是用一块布别在墙面较大的地方。
其实裴达还写了第四篇，因为墙报被取缔，登不出来了。《千头万绪》（之一至之三）是裴达成为“右派”的主要“罪状”。第一篇《千头万绪》全文如下：
千头万绪（之一）
墙报发刊词要“呼和风唤细雨”，令人难解。此次整风，不搞斗争大会，谁还不知道吗？如今风雨未来，甚至是万里晴空，何必先来告诫一番。其中必有缘故，似乎整风领导小组、编委会有所顾虑。因此，首先建议领导上打破一切顾虑。整风已经开始了！编委会如何开始，不得而知，是不是也同以往的做法一样——慢、拖，不了了之呢？这是大家的顾虑。编委会先来争鸣一下如何？开个编委座谈会，大家去见习，来一个良好的开端。提起笔来，千头万绪，一言难尽。本报报头（人民日报）只有一个，但坐在办公室里的头，虽不成千，也上百。诗嘛，不上万，也如麻。我来北京已五、六年，由工业组而新闻部，而国际部，所见、所闻、所感，何止万千。初来北京，有如乡巴佬进城。看人民日报真是“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如果把地方报纸看做“贫农”的话，说人民日报是个“地主”也不过分。“地主”就有地主的威风和风度。一个人从地方上“提”上来，除了感激之外，也想贡献点微薄的力量。当然，掌管全国大事，那是“老人民日报”的事，咱也不敢高攀。但地方之事，却略知一二。孰知“领导上”“心中有数”，不需要那么好多。五、六年来，除了按领导意图办事以外，从来也没有人向咱了解“下情”。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领导上都是“不拘小节的人”，加上“等级森严”、“照章办事”、“看人行事”、“软欺硬怕”、“无是无非”……，这叫什么作风呢？无以名之，名之曰“北京作风”。这些话，我来不久就在党小组会上说过了。当然，只是说说而已。过了两三年，我真的变成“雇工”了。整天剪地方报纸，改头换面，变成“本报讯”。“组”改“部”，椅子换了几次，仍然是剪刀浆糊。如果谁“不安心”，谁就得检讨。谁想要下去，谁就是“个人主义”。领导上真有办法，把人弄成“机器”，——制造新闻的机器。当时，我在会上说领导有“雇佣观点”。当然也只是说说而已。把编辑部比作工厂，工程师、技术员、工长成堆，但我们的制品，往往是“偷工减料”、“偷梁换柱”、“偷天换日”的次品和废品。许多人，我也在内，都说“高干成堆”。堆而废。多次提议下放，当然也只是说说而已。领导多，官多，官僚主义必多。我们呢，都成了“官僚”的“工具”。没有“工具”，“官”就当不成！让有“官瘾”的人继续做官吧！我们不想当他的“工具”了。（完）
10年后“文革”中，“右派”再次成为批判斗争（简称“批斗”）的对象。
文章风格算得上亦庄亦谐。当时，支部宣传委员冯之丹为墙报向裴达约稿时，裴达刚刚卸任国际部党支部书记不久，脱产在北京大学学习日语，所以一开始极力推辞，说在北大学习紧张，没有时间。冯之丹坚持约稿，说有些人嘴上说说还可以，一动笔就不行。裴达想了想，觉得身边有些人不动笔是因为他们家庭出身不好，不敢动笔。他裴达本人呢，出身贫苦，自身经历革命，没有问题，那就写吧。一开始的初稿是大白话，写完了一看，觉得平淡，语不惊人，顺手把稿子撕了。当时的裴达正在研读鲁迅著作，就学习鲁迅杂文风格，写成了目前存世的样子。国际部墙报“呼风唤雨”是副总编辑黄操良确定的名字，还动手写了编者按。蒋元椿的《圣旨口》，裴达的《千头万绪》一起推出，一时间甚有观众，张贴墙报的楼道一时拥挤。《千头万绪》得到不少称赞和认同。不同的意见也有，大都是讨论式的，平和的，这使裴达有了写下去的信心。（2026年4月18日）
202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链接：https://product.dangdang.com/12439434267.html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编辑：金语垚
- 刘海明 发表于
- 1957年反右期间，50岁储安平因党天下言论被批判，昔日友人纷纷划清界限，结局令人唏嘘！
一九六六年，一个夏末的午后，北京西郊的潮白河边，水汽氤氲。
一个瘦削的身影，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站在没过脚踝的浅水里。
他五十多岁，头发花白，面容枯槁，眼神却异常地平静，像一潭不见底的深水。
他叫储安平。
九年前，他还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名满天下的“大记者”，是无数知识分子眼中的一杆笔。
那时，他站在中国最高级别的会议上，面对着一屋子掌握乾坤的人物，说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
短短几分钟的发言，耗尽了他一生的气运。
如今，他孑然一身，望着眼前无声流淌的河水，身后是席卷一切的红色风暴。
友人、同事、甚至亲人，都早已成了陌生的符号。
他脚下的河水冰凉，缓缓漫过他干瘦的小腿。
远处，高音喇叭里正传来激昂的口号，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割着这个时代的神经。
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又说错了什么？
为何短短九年，一个时代的精英，会沦落至此，连一个转身的余地都没有？
故事，要从一九五七年的那个春天说起。
01
一九五七年，北京的春天来得有些迟。
四月，故宫角楼的积雪刚刚化尽，风里还带着一丝倒春寒的料峭。
但这股寒意，丝毫影响不了知识分子圈子里日益升腾的热气。
“整风鸣放”的号召，像一剂强心针，打进了每一个“书生”的心里。
《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办公室里，茶香四溢。
他刚过五十，戴一副黑框眼镜，眼神锐利，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与当时流行的中山装和列宁装格格不入。
这是他从英国留学带回来的习惯，如同他骨子里那份改不掉的自由主义底色。
此刻，他正与几位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密谈，其中就有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和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
这几位，都是在旧时代呼风唤雨，在新时代小心翼翼寻找位置的“老江湖”。
“储先生，”章伯钧呷了一口茶，神情有些复杂，“上面的意思，是让我们这些党外人士，放开了提意见。这是真心话，还是……”
他没说完，但意思很明白，这是“阳谋”，还是“引蛇出洞”？
储安平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在氤氲的茶气里显得有些深邃。
“伯钧先生，我看这次不一样。”他的声音不高，但很有穿透力。
“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内部矛盾？就是咱们和党之间的矛盾。既然是内部，那就不是敌我。是药石之言，不是攻讦之语。”
他顿了顿，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轻轻敲了敲。
“《光明日报》作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喉舌，这个时候，正该有所作为。”
他的话语里，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和使命感。
这不仅仅是一次政治任务，更是他实现自己新闻理想，乃至政治抱负的绝佳机会。
他储安平，一辈子办报，一辈子都在追求“说话的权力”。
从抗战时的《客观》，到后来的《观察》，他总想为这个国家提供一种官方之外的、理性的、批评的声音。
现在，这个机会似乎从天而降。
罗隆基在一旁，始终没怎么说话。他比章伯钧更谨慎，也更深沉。
他看着意气风发的储安平，缓缓开口：“安平，凡事，三思。风向这个东西，变得快。”
储安平笑了。
“隆基先生，我们这些读书人，若连为国建言的勇气都没有，那还读什么书，做什么学问？”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这个国家，需要一些‘诤友’。我们不做，谁来做？”
那一刻的储安平，像一个准备登上历史舞台的棋手。
他仔细盘算过局势，分析过高层的意图，他觉得自己的每一步，都踩在了时代的鼓点上。
他甚至认为，自己手中的这支笔，即将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一把关键的钥匙。
他没有注意到，窗外的风，已经开始打着旋儿，卷起了地上的残叶。
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而他，正信心满满地，朝着风暴的中心走去。
02
五月的北京，天气渐渐转暖。
各大高校的民主墙上，贴满了各种意见和建议的大字报，言辞也日趋激烈。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亢奋又不安的气息。
储安平的办公桌上，稿件堆积如山。
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成了这场“鸣放”运动的风暴眼。
每天，他都要审阅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的来信和稿件。
这些文字，有的尖锐，有的恳切，有的甚至带着血泪。
它们反映出的问题，远比他想象的要多，要严重。
起初，他只是想办好一份报纸，履行好一个“喉舌”的职责。
但随着他接触到的“意见”越来越多，一种更深沉的思考，在他心中渐渐成形。
一个深夜，万籁俱寂。
储安平独自坐在书房，台灯的光晕在他面前摊开的稿纸上投下一片温暖的黄色。
他点燃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眉头紧锁。
他在构思一篇发言稿。
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征求意见。
这是一个极高规格的会议。
他知道，这次发言，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说，还是不说？
说多深，说到什么程度？
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职场生存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个人荣辱、甚至身家性命的抉择。
他想起了自己的前半生。
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时，导师拉斯基的政治理论深深影响了他。
他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回国后，他创办《观察》周刊，针砭时弊，不畏强权，一度被誉为“中国的《新政治家》”。
骨子里，他是一个骄傲的、不肯低头的书生。
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说真话。
如果连问题的根源都不敢触碰，那所有的意见，都不过是隔靴搔痒。
那么，根源是什么？
他将烟蒂在烟灰缸里摁灭，又重新点上一支。
他想起了这些天看到的无数材料：外行领导内行、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这些现象背后，是否有一个共同的逻辑？
他的笔，在稿纸上悬了很久，迟迟没有落下。
妻子从卧室里走出来，给他披上一件外衣。
“夜深了，别太累了。”
储安平回头，勉强笑了笑：“我在想一件大事。”
妻子看着他凝重的神情，担忧地说：“现在外面风言风语的，说话……还是留些余地吧。”
储安平沉默了。
他何尝不知道风险。
这就像一场豪赌。
赌赢了，他将作为一代“诤臣”，名留青史，真正实现自己“参政议政”的抱负。
赌输了……他不敢想。
但他内心的骄傲和使命感，像一团火，在熊熊燃烧。
他觉得，最高领导人是真诚的，是真的想听一些“不好听”的话。
自己若藏着掖着，反倒是辜负了这份“信任”。
他必须说出那个他思考了很久，认为是一切问题症结的词。
他拿起笔，在稿纸上，一字一顿地写下了三个字。
那三个字，力透纸背。
写完，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他不知道，自己写下的不是一篇发言稿，而是一份判决书。
一份，为自己宣判的判决书。
03
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下午。
中南海紫光阁旁的会议室里，气氛庄重而又微妙。
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正在进行。
与会者都是中国政坛上响当当的人物。
储安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手心微微有些出汗。
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西装领带，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他看到了章伯钧，看到了罗隆基，看到了许多熟悉或不熟悉的面孔。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表情。
有期待，有谨慎，有观望。
轮到他发言了。
储安平站起身，走到发言席前。
他没有像前面几位发言者那样，先说一堆歌功颂德的客套话。
他一开口，就直奔主题。
“解放以后，我们都觉得，党和我们之间，关系不正常了。”
一句话，让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
他感觉到了那一道道目光的分量，有惊讶，有赞许，也有不安。
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
“这个‘党’，究竟是政治团体，还是一个国家权力的象征？”
“我们看到，在许多单位，都是党组领导一切。这是否意味着，党在国上？”
他的声音越来越响，语速也越来越快。
他感觉自己胸中积郁已久的情绪，像开了闸的洪水，奔涌而出。
他谈到了“宗派主义”，谈到了对党外人士的“信任”问题。
他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都是他亲身经历或者亲眼所见的。
每一个例子，都像一记重锤，敲在与会者的心上。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连记录员都停下了笔，抬头怔怔地看着他。
最后，他抛出了那个在心中盘桓已久的“炸弹”。
“我认为，这个宗派主义的根源，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
“党天下！”
这三个字，像一道惊雷，在寂静的会议室里炸响。
章伯钧的脸色瞬间变了，他下意识地朝储安平使了个眼色，但已经晚了。
罗隆基则低下了头，端起茶杯，似乎想用这个动作来掩饰自己的震惊。
储安平却仿佛没有看到这一切。
他将自己准备好的腹稿，一字不差地，掷地有声地，全部说了出来。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党等同于国家。
现在的情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使得我们党外人士，都成了‘客卿’！”
发言结束。
他鞠了一躬，走回自己的座位。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过了许久，才响起稀稀拉拉的、礼貌性的掌声。
储安平坐下，端起茶杯，想喝口水润润喉咙。
他发现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激动。
他说出来了。
他终于把那个最根本的问题，说了出来。
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
他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使命。
他环顾四周，那些刚才还和他谈笑风生的“朋友”，此刻都刻意地避开了他的目光。
一种不祥的预感，第一次，像一丝冰冷的寒气，从他的脊背升起。
但他很快将这丝寒气驱散了。
他相信，真理的声音，是不会被埋没的。
会议结束后，他独自走出会议室。
夕阳的余晖，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他没有回头。
六月八日，储安平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看报纸。
当他翻开当天的《人民日报》时，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像一柄重锤，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脸上。
“右派分子”……
储安平的脑子“嗡”的一声。
他手中的报纸，突然变得有千斤重。
报纸上的每一个铅字，都化作了冰冷的刀锋，朝着他扑面而来。
他感觉全身的血液，在那一瞬间，都凝固了。
风向，变了。
不，不是变了，是彻底反转了。
他猛地站起身，冲到电话机旁，他要找章伯钧，找罗隆基，他们是一起参加座谈会的，他们必须站在一起！
他颤抖着手，拨通了章伯钧家的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终于有人接了。
是一个陌生的女声，冷冷地说：“他不在。”然后“啪”的一声，挂断了。
他又拨通罗隆基的电话。
听筒里，只传来一阵冰冷的、急促的忙音……
04
那阵冰冷的忙音，像一根钢针，刺穿了储安平最后的幻想。
他颓然地放下电话，瘫坐在椅子上。
窗外，原本晴朗的天空，不知何时已经布满了乌云。
办公室里，光线瞬间暗了下来。
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接下来的几天，对储安平来说，是地狱般的煎熬。
报纸上的风向，以雷霆万钧之势，彻底调转。
昨天还是“香花”的“诤言”，今天就成了“毒草”。
他，储安平，从一个勇敢的建言者，一夜之间，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的急先锋”。
他的“党天下”言论，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
他过去的朋友、同事，那些曾经在他办公室里和他一起喝茶，一起畅谈理想的人，开始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对他进行“揭发”和“批判”。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子。
他曾经提拔过的年轻编辑，写了一篇长文，详细“揭露”了他“蓄谋已久”的“反党阴谋”，将他私下的谈话，甚至饭桌上的牢骚，都一一列举，作为“罪证”。
他看着那些熟悉的签名，感觉整个世界都在眼前崩塌。
这就是他曾经想要去“拯救”的同胞？这就是他为之仗义执言的“朋友”？
人性中的幽暗和凉薄，在这一刻，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已经不是一场关于观点的辩论，而是一场关乎生存的“站队”。
为了自保，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与他划清界限，甚至在他身上再踏上一只脚，以示自己的“清白”和“忠诚”。
权谋的棋盘上，他成了一颗被献祭的棋子。
而那些曾经和他并肩的“棋手”，如今都成了围剿他的猎人。
一天下午，他被通知去报社开全体批判大会。
他走进那间他无比熟悉的礼堂。
主席台上，悬挂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他被安排坐在台下的第一排，一个孤零零的位置。
他抬起头，望着台上那些义愤填膺的面孔。
有他一手提拔的副总编，有他悉心指导过的记者，有他常常与之谈心的老同事。
此刻，他们的脸上，只有愤怒、鄙夷和陌生。
他们轮流上台，用最激烈的言辞，控诉他的“罪行”。
那些话语，像一块块石头，朝他砸来。
他没有辩解，也没有愤怒。
他只是静静地坐着，面无表情。
他想起了几个月前，同样是在一个会议上，他意气风发，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
何其相似的场景，何其荒诞的转换。
他终于明白，他赌输了。
他输掉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前途和声誉。
他输掉的，是对人性的最后一丝信任。
会议结束时，有人高喊口号。
他被两个年轻人押着，低着头，穿过一片充满了敌意的目光。
没有人看他。
或者说，没有人敢看他。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符号，一个供人唾弃和划清界限的“反面教员”。
他，储安平，在众人的口水中，社会性地“死亡”了。
05
批判大会之后，是无穷无尽的“检讨”。
储安平被撤销了《光明日报》总编辑的一切职务，保留了一个虚职，每天的工作，就是写检查，交代自己的“反党思想根源”。
他被关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与世隔绝。
那支曾经写出无数犀利时评的笔，如今只能在稿纸上，一遍又一遍地，否定自己，咒骂自己。
每一个字，都是对他灵魂的凌迟。
“我是一个罪人……”
“我的‘党天下’言论，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言论……”
他必须这样写。
他必须把自己的思想，彻底剖开，在阳光下暴晒，然后按照别人的要求，重新拼凑成一个“幡然悔悟”的形象。
这是唯一的出路。
或者说，是唯一的、能够让他活下去的姿态。
章伯钧、罗隆基，也未能幸免。
他们与储安平一起，被称为“章罗储联盟”，成了中国头号的“大右派”。
曾经的“盟友”，如今成了“同案犯”。
在一次小范围的“帮助会”上，储安平见到了罗隆基。
那个曾经提醒他“凡事三思”的谨慎男人，此刻也憔悴不堪，两鬓斑白。
四目相对，两人都没有说话。
眼神里，有苦涩，有无奈，也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悔恨。
是悔不当初，还是恨这世道无常？
没有人知道。
家庭，是他最后的港湾，但也风雨飘摇。
他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们必须公开“揭发”自己的父亲，与他“划清界限”。
在一个周末，他最小的儿子回到家，眼睛红肿。
孩子不敢看他，隔了很久，才从书包里拿出一张写好的“大字报”草稿，递给他。
上面用稚嫩的笔迹，写着“打倒大右派分子储安平！”
储安平接过那张纸，手抖得厉害。
他看着儿子，想说些什么，喉咙却像被堵住了一样，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知道，这不是孩子的本意。
这是时代的残酷。
它不仅要碾碎你的肉体，更要切断你最珍视的血脉亲情。
他摸了摸儿子的头，沙哑地说：“写得……很好。
这样，你在学校，就不会受欺负了。”
说完，他转过身，两行浑浊的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这一年冬天，北京下了第一场雪。
储安平被安排去打扫报社的院子。
他穿着一件单薄的棉衣，拿着一把大扫帚，在漫天风雪中，一下一下地扫着地上的积雪。
雪花落在他的头发上，很快就融化了，又很快结成了冰。
一个曾经西装革履、指点江山的知识分子领袖，如今成了一个沉默的、卑微的清洁工。
有路过的旧同事，看到他，会立刻低下头，加快脚步，仿佛他身上带着瘟疫。
偶尔，也会有一个良心未泯的人，在经过他身边时，不经意地掉落一包烟，或者一个热乎乎的馒头。
储安平不会去捡。
他只是继续扫着自己的地，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他的心，已经在那年夏天，被彻底冻住了。
剩下的，只是一具还在呼吸的躯壳。
06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也是最钝的杀人刀。
一晃，近十年过去了。
“反右”的风暴早已平息，但留下的伤痕，却刻在了每一个亲历者的骨头上。
储安平被下放到京郊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
他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农夫。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曾经激扬文字、忧国忧民的大记者，如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了如何分辨麦苗和韭菜，如何把田垄锄得更直一些。
他几乎不与人交流。
很多人甚至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一个从北京来的“老右”。
那些曾经让他痛不欲生的批判、背叛、屈辱，似乎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了下来，变成了一种化不开的麻木。
他不再写东西，甚至很少看书。
他把那个曾经骄傲的、锐利的自己，深深地埋葬了起来。
然而，命运的碾压，并未就此结束。
一九六六年，一场更加狂热、更加彻底的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作为“老右派”，储安平自然成了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
这一次，不再是写检查、开批判会那么“文雅”。
红卫兵小将们冲进他那间破败的小屋，把他所有的书籍、信件、照片，都付之一炬。
火焰冲天，映红了那些年轻而疯狂的脸。
储安平被戴上高帽，挂上牌子，在村里游街。
牌子上，用黑墨水歪歪扭扭地写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储安平”。
拳头、石块，像雨点一样落在他身上。
他被打得头破血流，却始终没有吭一声。
他的眼神，空洞而平静，仿佛被打的不是他自己。
肉体的痛苦，早已无法与他内心所经受的折磨相比。
一天深夜，他被几个红卫兵从床上拖起来，带到村外的河边“审问”。
他们要他“交代”新的“反党罪行”。
他能交代什么呢？
他这十年，活得像一棵枯草。
“说！你是不是还在想着变天？”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用皮带狠狠地抽在他背上。
储安平一个趔趄，摔倒在冰冷的泥地里。
他趴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
他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些亢奋的、扭曲的面孔，忽然笑了。
那笑声，干涩、嘶哑，像夜枭的啼叫，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瘆人。
“我……有什么可说的……”
他喃喃自语。
“我的话，早在九年前，就已经说完了。”
说完，他闭上了眼睛，任凭拳脚再次落在他身上。
他感觉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一点地流逝。
或许，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
07
那晚之后，储安平失踪了。
有人说，他受不了折磨，投了村口的那口井。
有人说，他趁着夜色，逃跑了，不知去向。
还有人说，他被红卫兵秘密处决，埋在了不知名的乱坟岗。
各种说法，莫衷一是。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一个曾经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过浓重一笔的人物，就这样，悄无声
息地，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
仿佛他从未存在过。
他的失踪，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消失。
他的名字，很快就被人们遗忘。
只有在很多年后，当历史的尘埃渐渐落定，人们才重新想起这个名字。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那段历史，重新解读他那篇著名的“党天下”的发言。
有人说，他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书呆子，是一个政治上的“幼稚病”患者，他高估了时代的宽容，也高估了自己的分量。
有人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勇士，一个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他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历史，没有给他一个公正的结论。
或许，历史本身，就不负责给予结论。
它只负责记录。
记录一个人的雄心、挣扎、呐喊与沉寂。
很多年后，有人找到了储安平当年的一个同事。
那人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当被问及对储安安平的印象时，老人沉默了很久。
他端起茶杯，手微微颤抖。
“安平啊……他是个好人，也是个太天真的人。”
老人叹了口气。
“他以为，他说的是治病的药。可他不知道，在某些时候，你指出病在何处，你本身，就成了病。”
“他想做魏征，可那个时代，不需要魏征。”
说完，老人浑浊的眼睛里，流下了一滴泪。
08
一九七八年，北京。
春天又一次来临。
这一次，是真的冰雪消融，万物复苏。
大批在“反右”和“文革”中蒙冤的人，得到了平反。
章伯钧和罗隆基，也在死后恢复了名誉。
只有储安平，没有。
关于他的结论，是“不予改正”。
理由是，他的“党天下”言论，“在根本上是错误的”。
他成了一个被历史遗忘在角落里的人。
他的家人，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
他们走访了所有可能的地方，询问了所有可能知道情况的人。
但始终，一无所获。
他就像一滴水，汇入了大海，再也找不到任何踪迹。
他的儿子储望华，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钢琴家。
他在海外，用音乐来表达对父亲的思念和那个时代的复杂情感。
他的音乐里，总有一种深沉的、化不开的悲怆。
那是一个儿子，对父亲无声的悼念。
也是一个时代，留给后人的、沉重的回响。
09
时间再次流转。
进入二十一世纪，关于储安平的讨论，在民间和学界，渐渐多了起来。
他的《观察》周刊被重新影印出版。
他的文章，被收录进各种文集。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这个名字背后所承载的分量。
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大右派”的符号。
他成了一个象征。
象征着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困境、求索与幻灭。
他的悲剧，被反复解读。
人们试图从中找到一些关于人性、权力和历史规律的答案。
他就像一面镜子。
一面，映照出那个时代荒诞与残酷的镜子。
也像一个巨大的问号。
一个，至今仍悬在历史天空中的问号。
在一个纪录片里，镜头扫过北京西郊的潮白河。
河水依旧静静地流淌，两岸已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画外音里，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说：
“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个清晨，有人看到储安平先生，一个人，走向了潮白河……”
画面，定格在那片平静无波的水面上。
10
那片水面，究竟吞噬了什么？
是一个人的生命？
还是一种精神的绝响？
储安平的结局，成了一个谜。
但他的故事，却像一根刺，扎在了历史的深处。
它提醒着后来者，言说，是有代价的。
真理，在抵达人心之前，可能要走过一段漫长而曲折的，甚至充满血腥的道路。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
一个自信的政权，应该有容纳批评的雅量。
这是储安平当年用生命去实践，却最终未能证明的道理。
他像一个孤独的盗火者，以为能给时代带来光明，却最终被烈焰吞噬。
他的悲剧，不在于他说错了什么。
而在于，他把一个复杂的权力场，当成了一个可以讲道理的辩论会。
他用书生的逻辑，去参与一场生存的游戏。
从他站上发言席的那一刻起，结局，就已经注定。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潮白河的水面上，泛起粼粼波光。
河边的芦苇丛里，几只水鸟掠过，发出一声清脆的啼鸣，很快又恢复了寂静。
风吹过水面，仿佛在诉说着一个遥远的故事。
故事里，有一个叫储安平的书生。
他来过，他喊过，然后，他消失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与失落。
很多年后，我们回望那段岁月，也许会问：
是那句话错了，还是那个时代，容不下一句真话？
这个问题，或许永远没有标准答案。
它只会在每一个读懂了这段历史的人心中，留下一声悠长的叹息。
创作声明：本故事基于真实历史背景创作，涉及事件可能在历史上真实发生。故事采用历史假设的创作手法，探讨不同历史走向的可能性。文中情节含有艺术加工创作成分，请勿带入或较真。图片和文字仅做示意，无现实相关性，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原文链接：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uper?urlext=%7B%22cuid%22%3A%22ga2L8_8RSugNuvaIgOvOu0uEHu0W8-8ol8BSulag2iKm0qqSB%22%7D&rs=1882787712&ruk=vmlBDG4F7g42VLqsONK29w&sShare=1&isBdboxFrom=1&pageType=1&sid_for_share=217352_1&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662247360061280282%22,%22sourceFrom%22%3A%22other%22%7D
编辑：马丽萍
- 刘海明 发表于
【案例】
不聊大公报和张季鸾很久了
上月底，曾应同门徐进兄之邀，一起聊了聊大公报、解放战争和民国舆论界。近年虽然栖身新闻学院，上课时也聊到过直播，但自己并未尝试过。所以刚开始迷迷瞪瞪、语无伦次，后来才大致明白是个什么路数。更感慨的是大公报。套用港台老电影里的那句台词儿：
对大公报（以及后面要说的张季鸾），我也是不做、不谈很久了。倒是徐兄，近年通过论文、研习营等方式考察现代中国的舆论，也涉及大公报，颇有所获。也因此，有了这次对谈。应该说，大公报在现代中国的确曾经很重要，但何以重要？如何重要？颇可一说。特别是在若干重大历史关头，国共乃至社会各方，对大公报曾经各有所期；大公报亦秉其文人论政立场，予以报道和评述。是非成败且不论，作为现代中国（新闻）历史之一页，偶尔也在当下引发历史回声。隐约记得曾经的东方早报，现在的澎湃新闻，在读者定位上也曾设想和大公报差不多，即侧重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大意）。
其他回声，亦复不少。大公报发端于1902年的天津，后在抗战前后播散至上海、武汉、重庆、桂林乃至香港等地。1949后内地版转向后，逐渐零落，由进步而前进，到1966仍难存续。1978后部分老员工曾经设想复刊，但时移世易，最终无果。部分人员相继流入《中国财贸报》以及后来的《经济日报》。至今只剩香港版仍在继续出版。今年更将迎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驾马车接续之新记大公报100周年（1926-2026）。据了解，天津方面很重视这一文旅遗产，修复了旧址（[color=var(--weui-LINK)]城事 | 盘活历史建筑，天津如何“破圈”？），相关方面并拟组织研讨活动。
风云流转，大公报不复往日。有时候甚至难免举措失当。比如去夏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还弄出一份所谓哈哈哈的假号外。当时曾为文申说其假（大公报号外《哈哈哈日本人吃原子弹啦》？别传啦，假的！）。那会儿未及细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物市场之混乱，特别是造假非常多。稍有不慎，就容易着了道儿。最近幸得友人分享一份署名张季鸾的条幅。但仔细推敲，亦应是伪作。不过由此倒是想起生于山东邹平、祖籍陕西榆林，曾经留学日本、长期服务报业（1911-1941）的张季鸾。本来应该昨天推送（生于1888年3月20日），奈何溃疡复发，拖到今天。
作为新记大公报三驾马车中负责言论和编辑工作的张季鸾，文名早就流行于世。不过所谓“三骂”名篇，即骂吴佩孚的《跌霸》、骂汪精卫的《呜呼领袖欲望之罪恶》和骂蒋介石的《人生观》，也并非当时之论，而是1980年代前后逐渐生成和制造的一个说法。围绕着张季鸾身上，有各种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好好坏坏的说法。其实知人论世，并非易事。除了曾得其亲炙的徐铸成先是报端连载、后来由三联书店于1986年结集成书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近年陕西一位作者的文艺性作品，以及若干研究型文字，人们对张季鸾所知其实真的不多甚至不确。
前些年有幸应邀参与陕西方面制作的人物纪录片《报界宗师张季鸾》，2012年春在凤凰卫视播出。后来还出过纪录片的增订版。再后来，还依据为拍摄纪录片进行的访谈记录（包括未剪辑进去的内容等），整理了本小册子。
无论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影响来说，还是就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对其在皖南事变等若干历史关头的看重而言（不止是去世后追悼文字那种意义上的评价），张季鸾都很重要，也值得一部好的传记。不过在目前考评体系等影响下，近年虽然偶尔也可以看到一些学术型文章和研究，但对大众来说，还是很难看到好的通俗型文字。除了某些笼统的刻板印象，真的所知不多甚或不确。早年为完成以其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我也曾搜集过一些资料并写了部分文字，但后来因为各种缘故，很少谈张季鸾了。作为现代中国的重要报人，张季鸾究竟给中国新闻传统留下了哪些遗产？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今年恰好也是张季鸾去世85周年（1941年9月6日）。能否看到这方面的一些讨论，甚至出现有关张季鸾的较好介绍乃至传记呢？
来源：阁楼边缘语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2G9dqgznZGuyPyVWA85Qw
编辑：金语垚
- 刘海明 发表于
【案例】
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有些媒体的说法与史实不符
新华社今天播发了记者杨湛菲撰写的《学习手记｜雷锋精神永不过时》。稿件介绍：今年3月5日是第63个学雷锋纪念日。自1963年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始，一个平凡战士的名字同一种崇高伟大的精神融为一体，深深嵌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鼓舞斗志、激励前行。
查询显示，多年来，不少媒体和政府网站、教材等刊文介绍：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也有的说：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解放军报》刊发的雷锋主题剪纸作品
3月5日与学雷锋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毛泽东同志是何时题写的？《人民日报》又是何时刊发的？《人民日报》刊发题词的时间，能不能等同于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时间？
……
先把基本信息梳理一下：1940年12月，雷锋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成了孤儿。雷锋入伍之后不但刻苦学习，克己奉公，还经常助人为乐。1962年8月，22岁的雷锋在辽宁抚顺牺牲。
关于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经过，《毛泽东年谱》中有详细记载：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个题词是应《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求，于2月20日为该刊1963年第五、第六期合刊——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发表在3月2日出版的这两期合刊上。3月4日，新华社将毛泽东题词发通稿。
查询《人民日报》1963年3月5日版面和稿件，用的稿件出自新华社，相关文字表述为——3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学习雷锋同志专辑上，刊登了毛主席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以上权威信息表明：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时间是1963年2月20日，刊发在《中国青年》上的时间是3月2日，新华社播发的时间是3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突出刊发的时间3月5日。前面提到的——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史实。
我查阅1963年3月4日《武汉晚报》看到，《武汉晚报》4日当天就刊发了新华社4日播发的稿件，稿件中写道：《中国青年》以《用雷锋的学习态度学习雷锋》为题发表了社论。社论说：毛主席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必将得到我国青年的热烈响应，把学习雷锋的热潮推向新的高峰。
《人民日报》等媒体在1963年3月5日刊发了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之后，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雷锋从此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也是为何后来3月5日成了学雷锋的纪念日的由来。
伟大领袖的题词，当然是一种号召，正如《中国青年》的社论所言。但以上权威信息表明，说毛泽东同志1963年3月5日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其实与史实也不符。3月5日只是《人民日报》等刊发题词的时间，并非题写时间，当然也不能等同于发出号召的时间。
看《毛泽东年谱》，他在1963年2月20日题词后，对秘书林克说：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这段话，今天重读，别有意味。编辑：王昕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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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09岁宋平病逝，曾任总编辑：报纸不能对群众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
新华社今日播发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原国务委员宋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3月4日15时3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9岁。
宋平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我过去做过一个时期的新闻工作，也是一个蹩脚的报人吧。” 公开信息显示，宋平曾担任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资料室主任、秘书处主任、编辑部秘书长，并同时负责新华社重庆、南京总分社的工作。
1948 年11 月2 日，沈阳全境解放。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任职的宋平随大军一起进入沈阳。1948年12 月1 日，沈阳特别市工委召开会议，研究创办《工人报》工作，对《工人报》首任总编辑的人选做出决定：陈舜瑶任总编辑，在陈舜瑶未到前，由宋平负总编辑责任。
《沈阳日报》前身是《工人报》，创刊于1948年12月，1949年12月20日改为《沈阳日报》。2018年4月16日，沈阳日报社领导专程赴北京，拜访101岁的老领导宋平。宋平亲切回忆了当年在沈阳的工作、生活情况，并高兴地为《沈阳日报七十年》一书亲笔题写书名。
《工人报》（《沈阳日报》前身）第一任总编辑宋平
2018年4月16日上午，沈阳日报社领导一行在北京探望了《工人报》（《沈阳日报》前身）第一任总编辑宋平同志。
摘录如下：
见到宋平同志 2018年4月16日上午。北京。一次特别的访问。 我们见到了宋平同志——我们的第一任总编辑。 宋老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喜欢别人叫他“宋平同志”。
在采访中，宋老的两个表情让我们印象深刻：凝神倾听以及灿烂的笑容。他鼓励我们和他合影，说自己100岁喽，沾沾他的福气。我们年轻的视频总监身兼摄影、摄像，一直忙着拍，想把所有的细节都录下来、拍下来。没来得及合影，宋老惦记着，贴心地问一句“你还没照吧”。合影留念后，他又说：“我有个照相机，（用）胶片的，可（我）买不起胶片。”如此风趣。我们大笑起来。我们心怀忐忑，小声商量：好不容易来一趟，还是争取见一下同样100岁的陈老（他的夫人陈舜瑶）吧。老人家听到了，让工作人员去叫正休息的陈老。我们还是不忍心打扰，主动放弃了这个请求，才算作罢。
我们的话题从《工人报》创刊开始。“宋老，创刊时大概有多少人？”“人不多。记不太清楚了，没多少人。出报试刊的时候，陶铸同志去了，亲自到印刷车间，他重视。不过，他很快南下了，就是出第二期的时候他找编辑部的同志开完会，嘱咐一下、强调一下就南下了。”
刚解放的沈阳就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党报委员会。党报委员会成员名单里，就有宋平与陈舜瑶夫妇的名字。 根据中共沈阳特别市工委下发了正式文件《关于创办工人报几个问题的通知》：“……陈舜瑶同志任总编辑，在陈舜瑶同志未到前，由宋平同志负总编辑责任。”
“陈老（陈舜瑶）当时什么原因没到任？”对于这件“悬案”，宋老说：“她（陈舜瑶）当时在哈尔滨，工作还没交代完。”
当时，宋老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在东北总工会，担任东北总工会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
宋老告诉我们：“（当时）报社的事儿没怎么管，一开始接收的时候管一下，因为我主要在工会。”
他还告诉我们那时是陈浚办报。“陈浚是后来才来的，办过报，就交给他了。”抗战期间，宋老和陈浚在《新华日报》“共事”过。宋老是在重庆《新华日报》，而陈浚则在华北《新华日报》任职。陈浚当总编辑的时间也不长，离开《工人报》后还担任过东北总工会劳动报社社长、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浙江日报社党委书记等职。陈舜瑶因另有任用，来沈后未到《工人报》工作，但她并没有离开新闻事业。
据《东北日报简史》记载：1952年9月13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筹备会沈阳分会成立，《东北日报》的李荒任主任，而她与陈浚均为委员。
宋老说：“哈尔滨解放后，我从国统区来到哈尔滨。组织指派我参与了《东北日报》的工作，蒋南翔的夫人欧棠亮也在《东北日报》工作。我还给全市新闻界的同志作过报告……此后，我又参与了创办《哈尔滨日报》工作。”
宋老在任总编辑时亲自写文章，写的第一篇署名文章是《外国工人阶级心中的毛主席》，1948年12月23日发表在第二期《工人报》副刊上。宋老说：“那是我刚从国外回来写的。”
1949年6月5日，宋平还在重庆电影院开设讲座，介绍苏联青工活动的状况。同一天，已到青年团东北委员会工作的陈舜瑶也在市立二中礼堂开了讲座，向青年学生们介绍了苏联青年的情形。还需要补充一点说明：就是在这场讲座两个多月后，《生活知识》创刊，陈舜瑶任主编。《生活知识》便是后来曾经风靡全国的《辽宁青年》杂志。
1978年，高风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说：“工人报社第一任总编辑宋平同志是著名的老一代新闻工作者，在他领导编辑部的工作中，对青年人要求十分严格，但也循循善诱。他要求记者采访时，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回来写稿、编稿要字斟句酌，呕心沥血。他常讲：‘我们是党的报纸、人民的报纸，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有时为了修改一篇文章，他反复推敲，和我们研究到很晚。”
在一份《新华日报》档案史料中，一位在宋平身边工作过的新闻工作者（未留下姓名）于1946年2月10日总结剪报经验时提到，在《新华日报》资料室有过两个比较成功的领导，一个宋平，一个是胡绳。他（她）说：“宋平的领导，优点是（在）政治传达上强，帮助了干部掌握政策，对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肯做个别的帮助（我很感谢宋平、周开、小沈、老范、熊复、洪老、佛翔、小吴、王蔚诸同志，他们都曾在这方面多多少少帮助过我，永志不忘）；大胆放手让干部发挥创造力，有民主作风。宋平每次开会必先通知要讨论什么，要准备什么，决定问题时事先总有个别谈话。”“宋平的口头禅是：‘试一试。’”“试一试”，可能是对青年人最大的、也最有成效的鼓励。
“毛主席重视办报，亲自抓，好多文章都是他自己过问、自己写的。我跟了周总理一段时间，他也很注意报纸，报纸每天都看，天天跟群众见面。那时候，战地记者跟着队伍走。办报关键是党委抓，党委重视就好办了，党委领导亲自看报样。”
当时在甘肃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宋老参加西北五报新闻学术讨论会时，专门讲了“党委要领导报纸”问题。在这次讲话中，宋老结合自身经历形象地阐述了“党委要领导好报纸”的观点。
“党委对报纸的领导，也有个改善问题。党委应当按照新闻工作规律来领导报纸，同志们讲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也正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课题。我也不赞成把报纸办成‘布告牌’,净登那些长篇大论的公文、指示和会议新闻。现在，党委也在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工作方法。党对群众也是不能下命令的。党只能依靠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来领导群众,吸引群众,通过自己的党员的模范作用来影响群众。”
“报纸更不能对群众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一定要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利益,反映群众的意见，采用群众喜欢接受的形式进行宣传……总之,就是要坚持全党办报的方针。全党办报,包括全党关心报纸,全党支持报纸,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要好好向其他省委学习。”
“不忘初心，办好报纸。” 宋老叮嘱我们，“我喜欢报纸，在重庆就喜欢。从重庆回来，在沈阳办了《工人报》，之后就到工会去了。”
宋老对自己一手办起来的《沈阳日报》充满了感情。他问：“现在报社多少人？”得知《沈阳日报》有员工1500余人，宋老很欣慰。
告别时，宋老把早就写完的“沈阳日报七十年”题字拿出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宋老很重视，写了好几遍，最后挑了一幅他最满意的字，等着我们来北京。
宋老要送客出门，被我们拦住了。他的手一直举过头顶，轻轻挥动着……
来源：长江朱建华编辑：王昕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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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钱江：文革之始《人民日报》“九月改版”改错了
上一篇记述了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和老战友胡痴1966年8月28日受到毛泽东召见，领取对改版（减版）的指示，接下来回报社落实。
1.《人民日报》刊登改版启事
1966年8月31日，《人民日报》第6版刊登启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人民日报》从1966年9月1日起，改为每天出4版。”
启事称：“改版以后，《人民日报》将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面向广大工农兵群众，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广大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宣传国内外大好形势。”
启事通告了改版后每版的安排。
此时陈伯达因病住院，唐平铸没有把刊登改版（减版）启事的事请示陈伯达，不料落下把柄。
1966年8月31日的人民日报启事
2.改版受到周恩来批评，唐平铸写检讨
没有想到，一旦改版减版立即遇到了尴尬。正赶上昨天(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50万，如此大事本当加强报道力度，却因为减少了三分之一版面显得阵地紧缩，施展不开了。
8月31日的第二次大检阅有“重要内容”没有在9月1日版面上突出报道。
一个是林彪讲话开口就说：“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四个伟大”完整提法就此由“副统帅”之口冒出来了，新闻提要中却没有明晰表达。
1966年9月1日《人民日报》从前一天的6个版改出4版，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第8次改版，只持续3天。
这天，检阅50万红卫兵的照片用得较多较大，却减少了文字量。除开检阅报道，4个版刊登的文字新闻总共2300余字，其中1000余字是越南驻华大使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两位越方主办者的讲话内容。另有周恩来会见刚果（布）议会代表团等简短消息4条，此外内容统编为一两句话的“简明新闻”。
结果， 9月2日，也就是缩版的第二天，传来了周恩来的批评，批评人民日报擅自改出4版。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直到目前，没有见到对这次改版的正式请示和批复文件。
唐平铸则回忆说，《人民日报》减少为4个版，毛泽东看了两天，觉得没有什么内容，又说，还是6个版好。
唐平铸的回忆说明，改版只两天，最高层领导觉得不合适，马上传下话来。但在第三天改回6版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在第四天改回去。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周恩来、陶铸的指示，从1966年9月4日起，《人民日报》恢复为每日6版。这次“九月改版”只持续了3天，恢复为6版时没有再刊登任何相关的“改版启事”。
这是《人民日报》改版史上为时最短的一次。病中的陈伯达把唐平铸狠狠批评了，说：“谁让你改的？”
唐平铸称，是毛主席的指示。
陈伯达说：“那你为什么不报告，让中央批准？你必须检讨。”
9月4日，唐平铸为改版一事写了检讨，在检讨书中说：“毛主席亲自对我和胡痴做了重要指示。当时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指示领会清楚。因为主席有了指示，我没有立即请示伯达同志，回去就登了一个改出4版的启事。”
唐平铸这样说，显然也是为了卸去陈伯达的责任。（见唐炎明、唐亚明著《唐平铸文革实录》书稿第250页）
3.恢复6版后第一天版面突出了什么
1966年9月4日的《人民日报》恢复为6个版。按照8月首次检阅报道的“规格”，对检阅红卫兵报道要连续4天。但9月4日的1版已转入当日新闻。
1966年9月4日《人民日报》1版，检阅红卫兵报道放在1版右下方。
1966年9月4日《人民日报》4版继续刊登8月31日的检阅照片。
结果，《人民日报》对8月31日检阅红卫兵的报道，还是8次大检阅中报道量最少的一次。
但仍有值得注意的地方：9月4日第4版刊登了毛泽东、林彪、江青3人在一起的大照片，在《人民日报》是第一次。照片背景经过暗房处理，天安门城楼一端除3人外空无一人。比照8月22日第4版上的相似照片，江青的位置明显提高了。
1966年8月22日《人民日报》4版上的照片（包括文字说明）。
在8月22日刊登的照片中，江青在照片右侧边缘，背景人物众多纷乱。而在9月4日照片上，江青的位置只差林彪一步。此时的江青，已经在“中央文革”发号施令了，这是有明文宣布的。就在这次大检阅的前一天的8月30日，中央发出通知：陈伯达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
8月31日第二次检阅红卫兵，即由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主持。这也是江青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主持 50万人的大规模集会。
从此，陈伯达在“中央文革“的地位实际上由江青取代，陈伯达从他的政治生涯巅峰旁落了。
《人民日报》9月4日刊登毛、林、江三人照片，是对9月2日1版刊登江青照片的再加强。
1966年9月2日 《人民日报》1版
9月2日《人民日报》1版刊登的右侧两张照片中，江青出现两次。右上方照片中，由于拍摄林彪讲话，江青位置较远。但在右下方照片中，江青虽不是位居中央，看起来比周恩来更显得突出，照片显示周恩来正在向江青做介绍。
4.“九月改版”成为日后唐平铸“罪状”
《人民日报》“九月改版”这件事，上下左右都有牵扯，程序缺失明显。或许包含了这个原因，唐平铸的检讨递交上去，没有见到上层的批评跟着过来。这件事就成为过去了。
但是，唐平铸过了领袖这一关，却没有闯过“造反派”的一关。1967年1-2月他短暂失势被软禁，“九月改版”就成了唐平铸的“罪状”。人民日报的一个“造反”组织在1967年1月写出《唐平铸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其中关于“改版”部分这样写道：
《人民日报》6版改4版，是唐平铸和胡痴根据陶铸的黑指示搞的阴谋。9月1日起开始改版和在报上刊登改版启事，都是他们瞒着中央搞的。受到批评后，唐平铸却把责任直接推到毛主席身上。改版后，他在全报社职工大会上说：“主席看了两天的报纸，觉得4个版不行，国际国内事情还很多。4个版光登照片，文字的东西太少，单薄，没看头。”
唐平铸在这里故意污蔑主席，企图使人们相信《人民日报》两次改版，是主席说话出尔反尔做出来的，而不是唐平铸他们这伙人搞的鬼。唐平铸改版是陶铸支持的。但是9月4日他给主席的"检讨"信中，完全不提陶铸的责任，胡说只是因为他错误理解了主席的指示才改的，继续欺骗主席。
按照“材料”所述，唐平铸罪名不小。
谁知道，这份批判材料还没有来得及发酵，唐平铸又突然翻身，重回人民日报主持工作。待到他将近两年后再次被打倒，“九月改版”之事已经淡去，被新炮制的“材料”掩盖了。（2026年3月3日）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90OSc6GAqnhnqMnDbTzmSQ
编辑：王昕越
- 刘海明 发表于
【案例】
钱江：漫画家沈同衡的“错画”和“错话”（中）——人民日报右派改正归来
上篇简述沈同衡（1914-2002）在1957年之前的经历。1957年盛夏6月之前，是进入了新中国后漫画家沈同衡的创作盛期，画风也有变化。他的创作仍以讽刺题材为主，也有歌颂性画作。不幸者，他是“反击风暴”中人民日报社内最早落入“阳谋”的编辑之一。1956年沈同衡和人民日报文艺部美术组多位画家合作的漫画作品《前进——中国的农村》。那时，他对新中国充满向往1957年大风暴中沈同衡的主要“错画”“反右”开始后，沈同衡遭遇一系列批判，批判材料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1957年5月29日和6月12日，在报社文艺部美术组组织的“整风座谈会”上，沈同衡两次发言，二是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3篇关于漫画创作的文章。均属因言获罪。三是他在这个春天发表在本报和其他刊物的若干张漫画，归入“因画获罪”范畴。沈同衡于1957年5月1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第8版“想到就写就画”专栏的漫画《限于制度》（包括杂文）是他的“罪状”之一。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第8版上的沈同衡漫画和短文《限于制度》短文如下：到百货公司去买一斤四两丝绵。售货员说：“我们的丝绵是每半斤一包的，四两不好卖。”我说：“那么买一斤半吧。”“也不行，必须一斤一斤就是两包两包买。你要末买一斤，要末买两斤。一斤半，我们不好卖！”“这是为什么？”“这是我们上级规定的制度！”到售票所去买张火车票。售票员说：“我们是电话售票，请你打电话来买。”我就问明电话号码，在他旁边借用公用电话，打电话给他。他问我买什么票、到哪里去，以及住址等等，我都在电话里说了。然后挂上电话，又走过去，准备交款取票。但是他说：“不行，明天会有人把车票送到你家里去，同时收款。不过，得稍收一点手续费。”“为什么现在当面不能买呢？”“这是我们上级规定的制度！”制度，制度！这些同志倒真正可算是严格遵守制度的模范了。可是，制度是为什么而规定的？为什么人规定的？制度既是人规定的，制度不合理的时候，人为什么就不能改变它，而硬要让死制度跟活人开玩笑呢？ （完）《限于制度》，画与文字都是“罪”，对之的批判文字并不多，发言亦寥寥，都没有解析道理，重点在于说它是“罪”，要把作者推为“右派”——人民公敌。目前所见数十页批判沈同衡的打印材料中，印象深刻的是，只见到当年9月一份44人联署的针对《限于制度》批判词，文字如下：在这里，我們可以看出沈同衡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恶意地抓住个别事例，加以歪曲（如电話售票的地方不直接售票是一种合理的分工），提出普遍结论，以达到否定我們一切社会制度的反动目的。告訴你，沈同衡，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們坚决击退你的猖狂进攻！诽谤，必须消亡。这段文字总共不到130字，没有分析，只有结论，逻辑谬误倒是显而易见，即“滑坡谬误”，不加分析地将漫画作者对具体事情的讽刺上线上纲，将普通诉求推论为极端结论，推导为“否定一切社会制度”。这也是逻辑学所称典型的“稻草人谬误”，具体问题不见了，批判者树立了一个虚假的“稻草人”加以斥骂，却不能证明《限于制度》的创作动机是错的，效果不良于社会。沈同衡漫画《一枝花的遭遇》，发表于上海《漫画》杂志1957年第5期。对上面这幅漫画，有批判者认为，说“花朵”难以“入园”，是讽刺“百花齐放”政策。“公开污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不具诚意。” （1957年人民日报整风办公室编《整风》简报第41-42号）2.沈同衡的“错话”有哪些沈同衡是漫画家，当年对他的批判却主要针对他的“言论”，也包括行动——他和北京日报“右派”漫画作者杨凡（刘波泳）打算筹办漫画同仁刊物。看来“错画”者，主要是事关“影射”，批判起来，也就捕风捉影了。其实，沈同衡不仅会画，而且善写。幽默，是他的文章特点，如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小杂文《立场不同》：没有挤上公共汽车的乘客，明知车里挤得满满的了，也往往要在车门外抱不平似地嚷：“往里走！往里走啊！里面空得很哩！”已经上了公共汽车的乘客，自己坐稳在座位上了，明知车里并不太挤，也往往要装出公正有礼的样子，说：“别上啦，里面挤得满满的了，等后面的车吧！”即使是同一个乘客，没有挤上车的时候，他就往往要像前一种人那样，而当他上了车的时候，却也就往往会变成后一种人的样子。由于不同立场和不同处境的不同需要，人们会片面强调、甚至故意违背事实，说出各各不同或是完全相反的话来，而像煞各有道理。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有一点却总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不顾事实，只顾自己方便，不为别人设想。事实总是事实，它是客观的最公正的证人，只要双方肯尊重它，并在顾到自己方便之外，也能稍稍为对方设想设想，这样，一切人民内部的矛盾大概就容易解决得多了。（完）杂文总是作议论的。沈同衡的杂文是否有不恰当、不准确，或者是有错误，可以指出，也可以批评。但是，蛮不讲理，一棍子将人家打成“右派”，则肯定是违反社会通则的大错，与法与人伦相左。相比而言，虽然是漫画家，沈同衡的“错话”似乎比“错画”更多。他的文章：《对内讽刺的漫画可以夸张吗》，发表于1957年5月9日上海《文汇报》。另一篇《漫画界的矛盾何在》，内容与他在中国美协漫画界座谈会上的发言基本一致，也刊登在《文汇报》上，刊期是1957年5月25日。《讽刺，不能消亡》则刊登在1957年5月28日的《北京日报》上。沈同衡在不同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定罪”重点：1957年5月29日，和6月12日，在人民日报文艺部美术组座谈会上，沈同衡两次发言留下了记录。他还在美术家协会的会上有一次发言。第一次座谈会上沈同衡的发言，被视为“错误”来批判的主要有如下两段：我覚得报社问题很严重，漫画用不出只是个现象，它的根源最严重的問题是教条主义，整个办报方法全学真理报，方方正正呆呆板板。《人道报》有时漫画大得很，我們是决不会吸收这方面经验的。还有就是官僚主义，用行政服从来办报，而不注意业务，层层批写上报，是衙门作風。还有就是宗派，强调老区的经验，当时老区的做法是对的，但是不能适应今天的情况。同时不重視办报的传统，强调党报是对的，但是又不能完全做到党报，民主党派的文章还要登。我們的机构、版面安排，上下关系，党群关系都因之而有问题。我們报纸改了很多次，但是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除非根本从机构上改变。好像只要是苏联的、党的、老区的就是好的。老报人会议过去就从来没有召开过。1956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上沈同衡的讽刺漫画他发言中关于报社事务的批评主要是：我們的部主任太多，这不是从业务出发，而是考虑党龄多少，参加革命年限，等等。有人说希望让部主任們办个报看看，意思就是说他們沒有什么能力，只是待遇比別人高一些。要么就全体由党员来做，非党员去办非党的报紙。统战方面虽然拉些民主人士写写稿子，但是对他們是否真的尊重呢，我看不一定。我們报上发中苏公报题目很平稳，《文汇报》則标毛主席将应邀赴苏，就比较活。编辑们不敢发挥创造性，因为头头的束缚很多，万一改动还是自己麻煩。不研究业务的情况很普遍。来信部处理来信，多是采取推的态度。如果有控诉某单位的意見，主观上总是相信单位的党和領导。他还说：“有些十三級的干部实际上沒有什么能力，只是因为是党员而已。…… 我认为报社最大的问题是宗派主义，其次才是官僚主义。凡是党员非党员有些争吵，总是党员占便宜，标准就是党员想必是对的，非党员总是落后的。”“我们这里把乔木当仙人、邓拓是圣人，把个领导看得高得不得了。”1956年10月19日沈同衡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鲁迅的画6月12日第二次座谈会时，“反击”已经开始，沈同衡还是发言了，言及工作和生活待遇等几个方面，包括一些历史纠葛。后来受批判的有这样几句话，一是：“我一方面很自卑，一方面也有进步包袱。我不愿把自己看成为民主人士。我还是要准备入党的。”“知识分子有自尊心，如果每个运动都要来整他，这对他的积极性就有损害。在那种空气里他只能讲是，不能讲非。知识分子在解放以后遭遇也有各种各样的，有的很好，也有的就遭遇不好。”“报社的人很多而效率不高”，“层次太多，形成衙门化”。沈同衡讲这些话，是迎着“阴谋”而去，去撞枪口了。报社文艺部同事，著名“小人物”蓝翎（杨建中）回忆沈同衡说：他有一幅反官僚主义的漫画，画中的人事干部戴着乌纱帽。不管画家的主观动机如何，也不管什么讽刺艺术的表现手法，仅这一点就犯忌，碰上了禁区，被认为是攻击、丑化党的人事制度，特别引起了人事干部的激愤。而掌握着报社反右运动部分大权的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对此则给予特别关注，揪住不放，是非常自然的。我回来时(1957年7月)，他已停职反省，每天按时到办公室，思考自己的问题。（蓝翎《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08页）接下来，沈同衡将度过20余年的潦倒“右派”生活。来源：观潮钱公众号编辑：梅镕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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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民日报》等报纸的理论水平的批语
来源：微信分享编辑：何璇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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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报社通知一定级别干部看文件，退休总编放弃了
作者：詹国枢（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
想起一件小事，就在不久之前。报社通知，上级发下绝密文件，一定级别干部，可到单位阅读。朋友打电话问，去不去呀老詹？我说不去，我放弃了。为什么呢？很简单呀！一退休老头，年逾七旬，闲居无事，再重要的文件，于我还有什么用呢？难道你还想再享受享受某种待遇吗？.这样的待遇，享受与不享受，又有什么区别吗？放弃的结果，失去的是，没有看到那样一份“绝密文件”。得到的却是，不必舟车劳顿，来回奔波，待在家里，喝喝茶，看看书，写写自己喜欢的文章。人这一生，需要放弃的东西，实在太多。记得刚从海外版退下，到南方某省出差，朋友告诉我，此地某大学，正缺少一位新闻学院院长，詹总您愿不愿意考虑考虑呀？我想了想说，谢谢！放弃了。因为，我得到的，可能是名与利，既可以当詹院长，还能多挣些许银两。但我失去的，是自由，是时间，是陪老伴的珍贵时光。我的人生信条是：秋天不要干春天的事情。好不容易退下来了，为啥还要找些虱子来身上爬呢？何况，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了院长，就得称职，要操心的事情，多了去了！哪个环节没有弄好，出了差错，你这挂名拿薪者，难道不负责任，岂能没有压力？再如此混两年，人家还聘你吗?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四年前。或许因为公众号有些影响吧，南方某杂志，邀请我当顾问，有报酬，有待遇，每年还可以旅游几回，杂志社社长数次进京，希望要同我见面，我一次又一次，婉言谢绝。我明白，如此顾问，于我有什么用呢？对于他们，其实也没有多大价值，无非是增加一点炫耀的资本，需要时站站台，助助声威而已。记得多年以前，曾到郊区参加首都老总保龄球赛，一位老总得了头奖，大声问道，哪个想要这奖品？麻烦替我领了吧！于是，那台微型洗衣机，被一位女士领走。回城路上，我问老总，老兄如此大方，几百元的洗衣机，也不要了？老总一笑，我的家里，已有两台，吭哧吭哧扛回去，肯定塞在阳台，岂不是弄了个包袱，自找麻烦吗？放弃一些什么，你得衡量衡量，这一得一失之间，账该怎么算。老詹开了公众号后，今日头条有朋友拉我去开头条号。朋友说，就是把公众号的文章，粘贴过去，不费事的。我想，顺手一粘而已，试试吧！果然，此后一些文章，皆可以在两个平台同时发表。我发现，公众号粉丝，大多是些喜欢思索的同行和知识分子，对于文章的喜好，有自己的独特标准。而头条号粉丝，以年轻人居多，文化程度不是太高，每天挺忙的，没多少耐心，只喜欢看新闻。于是，两个平台，便有了截然不同的风格。有时，公众号一篇文章，写得颇有深度，大受欢迎，转发到头条号，却是反响平平，连一万阅读也不到。然而有些文章，因为新闻性强，公众号才有几千阅读，到了头条号那边，竟然有上千万点击，几百万阅读！倒也耐人寻味，挺有意思的！后来，有朋友教我学会了做抖音视频，试了试，挺有意思！不过，太费时间，而且，做视频与写文章，完全两码事。要想把抖音弄好，非得下些功夫不可。这边下了功夫，公众号那边，肯定要受影响，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此后，也有朋友动员我到别的平台开这个号，那个号，我统统谢绝！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老詹哪，你不过一退休老头，哪里可能处处都有你的身影，处处都想出名的嘛！如今，每天只是专心打理公众号，差不多两天或三天，写篇文章，再顺手转发到头条号，既有意思，又不算累。倒也蛮好。再讲一故事吧。多年以前，市交管局手机通知，你的驾驶证，很快就要过期了，赶快去体检，将驾驶证续上！我一笑置之，没再理会！因为，我这开了几十年车的老司机，决定从此放弃开车，再不摸方向盘！虽然，那曾经是我的人生一乐，非常非常喜欢！然而，我明白，随着人一天天变老，一些曾经喜欢的东西，必须一件一件，逐步放弃。酣畅痛快的出国旅游啦，大快朵颐的朋友聚餐啦，风光潇洒的应邀考察啦，大放光彩的外地讲课啦，……尽管，曾经那么美好，那么令人难忘，然而，恐怕都得逐步减少，甚至放弃！留下的，只能是一些回忆了。补充一句话，送给年轻人：你们当前有那么多的美好日子，都是人生不可多得的珍贵体验，可得好好珍惜哟！走笔至此，环顾书房，满满几个书柜的书籍（装了那么多喜爱的书），出国买的各种纪念品（留下那么美好的回忆），友人送的书法与绘画（曾经那么珍视和喜爱），虽然至今都完好无损，最终，不也得放弃吗？冷静想想，如今能够拥有的，无非“吉祥三宝”：一是尽可能少生些病的身体，二是与你相濡以沫的老伴儿，三是留在脑海里的美好回忆。只有这三样东西，能够陪伴你，其他的，全都多余，统统放弃。人哪，在哇哇哭声中，来到世界，此时，双手紧握，想的是得到……渐渐地，得到这个，得到那个，索取这个，索取那个……然而，最终，得到的，索取的，都不属于你！直至最终会有那么一天，你又成为赤条条一汉子，去到你应该归位的地方，在别人的哭声中，离开这个世界，此时，双手松开，想的是放弃。人生原本两手空，来无影来去无踪。有时想想，人这一生，似乎就是一个悲剧，从零开始，最终归零。画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原点，再也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心中不由涌上一丝惆怅悲凉……然而，细一深想，此事既自然，亦必然，如果谁都不想离开，什么你都不愿放弃，这个地球难道专属于你，就不给别人留一点机会？稍一回首，我们亲眼所见，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曾经那么伟大，那么令人崇敬，然而最终，不也将一切全放弃，交还给大江大海，一点也不留下吗？文章原载《且将人生看通透》，题为《放弃》，发表时有增删。如果你觉得还有点道理。这样的文章，有50篇呢！欲购此书者，在此下单吧。
来源：衣者朝新（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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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湖南经视，还会有湖南卫视的辉煌吗？
来源丨传媒圈-传媒头条文丨邓华如（原湖南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1996年1月1日，湖南经济电视台（湖南经视）正式开播，至今已三十周年。这日子像长了翅膀，飞快得让人目不暇接，变化得又猝不及防。眨眼之间，三十年悄然而去，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而又有多少荣耀会在光阴里生根发芽？如今蓦然回首，在那星光耀眼时，正是经视的高光时刻。在我的记忆里，经视是湖南广电改革创新的排头兵和成功的试验田。毫不夸张地说，湖南广电的复兴和强盛是从经视开始的，它的高光时刻正是湖南广电荣耀的起点。岁月如歌，经视一路走来，虽然峰回路转，也一定有口皆碑。如果我们回眸经视的辉煌年代，那么欧阳常林台长（以下简称“欧台”）就是我们怎么也绕不开的共同记忆。
1995年12月18日，湖南经济电视台试播启航。1996年1月1日正式开播退休之后，我与欧台几无联系，屈指一算，暌违已有十多年了，有时真还有点想念他。至今思欧台，那是因为我曾经也是湖南经视成长壮大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作为马栏山一员的受益者，在我看来，我们广电人的好日子应该是源于魏文彬（以下简称“老魏”，曾任湖南广播电视厅党组书记、厅长），成于欧阳常林。马栏山的繁荣，欧台居功至伟。他对我个人虽无知遇之恩，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的敬佩和客观评价。无论何时何地，我是打心眼里佩服欧台的。我一直认为：没有他就没有经视那几年鼎盛时期的高光时刻；如果没有他，也很可能没有湖南卫视后来的傲立群雄？三十年前的欧台在我眼里是中等个头，穿着整洁，身板结实，一双精明的眼睛总是眨巴眨巴个不停，人家说他那双眼睛眨下有一个主意，眨下又是一个主意，这点我倒没有体会，我只觉得他那眼神，总是警觉地审视一切，似可穿透别人的内心，让人的私心杂念无处遁形。他做起事来十分执着，在他身上总会体现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和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马栏山人谁都知道，欧台是面向全省公开招聘的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台长，此前他是湖南电视台（以下简称“老台”）对外部的副主任。资料显示：他出身于平民家庭，起点并不高。早年他只是人民路上一个街道小厂的普通工人，也并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但他天赋异禀，志向高远，从来就追求完美而不安现状。八十年代初，老台紧缺人才，他通过朋友介绍，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华丽转身从此成为了电视人。当国家各行各业都要求高学历的时代，他又不甘落后，考进武汉大学在职补习班，从而甩掉了低学历的帽子。在老台专题部就职期间，他脑子灵活又能吃苦耐劳，业务很快就脱颖而出。他并没学过音乐和歌词创作，但他却为宋祖英创作了她的成名曲《小背篓》的歌词，这首歌后来上了央视春晚，宋祖英也一曲成名，一夜之间就红遍了大江南北。
欧阳常林作词的《小背篓》，宋祖英唱响大江南北
应该说欧台的运气也不错，九十年代初机缘巧合，他结识了台湾著名湘籍女作家琼瑶，从此他在电视职业生涯中开启了人生第一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难得的机缘深刻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走向。在他对琼瑶紧追不舍的专题采访期间，他的聪明才智和锲而不舍的职业精神让琼瑶女士彻底折服。这次长时间跟踪跨境采访和电视专题报道，让业界和局台领导对他有了重新认识。名声大噪之后，他又借此东风一鼓作气成立了“华夏影视公司”。他就这样成为了大陆制作琼瑶电视连续剧的不二人选。
湖南经视拍摄的《还珠格格》持久不衰
琼瑶的言情剧在台海两岸风靡一时，当湖南台其他的公司大多亏损时，唯独华夏公司盈利不衰。此时的他已让业界刮目相看了：不仅节目做得好，而且还很能赚钱。可能也是这个时候，欧台才真正进入了魏文彬厅长的法眼。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广电在全国排名中不溜儿，品牌影响力未出省门，积重难返的惰性使老台的发展停滞不前，老气横秋的频道形象气得老魏如芒在背，食不甘味。成立湖南经视，无疑是老魏的战略思维之一，当初的考量应该是为了治治老台的惰性和暮气，以重新激活湖南广电的生机。结果这副重担毫无争议地落在了欧台肩上。
欧阳常林（右五，着皮衣）与湖南广播电视局长魏文彬（左一）、副局长丁乃文（左三）陪同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文选德（右三）到湖南经视调研。右四为吕焕斌。右一为湖南经视主持人仇晓。
成立经视，彼时在我们这些鼠目寸光之辈眼里，却有点画饼充饥的味道：偌大一个宏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要场地没场地，要队伍没队伍，纯粹就是一个四无馅饼让人画饼充饥。经视起步阶段确实步履维艰！但是欧台却一点都没怯场，他不等不靠。即便是白手起家，他也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硬是将常人看来的不可能，干成了可能。经视开播之后，一鸣惊人。节目从内容到形式脱胎换骨，彻底摒弃了固有的陈规陋律，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湖南的父老乡亲们眼前，让广大观众眼睛为之一亮。收视率因此一路飘红，广告创收也随之水涨船高。头年就实现收入三千多万元，第二年创收翻番，第三年近亿，这样的成绩单，既在叫好者意料之中，也在唱衰者意料之外。湖南经视宣告成立之时，省里已有湖南电视台、湖南有线电视台，再加上一个新成立的经视，那就是三台并立了，彼时就有人称是三马同槽。三马争食的局面悄然形成，老魏心里可能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而面对这样的阵势，欧台心里明镜似的。早在筹备阶段，他或许已经成竹在胸，首先就以挥刀断腕之心，从陈规顽疾上开刀问斩，改革的板斧被他舞动得嚯嚯生风。三板斧砍下去，就伤筋动骨地改革了用人体制、分配机制、管理模式。组建队伍时，他率先砸烂了铁饭碗，面向社会实行全员招聘，当时经视的选人标准也别开生面：不限学历，不限年龄，不限籍贯，而只唯才能。结果一批年轻有为的优秀人才如影随形，尤其还有几个其貌不扬，人称鬼才、怪才、偏才者，让欧台另眼相看，甚得赏识。对于分配方案，他一板斧剁下去砸碎了大锅饭。分配上，他拉大差距，实行向一线倾斜，向贡献大的人员倾斜，向关键岗位倾斜的三原则，真正推行按劳取酬、按绩分配的机制，让平均主义和懒汉作风无处生根，有效解决了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顽疾；为了改变老台那种管理上互相扯皮推诿的老大难问题，他又一板斧砍下去，首先精简部门和人员，瘦身臃肿的机构，采取减缩层次，合并部门的大部制运行模式，大大减少了中间环节，使上下联系更加畅通无阻，从而达到提高了工作效能的目的。实践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那几年湖南经视有严格规定：记者外出采访，不准坐人家的车，也不准吃人家的饭，更不准拿人家的红包。这种风清气正的作风在当时的新闻界简直就是一股清流，深得业内外的好评。在欧台的主导下，战斗在一线的编辑记者和节目策划制作人员以及车队司机与食堂后勤服务人员，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精神亢奋，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不知多少员工有时甚至废寝忘食。在湖南娱乐中心那座临时租赁的大楼里整天都是一片繁忙的景象，白天一个个行色匆匆，晚上则灯火通明，目光所及一派生机勃勃的场景。在湖南经视的高光年代，经视的节目备受湖南的广大观众由衷的喜爱。经视新闻短、频、快，题材大多是老百姓身边的事，很接地气，烟火味十足。人们一下班，便会火急火燎赶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抢看经视新闻。那个时候，湖南经视的记者出去采访，大家对我们都有点高看一眼，省里的一些重要会议，等都要等到我们的记者到场后，才会宣布开始。那个时候，经视新闻敢于揭短，也敢于曝光，因而在省内很有公信力。许多基层单位和部门的那些爱搞歪门邪道和违规违纪的干部，他们那时居然最怕经视的记者来曝光。但凡一听说经视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来了，一个个就不再声高八度，盛气凌人，而是灰溜溜地躲避。因此那个时候，当经视的记者会很有成就感与荣誉感。
欧阳常林台长参加经视的活动。右一是主持人汪涵，左一是时为新闻中心主任的周石星，右二是时为经视周末节目的制片黄波。
那时的综艺节目叫好又叫座。《幸运3721》火爆得一票难求，尤其是奇志、大兵的相声小品简直就是观众的精神鸦片，让大家捧腹开怀之后特别上头上瘾。我当时作为台办主任负责分发入场券，因为座位有限，每到星期五分票时就让我捉襟见肘得脑壳痛。那个时候经视的电视剧也特别受欢迎，总编室负责购剧的资深大美女是当年出演过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里的压寨夫人，名字叫肖宁，她深谙经视观众的口味，买回的剧基本就没失过手，收视几乎都是在全省遥遥领先，欧台每次一见她，脸上就笑眯眯地像是开了花。那个时候湖南经视就连广告都做得非同凡响，当时有个情景式广告节目叫《经视商业街》，形式上像是在演绎故事，但实际上是推销产品。观众看后直呼耳目一新。那个时候经视还开设了体育专栏节目，填补了省内其他所有台的空白。负责这档节目的制片人叫王艳忠，是天津大学毕业非体育专业的小伙子，他们做出来的节目却十分专业而耐看，尤其每周晚十一点档的各类世界顶级球赛，总是让广大体育爱好者一直守到深更半夜。最令人难忘的是1998年在大洋彼岸的那场拳击赛的直播，美国拳王泰森和艾斯菲尔德在洛杉矶大摆擂台，当时分管新闻的副台长吕焕斌可谓慧眼如炬，十分敏感地发现并牢牢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同时也得到了欧台的大力支持。他还通过关系，使体育组争取到了直播的资格。结果在王艳忠和体育组的努力下直播非常成功，得到了广大体育观众的交口称赞，一场顶级国际赛事直播下来，从此也确立和扩大了湖南经视的国家视野。那个时候，经视的周末节目《故事酒吧》以轻喜剧的风格，也取得了周末休闲时光的一席之地。收视稳定，备受关注。那个时候经视的几个主持人像早前的梅冬、宋一平、仇晓、孙鸣杰，以及稍后加入经视主持团队的汪涵、刘娜、魏哲浩、王芳等等，一个个都是名声在外，可谓家喻户晓，耳熟能详。那个时候，湖南经视在省内很是吃香。九八年抗洪时，有次我回老家邵阳出差，车子在市区走到一个与主街相连的岔路口时，不知何故车子突然被堵住了，下车一看，远远只见一个壮年大汉，正挥舞着一根貌似警棍的棒棒，在前面拦车。一打听，原来是这里的市长孔令志亲自上街指挥交通秩序来了。我们因要赶时间，就想插队走捷径，不料没躲过孔市长的火眼金睛，只见他几个箭步就冲将过来，抡起手中的棒棒就要敲打我们车的前盖，当棒子落下一大半时，却突然停了下来，大概是看到了我们车子的挡风玻璃后放置的牌子了吧，因为那上面赫然印着经视新闻采访车的醒目大字。紧接着只见他满脸的怒火很快熄火了，口气平和地大声说道：“哟，是经视的采访车哦，前面的车子让开点，让他们先走。”打那以后，我才知道，我们的新闻采访车在社会上的真正分量。那个时候我们都以自己是经视人为荣，走出去自我感觉特有面子。经视的异军突起，我以为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欧台用对了一批人才。像经视高光时刻的那五虎上将，一个个身怀绝技，都有几板斧。
欧阳台常林（右四）与湖南经视台部分员工在一起
记得我参加经视的第一场总结表彰大会，好像是在1996年开春后不久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当时还是台长助理的吴澧波、吕焕斌、刘向群，三个彪形大汉端坐在主席台上，相貌堂堂，衣冠楚楚，气场强大，他们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欧台作为舵主的地位。应该说，在那艰难而又充满无数未知的年代，他们为经视的改革创新功不可没。说起五虎上将，那确实值得一表。先说吴澧波吧，他仪表不俗，学识超群，据说曾以一封万言书深得老魏赏识。因长得丰神朗秀，人称他貌攀潘安，才追宋玉，走在路上有不少美眉对他顾盼生辉。他的优势还并不在此，善于创新才是他的取胜秘笈。吕焕斌，经视人称吕叔，身材匀称，长相帅气，学养深厚。来经视之前是湖南台的王牌节目《焦点95》的制片人。平时他的神态似有姜文的率性和漫不经心的气质，穿着则喜欢休闲而随意，又有陈道明的时尚潇洒。而特别值得称道的却是他那前卫而超常的策划思维和他不拘小节而又驾轻就熟的调控能力。刘向群个头高大魁伟，人称欧台的大内总管。他为人忠厚，有时情急之下说话有点卡顿，一旦发生口角，就面红脖子粗。但他做事扎实可靠，深得欧台的信任。他的亲和力与精明的后勤管理能力出人意料，在彼时的经视管理层中还无出其右者。此五虎上将之三，都对舵主欧台影响不小，且产生了积极的推力作用。经视初创阶段的五虎上将其实还有凌引迪和梁瑞平。凌引迪彼时担纲总编室主任，他生得虎背熊腰，肥头大脸，走出去俨然一副大官人的派头，听说欧台平时出席重要场合很少带他参加，坊间认为是忌讳凌的气场过盛。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凌引迪的干练和锐气高标不群。他业务娴熟，消息灵通，才思敏捷，也很会来事。作为总编室主任，为频道的形象推宣和节目编排，尤其是与资深美女肖宁的选剧购片，都做出过有目共睹的贡献。梁瑞平，资深历广，才情并茂，时为新闻中心主任。九十年代初他就与潘礼平在湖南老台联手创办新闻实境访谈节目《乡村发现》而崭露头角，平时他为人低调不苟言笑，做事行文严谨细致。凡经他改过的稿件，满纸都是密密麻麻的红印迹，但凡经过他编辑过的新闻稿件简直完美得无可挑剔，所以经视新闻那几年基本上是万无一失。梁瑞平善于新闻策划，行事扎实，96年那场抗洪抢险的报道，形式新颖，手法多样，别开生面，彻底奠定了他在经视新闻的扛把子地位。在他手下，一批新兵很快像凤凰涅槃一样成为了经视的健将。如果说梁瑞平主导新闻的长处是新闻策划，那么周石星的优势就是策划新闻。1997年春，从湖南有线电视台过来了一个新闻怪才，他就是良禽择木而栖的周石星。彼时的他血气方刚，风头正劲。一个理科男却偏爱文学，他博学多才，文笔老辣而犀利，文风冷峻而陡峭。他主导下的经视新闻喜欢搞大路，下猛料，往往怪招频出。
欧阳常林与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在一起
他担纲新闻的那两年，经视大型活动和突发大事件的报道接连不断，在社会上影响深远。印象最深的是《南岳阿迪力走钢丝》《余秋雨设坛千年学府》《衡阳火灾事件》《嘉禾高考舞弊案》等等，轰动一时，至今难忘。因此也在小范围内，有人戏称他为生猛周。在他手下训练出来的人才，自然也生猛得很，他们的批评报道和时评剑走偏锋，见血封喉，名噪一时。那个年代，经视的生态气候宜人，英才辈出。要数起来，可上经视凌烟阁的功臣良将不胜枚举。后来经视被业内誉为湖南广电的“黄埔军校”，倒也是名不虚传，有人统计从经视出来的处级干部就有三十几个，厅级干部也有十一个之多。像欧台后来荣升湖南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和湖南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局长，吕焕斌接着也升任了与欧台同样的职务。单从新闻部成长起来，后来相继右迁湖南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的就有丁晖、聂玫、陈刚、丁诚、杨壮、罗迎春。而丁晖后来还远调到海南，当了海口市市长；陈刚后来也被组织安排进了长沙市委常委，当上了宣传部部长，没几年又履新长沙市政协主席；丁诚也脱颖而出，被省委看中，调任湘潭市委常委，现为市委秘书长，杨壮则出任湖南出版集团总经理。这些优秀人才都是在经视这个熔炉里脱颖而出的，他们到各个重要岗位发光发热，应该也是经视的种子已在四面八方开枝散叶，而且也会开花结果。这既是经视的荣耀，也是马栏山的成果。经视的优秀人才，其实一个个早在欧台的视野里归了档，也在他的羽翼下成长迅速，应该说许多同志是在他的关心帮助下得以重用的。欧台爱才如子，甘愿放下身段礼贤下士。不仅善于发现人才，还能包容人才，更能笼络激励人才。
如今的湖南广电生产基地已是长沙的一景
据说有次经济部李咏，因经济环线要划归新闻中心统管，他坚决反对，竟在会上拍桌打椅地跟欧台扛了起来，当时便很有人为李咏捏一把汗。但事后证明欧台并没有因此心存罅隙，还是对李咏一如既往地支持爱护。其实凡是已入了他法眼的人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都能得到他的宽容甚至庇佑。像播音主持宋一平、梅冬有时与主管领导发生矛盾时，总能最先得到欧台那笑容可掬地安抚。有时也有个别特殊人才想远走高飞，就会得到他苦口婆心地反复挽留。为了激励员工。他敢于打破常规，一方面在分配上拉大档次，另一方面尽量给他们改善和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在当时，经视有两大举措深得人心，也饮誉业界。一是率先给全台招聘制的员工建房分房，让大家享受体制内老员工同等待遇，可以安居乐业，有了归属感。二是给部门主任以上的骨干配车，这在全国广电系统也只怕是首开先河的。有这样开明的舵主，下属能不安身立命么？那几年的经视很和谐，上下众志成城，主帅用心，将士用命，各项工作都在全省乃至全国广电系统一骑绝尘，遥遥领先。那几年欧台很繁忙，平时走路，总是脚下生风，电话不离手。每次上班时，一手电话一手苹果，边走边吃边接电话。在办公室听人汇报工作，也常常边听汇报边接电话，别人不知道他到底听清了谁的。许多事情他都要亲力亲为，黄花机场的工作人员曾经统计过，有一年他进进出出航站楼有200多次，为航空经营贡献超常。他平时惜时如金，总是争分夺秒地在工作，每次坐飞机，他将时间掐得严丝合缝，不到起飞的最后一刻，是绝不会在候机厅等待登机的，往往搞得有惊无险。在经视挂帅那几年，欧台不是在空中飞人，就是在办公室里运筹帷幄，他基本没有节假日，是典型的工作狂。在生活中，他好像有点爱洁癖；在工作中，他似乎颇有些严苛症。凡是对待工作上的事，他总是精益求精得不厌其烦，有时苛求得不近人情。
湖南经视当年的台标
那时在经视台的大堂里赫然挂着八个遒劲的大字：追求完美，超越自我。这既是欧台的座右铭，也是他对全台的要求。有次一位长者造访经视时，对这八个大字端详良久后，跟我说，看这八个字锋芒毕露，个性突出，目标高远，你们台长一定是个拼命三郎，主帅尽瘁，将士尽力，经视的前途一定会锐不可挡。彼时我听了也深以为然。业内人士曾有一说法，老魏是主帅，欧台是主将，是耶非耶，各人心中自有一杆秤。而在我的心目中，老魏自然当之无愧，欧台则是将帅同体，人中之异。能遇上他这样的舵主，那真是经视人的福分，凡有良知者能不感佩欧台么？往事依旧在，至今思当年。今年秋天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浏阳河风光带上，几个马栏山人凑到了一起，当追忆到经视的过往时，大家既感慨万千而又怅然若失，心心念念的情绪挥之不去。
上图是作者当年在经视时采访香港著名演员赵雅芝夫妇时的合影
我想经视曾经的荣耀早已扎根在光阴里，而且开枝散叶结了果，马栏山后来的辉煌，谁能否定经视的汗马功劳？谁又能抹杀得了欧阳常林台长那呕心沥血的业绩？忽然有人唱起了《光阴的故事》，大家也跟着哼了起来，随即就有人眼眶里涌出了泪花。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蓦然回首，经视在我的记忆里，依然星光耀眼，而暌违已久的欧台，您现在哪里？此时此刻，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题图：上世纪90年代，欧阳常林与台湾著名文化人、《皇冠》杂志社出品人平鑫涛和他的夫人、台湾著名湘籍作家琼瑶在长沙的合影
来源：传媒头条（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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