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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

【案例】
再见《南方周末》：一张报纸，一个时代

本文转自 | 群学书院

题图：《南方周末》创刊十周年的编辑部，前排左五为左方、左六为游雁凌

广州的夜空里，“南方周末”的巨大霓虹像一座雕塑，在湿润的空气里微微闪烁。曾经，在一代人心中，这四个字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和良心。

80岁的左方先生（1935-2021）已经很久没回过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了。在这个被视为新闻的圣殿里，老老少少都称他老左。和传承几代人的自由氛围一样，从他创办《南方周末》的那天起，这传统延续了30年。

老左——这两个字本身就仿佛是一时代的痕迹。朝鲜战争他当过兵，“文化革命”他造过反，但谁又会想到，知天命之年，他又会在这个国家的改革巨浪中摇旗呐喊，创办了一份后来被视为自由派的报纸。

“我把启蒙视作办报的灵魂。”广州的某一天，他在咖啡馆里坐下，用了6个小时为我们讲述一张报纸的历史，讲述一段他心中那个“保尔·柯察金”如何消失的故事。耄耋之年，左方依旧睿智。不久前，他还刚刚在香港出版了自己的口述历史。书名叫作《钢铁是怎么炼不成的》——是他人生的反思，也是对旧时代的隐喻。

相比这份报纸后来的辉煌，很少人提起左方时代的《南方周末》。但在改革最关键的30年里，这份报纸的前半程却承载着更多意义。从左方开始，很多人曾影响这份报纸的性格形成。他们的故事，关于一张报纸，关于一场改革，关于一个国家，也关于一个时代。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原题《告别保尔：左方和他的南周时代》，作者刘洋硕，2005年至2009年就读于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新闻系新闻专业，蚂蜂窝旅行网公共关系高级经理，曾任《博客天下》杂志编辑，《南方人物周刊》杂志记者，搜狐全媒体采访部副主编。

告别保尔：

左方和他的南周时代

文 | 刘洋硕

来源 | 搜狐

生于1984

1984年，他们要去创造一个时代。

1984年的广州，城市还显得有些无趣。一个叫张向春的年轻夹报工人坐在《南方日报》社资料室里。如果不出意外，他的整个白天都将与那些旧报纸为伴——那些千篇一律的“真理报”，将是他千篇一律的日子。

有时候，他也会偷偷将自己的画压在资料室的玻璃台板下，那是他对抗千篇一律的方式。谁会想到，多年以后，这个年轻人的版式设计和插画，一度成为《南方周末》在市场上大杀四方的利器。

在文革结束后，资料室就成了报社的“冷宫”。屋子里的老员工，大都是在“文革”犯错误的“三种人”。他们中最著名的造反派正是“左方”。如今，他已经在这里呆了六年时间。

动乱后挂在报社大院的两行大标语，似乎可以对左方的前半生做个总结——“左方是广东多股帮派势力的黑高参，大乱南方日报的挂帅人物”。

是的，他，左方，是造反派“新闻兵”的头头——一个可以呼风唤雨般调动十万人上街的“革命青年”。当然，后来，他同样被用“文革”的方式扣上“帽子”，赶下台。

这个造反派，这个报社，这个国家……一切内心的坚固，都将在1984年烟消云散。那一天，左方50岁了。这个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头”突然告诉张向春：“走，我们去办一张报纸！”

年轻人未曾想到：1984年，他们要去创造一个时代。

在英国人乔治·奥威尔的笔下，1984是个充满专制隐喻的年份。不过当这一年真的到来，1984并未走向《1984》，世界也并未如奥威尔描写那般令人恐惧。

1984年，中国，改革的气息在元旦后不久就散发出来——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他一路沉默不语，直到回到广州，才写下这样一段后来影响整个中国的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整个1980年代，敢为天下之先的广东，都是国家开放的标尺。邓丽君、喇叭裤、寻呼机……甚至内地第一个赴港旅行团都是从广州起行。1984年，一位香港老太太兴奋地拉着大陆游客的手说：邓小平应该长命百岁。

在离开资料室的这一天之前，左方悄悄去了火车站，那时候，中国的改革已经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他看到潮水一般的民工涌入广东——“一场经济的大革命正在产生……不管怎样，他们不会再是原来的那些人了。”

那时候，报纸上还没人敢记录日子的改变，也没有人敢谈那些“真理”之外的东西。最终，是《南方日报》老社长丁希凌力排众议，要办一张与党报不同的报纸。

老社长丁希凌将《南方周末》视为“《南方日报》改革发展的试验田”。总编辑不愿派人办报，他就去找“被打入冷宫”的左方——一个在政治上已经“靠边站”的人。

1984年，《南方周末》创刊号

几十年后，你会发现，这样的历史桥段似乎只可能在《南方日报》这样的大院里出现。与中国其他党报不同的是，《南方周末》的前身是香港《华商报》，即使经历文革，仍保留着文人办报的传统。

在1984年，中国的新闻改革方兴未艾。很少有人记得，《中国妇女》杂志在那一年，首次刊登了两则征婚启事。这个举动微乎其微，在当时却是一个坚定的信号——甚至，它和《南方周末》的创办一样，还意味着中国的媒体将独自面对读者，面向市场。

市场的力量充斥着整个1984年。张瑞敏、柳传志、王石、李经纬、牟其中开始了创业……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财经作家吴晓波将之称为中国的“公司元年”。

在改革前沿的广东，1984同样是《南方周末》的创业元年，也是广东的媒体市场化元年。左方和几个编辑挤进一进办公室，“为改革摇旗呐喊”。

许多年后，左方对搜狐网自豪地讲起第一期的《南方周末》：他们大胆用演员黄宗英下海经商的新闻当做头条——“表达对敢为天下先的赞颂”；第二条才是邓小平到珠海视察，去爬罗姑山——“表达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敬重”。

那一年，年轻人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我们都下海吧！

左方向右

左方和陈兆川，造反派和老右派，就像同一条暗渠在不同的历史缝隙间喷涌。

许多年后，一位美国记者问了左方这样一个问题：“你的新闻经历有15年是在毛泽东时期，有15年是在邓小平时期——我想知道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你的表现……”

左方的答案是：“在毛泽东时代，我拥护毛泽东文艺思想、批判‘文艺黑线’、宣传样板戏；在邓小平时代，我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就是你熟悉的《南方周末》……”

美国人显然无法理解他在两个时代的“分裂”。左方却觉得美国人“不理解我们这一代中国人”。

“左方”，“老左”——这个名字似乎已经隐喻了这代人的命运。他本叫黄克骥，抗美援朝时，这个十五岁的家中独子不惜断绝母子关系弃学从军。他为自己改了新名字：左方。

他成了一个狂热的左翼青年，满脑子革命理想，又弃武从文进入《南方日报》。他在后来的“文革”中如鱼得水，成为呼风唤雨的造反派领袖，甚至夺了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权。

左方曾对《南方周末》的年轻人讲起他在航校学习的某个夜晚——他望着满天星空，心潮澎湃，血液里是布尔什维克的雄心壮志。

创刊初期的左方

以50岁为界，两个时代呈现了两个左方：一个是追随毛泽东主义的革命小将；一个是倡导改革开放的自由报人。似乎每个形象，他都如此顺应时代——然而，这样的人生，该用理想主义还是功利主义去定义？

1989年，南方日报社的第三个研究生徐列，被优先分配到《南方周末》。生于1963、学于80年代，他一度想不明白：为什么造反派左方成了报社的头头儿。

“我想‘文革’中的三种人可能都是投机取巧——那时候对人的判断完全一种政治解读。到后来，我才发现他们这代人身上有很强的一个倾向：如果57年他在，他就是一个右派；到了文革的时候，他就是个造反派；也许到了改革开放，他是一个改革派。”

在这一代人的命运中，左方的老同事陈兆川似乎是左方的另一面。因为在“大鸣大放”中向报社领导提了三条意见，1957年“反右”，陈兆川被扣上了“向党放了三支毒箭”的帽子。在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中，他又成了红卫兵们的专政对象。

1984年，《南方周末》组成了筹备三人小组，陈兆川是其中之一——那些年，人们戏称造就《南方周末》的，是“一个造反派，两个老右派”。

只是那时候，陈兆川仍不常说话，走路轻轻的，仿佛内心仍然留存着恐惧。陈兆川后来告诉搜狐网：大鸣大放的年代，他们也是心中充满了理想主义，真的希望去改变世界。

徐列开始理解这些前辈：“造反派和右派，想想是两个概念是吧？实际上他们是一个概念，不要理解文革的造反派都是为了什么阴谋，为了夺权……你看看文革所谓造反派们，都是心中充满正义理想的，都是以为要跟着毛泽东去干大事的人……”

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徐列都将它们归结于“理想主义”——一个时代留给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痕迹。后来，他主持的杂志采访了金庸，标题就是《八十金庸：拒绝理想主义》。因为金庸同样认为：如果一个人把理想作为理想主义强加于人，就是专制主义。

几十年后，坐在广州的咖啡馆里，左方对于自己的描述似乎更加形象，他说：他和陈兆川——造反派和老右派，就像地下流淌的同一条暗渠，只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缝隙间喷涌而出。

左方年轻时有两个偶像：一个是保尔·柯察金，第二个是约翰·克里斯托弗。那也是两个自己，一个代表着他的革命，另一个代表着他的人性。

在动乱的年代，支配他行动的是保尔·柯察金，潜伏在他内心的是却约翰·克里斯托夫。那时候，他时常用保尔来批判心中另一个自己。直到资料室的6年，他心中的约翰·克里斯托夫终于回来了。

“这是时代所然，还是性格所然。我究竟是个成功者还是个失败者，要留给后人去评说。”

美国记者当然无法理解一个人的转变为何如此自然。几十年后，左方想起的却是，1984年广州火车站的人声鼎沸——“我听到了板块的断裂和撞击声。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再也不需要革命和暴力，而是经济发展和对民众的启蒙。”

创办《南方周末》后，他请《文汇报》驻广州的记者来写在改革开放广州，写观念意识的变化。他支持编辑徐列去写“皮尔卡丹进广州”，写西方文明如何进入中国。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左方，花了几十年的功夫终于明白：他追随的神像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形象。好在，如今，斗争已经结束；好在，他战胜了自己。

保尔死了。

娱乐突围

“新闻事业要推进，第一步要走进市场，有了市场就有了竞争。竞争本身就推动新闻的发展，扩大新闻的自由度。”

在口述史的发布会上，左方曾给当下中国的新闻人三句寄语：保持理想不妥协；适应形势无需硬顶；绝不同流合污。这些话像极了1968年巴黎左翼学生印在胸前的那句：“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

在另一些老同事看来，经历过文革的左方，却更像个“现实主义”者。即使在那个变革的时代，他提出的口号也是“不举旗”。

相比后来，当年的《南方周末》也显得有些“现实”——报纸头条一度充斥着影星、歌星。在改革初兴的1980年代初，这是最先进入人们视野的文化产物。

那时候，陈兆川去济南采访中国电影百花奖，回到广州写了一篇《邂逅明星》。“左方把它放在一版头条。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今天的报纸多卖了几千份。”

在那一代的文人看来，娱乐却是另一种打破禁区的方式。在左方的记忆里，中国开放的标志并非经济特区的建立，而是70年代末的一个除夕夜。当时广东电视台和香港无线电视台合办了一场《欢乐今宵》，一批香港艺人出现在了内地的电视银幕上——“这不是一个文艺现象，而是个强烈的政治信号”。

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并未能阻止流行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蔓延。历史的潮流始终是无法阻挡的，“白天老邓，晚上小邓”成了开放的标志。左方说：“我们就把香港和台湾的歌星都介绍进来，这大概就是《南方周末》最早的追求——认为周末色彩就是娱乐性的。”

一些后来的媒体人也许觉得：左方时代的《南方周末》只不过是张文艺小报。但在左方和陈兆川看来，在刚刚开放的年代，他们正是在一步步突破旧时代的禁区。

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中国文人们，将“娱乐化”和“市场化”视为媒体的出路，也视为他们打破禁区的方式。《南方周末》创办的十年后，湖南台老台长魏文彬开始了他“娱乐湘军”时代的试验。他说：“我们应该把媒体作为一个产业来看……产业是商品，只有变成商品的时候，它才是市场经济。”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央视的春晚。在春晚最火红的年代，观众们发现，这台晚会不再担负说教的任务，陈佩斯的经典小品《吃面条》，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可以让人开怀大笑。在文化领域，去意识形态化的所有尝试，在当时都意味着重大的变革。

不过，在一贯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传媒业，这样的观点并非没有政治风险。

就像左方后来所说：“当时登了‘三星’（演艺明星、体育明星、明星艺术家）是多了些，有人据此认为《南方周末》这个时期是一张没有社会价值的文化娱乐小报。其实当时在一版头条登‘三星’也需要胆识和勇气，因为当时报界将这种做法视为离经叛道。”

在共和国的传媒史上，左方这一代文人打破了《真理报》模式，也实现了报纸从宣传属性恢复到商品属性，实现了编辑部的官僚本位回归市场本位。当然，市场也给了他们丰厚的回报——《南方周末》迅速盈利。

左方说：“新闻自由不是想要就要得到的，但新闻事业要推进，我认为第一步要走进市场，有了市场就有了竞争。竞争本身就推动新闻的发展，扩大新闻的自由度。”

一切为了生存

左方那一次很生气：“既能够说出我们要说的话，同时又能生存下去。”

对于后人给予左方时代的否定，当年的年轻人张向春坐在《南方周末》的办公室里，表达着他的不满：“如果有人说早期的《南方周末》是个低俗文化小报，责任应该算在我头上。”

在左方时代，他是头版的美术编辑——红唇、美腿贯穿版面的设计，是他独步江湖的武器。

对于版面的改变，出于左方的另一种“妥协”。《南方周末》创刊半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场危机，广州街头突然出现了许多品味底下的庸俗小报。这些由几位广西作家编来赚钱的报纸，充斥着“宫廷秘闻”“江青秘史”之类的低俗故事。人们称他们：“百万大山土匪下山”。

1985年，广州长堤路邮局前的报摊围看小报的人们

当时的《南方周末》主编关振东生了气，他提出改版与他们竞争。老编辑陈兆川是第一个反对者：“我们办报纸连拿回家给孩子看都不敢，就不要办了！”内容不能与小报看齐，但版面设计却可以与小报一争高下。张向春记得，当时左方让他跑到地摊学习小报板式，另辟蹊径。

左方当时曾说过这么一句：《南方周末》的发行量一半靠向春。那时候的报刊地摊，最好卖的报纸会被摊主挂在电线杆上。很长时间，《南方周末》都占据着电线杆的显著位置——圈里甚至流传着张向春如何一笔线条，就让发行上个十来万份的神话。

“一切为了生存。”左方曾在口述史中如此提及初办《南方周末》时的种种：

他们为了养活报纸，搞过装饰杂志，办过“音乐茶座”，为药厂登过连环画广告——甚至，左方还想过筹办选美。美编张向春说：那时候的《南方周末》才真的超前、真的叫多种经营。

面对市场竞争，面对生存压力，面对话语空间，左方身上常常会表现出他现实的一面——那是他在几十年政治运动中学会的“妥协”——即便如今，他也仍然反对年轻人的“激进”。他说：“不要去做烈士，做烈士最容易。”

《亚洲周刊》的记者曾在报道里描写过左方的一次愤怒。那是一次报纸出刊后的周会，年轻记者们对许多报道不能刊登非常愤慨。“他们非常激烈，说与其这样，那么不用怕报纸被砍头，反正就像割了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有一茬”。

“老左那一次很生气，他说，这个报纸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爱护这份报纸——既能够说出我们要说的话，同时又能生存下去。”

生存，一直是左方考虑的问题。《南方周末》创刊的第3年，彩票、洋快餐、大哥大……改革渗透在城市人的生活里，《南方周末》赖以为生的明星新闻不再是吸引读者的唯一话题。“现实”再一次摆在左方和编辑部面前：未来，这份报纸该如何生存下去。

重启“启蒙”

已宣布绝笔的黄文俞给《南方周末》写一封信：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对不能讲假话。

在1980年代，很多人和很多事都有意无意造就了后来的《南方周末》。1987年秋的这一天，左方去见老社长黄文俞——一个在“文革”年代被左方们打倒的人。

在动乱之前，黄文俞是广东的报坛泰斗，东江纵队的老战士，《羊城晚报》的创办者。那一次，黄文俞告诉左方，新闻改革就是要打破“苏联的《真理报》模式”，打破“根据红头文件办报”、打破“只对领导负责”、打破“假、大、空”。

作为更早一代的知识分子，黄文俞讲起30年前他奉命创办《羊城晚报》的故事。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曾放下一句狠话：“如果办成《南方日报》就不要办了。”

1957年，黄文俞找来解放前就办过报纸的“右派”邬为梓。这位老编辑偷偷拿出解放前和香港的报纸，提出要“新闻主攻、副刊主守”，要“敢碰新闻，敢抢新闻”。

广东报界泰斗、《南方日报》老社长黄文俞

30年后，黄文俞对左方说：“你左方不是去探索什么新路，你就是倒回到原来的新闻传统上面去，我办《羊城晚报》就是一次跟中国原有的新闻传统的秘密接轨。但是你现在可以公开接轨了。”

1980年代，更多的新思潮得以公开出现在中国知识界。在这个中国人思想斗争最为激烈的时代，保守与改革争论不休，黄文俞给左方指明的方向却是一条“老路”：回到1930年代的新闻传统，回到五四运动的民主启蒙。

也正是80年代，李泽厚提出“五四”后中国的“救亡压倒启蒙”——他说，革命和救亡运动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传统的旧意识形态却改头换面悄悄渗入，最终造就了“文革”。而启蒙就是要回到“五四”之前。

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国家的命运。已经宣布绝笔的黄文俞破例给《南方周末》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面写下一句厚重的话：“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对不能讲假话。”——直到许多年后，这句话仍影响着《南方周末》，甚至仍影响着几代南方报人。

在那次谈话后，左方和他的编辑部有了新的方向：“我整个新闻思想明确了好多。这样《南方周末》从启蒙和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追求，转为逐步突破真理报的潜规则，把进行新闻改革作为重点了。这是我们办报的追求，从1988年开始一个很大的转变。”

1988年，创始人之一的陈兆川退休了。退休前，他和左方拉着编辑部的年轻人，到番禺滴水岩苗圃场开了三天“小字辈”会议。在那次会上，大家提出将《南方周末》办成一张有全国影响的综合性大型周末报，向社会性转变。

当然在更年轻的中国文人看来，当时《南方周末》的“社会转型”仍带有旧时代的局限。1988年的“滴水延会议”，刚入报社两年的谭军波最为年轻，他如今只记得：“（当时对于社会性）只是提一下而已，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

几十年后，左方再次讲起创办《南方周末》时的初衷：“启蒙不能停留在学术圈子内，必须面向民众，启蒙不能止于学理研究，而是贵在行动。”

接下来的下一句话，似乎更代表左方自己：“启蒙要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启蒙也不能脱离政治。”只是，一年后的春天，《南方周末》预想的改革还是被政治打乱了。

春天故事

邓小平南巡这一年，陈兆川找到左方：“我们广东要开风气之先。”

像中国很多的报纸一样，《南方周末》陷入了两年的低潮。直到1991年的春天，邓小平坐上了南下的火车。他的列车行驶在一片沉寂的大地，这情形有些像在13年前。

这一次，他要到上海看看。

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首先传出了重启改革的强音。“皇甫平”四篇讨论改革的文章，立即引发一场“改革姓资姓社”的论战，也最终导致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那一年的广州，已经退休返聘的“老右派“陈兆川找到左方：“我们广东要开风气之先。现在，可以搞（社会性改革）了。”

1991年，《南方周末》决定从4个版扩充到8个版。其中副主编游雁凌负责的《人与法》版面开始涉足社会报道和法学普及。在谭军波看来，这位左方的接班人是“《南方周末》转型期最为关键的人”。

年轻编委徐列负责的版面则被老左命名为《芳草地》。虽然听起来有些文学副刊的味道，但对于当时苦于无处发稿的北京文人，这里却成了他们最后的阵地。

当时左方的策略是：“让敏感的人写不敏感的文章，让不敏感的人写敏感的文章”。于是，那时候的《南方周末》已经不再是个文化娱乐小报，而开始带有杂文家们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李泽厚、邵燕祥、牧惠……甚至连前文化部长王蒙都在这里开设专栏。

1992年，广东文人预先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气息：中国的改革进程在人们不经意间重新开启。1992年的某一天，编辑卢昆从深圳回来找到左方：“老左，邓小平可能今天或者明天要去深圳视察”。他在深圳国贸大厦下楼时看到大厅里的服务员拿着花在演习——“邓伯伯好，邓伯伯好”。

1992年，邓小平在上海杨浦大桥向施工工人招手致意

1992年的历史果然是从这一天开始的。1月19日，邓小平出现在深圳。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尽管那天天气微寒，但人们后来提到邓小平的这次南行，都说那是一个“春天的故事”。

对于文人来说，当年的媒体环境同样是一个春天。也正是那一年，已经升任《南方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的徐列，出人意料的选择了“自我降格”，卸下了很多人羡慕不已的职务，回到了《南方周末》。党报的文化让他难以适应。

后来的《南方周末》主编江艺平曾如此描写当年的“南周”文化：“当时《南方周末》的记者编辑们见到主编副主编，不称“某总”，直呼其名；普通员工可以和老总拍桌子辩论，哪怕到脸红脖子粗的程度……”

直到2004年，当年书生意气的徐列离开了编辑部，开始带领一群年轻人，创办《南方人物周刊》，传承老南周“人文、宽容、平等”的基因。深居云南的前《南方周末》记者尹鸿伟，对这本杂志的评价是：“为‘老南周’留下了火种”。

停刊风波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决定保全这份报纸：“报纸不能停”。

“打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这是左方对自己在《南方周末》报史上功绩的总结。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新秩序又该如何重建？

在新闻专业主义真正驾临之前，中国文人们还没有答案。《南方周末》和中国传媒的发展史，都曾走过一段曲折的弯路。

1990年代初，“大特写”式报告文学开始风靡。这种中国作家独创的文体，常常用小说的文学手法描写社会问题——他们用“A省、B市”来描绘一个模糊的地点，报道的主人公也使用化名。甚至，有些作家会饶有兴致地在稿件中杜撰。

《南方周末》的第一位专职记者朱德付曾如此评价那时的报纸：“长篇连载、大特写、张向春的版式，在很长的历史岁月里，一直是《南方周末》混迹江湖的三大法宝。这三大法宝是左方时代《南方周末》最大的财富，当然也是最大的软肋。”

1993年7月30日，一篇江西铁路局作家杜撰的《袭警案》，让《南方周末》陷入了面临停刊的窘境。文章用小说的笔法杜撰了“三省交界的B市”，一对夫妻因婚后不育，物色一位出租车调度员“借种”，最终遭遇两名治安民警的敲诈勒索的故事。在故事的结尾，三人合谋报复杀死民警一家。

文章刊出后，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想将案件立为“反面典型”。编辑部在询问作者时，才知道案件为作者虚构。因为这则假新闻，公安部最终告到中宣部。

当主管部门要求报社“停刊整顿”的时候，《南方周末》的发行量刚刚突破100万。若非身处广州，后来的《南方周末》可能再也无法在新闻史上留下厚重一笔。

左方做好了被免职的准备。他对当时主管《南方周末》的社委李孟昱和《南方周末》副主编游雁凌说：“你们一个是《南方日报》的接班人，一个是《南方周末》的接班人，而我还有一年多就退休了，责任全包到我身上……就算我这次逃过一劫，今后也是在劫难逃，难道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跳楼。”

1992年，林若在深圳火车站迎接邓小平

那年的社庆活动上，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听说了《南方周末》要被停刊的消息，为了保护这张报纸，他把电话打给了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黄华华。林若曾是省委书记，也曾是位南方报人。1992年那辆影响中国的列车驶向深圳，正是他等在终点站，迎接邓小平。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也决定保全这份报纸：“我认为《南方周末》是张好报，对《南方周末》编辑部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报纸不能停”。当时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广东的一些老领导甚至把停不停《南方周末》看成是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斗争。

“对我们最有利是省委的领导，他们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南方日报》从起来到发展壮大和省委有很大的关系。”当时还是社委的李孟昱说。几年后，他升任《南方日报》社长，开启了南方报业集团化改革的“李范时代”（范指《南方日报》总编辑范以锦）——《南方都市报》转为日报实现盈利，《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并迅速崛起。

“办好一张报纸，第一是选好总编辑，第二就是要定位准确，第三就是要爱惜人才。”许多年后，李孟昱坐在南方报业的大楼里，回忆当年他作为新闻官时的岁月：“作为我，包括左方在内，我们是比较传统的……我们在处理问题上，都是维护党的原则，这个是大前提。但是为什么有一些问题，在别人看来是打擦边球？在我们看来这其实不是打擦边球，还是因为广东这种开放的环境。”

289号大院里的圣徒

江艺平当时的答案是：这张报纸已经完成了它启蒙的使命。

1995年对于《南方周末》来说，是个重要的节点。从这一年开始，一批批成长于80年代的年轻人，怀揣理想走进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日报》大院——后来一位南方记者称他们是：“广州大道289号的圣徒”。

为了筹备第二次扩版，方迎忠成为了《南方周末》第一位摄影记者。在决定加盟之前，记者组组长朱德付的一句话触动了他：“你想想，全中国的新闻你只要感兴趣，立刻就可以坐飞机去！”那时候，原报社的同事也曾摆了七桌酒席劝方迎忠留下，但他依然决定“投奔敌刊”——他说：“我可以用柯达胶卷！”

有一句话其实说得并不为过——《南方周末》开启了中国新闻人最有尊严的时代——无论这尊严指得是物质生活还是职业荣誉。左方时代为《南方周末》日后辉煌打下的经济基础是：在广州记者平均工资停留在800元的时候，《南方周末》的记者每月已经能拿到3000元底薪。

在左方退居二线的时候，《南方周末》旗下已经集结了一批60年代出生的大学毕业生：陈微尘、谭军波、徐列、朱德付、谭庭浩、沈灏、陈朝华……再到后来的方迎忠、郭国松、李晖、刘洲伟、陈菊红、陈明洋……这些更年轻的年轻人，也为这份报纸带来更新的东西，也最终重建了前辈们未能完成的新秩序。

这群成长于80年代年轻人，与他们的前辈不同，新闻的光荣与梦想是他们的共同基因。年轻人设想的《南方周末》，是一张有时政、经济、社会、文化，几个板块组成的新闻周报。这或许与文艺副刊出身的左方设想并不相同。

在左方的继任者游雁凌任职副主编和主编的期间，《南方周末》的发行从三四十万冲破百万，而报纸的新闻性也开始加强——经历了《袭警案》的风波，当时的年轻人决心要做真正的深度报道。

1995年，是个中国媒体的转折年。一场“周末报”大战正在如火如荼的上演。同样出于改革的尝试，一份名叫《粤港信息报》的报纸创办《粤港周末》，率先举起了新闻周报的大旗。《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版也在这一年创刊。

对于游雁凌在报纸改革中的贡献，后来成为媒体掌门的朱德付曾如此描述：“《南方周末》实现真正的转型，成就今天的江湖地位，老游（游雁凌）功不可没。只是因为很多特殊的原因，大家都选择性地遗忘了他而已。”

“在《南方周末》的历史上，游雁凌影响了一代人。”说这话的谭军波，后来成为了中国最著名的报纸发行人。20年后，他在《东莞时报》总编辑任上依然坚守——成了“一个在大斜坡上推石头的人”。

在游雁凌离开后，《南方周末》迎来了充满人文情怀的主编江艺平。一批中国最优秀的新闻记者聚集在一起，而江艺平的人格魅力也足以使得这份报纸成为“新闻界的黄埔军校”。

当时的编辑沈灏继续推动了《南方周末》的新闻化。那时候，国内新闻界专业化的萌芽让北大才子沈颢有了天马行空的挥洒空间。他负责的试验特刊顺利出刊。

监督性报道开始让《南方周末》赢得“知识分子的良心”的美誉，也开始让这份报纸经历更多的磨难。对于年轻人推动的“大案要案”改革，左方是有所保留的。他有时候会觉得，年轻人并不像他们一样明白“妥协”。但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他还是会让年轻人放手去做。

60年代毕业的老报人、6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代际的隔阂并未阻隔两代人共同的精神血脉。左方说：“《南方周末》是我栽的树，但是在江艺平手里开花结果。”而在当年，江艺平愿意接任主编职位的条件，则是左方必须接受返聘，陪她“一起跨世纪”。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的《南方周末》

1997年和1998年，一个时代结束了。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邓小平，没能踏上香港的土地。创办《南方周末》的左方，也没能陪这份报纸跨世纪。不过，在左方退休后，另一个“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时代却仍在继续——南方报人们如今仍然自豪地称它“江艺平时代”。

创办了《南方周末》的左方，如今谈起报纸比当年更加掷地有声：“（办报）最重要的要有政治家的胸怀——当领导表扬你的时候，你不要沾沾自喜，无非是你发出的某个文章，适应了这个时期政治形势的需要。当领导批评你的时候，你不要紧张，可能你受批评的文章，正是未来中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文章。只有这种胸怀才是真正报人的最高境界。

创造了《南周》鼎盛时期的江艺平，离开了《南方周末》，最终也告别了南方大院。在她退休前的2013年，一位年轻记者曾在春节的那场风波后，问过江艺平该如何看待这份报纸如今遭受的非议——“如何看待当年被这张报纸启蒙过的人，现在开始反对它的启蒙话语”。据说，江艺平当时的答案是：这张报纸已经完成了它启蒙的使命，如今需要的是与时俱进。

好在从1984到2014年——中国改革巨变的30年里，《南方周末》依然曾是一幅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腾。而《南方周末》的一代代报人，也正像一株株蒲公英，随风飘散，落地生根，薪火相传。

旧时代“保尔”的神像再也不会回来了。或许我们该用曾经的《南方周末》编辑沈灏的诗，来结束这一代人和这30年的故事：

生长带来突破，停止带来颠覆。这就是我们的轮回。

轮回意味着永远。

即使新闻死了，

也会留下圣徒无数。

——《瞧，那些新闻的圣徒》

来源：再见巴别塔（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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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

【案例】

胡乔木与《解放日报》

作者：程中原  来源：《晋阳学刊》2013年第3期

    一、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

    胡乔木同《解放日报》的关系，是从1941年3月开始密切起来的。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其中一项是扩大《解放》杂志的编委会。新的编委会由张闻天、博古、吴亮平、陈伯达、杨松、康一民、蒋南翔和胡乔木等组成，仍由张闻天负总责，吴亮平为编辑主任。另一项重要决定，是将《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为《解放日报》出版，确定博古担任社长兼主笔。5月15日，中央书记处发出毛泽东起草的通知：5月16日起，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当时《解放日报》为四开两版。博古学习联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做法，每天发表社论。毛泽东经常被约请写社论。有的社论，毛泽东嘱咐胡乔木完成。同时，由于胡乔木的特殊位置和写作才能，也是博古经常约写社论的对象。

    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第一篇社论是《救救大后方的青年》[1]。这不单是因为胡乔木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对青年情况熟悉，还因为他当时参加了《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工作。6月8日发表的这篇社论，正是配合中央青年工作决议发表的。社论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青年“在物质上生活上受着煎逼，同时在精神上思想上更受着苛刻的压制”，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痛心和悲叹。社论呼吁在重重压力下的大后方青年，第一，对抗战的前途须有透彻认识和信心；第二，必须自强不息，自觉地担负自己应尽的责任；第三，必须善于识别各种危害青年者的面目。

    由此开始，胡乔木在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繁重工作之余，为《解放日报》写了不少社论和文章。他那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才思，优美的文采，也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

     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写的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社论指出：“随着抗战以来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继失去，以及国内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涨，大后方的文化阵地已显得一片荒凉，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延安的古城上高竖起了崭新的光芒四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萃聚了不少优秀的科学艺术人才，从事着启蒙的研究和实际建设的工作。”社论表示“虔诚欢迎一切科学艺术人才来边区，虔诚地愿意领受他们的教益”[1]5、7。

    6月17日，胡乔木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国民党缺少什么》的社论中，严厉批评国民党最缺少的是民族的信心，呼吁国民党“坚决提高民族信心，坚决贯彻民族独立战争”[1]11。

    6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这一天，也是苏德战争爆发一星期的日子。《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写的社论《苏必胜，德必败》，影响很大。社论指出：苏德战争“必然达到一种结论：苏必胜，德必败”。为什么呢？“第一，德国师出无名，无法进行精神动员”；“第二，德国实力，在量上是有限的，在质上是已暴露的”；“第三，德国对苏作战还要不可免地遇到许多重大的技术上的困难，德国对苏似乎是外线作战，其实德国的四面，都在敌人的包围攻击中间”；“第四，德国内不稳而外孤立，苏联内坚强而外多助，这乃是决定这次战争胜败的关键。”[1]12－14在苏德战争刚刚爆发之时，对战争前途作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分析，增强了人们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信心。

    此后，胡乔木或按毛泽东的要求，或应《解放日报》的邀约，为《解放日报》撰写了很多社论，其主题都是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和策略。

    1941年7月8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国际的团结与国内的团结》，提出“加强民族团结，是目前的急务”[1]17。

    7月27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出路和迷路》，指出：“中国的出路何在”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中国共产党在7月7日发表的宣言里已经提出，这就是联合英美苏联，加强国内团结，改良政治，积极反攻，以求彻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路。可惜极少数民族败类，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亲德分子，故意要把国家拖到迷路上去。这就是全国分裂，反共反蒋、反苏反英美，投降日寇和国际法西斯阵线，使中国亡国灭种的路。社论说：“选择第一条路就是保存全中国而牺牲何应钦，选择第二条路就是保存何应钦而牺牲全中国。二者究竟孰吉孰凶，何去何从呢？”社论运用严谨的逻辑，十分有力地回答了中国的出路问题[1]23－24。

     8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闻捷》，祝贺在敌后艰苦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开始反攻的时候取得的很多胜利，论述反攻胜利的意义，“希望这些胜利能够促成全国的反攻，尤其是促成反攻胜利的各种必要前提的实现。”[1]25

    8月26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最近的国际事件与中国》，强调“今天的世界乃是民主的世界，无论国际局势的演变如何波谲云诡，未来的胜利者必属于民主的势力，必属于民众”[1]29。

    9月11日，《解放日报》又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打碎旧的一套》，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育的思想“翻译成真正中国的言语”，并运用其精神，“打碎旧的一套，彻底地改进我们的全部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在职教育”，“发展真正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的教育，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开辟一条康庄大道。”[1]34,35

    1941年9月16日，《解放日报》按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决定扩大为四版。当天，发表了胡乔木撰写的长篇社论：《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①。这篇重要社论，是胡乔木深刻领会8月1日中央作出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九月会议作出的反对主观主义决定而写成的。

    在谈到反对主观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时，社论强调：“最近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同时解放日报也接连发表了两篇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教条主义教育的社论，一个新的战争正在开头——这个战争是和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自由的战争同时进行的，它的意义比那个战争也至少是不相上下。这是思想上两个基本营垒——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战争，这个战争的胜败将决定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胜败。”

    在谈到共产党的性质和主观主义的关系时，社论说：“按照它的名称，按照它所一贯的理论基础的性质，共产党应该是唯物主义的，这就是说，应该是反对主观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所始终信守不渝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政纲，它在民国十二年至十六年所采取的与国民党成立革命联盟的方针，在以后八年内所采取的团结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必需坚持革命运动的方针，八一宣言以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各项政策，这些也都是适合各个历史阶段的国情，都是必要的，正确的，唯物主义的。”但同时又指出：“决不应该否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主观主义也曾经产生过严重的影响，妨碍过这些方针的实现，而大革命失败后的某些时期内表现为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主观主义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尤其可怕。”并进而指明现在仍然存在的问题：“这个主观主义的错误在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上虽然已经根本纠正，但在思想方面的余毒却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直到现在，我们的思想界还没有集中火力来研究中国当前的客观实际问题，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其他各个文化部门的理论，或则强不知以为知，满口‘夸夸其谈’，或者与以盲目搬运欧美资产阶级文化为职业的留学生同流，一味无目的地宣传马克思、列宁的个别结论，风气所及，以至延安高级学校的某些学生和教师，对于今天的中国竟连常识都很缺乏！马克思列宁的个别结论无论在当时当地如何正确，却决不是可以祖传或出口的，硬拿到今天的中国来宣传，就必然造成教条的崇拜，就必然把最好的唯物主义变成最坏的主观主义——它是最坏的，因为它常比许多由于夸张了中国实际之某些片面而产生的主观主义还更脱离实际，还更使人迷惑麻醉，难于解脱。虽然今天党的政治已经不受这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和‘理论家’的指导，因而这种‘理论’和‘理论家’在理论的世界中，还只处于与政治相中立的状态，但是这个中立显然是不稳定的，它必然要发展到实际的世界中去而造成对于政治的损害——在党的许多工作部门中，这样的损害已经是到处看得见了。”

    在谈到如何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开展斗争时，社论强调：“反对主观主义需要一个坚决无情的斗争，这个斗争决不是一篇文章一篇讲演所能够解决的。”社论追溯历史，从“早在民国十八年，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直到“九年以后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严肃地指出：“这些宝贵的指示，却至今没有被全党所真正接受。因此直到党的第二十周年党中央还必须领导一个全面的斗争来彻底扫除党内的主观主义问题。”

    社论阐明了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指出：“这个斗争首先是共产党的任务，因为共产党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政党，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最后驱逐主观主义，则全党将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共产党，党员也将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个斗争同时又是全国人民和全国思想界的任务，因为全国人民如果不能知己知彼，脚踏实地，破除妄想，提倡科学，则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完成中国革命，便将成为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动员令，乃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

    胡乔木撰写的这篇社论，从党的历史到党所面临的现实，全面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延安整风做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文中多处引用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的讲话和《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把它们作为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经典之作加以宣传，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二、参与《解放日报》的改版

    《解放日报》自1941年5月出版以后，方向是正确的，成绩不小，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1942年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工作。毛泽东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毛泽东提议，要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

    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委托博古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良。此外，会议还同意发出《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并决定编印两种研究参考材料：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白区工作重要历史文献[2]363。3月8日，毛主席专门给《解放日报》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个大字。3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博古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2]368会议决定组织党报委员会，胡乔木为委员之一②。

    1943年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等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共七十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1943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在三月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改造草案之前，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教条和裤子》。胡乔木依据毛泽东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精神，比较深刻地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

    胡乔木首先谈教条主义的两种典型方式：“一个方法是：把适用于一种条件的真理，硬帮帮地搬到另一种条件下面来”，“没有把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作了行动的公式”；“另一个方法是：把适用于一般条件的真理，原封不动地放到特殊条件下面来”，“没有把理论当做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作空话的指南”[1]47。社论接着列举教条主义在延安的种种表现，强调实际解决教条主义的紧迫性。

    胡乔木把摆脱教条主义形象地比作“脱裤子”，他说：“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今天的关键，正在这里。”“我们自动地主张脱裤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是基本上健全的，只有局部的个别的缺点，而且这些缺点是会很快清除的”[1]47,48,50。

     《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后的第5天，4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阴风，在我们党内作怪了多年，它给与我们党和中国人民以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1]54整顿它需要正确地进行斗争。正确的方法有几种：一是“对事的态度，正确的斗争方法，主张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二是“对人也主张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三是“不但要与别人的错误作斗争，而且还要深刻地检讨自己”；四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整顿三风”，“是我党思想上的革命，这是极细腻的思想斗争，决非轻浮草率所能了事。”[1]55－56

    紧接着，4月6日，胡乔木又在《解放日报》发表《自我批评从何着手》的社论。指出：“自我批评对于整个共产党或每个共产党员的重要，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但是尽管常识人人都有，我们的自我批评却还是很少。这是怪事，这是必须赶快消灭的怪事。”“党中央去年七八月关于增强党性和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同志最近关于整顿三风的演说，乃是全党范围的自我批评。”社论强调，要克服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就需要在党的每个部分和每个党员中间”，“进行自我批评，并且按照自我批评实行有效的改正。”社论认为，“尽管‘脱裤子’的声浪，近来确也甚嚣尘上，但是直到今天真正严肃地周密地检查了自己的，究竟有几个？”社论批评那些把批评的“雨点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向着别人的”现象，是“一面镜子照来照去总是照不见小我，照见的大我又是望文生义，残缺不全”。他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真正坚强的自我批评需要方法，需要首先充分懂得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演说的实质，需要思想上精神上的郑重的准备”。社论表示，“我们不但希望全党成为一个充满自我批评的机器，而且希望能有更多的为原则而战斗的自我批评家出现”[1]58－60。

    胡乔木撰写的这几篇社论，充分体现了“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改版宗旨。

    除此而外，胡乔木这一段时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文章还有《宣传唯物论》、《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请重庆看罗马》，《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再论精兵简政》、《贯彻精兵简政》，《为什么在职干部教育摆在第一位？》、《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边区政府准备热烈庆祝国庆节》、《此次文教大会的意义何在？》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许多方面。可见，胡乔木是围绕《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简称“五一施政纲领”)，配合边区政府的主要工作撰写社论的。

    从《解放日报》改版以后，胡乔木同报纸的关系更加密切。《解放日报》等新闻媒体的发展和党的新闻干部队伍的建设，成为胡乔木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他在这方面也写了不少社论。

    1942年7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胡乔木根据中央宣传部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和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的精神，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报纸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方面的不足，和报纸宣传中不灵活、不具体、不生动的缺点。希望新闻工作者“用新的对报纸的观念来代替那些旧的观念”，少做“官样文章”，少登“政治的空谈”，多一些“好的论文”，特别是“好的新闻和通讯”，“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更好些”[1]76－79。

    8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报纸和新的文风》的社论，提出：“建立新的文风，是整顿三风中的一件大事，同时又是报纸、和报纸有关的一切工作者应当首先来倡导的事情”；“报纸不仅是报道消息，而且要作为建设国家、建设党、改造工作、改造生活的锐利武器。要把我们这伟大时代中各方面各角落沸腾的生活反映到报纸上来。”社论提出“如何来建立新鲜活泼生动有趣的文风”的问题。要求“打破一切固定的格式”，“不公式化”，“少点‘八股’气”；“内容要有新的东西”，要寻找新的材料，同时又要写得“具体细致”、“亲切有味”、“深刻精到”。社论指出：“要充实报纸的内容，要把文字写好，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写什么材料，一是用什么语言来写。”“建立新的文风，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这是长期学习和工作的过程。”社论谆谆告诫说：“废除党八股，建立新文风，只有在不断的刻苦的努力中才能达到。”[1]80－84

    1943年1月26日，胡乔木又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报纸是教科书》的文章。指出：“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而党报，就还是党的教科书”。报纸要“能够表现人民的感情和意志”，“对于我们，没有比人民的要求更神圣的标准了”。“一定要熟悉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心，要熟悉党的方向，政策和工作的具体过程，要跟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要绝对忠实于党的意图和党的指挥。”他还提出报纸的文章要“又短，又新，又具体”的要求[1]303,304,305。

    此后，胡乔木对《解放日报》的编辑工作和文风，又提出重要的具体建议。1946年9月1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人人学会写新闻》的文章。9月27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短些，再短些》的著名评论。在这篇对新闻工作有深远影响的千字文中，胡乔木向《解放日报》编辑提出具体建议：新闻、通讯和副刊稿件要五分之四是一百字到四百字的，研究论文、专文等等五分之四四百字到两千字。他对《解放日报》的副刊提出这样的希望：“让我们有这样的副刊吧，它没有太多的可有可无的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列宁所谓‘知识分子的议论’，可是每天万把字的版面上挤满各种作者读者各种内容形式的几十篇稿件信件，切实而紧凑地传达着生活和战斗的各个侧面，传达着群众的嘈杂，好比生意旺盛的花园一般！”[1]310,311

    三、撰写评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文艺界变化的社论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和结束时的两次讲话，在延安的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希望尽快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是文章大师，他的著作通常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写就的，但这次讲话却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他就嘱咐胡乔木根据自己的笔记和速记员的记录进行整理。胡乔木的整理稿将毛泽东5月2日的讲话作为“引言”，5月23日的讲话作为“结论”。后来，胡乔木又协助毛泽东对整理稿进行了仔细的推敲、斟酌和反复的修改，但并没有很快发表。

    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委召集五十多位文艺工作者开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在会上讲话，号召大家遵循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群众。延安的文艺界由此掀起了一个下乡的热潮。为了配合这一形势，经毛泽东本人同意，《解放日报》在3月13日才首次刊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部分内容。

    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1943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7周年的时候。《解放日报》首次发表《讲话》全文的第二天，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把《讲话》列为“整风必读的文件”，并称这个《讲话》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4月25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的社论③，评述了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个月来延安文艺界的新变化。

    社论指出：“经过了一些反省、讨论和实践尝试的过程，文艺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渐渐归于一致。许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逐渐受到清算，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

    社论还总结了延安文艺活动中表现出的新方向的几个特点：“第一是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其次是文艺工作者的面向群众”；“再次，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也看出了解决的方向”。

    同时，胡乔木也指出，“这仅仅是开始，文艺与实际的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文艺工作中还有着许多缺点，而最主要的是：第一，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群众的语言，生活，以及民间艺术等等，还是不熟悉的，对于他们的思想意识还是不够理解的，因此在工作上就受到很多限制，许多作品，特别是有些戏剧，还不能正确反映真正群众的面目和群众的感情；第二，我们的新作品，都还只是初级的，还有大大提高的余地；例如鲁艺秧歌舞中的《兄妹开荒》，是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但同时也是比较简单的作品，表现还不够深刻，不从各方面加以发展，是不可能表现更丰富、更真实的生活内容的；第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文艺活动本身，还很狭小很肤浅，还是主要限于延安附近的活动，还是少数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的活动，我们还需要把运动扩大、深化，使它普及到全边区，使它成为在工农兵群众自己内部生根和繁荣起来的东西”。胡乔木一再强调，要克服和解决这些缺点与不足，“需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下更大的决心，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和工农群众中去，去熟悉他们的生活、情感和语言，去帮助他们中间的艺术活动的普遍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创作质量。为着达到这样的目的，文艺界的同志们的下乡工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1]95－100。

    这是一篇非常值得重视的文章。因为，这篇社论发表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全文正式发表出来，这篇社论适时传达了讲话整理稿的重要内容。

    四、在延安整风中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

    在延安整风中，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不少。以下各篇，影响很大，特别值得一提。

    1942年5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社论指出：“两条战线斗争的精神就是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任何事情，没有两条战线的斗争，都办不好。整顿三风，是全党思想和工作的大改造，更非贯彻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可”。这里所说的“两条战线”，就是同“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两条战线，也就是反“左”和反右两条战线。社论指出，“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不是折衷主义的方法。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对在时间中运动着的事物规定的一个适如其分的相对的安定性，它反对过右的与过左的两种说法，因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与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质相违的，都是主观主义的”。他强调，两条战线的斗争要正确进行。指出：“两条战线斗争，是不能给人乱戴帽子的。这种斗争的进行，要有最大限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提倡同志们勇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勇于怀疑和勇于批评的精神。但决不能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弄得到处都是偏向，到处都是斗争。在两条战线斗争上任何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都可打击党员群众活跃的积极的精神，对党都是不利的”。“正确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党的生活中一天不可缺少的东西。在整顿三风进行中，必须加以提倡，并且正确实行，以保证我党伟大改造运动的成功”[1]68－71。

    6月10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宣传唯物论》。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整顿三风’，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他的全部‘精神与实质’，那就是宣传唯物论。这虽然首先是对共产党内而发，但对于全民族也一样有重大的意义。”社论说：“创巨痛深的今天的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出路自然是抗战团结进步，而在思想上，他的第一等任务也就是宣传唯物论。只有一个真正清醒的严肃的民族，才能够使自己完全脱出今天的灾难”，而“唯物论是我们民族的思想上的救星”。由于国民党的反唯物论的宣传和政治上的倒退，唯物论在中国遇到了“和我们民族同等的灾难”。社论从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回顾和中国的现实出发，批判那些“唯心论宣传员们”的反唯物论宣传是“不要精神不要民族”，丧失“精神操守和民族立场”，并且明确指出，“唯物论的遭遇常是政治的准确的寒暑表”[1]72－75。

    1943年1月21日，在列宁逝世19周年之际，《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列宁活着呢》。这篇社论主要是为清除整风期间批判教条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误解而写。在整风中有些人认为“既然过去曾有人读了马列的书而不用，而乱用，而被称为教条主义者，那么最好的避免传染教条主义瘟疫的办法，就莫过于从此根本不读这些‘教条’了”，“从此根本停止和拒绝翻译、传布、解释、通俗化这些原著的工作了”。胡乔木明确指出，“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共产党的整风文件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可见这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列主义的附属物，而恰好是他的反对物。教条主义是一种对待马列主义的无的放矢或生吞活剥的错误态度”，“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提倡调查研究，提倡从实际出发，就正是提倡和实行马列主义，就是要恢复马列主义的科学面目和历史信用”。“列宁和他的前驱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方向和方法”是“永远不死的”，因此“要把我们的事情办得更好些，就得更好地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去请教永远活着的列宁”[1]90－94。

    在延安整风中，胡乔木用他的笔，通过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及时地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对整风运动起着指导作用。

    五、重庆谈判后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

    1945年12月中旬，胡乔木从重庆返回延安，即集中精力于理论宣传工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他充分运用舆论力量，抨击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团结，发动内战的阴谋。

    时局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没有因为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而真想停止内战。1946年到来之时，蒋介石通过元旦致辞的方式，发表长篇广播演说，将政府的政策明告全国同胞。他说：“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④十分明显，重庆谈判结束和“双十协定”签订刚两个月，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就企图在“统一”的名义下撕毁协定，发动内战了。

    重庆谈判商定的政治协商会议原定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会议召开在即，蒋介石却发表了这样一通演说，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为揭露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确保各党派共同参与的政治协商会议如期顺利举行，保卫国内和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方面在政治上采取积极主动措施，致电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要求对国民党政府企图抵制采用党派会议或政协的方式来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做法切实加以揭露；一方面，决定在舆论上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谬论加以批判和反驳。

    1946年1月5日，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在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7日，《解放日报》在全文转载蒋介石演讲的同时，发表了由胡乔木起草的社论《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1]165－178。社论严肃指出：“今天国是的根本问题，除了停止内战以外，当然就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军事专政与个人专政的所谓‘训政’”，“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必须同时结束这个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就必须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并由联合政府来筹备与召集真正的国民大会，和实施民主宪政”。针对国民党方面在统一与民主等问题上“倒果为因”的顽固立场，社论明确指出：“民主是因，统一是果，停止内战是因，恢复交通是果，政治民主化是因，军队国家化是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因，产生真正的国民大会是果”。

    1月9日，《解放日报》又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1]。指出：在中国反动派力图把中国推入内战、独裁、分裂的黑暗深渊的时刻，“中国人民为要打破反动派的内战独裁计划，实现自己的和平民主愿望，唯有抓紧时间，十倍百倍地壮大人民自己的力量”。“首先，必须在干部中进行关于放手发动群众这一方针的思想动员”；“第二，要深刻认识大规模有领导的减租运动，是发动群众最重要的关键，是农民群众翻身的必经之途，是开展生产运动的必要前提”；“第三，在解放区的城市里，除了控诉清算运动之外，发动群众的主要内容是救济、增资与减息”；“第四，为了贯彻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自流逐一的慢性病是万万要不得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又和命令主义的急性病完全不同”；“最后，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应当切实准备今年的大生产运动”。

    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定》和《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毛泽东签署发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同日，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正式开幕。

    1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停战与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12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根据11日会议精神撰写的社论《和平实现》。[1]指出国共停战协定的签订“不但是结束了过去五个月的军事冲突，而且开始了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和平改革与和平建设的新阶段”。同时，提醒人们：“和平还不巩固：因为不论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破坏和平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存在着，他们还在企图以各种阴谋的方法破坏中国的和平”，“和平的道路今后还可能有若干波折，民主的道路今后将必然有更多波折”，要求人们对此有“重大的警惕”。社论认为，“政治上的不民主，是中国过去一切内战的总根源”，因此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进行“彻底”、“有效的民主改革”。

    接着，胡乔木又按照中央的要求，围绕政协会议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的问题，连续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主张。

    1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的社论，对国民党当局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的所谓“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案的实质加以揭露。指出，国民党的提案是“虽有迂回曲折而归根到底依然是保障个人独裁的提案”，“实质上仍然是涂脂抹粉的一党专政”，“完全是拒绝民主改革，坚持一党独裁的办法”。“今天中国的险恶的形势及内战的基本根源，是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不废止这个一党专政，就不可能实行迫切的民主改革；不废止这个一党专政，就不可能消弭内战的祸胎；不废止这个一党专政，中国就不可能走上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道路”。社论提出：“必须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1]189,191－192。

    1月23日，发表《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案》的社论，[34]针对国民党方面玩弄的“你交出军队，我就给你民主”的虚伪的承诺，明确指出：“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意义，是要把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化为民主制度的军队，而不是要把民主制度的军队化为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是要把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化为人民的军队，而不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那么，这种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先把专制的国家变成民主的国家；必须先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政治的国家变成为一切民主分子在一切政府机构内享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国家”。明确地讲，“军队国家化的两大根本原则是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而解决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方案是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区军队同时交给民主联合政府”。

    27日，发表《坚持和平，保护和平》的社论，对停战令公布后国民党方面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径加以抨击，并警醒国人：“为了坚持和平，保护和平，中国人民应该坚决拒绝一切内战挑拨者的挑衅，决不要落入他们的圈套，决不要因为他们的挑拨而失去镇静和远见，而动摇坚持贯彻和平的决心，而怀疑和平的现实性甚至可能性”。同时，“坚持和平决不是实行不抵抗主义，决不是纵容内战挑拨者破坏和平的横行，解放区军民应该随时准备击退任何背信弃义的袭击，但是这种抵抗必须不给内战挑拨者以任何借口，就是说，必须严格限制在防御与自卫的范围之内，决不越出自己的阵地一步”。

    同一天，周恩来等从重庆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到机场迎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周恩来关于停战、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谈判情况的汇报。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关于无条件停战、政协会议、东北问题等谈判的情况。会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商定的政协会议的各项文件，委托代表团正式签字。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中共参加政府的人员名单为：毛泽东和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范铭枢、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在中共和方方面面的共同配合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

    2月20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再论放手发动群众》[1]，与1月9日的社论《努力放手发动群众》相呼应，再次指出，“从全局来观，各解放区群众发动的程度——无论规模与深度，都还不够，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贯彻”。“目前发动群众的障碍，主要的还不是什么超过群众觉悟程度的急性病，而是落后于群众要求的慢性病”。“当然在用主要的力量去克服后一种偏向时，也要适当地防止前一种倾向的发生”。“应当特别指出，和平时期不仅丝毫没有减轻发动群众的重要性，相反地，群众工作的比重更增加了”。

    25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1]。指出：“围绕东北问题的真正中心争论，就是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之争，就是东北人民应否享受和平生活与民主权利之争”。国内法西斯反动分子“是想在国际问题的幌子下面，在东北找一个打破停战命令与政协决议的缺口，藉以把东北以至全中国推入内战独裁的深渊，使中国人民永无复兴之望”。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几处修改，并加写了一个长的段落，使文章更加富有战斗性⑤。

    28日，胡乔木在《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的社论中，对国民党内法西斯分子以东北问题为借口进行反苏反共宣传的伎俩进一步地加以揭露，指出其实质：“一个是以反苏为口号，挑拨第三次世界战争，叫做‘民族主义’；又一个是以反共反一切民主派为口号，制造第二次国内长期战争，叫做‘民主主义’”[1]222。

    3月12日，以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21周年为契机，《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国民党改革问题的两个道路》。回顾孙中山先生生前对国民党改组的重要贡献和成功经验，指出国民党内的改革存在两个道路和两个方向：“国民党内民主派在国民党的改革问题上，要把国民党推向前进，使国民党经过自己的民主化，并经过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策，逐步地‘与民众互相结合’(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是中山先生原来规定的革命道路。按照这个道路，就必须抛弃法西斯的一切垃圾，忠实执行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法西斯派在改革国民党问题上，把国民党重新推向后退，彻底排斥国民党内外的一切民主派，阴谋推翻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加深国民党与民众的分裂。这是十八年历史经过血腥考验的错误道路。”“我们是希望国民党按照中山先生的道路改革的”，这是“国民党进行改革的唯一的正确道路”[1]229－230。

    3月17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蒋介石强调军队国家化是政治民主的主要条件，全国军队属于国家，军令与政令统一。会议通过了主张由国民党制订宪法，行政院向总统个人负责，不制订省宪等几项决议。这都与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决议相违背。动摇了政协的五项决议。3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对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行深刻的剖析，指出，“二中全会的整个过程和整个结果，表明了国民党内法西斯派的活动在二中全会中得到了优势”，“在法西斯分子的操纵之下，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最突出的结果是通过了准备推翻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决议。政协会议所决定的修改宪草原则，乃是今后中国将继续是一个独裁国家或改革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根本关键，因此是中国民主派与法西斯派政治斗争的焦点。如果这些原则被推翻，则政协会议的其他决议，政府的改组，国大的召集，乃至停战整军等等协定，都将成为空文，都将为法西斯派在独裁政府中撕得粉碎。”[1]231在19日《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社论的基础上，中央准备进一步抨击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宣言，胡乔木即循着这一思路，很快写成一篇文稿。经请示毛泽东并往返商量，胡乔木又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对抨击国民党的角度进一步加以调整。

    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驳蒋介石》[1]。针对蒋介石4月1日在国民参政会上政治报告的内容和4月3日、4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的社论要点，指出蒋介石政治报告中对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的有关决议和“东北停战协定”彻底加以否定，其实质“一是撕毁东北停战协定，重新向全国宣布大规模的内战；一是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重新向全国宣布独裁，并企图经过国民大会使这个独裁得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定”。正告国民党方面：“中国人民已决心为反对增兵东北，为制止东北的内战和其他地方的内战，为坚持东北人民与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为结束独裁训政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坚持政协决议百分之百实现”，“准备作不屈不挠的奋斗”。这篇社论是动员解放区军民准备进行自卫反击的檄文，立论鲜明严密，文笔尖锐泼辣，痛快淋漓，颇有毛泽东的风格。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代表团电，要求“《驳蒋介石》一文，收到后请立即在《新华日报》照样全文发表，并印单行本广为散布。”同时还电告各中央局：“《驳蒋介石》一文，除在我区发表外，沪、宁、港、粤、武、汉、平、津、青、济、云、贵、川及东北各大城市，速印单行本广为散发，不能公开者，则秘密散发之，愈多愈好。”[4]这表明，毛泽东对胡乔木写的这篇社论很满意。经过3月24日后的迅速调整，胡乔木的文章完全符合毛泽东对敌斗争的思路了。

    4月10日，胡乔木按照中央的要求，继续写了《再评破产的政治理论》的社论[1]，对国民党当局特别是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话所谓“国家法统不容中断”的论调再次加以批驳。社论强调，中国人民“斗争的目标就是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废止那个祸国殃民的‘训政时期约法’，实现一个国会全权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宪政。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法统”。社论指出：“历史大势显然早已指出来了：人民民主的法统必将战胜法西斯独裁的法统”。

    此外，在此期间，胡乔木或遵毛主席指示，或应约稿，还为《解放日报》写了不少社论和文章：

    6月5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对最近时期美国方面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全面内战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

    6月25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的社论。严正指出：“为了巩固中美友谊，就必须澄清中美关系，就必须停止和纠正一切支持中国独裁内战、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破坏中国和平民主、危害中国独立安全的措施，就必须停止和收回一切所谓对华军事援助，并撤退一切驻华军队。”[1]262－263

    8月1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社论。

    8月29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一年的教训》的社论。

    10月12日，胡乔木在《东北应无条件停战》的社论[1]中，连用五段“这有什么疑义吗？这是没有疑义的”文字，抨击了国民党方面破坏政协决议的精神和东北停战协定的行径。

    10月13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争取全面抵抗的胜利》的社论，[1]表示：“一年多以来，张家口在民主政府管理下成了东方著名的模范城市，全世界由此证实了中共不但善于领导乡村，而且善于领导城市”。

    10月23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求真正的停战令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的社论。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议和“双十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先是国民党军队22万人对中原军区合围。李先念、郑位三率中原军区主力于1946年6月26日晚间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又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及海南岛等解放区。  

    自1946年7月至10月，解放区军民进行自卫战争予以抗击，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为挽救颓局，在政治上，蒋介石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简称“国大”)，为他的反动统治制造“宪法”依据；在军事上，蒋介石采取重点进攻战略，以山东和陕北为重点，企图突袭延安。

    面对这样的形势，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一方面，做好军事上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准备；另一方面，揭露蒋介石施放的和平烟幕和召开“国大”的独裁本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于1946年11月6日通过武装保卫延安的命令。同时，毛泽东又于8日致信刘少奇，布置事前揭发蒋介石虚伪的停战令。中共中央针对11月8日蒋介石的声明于11月9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11月11日，中央召开了保卫延安与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动员大会。

    在此紧张时刻，胡乔木在毛泽东指导下，为揭露蒋介石，为保卫延安，做舆论宣传工作。

    1946年11月11日，在中央召开保卫延安与陕甘宁边区动员大会的当天，《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按照中央要求写的社论《两个声明》。社论指出：蒋介石11月8日发表的对于时局的声明，是在“和平”字眼装潢下的“一篇最卤莽最激烈的宣战书”。与他的宣战书同时发出的所谓“停战令”，“则是最虚伪者，比如杀了一个人的头却在那人的颈项上贴一张膏药。蒋介石已将一月政协会议以来的一线希望都最后杀死了。”⑥针对国民党不顾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悍然召开所谓“国民大会”，社论严正指出，蒋介石召开的所谓“国大”，“不但向中国共产党宣了战，而且向一切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宣了战，向全体中国人民宣了战”，“埋葬了政治妥协的最后希望”。并嘲笑道：“他一手包办的所谓‘国大’本身……这不过是蒋介石政治魔术箱里的一只用烂了的破草鞋。”其目的是“要借此篡夺国家，并使他的篡夺得到所谓‘宪法’的根据。正是这样，他就埋葬了政治妥协的最后希望。”[1]278

    社论指出：“在这种情形下面，一贯要求和平的中国共产党在11月9日的声明中坦白地揭穿这个欺骗，自然不能不令一切公平的观察家首肯。”

    通过对两个声明的对比分析，社论指明：“两个声明：一个是虚伪的，一个是坦白的；一个是破坏的，一个是建设的。虽然蒋介石以召开所谓‘国大’关闭了妥协之门，中共仍然要求蒋介石停开他的‘国大’，并撤回他的进攻军队，这显然是今天中国危局的唯一和最后的建设性的出路。中共声明贯彻着严正的立场，充满着坚定的信念，这表示蒋介石的一切进攻威吓和欺诈，现在是在一个毫不动摇的对手面前无所施其技了。”社论就蒋介石为抛弃政协决议编排的滑稽理由“此半年间一般情势已大有变迁”，充满自信地揶揄说：“不过这句话也有一面的真理：只在三四个月间，一般情势即已大有变迁，蒋介石不但在政治上已经迅速失尽人心，而且在军事上也已经迅速失掉三十五个旅的兵力。……一切迹象都表明这种消耗决不能维持多久。”并预言：“如果他仍然拒绝中共的忠告，那么，一切情势即将继续大有变迁，他不久就必然要尝到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的苦味。全世界都看得明白：这是不怪任何别人，这完全是蒋介石自己作孽，自己骑上虎背的结果。”[1]280

    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份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11月19日，中共驻南京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奉命返回延安，只留董必武等在南京继续同国民党政府接触。

    11月21日，在延安枣园，胡乔木参加了中央举行的会议，周恩来报告国共谈判经过。毛泽东就形势与任务发言，胡乔木做记录。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过去几个月消灭了国民党军38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我们要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我们就可以打出去，用三五年时间，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再向长江以南。我们的目标是打倒蒋介石，我们按这个目标去做，不必急于提出这个口号。

    11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写的《立刻解散非法的“国大”》社论。

    在揭露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团结、发动内战的斗争中，胡乔木的一枝凌云健笔，的确及时地、有效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解放日报》停刊后的工作

    1947年3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撤离延安。3月底中共中央开会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由此开始转战陕北。其时，胡乔木率土改工作团在陇东搞土改。4月14日，任弼时通过习仲勋转给胡乔木一封电报，要他率土改工作团部分人员归队。4月下旬，胡乔木挎着小包，回到中央驻地靖边县王家湾(今属安塞县)。毛泽东听说乔木回来，立即出门迎接。这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已经在王家湾住了半个来月了。胡乔木在王家湾，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住在贫农薛如宪的两孔半套窑里。窑洞又小又黑，毛泽东住左边。胡乔木挤在周恩来、陆定一住的过道窑里。没有桌子，就用高粱秆串成的锅盖垫在膝盖上写稿。

    胡乔木回到毛泽东身边后，又恢复了撰写社论、评论的工作。不过，进入转战陕北阶段后，《解放日报》已于3月27日停刊，《解放日报》社的全部工作人员都归入新华社的编制。其中大部分由社长廖承志率领，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太行地区重新建社。另有二十多人由范长江带领，随中央留在陕北。所以，胡乔木这时是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要求，为新华社撰写社论、评论和消息。

    胡乔木文思敏捷，下笔很快。稿子写好，经毛泽东阅改，就由新华社发出。稿子除电台播发之外，还油印散发。当时新华社有两份油印小报，一份是刊登自写稿件的《评论和电讯》，一份是刊登抄收国外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电讯的《参考消息》。

    从3月中旬以来，在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下，遭受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接连取得重大胜利。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兵团在一个多月内，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把胡宗南在陕北牢牢卡住。在山东，华东人民解放军继莱芜战役胜利后，5月14日晨至16日午，又在蒙阴东南的孟良崮地区，经过激战，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当场毙命。

    1947年5月19日，新华社发表《祝蒙阴大捷》的社论。这是胡乔木从陇东归队后写的第一篇社论。社论指出，蒙阴大捷是解放区全面反攻的信号，对蒋介石最精锐部队的这个打击“出现于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相信“山东人民解放军将于不久的将来，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从而使全解放区转入全面反攻”[1]287。

    紧接着，胡乔木又为新华社写了《破车不能再开》。发表于6月4日的这一长篇社论，对国民党“一手制造的，反动分子占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所未参加的”四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及其通过的决议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猛烈的抨击。尖锐地指出这届国民参政会“狂热地拥护内战”、“坚决地反对人民的和平运动”的实质，说它“完成了角色的两位一体的任务：借外债，打内战。”毛泽东加上一句加以强调：“这次参政会一切都是假的，只有借外债，打内战两件是真的。”[1]291毛泽东还在另外五处作了增补。

    1947年6月9日晚，胡宗南部刘戡率四个半旅沿延河北上，先头部队进至距王家湾仅一山之隔的寺湾。中央机关连夜转移，于12日晨到达天赐湾。6月17日上午，胡乔木随毛泽东与中央纵队由天赐湾重返小河村，在这里停留了46天。

    这时，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一年。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已经严重受挫。解放军很快就要转入战略进攻了。

    在此期间，胡乔木继续撰写揭露和批驳蒋介石、国民党的评论，经毛泽东修改后播发。这些声讨蒋介石的檄文，冷嘲热讽，尖锐泼辣，从标题到内文，洋溢着胜利者的气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胡乔木在毛泽东长期熏陶之下，其文笔同毛泽东可以说到了珠联璧合的境地。胡乔木晚年有诗云：“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⑦确是转战陕北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

    6月20日，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时评《哀号无济于事》，针对16日蒋介石“对他的军校学生发了一篇‘训词’，要他们拿出二十三年前黄埔军校创办时的革命精神，来挽救‘国家之忧患’”一事，指出：蒋介石“隐瞒了一个主要的关节：他没有提到黄埔的革命精神是怎样来的，又是怎样去的”。“黄埔的革命精神，它是随着国共合作而来，随着人民立场而来，在国共分裂以后，在背叛人民以后，这种精神就必然从蒋介石的队伍中一去不返。好比刻舟不能求剑。”时评指出：“蒋介石的宣传近来完全乱了，其特点是向各方面乱叫救命”，“第一是向国民党乱叫救命”、“第二是向所谓公正人士乱叫救命”、“第三是向外国乱叫救命”。文章结尾说：“一切这些乱叫，到底达不到救命的目的，会有一天终不免大叫三声而亡。”毛泽东阅改时紧接着这句话增加了一段文字，使文章平添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在这段文字中，毛泽东第一次写下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的名言。

    7月初，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七七’抗战十周年纪念日发布的对时局的口号”。毛泽东稍作修改后，以“新华社陕北七日电”的形式发表。全部口号共16条。7日，胡乔木又起草“新华社陕北一日电”，评南京国民党政府6月29日对毛泽东下的所谓“通缉令”，毛泽东作了重要修改。电文说：“南京蒋介石政府已对中国人民领袖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主席实行所谓‘下令通缉’”。“蒋介石采取此项步骤，正是在全国人民起来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时候。”“蒋介石的所谓通缉令在人民解放军胜利反攻的浪潮中特别显得滑稽。此间观察家认为，在蒋军到处失败，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蒋介石此举是企图挽救蒋军将士与国民党官员普遍绝望情绪之又一穷极无聊的尝试。”毛泽东在最后加了一段话，说一年来蒋介石采取的许多步骤，“其目的都是为着打击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的威信，并将他们孤立起来。但其结果却是完全相反，致命地打击了蒋介石自己在人民中残存的一点威信。并把他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蒋介石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⑧这段话既是对一年斗争历程的总结，又是对未来局势的预言。

    7月13日，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的长篇社论《总动员与总崩溃》，正是以毛泽东上述论断为纲要写就的。社论全面批判7月4日蒋介石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从军事、经济、政治等几个方面回顾了一年来蒋介石的所谓“总动员”不断失败的情形，指出蒋介石的“总动员救不了总崩溃”。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小河会议”)。毛泽东、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陈赓、陆定一、杨尚昆、习仲勋等出席。胡乔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的问题。小河会议前后，刘伯承、邓小平所部人民解放军取得鲁西大捷。胡乔木为新华社写评论《祝鲁西大捷》，经毛泽东阅改后于7月30日发表。评论指出：我刘伯承、邓小平两将军所部的人民解放军，自6月30日夜在鲁西渡黄河南下以后，7月8日收复郓城至28日收复金乡以北羊山集，前后二十天中间，连战连捷，除较小战果不计外，歼敌四个师部、九个半旅，俘毙敌据初步统计达五万八千余人。“这个伟大胜利，足与今年二月华东人民解放军在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中歼敌四个师部十二个整旅的记录及今年五六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中长路吉沈路等处歼敌八万的记录相比美。进一步表明了我军愈战愈强和敌军愈战愈弱的真理，奠定了我军在今后一年中争取超过过去一年战绩的信心。”评论通过具体分析热情赞扬这一伟大胜利的意义：“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总动员令”，“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黄河阴谋”，“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无耻和造谣”。指出战争发展的前途：“鲁西的胜利，为攻坚战树立了光荣的模范，并展开了南线反攻的伟大远景。”[1]305－308

    小河会议后，适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周年。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社论《人民解放军二十周年》(7月31日发表)，回顾二十年来人民军队奋斗和发展的历程，指出“人民解放军的二十年历史包含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一个最基本的和最需要反复说明的经验，这就是：一个革命的力量只要是真正依靠群众，就永远不会被敌人压倒，因此永远不应该被敌人吓倒。”社论批评革命营垒里的“不坚定分子”和一些所谓的“民主分子”，面对“前进中的困难”，“不敢于胜利”、“以为蒋介石和人民的斗争的结果会是谁也消灭不了谁”。社论指出，“这些人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善于冷静地全面地分析情况；就是不善于区别什么要素只是暂时起作用，而什么却是经常起作用的；就是不善于区别什么力量即使暂时似乎还很强大，却已经开始衰亡，而什么力量即使暂时似乎还很弱小，却是正在向前发展的东西。天上的乌云，反动派的优势，革命运动的错误和挫折，这些是暂时起作用的，而太阳的光明，反动派与人民的矛盾和由此而来的反动派的不可解救的危机，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力量，革命真理的力量，这些是经常起作用的。”“人民解放军二十年历史的最基本经验就是必须把上述的真理经常教育人民，经常教育自己的队伍中的每一个战士和干部，使全军全民经常认识历史的真实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有充分的信念，以便克服一切可能的困难，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1]

    1947年8月1日，胡乔木跟随毛泽东一行离开小河村，沿大理河向东转移，第二次到达靖边县青阳岔。以后每天转移，4日，到达子洲县巡检寺。利用在这里短暂停留的几天，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论《蒋介石的秘密演讲录》⑨。文章用大量事实，以冷嘲热讽的文笔，揭露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秘密讲演录中所暴露出来的无能和委罪于人的手法[1]315－319。

    8月10日，胡乔木随毛泽东到达绥德县黄家沟。13日，毛泽东一行渡过无定河，14日下午到达米脂县城郊井家坪。15日傍晚到达米脂、佳县交界的陈家岔。16日上午，从陈家岔出发，夜晚转移到佳县以西十五公里的曹家庄。17日黎明离开曹家庄，中午到达佳县白龙庙村。短暂休息后，继续行军。18日，冒雨抢渡五女河，傍晚到达佳县杨家园则为山洪所阻，即在此宿营。19日上午离开，中午到达佳县梁家岔。8月23日上午，毛泽东等到达西北野战军指挥部所在地佳县前东原村。在这里，胡乔木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参加由彭德怀主持的旅以上干部庆祝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下午，毛泽东率中央机关离开梁家岔。8月24日，胡乔木随毛泽东一行到达佳县朱官寨扎营，结束了转战陕北最艰苦的一段行程。

    在这段行程中，胡乔木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常常利用行军休息的间歇写稿。有时一无依傍，就俯身马鞍，挥笔成文。

    胡乔木跟随毛泽东在佳县朱官寨住了29天，直到9月21日离开。这29天，生活非常艰苦，因缺粮，经常吃野菜、黑豆充饥。胡乔木仍然挥笔不辍，写出了指导全军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文章。9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四十条”的命令；11日，为新华社撰写新闻稿《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17日，为新华社起草“陕北十八日电”《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在远东人民中扩大》；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16周年，撰写新华社社论《救国必先灭蒋》。

    1947年9月21日，胡乔木随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从朱官寨出发，到达佳县张家崖，23日到达神泉堡。在神泉堡住下后，工作相对不那么紧张。胡乔木还是发挥他的笔杆子的作用。

    10月6日，胡乔木遵毛泽东嘱咐，起草毛泽东、朱德致斯大林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周年贺电。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两个重要文告，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统一规定。训令是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

     10月30日，新华社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中国和亚洲——美国人民的朋友，美国反动派的仇敌》。11月5日，新华社又发表胡乔木写的评论《蒋介石解散民盟》，揭露蒋介石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并对该盟人员进行迫害的行径。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四处重要修改。在文章最后增加了一段对民盟说的话：“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的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1]332

    为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长篇社论，毛泽东加上正标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于11月7日发表。文章指出，“在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时候，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和一切觉悟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怀抱更光明更热烈的希望，对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战斗意志，和对于人类解放事业必然胜利的更伟大的信心。”“十月革命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打开了帝国主义统治的第一个缺口，树立了社会主义乐园的第一座灯塔”，“资本主义的旧秩序已经丧失生命力和希望，已经一天比一天破碎和糜烂了”，“只有十月革命所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一个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运动，才能够帮助各国人民得到解放和正义，才能够抵抗资本主义旧世界的腐化和反动，才能够最后消灭资本主义，实现人类的光明前途”。“十月革命是科学的胜利，这个科学的名字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以来三十年各国人民斗争的历史，从一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对于反动势力的纸老虎斗争的历史”。

    毛泽东对这篇社论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特别是在社论最后，增加了一段联系中国革命现实、坚信必将打倒一切敌人建立新中国的话：

    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战争，其目的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这个战争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必将继续胜利，直到打倒一切敌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当此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年的日子，中国人民应当相信，我们苦难的日子是完全能够度过的，什么困难也能克服，获有美国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我们完全有把握将其彻底打倒。我们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与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组成的力量打倒我们的敌人。中华民族是一个能战斗的民族，俄罗斯人在十月革命以来所创造的战胜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的伟绩，中国人亦能创造出来。今后数年的时间必能证明这一点。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1]337－338。

    1947年11月20日，胡乔木随毛泽东离开阎家峁，到达佳县乌龙铺。后经米脂县申家硷，于22日下午到达米脂县杨家沟。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即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十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陈毅、陆定一、习仲勋、马明芳、李井泉、李维汉、李克农、李涛。胡乔木也正式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毛主席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他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十二月会议一结束，29日，胡乔木就为中央起草了致中央工委、各局、各分局、各兵团首长等的《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扩大会议简报》，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十二月会议的情况和取得的成绩。十二月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经过新华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后，在解放区和国统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蒋介石阵营内部引起了极度的恐慌和不安。

     1947年即将过去，毛泽东召集随他一起转战陕北的几个大队负责人辞旧迎新，他高兴地对大家说：“1947年是胜利年，也是辛苦的一年，大家要好好地过个年。”1948年元旦这一天，胡乔木和周恩来、彭德怀、叶子龙等一起吃饺子，共享新年到来和革命不断胜利的喜悦。

    1948年3月21日，胡乔木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离开杨家沟，向东转移。3月23日，从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的临县三交镇(与中央后委会合)、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和岢岚、五寨、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于4月13日到达晋察冀解放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

    中央机关4月13日到达城南庄后，稍事休整，胡乔木即随周恩来、任弼时于4月23日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他们一行65人分乘八辆汽车，于第二天凌晨到达。受到先期到达那里的中央工委领导人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的热情欢迎。

    从1947年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解放日报》停刊以后，新华社就成为兼具通讯社、中央机关报和广播电台三项职能的中央新闻机构。1948年4月到西柏坡后，党中央任命胡乔木担任新华社总编辑。5月9日，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正式宣布合并，又任命胡乔木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从此，胡乔木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①此文刊登于第三版。本文引述据此。

    ②党级委员会由王稼祥、博古、凯丰、余光生和胡乔木组成。

    ③这篇社论收入《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④蒋介石广播演说，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附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版。

    ⑤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毛泽东加写一段话指出：“人们只要注视到这样一点，就可一眼看穿中国法西斯分子们的阴谋之所在：从中国法西斯分子的一切言论行动中，他们总是小心保护着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汉奸伪军，不愿丝毫触犯他们。至于对真正援助中国独立解放的盟邦苏联，却称之为‘新帝国主义’，放在必须‘打倒’之列。同样，他们对日寇汉奸略无仇恨，对于中共则恨之入骨髓，必欲消灭之而后快。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法西斯分子，和国外法西斯分子一样，将一切仇恨集中于苏联与共产党及一切真正民主人士，企图把人民的胜利加以推翻。”

    ⑥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 278、279。胡乔木在编自己的文集时，凡毛泽东阅改时所加的文字，都用黑体字标明。本书此处及以下引文均照录。

    ⑦七律·有思(作于1982年6月)，见《胡乔木诗词集》，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98页。

    ⑧据档案。

    ⑨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1－312页。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秘密讲演录是人民解放军在“鲁西大捷”中缴获的。

    【参考文献】  

    [1]胡乔木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63.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102.

    [4]毛泽东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5.

本文转自近代中国研究网

来源：清华大学校史馆（公众号）

链接：https://xsg.tsinghua.edu.cn/info/1004/1604.htm

编辑：王晨雅

钱江：吴冷西被彻底“夺权”于何时——文革打散人民日报编委会

文革史著述中有一个通常用语：5月31日晚上，“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了总编辑吴冷西的权”。作为一般性表述这是可以完全的。细论起来，吴冷西被完全“夺权”，则在6月16日。

  1966年6月16日下午，举行人民日报全体人员大会，唐平铸代表中央工作组大会开始即正式：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可以让吴冷西停职反省，第二步再作撤职和安排做其他工作的处理。”

随后，吴冷西在大会上作长篇检查。后来，这次大会被称为对吴冷西的“第一次批斗会”。吴冷西的宣念的检查没有被会场上的人接受而被叫停，改以印出检查全文下发讨论、批判。

这使吴冷西检查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1.吴冷西的检查非常彻底，连生活细节也包括

           

吴冷西会场检查未宣读部分中，连日常生活都检查到了，归结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怪。

他自我批评说：“买烟要买好的，茶叶也要好的，穿戴也很讲究，买了很多古典唱片，还借公款购买钢琴，星期天总想去玩，好的球赛从不放过，从不从事家庭劳动”云云。（《文化革命资料第3期，人民日报文化革命小组编印，1966年6月17日》）

几十年后，当时担任他秘书的刘振祥回忆及此说道，其实吴冷西大可不必检讨这些，那是一时间乱了方寸。以吴冷西的工资水平，买好一些的茶叶、好一些的香烟，买一些古典音乐唱片，应该说是正当的，无可非议。至于说自己“穿戴也很讲究”。其实作为高级干部的吴冷西，无非是有几件参加会议、会见外宾时体面一点的中山装，极少见他穿西装（最多用在出国访问时）。他要给孩子买架钢琴，确是提出申请借钱去买的。”

  因为当时这架钢琴要1000多元，确实超出了吴冷西的月工资水平。（2014年8月刘振祥对本文作者的口述回忆）

               

2.吴冷西检查的结束语

           

  再长的检讨也要结束，吴冷西用了这样一段话结尾说：

           

这次错误，正因为它犯得比过去都大、都严重，这就使我能够痛下决心，立志要从零做起，立志要补思想改造的课，补实际阶级斗争锻炼的课，补共产党员修养的课，特别是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头脑的课。

对我来说，林彪同志说的话现在对我特别亲切，他说，"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有信心，从小学生做起，从共产党员的基本功做起，我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为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我虽然还不到五十岁，但也有一个晚节的问题。我看到不少人，跌了一跤后躺倒了。我曾勉励他们要重新振作起来。现在我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我决不能在摔了一大跤之后就爬不起来，我一定要爬起来，洗刷身上的污垢，一切从头做起，竭尽我的生命，为党为人民做一点好事，至少绝不做坏事。毛主席说过，一个人从青年直到老年，都始终如一地为人民做好事是不容易的，难能可贵的。我过去没有做到这样，做了许多坏事。但是，伯达同志说过，"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我想，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从今以后，我应当尽一切努力做到，也可能尽一切努力做到为党为人民做好事。这是我的意愿。   

我今天的检查，还很不深刻，希望同志们继续给予批评和帮助。

     （摘自吴冷西的检查）

上面这些话，在场与会者都是事后看了他的书面文字才知道的。当时的现场主持人唐平铸代表“中央工作组”作了一项宣布：人民日报原总编辑吴冷西停职反省。由总编室主任凌建华担任报社的“文革小组”组长，主持编辑部工作。

不过凌建华主任没有想到，他这个新任“组长”只当了10天。

1966年6月的民众思维是单向的，认为“拥护”就是一切，至于“是非”是否混乱？大都是不去想的，只要“紧跟”就是了。   

           

3. 这天起，吴冷西才算被完全“夺权”

           

1966年6月16日这天，吴冷西离开了人民日报总编辑这个他工作了10年的岗位。以这天为标志，吴冷西的“权”才算被陈伯达完全“夺走了”。

陈伯达带着工作组来到人民日报以后，直到6月16日，吴冷西的总编辑职务在名义上并没有动。

陈伯达和中央工作组的到来，是在人民日报原有框架上，叠床架铺又增加了一个高于编委会的领导层，其他组织结构没有变化。这天晚上吴冷西被“夺去”的，是对人民日报第一版、特别是一版社论的审批权。

当然这样一来，吴冷西实际上被架空了。在这个意义上说被“夺权”，也是可以的。

对于这一点，5月31日下午邓小平主持的中南海会议上，从几位重要领导人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来。   

康生首先表示，人民日报编辑部现在陷于瘫痪，现在第一是把报纸办好，明天的版面就要改变。

其实，版面每天都有变化，只是陈伯达一起去，签字付印人变了。

陈伯达讲话说，把人民日报办好的办法有三条，一靠中央领导，二靠报社全体人员工作，三靠其他各报的帮助。

邓小平做总结性讲话说，（今年）1月12日，主席指出人民日报犯了错误，要内攻外帮。总理对人民日报目前的状况很愤慨。所以派伯达同志带工作组来帮人民日报改变目前的版面和状况。

在当天，对于吴冷西的职务问题，陈伯达还有话，他说，吴冷西“不仅要换脑筋，还要换脑袋。如果不换脑袋，人也要换掉。”这里明显包含撤销吴冷西职务的可能性，但毕竟还需要程序。

当晚来到人民日报的陈伯达宣布：各安其位，各司其事。

有陈伯达这句话，这天晚上的吴冷西还是希望也投入审定社论的夜班工作，但是没有人来找他。等了一段时间，他离开办公室，找到党委书记王泽民，通知说，他打算在明天召开人民日报和新华社17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阐述理论问题的精神。具体时间明天再定，等他通知。

由此可见，吴冷西还是总编辑。

第二天（6月1日）上午，吴冷西本人给新华社办公厅打电话，说要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干部传达有关文件精神。没有说具体内容。   

6月2日晚上，吴冷西再打电话给胡绩伟，说明天他打算召开会议，传达政治局会议的一些内容。

胡绩伟接到这个电话后，认为此时由吴冷西召集两大单位干部同场会议不妥，即与陈浚、王泽民会商，随后又向“中央工作组”成员穆欣通报。结果在6月3日劝阻了吴冷西。

4.最后那些天，吴冷西守在岗位上

           

6月4日和7日，吴冷西两次致信邓小平，说他无法工作下去，提出免除他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

另一方面，他坚守岗位。

6月4日的人民日报国际版在“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人民革命的灯塔”通栏标题下，刊登了几篇报道，还特意加上了“编者按”。   

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第4版（国际版）上的编者按是吴冷西审改的，有较多改动。

编者按原有这样一句话：“一个空前未有的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正在席卷全国，震动世界。”吴冷西审稿时把“空前未有的群众性”和“热潮”字样删除了，改为“中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原拟按语中还有一段话：“中国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掌握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他们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把它广泛地应用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有人揭发，吴冷西把这段话全部删去了。（见1966年7月人民日报文化革命小组编印的吴冷西“罪行材料”，第2-3页。但是印刷日期错为6月3日）   

不能肯定这篇“编者按”是吴冷西在6月3日晚间审定的，有可能在稍前时候已完成审阅。但至少说明到6月3日夜班时，吴冷西的审稿仍然有效。

从1966年6月16日起，原人民日报编委会再也没有开过编委会。

  （未完待续）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eLy3mSvrtg24mCNn6xLJQ
   编辑：李梦瑶

【案例】

编辑：李梦瑶

钱江：吴冷西被彻底“夺权”于何时——文革打散人民日报编委会

文革史著述中有一个通常用语：5月31日晚上，“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了总编辑吴冷西的权”。作为一般性表述这是可以完全的。细论起来，吴冷西被完全“夺权”，则在6月16日。

  1966年6月16日下午，举行人民日报全体人员大会，唐平铸代表中央工作组大会开始即正式：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可以让吴冷西停职反省，第二步再作撤职和安排做其他工作的处理。”

随后，吴冷西在大会上作长篇检查。后来，这次大会被称为对吴冷西的“第一次批斗会”。吴冷西的宣念的检查没有被会场上的人接受而被叫停，改以印出检查全文下发讨论、批判。

这使吴冷西检查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1.吴冷西的检查非常彻底，连生活细节也包括

           

吴冷西会场检查未宣读部分中，连日常生活都检查到了，归结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怪。

他自我批评说：“买烟要买好的，茶叶也要好的，穿戴也很讲究，买了很多古典唱片，还借公款购买钢琴，星期天总想去玩，好的球赛从不放过，从不从事家庭劳动”云云。（《文化革命资料第3期，人民日报文化革命小组编印，1966年6月17日》）

几十年后，当时担任他秘书的刘振祥回忆及此说道，其实吴冷西大可不必检讨这些，那是一时间乱了方寸。以吴冷西的工资水平，买好一些的茶叶、好一些的香烟，买一些古典音乐唱片，应该说是正当的，无可非议。至于说自己“穿戴也很讲究”。其实作为高级干部的吴冷西，无非是有几件参加会议、会见外宾时体面一点的中山装，极少见他穿西装（最多用在出国访问时）。他要给孩子买架钢琴，确是提出申请借钱去买的。”

  因为当时这架钢琴要1000多元，确实超出了吴冷西的月工资水平。（2014年8月刘振祥对本文作者的口述回忆）

               

2.吴冷西检查的结束语

           

  再长的检讨也要结束，吴冷西用了这样一段话结尾说：

           

这次错误，正因为它犯得比过去都大、都严重，这就使我能够痛下决心，立志要从零做起，立志要补思想改造的课，补实际阶级斗争锻炼的课，补共产党员修养的课，特别是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头脑的课。

对我来说，林彪同志说的话现在对我特别亲切，他说，"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有信心，从小学生做起，从共产党员的基本功做起，我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为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我虽然还不到五十岁，但也有一个晚节的问题。我看到不少人，跌了一跤后躺倒了。我曾勉励他们要重新振作起来。现在我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我决不能在摔了一大跤之后就爬不起来，我一定要爬起来，洗刷身上的污垢，一切从头做起，竭尽我的生命，为党为人民做一点好事，至少绝不做坏事。毛主席说过，一个人从青年直到老年，都始终如一地为人民做好事是不容易的，难能可贵的。我过去没有做到这样，做了许多坏事。但是，伯达同志说过，"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我想，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从今以后，我应当尽一切努力做到，也可能尽一切努力做到为党为人民做好事。这是我的意愿。   

我今天的检查，还很不深刻，希望同志们继续给予批评和帮助。

     （摘自吴冷西的检查）

上面这些话，在场与会者都是事后看了他的书面文字才知道的。当时的现场主持人唐平铸代表“中央工作组”作了一项宣布：人民日报原总编辑吴冷西停职反省。由总编室主任凌建华担任报社的“文革小组”组长，主持编辑部工作。

不过凌建华主任没有想到，他这个新任“组长”只当了10天。

1966年6月的民众思维是单向的，认为“拥护”就是一切，至于“是非”是否混乱？大都是不去想的，只要“紧跟”就是了。   

           

3. 这天起，吴冷西才算被完全“夺权”

           

1966年6月16日这天，吴冷西离开了人民日报总编辑这个他工作了10年的岗位。以这天为标志，吴冷西的“权”才算被陈伯达完全“夺走了”。

陈伯达带着工作组来到人民日报以后，直到6月16日，吴冷西的总编辑职务在名义上并没有动。

陈伯达和中央工作组的到来，是在人民日报原有框架上，叠床架铺又增加了一个高于编委会的领导层，其他组织结构没有变化。这天晚上吴冷西被“夺去”的，是对人民日报第一版、特别是一版社论的审批权。

当然这样一来，吴冷西实际上被架空了。在这个意义上说被“夺权”，也是可以的。

对于这一点，5月31日下午邓小平主持的中南海会议上，从几位重要领导人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来。   

康生首先表示，人民日报编辑部现在陷于瘫痪，现在第一是把报纸办好，明天的版面就要改变。

其实，版面每天都有变化，只是陈伯达一起去，签字付印人变了。

陈伯达讲话说，把人民日报办好的办法有三条，一靠中央领导，二靠报社全体人员工作，三靠其他各报的帮助。

邓小平做总结性讲话说，（今年）1月12日，主席指出人民日报犯了错误，要内攻外帮。总理对人民日报目前的状况很愤慨。所以派伯达同志带工作组来帮人民日报改变目前的版面和状况。

在当天，对于吴冷西的职务问题，陈伯达还有话，他说，吴冷西“不仅要换脑筋，还要换脑袋。如果不换脑袋，人也要换掉。”这里明显包含撤销吴冷西职务的可能性，但毕竟还需要程序。

当晚来到人民日报的陈伯达宣布：各安其位，各司其事。

有陈伯达这句话，这天晚上的吴冷西还是希望也投入审定社论的夜班工作，但是没有人来找他。等了一段时间，他离开办公室，找到党委书记王泽民，通知说，他打算在明天召开人民日报和新华社17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阐述理论问题的精神。具体时间明天再定，等他通知。

由此可见，吴冷西还是总编辑。

第二天（6月1日）上午，吴冷西本人给新华社办公厅打电话，说要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干部传达有关文件精神。没有说具体内容。   

6月2日晚上，吴冷西再打电话给胡绩伟，说明天他打算召开会议，传达政治局会议的一些内容。

胡绩伟接到这个电话后，认为此时由吴冷西召集两大单位干部同场会议不妥，即与陈浚、王泽民会商，随后又向“中央工作组”成员穆欣通报。结果在6月3日劝阻了吴冷西。

4.最后那些天，吴冷西守在岗位上

           

6月4日和7日，吴冷西两次致信邓小平，说他无法工作下去，提出免除他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

另一方面，他坚守岗位。

6月4日的人民日报国际版在“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人民革命的灯塔”通栏标题下，刊登了几篇报道，还特意加上了“编者按”。   

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第4版（国际版）上的编者按是吴冷西审改的，有较多改动。

编者按原有这样一句话：“一个空前未有的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正在席卷全国，震动世界。”吴冷西审稿时把“空前未有的群众性”和“热潮”字样删除了，改为“中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原拟按语中还有一段话：“中国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掌握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他们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把它广泛地应用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有人揭发，吴冷西把这段话全部删去了。（见1966年7月人民日报文化革命小组编印的吴冷西“罪行材料”，第2-3页。但是印刷日期错为6月3日）   

不能肯定这篇“编者按”是吴冷西在6月3日晚间审定的，有可能在稍前时候已完成审阅。但至少说明到6月3日夜班时，吴冷西的审稿仍然有效。

从1966年6月16日起，原人民日报编委会再也没有开过编委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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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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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李梦瑶

【案例】吴敏：我和《人民日报》理论部的一段交往

我是1966年的老高三，文革让我失去了高考机会。70年代，我在山西阳城县委宣传部担任普通干部。经过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春潮。我受到洗礼，走出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迷信，不再唯书唯上，开始独立思考，萌生出一些新的体悟，情不自禁地写成文章，大胆向《人民日报》投稿，竟然都得到了回音，有几篇还公开发表了。  

1981年7月1日，胡耀邦在庆祝建党60周年大会上说：“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在革命胜利以后，人民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胡耀邦这段论述，使我想到邓小平1956年在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指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又严厉批评了“权力过分集中”现象，认为这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  基于这些理解和认识，我写了一篇《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阐述党的领导服务于人民民主的本质内涵，剖析了党内外危害这种内涵的各种错误倾向。文章寄给《人民日报》，很快就在1981年9月21日的理论版发表了。  

1982年，全国开展“五讲四美”和“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强调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把“青年服务队”、“学雷锋小组”、“红领巾卫生街”等形式，作为“学习共产主义”的“有效方法”。我写了一篇《共产主义信念与理论修养》，认为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须以共产主义信念作为根基和支撑，仅靠个人狭隘的实际经验，仅靠一般性的号召和先进人物的感化作用，共产主义信念是不可能确立起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也难以落到实处，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文章寄给《人民日报》十几天，就在1982年9月3日理论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同时，我还收到理论部主任何匡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你的关于共产主义信念和理论修养的文章已经收到，决定于九月上旬刊用。由于往返费时，清样就不寄给你了。请谅。”  

1984年初，我写了一篇《从制度上保障干部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文中说，革命战争年代，“在反动统治的屠刀之下，一出现干部脱离群众的迹象，很快就会被血的教训所纠正”。“党执政以后，客观环境对干部进行考验和筛选的作用不存在了，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较之战争年代显著增加了”。要防范和消减这种危险性，必须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这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也于2月27日在理论版刊发表了。

我投稿不止这三篇。有些文章发表不了，何匡主任和相关编辑也及时写信给我说明情况。  

在不少地方，书记往往被俗称为党委和地方的“第一把手”，政府行政首长是本地的“第二把手”。这种俗称与准则和宪法的规定不相符合。1981年初，我写了一篇《不宜称党委书记为“第一把手”》寄给《人民日报》。何匡主任看后于3月16日给我回信说：“对于‘第一把手’的说法，我以为，可以研究，可以建议不用，但也不必写文章去评论。理由有三：一、这是口头上的习惯说法，一般不在正式文件上称书记为‘第一把手’；二、文章所指出的‘一言堂’、‘家长制’等现象，并非来自‘第一把手’的说法；三、相当时期以来，在口头上也不这样去称呼了。鉴于以上理由，你的文章我们就不计划采用了。”

何匡

同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日，我写了一篇《孙中山敬重马克思主义》，何匡把稿子转胡鑑美处理。胡编辑11月6日写信给我：“您十月十五日致何匡同志的信及《孙中山敬重马克思主义》一稿，收到多日了，迟复为歉。由于纪念辛亥革命的时间性已过，而且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所以经过研究，我们不准备编用尊稿了。特此奉还，请您收存。我们目前需要一些学习《决议》的体会文章和思想评论，您如果愿意就这两方面写些稿件，我们是很欢迎的。学习《决议》的体会文章，可就一个问题或一个观点，联系当前实际问题和现实情况，谈些体会。思想评论除您体会较深的问题撰写外，也可据最近发表的邓小平谈党风一文中所列的某些观点论述。文章都请力求精炼，思想评论尤其希望短小精炼，现在我们发表的思想评论一般往往在1500字左右，当然您初稿稍多一些无妨。”  

同年末，胡鑑美就我寄去的两篇稿子复信说：“尊稿《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制止党政领导干部职业化的倾向》都收到了。前一篇稿件，由于种种原因，报纸上不宜谈论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不拟刊用。后一篇稿件，您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但目前在报纸上也不能公开探讨。这篇稿件如果在内部刊物上能发表，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惜本报无此类内部理论刊物。上海文汇报有这样的一个内部刊物，刊名叫《理论探讨》，您是否愿意投寄该刊一试？这个建议，供您参考。”  

四十年前自己写的这些文章，不论发表或没有发表，认知的幼稚、欠缺和局限性显而易见，当年大环境的春风拂煦里也潜含着隐隐的料峭寒意。不过现在偶尔翻阅，觉得写作时的那种氛围以及文中的观点和祈愿，已经是那么遥远了。

八十年代初与《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几年交往，给我留下的记忆很温馨，很亲切。《人民日报》当时是中央第一大报。我只是一个在外省山区基层工作的年轻人，和报社任何人没有私交，他们先后发表我三篇文章，有的还安排在理论版头条位置。不能刊用的稿件，何主任和胡编辑也写信说明相关情况。他们这种诚挚态度和敬业精神，让我感动一生，没齿不忘。何匡主任是从延安走来的老革命，曾在八路军总部工作，在山东大学担任过领导职务，文革前就是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在真理标准讨论中作出过重要贡献。1983年春天，我到北京出差时，曾拜望何老，他在百忙中亲切接待了我，给我以热情鼓励。

如今，我已经77岁。这段经历，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值得铭记和珍惜的回忆。

来源：丁东小群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a3S5-w_wWrMrd7zHnJz8g

编辑：程正元

【案例】新华社记者用生命写成关于深圳大逃亡的四份内参
广东省公安厅向《人民日报》社求援一条深圳河，把一个完整的宝安县切成了两半。
当年英国强占香港时，说实话，深圳河两岸几乎一模一样地穷，像同胞的两兄弟，谁也不比谁的兜里多一分钱。
岁月匆匆，对面的香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成了几百万人的世界级的大都市，而深圳河北边却风光依旧。
如今轰轰烈烈的深圳特区早已成为90年代中国改革的样板，而30年前的深圳是一种什么样子，恐怕99%的深圳人都说不出所以然吧。
作为宝安县城的深圳，坐落在梧桐山和羊台山边，全县的家当只有20多家生产小农具、小五金和加工农副产品的小工厂。深圳仅有4条宽不足10米、长仅0.5公里的道路，破房烂屋建筑面积109万平方米。
一般的年景也就罢了，深圳的老百姓和中国所有的老百姓一样有着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承受力，就那样有一口没一口地过吧，只要还饿不死就行。偏偏赶上那可怕的三年自然灾害，深圳人望着对面灯红酒绿的香港，终于心动了。
再守着家乡非饿死不可。
有个罗芳村，距离深圳只有10分钟的路程，与香港新界隔一条几米宽的深圳河。河也太不像河了，又浅又窄。
不要说三级跳运动员，有的地方就是一般老百姓，一步也可以跃过，这里是当年逃香港最佳的地段。
至于罗芳村的人就更容易了，不用爬铁丝网，也不必游水、他们的飞地在香港那边，有耕作证，大大方方从小桥上过去就行了。那时以粮为纲，什么副业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坚决割掉。
飞地上好好的菜拔了，要种水稻。种水稻也成，没水，从深圳这边抽水过去种。香港的菜农直骂，真没一点经济脑瓜，香港菜价翻着跟斗往上涨，而你们种米干什么?
没办法，计划呀！
无奈经济水平相差太大，深圳河畔的这个罗芳村，人均年收入213元。而对面几百米远香港的较寮村，人均收入7.8万港元。

罗芳村的农民有罗芳村农民的办法，跑过去540个青壮年，比余下的多一倍，在香港边境对着深圳罗芳村的地段盖了屋，也建了个村，还叫罗芳村。
以后特区成立后，深圳罗湖区的党委书记汤锦森带工作组来到了这里，鼓励农民种菜，开展边境小额贸易，1989年罗芳村人均收人8096元，是深圳成为特区前最高一年的57倍。
罗芳村人说，现在让我去美国我也不去了。不少当年逃过去的罗芳村人又申请回来，经审查也确实回来了一批。
那些发生在60年代初期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就是当时穷困不已的深圳人也不一定说得清楚。
现在年长的人，也仅仅记得60年代初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造成的那些可怕的饥饿，和由于饥饿引起的拼命逃亡。
那时，深圳是宝安县边境一带。一点不夸张地说，宝安县的10户人家中起码9户半逃进香港一带，有些村的男劳力全逃光了，一个不剩，只留下个把妇女和老幼。往日勃勃生机的村庄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温暖的炊烟。
据统计，1962年，宝安县跑出去12144人。就是到了1978年，还跑出17456人。那时有个统计，14000名团员锐减到3000名。
光在那里闭着眼睛说社会主义好有什么用?
那时县委的最大任务就是组织机关干部和国家企业职工，包括饮食店的妇女，再加上训练有素的警犬去堵截偷渡者。
民兵警戒，警犬狂咬，跑急了还鸣枪，甚至把被鳖鱼咬断腿的泅海者尸体展览在沙滩上。
这一切都吓不住偷渡者，照跑不误。
就在这种万户萧疏的时候，无奈的广东省公安厅向《人民日报》求援了，他们想请一位《人民日报》的记者前去参观采访。
当时，任《人民日报》社军事记者的连云山同时兼任着公安部的采访任务，于是去广州调查的事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他的身上。
这位年轻记者经过一段化装考察;广泛听取了当地干部的意见，写出了一份特别详细的内参——关于深圳大逃亡。
他大胆提出应该在沙头角到蛇口一带，包括深圳搞一个免除一切赋税、不搞统购统销、不使用票证等，同内地完全不同的特殊政策的地区。这个地区纵深100华里的地带，也可以叫做边境特区，以从根本上解决再次发生边境大逃亡的问题。


在现在看来，这么一份材料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平常啊，我们现在不就是这样干的嘛。可是，在那个如火如茶的阶级斗争年代，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连云山冒着被扣上鼓吹资本主义的危险，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几经周折，送了出去。
这份带着极新鲜观点的内参，送到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办公桌上。可以想见，每一位委员都认真读了，其中读得最认真的是邓小平。距60年代初那场深圳大逃亡将近20年后，邓小平终于在他三起三落之后，把新中国第一张经济特区的蓝图铺展到弹丸之地的深圳土地上。而后，经济特区如雨后春笋般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争先恐后生长起来，成为中国改革大潮中的独特景观。
回想那鲜为人知的一幕，是多么艰难又是多么战战兢兢啊。化装去香港在事情过去了30多年后，连云山回忆了那永远忘不掉的一幕。
那是1961年的秋冬之间，广东省公安厅的两位处长邀请连云山去广东采访。采访什么他们没有说，也许是故意不说吧。连云山经常去公安系统采访，所以彼此是很熟很熟的。
30年后连云山回忆说，当时曾经在公安部看过关于深圳大逃亡的文件，但他当时并没有往一起联想，只是考虑自己已经跑了好多地方，却没有去过广东沿海。于是，跟报社一说，当即成行。到了广州后，广东省公安厅给他办好了边防证，又去宝安办理了耕作证。
当时，蛇口、深圳、沙头角一带的边境农村都有数量不等的农田在境外，俗称飞地。农民去飞地劳动凭耕作证出人。所以，边境农民是大摇大摆地出人香港的，根本用不着什么逃亡。广州方面请连云山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叫他向中央反映，深圳大逃亡还有别的原因。但连云山完全蒙在鼓里，以为就是轻松地看一看。
好，这一看就是一个多月，他被大大地吓了一跳。
当时的深圳就是宝安县城，只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镇，全是低矮的破烂房子，找遍整个县城，仅有一座两层小楼。连云山沿着大鹏湾、深圳到蛇口一线的边境，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访，由两位换上便衣的公安处长陪着，把那一线的100多个村子全都走了个遍。
真是惨啊!，沿着九龙和大陆边界的一二百里的土地上，像经历过一场战争炮火一样，非常荒凉。村村人迹罕见，几乎是整村整村跑光了，携家带口去了香港、九龙、新界那边了。有的村剩十来家，也大多是走不动的老人。
从沙头角到大鹏湾，基本上没了人烟，门窗都是怕人的黑洞，一派死气沉沉。一般不走的中老年是村干部。一问，村干部就哭，说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不管，是管不了。活活饿死呀!现在没有经过极度饥饿的年轻人，恐怕不能理解60年代那三年自然灾害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饥饿印象是多么刻骨铭心，死了多少人啊!
关于这些触目惊心的情况。连云山在广州时已看过材料。

但是他没有想到深圳大逃亡比材料上更严重，也没想到文件上关于阶级斗争的结论。
他觉得这和阶级斗争没有更必然的联系，这中间的事情恐怕并不那么简单。如果说是地富反坏右以及美蒋特务搞阶级斗争，给煽动出去了的话，那也不能说整村整村的都是地富反坏右呀。
在回北京之前，宝安县委在小食堂请他吃饭，摆了两桌，深圳等地区公社的一把手也全来了。
县里一再征求意见。连云山说什么呢?他觉得实在没法说。他觉得不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是他不敢说不是。
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在当时强调得那么厉害，你怎么敢唱反调?当地政府官员觉得在自己的辖地发生了如此大的逃亡，乌纱帽很难再保住。
他们清楚这并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事，但一切责任又都要揽在自己身上，所以就不停地检讨自己，责备自己。这回记者挨村看完了，该回去了，跟中央怎么说，他们要讨个底呀。
但是他们又不好逼问，只好车轮辘话转着解释他们工作做得很不够，阶级斗争意识多么不强，对美蒋特务和地富反坏右警惕性多么不够，如此才造成大逃亡。
他们一再说明自己哪些地方认识不够清楚的，最后请老连同志说说吧。
连云山还是什么也没有说。他没法说，他实在没办法说。当然他在考虑。
连云山明白这个责任决不在宝安县委，宝安县委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广东省公安厅的两位处长也流露出这个意思。
这根本不是堵的事情，手把手放哨站上几万人也不行，那么多耕作口，一个口子把上一个连也不可能堵住。就是这两位处长，陪着连云山一个村一个村跑的，足足跑了一个多月。
3个人都化装成农民，光着脚板，拿着耕作证，白天过去，晚上回来。像这种持有耕作证的农民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扛着锄头走过在边境铁丝网上开的一个仅能容一个人通过的耕作口，就大摇大摆地过了边境，根本用不着提心掉胆地偷渡。
当地在九龙半岛和新界土地属香港范围，但有很多的土地是深圳一带的农民耕种的，这是历史形成的。边界的铁丝网每隔一段就割开一个口子，农民推着自行车，挑着大粪凭耕作证自由出入。
对于这种情况，广东省公安厅和宝安县委当然很清楚，平时不能堵，要让农民去种地。在大逃亡期间，就是出动全部警力关押几百几千，一放出来，人家又会重新跑过去。香港方面对持耕作证的农民过境是不管不问，因为基本上都认识。
就是不认识，只要有耕作证，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不问。因为这些人没有到破坏治安的份上，谈不上抓。而我们这边，生活困难，强迫人家回来饿死一大片吗?
连云山在这一个多月的早出晚归中，对香港也进行了考察。
香港是世界上第一大免税港，少数商品征税，税率也很低。最高的税率不到12%，大部分商品还没有税。
日本、英国等国最先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在本国销售，而是拿到香港先卖，赚足一笔自由外汇再在本国上市。香港是自由兑换区，可以购买黄金以及世界各国的货币，不受限制。比如日本人申请黄金还得等批，他们把制造出来的新产品先拿到香港，港元换美元随便。
所以有些外国商品运到香港出售，价钱反而比原产国还低。
像英国的三五烟和炮台烟，比在英国还便宜一半。有些海员在香港买上，再回英国卖还能赚上一点钱。这里，台湾地区、泰国等地的新鲜蔬菜，美国用飞机运来的各种水果，以及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应有尽有，有钱买就是了。所有的商品都便宜得不能想象。连云山身为中国第一大报的记者，也大觉奇怪。
60年代正是香港经济蓬勃发展的腾飞时期，香港的电子手表、打火机和半导体收音机，非常便宜。当时北京还没有的半导体收音机，在九龙和新界才区区二三十元。可以说见多识广的连云山，有一次在北京华侨信托商店的旧货架上才初次见过，一个旧半导体收音机卖价6000元人民币。
以前光宣传资本主义如何水深火热，如何是地狱，没想到这只讲了一部分情况，还有许多情况全不是那么回事。真是非常大的反差。深圳的边民们生活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他们自然想到了香港。过去上飞地里干活，稻米挑回来自己吃，稻草就地卖给香港老板。稻草的价钱比稻米还高出好多倍，一公斤稻草上百港元，一亩地上的稻草可以卖上三四千人民币，而且头一年就先预定下来，先支付一半订金。
这并不是耸人听闻。
责任不能由宝安县委承担
在深圳边境采访的过程中，连云山陷人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大逃亡的发生，既然不能完全用美蒋特务捣乱和地富反坏右破坏，以及成千上万人集体叛变祖国来解释，那是什么呢?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呢?
表面上看是自然灾害，是集体吃食堂等等，实际上这是一个政策间题，只有从我们在宏观政策的严重失误上才能得到解释。
三年自然灾害和大锅饭造成了深圳一带的边民大逃亡，应当引起的思考是深刻的。
如何防止今后的大逃亡呢?
如果我们继续如此政策的话。从根本上断绝是不可能的。
连云山认为必须在边境一带取消统购统销，取消公社制度这种大锅饭，取消布票、油票等等，恢复到初级社或少数高级社的水平。他提出在大鹏湾到蛇口一线设立特别政策优惠区，在深圳这一带，像香港一样免除任何赋税，争取这个优惠区与香港的货物等价。就是不等价，也别相差太多，更别一辆国产自行车在大陆卖100多元人民币，而到香港才卖28元人民币，否则就说不过去了。
另外，要允许自由贸易，不要一过去就是叛国，更不要从香港带一桶食用花生油都要没收，带一袋泰国大米也要没收。如果不采取这种办法，宝安县再次发生大逃亡就不可能得到扼制和从根本上解决。
这种观点在现在恐怕是老生常谈了，但在当时，这确实是石破天惊的大胆设想。连云山想到这儿，还没敢说出口，自己先吓得心砰砰乱跳。这，这不是歌颂香港的资本主义了么?崇洋媚外，诬蔑社会主义等等等等，任何一顶帽子都可以很合适地扣在脑袋上。
在连云山离开深圳之前，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把在家的几位常委找到一块，又征求连云山的意见。这一个多月，连云山跟农民一般，早出晚归，香港、深圳两边跑，两边的天壤之别全被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能通天啊，他是会向中央反映的。宝安县这几位左右为难的领导，害怕连云山向中央告他们的状，就没完没了地检查，对不起祖国说对不起人民，开口闭口失职。
连云山接触到的宝安县和一些公社的干部，全都愁眉不展。连云山的思考并没有成熟，本来他是不想说的，但他最后还是给了当地官员一个底，一个结结实实的底。
连云山说，我千言万语归结一句话，请你们放心，我回到北京后，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我什么都不说。要说的话，我只能说，宝安县大逃亡的责任不能由你们县委承担。你们县里也承担不了，这是政策问题。
连云山这话一出口，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立即流下了眼泪。广东省公安厅的边防处长也哭了，在场的人全都热泪盈眶。
1986年深圳特区蓬蓬勃勃发展的时候，连云山第二次去了深圳。这时，当年的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已经担任了广东省乡镇企业局长，连云山没碰见他。
但碰见了当时的一位县委工作队长，名叫杨克，他担任过深圳市的副市长，已经退休。
他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一下子认出了连云山，马上去和他握手，说我认得你，几十年前就认得你，你在深圳住了一个多月，好多次去九龙都是我安排的。
杨克说，当时李书记和我们基层干部成天提心吊胆，不知道上面会怎么整我们，而那位能通天的记者也不知会怎么告他们。等待结局的时间实在漫长。终于有一天李书记从省委开会回来传达说，你们放心好了，《人民日报》的那位老连记者向中央写了情况反映。
省委领导讲了大意，说老连给我们说了公道话。老连说根本原因在边境政策应当改变。所以根本原因不在于我们省里、县里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省委、县委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勤恳工作的。老连向中央反映说，关键在于应当有一个不同于内地的边境政策。我们是扛不住的，广东省也扛不住，老连给中央的这个反映，给我们扛了一肩膀。
他用生命写出4份内参其实，那时候的连云山也相当矛盾，看到的一切要不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他苦思了很久才下定了决心。
因为如实反映情况风险太大太大。
但是，凭一位记者的良心，他又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写成内参呢?当时新华社内参有好几个层次，有给县团一级的，有给部长、省委一级的，有给中央政治局的。连云山跟《人民日报》领导胡绩伟谈过。
胡绩伟说，你这个情况恐怕是只能给最高层的领导反映，面不能大。
连云山去找了当时新华社的内参组组长夏公然。
《人民日报》的内参系统创办于1953年5月，是中央掌握社会情况的重要渠道。毛泽东曾强调记者写的内参不用送审，不管地方官员是否喜欢，都要如实反映，中央怎样判断，是中央的事。虽然有最高指示，但经过1957年反右运动后，老记们的胆子小多了。连云山是从朝鲜战场上直接调到《人民日报》社的军事记者，一上任就挑起了大梁，担任《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主要写政治、军事评论，他胆子大一点儿。
夏公然也是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干部，离休前他是新华社驻浙江分社的社长。因为他在去内参组之前在军事组，和连云山同事，又一起在小汤山治疗胃溃疡。两人年龄差不多，又都有战争经历，同在一间病房里住了3个月，自然熟上加熟。但是因为谈话内容过于重大，不敢在屋里，怕隔墙有耳。连云山约夏公然去了爆肉馆吃爆肉。在那种阶级斗争十分敏感的情况下，再好的朋友也不敢直通通地说，连云山先拿话慢慢试探他，然后才一步一步地交了底。
夏公然说，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第一次听说，由《人民日报》反映不太好。
连云山说，你说可以反映就反映，不行就当我没说，你也没有听见。
夏公然说，这事不那么简单，风险很大。任何一个领导都可以说你是站在阶级敌人的立场上说话，是为美蒋特务和地富反坏右辩护。这样吧，让我考虑两天。
两天之后，夏公然对连云山说，我考虑好了，可以反映。你写好内参，我送中央政治局，注意棱角不要太厉害。
90年代，已经在杭州离休的夏公然还记得这回事。
连云山连夜写了4篇宝安县大逃亡的见闻，并且详细介绍了香港是世界第一自由贸易区的特点和其免税政策等等，同时，写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写完，连云山又反反复复地思考送不送。他先悄悄地拿给胡绩伟看。
胡绩伟严肃地思考了良久后说，你自己看着办吧。
连云山知道，胡绩伟当然不能公开表示支持和同意，不反对就很不简单了。
他想，即使豁出性命送，也要争取把风险减到最小。他拿着这4篇沉重的稿子去找夏公然。无论如何，老朋友总不能拿大帽子扣我吧。
夏公然一看，很感动，说中央肯定不完全知道。这事万万不能声张，人多嘴杂，一传就要坏，就送中央政治局的10名正式委员，其余一概不送。
夏公然很快编出清样，让连云山过目。
4篇内参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一、香港的富裕情况。
二、大逃亡的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香港的经济吸引力以及人民的高工资的富裕和物价便宜等等，同我们这边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还有大锅饭等等形成鲜明对比。连云山亲眼目睹的边境人民的苦难和贫穷，跟内地一样几年没吃没喝，家无余钱，无余粮，白薯条子什么的都是吃食。他看到留下的都是走不动的老人，谷仓早已见底，锅里的食物是那边黑夜偷偷送来的。
三、连云山建议划一个地带，大致是沙头角、大鹏湾、蛇口、深圳一线，沿香港九龙纵深的100华里，列为特殊区域，给予各种优惠，争取物价与香港大致相等，取消一切购物券，自由买卖。这样可以收回一批人来。
四、如果不这样，会有如何的趋势，理由以及根据。
这4篇内参送上去了。
接下来连云山开始等待倒霉。
连云山对夏公然说，一有风吹草动马上通知他。他对家属说，我要是身遭不测，你要把孩子带好。但是什么人也没说，也没有批示，也没有批判，也没有戴帽子。是凶是吉呢?不挨整恐怕就是吉了。
一直是沉默，没有人对深圳大逃亡说一句话。
直到半年以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省委召开的一次县委书记会议上，提到《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反映的情况是符合实际的，但建议是极其荒谬的。全党要服从中央，你们大家要提高警惕。
连云山往上送内参时就下了决心。他知道他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风险，战争幸存者嘛!至今，他的身上还有好几块弹片呢。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不怕这个，再风险也就那么回事了。
改革开放以后，连云山任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来源：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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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正元

【案例】

四则历史报刊中提到的新闻宣传原则

编辑：徐思凡

【案例】钱江：吴冷西6·16检查给自己扣哪些帽子——文革初打散人民日报编委会

   

   1966年“6·11黑画事件”发生，人民日报社内的情绪非常亢奋，个人崇拜炽盛。6月11日傍晚开大会胡绩伟上台检查的时候，现场逐渐混乱，气氛紧张。   

   

1.众多人等对胡绩伟检查不满，认为避重就轻

         

给“黑画”扣上的罪名是影射领袖。实属滔天罪名。

当时在场的文艺部编辑袁茂余向本文作者回忆说，胡绩伟为这个事件检查的时候，经常被主席台前的插话和会场口号打断，这些插话和口号极具煽动性。几天前的6月7日，报社布置全社职工学习当日人民日报转载的军报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中有这样的表述：“阶级敌人是不打不倒的。被打倒了，它还想爬起来。搞掉了一条黑线，还会有新的黑线。打倒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会有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登台表演。”

这就是说，阶级敌人层出不穷，阶级斗争永远延续，永远鲜血淋淋。

社论结尾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联系到“黑画”影射，袁茂余说，那就是不仅要“讨”，而且要“殊”了。“当时一些人个人崇拜崇拜到了极端迷信的程度。会场上的不少人，一听有人用“黑画”指责毛泽东，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无法接受。”（袁茂余对本文作者的回忆，参见他撰写的回忆文章《6·11反革命事件引发的风波——报社文革回忆之二》，见《人民日报报史资料选编》第26期，人民日报报事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2008年1月18日印刷》）   

         

当天会场中的人们为情绪左右起伏，许多人对胡绩伟的检讨不满意，因为“中央工作组”夺权后的一周内，胡绩伟还在不同的会议场合说“要帮助吴冷西”“要保吴冷西”。这不仅使他本人被划入了吴冷西挂帅的“四大家族”之列，而且排在“第二”（6月1日前，大字报说有“吴（冷西）、陈（浚）、王（泽民）三大家族”），还使得吴冷西看起来似有更多的反对领袖言行。

那天的检查中，胡绩伟往自己头上扣的“帽子”够多够重的了，狂热者犹嫌不足。   

         

2.吴冷西大会检查前先到国际部资料组报到

         

胡绩伟写书面检查的同时，吴冷西也受责令写检查，而且和胡绩伟一样，在全社大会上当众宣读。

吴冷西的长篇检查先于胡绩伟写出来的，写得更长，计15000余字。

听取吴冷西检查的全社大会在1966年6月16日下午举行。

这天上午，吴冷西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到国际部资料组做剪报整理和室内清扫，这大概是“一边工作一边检查”的意思，将他置身于“革命群众的监督”之中。当时国际部资料组有20多名成员。

上班开始工作之前，资料组长向吴冷西宣布三条纪律，一、老老实实交代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二、好好工作，有事离开办公室要请假。三、每天上班前打扫卫生。

过后该部门反映，来到资料组工作的吴冷西“贴报笨手笨脚，动作很慢，质量也不高”，“由于他报社来得少，连食堂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打扫卫生时出了不少洋相”等等。（人民日报文化革命动态第10期，1966年6月22日编印）   

参加革命以来，吴冷西头一次置身于如此冰冷的人际关系中，踏入人生低谷。

         

3.吴冷西检查时语气平稳，十分沉着

         

下午，吴冷西来到会场中央主席台正中就座开始检查，以这样一段话开场：

在过去两个多月中，我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主要是没有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而是个人患得患失，生怕把自己的错误说得过于严重，生怕搞得同彭真一样。

         

在场者回忆，吴冷西的语调依然平静，话说得很清楚。

吴冷西检查分四个部分，（一）对错误的认识过程，（二）错误的性质，（三）错误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这是主要部分，5500字）(四) 思想作风的检查。

检查书开始部分，检讨人表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

（今年）4月中旬到月底，在编写（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和整理材料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自己实际上帮助了彭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但是，我仍然以折中主义而原谅自己。江青同志在谈话中严厉批评了我，要我革命，不要辜负主席的期望。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主席写了一个初步检查。在这个检查中，我主要说了，我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态度，对彭真的反党、反主席阴谋缺乏应有的警惕。这是4月25日的事情。   

  

  检查说明，1966年春天，领袖夫人江青出场与吴冷西有过谈话，而且“严厉批评”了吴冷西。江青以什么身份批评吴冷西？从职务级别来说，她和吴冷西有几个级差。她与吴冷西谈话，可能与毛泽东的态度有关，直接导致吴冷西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初步检查”。

吴冷西在检查中梳理对“错误”的认识过程说：“开始，我对同志们在会议上和大字报中提出的批评和质疑，还是比较冷静考虑的，也愿意进一步检查，并且相信许多问题会得到澄清。

我对中央决定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也是衷心欢迎的。因为在五月下旬，我已深深感到我是已不能领导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工作，拖延下去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曾几次向伯达同志和康生同志提出，要求文化革命小组直接把人民日报抓起来。所以我认为中央的决定是很英明的。

后来，我自己认为大字报过于尖锐，产生了委屈的情绪。这是由于自己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的思想作怪。”

              

吴冷西谈到了“黑画事件”，其实此事与他毫无关联，他还是说：

6月11日报纸出现了反革命的画，工作组和同志们以及许多读者的严厉批评，对我的委屈、埋怨情绪是沉重的一击，使我惊醒过来，沉痛地感到我长期的错误对报纸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罪恶深重。

吴冷西在检查中叙述了和彭真之间的关系，主要是：1965年12月底以前完全接受彭真的指导思想，认为批判《海瑞罢官》是学术讨论，而不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此批判看作是造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不是“兴无灭资”的革命。因此没有积极组织批判，在1966年1月至3月里执行了包庇吴晗的方针，使自己“跌到了彭真黑帮的边缘”。

         

3.吴冷西谈革命生涯中的主要错误

         

吴冷西以很长篇幅回顾自己犯错误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认为自己革命生涯中犯的主要错误是：

1945年，宣扬了原子弹对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影响，当时即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

1947年，错误宣传了土改中的“左”的做法。

建国之初,曾无条件照搬塔斯社的做法。   

1958年“大跃进”中，有鼓吹瞎指挥和浮夸风的错误。

1959年庐山会议上，曾同意彭德怀上书反浮夸风的一些观点。

1962年对“包产到户”感兴趣，对恢复经济缺乏信心，此后在《人民日报》上开辟“长短录”专栏，成了邓拓等“三家村“的“分店”。

吴冷西说，以上这些都是右倾错误。其实这一条中有错，他说到的“土改”错误属于“左倾”。

挖思想根源，吴冷西认为自己出身富裕家庭，后来在延安抗大入党，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入党”。

吴冷西的检查说一半即被打断。

    （未完待续）   

1966年6月16日下午，吴冷西检查时大会现场越来越亢奋，他平稳的声音不时被责问声、有时是口号打断。但是吴冷西的情绪始终稳定，说话语调稳定。   

吴冷西回顾自己在1962年思想倾向说：

1962年春夏，我对当时的经济困难估计得过于严重，忧心忡忡。我当时接受了这样的错误的看法：农业五年恢复不了，工业在农业恢复后才能发展，财政赤字空前严重。当时一些地方刮"包产到户"、"单干风"，我认为恢复农业是当务之急，单干固然不好，但对集体所有制能保持多少有些悲观，因此对传说中"包产到户"能增产感到兴趣，认为这种经营管理办法既不是单干（当时不了解这实际上是变相的单干），又能刺激农民积极性，容易使农业恢复。所以就派记者去各地调查，想了解"包产到户"的利弊。但当时主观上认为利多弊少，故对安徽公社的调查不满。平头岗的调查，开始出了十几个题目，想弄清楚有什么人赞成"包产到户","包产到户"能否保持集体经济，不实行"包产到户"能否赶快恢复农业生产等等。这说明我在困难面前发生政治动摇，对集体经济信心不足。        

从吴冷西的这个表述看，1962年，他对中国农村各地普遍发出的“包产到户”的呼声，是倾向于支持的，至少是同情的，认为“利多弊少”。就这个认识来说，比1978年底安徽小岗村农民“按红手印”秘密实行“包产到户”早出了16年。可是在“文革”掀起之时，有这样的想法，是被批判为“罪孽”的，认为是发生了“政治动摇”。   

检查中，吴冷西着重谈自己与彭真的关系和认识，他说：

过去我对彭真有好印象，觉得他平易近人，能听取下面同志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假象，其实是他肚子里没有东西，不能吸收别人的意见。

过去我感到彭真器重我，自己也感到沾沾自喜。现在看来，这是想拉拢我，要我为他效劳。1961年他要我跟他一起去东北，到处介绍我是"秀才"。1962年到1963年接触较少。1964年到1965年，他经常找我和钓鱼台的同志一道去帮他修改给中央起草的文件和讲话（如欢迎外宾的群众大会讲话、"十一"讲话），有时也讨论讲话提纲（如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我参加四清期间，他主持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四清问题，有两次找我参加。1965年，他答应把红霞公寓的一部分给人民日报。

…………

我这次犯错误，主要是我在思想上同他有许多共同点，既不是怕他罢官，也没有想过靠他升官。我这个人很高傲自大，我认为彭真罢不了我的官，我的工作是主席和常委决定的，不用说罢我的官办不到，就是平时他要分配我做一些稍为需要一定时间的工作也很困难，事实也是这样。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这次犯了错误，由于对彭真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错误缺乏应有的警惕，我跌到了彭真黑帮的边沿。如果不是中央及时地揭发了彭真的错误，我可能完全陷进去，犯更大的错误。”

吴冷西在检查中确实着重谈“思想认识”问题，包括对历史问题的回顾。

但是现场听众和主持者不答应。

主持人唐平铸打断吴冷西的话，要求他“谈实质问题，交代如何同反党阴谋家一起篡党篡军活动”。

吴冷西当场否认，离开讲稿说：“我没有参加篡党篡军活动。”他甚至进一步说：“你们这样提问题我就没法回答了。”

会场上出现了“面对面的斗争”。“革命群众”站出来责令吴冷西交代怎样与彭真“勾结”。有人责问，既然对彭真有“察觉”，为什么不向主席和中央汇报？

吴冷西回答：“当时只认为这只是彭真的思想作风问题。”

他拒绝承认与彭真的交往有个人目的，说：“我虽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还不至于那样卑鄙，那样没有骨头，打算靠彭真升官。”   

有人指责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吴冷西更不承认，坚持认为自己“不是反毛主席”。

对于夺权而来的“中央工作组”，吴冷西肯定地说：“我的确欢迎工作组来。”（见1966年6月17日人民日报文化革命小组编辑《大字报选第22》）

场下听众不断有人喊口号打断吴冷西。吴冷西表现冷静，会场反倒似有失控苗头。主持人唐平铸见状宣布：吴冷西“态度不好”，中断他的会场检讨，当场宣布说：“将全文印刷，供大家研究批判。”

他随即宣布了一项最重要大事，毛主席和党中央批示：“可以让吴冷西停职反省，第二步再作撤职和安排其他工作的处理。”

此言一出，全场口号、掌声雷动。

当时在场的一位年轻编辑叫许林，从学校毕业不久到人民日报工作，也是会场口号的呼喊者，一心想扫除吴冷西这个不尊重领袖的“大人物”。2007年，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下这样一段话：

（陈伯达）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许多重要文件参加过起草。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第一篇媒体社论——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主要是他起草的。他助纣（指“文化革命”）为虐，不但给全国制造了混乱，而且给人民日报社制造了混乱——他是1966年5月31日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夺了时任总编辑的吴冷西的权。         

那时，我们的思想太单纯了，从来没有想过“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从来没有怀疑过陈伯达带领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是错误的。反而认定陈伯达是“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跟着陈伯达就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

陈伯达说吴冷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了得——“谁反党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愚民——贴吴冷西的大字报，参加对吴冷西的批斗，喊出“打倒吴冷西”的口号，是顺理（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之理）成章（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章）的事——年轻的我们被人当枪使了！         
    “文化革命”的历史教训，我将记一辈子。

    吴冷西作检查的大会结束当晚，即有“革命群众”贴出200多张大字报，对吴冷西的检查严加批判，大字报主题多为“坚决彻底打垮吴冷西的疯狂反扑”云云。   

吴冷西面对的大批判大批斗就此开始了。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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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正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