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纪念王中教授诞辰110周年｜追忆我的导师王中：窥龙看蟹破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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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原名单勣，笔名张德功，山东高密人，曾在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读书，抗战爆发后加入中共东北军工委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新闻学院教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和复旦大学分校（现上海大学文学院）校长等职。

今年是著名新闻学家和新闻教育家、民盟市委原副主委、复旦大学新闻系原系主任王中诞辰110周年。王中教授曾于1952年3月至1957年9月、1979年5月至1983年5月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李良荣教授曾师从王中教授，切问新闻之“真”。

以下是来自李良荣老师的回忆文章。

窥龙看蟹破玄机——追忆我的导师王中

文 | 李良荣

2023年12月1日，李泓冰通过微信，发来王中老师的一首诗：

革海浮沉半世纪，窥龙看蟹破玄机。

荣辱毁誉由人道，悉心且看这局棋。

她问：“请教王中老师这首诗，是何时所写？”

这让我的思绪一下子重回四十五年前，当年的场景一幕幕重现眼前——隆冬的深夜，我们师徒俩围着火炉，抽烟喝茶，在烟雾中纵论古今，畅谈世事，时而激愤，时而叹息，还时不时放声大笑。王中老师的睿智、深邃、幽默，就像一股清泉，源源涌出，在很多方面给我一种颠覆式的认知，给我无穷启迪。夏日，师徒俩则穿着短裤，赤膊上阵，整理文稿，反复推敲，常常为一两个提法而煞费苦心。

王中老师在上课中

“我一本初衷”，完成五四未竟事业

我最初看到这首诗，是在1980年初，他抄录在一本笔记本上给我看。我联想到鲁迅的诗，就半开玩笑地说，“王老师，你这是自题小像。”

“就算是吧。”王中老师笑眯眯地回答我。

我拿起他的笔记本，前后翻翻，因为没有日期，就问：“什么时候写的啊？”

“几年前了。”他含糊回答。

直到2004年12月，《王中文集》正式出版，我才找到确切时间。王中在1984年5月18日《致大众日报华新同学的信》中说明：“1975年，我在东北军的老战友的女儿给我一首诗，为我的际遇鸣不平。我回她一首。”

人们常说，诗言志。诗面上写什么，大家解释大同小异，但诗中隐含了什么“志”，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各个时期有各个解读。王中的人生是通透的，他诗里的“志”不必猜，在信中，他坦陈他的志向和追求：“我一生无志做官，然而革海的风浪远比宦海凶险。每次‘运动’要运动出多少尸体。但是，我像海洋生物学家那样，浮上来看浅滩螃蚧（蟹），沉下去看海洋的蛟龙，这样才能把人们的奥秘看破。至于别人怎么说我，就随它去吧！我还是一本初衷，完成‘五四’运动未尽的事业，在此后的10年，更清楚地感觉到，中国是如何地需要科学和民主。近几年来，如果说我做了什么，只有这么一点可以告慰同学的。”

王中老师在上课中

“我一生无志做官”，这似乎是官场流行的套话，听听，一笑置之。但王中说的是真话。他1956年接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但只是兼任，当时还担任复旦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教务长、政治理论教学委员会主任。这样一位“年轻”的老革命，又拥有大学学历，一路做官上去，仕途该是一片光明。但他一到新闻系，就把兼任当主业，全身心投入，放弃其他工作。按现在编制，他从副局级自降到正处级。

“我一本初衷”，这个初衷，就是把新闻学这门学科变成一门科学，进而影响中国新闻事业，影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从1956年进入新闻系直到1994年过世，38年间，无论是精力旺盛的中青年还是躺在病床上的垂暮之身，无论是他意气风发的高光时刻，还是身陷囹圄、面临死亡的至暗时刻，他都矢志不渝。纵使数次被打翻在地，也没有打断他的研究、他的追求，始终不低头、不检查。如果王中心目中有什么偶像，那就是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为坚持真理而不怕死的英雄。

“要卧薪尝胆”，奠定了新闻学复旦学派的底色

王中老师在新闻学学科体系中所做的贡献，已有许多文章阐述过。在1957年7月一次批斗王中右派言论时，王中“老实交代”过他的目标：“要卧薪尝胆10年，搞出一个道理来。”在自己领导下搞成一个“学派”。

王中所说的搞出一个“道理”，就是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学专业话语体系。结果，王中卧薪尝胆不止10年，而是整整38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王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第一，奠定了新闻学专业话语体系中基本概论和基本观点。

1956年，王中老师草拟了《新闻学原理》大纲，共18章，仅一千余字，却涵盖了新闻学学术话语的各个方面，勾勒出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全景图。在大纲中提出的“报纸两重性”“社会需要论、读者需要论”，是当时新闻学重大理论突破，在学界、业界产生振聋发聩的启迪及影响。在被打成“右派”时期，王中对“竖三民”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全新视角。在平反复出以后，接连写出的《论新闻》《论传播工具》《论新闻事业阶级性》《新闻学的第二课题》，阐述并奠定了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例如新闻定义、新闻价值、宣传定义、传播意义、新闻与宣传关系、媒体与受众（读者）关系、新闻活动与社会生活关系，等等。在王中老师直接指导下，我在1985年编著出版国内第一本《新闻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以后陆续出版了3个版本的《新闻学概论》，到2023年出第八版，发行量达到百万余册，覆盖全国80%左右的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虽然该书追随新闻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进展，不断修订，不断更新，但该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依旧是王中老师奠定的。

第二，奠定了新闻学复旦学派的底色。

建立新闻学的复旦学派，是王中老师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经过近70年的努力，学界认可“新闻学复旦学派”已成共识。

新闻学复旦学派的形成，当然不仅是王中一己之力，而是以王中为代表的一个团队；也不是王中这一代人，而是以王中为起始的一代一代复旦新闻人的传承，志趣相投，学脉相连，道统不绝。王中的独特贡献，在于奠定了复旦学派的底色。

新闻学复旦学派的底色就是：开放包容，求新求变。

开放包容的内涵，具体体现在王中创办《新闻大学》期刊的追求上。1979年王中老师重任新闻系主任，就着手筹划一本公开发行的新闻学期刊。此前，新闻系出了一本内部的油印刊物《新闻学研究》，交流到各大学和各媒体，已具一定影响力。在新闻系内部讨论正式出版期刊的刊名时，不少老师建议就沿用《新闻学研究》，王中却一锤定音：用《新闻大学》作刊名。当时，王中老师让我在讨论会上做记录，我没敢发言，却很疑惑，觉得《新闻大学》不像是学术期刊的名称。会后，陪王中老师回家。走到校门口，实在憋不住，问他为什么要用《新闻大学》？王中老师停下脚步，用手中拐杖指着复旦大学校牌回答我：“大学就是各门学科知识的汇集之地。新闻大学，就是把各学科的知识汇总起来开展新闻学研究，把中外新闻学理论、观点都展示出来，把各种不同观点都表达出来。围在一个小圈圈里搞新闻学研究，那一定搞不出什么来。”

这是王中对《新闻大学》办刊定的基调，也是对复旦学派定的一个底色。

站在学术研究、实践探索最前沿，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提出新观点、新方法，敢为天下先，复旦学派求新求变，是由王中老师率先垂范的。这一点，已有许多文章提及，本文不再赘述。

光风霁月，“荣辱毁誉由人道”

我师从王中老师3年（1979年9月-1982年7月），每星期总有一两次在他房间里长谈。毕业后留校，保持一星期去一次，师徒俩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但有两个话题，王中闭口不谈。

王中老师与77级学生在交谈

一不谈他的革命史。“革海浮沉半世纪”，这半世纪的经历，王中基本不谈，更不谈他的老领导、老战友。记得1980年初，我去王中老师家，看到一位与王中年龄相仿的人正和他谈笑风生。王中老师见我进来，就介绍：这是陈其五同志。噢，我知道，陈其五前天才正式任命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正在喝酒，一瓶洋河大曲，一只小酒杯，但桌上什么菜也没有，只有一只皮蛋。陈其五右手一口酒，左手啃一口皮蛋，连双筷子也不用。我一看，也太寒酸了，立马说：“我去买点熟菜来。”陈其五却一把拉住我：“小伙子，山东人规矩，菜价不能超过酒价，你不能坏了规矩。”有此一说，我只好作罢。事后问王中，他只有一句话：“老同事。”

另一次是1980年秋，王中老师去兰州参加新闻工作座谈会。时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的肖华特地来看王中。肖华开玩笑：“王中同志，好久不见。”然后敲敲自己脑袋说：“我该叫你王中教授。”王中老师见到肖华，立马迈上去，双腿一并说：“首长有什么指示？”两人哈哈大笑。看上去极其熟稔。事后问王中，王中老师还是淡淡一句：“老领导。”

革海浮沉半世纪，王中老师到底有过多少老领导、老战友、老同事，我确实知之很少。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谷牧都曾是王中的直接领导，但王中老师生前从未提及。

二不谈个人恩怨。自从王中老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整整20年，不知挨过多少次批斗甚至挨打，参加对他口诛笔伐的不知多少人。如此屈辱，对每个人都是刻骨铭心的。但在我面前，王中老师从不谈及这些人这些事。李龙牧老师当年曾在报纸上发文批判过王中，王中被撤职，李老师接替王中长期主持新闻系工作，主持过多次批判会。王中复出，李龙牧老师照样在新闻系当老师，教授中国新闻史。李龙牧的儿子李新是新闻系77届本科生，常去王中老师家，后来和王中老师女儿王进军谈恋爱，毕业后不久就结了婚。“冤家”成亲家，王中老师坦然认下这门亲。

近来，有几篇论文谈及当年的一段纠葛，涉及到王中老师以及我很尊敬的甘惜分老师，我且说上几句我了解的事实，可以看出王中老师的光风霁月。

刘鹏先生在《为何是王甘——王中、甘惜分新闻思想及“甘王之争”的产生原因及时代背景》一文中陈述：1980年在兰州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甘惜分 “见到王中，诚恳地说，‘我们之间的新闻观点，是可以争论一辈子的，但是1957年我对你无限上纲，现在向你当面道歉。’也有回忆称，甘惜分是亲自到王中的房间诚恳道歉，但王中始终不做声。”

文中“也有回忆称”，这里“也有”就是我。刘鹏先生在电话里向我了解当年场景，我如实告知，因为我在现场。

复旦大学新闻系一九八二届毕业合影留念

甘惜分已仙逝多年，如果在天有灵，我想真诚地告慰：王中老师尽管在甘惜分老师向他道歉时没有明确表达，但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对甘惜分老师发过怨言，从来没有把甘惜分老师当对手，更不会是敌手。

说到学术上分歧， 有人认为，“王中竭力想使新闻与政治分离”，更有人嘲笑，“王中在学术群体中显出一种‘政治无知者’的天真。”我衷心希望，那些“政治有知者们”读读王中老师的《论新闻事业阶级性》（1982年）、《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1980年）、《新闻学研究的三个问题》（1985年），他是如此清晰地论述了科学和政治关系，并把这些问题归为“科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常识。”

其实，我倒是希望，中国有一批批年轻学者像王中那样，在科学道路上，不计个人得失，不畏艰难，勇于攀登科学高峰。

后记

王中老师生于1914年，1994年谢世。2004年，为纪念王中老师冥诞90周年和仙逝10周年，出版了《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我应约写了一文《我的学术领路人——长忆我的恩师王中》。

20年匆匆而过，2024年是王中老师冥诞110周年、仙逝30周年，我极其怀念和王中老师相处的日子。王中老师是我学术领路人，更是我的人生导师，他的“一本初衷”，对既定目标矢志不渝的坚持、追求，永远在激励着我。

难忘师恩，难忘教诲。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王中老师。

资料来源：

[1] 赵凯主编《王中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353-354页。

[2]《解放日报》1957年7月29日：上海新闻界再次揭发右派理论家。

[3]《国际新闻界》，2019.04

[4] 甘惜分，《满怀凄恻祭王中》，《新闻记者》，1995.02

[5] 向芬：《新闻学研究的“政治”主场、退隐与回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NO.1

来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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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思凡

【案例】

秋乡//三十年前“6.6空难”新闻背后的挣扎与努力

30年前。1994年6月6日上午。
西北航空一架苏制图-154M型飞机从西安机场呼啸而起，飞往广州白云山机场。9分钟后，飞机在长安县鸣犊镇上空解体坠毁，机上搭载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共160人无一生还。
这是中国航空史上最惨烈的空难之一。

空难发生的当天，我值早班。那时的晚报都是当天中午1~2点上市。所以各家报纸比拼的都是当地上午12点以前的重大新闻。
大约是9点半左右，新闻部主任刘东明跑步进了编辑部，手里挥着一篇稿件大喊：“重大新闻、重大新闻，一架名航客机在长安县鸣犊镇上空坠毁。”
天哪，飞机坠毁、空难，这些传说中的大事件在我们身边发生了。那是怎样的悲伤惨烈、又是怎样的恐怖惊悚？

我问消息的来源，东明说是市公安局和民航的通讯员分头打电话告知的。
消息总共也就三四百字，发出来也就是常说的一块“豆腐干。”但新闻就是这样，字越少，信息量越大。
东明已经安排了文字记者陈伟、胡波和摄影记者赵康赶往现场。我赶紧安排在一版撤换稿件。
东明说：“《西安晚报》大概率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我们可能是独家。”
我说：“这种事情，独家不见得就好，没有底气，没有策应，出了事情独自承担。”
东明说：“你现在简直就是一只惊弓之鸟。这种事情人有办法吗？这也是百年难遇的~呸呸呸~的重大新闻。”
是呀，谁会盼望飞机失事呢？但是它千真万确的就是发生了。

时间一点一点走过去，10点，平安划过；11点，平安划过。快到12点了，我在最后的样子上签下了“付印”两个字，长长吐出一口气：“OK。一切顺利。”
看来这个重大的、独家的新闻发定了。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声猛然想起来，那么刺耳，那么响亮。
我大脑”嗡~”的一声。意外一点都不意外地来了，响亮地、不留情面地、恰到好处地来了。
大家都看着电话，没有人去接。就像面对一个烦人的孩子，让它叫去吧。电话终于停下来，大家长出一口气，但是立刻又一次、再一次响起来，不屈不挠。

值班主任蔡百鸣最终还是拿起了电话。他喂了两声，把电话递给我。话筒里是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有关空难的消息，一律不许发”。

“那什么时候可以发？”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那边已经挂机。

整个办公室都安静下来。东明一把把稿子摔在桌子上：“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我看了他一眼说：“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好好活着。”
东明又一拍桌子：“没有舆论监督谁，没有娱乐八卦谁，就是一场灾难，怎么了、怎么了？不发稿它就没有发生吗？”
谁也不知道怎么了？现实环境就是这样的。发什么或许需要原因，不发什么却不需要任何原因。
所有的编辑记者们大眼瞪小眼，一副不甘心的模样。七嘴八舌地喊着：“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怎么坚持？”我问了一声。
大家也都明白，一旦出问题，担责的就是我。
有人说：“就说报纸付印了，来不及撤稿”；有人说：“就说你突然晕倒了，送医院去了，不知道此事”。
东明说：“为了新闻，要有一点牺牲精神！”
我一下就有点炸毛：“把我牺牲了就像放个屁。报纸呢？报纸被牺牲了谁来承担责任？”
大家不吭声了。但是没有人离开办公室，都憋着一股气等待最后的结果。

我也不想放弃，再垂死挣扎一下总比直接死了好点。就将电话打过去，小心翼翼地说：“报纸已经付印了，稿子来不及撤了”。
电话那头只说了四个字：“停机。撤稿。”就像扔过来四块砖头。
放下电话，我无奈地摊摊手告诉蔡百鸣：“撤稿”。
东明气得抓起稿子夹进自己的公文包，连吼带叫：“发吧发吧，发你的形势喜人、效益大增、全面增长吧，简直没救了。”

《三秦都市报》关于6.6空难的消息就这样撤稿了。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海内外媒体，铺天盖地发了“空难”的消息。

我还是不甘心，想着怎样挣扎和周旋，才能让读者得到一些更多的来自现场的真相和报道。要知道，我们的记者可是全国第一家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媒体记者。他们手里有大量的现场采访和照片。这是新闻最珍贵的东西，全国独一无二。
首发完美错过，那么在后续报道上可不可以做点文章？比如，文字用新华社的通稿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是，可不可以配发我们的照片？

摄影记者赵康拿着自己在现场拍的照片前后跟着我叨叨：“你知道现场有多惨烈吗？你知道那些消防官兵和武警当时是怎么搜寻遇难者尸体的吗？你知道有人被吓晕过去了吗？”
我说：“我不知道，通通不知道。我只知道：不能发稿。”
赵康还是跟着我，不依不饶：“这么真实的现场照片不发，对不起读者”。
是啊，大灾难面前，给读者一个真相、给遇难者一种悲怀、给历史一种记录是新闻人的职责所在啊。

我终于坐不住了，一咬牙一跺脚：“发。豁出去了。中央电视台都发新闻了，还有那么长的现场画面，发几张照片，能把我咋了？”

刚把照片挑选好，一把手宋桂嘉走进来了。他有金刚菩萨一样的相貌，威严中透着慈祥。我把自己挑选出来的照片递过去，小声问道：“发还是不发？”

宋总背着手在办公室走来走去。每一个领导在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都会这样走来走去，好像自己的脚就是历史的笔尖，正在地上写着什么。或者自己的脚步就是一粒粒种子，能扎进脚下的土地，长出什么。
大家一言不发，万分紧张的盯着宋总。良久，宋总猛然停下步子转过身说：“发！但一要保证画面在央视上出现过，二要保证画面上绝对没有尸体”。

我浑身一轻，好像卸下了什么东西。它们还存在着，只是转移到了宋总的身上。这需要一种胸怀和品质。
当时我们是动了心思的。上边对文字做了各种规定和要求，却遗漏了照片。这是我们唯一可以钻的空子。所以，我和值班主任们一起选了四张照片，尺寸很大。几乎占去三分之二个版。
最后样子出来后，宋总又来了。指着一张照片上模糊的背景说：“有尸体，立刻换掉。”
我装模做样的看看：“有吗？看不清楚。再说，时间恐怕来不及。”
宋总说：“让你换你就换。”
我不再多说一句话，跑步下去换了照片。

时间来到6月10日，距离空难发生已经4天。外报消息、通讯、照片等已经发的满天飞，而空难源地陕西的媒体除《三秦都市报》发了一组照片外，再没有任何关于空难的报道。

那几天的日子真是难熬啊。社会上谣言满天飞，市民能把热线电话打爆，询问空难具体情况，大骂“记者都是白吃饭的”。
新闻的沉默让读者费解，也让记者们牢骚满腹、怨气冲天。因为空难现场，几个记者在细雨烂泥和呛人的血腥中整整工作一天，掌握着大量、全面的情况，可是，什么都不能写。
我苦口婆心地劝解大家，但如骨哽喉的感觉让人绝望而痛彻心扉。

最终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跑到宋总办公室说：“我想给刘部长打电话，陈述记者的职责和看法”。
任何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总是顾虑前边有重重险阻，可能啥也做不成，想到了困难还是不放弃，努力再去争取一下，说不定就会柳暗花明。
宋总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他很郑重想了想，将自己的大脑袋点了点，嘱咐我说：“说话要有分寸，不要适得其反”。

回到办公室，我有一次用豁出去的姿态拨通了刘文义副部长的电话，刚说出自己的名字，刘部长劈头盖脸就斥责：“谁让你们发照片了？不出问题则罢，出了问题咱再说”。

再说的事情就等着再说吧。此刻的事情却是非说不可。我又喊了一声刘部长。部长问我：“有什么事？”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平息自己狂跳的心，因为这毕竟是直接的、赤裸裸的在“犯上作乱”了。
我恳切的说：“刘部长，我想跟您说一点关于空难报道的想法，不代表三秦，仅代表我个人”。
刘部长也平静下来说：“你讲吧”。

我又做了一次深呼吸，然后一口气说下去：“刘部长，陕西是空难的发生地，理应准确及时的将消息发往全国各地，以正视听。但是现在，全国各地发了各种各样的报道，陕西一直在沉默，成了一个新闻盲点和空白，陕西人民会问：陕西的记者和新闻官员干什么去了？面对这么大的人命关天的新闻事件无动于衷，是不是一种失职？此其一。”
刘部长在电话那边“嗯？”了一声，想插话，我赶紧抢在他前边说：“第二、第二，我们理解不让发稿是考虑事关重大，害怕影响社会稳定，但是现在谣言满天飞，说可能有炸弹、说失事地的农民捡钱。如果放任这些谣言蔓延发展，真的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现在的选择应该是尽快加大报道力度，让新闻、让事实、让真相站出来说话，谣言不攻自破，民心安稳，社会才稳定”。

我一口气说完心中压抑了许久的话，就象火山喷完了炙热的岩浆，呼呼喘着粗气，等着刘部长骂我或者批评我。
但是，刘部长沉吟了一会说：“情况我们也知道，你说的也不无道理，我又没说连正面报道也不许发。”
我连忙说：“谢谢部长、谢谢部长，我明白了”。几乎是下意识地反应，我“啪”地果断挂机，将刘部长的“但是”两个字挂断在电流那边。
因为我不能让他说下去。他说了一句，就有可能说两句三句四五句，说着说着就有了责任和压力。而且他说出的是“但是”，这个词在汉语里有扭转乾坤的力量。任何好事情，只要但是一下，就有可能突然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就让这次通话停止在这里，是最完美的。

但我还是电话机前静默地等了一会。如果刘部长觉得我做的不妥当，他一定会再打过来。谢天谢地，他没有打过来。

我知道，挂机挂对了，给自己和领导都留下了周旋的余地。

叫来东明、陈伟和胡波，我们一起讨论了稿子怎么写，写多长。坐在办公室等待，心里说不清楚是兴奋还是担忧，反正就是五味杂陈。新闻真不是人干的活。

年轻的记者陈伟和胡波都是我们报社的才子，两人分工合作，一夜未眠，洋洋洒洒出手一篇五千多字的长篇通讯。第二天，我们在倒头条位置刊发了全文：《一场特殊的战斗》。
报纸上市后，零售空前好，各报刊厅都打电话要求增加份数。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大家心里得到一点慰藉。

我却想去当面给刘部长鞠一躬。
这场新闻战役，我们输给了全国，却赢在了陕西。如果没有刘部长的包容和大度，我们也只能在读者的骂声中厄腕叹息。

空难的直接原因是维修人员插错了两个插口。

我们报社的最终结果，是我用长长的一篇检讨，对这件事情画了一个句号。因为据说同城的兄弟媒体都在告状：一样的媒体为什么不能同样的对待？凭什么对三秦网开一面，新闻面前不平等。
刘部长总是息事宁人地告诉他们说：“三秦的检讨都送上来了，你们还说什么？你们也想写检讨吗？”
想发新闻的很多，但是，愿意写检讨而且总是在写检讨的人，还有谁呢？
有时候自己也常常想，何必呢，一次次都这样？
但是不这样，对得起新闻和新闻人这个职业吗？

来源：秋之乡思（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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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诗扬

【案例】

法制晚报20周年纪念视频：那些年，这些人，你还记得他吗？

今天518，是法制晚报诞生20周年的日子。

时间很快，留给法晚人的美好记忆也很多。每位法晚人身上，都有它的烙印。

根据“法晚缘-纸散人聚”微信群里大家提供的图片等素材，“转型Media人”制作了法制晚报20周年纪念视频。祝每一位法晚人，每一位老同事，都越来越好！

法晚虽然告一段落，但法晚人还在。纸散人聚，也值得常聚。

来源：转型Media人（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KOfReNlLQ7eabWz07_Tg

编辑：王晨雅

【案例】

这不是最后的斗争:一个中国调查记者的河南往事（续）

上期回顾:

*@一个当代的媒体人，如果没有到过河南，那他一定不是深度调查记者。

*@“好的环境”，是那一代新闻人共同不懈努力和追求“创造”出来的局面。

上期《欧亚忏悔录②:一个中国调查记者的河南往事》说到，我们2001年5月底来到洛阳，结果并未开庭。

开庭是两个多月以后。

2001年8月，我们再次来到洛阳，住在九州宾馆。洛阳市委宣传部在一楼109专门开了个房间，负责为各地登记、接洽、提供相关对口服务。

洛阳首先给全国记者安排了一场活动，大意是:考察（东都商厦大火）灾后洛阳各项建设发展情况。其中包括参观洛阳龙门石窟。

我们感受到了洛阳市对东都大火案审判的重视程度，并提到了“灾后建设”的高度。

毕竟，“洛阳大火案，今日没开庭:市长率团出访俄罗斯奥地利”的报道，还是有些余波。

这次到洛阳的至少有一百多家新闻单位，二百多名记者——也许还不止。

而对各家媒体最大的考验，是能不能得到一张旁听证，进入法庭。

不能参加旁听，等于没来洛阳。

大家都在九州宾馆焦急地等待着旁听证分发的消息。

这时我和南方周末的李玉霄得到情报说，甚至已有媒体记者作了最坏打算:

在实在得不到发放的旁听证时，就准备私下交易买旁听证——

为了采访，买旁听证是有前例的——当年的春天，也就是2001年4月，重庆和常德两地同时分别开庭，审判张君团伙特大运纱车抢劫杀人案。

在持续多日的连续庭审中，出现了个别人员卖旁听证的丑闻。

有媒体拟在洛阳如法炮制，实在不行就花钱变相购买旁听证。

大约晚上八九点钟，洛阳市方面传出消息说:大约只有20个旁听证供全国各地记者。

相关方面非常理解各家媒体，诚恳向记者们征求意见说:人多票少，这20个旁听票看是按签到的先来后到的顺序，还是抓阄？

但不论怎样，最重要的可能是大部分新闻单位不能进入庭审现场。

而相关部门也把球踢给了记者们:我们提供了旁听证，不是我们不支持，是你们来的人太多。

大家莫衷一是。

我和李玉霄商量，俩人决定一唱一和，把踢给记者的球，再给踢回去。

我们找到住九州饭店的洛阳市委宣传部一负责人说，有个重大情况必须及时向洛阳领导报告反映:

由于旁听证数量太少，有记者已经在计划花钱从家属手中购买旁听证。这消息一旦传出去，必将令洛阳市的形象受损，无异于雪上加霜。

我和李玉霄帮他们分析说:

重庆常德审判张君案，就曾爆出私下购买旁听证的丑闻。

但重庆与洛阳严重不同！

张君是流窜湖北湖南和重庆杀人抢劫，那是重大刑事案，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大刑案”。

重庆警方抓获首犯张君，那是有功的，即便私下有个别人买旁听证，绝不影响政府并司法形象。

这种私下买卖旁听证，只是个人的行为，与相关部门无关。

但洛阳大火案的审判情形则不同。

人员伤亡巨大，又属重大责任事故，那么这样一起全国人民关注的事件，记者采访还要买旁听证，如果任其发生并传向社会，洛阳百姓怎么看，社会又怎么看？

这是洛阳市政府不可承受之重！

应该说，洛阳市很欣慰——在我和李玉霄反复说明利害过程中，那位面对我们的洛阳市委宣传部的同志，神情严竣，非常认真地听着。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清醒的市委宣传部的负责人。

我们相信他已经意识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

我们相信在我和李玉霄离开后，他当即向更高一层级领导做了汇报。

事实的发展情况是，当夜十二点前后，洛阳市组织了大约一百五十张洛阳中院和涧西区法院的旁听证，这基本满足保证了赴洛阳新闻媒体每家有一张旁听证的需求。

以下，2001年4月，张君审判案的庭审中有关旁听证的情况。

欧亚兄怎么“被冒充”了一回广州羊城晚报主办的新快报的“特派记者”？！

有诗为证:↓↓↓

文:张欧亚

编辑:胡文江

来源：欧亚地理札志（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l4NyA6ggUOV-ivhi2GoeQ

编辑：王晨雅

【案例】

编辑：王晨雅

【案例】

编辑：李梦瑶

学刊·月览 | 涂凌波、张天放：延安时期中共与外国记者交往活动的阶段、机制与观念研究

涂凌波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天放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硕士生

正文

Article

一、问题缘起

延安时期（或称“延安十三年”）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共党史、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等领域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议题。在新闻史上，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外国记者在这一时期来到延安，打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报道延安的真实情况，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介绍给国内外受众，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

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界日益关注延安时期中共的对外（国际）宣传活动，对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也有过一定的分析，如：分析延安时期外国记者访问延安的原因和过程；考证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后文简称“中外记者团”）的史料，指出这场采访活动将中共的抗日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系在一起，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一次对外宣传战；考证了来访延安的外国记者，发现至少有95位美国人到访延安或在延安工作，其中有27位记者。相关研究初步揭示，中共对外国记者访问延安的工作开展是有序而充分的，中共广泛邀请外国记者到访延安、创造自由采访环境、提供新闻素材，积极与外国记者合作，毛泽东等领导人还直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这些工作有效地设置了报道议程和话语策略，加强了中共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外国记者有关延安的报道和著作将中共塑造为“民主”、“进步”、“文明”的全新“红色中国”形象。

不过，现有的研究大多聚焦在知名外国记者身上，主要分析记者的报道内容、文本等方面，尚缺乏系统分析延安时期中共与外国记者交往活动的深层动因、发展状况、基本特征以及交往观念。实际上，从中共早期开展对外（国际）传播工作的角度，如下一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1）延安时期中共是怎样开展并改进对外交往、对外传播工作的？（2）这一时期一共有多少名外国记者进入延安采访和报道？这个群体具有哪些特征？（3）中共与外国记者是如何建立联系并展开交往活动的？主导交往活动的核心观念是什么？本研究围绕这三个主要问题展开，基于中共党史、中国新闻史、中共中央文件资料、领导人年谱、相关工作人员的回忆录和传记、外国记者的著述和回忆录等历史材料，通过史料考证与分析，探讨延安时期中共与外国记者交往的内外动因和交往活动的具体过程，整理和归纳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基本情况及其群体特征，进而论述延安时期中共针对外国记者的组织机制和对外传播工作观念与模式。

二、延安与世界：

中共与外国记者交往的内外因素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与国际社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接受其领导。除共产国际和苏联之外，延安时期中共也广泛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国际援助，从而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共的外交活动受到国民党极大的钳制。国民党不仅展开多次军事围剿，还实施信息、经济、人员交往等多方面的封锁。

1935年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虽然尚未建立外事部门，但是很快就发出关于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的决策部署。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指出要与日本相反对的国家和党派“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1936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有必要邀请友好国家的记者来苏区访问，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1937年《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中提出要“扩大国际宣传和国际援助”。做出这些决策的原因在于，国内外对中共缺乏正确的、全面的了解，中共亟需突破南京国民政府的歪曲宣传和新闻封锁，掌握国内外舆论论场的主动权。在不可能直接与西方国家接触的情况下，中共开展对外交往只能从民间外交做起。直到抗战胜利后，中共在1945年12月发布指示，仍提出支持美国和其他国家记者在延安的报道活动，“使美国人员对我获得友好的印象，是能给美国对华政策以较进步的影响的”。可见，中共与外国记者开展交往活动同样是应对国内外局势变化，以影响欧美大国对华政策的战略举措之一。这就是中共在延安时期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对外传播的主要内部动因。

国际局势方面，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40年，日、德、意缔结同盟条约，1941年，日本空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否全面爆发，国共双方能否在中国战场拖住日本成为了苏联能否避免双线作战以及美国赢得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因素。在这一意义上，远东战场对于苏联、美国以及反法西斯同盟而言，亦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因此，从外部因素来看，外国媒体和记者在这一时期密切关注中国的军政要事，也十分注意中共这一支重要的反法西斯力量。

从外国媒体和外国记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有着与中共接触的动机和意愿。延安时期，因国民党当局实施对中共的新闻封锁，外国记者难以直接得到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加之国民党媒体的丑化和歪曲宣传叙事，被封锁的陕甘宁边区本身就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另外，1935年，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参与并报道了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史沫特莱、贝特兰向世界报道了西安事变，这些早期进入延安的外国记者对中共抱有较高的兴趣，他们对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也持有同情的态度。

延安时期，在国际关系和国内形势变化背景下，对于中共而言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并与之建立交往关系、持续开展对外传播活动，这是由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

三、交往活动的衍变：

中共与外国记者交往的三个阶段

根据政治军事局势、国内外关系变化以及记者进入延安的总体情况，本研究将延安时期中共与外国记者的交往活动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起步阶段：“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

1935年10月至1937年9月是中共与外国记者开展交往的“起步阶段”，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是秘密进行的，数量上是零星的，但是在此阶段，中共已经意识到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1936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邀请外国记者考察苏区情况。两个月后，第一位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访延安，之后陆续又有10位外国记者历经重重困难访问延安。1937年，周恩来在会见史沫特莱的第二天，便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在红军中深入宣传新政策；从速训练一批接待人员；对延安、淳化、栒邑等重要地区加以整顿，以方便美国记者参观、摄影，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在此阶段，中共一方面巩固并发展陕甘苏区，另一方面开始接待并安排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向国内外传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声音”。

（二）曲折发展阶段：“动员一切力量”

1937年9月至1944年5月是中共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工作的“曲折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以延安交际处的建立为标志，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积极开展与外国记者的联络与交往工作。中共对于外国记者的接待、组织和交往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有力地配合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1.延安交际处的建立与对外交往工作的开展

1936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增设外交部，下设交际处，不久改为招待科。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外交部撤销，原招待科保留，负责外来宾客的生活接待。1937年冬，毛泽东决定在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招待科（此后改名为延安交际处），用于接待“外边来延安找我们党、政、军、民、学的中外来宾”，其行政编制等由边区政府管理，但政治和业务上由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领导，毛泽东指出，对外工作“必须由边区政府出面，显示我边区政府独立存在的合法地位”。延安交际处的成立标志着中共拥有了专职接待外国记者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其主要职能是对外联络、接待来访宾客，尽可能满足来访客人的要求，不限制其行动，对来访者设宴招待。1939年5月，美国记者霍默记录了交际处早期的工作情况：“我们在延安城区最喧闹的餐馆与中共负责接待的官员见面……接待委员会由穿着蓝色八路军制服的年轻学生组成。”交际处直接负责人员方面的联络接待，对外宣传内容方面的工作则主要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所领导。1940年10月，中宣部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主持，邀请延安的外籍人士研究开展对外报道的问题。1941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强调：“一切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

在此阶段，中共开始加强对外交往、联络和宣传工作的制度化建设。从组织结构上看，中共的对外交往与传播工作形成了清晰的两条工作战线：一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延安交际处负责对外来人员的联络和接待工作；二是中宣部对报纸、广播以及各级政府的公文、发言等对外宣传内容负责领导和把关。在实际工作中，延安交际处与中宣部的工作也会相互配合。

2.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对外交往、联络与动员工作

1937至1944年间，周恩来通过在武汉、重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与外国记者、使馆及各界人士建立了友好联系，促成了史沫特莱、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卡尔逊等人赴延安采访、考察，为对外交往、对外传播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当时的重庆是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远东的聚集地，苏、美、英、法等反法西斯阵营国家在重庆设立领事馆，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等国际通讯机构和《时代》、《生活》、《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著名报刊都在重庆派驻记者。南方局的外事工作主要任务是对外宣传、交友、了解国际形势，重点关注美、英等国的对华政策，了解各国各界在华人士的政治态度和动向，以打破国民党的外交垄断，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共的了解，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尽管1938年之后，国民党当局收紧了外国记者进入延安的政策，但是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仍有机会采访到周恩来。1942年5月，周恩来会见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到重庆的埃德加·斯诺，提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的意见；在1944年中外记者团结束延安访问后，周恩来又宴请记者团中的福尔曼、爱泼斯坦、西奥多·怀特（白修德）几位记者。

周恩来不仅在国统区与外国使节和记者等人建立并维持良好的交往关系，还积极动员外国记者对国民党当局开展“宣传战”。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和南方局工作同志立即响应，组织力量为外国记者准备材料，动员外国记者分别带往香港、南洋和美国发表，并安排王炳南等人访问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使国外人士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同年9月，周恩来组织出版英文小册子，选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局势的讲话、解放区建设情况和外国朋友写的解放区见闻等内容，出版后向外国记者、外国使馆和各国友好人士散发。

（三）成熟阶段：中共对外交往观念与机制的基本成型

1944年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延安交际处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和参与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斡旋国共谈判三个重要的外事活动。1944年5月至1948年3月这个阶段是中共对外交往观念与实践机制的成型期，以上述三个重要外事活动为契机，在人员安排、组织接待、翻译审核以及机构与制度建设等方面，中共的对外交往与对外传播工作逐渐走向成熟。

1944年5月至7月，中外记者团在延安开展采访报道活动，中共接待、组织和安排外国记者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对外宣传方针收效显著。同年4到5月间，中外记者团出发在即，周恩来出席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全体干部大会，提出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根本任务。一方面，周恩来谈到对外宣传的两面性问题，“只有提出具体材料，说明具体事实，才能取信于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另一方面，周恩来还谈到要善于与外国记者建立朋友关系，“善于求同存异……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等重大问题上和我们取得一致……不能以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这样我们交的朋友就会更广泛，更深入”。

在中外记者团访问期间，毛泽东强调要善于利用敌对观点来做宣传，“……搜集大批敌伪出版的关于称赞我党我军勇敢、巧妙，畏惧我军实力及其种种对策之言论及统计数字，用新闻密码火速发来。”在中外记者团访问活动获得成功后，中共在外事、军事和新闻记者等方面的交往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1944年，《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同盟国的军事人员及其武装力量，可进入我们地区……欢迎盟国给我军以军火物资药品和技术上的援助……欢迎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两年后，针对紧迫的内战形势，中共希望能通过宣传工作，“争取美国广大人民与民主分子对我了解同情，以便迫使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作可能的改良”。总的来看，经过延安时期十余年与外国友人（包括外国记者）的交往活动，中共形成了明确的对外传播观念与实践机制，总结起来就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

四、“外国记者名单”：

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概况与群体特征

通过史料考证与对比分析，本研究发现在1935至1948年间，至少有44位外国记者进入延安开展采访报道活动（见表1）。从记者的国籍来看，美国籍记者最多，共计31位，占比达70��5%，其次是苏联籍记者，共4位，占比9��1%。36名记者可统计详实的出生年份，到访延安时平均年龄为36岁，年龄中位数为34岁，可见到访的以年轻记者为主。从性别比例来看，男性记者占绝大多数，计34人，占比77��3%，女性记者共8人，占比18��2%，2人性别不详。此外，耶娃·萧和李敦白进入延安时并非拥有外国记者身份，但在进入延安后加入了新华通讯社成为外籍雇员，从事国际新闻业务。

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名单”中，美国记者占比高达七成，具体分析主要有三方面因素所致。第一，美国新闻业的繁荣发展，使其国际新闻报道业务大增。20世纪上半叶，美国迎来了“驻外记者的黄金时代”，驻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美国记者人数增多。第二，20世纪30年代开始，国际局势迅速变化使得美国政界和传媒界对远东战场和中国局势的关注度上升。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军方和官员还为美国媒体提供交通资源。第三，记者群体内部的影响，即驻扎中国的美国记者，尤其是到访过延安的记者之间联系十分紧密。1933年，几位左倾外国人在上海组成了小团体，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支持中国共产党，成员包括史沫特莱、陆茂德、汉斯·希伯、马海德、魏璐诗等人，这些外国人与宋庆龄有所交往。史沫特莱在延安期间，就曾邀请维克多·基恩和厄尔·利夫来到延安。

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苏联的交往都十分密切。然而，到访延安的苏联记者仅有4人，基本情况如下：罗曼·卡尔曼受斯大林指派，来到中国拍摄抗战影片；耶娃·萧是随丈夫萧三举家搬至延安，后在新华社任职；孙平既是塔斯社记者，也是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苏军情报员；普罗岑科作为塔斯社记者，随1944年中外记者团到访延安。

为何到访延安的苏联记者比较少？分析原因如下。首先，延安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是重要的政治背景。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中共中央这时已经从如何正确地“把马列主义的方法运用到中国的具体情况中间”的高度出发，开始尝试独立自主地分析和认识问题，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拉开距离。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将几乎所有精力投入欧洲战事，援华物资停运，大量苏联援华人员迅速撤回；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共走向了完全的独立自主道路，而此时除了派驻延安的联络员外，莫斯科“几乎没有尝试去与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建立任何更直接的联系方式”。其次，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延安与苏联之间的交通往来并不通畅，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层层阻挠。根据霍默的记录：“……在苏区的苏联人数量比中国其他地方的都少……蒋介石只允许小部分（苏联物资）分配到延安。在苏联和苏区之间没有公路连接。”因为交通的限制，苏联记者同样需要从西安或其他国民党控制的城市进入延安，这也增加了记者到访延安的难度。再者，苏联的传播体制是高度一体化、以政治为主导的，这与当时已经十分商业化的美国新闻界有所不同，苏联外派其他国家的媒体数量和记者人数都落于下风。从上述四位记者的身份也可以看出，苏联记者同时还担任了情报员、联络员等角色，这是在战时环境下的一种特殊状况。

外国记者撰写的有关中共与中国革命的报道和书籍，对国际舆论和中国国内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斯诺作为第一位进入延安的外国记者，其报道和图片在《密勒氏评论报》、《每日先驱报》等报刊上刊发。《红星照耀中国》一经出版，在英国一个月内再版5次，其首版售出达12万5千册，在美国共售出6万5千册。1938年，在上海外国租界的中共地下党同志将该书译成中文，以复社的名义出版，并将书名改为游记式的《西行漫记》，规避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史沫特莱是第一位到访延安的女性记者，离开延安后出版了《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著作。这些外国记者通过新闻活动在延安与世界之间搭建“桥梁”，帮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张、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

五、常规化与制度化：

中共与外国记者交往活动的机制探索

在延安时期，中共逐步建立对外联络的组织机构，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工作机制，中共与外国记者的交往活动走向常规化、制度化。由于相关组织工作的正式资料仍较为缺乏，下面围绕外国记者到访延安的个案，从“进入延安”、“接待工作”、“翻译与审核”和“交往策略”四个方面，论述中共与外国记者的交往活动是如何具体运作的。

（一）进入延安

外国记者能否以及如何进入延安，是随着时局变化有所不同的。延安时期国共关系几经曲折，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皖南事变、抗日战争胜利等重大历史事件都直接影响着国民党当局对延安的封锁情况。在较长的时间内，外国记者需要突破封锁、冒着较大的危险和困难才能进入延安。

在1937年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关系正式建立前，国民党当局不允许外国记者进入陕北地区。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海伦·斯诺、美亚小组（毕森、拉铁摩尔、贾菲）和贝特兰都是通过秘密方式进入延安的。1936年春，埃德加·斯诺经宋庆龄介绍，与中共华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时年7月5日，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从西安动身，在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刘鼎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协助下，奔赴西北苏区。1937年6月，美亚小组利用一个“精心编造的借口”躲过了国民党的封锁：贾菲装作一个有肾病的美国富人，希望能够进入山区寻找药材，拉铁摩尔充当贾菲的翻译，毕森则当作他的一位朋友，三位记者、贾菲的夫人和一名外国司机驱车前往延安，进行为期三天的采访活动。

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外国记者进入延安的“大门”在名义上才打开了。1937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八路军驻国统区办事机构，其中西安办事处的主要工作就包括安排外国友人进出延安。尽管如此，外国友人想要进入延安仍然面临诸多困难。贝特兰就写道，他收到毛泽东的电报邀请后，前往延安的公路并不能通行，于是他跟随一些学生乘坐卡车辗转多地，才得以进入延安。

1939年9月埃德加·斯诺再次试图进入延安，但此时国共关系开始恶化，国民党当局再次实施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每周只有一两班卡车被允许从西安开往延安，对来往人员均有严格的盘查。埃德加·斯诺终能成行，一大原因是其持有宋子文的信件，写给国民党前线部队将领，并且作为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奉命检查延安仓库。194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关系彻底恶化，国民党军队在陕甘宁边区构筑封锁线，阻止边区人员来往，这期间还相继发生了三次“反共”高潮。虽然1939至1944年间有零星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但是总体而言困难重重。埃德加·斯诺自称他是这段时间中“最后一个被批准的外国记者”。

1943年，许多外国学者、观察家和媒体激烈批评国民党存在腐败失职、打压言论自由、消极抗日、欺骗等问题。1944年，国民党当局迫于外界舆论压力，批准6位外国记者与国民党的官员和记者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考察延安，之后又批准《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时代》和《生活》记者白修德赴延安采访。这一时期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增多，形成了一个小高潮。然而，此后国民党当局又采取新的封锁政策，“封锁各解放区的情况比从前亦变本加厉……任何记者都不能进解放区了”。

解放战争期间，由于战事的变化和国内外局势的影响，外国记者进入延安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干扰影响有所缓解。需要说明的是，1944年后，因延安修建了机场，延安与外部可以通过飞机直接往来，斯蒂尔、斯特朗、罗辛格等记者都是通过飞机直接降落延安。1946年前后，延安迎来了外国记者到访的又一个高潮。

（二）接待工作

1935年至1937年间，中共并没有专人负责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因为到访的记者少，加之中央对此十分重视，一般由中央领导人亲自接见。埃德加·斯诺作为第一个来到延安的外国记者，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1936年7月进入保安时，毛泽东亲自看望埃德加·斯诺和与之同行的海德姆，毛泽东还与之连续详谈了几个晚上，话题涉及苏维埃政府的对外和对内政策、抗日战争、联合战线，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等重要问题。1937年，美亚小组访问延安，据毕森回忆，中共领导人完全配合他们的采访和拍摄需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他们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交谈。

1939年，交际处工作人员石峰被中央派至西安，一路陪同埃德加·斯诺到延安第二次访问，交际处处长金城以及斯诺的旧友海德姆、诗人萧三、英文翻译黄华等负责接待。这一时期，交际处成立后直接负责陪同、接待到访的外国记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也尽可能亲自参与招待。当时，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十分有限，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能够免受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是中共与外界沟通的宝贵“渠道”，他们在外国报纸上发表的新闻报道能够引起国际关注，这对于中共争取国际援助、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意义深远。

延安时期规模最大的外国记者访问活动是1944年的中外记者团。中共中央对这次接待工作十分重视，由周恩来亲自主管，各机关的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也被借调、支援延安交际处的接待工作；记者团走访了缺少医疗资源的医院、党的新闻机构、边区政府、轻工业工厂、抗日根据地等，采访中共主要领导人，听取叶剑英关于抗战情况的汇报，与延安文艺界进行座谈，还现场观摩八路军与日军作战；许多记者在既定采访活动外，希望能够单独采访中共领导人，延安交际处均满足其采访要求。在外国记者的衣食起居方面，延安交际处也安排周详：在山腰打了三十多孔冬暖夏凉的窑洞；在山脚下建造了二十余间客用平房和工作人员宿舍；建造了可供七八十人使用的餐厅和会客厅，为记者提供中餐和西餐。同年7月，中外记者团返回重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分别到交际处为记者饯行，除夏南汉外，五位外国记者还于8月赴晋绥抗日根据地参观。

1946年8月，路易斯·斯特朗以61岁高龄来到延安。斯特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生六次来到中国，1937年曾到山西八路军总部采访，1940年到重庆采访周恩来，此后又两次来华，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和人民军队的英勇抗战。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接待了斯特朗，毛泽东答应斯特朗谈话的要求，并由陆定一担任翻译，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整个延安时期，中共从设立招待科、联络秘书，到后来专门设立延安交际处负责对外国记者的联络、组织、接待工作，相关工作机制一步步走向成熟。1944年后，延安交际处已经具备较高规格接待记者团的能力。一般情况下，中共主要领导人不再直接接待外国记者，而是由延安交际处负责具体工作。当然，斯特朗访问延安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的对外接待工作中，除记者之外交际处还接待作家、商人、医务人员、军人、军事观察家、宗教人士以及华侨、学生团体等。据史丹利名单记录，1935年以来共有145名外国人士进入延安，虽然无法一一考证是否都由交际处的工作人员负责接待，但是作为专门负责对外宣传联络的机构，延安交际处承担了大量的接待工作，中共的对外联络组织能力和机制建设越来越成熟。

（三）翻译和审核

由于语言和文化等因素，外国记者在延安的采访报道一般需要配备专门的翻译，同样也需要有一定的审核流程。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和传播工作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以1936年埃德加·斯诺进入延安访问的经历为例，在前往延安之前，由他的朋友、燕京大学学生黄华随行并担任翻译。当他采访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作战以及毛泽东个人经历时，由吴亮平和陆定一帮助翻译，埃德加·斯诺按吴亮平的口译再做采访笔记。对于这个翻译任务，吴亮平的传记中有着生动记录：“那天我在保安街上碰到毛主席……他说，斯诺来了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他说，我要你翻译。我说，哪行呀？抓个驴子当马骑。他不答应：行的，就是你了。我这样就给主席和斯诺翻译了。”采访之后，毛泽东为慎重起见，请埃德加·斯诺把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由黄华译成中文，再由通信员专程送回保安，交给他审阅修改，黄华照改英文稿后，再交给埃德加·斯诺。埃德加·斯诺回到北平后，将经吴亮平翻译后的文稿——7月16日谈当前抗战形势（《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9月23日谈统一战线政策问题（《论统一战线》）加以整理，以《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为总题目，于1936年11月5日发表在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上。这是外文报刊第一次公布毛泽东的言论，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随着延安交际处的建立，从事对外翻译、审核的专职人员队伍发展起来，相关机制建设也逐步完善。1944年交际处在接待中外记者团时，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工作模式，对记者提出了详细的注意事项：“……（二）外国记者先生们发新闻稿，按战时各国惯例，需经过检查才能发出，为了做到方便迅速，我们委托翻译组组长浦化人负责，由他审阅签发。（三）中国记者的新闻稿亦须经柯柏年同志检查。”1946年8月斯特朗访问延安并生活了近半年时间。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斯特朗，斯特朗将她同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做了整理，交给负责翻译的陆定一，请他对记录的“政治准确性方面”把关、核对。

1944年后，已经有专人负责外国记者的翻译和审核工作，中央领导人一般不直接参与文稿的审定。在与外国记者的交往活动中，如何克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将党的主张准确、有效地传播出去，这离不开专门的翻译人才和成熟的审核机制。

（四）交往策略

在与外国记者的交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展现了普遍的热情和尊重，十分注意人际网络的重要性。根据外国记者对中共的态度、政治倾向、个人经历等具体情况，中共采取针对性的策略，建立不同的交往关系。

首先，中共十分注重与友好的外国记者建立紧密而长期的交往关系。1937年3月，毛泽东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后，分别致信埃德加·斯诺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希望对方根据与史沫特莱的采访加以“宣播”。毛泽东在3月10日与埃德加·斯诺的信中写道：“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得列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1947年2月斯特朗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与她离别谈话，并向她提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边区经济和财政报告》，希望通过她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介绍经验。周恩来用英文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写道：“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与你保持联系……你如有什么事情要我们做，他们都可以为你服务。”

其次，中共在团结大多数外国记者的同时，也注意辨别部分记者的政治立场，采取不同的交往策略。如1944年中外记者团西北参观团的外国记者的个人背景和政治立场差异很大。中共在获得记者名单后，对其中6位外国记者的政治倾向提前做了分析：普罗岑科是来自苏联塔斯社的记者；爱泼斯坦和斯坦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福尔曼是个很严肃的记者但对政治不感兴趣；武道与国民党宣传部有较密切的关系；天主教神甫夏南汉则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敌视态度。周恩来在接待外国记者的干部大会上直言，要针对每一位记者提出不同的交往策略。毛泽东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有针对性地讲了一些问题”：他对普罗岑科谈论了中共的组织和发展、战后计划的方针路线等问题；他向斯坦因阐述了中共的外交方针，批评国民党片面亲美，并提出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

采取有的放矢的交往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外国记者从延安发出的报道“大多描述我党民主实施、抗战工作及生产建设之努力和成绩”。同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中还专门提到夏南汉“……对我成见颇深，但经我们争取，他即表示好感，拒绝国民党利用他反共的要求”，该《指示》进一步指出：“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亲自推动和示范下，中共注重建立与外国记者的良好关系，甚至建立私人朋友关系，这对传播中共主张、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援助有所裨益。

六、余论：宣传出去，争取过来

亲爱的斯特朗同志：

……虽然你已经离开延安，但我们仍能密切地在一起工作，如你在这里工作一样。我相信，通过你的影响和著作，你对中国人民将做许多有益的工作，正如毛主席所说，你在欧洲旅行时，将是一个很好的“中国人民的宣传家”……

周恩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于延安

在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中，有不少如斯特朗这样的“中国人民的朋友”和“中国人民的宣传家”。“宣传出去，争取过来”作为中共开展对外交往工作的方略之一，是在1944年接待中外记者团期间正式提出的。但总的来看，这是代表延安时期中共与外国记者开展交往和对外传播活动的整体观念，并且逐步形成了一套具体的制度性举措和工作方法。通过接待、组织、安排外国记者参访延安，一方面，中共将各种政策、成绩、主张“宣传出去”，打破了国民党在舆论场上的信息封锁；另一方面，还把那些之前不了解中共和中国革命的中外记者“争取过来”，使其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延安时期中共积累了十分宝贵的与外国记者交往和对外传播的经验，如：注重与外国记者建立良好、密切、长期的交往关系；在与外国记者的交往过程中实事求是，尊重新闻规律，多做解释而非劝服工作；在重大的外事活动中主动作为，有计划地设置传播议题，积极开展舆论引导等。

基于史料考证和历史分析，本研究认为，中共的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工作从初步建立到逐渐走向成熟：一开始，对外交往工作是零散的、非组织化的，到逐步建立起对外交往工作的专门机构，再到完善相关工作制度，开展常规化、制度化的交往活动，进而形成了对外交往的核心观念——宣传出去与争取过来。本研究还详细梳理了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名单及其群体特征。外国记者是对外（国际）传播中的重要行动者，他们既代表了各自国家和媒体的立场，其新闻工作实践又深受各种交往关系、交往活动的影响，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聚焦外国记者群体本身的研究，正是从交往主体的视角出发，揭示我国在开展对外传播工作中交往活动的重要性。延安时期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工作的观念、方法、策略等经验，对我国当下开展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最后需要指出，本研究侧重考察中共与外国记者的交往活动和机制，而对这些外国记者的新闻报道和著作内容本身讨论不多，因为这方面的文献已比较丰富。此外，本文中的对外交往主要是指与外国记者的交往活动，尚未详细考察其他诸如作家、教育家、商人、医务人员、军人等外国友人，中共与这些群体的交往活动同样十分重要，有待于以后深入展开研究。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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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正元

【案例】

1988年，遍佈「敏感詞」的第一次總理記者會

在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後舉行總理記者會，始於1988年，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那一年是換屆年，李鵬當選國務院總理。這也是1987年全國人大新聞局成立之後的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88-04-13，李鵬在記者會上答問。

網絡圖片

這次記者會有文字和音像記錄。對比發現，不同的記錄各有刪減。文字留存的問答條數更多，語言精練。音像記錄則是保留更多口語化的表達，還可以聽見語氣。以下是新華社發佈、人民日報刊載的版本。括號中為「舊時今日」編者註，中間穿插簡短背景：

新華社北京4月13日電  國務院總理李鵬和副總理姚依林、田紀雲、吳學謙今天下午出席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發言人曾濤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回答了記者們提出的問題。

這是李鵬和三位副總理就職後首次會見記者。400多名中外記者出席了這次記者招待會。

——這就是中國總理記者會歷史上，第一位提問的記者。

——這是中國總理記者會歷史上，第一位提問的外國記者。

——《遠東經濟評論》在2009年底停刊。

——丁關根1985年任鐵道部部長、黨組書記。以下是他在任期間發生的重大事故（維基百科數據）：

——1988年貴昆線脫軌事故後，丁關根引咎辭職。但當年3月24日和7月1日，上海和河南又先後發生火車正面相撞和火災事故，分別導致28人和6人死亡。

——物價是當年的熱點問題，在這場記者會尾聲，《北京日報》記者又問了相關問題。

——所以香港《文匯報》在這場記者會上有兩次提問。

——音像記錄顯示，《北京日報》記者提問後，現場響起掌聲。

第二天，香港《經濟日報》的文章說：

在不少國外傳媒描述中，李鵬的形象是保守而嚴肅木訥的。不過在昨日李鵬首次以總理身份會見數百名中外記者，卻異乎平常地談笑風生，又少有地公開自己的個人身世。看來，他似乎有意為自己塑造一個新的總理形象。

記者招待會長達兩個多小時。大部分問題由李鵬親自回答。他似乎有備而來，對於一些熱門問題，如關於他個人與趙..的路線分歧問題和當前的經濟政策等，他都表現得應付自如，言談流暢，笑容可掬。

由於是攝記的焦點，故此，他亦好象有意鼓勵閃個不停的鎂光燈，動作頗多。他還趁工作人員翻譯問題時，與前排記者打眼色，表示他對那記者尚未有機會發問「實在沒有辦法」時，顯得親切調皮。最後他特許記者多發問三條問題，更贏得國內記者一片掌聲。他更一度被記者逗得仰首大笑。這些都是前所未見的，可惜當晚中央電視台只播出他一派嚴肅的片段，以上精彩部分均與觀眾無緣。

不過，對於一些他似乎沒有準備的問題，他就顯得一派嚴肅，語調強硬和決絕。例如有記者代一位冤案受害人發問問題時，他回答：「我不知道你在什麼位置可代表他發問？」，又例如記者指有位「台灣要人」表示台灣有興趣參與中國沿海地區發展後，李鵬一開首便說：「我不知你指那個台灣要人是誰。」又有一位內地記者問及如何處理人大代表的意見時，李鵬說這是人大常委的職責，「我沒有必要回答。」雖然他在回答後通常都報上微笑，但台下記者對這些答案不無微詞。

一位美國記者在會後表示，她也感到李鵬試圖在傳播媒介心目中建立一個較新形象。他成功地回答了一些難度甚高的問題。不過，她強調形象建立不在於一個記者招待會，而在於政績。

當時還有報導記錄下人大閉幕式前後，大會主席團休息室內，中央領導們互動的情景：

——如今，中央媒體的時政記者不能再進入領導休息室，也就沒有這樣的報導了。

這就是1988年，中國的第一次總理記者會。從那時起至今，除了1992年以外，每年的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後，都舉行總理記者會。

後來的幾任總理，在1988年是這樣：

1988年，上海市市長候選人朱.鎔.基發表講話。上海電視台資料畫面

1988年，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出席廣交會，順道考察佛山照明公司。佛山檔案局資料 佛山電視台畫面

1988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克.強和大學同學陶景洲合影。網絡圖片

来源：舊時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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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晨雅

【案例】于幼军官场往事

改革开放以来，在群星璀璨的广东改革派官员中于幼军曾经是闪亮的明星之一。

他在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和深圳市长的位置上，都留下了极好的口碑。后来，转任湖南和山西。2007年从山西省长任上调任文化部党组书记，一年后遭遇仕途滑铁卢。沉寂两三年后，他出任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2015年初，于幼军到龄退休。

01

早年的于幼军，曾是一名学者，和黎元江合著过《社会主义四百年》，引起学界轰动，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这本普及性政治读物，借鉴了武侠小说的叙述结构，采用章回小说和历史演义的体裁形式，讲述了社会主义运动史。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于幼军和曹淳亮、黎元江、朱小丹被称为广东宣传系统“四大才子”。

曹淳亮比于幼军大四岁，曾任《南风窗》社长、《羊城晚报》社长以及广东省文化厅长。

2008年，曹淳亮病逝。去世前一天，于幼军火速飞回广州，直奔医院，与相识30多年的好友见上了最后一面。曹淳亮可能是回光返照，神志尚清醒，可以轻声说话，两位老友聊了近1个小时。

黎元江曾是“中国报业第一人”，也被称为“办报狂人”。在他手里，广州日报登顶中国报业，广告收入全国最高。但后来因为贪污受贿落马，获刑十二年。在狱中，他获得了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结业证书，这也是广东监狱系统自1949年建监以来的首例。

朱小丹走得更高更远，后来官至广东省长。

学而优则仕。33岁时，于幼军成为广州东山区委书记。十几年前被撤并的东山，当时是广州最核心区，区内省市党政机关云集。

随后他就进入了仕途的快车道。

在主掌广东宣传工作的七年间，广东媒体进入黄金期，《广州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快报》等，相继成熟和创立。传媒粤军成为当时中国最敢言的一批媒体人。但是南方周末也因此捅了两个大窟窿，报社一度面临关门。当时的补救者，就是于幼军。

他几赴北京，和有关部门斡旋，主动检讨表态，最后南方周末得以存活。

于幼军曾要求有关主管部门要当好“变压器”，把上级的“高压电”，变成生活用电。这一形象的说法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02

47岁时，于幼军以省委常委的身份出任深圳市长。都以为他会接任深圳书记，但三年后他又转场湖南，又两年，调任山西。

当时都说“晋官难做”，于幼军也面临适应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向某些人、某些事妥协。他在山西时间很短，只有两年，但就是这几百天，却让山西人对他怀念至今。

于幼军曾回忆在山西的一些工作经历。

有一次他到大同矿工棚户区。他问工人住在哪里，当地官员就不带他去。

后来于幼军看到山坡上有大片大片低矮破烂的棚户区，就叫停车。有人就说，省长，我们是去下一站。于幼军就喊，停车、停车。

于幼军进入棚户区后，看到有的家庭七八口人，住在用石棉瓦搭的不到两米高的棚子里，没有上水和下水，没有厕所，电灯昏暗。

家徒四壁，只有一个炕，再加外面的一条长板凳。母亲和五个女儿睡在炕上，父亲睡在外面用来吃饭的板子上，就这样过了几十年。

连看了十几家，都是这个样子，于幼军当场就掉眼泪了。

中午一点多了，于幼军没吃饭，在现场说，我们对不起工人，对不起这些矿工。已经建国几十年了，工人阶级是我们的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他们几十年挖煤矿多辛苦啊，多危险啊，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啊，但是几十年住在这么破烂的棚户区里面。

光大同就有30万人住在这样的棚户区，全省则有110万人。于幼军说，如果我们还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的话，我们还配叫共产党人吗？我们对不起老百姓。

当时省里、市里、县里和同煤集团的人都在，于幼军就在马路边开个现场会。他说两个月，你们搞出一套方案，怎么改造棚户区，让30万人全部住上新楼房。

两个月之后，一天不差，在元旦那天，于幼军又到大同，待了四天，研究怎么改造棚户区。

后来他说，省政府出一点，市政府出一点，同煤集团出一点，剩下老百姓每平方米最多一百块就可以买下来。他们一般住六七十平米，人多的话一百多平米也就几万块，可以分期付款。

后来这个方案在全省推广，有的县说拿不出钱。于幼军说好办，凡是拿不出这批钱的，第一，区县市三年内不准更换购买小汽车。第二，领导干部不准出国。第三，不准上酒(指公务接待)。

半年之后，他去检查，问这笔钱到位了吗？有没有没拿出来的？他们说，省长，没有，全拿出来了。

五年后，矿工陆续都搬进了新居。于幼军曾答应，矿工们搬进新家，就去他们家吃饺子。以后，每次去矿工家里吃饺子，是他最高兴的日子。矿工跟于幼军也有很好的感情。

后来，于幼军写《社会主义五百年（一至三卷)》，稿费160万，全部捐出去，给矿工建一个800多平米的社区文化中心。

在后来的那个公开场合，于幼军气愤地说，经历过文革，去过农村，看到老百姓这样的生活，只要有点良知都会那么做。

于幼军曾经说过，在山西的几年，打烂了很多人的饭碗，但山西人对我还是很好。

那时，山西很多小煤矿背后总有基层干部充当保护伞，他实行了严厉的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度，撤了一批干部。于幼军是准备选举丢票也要管的，但没想到他竟然在当年全票通过。

这件事教育了他，只要是为山西这个地方好，大家还是支持你的。

03

在文化部任上，于幼军只做了一年。2008年9月于幼军受到了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但并未被开除党籍。

于幼军说在文化部时，大家对他非常好，只是这里面有太多遗憾，也有太多的说不清。

随后，于幼军开始写作《社会主义五百年》。每天上午八点多抵达中国国家图书馆，读书、作笔记摘录至中午十二点多，然后在图书馆里的员工食堂打点饭菜，吃完休息个把小时，下午继续读书至六点多离馆。

因为家人都在外地，于幼军回家吃饭也很简单，自己动手煮点面，打上两个鸡蛋或丢进一根广东腊肠，十来分钟就能对付一顿。

如逢图书馆员工食堂不开伙，他就到附近买点包子或饺子，就着茶水吃下去。

晚上就去散步、游泳或打球，于幼军过上了“文学与出汗”加清茶淡饭的生活。

就这样，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

2010年12月25日，于幼军撰写的140万字的三卷本《社会主义五百年》书稿校对完毕，并签发至出版社。

当天上午书稿刚送出，下午于幼军就接到了电话，通知他下周到新单位报到。

于幼军感叹，也许是苍天有意给他两年多的时间读书写作，一旦完成了书稿，连一天也不让他休息。

南水北调办公室，成为于幼军仕途的最后一站。

平静度过四年后，于幼军退休。

经历了宦海沉浮，于幼军更愿意回到人生的起点，再当回教师，“读书，写书，教书”，做一个“三书先生”。

在他2013年出版的《求索民主政治》的后记中，他写道：“唯望知我者，怨我者，骂我者，能理解体念序言结尾的小诗：穷达皆思报民恩，沉浮不改忧国情，愚者竭诚百千虑，诉与诸君仔细吟。”

来源：思想者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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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正元

【案例】

近代湖南报刊津贴与媒介伦理的历史同构

【摘    要】报刊津贴是媒介伦理研究的重要维度和有效进路。本文从报刊津贴现象的史实出发,勾勒近代湖南报刊伦理的图景，探究报刊津贴与媒介伦理的历史同构。研究发现,清末湖南报刊将津贴视为具有合理正当性的资金来源，折射出报刊独立意识的缺失；北洋政府时期报刊与军阀津贴贿买之间展开博弈，反映了报刊独立精神的萌芽；国民政府时期制度化的津贴对报刊形成深层制约，报刊对津贴表现出强烈依赖，凸显了报刊独立精神与依附行为的矛盾同构。

【作者简介】周舟，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工商大学数字传媒与人文学院副教授;吴果中，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近代报刊经营管理研究”（项目编号：19JD20）。

一

引言

2009年11月，《华盛顿邮报》前执行主编伦纳德·道尼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迈克尔·舒德森在《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发表报告《重构美国新闻业》，呼吁美国政府、公益组织、高等学府等各界对美国报业给予财力和人力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对报刊津贴与媒介伦理问题的广泛关注。

报刊津贴现象可追溯至18世纪初的英国，泛滥于西方各国政党报刊时期，是报刊发展史上特定时期的产物。1704年，英国托利党领袖哈莱（R.Harlaey）首开给报人津贴的先例，每年给政论性杂志《评论》（The Review）的创办者笛福（D.Defor）津贴400镑。1874年，德国俾斯麦政府设立收买报刊的专门基金——“爬虫基金”。1880～1914年，法国政府设立秘密开支用于津贴报纸，并于1914年后将报刊津贴正式列入预算；1939～1940年间，法国报刊甚至曾接受德国政府高达1亿马克的资本贿赂。侵华战争时期在华出版的日系报纸，如《盛京时报》《顺天时报》等，均接受日本外务省的秘密津贴支持 。

作为特定阶层对媒介的一种控制手段，报刊津贴直接反映出报刊所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规约，与报刊津贴相关的行动构建了特定语境下媒介伦理的现实图景，体现了报刊业与社会总体结构之间的深层关系。因此，对于报刊津贴现象的考察，是媒介伦理研究的重要维度和有效进路。美国学者丹尼尔·哈林和意大利学者保罗·曼奇尼探讨了报刊津贴影响与政治及媒介体制之间的关系，认为报刊津贴可能会威胁媒介相对于国家的自治性，但是在具有强大法理型权威的社会，津贴分配受到清晰标准的管束，通常就不会产生这种结果。报刊津贴也曾在我国近代报刊发展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当前我国对报刊津贴现象的研究大多从“应然”的角度出发，将津贴视为报刊发展过程中不和谐的音符，认为报刊津贴损害报格和人格，污染报业环境，是新闻界的痼疾；也有学者关注到津贴对于政党政治和报业市场发展的推动作用，但从“实然”角度对报刊津贴在媒介伦理形成过程中的影响进行的探讨，当前尚不多见。本文尝试以近代湖南报刊津贴现象的历史演变为研究个案，探究近代湖南报刊津贴与报业意识或媒介伦理的历史同构关系，进而阐释这种同构关系对近代湖南报业的深层影响。

二

清朝末年：古代报刊津贴的

沿袭与报刊独立意识的缺失

湖南近代报刊发轫于1897年创刊的《湘学新报》。据不完全统计，从1897年至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湖南先后出版报纸700多种，期刊约1300种。近代湖南地方政府、政党、士绅和社会行业团体常以直接出资参与创办报刊或定期资助等形式津贴报刊，此外还有临时津贴、秘密津贴以及物资资助等，报刊津贴现象相当典型。

报刊津贴与特定历史阶段、经济水平及社会秩序模式密切相关。清末湖南报刊津贴基本上是对历史文化传统的遵循，并受制于地方政治和经济格局。从这一时期湖南几种重要报刊对津贴的态度和行动来看，报刊的独立意识尚未形成。

（一）封建政府津贴报刊以实施规训

清政府对报刊的津贴可视为古代邸报传统的一种延续。邸报是封建政府维持统治、加强思想统一的工具，是为政治运用而生的，自然与政府的经济支持脱不开关系。近代报刊作为新的宣传工具兴起之后，清政府除出资创办官报之外，还试图通过津贴与官报以外的其他报刊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进而为控制报刊舆论铺平道路，实现对报刊行动的支配。

清末湖南诞生的第一份报刊《湘学新报》（自第21册起改名为《湘学报》）即是一份官办期刊，是甲午战争失败后光绪皇帝在部分知识分子和朝廷官员的影响下变革现行传播体制的产物。《湘学新报》于1897年4月创刊于长沙，以校经书院名义发行，督办该刊的湖南学政江标每年请旨500两作为常年经费用于筹办学会和“学报”。该刊主要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同时也介绍西方近代的科学知识，其言论与当时力主变法的光绪以及维新派官员的立场基本一致。期间，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曾指出该刊“素王改制”一说语意不明，“似涉新奇”，江标即刻复电解释，并在刊物上公开说明更正。次年8月，随着变法失败，《湘学新报》被迫停刊，可以说，《湘学新报》从内容生产到流通发行完全依靠政府津贴和支持来完成，其旋生旋灭亦是随清政府的政策变化而发生，体现出报刊所受到的来自政府的强力规制。

稍晚于《湘学新报》问世的《湘报》，是清末湖南的另一份重要报刊。《湘报》于1898年3月由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人士集资创办，本质上是由湖南士绅发起创办的民营报刊，但从创刊伊始至当年7月，每月接受湖南巡抚200两津贴，从而具有了半官方性质。也正因如此，《湘报》时常受到来自官方的制约。在《湘报》言论与清政府意志相符的时候，张之洞等不仅按月给予津贴，还大力派销该报；但当其言论有所偏离，便会遭到“警告”或“训诫”。当年5月，《湘报》因言辞激进，被陈宝箴整顿，删去“报首之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该报没有发表激进的论说文章。8月，《湘报》言论渐渐脱离管制，即被停发津贴，专归商办。《湘报》津贴的从有到无，是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报刊与即将落幕的清王朝之间立场冲突与矛盾演变的结果。作为办报主体的维新派以爱国救亡为主旨，鼓吹变法图强，试图挣脱封建思想的桎梏，但由于报刊尚不具备独立的精神和条件，不可避免地跟清朝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导致其发展的每一步都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阻碍和遏制，最终为顽固守旧势力所扼杀。

清末新政后，湖南又相继出现了几种官方和半官方的报刊，如1902年由湖南洋务局监督创刊的《湖南官报》、1905年在《湖南官报》基础上创办的《长沙日报》，以及1905年创办的半官方报纸《湖南白话报》等。这些报刊均接受政府津贴，其言论立场基本与官方一致，体现出政府对报刊鼓励与压制的双重性。

（二）士绅群体资助报刊以开启民智

清末湖南重要报刊《湘报》《湖南官报》等在创刊时均得到湖南士绅的资助，这种现象可视为文人论政传统在报刊诞生之后的沿袭与发扬。从表面上看，个人资助报刊是一种经济行为，但在报刊业刚刚萌芽的清末湖南，湖南士绅资助报刊业在经济上基本无利可图，更多的是希望匡扶报刊以开民智，由此实现救国理想。湖南是晚清时期绅权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湘军在镇压各地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成功，使得湖南士绅的人数迅速增加，乡绅权力也通过其控制的民团得以加强。因此，诚如梁启超所言：“湘省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湖南士绅在湘军累累战功中积攒的傲气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面对随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明的步步侵蚀，以熊希龄为代表的湖南士绅对维新派所持“文明排外”的构想颇为认同，认为湖南“地处腹地，形势还颇有可为”。1898年3月，熊希龄在与皮锡瑞、谭嗣同等人集议时表示：“此一二年内，西人未必窥湖南，将来诸事办成，民智开通，或可冀其不来，即来而我属文明之国，不至受其鱼肉，”，希望湖南能够借助地域优势在“西人”来犯之前迅速开化，为中华民族保存一线生机。其时，在上海乃至全国风行一时的《强学报》《时务报》，为传播新知、开启民智提供了成功的示范，湖南士绅遂将注意力投向创办或资助报刊，以图实现“文明排外”，“以湘救国”。

（三）报刊独立意识和报人办报理念尚未成熟

1842～1843年，马克思提出了“报刊的伦理精神”这一命题，并阐述了报刊独立性的内涵，这一时期也正是西方政党报刊与独立报刊并存的时期。马克思并未反对政府或党派津贴支持自己的机关报刊，但他认为真正的报刊应该是“独立的”自由报刊。“这个独立性乃是一切精神关系的基础，要对真正的国家大事进行原则性讨论，它是完全必要的”。此后，独立意识被视为媒介伦理精神的核心内涵。

清末湖南报刊方始萌芽，津贴现象折射出报刊独立意识的缺失，行业道德标准远未成型。首先，报刊将津贴视为具有正当合法性的经费来源，而忽视其对报刊的控制，表明这一时期报刊的独立意识尚未形成。熊希龄在筹办《湘报》的过程中主动商请陈宝箴批准由省署拨款支持办报，报馆机器设备等则由私人集资购置。同时，报刊也并不排斥来自媒介外部的干预，《湘报馆章程》中甚至明确规定了捐资者介入报馆事务管理的权力：凡官绅士商，如有愿捐赀襄助拓充此报，⋯⋯其有捐至百元以上者，所有馆中事务，可随时到馆稽查。如或设立条规，更改章程，应请其入座会议。

其次，报人的办报理念尚未成熟，报刊商业逻辑不健全，是独立意识缺失的重要原因。近代湖南报刊诞生于变法维新思想的宣传浪潮中，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启蒙与救亡的功能，偏重报刊的宣传作用，不以赢利为主要旨趣。《湘报》虽然实行资本主义企业式的经营管理制度，但从其定位为“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非借此谋生者可比”来看，实质上其管理者对报刊经营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报刊发行多依赖官方渠道派销，加之湖南报刊业市场尚未形成，报刊很难通过经营来获取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只能依靠津贴资助。

三

北洋政府时期：地方军阀的津贴

贿买与报刊的竞合博弈

北洋政府时期，湖南处于南北军阀争夺之地，湘军内部也派系林立，斗争十分激烈，报刊业也随动荡之局势几起几落。作为媒介控制的手段之一，这一时期报刊津贴与湖南报刊业兴衰紧密关联。而通过对这一时期报刊津贴实质样态的考察，不难发现湖南报刊独立意识的萌芽与抗争。

（一）地方军阀通过津贴拉拢报刊

“民国成立，万度更新。报纸应时而起，春皋净丽，百卉怒生。”作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武昌起义之后的湖南报刊活动空前活跃，不仅数量大增，而且类型丰富，除军政府和各党派所办报刊外，还出现了经济报刊、教育报刊、学术报刊、画报及妇女报刊、通俗报刊等。面对勃兴的报刊业，湖南军政府一面颁布《湖南报纸暂行条例》，对报刊加以管制，一面又对报刊多方收买利用。1912～1913年间，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通过湖南省政府向长沙、北京、上海、汉口等地的33个新闻单位发放津贴，每家新闻单位津贴金额自200至10000元不等，其中湖南报刊有11家（见表1）。

在常年经费之外，报刊有时还可获得临时补助。据陶菊隐回忆，1913年2月，湖南女权活动家唐群英与《长沙日报》社发生冲突，带人将报馆排字房的字盘全部推翻，导致次日该报无法出版。事件发生后，唐与时任《长沙日报》主编傅君剑均至谭延]处投诉，一个要求赔偿名誉损失，一个要求赔偿报馆损失。谭调停无效，“只得动用公款二千元赔偿报馆损失”，此案遂不了了之。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派汤芗铭督湘，湖南报刊中的国民党报刊遭受重创，《长沙日报》《国民日报》等大报均被查封。1915年9月，贝允昕与刘人熙、张秋尘等人创办湖南《大公报》，极力抨击帝制，力主反袁。由于刘人熙为湘绅领袖之一，汤芗铭不便贸然查封该报，遂约请总编辑张秋尘，给以3000元支票，并威胁张：“知道你们报馆经费不足，特与此款以资支持，以后如再反对帝制，即行严办！”其收买报刊舆论、操纵新闻之心不言自明。

1916年汤芗铭被驱之后，刘人熙督湘将近两月，后谭延闿再次主湘，国民党报刊得以复刊或新创。湖南《大同日报》曾因反对袁世凯而被汤芗铭封闭，汤倒台后，该报向督军署申请津贴补助。督军署“以该报开办有日，成效可观。前被汤督摧残，深为惋惜。特准给洋二千元，以为弥补损失及维持续办之费”。

是年冬，段祺瑞先后派傅良佐、张敬尧入湘，湖南沦为南北军阀争斗的主战场。张敬尧“视报纸为刍狗，新闻记者为草芥，停版、封闭、拘辱、惩处、杀戮，一任其意”，其统治湖南的两年（1918年3月～1920年6月）被认为是“湖南新闻界最黑暗的时期”。

1920年6月，张敬尧被驱离湘，谭延]第三次主湘，后被赵恒惕迫离。赵恒惕对于报界施以拉拢和贿买伎俩，企图利用报刊为自己鼓吹联省自治的主张。1921年6月，赵恒惕宴请湖南报界联合会全体干事，当场宣布对各报进行津贴：“大报（每日出版两张至三张的）每月三千元；中报（每日出版一张半的）每月二千元；小报（每日用四开纸刊印一张的）每月一千元；杂志及通讯社（限于每日发稿的）每月二百元至五百元不等”；又秘密将湖南《大公报》张平子“请至内室，面给张以8000银元的支票”，希望张以《大公报》的影响力在拥护政府方面为各报做出表率。

（二）报刊独立精神的萌芽与抗争

从上述史实来看，北洋政府时期湖南报刊的独立意识已开始萌芽，首先表现在对办报资金来源的筹划和对待津贴的态度上。诚然，在地方军阀津贴的拉拢和利诱下，这一时期湖南报刊界出现了很多“徒袭名义，只顾私利，不求进步者”，某些报刊甚至抛弃了经营的想法，完全靠津贴养活，但也有一些报刊彰显出了独立的伦理精神。1915年，贝允昕与张平子等人筹办湖南《大公报》，商讨决定“自行出资办报，不依靠任何方面，以免受牵制不能自由发表言论”。正式创刊时，湖南《大公报》将报纸性质确定为商办，以公司名义向商会注册，向党部及政府则仅申请立案，以示不依附于政党、军人之意。在发刊词中，董事长刘人熙以四事相诫，第一诫即诫“贿鬻”，进一步确立了湖南《大公报》的独立传统。张秋尘接受汤芗铭给予的3000银元秘密津贴后，“持款回馆，与同人商量结果”，为了保存报馆，此后湖南《大公报》反对帝制的言论在表面上有所缓和，但讥讽之意较之从前更为泼辣。张平子则干脆拒绝了赵恒惕的8000银元秘密津贴，“既不为其金银所诱，也不为其威力所慑”。

综观北洋政府时期湖南之报刊业，一方面，在湘军阀没有形成自己官办的新闻宣传系统，因此只能通过津贴利用和收买报刊，报刊津贴成为地方军阀攫取权力、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湖南地处南北军阀拉锯争斗的中心，报刊在军阀争斗的夹缝中有了发展之机，并倾向于自觉与军阀保持距离，独立意识开始萌芽，具体表现为对军阀津贴的拒绝，或者即使接受津贴，在言论上也并未完全被其左右。

四

国民政府时期：

制度化的津贴与报刊的自我调适

（一）政党津贴对报刊的深层制约

国民政府时期政党报刊津贴普遍存在，并且具有制度化性质。1928年，国民党中央制定《设置党报条例》和《指导党报条例》两个法案，明确指出党报是由本党党员所主办而受党部津贴者，规定党报享有津贴及探访消息的特别便利。在《各级党部所辖报社管理规则》中明确规定：“各报社经费，以各该社之营业收入充之。不足时，由主管党部酌给津贴。”事实上，当时国民党的党报并不注重营业，基本靠党部的津贴支持。1932年6月国民党出台了《中央宣传委员会指导与党有关各报办法》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津贴新闻机关办法》两个法规，作为对一些民报进行津贴的规范，前者规定接受津贴的报纸，后者则规定津贴的金额标准。这一时期的政党报刊津贴明显具有了制度化性质。

湖南报刊业的管理基本遵循南京国民政府的报刊津贴制度。据湖南《大公报》社评所言：“湖南私立报社，原无所谓补助费也。有之，自民十七之《全民日报》始”，后来“援例者之踵至，遂议决专案，制定所谓补助条例”。从史实来看，国民政府时期，湖南报刊津贴现象在政府津贴《全民日报》之前便已出现，此后则更为普遍，尤以何键主政湖南期间为甚。1929～1937年何键统治湖南期间，正值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在政策与经济的双重支持下，湖南地方政府一方面加强国民党党报党刊的建设，一方面对民营报刊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每年对新闻界的津贴高达20多万元，津贴对象包括国民党党报、民营报刊以及各种小报，并有明确的津贴标准。这一时期也因此被称为“豢养新闻界的时代”。

在这种“豢养”政策下，湖南小报一哄而起，长沙市尤为典型。1930～1936年，当时人口不过三四十万的长沙市，前后出现90家小报，仅1933年就新创刊30家，其中不少是昙花一现，存续时间最短的只有10天，报业畸形繁荣。

大量的津贴还投向了县报和通俗报。自1928年起，湖南各县的国民党县党部“以办理民报为其宣传工作之要策”而大办县报，有些县教育局或民教馆还办有通俗报。这些报纸大多内容单薄，形式简陋，销量仅几百份，主要依靠政府津贴过活，其中少数有进步倾向的“敢言者”则动辄被国民政府取缔。

制度化的津贴对报刊发展形成了深层制约，它在政党和报刊之间建构起相对稳定的利益关系，并使之合法化，许多接受津贴的报刊成为依附于政党权力的文化符号。国民党在其颁布的《中央宣传委员会指导与党有关各报办法》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津贴新闻机关办法》两项法规中，对接受津贴的报纸所应负有的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不但严格要求其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还希望这些报刊发挥舆论引导作用，与“违反本党主义之谬误言论”作斗争，进而影响其他报刊。

1933年，因“连年缴费作战，军需浩繁”而“入不敷出”，再加上严重的洪涝灾害，湖南省政府不得不减少了对报业的资助，宣布停发各报刊宣传补贴经费。此次停发津贴对湖南报刊业影响甚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机关报《中山日报》社因经费不足被省党部“令行停刊”，许多小报也因此关停；湖南《大公报》紧缩成本、削减开支，以自身经营而勉力支撑。后来由于新闻行业协会和多家报刊一再呼吁，为了平息事态，何键竟将报刊津贴变成军费开支，要求四路军指挥部按照大报八百元、小报二百元的标准另行给予各报刊津贴补助。

抗战全面爆发后，湖南省政府全面停发报刊津贴。1939年薛岳上任，湖南省政府为鼓励新闻从业人员努力宣传抗战，恢复报刊津贴发放制度，“由经常费内”对各报社、通讯社及文化团体“酌予津贴”，并制定详细的发放标准与考核方案。

与国民党同时期所施行的新闻检查制度等刚性控制相比，报刊津贴制度借助长期的经费输入，对报刊形成一种持续的、日常的渗透，使得报刊组织韧性和市场生存能力减弱。在报刊对津贴形成高度的资源依赖之后，津贴主体在并不掌握管理权限的情况下取得对报刊管理、业务乃至技术和产品的实际控制，从而实现对报刊的实际支配，将自身意志和目标植入报刊活动，甚至对报刊形成直接控制关系。

（二）报刊独立精神与依附行为的矛盾同构

报刊津贴通常被视为一种非正常的资金来源，其对报刊声誉、报人品格以及报业发展的影响，深为当时的报人所虑。《新闻报》汪汉溪曾痛陈接受津贴给报刊带来的影响：“受人豢养，立言必多袒庇，甚至颠倒黑白，淆乱听闻，闻者必致相率鄙弃，销数必自日少。广告刊费更无收入”；天津《大公报》张季鸾认为，报刊一旦接受津贴便“绝不能有光明磊落之气象”；上海《时事新报》更是将接受津贴视为一种“罪恶”，认为接受津贴就意味着受“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

相比之下，国民政府时期湖南报刊津贴制度典型地反映出政治与报刊经营之间的共生关系，营造了津贴与报刊发展“内在和谐”的假象，模糊了报人对于报刊定位的认识，导致报刊处于自我矛盾的困境中。1933年湖南省政府停发报刊津贴后，湖南《大公报》发表社论指出：“补助条例，当时曾经明令公布，迄今并未明令废除。进人加膝，退人坠渊，政令之张弛靡常，人民乃无所措其手足。为政之道，殊未宜如此也。”这一方面是批评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随意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报纸对津贴的强烈依赖。而此后长沙市新闻记者联合会、长沙市铅印活版分事务所、长沙市派报工会等先后函请省政府恢复津贴；长沙各报希望“恢复二十二年以前津贴报社旧例”；1936年4月长沙市各报联合呈请省政府“恢复宣传经费，并请编入二十五年度预算”；1947年7月1日《长沙日报》刊文呼吁政府资助报刊出版⑩，莫不体现出此时的湖南报刊界将津贴视为报刊经费之正当来源的认识。报刊津贴的制度化导致报刊接受津贴惯习的形成，乃至产生对津贴的依赖，其影响已深入渗透至报刊界的文化肌理，对报刊的独立意识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形成了这一时期报刊独立精神与依附行为共存的矛盾同构。

五

结语

在缺乏市场动力支持的条件下，近代湖南报刊大都依赖津贴才得以存续，津贴成为报刊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支撑，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相互缠绕，形成了与媒介伦理的历史同构。清末湖南报刊将津贴视为具有合理正当性的资金来源欣然接受，意味着报刊独立意识的缺失；北洋军阀对报刊实施津贴贿买，报刊则表现出与军阀保持距离的自觉，反映了报刊独立意识的萌芽；国民政府时期的报刊津贴具有制度化性质，在政治与报刊经营之间建立起一种共生关系，导致报刊形成接受津贴的惯习，凸显了报刊独立精神与依附行为并存的矛盾同构。

本文以湖南为中心来探讨报刊津贴与媒介伦理的历史同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同构仅存在于湖南。就津贴现象而言，近代报刊，无论在我国还是在西方，无论是政党报刊还是商业报刊，都广泛介入其中。作为近代的一种新兴传播工具，报刊的伦理规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日常实践过程中逐步确立。报刊津贴代表着来自媒介外部的规约，深刻影响着报刊的日常实践，并由此构筑起报刊伦理规范的现实图景，这种与现实社会关系紧密勾连的伦理规范反过来又对报刊行为产生制约。近代政府或政党往往以津贴为工具对报刊实施控制，当报刊意欲摆脱津贴规训而展开行动调适时，意味着以独立精神为核心的媒介伦理要求的初步确立，这种精神被认为是推动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力量源泉。然而，在局势动荡、战争频仍、市场羸弱的近代中国，这种伦理精神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始终无法割裂于津贴依赖的现实，使报刊陷入独立精神与依附行为共存的自我矛盾困境，其报道和言论均不可避免地受到津贴主体的影响。

从历史出发对媒介伦理的分析，能够为理解当下和着眼未来提供更多可能。当前，在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下，全球新闻业的市场危机再次出现，对新闻媒体的政府资助或公益支持也再度被提及。关于津贴与媒介伦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可能循环往复的争议，值得我们认真省思和研究。

（责任编辑：李静）

原文刊载于《新闻春秋》2023年第6期

此处参考文献从略

来源：中国新闻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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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正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