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世界报》于 1860 年由亚历山大·卡明斯创办，此前他曾创办过费城的《晚间公报》。1864 年，该报因刊登了一则假的林肯总统令，要求全国进行斋戒祈祷并征召 40 万新兵，而被停刊三天。【艾萨克·F·马科森：《大卫·格雷厄姆和他的时代》，纽约：多德·米德公司 纽约 1932 年版，第127页。
Isaac F. Marcosson.David Graham Phillips And His Times,Dodd, Mead & Company,New York 1932,p.127.】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杨泓艳

【案例】

钱江： 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陈伯达交代何燕凌去北大调研——1966年“文革”初期人民日报记事

1.7月下旬8月初，陈伯达与江青最默契的那些天

7月下旬10天里，62岁的陈伯达会同江青四到北京大学，或看大字报，或“调研”，或参加万人大辩论会。还去了别的几个大学，这个密度颇有些惊人。他在群众场合多次讲话。进入1966年7月，延至这年8月底，他和江青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段。此后就不行了。

    196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1版，这篇社论是陈伯达听到毛泽东的一句指示而组织撰写的。   

具体说来，在北大之外，陈伯达还去了北京广播学院（7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7月27日晚）、北京轻工业学院（7月29日），7月30日与江青出席在人大会堂举行的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

与此同时，陈伯达还在主持起草8届11中全会公报，几次修改。他判断，在即将举行的全会上，“二线”“一线”将迎面相撞，不可避免。

前几天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成员谈话中说了一句：“可以搞点儿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

陈伯达心有所感，判断全会召开当日在北京大学必有反应，必有文章可做。为此指示人民日报派出精干编辑记者在8月1日当天前去北大“调查研究”。

何燕凌（1922-2022）摄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

2. 到北大调研任务交给了何燕凌等九人

这个任务，落在了当时报社委任与陈伯达联系的评论组组长何燕凌（当时还是人民日报编委）身上，奉命带领8人前往北大调研。半个世纪过去，他还保存着当年去北京大学时报社为他开出的介绍信，上面盖章并写道：“北京大学：兹介绍本社何燕凌等九同志（党员）前往你处”，后面的字手写：“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

何燕凌保存的1966年8月1日去北京大学“调研”的人民日报编辑部介绍信，笔者判断，介绍信上的笔迹是何燕凌的。

然而，时光磨损了人的记忆，本文作者得到这份介绍信时，何燕凌前辈对那天和哪些同事同行？在北大找了什么人？有什么调查结果？等等，全然记不起来了。

这倒也印证了历史文献的价值，何燕凌虽然记不起8月1日那天在北京大学寻访到了什么，但是他保存了几天后8月4日的一纸《总编室通知》，说明当时陈伯达重视人民日报事务，既抓要领，有时也会管到具体的编辑事务。陈伯达下了指示，报社是要落实的。

3.  “总编室通知”保存下来了

这纸《总编室通知》文字不长，照录如下：

   

1966年8月4日

总编辑室通知

七月十六日，陈伯达同志看了人民日报的版面和一些大标题以后作了重要指示，其中指出，报社同志要学习群众的語言。伯达同志說：“工农兵群众在批判资产阶級、批判黑綫人物中，有很多深刻的思想和生动的語言。如在批判‘清官’时說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銀',就是对‘清官'的最生动最概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結論，是劳动人民一代又一代从被剝削、被压迫的生活实踐中得出的結論。引用群众的語言，往往比引經据典还要中肯。要吸收群众的知识、群众的經驗、群众的語言和他們对历史所作的結論，来丰富我們的历史唯物論。”

为了貫彻执行伯达同志的指示，唐平铸同志要求报社同志：随时留心收集群众的語言，发現了就記在卡片上，汇集到一个地方，加以精选，編印出来，变成大家共同的精神財富。有些不一定能直接引用，但是可以启发人們的联想。日积月累，生动的思想和語言多了，文章就可以写得生动了。

为此，希望全报社各部門的同志，特別是编辑部各部門的同志，立即行动起来，每天在阅读群众来信、来稿，阅读文件和各地报紙时，把新鮮、生动的群众語言分別摘录在卡片上，由各部門指定专人汇总。交总编辑室办公室統一整理，編印后发給大家。这是有关办好报紙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希望全体同志经常地认真地做起来。

对上面这段通知可以作点补充：上述陈伯达对编辑事务的一番话，是7月16日夜半时说的，讲完之后他该下班了，临时又说了四个字：“天天向上。”

这句话被记录下来了。

   20世纪60年代初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浚

4.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批斗副总编辑陈浚

陈伯达、唐平铸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去了，在他们身后，8月的人民日报办公大院动荡不宁，从8月2日至8月4日，连续3天召开大会，批斗副总编辑陈浚。

这是斗争“四大家族”的统一部署，按照吴冷西、胡绩伟、陈俊、王泽明的顺序依次开展批斗。6月里批斗重点是吴冷西，7月出了“黑画事件”，批斗胡绩伟就成了主调，进入8月就挨着陈俊了。

陈浚（1917-2013），浙江杭州人，和人民日报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他在1937年12月离开短暂就读的“长沙临时大学”（因抗战南迁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联合大学，是日后西南联大的前身)，投笔从戎，向北奔赴抗战前线。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当年10月入党，参加《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创办，先后任编辑、编委。他的同事中有许多人后来参加了《人民日报》的创办。

抗战胜利后，他进入东北，任牡丹江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解放后任东北《劳动日报》社长兼总编辑。195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先后兼任总编室、记者部、国际部、理论部主任。

在高潮中持续批斗“四大家族”，是7月23日报社文革小组布置的。批判吴冷西一个月有余，渐渐没有新材料了，于是要求整理胡绩伟、陈浚副总编辑和党委书记王泽民的材料。随后，批判对象将向副总编辑王揖、安岗、李庄扩展。

对陈浚的批斗是折磨人的，第一天的批斗会整整持续4小时，从“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再到删改军报社论，此中事态翻复，动辄得咎，批判者将陈浚视为彭真、吴冷西的“得力干将”，归入“反党”黑帮。此时的陈浚必然是百口难辩。批斗者不断上纲上线，批他“投靠苏修、与赫鲁晓夫干杯，反党卖国”云云，又使他不能不辩。

3天下来，时年还不满50岁的陈浚精疲力竭，却看到自己的罪名越来越重，为投身革命以来从未领教。第三场批斗大会后，陈浚“觉得脑子空了”，难以控制自己，不禁心绪难平，趴在桌子上大哭一场。

（未完待续）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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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席睿

【案例】

广岛核爆新闻是怎样传遍世界的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成为推动日本投降的关键事件。这一消息是如何在世界媒体上传播的？网络上有很多不准确，甚至恶搞的说法。凑巧最近翻阅了一些老报纸，也有师友提供了一些史料，本文简单做个介绍，既希望澄清事实，也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纪念。

自1944年盟军对日本本土展开轰炸，特别是3月9日东京大轰炸之后，中国报纸就不断发表美国“巨机”轰炸日本某地的消息，几乎没有人怀疑二战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广岛，这个日本第七大城市，同时也是重要的军事中心，却平静异常，甚至因此生出谣言说，因为杜鲁门的母亲被囚禁在广岛，所以总统亲自下令不得轰炸这里。

谣言终归不能成真，原子弹试爆及轰炸准备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一切始终处于绝对保密状态，除了唯一被军方获准介入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原子比尔”——比尔·劳伦斯，他已经写好了初稿，只空着受袭城市的名字，等待最后的决定。杜鲁门身边的记者组则在轰炸的前两天，在被要求严格保密的条件下，从总统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在场的合众社记者梅里曼·史密斯感觉，这可能是自火药发明以来最大的新闻了。

8月6日日本时间8:15，“小男孩”在广岛上空爆炸。随后，任务组发回简短的轰炸报告：结果明确，全面成功。可见效果大于“三位一体”测试。目标广岛，投弹后飞机情况正常，飞往基地。这个绝密消息就此解除，新闻发布程序随之启动。

最早报道这一消息的当属“同盟通信社”驻广岛记者中村哲（Satoshi Nakamura，也被译为敏中村），他当天住在郊外，看到爆炸后就往市区赶，但是分社已成废墟。中村哲还是尽量搜集信息，并在中午时分找到一条能用的电话线，他打给了最近的同盟社冈山分社，先口述了以下新闻：“大约上午8:16，一架或两架敌机飞越广岛，投下一颗特别炸弹。广岛完全被摧毁。伤亡人数估计为17万。”但是收到消息的冈山分社总编辑觉得难以置信：广岛被一颗炸弹摧毁是不可能的。他指示中村哲修改他的报道。

由于电报发送的迟误，华盛顿在大约4个小时之后才收到消息。第二天美国时间上午10:50，白宫新闻室召开发布会，“16小时前，一架美国飞机对日本一座重要陆军基地广岛投下一颗炸弹。这颗炸弹的威力超过了2万吨TNT炸药。”听到这里，记者们赶紧去找电话发稿。几分钟后，杜鲁门的声明就在广播中传开了。

虽然与广岛的通讯联系已经中断，但日本军方当天还是知道了广岛遭到轰炸的消息，并要求媒体对此淡化报道，因此，6日晚间的新闻中，只提及广岛遭受袭击，损失正在调查中。但6日晚间，杜鲁门总统声明已经传开，8月7日日本媒体在报道中承认：“广岛受到几架B-29轰炸机的袭击，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日本当局相信美国使用了新型炸弹，具体的细节正在进行调查。”

抗战期间，中国的信息中心在陪都重庆，国际新闻主要靠中央社订的英美主要通讯社的电报，但是由于传输、翻译速度较慢，得到消息也晚。7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是从英国广播中听到的消息，虽然在头版中部显著位置报道了《新发明原子炸弹 袭倭时首次应用》，但语焉不详，究竟炸没炸、炸了哪里、什么时候炸的，都无交代。

重庆《国民公报》也在7日报道了这条新闻，是陈封雄从BBC广播中听到的。他回忆说，当时听到美国对日本“希罗希玛”投下原子炸弹，但是不知道“希罗希玛”是什么地方，也不懂为什么原子炸弹有那么大爆炸力，只能含混写了条“美国当日对日本某地投下一颗原子炸弹”的消息，也未敢突出处理，塞到了太平洋战场轰炸新闻中间。

直到8日，我国报纸才浓墨重彩报道广岛轰炸，其中尤以《中央日报》最为突出。该报用了几乎整个头版来报道此事，薛心镕回忆，《中央日报》最觉得意的是，绝大多数人还搞不清原子弹是什么的时候，该报配发了一篇很显专业水平的社论《科学与军事的大进步》，文中预言：正如坦克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原子与铀的使用，将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天《中央日报》头条标题《原子炸弹威力空前 灭亡大雨将降倭土》分别用了4行字、5行字（指以新五号字为基准所占宽度，相当于50级、62级大小），尚未使用当时最大的90级字号，显示了中国传统报纸内敛、不以耸人听闻争胜的编辑特点。

根据地的党报得到消息更迟一些，直到8月9日，《解放日报》才在报道“苏联对日宣战”的同时，发布了“战争技术上的革命 原子炸弹首袭敌国广岛”的消息。不过，毛泽东对党报宣传原子弹威力不以为然，他找胡乔木等人谈话，指出不应该夸大原子弹的作用。8月13日，《解放日报》在第4版以读者问答的形式指出，原子弹绝不是万能的武器，不应过度夸大原子弹的作用。

最后还要提一句，虽然“原子比尔”早就写好预发稿，但他并没有成为报道原子弹袭击广岛的第一人。不过，他亲身见证了“三位一体”试爆以及轰炸长崎的全过程，虽然为此写的特稿在9月份才获准发表，但他凭此报道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并成为美国新闻界的英雄。

本文参考了史蒂芬·沃克《核爆冲击波》、约翰·赫西《广岛》、薛心镕《编辑台上：三十年以来新闻工作剪影》、陈封雄《国民公报首先刊载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新闻》、黎信《“原子比尔” 和他的原子报道》等资料。

来源：新闻记者（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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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席睿

【案例】

八十年前，日本投降消息从重庆传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新华日报》号外。（资料图片）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重大新闻……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0日，设在重庆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突然响起，播音员潘永元、靳迈一边抹去难以抑制的泪水，一边语气沉稳地传递出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日本无条件投降不是在1945年8月15日吗？为何提前5天，重庆就知道了这一消息？

8月10日，重庆市档案学会理事长唐润明接受记者专访时，揭开了谜底——

1945年8月10日

日本投降消息从东京直达重庆

顺着小路走进沙坪坝区下土湾6号，一栋青砖灰瓦平房映入眼帘。鲜有人知的是，抗战时期，这里曾是让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在地，更不为人知的是，80年前的8月10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就是从这里传向全世界。

时间回到80年前的8月10日，地点：重庆。

夜晚的重庆城里夜市哄闹，人流熙攘，求精中学美军总部里，美国魏德迈将军正在宴请美国大使，林园官邸正在欢迎新到任的墨西哥驻华大使……此时，在美军总部里的士兵们突然传出欢呼声——日本投降的消息遥遥传来，首先抵达了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重庆。

为何提前5天重庆就收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唐润明说，1945年8月10日，日本正式向中、美、英、苏四国转达无条件投降的请求。

当天傍晚，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称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愿意无条件投降。晚上7点左右，这一消息被设在重庆渝中区两路口的美国新闻处证实，美国新闻处立刻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一消息。

当晚，日本愿意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就从重庆通过无线电波传向了全国、传向了世界。

南京的汪伪电台技术部值班技术员谭保林，听到重庆的这一消息后，趁机房没有日本人，卡断“大东亚联播”，改播重庆电台新闻。播出后，南京沦陷区的人们燃放鞭炮庆祝，让日军乱作一团。

而此时的重庆城，也早已成为狂欢的海洋。

整个山城因为这条消息而沸腾，成千上万的市民如潮水般涌向街头、广场，欢呼声、狂吼声、歌唱声响成一片，不管互相认不认识，大家都在握手、拥抱。

而这，只是重庆城欢庆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开端。

1945年8月15日

重庆“成了一个欢声的大海！”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一百多年来屡遭列强蹂躏的民族第一次取得了反抗外来入侵的完全胜利。

而在同一时间的重庆，记者们奔走在欢庆胜利的街头，用他们的笔真实地记录下重庆人民迎接抗战胜利的狂欢。

翻开一份份老报纸，让我们从80年前的墨字中，再次感受当时沸腾的重庆城：

《大公报》的记者在《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全城》一文中，生动描绘了人们的心情：“过年没有这么欢喜，中了头彩没有这么多人同声叫好。人们还惦记什么呢？物价吗？去他的！秋老虎么？稀什么奇！黄金抽四成么？全都奉献也算不了什么，只要留下盘缠钱回家！”

另一位《大公报》的记者陈凡，则用更加直接的言语描述了当晚的情形：“昨天晚上的重庆，成了一个欢声的大海！一个精神的原子弹落到重庆来了——日本宣布投降！”

另有媒体报道：“糖果店的食品供不应求，忙坏了伙计，笑坏了老板。凡是曾贩卖过鞭炮的店子，都因为炮竹售完，深恐无货供应肇祸，纷纷闭门大吉。结果，还是有几家专卖鞭炮的店号大门，被狂欢的人打得粉碎，老板认为是喜气盈门，宪警则在旁鼓掌狂笑。这份对胜利的渴望和热情，让一切规则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新蜀报》的记者任浪萍则这样写道：“磁器口一露宿的瞎眼叫花，闻得鞭炮声，忙问啥事，知是日本投降的消息后，他便抛去破碗、竹杖，作疯狂地吼叫。乱吼乱跳一阵，附近水果摊被他踩翻好几处。要是在平时，叫花真是凶多吉少。但是摊贩不仅不发怒，反去抱着叫花，喊：安逸！”

唐润明说，这些文字里记录下的一个个细节，全部来自重庆的街头巷尾，白描式的一字一句，将人们狂喜的内心展现得淋漓尽致。

1945年9月3日

飞机空中投下照明弹庆祝胜利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仪式，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隆重举行。唐润明说，这一中国人民渴望已久的消息传到重庆之后，大街小巷的各商店门口，都贴出了大小一致的V字形红纸标语，商人们大肆采购鞭炮、柏枝等抢手货物。因为第二天，抗战胜利的庆祝活动，就要在这座英雄之城里举行。

1945年9月3日上午，空前规模的庆祝大会在较场口正式启幕。

上午9时整，重庆市电力公司拉响了解除警报的长音，各工厂、轮船也同时鸣放汽笛，尖锐的汽笛声在重庆城上空持续了十分钟，象征着14年抗战结束、和平安宁到来。

随即，嘉陵江上的中国军舰鸣礼炮101响，传遍山城。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的14年，多少痛苦、屈辱、恐惧、仇恨、愤怒、盼望和凛然无畏，随着礼炮的一声声炸响，从所有人的心中变成往事。

《新华日报》的记者写道：“会场上空系有一活动地球，上书‘世界和平’等字样，市民都仰首翘望。”“大会开幕时，天空中，有一架飞机在散发传单。不久，又有七架一队空军飞成‘V’字形凌空而过。”

唐润明说，庆祝大会结束后，各界大游行随即开始，约有10万人参加。游行队伍由在渝美军驾吉普车和摩托车担任前导，浩浩荡荡地穿过重庆的主要街道。

整个上午，重庆街头巷尾人潮拥挤，交通为之断绝6个小时。市民们舞龙舞狮，燃放鞭炮，庆祝活动持续了一整天。

白天的狂欢游行并不能完全表达人们对胜利的喜悦之情。3日晚上，飞机开始从空中投下一颗颗照明弹，各防空照测队一起放射探照灯，各公司、银行、商号的彩灯五彩缤纷，使山城的夜空如同白昼。

较场口在演出露天川剧、中央公园在放映露天电影、山城的大街小巷流星飞舞、火光四溅、人声此起彼伏，势若山崩。

80年光阴流转，重庆城率先获知并发出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的壮阔画卷，依旧激荡人心。从1945年8月10日无线电波刺破长夜点燃山城，到8月15日全城化作欢声大海，再到9月3日照明弹辉映和平的夜空——这座英雄之城，既是胜利消息的首发站，更是民族情感奔涌的闸口。

那些街头巷尾的狂喜、商贩乞丐的忘情、探照灯下的璀璨，无不铭刻着血泪浇灌后的喜悦与尊严。重庆，见证了中华民族洗刷百年屈辱的荣光时刻，那照亮山城的胜利之光，永恒昭示着和平的珍贵与不朽。

来源：重庆记协（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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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席睿

【案例】

别传了，这张《大公报》号外是假的

前几天社交媒体流传据称1945年《大公报》报道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号外”，标题是《哈哈哈，日本人吃原子弹啦 广岛被炸后几乎全部夷为平地》。根据我浏览旧中国报刊的经验，觉得这属于“一眼假”的货色。

对《大公报》深有研究的郑州大学刘宪阁教授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写了微信文章辩伪。除了指出其字型不对，还发现2011年网上就流传这份号外，但是发图的网友解释说是自己PS的。

但另有同行告诉我，的确有这么一份号外。早在2008年，香港《大公报》就发表了王鹏写的《〈大公报〉历史上的“号外报”》，公布了这张号外的图片（后文简称“哈版”），而且作者称是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翻阅《大公报》时发现的。香港《大公报》并已将其载入报史。

如果是这样的话，倒真是新闻史上一个有价值的事情。但几种研究《大公报》的重要著作，如吴廷俊著《新记大公报史稿》、方汉奇主编《大公报百年史》，以及老报人孔昭恺回忆录《旧大公报坐科记》、周雨编《回忆大公报》等都没有提到这事，仍不免让人有疑惑。

刘宪阁教授很认真，请了朋友去查国图《大公报》，但是没有找到这张号外。当然，这仍然不能说明什么。同时，他告诉我在网上发现另一张“号外”图像，与王鹏文章公布的有所差别。最显著的，就是标题中不见了“哈哈哈，日本人吃原子弹啦”这句话（简称“无哈版”）。再细致比对的话，报头下面的出版时间写的是“中华民国卅四年八月十一日下午四时”，而“哈”版的出版时间在“八月十”后出现了一个字的空白，就成了1945年8月10日出版的了。

为了辨明真伪，笔者查阅了这段时间《大公报》正刊。抗战爆发后，《大公报》转折多方，出版了桂林、武汉、香港等多种地方版，但到1945年，仍然正常出版的只有“重庆版”。根据《大公报》正刊，梳理出以下时间线：

● 8月6日，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

● 8月7日，《大公报》头版头条报道：“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 将以新炸弹夷平日本 利用原子力量爆炸极烈”。内文中提到了广岛被炸的消息。

● 8月8日，《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报道：“原子炸弹初显威力 广岛一炸日寇震惊 美将用以全面攻日本 美机侦查广岛候摄炸后情形”。首次公开详细报道了第一颗原子弹轰炸的新闻。

● 8月9日，《大公报》再次详细报道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后果：“原子炸弹一枚 广岛大部炸毁 摄影所示全城烟灭 敌称户外者烧死户内闷死 死伤数难查明已不及医救”。不过，这时候原子弹爆炸威力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新闻了，当天头版头条位置报道的是“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消息。

● 8月10日，《大公报》报道了轰炸长崎的消息：“原子弹昨投在长崎 初步报告全城殆毁灭 ”。虽然这次原子弹当量更大，但消息只能放到第4栏的底部位置，当天头版头条报道的是“苏日大战展开 苏军公报攻入伪满 占领满洲里呼伦两城 苏机炸长春罗津等地”。

● 8月11日，《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日本要求投降的消息，标题是“东京情形混乱 敌照会四强要求投降 附带条件保留其天皇 敌陆相竟令陆军续战 美英与中苏进行商洽”。在这一天第二版，还报道了“日本投降消息传来 重庆市民昨晚狂欢”的消息。

● 8月12日，《大公报》在头条位置报道了“四国接受日本投降”的消息。

通过上述时间线的梳理，再看所谓《大公报》号外，无论10日还是11日，都没有理由将一则本报已经突出报道过的旧闻再以号外形式刊发。

其实，旧报纸特别是有纪念意义的“号外”，也像文物一样，有很多假货，用来蒙骗那些不辨真伪的收藏者。有些属于原报伪造，有些是臆造品。这份所谓的《大公报》号外，应该就是这种臆造的报纸，骗过了不少人。其实，这份假号外的内容，是根据刊登在《大公报》8月12日的一条只有半栏的小文章改编的。

如果这份假号外只是网友流传，影响还不大，但是被香港《大公报》官方当作报史记载就大不相同了。所以匆匆写此小文，避免这段“被发明的历史”继续误传。如果本文有判断失当的地方，也希望方家指正。

来源：新闻记者（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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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席睿

【案例】

这些伪典型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闫立秀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曾放出了许多离谱的农作物高产“卫星”。其中，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高产7320斤，湖北麻城县建国农业一社早稻亩产36956斤，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中稻亩产130434斤10两4钱，在当年诸多的“卫星”中特别耀眼，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各种媒体曾作了大量的报道。从这几颗“卫星”的发射中，可以大致了解到这些伪典型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卫星”一：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高产7320斤

《人民日报》 1958年7月12日 的报道说：

据新华社郑州 11日电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二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总产14640斤，平均亩产7320斤。这是河南省今年麦收中放出的小麦亩产3000斤以上的第29颗“卫星”。……

这二亩小麦长的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 1486200株，密得老鼠也钻不进地。最大的麦穗有130粒，一般的麦穗有七、八十粒，最小的麦穗也有50粒左右。这二亩小麦是 6月18日收割，7月1日过秤入仓。

参加这次收割、打场、扬场、过秤的还有中共城关镇委、西平县党政负责同志。为了进一步核实产量，中共河南省委又指示西平县委和城关镇委复查。最后证明高额丰产完全属实。

“卫星”田照片

这颗大“卫星”实际上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1958年6月18日 ，与西平邻近的遂平县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了小麦亩产 3520斤的“卫星”，这时，信阳地委书记（西平时属信阳地区，今属驻马店市）对西平县委书记说，西平的条件比遂平好，亩产一定要超过遂平。根据地委领导的指示，1958年7月初，西平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小麦高产数字的问题。会上，县委领导要各农业社自报产量。该县的和平农业社属于高产区，开始报了亩产200斤，县委领导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又相继报出了400斤、600斤、800斤，但仍离遂平的3520斤相差太大，一直没有得到县委领导的认可。最后，和平社报出了亩产1100斤，这才勉强过关。随后，西平县委召开庆丰收大会，对和平农业进行表彰奖励。

虽然和平社大着胆子报出了小麦亩产 1100斤，但这个数字还不到遂平小麦“卫星”产量的三分之一。为了放出超过遂平的“卫星”，西平县又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内容还是报小麦产量。会上，县委书记反复介绍了遂平小麦亩产3520斤的高产“经验”，并大讲“思想有多高，产量就有多高”的道理。尽管如此，在大会上各农业社仍然不敢再往高报。

于是，县委领导就采取个别鼓动的办法，召开以往产量较高的和平、猛进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开座谈会，动员这两个社报产量。开始时，猛进社只报了300斤，县委领导坐在一旁不吭气。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一看气氛不对，就不断地将产量往高报，猛进社一下报出了亩产7201斤。这时，和平社所在的城关镇党委书记立即鼓动和平社再报高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社社长报出了7320斤。这样，座谈会才算结束。

紧接着，和平农业社开始找亩产 7320斤的“依据”，办法是按小麦的颗数、穗数、粒数进行推算，先算出1斤小麦有多少粒，再算出一穗有多少粒，一颗有多少穗，最后算出一亩地有1486200穗，每穗平均75粒，可收7560多斤。随后，和平社组织全社壮劳力，套了两辆大车，从全社12个生产队拉来了14640斤麦子（平均每亩7320斤），全部拉到那块所谓的“试验田”里，然后向县委报喜，县委再组织所谓“验收”。随后，《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等报纸相继报道了和平社小麦亩产7320斤的消息，并由此吸引了全国24个省市的参观者，前后达3个月之久，以至前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还专门来信，要求中国有关方面介绍西平县小麦“丰产”的经验。

“卫星”二：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的“天下第一田”

先请看《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的报道：

新华社武汉11日电湖北省麻城县的早稻生产又放异彩。根据湖北省、黄冈专区和麻城县三级早稻高产验收团联合查验证实，这个县的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1.016亩播种“江西早”种子的早稻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的惊人纪录。截至目前，这是我国早稻大丰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它比安徽省枞阳县石马乡高丰农业社及本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先后创造的早稻高产纪录高出一倍以上。……

参加三级验收团的有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史林峰、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韩玉生、中共麻城县委书记处书记侯尚武；此外，还有麻城县各乡、社代表共数百人。中共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也参加了一部分验收工作。

那么，这“天下第一田”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建国一社放这颗“卫星”之前，各种粮食生产“卫星”早已放出，其中湖北省的“卫星”就不少。这年8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孝感县长风社早稻亩产15361斤的消息。麻城县在放高产“卫星”上也不甘落后。例如，7月25日的《麻城报》报道说，该县前进五社早稻亩产 5656.2斤。8月初，麻城白果区召开早稻高产现场会。此前，白果区下辖的梁家畈乡燎原四社放出了早稻亩产10237.127斤的“卫星”，会议对其给予了表彰，当场发给奖旗一面，奖金300元。会上，麻城县委书记处一位书记问生产一向搞得不错的建国一社社主任：“人家早稻亩产都搞到了1万多斤，你能不能拿点硬东西出来呀?”被县委领导这样一点名，这位社主任只得硬着头皮回答说：“我们有点硬东西，过几天再向领导汇报。”

既然在县委领导面前表了态，建国一社已是骑虎难下，“卫星”不能不放，而且产量必须超过燎原四社才行。会议结束后，建国一社社主任找社会计商量放“卫星”的问题。会计问社主任：燎原四社亩产 1万多斤的“卫星”是如何放的？社主任回答说：看样子是别处成熟了的稻子移并到一起的。会计一听，马上说：他们能把禾苗移并到一起，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社主任也觉得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于是，他们选择了第二生产队的一块面积为1.016亩的稻田，作为试验田。据 8月18日 的《湖北日报》报道，这块试验田先深翻了 1尺5寸，然后施了大量的底肥：陈墙土300担，塘泥1000担，水粪30担，石膏6斤，石灰30斤。在禾苗移来时，又施了豆饼180斤，硫酸氨70斤，过磷酸钙80斤，水粪60担，草木灰240斤。移栽的那天，全社动员4个生产队的劳动力，将另外8亩稻田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用门板或梯子抬着，运到这块试验田中，移栽在一起。由于移并过来的禾苗太多，密不透风，据说把鸡蛋随便地放在禾苗上面滚动也不会掉下去。为了使禾苗不至于沤烂，他们就用细长的竹竿把禾苗一蔸一蔸地分开，又用喷雾器喷射井里的凉水，还派人到县城借来一台鼓风机，日夜不停地给禾苗鼓风。

如此这般之后，建国一社向麻城县委报告说，他们将发射一颗亩产超过 30000斤的“卫星”。麻城县委又向黄冈地委和湖北省委作了汇报。于是，省、地、县三级联合组成高产验收团，来到建国一社进行“卫星”验收，随同一道来的还有武汉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和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特地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的大字标题。

“卫星”田照片

“卫星”三：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亩产13万斤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 报道的最大一颗水稻“卫星”。报道说：

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成功地运用了高度并禾密植方法，获得中稻平均亩产 130434斤10两4钱的高产新纪录（当时1斤为16两——引者）。这块高产田面积一亩零七厘五，黑壤土，二等田，共收干谷140217斤4两。

这颗超级大“卫星”是这样发射升空的：

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早稻每亩 36956斤的“卫星”放出后，广西环江县委主要负责人决心放出一颗更大的“卫星”，并提出了“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的口号。环江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柳州地委一些领导的支持。地委有一位领导还暗示说：“湖北亩产3万斤的卫星是把多亩稻子移并到一块地里的。全国卫星一亩没有10万斤恐怕放不出去。”

随后，环江制定了放“卫星”的具体实施方案，并选择城关农业社的一块面积为1.13亩的试验田作为“卫星”田，让社员先将田里的禾苗全部拔出，再进行深耕并施放大量的各种肥料。接着，组织社员及县直机关的干部和正在县城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共计近千人，从城管和三乐两个大队100多亩中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苗带泥移并到试验田里。由于移并到一起的禾苗太多，为了使禾苗不致倒伏，就采取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的办法，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移并到一起的禾苗太密，就将喷雾器改装成小型的鼓风机，由十多个人日夜轮流鼓风。为了保证试验成功，县里还在现场设立了指挥部，安装了电话机，派干部在田边日夜守护。

这年9月初，环江县委向柳州地委和广西僮族自治区党委报喜说，将要发射一颗亩产超过10万斤的中稻“卫星”。自治区和地区对此十分重视，特地向各新闻单位和有关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请其进行现场采访，还组织了一些部门的干部以及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有关教授、专家，组成了验收团进行现场验收。

浮夸风带来的历史性灾难

1958年放出的各种“卫星”难以数计，但基本上都是按这样的程序放出的。这样放“卫星”的结果，不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助长了各级干部弄虚作假的作风。

在放“卫星”的过程中，那些敢于说真话的干部社员，被当作“保守派”、“观潮派”而被压制甚至遭辩论批斗，而那些制假造假者反而被提拔重用（麻城建国一社的社主任在“卫星”放出后不久就被任命为区委副书记、区长，并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环江县委第一书记因放“卫星”有功，被提升为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西平和平社的社长被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还在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伴随放“卫星”的是浮夸风盛行，造成了1958年农业生产获得了特大丰收的假象。于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这样荒唐的言语，竟出现在党报党刊上，以至于想当然地认为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的地步，并提出要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紧随而来的所谓“三年暂时困难”成因虽然很复杂，但以放“卫星”为特征的浮夸风，无疑是造成这一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来源：泉河小路（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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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家乐

【案例】

秦爷：刘虎诉汤计案 让我想起当年奚弘状告《人民日报》

刘虎诉汤计名誉侵权案，最近在舆论场上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坦率说，这个案子让我立刻想起了三十多年前，新疆工会女干部奚弘状告《人民日报》及其记者的那场轰动全国的官司。

事情的起点是2023年，新华社记者汤计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文章，指控刘虎涉嫌“网络恶势力”，称其报道与黑恶势力团伙有关。文章措辞极为激烈，几乎将刘虎描述成了网络世界里的“黑社会代言人”。

刘虎自然不能接受，迅速提起名誉侵权诉讼，认为汤计对其进行恶意诽谤。案件一审、二审历经波折。2025年6月5日，重庆市渝北区法院二审开庭。刘虎的代理律师认为：“恶势力”“暴力团伙”在现行法律中是明确界定的刑事组织，这些词汇不能随便扣在任何人头上。如果刘虎真的属此类性质，恐怕早已锒铛入狱，甚至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刑事处罚。

说实话，我也认同这个观点。你要说“恶势力”，那是要有刑事证据的，随便扣一个这种顶帽子，过去可得是株连九族的大罪。刘虎的这场官司，本质上就是要为自己讨个公道，洗刷一个不该背的黑锅。

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1980年代奚弘的那场诉讼。

奚弘是谁？她是当年新疆喀什市建管局的一名工会女干部。因为敢于揭发建筑行业的不正之风，被当地单位给贴上了“告状专业户”“怠工”的标签。更糟糕的是，1988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社会一角”栏目刊登了一篇署名报道，文章题目叫《新疆喀什建管局领导软弱无能，奚弘怠工乱告状成特殊公民》，作者是记者曾坤和史林杰。这篇文章不仅被全国多家媒体转载，还直接导致奚弘被单位开除干部编制，成了被体制抛弃的人。

奚弘没有服输。她多次上访，最终在1989年3月，把《人民日报》和两位记者告上了北京朝阳区法院，起诉他们侵犯名誉权。《人民日报》最初一直拒绝应诉，直到1992年法院正式发出传票，才被迫出庭。

1992年8月，法院正式立案。案件持续拉锯多年，直到1997年1月2日终于通过调解结案。《人民日报》公开致歉，并赔偿奚弘20万元精神及经济损失。

这桩案件后来成为中国新闻侵权史上的标志性案例。我的一位老朋友，人民日报记者王彪，当年还被报社派去旁听。他回来告诉我，他认为这次报社确实有些欺负人了。他说，这个案子至少有两大意义：一是法律意义，它让小人物可以依法挑战国家级媒体的权威；二是社会意义，它让新闻界明白，报道必须真实、用词必须慎重，不能滥用公权话语去压小人物。

刘虎的遭遇，其实跟当年的奚弘有几分相似。一个被人民日报记者报道成“怠工告状户”，一个被新华社记者文章扣上“网络恶势力”的帽子。他们都是弱者，被强大的话语机器所碾压。

说穿了，这种事，说小是名誉问题，说大那可是社会公平和舆论正义的问题。随便扣个大帽子，随便贴个标签，这样的时代我们不能再回去了。

搁秦爷我身上，我也不会认这口黑锅。必须打官司，必须正名。就像奚弘那样，不能让历史一直被强者书写。

来源：秦孙全耀（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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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家乐

【案例】

《泰晤士报》战地通讯员之死与火烧圆明园

图为被焚毁后的圆明园

自新世纪以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劫走的圆明园文物陆续回归中国。正是在这段时间，英国《泰晤士报》、BBC 等媒体刊登了《耻辱的宫殿，谁之过？》等多篇文章讲述同一个历史故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泰晤士报》派“特别通讯员”托马斯·鲍尔比（Thomas Bowlby）前往中国报道战事，不料被清廷扣为人质并死于狱中。此人与英国特使额尔金关系亲密，得知友人遇难，额尔金一是十分愤怒，二是担心不为他报仇会遭《泰晤士报》批评，于是下令火烧圆明园。这些文章引起了国内媒体的注意，《参考消息》翻译、转载了《谁之过？》并批评指出，“英媒文章为火烧圆明园狡辩 : 只是为一名记者报仇”，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英媒“狡辩”。 笔者于近期获得了托马斯·鲍尔比的日记、信件、报道汇编，下文拟以这份档案为基础，并结合其他史料，探寻鲍尔比之死与火烧圆明园的联系。

一、《泰晤士报》与战地通讯员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迅猛，加上殖民军在世界各地攻城掠地，为英国贡献了不少财富，英国国力因而空前强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伦敦《泰晤士报》快速发展，发行量与日俱增，具有了向异国他乡派遣通讯员的经济实力。 1854 年，该报派拉塞尔（William H.Russell）前往克里米亚战场报道战事。抵达战场后，他写了一些批评性报道，但批评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英军的伤员救助工作和战斗组织工作。换言之，他希望英军改正错误并赢得战争，而不是停止战争。批评军队的报道会引发军方以及政府的不满，《泰晤士报》主编德莱恩（John Delane）顶住压力将报道刊发，既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他与政府意见不合，这些批评性报道载于报端后，英国民怨沸腾，首相被迫辞职。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他积极与之合作，在报纸上造舆论支持新首相。新内阁发起了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军事行动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德莱恩再次派通讯员前往印度和中国战场。此时，他需要通讯员为英军唱赞歌。 德莱恩派往印度的通讯员还是拉塞上看，他没有辜负德莱恩的期望，与驻印度的英军军官相处融洽、合作愉快，将英军成功镇压印度“暴民”的消息传回国内。但是，英国殖民政府对被俘起义者施加酷刑，这让有人道主义情怀的拉塞尔心生不满，于是提出了一些批评。

《泰晤士报》派往中国的第一个通讯员是乔治·库克（George Cooke）。此人也没有令德莱恩失望。他积极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造舆论，在报道中和后来出版的书中写道，自己对中国没有同情心，“即使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广州也必须被攻陷”。不过，库克在中国待了不到一年就辞职不干，与押解两广总督叶名琛的英军一道去了印度。 此时拉塞尔也在印度，英中战事正酣，但德莱恩没有把他派往中国。德莱恩派往中国的第二个通讯员就是名不见经传的托马斯·鲍尔比。他做过几年律师，但似乎不太成功。他打破伦常，通过迎娶其父第二任妻子的富有姐妹取得了财富，但因投资失败，财富损失殆尽，于是开始为《泰晤士报》工作。渴望获得名利的他理应比较“听话”，但德莱恩还是不太放心。 1860 年 4 月，鲍尔比离开伦敦前往中国，不久后，德莱恩给鲍尔比写了一封有威胁意味的信，奉劝他抛弃对和谈的幻想，要求他为攻占北京造舆论，“如若不然，对于此次远征以及对于你自己而言，结果都将是十分糟糕的。” 1860 年 9 月 18 日，他与几十个英法将士一道前往通州，为谈判做准备。这一行人被清军俘虏，几周后，鲍尔比死于狱中。如果没有被俘，他很可能在侵略军的保护之下进入紫禁城，“采访”清朝皇亲国戚。

二、鲍尔比的报道和“友情”鲍尔比原本与此次远征的最高领导人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并不相识，但在动身之后不久，他就得到了额尔金的接见，而这可能是因为额尔金比较重视新闻媒体，希望利用鲍尔比造舆论。根据外国学者的研究，额尔金是个“新闻迷”，经常花大量时间读报，除了读《泰晤士报》，还读上海、香港以及欧洲大陆出版的报纸。根据额尔金的日记，库克在 2 年前为《泰晤士报》所写的中国战事报道已让他对该报有了好感。

图为额尔金（1811年-1863年）

见面之后，两人与一些英法将领一道乘船前往中国，途中遭遇了行船事故，鲍尔比就此事写下了他此行第一篇报道。报道称，有几个乘客慌乱逃离，但额尔金镇定自若，坚持让其他人先走。报道还强调，那些慌乱逃跑的乘客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法国人。
这篇报道显然有助于塑造额尔金以及英法联军的形象，德莱恩在收到报道后回信表扬了鲍尔比，称其写作水平高于拉塞尔和库克，此后鲍尔比与额尔金形影不离，还曾在额尔金的卧室过夜。额尔金将他引荐给使团的全体人员，他们表示愿意给鲍尔比提供任何帮助。抵达中国之时，额尔金已非常信任鲍尔比，他写道：“天气宜人，将士都很健康。 不用赘述，我相信你可以在《泰晤士报》上看到详情，因为‘我们自己的通讯员’就在隔壁，他正在写信。”鲍尔比没有辜负德莱恩的期望和额尔金的信任。库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呼吁英军占领广州，鲍尔比则更甚一筹，还未抵达中国就开始为攻占北京造舆论。根据他的日记，从伦敦到通州这一路上，他只正式访问了一个中国人，即在新加坡见到的“中国佬”（Chinaman）胡亚基（英人称其为“黄埔先生”）。胡告诉他，英国若想实现目标，就应对北京实施“决定性的打击”。 他将这个观点写进报道，也就是告诉英国公众，就连“中国佬”也希望英军攻克北京。

9月2日，鲍尔比收到了从伦敦寄过来的《泰晤士报》，上面刊载了两篇强烈支持进军北京的社论。鲍尔比读过之后感到欣慰，因为这两篇文章“与我所写的所有东西论调一致，将起到给额尔金大人撑腰的作用……”。 鲍尔比在为进军北京造舆论的同时隐瞒了英法联军的恶行。他在日记中写道，英国海军士兵和军官都疯狂地抢劫，甚至连自己英国报道没有记录这些事。他在一篇报道中称，抢劫者主要是英法联军雇佣的中国苦力，未见到一个英军士兵参与抢劫，法军则是抢夺了“不干净的动物”。 额尔金与鲍尔比相处融洽，除了是因为可以互相利用，还可能是因为两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看法基本相同，都充斥着民族中心主义偏见。额尔金认为，“在低等种族当中生活是可怕的”；“愚笨、拐弯抹角、多疑、虚张声势……是这个国家处理事务的普遍特点”。鲍尔比则写道：“好奇和贪婪是中国佬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旦谈好价钱，中国苦力“就像绵羊或驴子一样跟了上来”。

三、鲍尔比之死与焚毁圆明园的命令
额尔金是不是像《泰晤士报》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给鲍尔比报仇和安抚《泰晤士报》而下令烧毁了圆明园呢？ 额尔金绝非感情用事之辈，而是一个能分清轻重缓急的政治家，如果他特别重视与鲍尔比的友情，就应该在鲍尔比被俘之后想方设法去营救，而不是等到鲍尔比被处死之后再去报仇。鲍尔比不是唯一的人质，与他一同被俘的还有不少英法军官，其中不乏重要人物，例如通晓华语的要员、谈判主角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以及额尔金的私人秘书。在清廷以这些要员以及鲍尔比的性命为要挟之时，额尔金没有退让半步。 10 月 9 日，巴夏礼等要员被清廷释放，鲍尔比仍生死未卜。额尔金觉得，部分人质获释就可以证明不妥协策略是正确的，于是信心满满地向联军发出公开信称：“冒险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安危之上，实际上更保证了被囚同胞的安全……鲍尔比先生……很快就会归来。”
额尔金因害怕遭《泰晤士报》批评而火烧圆明园的说法也不可信。《泰晤士报》主编一直支持额尔金和由他主导的远征，不太可能因一个临时雇佣的通讯员被战场上的敌人杀害而大幅转变态度。《谁之过？》一文用以证明此说的唯一证据是一则传闻：额尔金意欲摧毁圆明园，但法方认为不妥，额尔金便对法军指挥官说，“如果我不替《泰晤士报》的通讯员报仇，该报会如何说我？”。
此事载于英军军官亨利·诺利斯（Henry Knollys）回国后出版的回忆录。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诺利斯写的是，法军指挥官蒙托邦（Cousin de Montauban）回国后宣称，额尔金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而不是诺利斯亲耳听见额尔金口出此言。而且，诺利斯觉得额尔金不可能因忌惮报纸批评而下令烧毁圆明园，他写道：“的确很难相信，我国如此高尚的外交官（额尔金）会因为担心失去一个舆论机构的支持而展开如此严厉的报复行动，无论这个机构的影响力有多大”。 他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蒙托邦回到法国后因洗劫圆明园而遭到批评，他觉得蒙托邦讲这番话是为了把责任推到额尔金身上。在迫使清廷签订《中英北京条约》，远征目标达成之后，额尔金才给《泰晤士报》主编德莱恩写了一封短信通告鲍尔比的死讯。信中有一些替自己开脱的说辞：鲍尔比是自愿去通州的；他曾向鲍尔比表示“如果你被关进牢笼，我就不得不去救你出来”（实际没有去救）。但他没有向德莱恩表示，火烧圆明园是为了给他麾下的通讯员报仇。实际上，这封信根本没有提及圆明园。 额尔金下令火烧圆明园的一个目的或许是赢得国内的舆论支持。巴夏礼在战争初期写道：“我们的处境肯定很尴尬，但我们不能回退，只有继续进行下去，激起人们的恐惧，我们才能取得成功”，而清廷将英国“和平使者”扣为人质一事若载于报端，便能激起英国公众的恐惧与愤怒，使对华战争获得舆论支持。
英国学者称，清廷扣押英法人质事件见诸报端后，“英国全国上下陷入了反华爱国主义的狂热”，当人质的死讯传到英国以后，火烧圆明园就成为合理选择，因为这既顺应了要求“复仇”的舆论，又能展现英国政府惩罚“野蛮人”的能力。从这个角度上看，鲍尔比等人质之死或许正是《泰晤士报》和额尔金所需要的。 《泰晤士报》在 1860 年圣诞节发表的社论比较清楚地讲述了烧毁圆明园的另一个目的：要达成目标，就必须通过行动摧毁中国皇帝的威信，让傲慢的中国政府屈服，让他们知道我们才是北人。摆在英军面前的选择有二，一是夺取和占领紫禁城，二是摧毁皇家园林圆明园。额尔金没有选择前者是因为，不欢迎西方势力的太平天国正在中国南部攻城掠地，英法联军若攻占紫禁城则可能使清廷崩溃，而这会使英国远征的目标——签订长期有效的协议、获得巨额赔偿、保障其在华特权一一化为泡影。摧毁具有象征意义的皇家园林则不会让清廷崩塌，但可以打击其精神、摧毁其抵抗意志 , 有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 何时撤军也是额尔金必须考虑的问题。蒙托邦将军的私人秘书回忆称，八里桥会战之后，“联军必须尽快与恭亲王做个了结……道路和运河已结冰，严寒对于联军十分不利”，而火烧圆明园显然有助于尽快与清廷“了结”。

四、鲍尔比的战地通讯员身份
《泰晤士报》等英国媒体挖出这个尘封已久的往事反复发文，并质问“谁之过”，无非是想强调中国人杀害了无辜的英国记者，有错在先，英军后来火烧圆明园情有可原或理所当然，但这其实是在按当今的观念评判过去，即利用当代人对记者职业以及杀害记者的行为的认知来评判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战地通讯员之死，贴上“非正义”的标签，进而抢占道德高地。 首先，在当代人眼中，战地记者是平民而非战斗人员，交战方杀害他们有违道义，但将战地记者认定为“不直接属于军队组成部分的随军人员”、“可享受战俘待遇”的《海牙第二公约》1899 年才颁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保护战地记者还远未成为西方国家的共识。值得一提的是，鲍尔比与拉塞尔一样配有枪支，还在被清军围困之时掏出枪准备射击。 其次，在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报刊通讯员还不是一个稳固的职业，“战地通讯员”则大都由报社临时聘用，与报社只有短期供稿关系。得知鲍尔比被俘之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头条文章”，但鲍尔比的名字没有在文章中出现。此文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很遗憾地宣布，虽然我们正翘首盼望下一封来信，但可能收不到对中国近事的详细报道了”。这或许意味着，对于该报而言，损失的不过是一个能提供消息的人罢了。 再次，在那时的中国，新闻业还处于萌芽期，朝野皆知、影响广泛的现代报刊还没有出现，清廷官员可能没有听说过“通讯员”这个行当，甚至可能不知报刊为何物，自然不会给予鲍尔比区别对待。负责收监鲍尔比等人的刑部尚书赵光认为，他所羁押的是“英法文武兵将三十余人”。

最后，鲍尔比之死并未让英军将领对带通讯员行军一事心生担忧，相反，自此往后，许多英国殖民军将领都开始邀请报刊通讯员同行，其中原因不言自明。一位西方新闻人于1900 年评论说，没有通讯员英国军队便不会前进。 总之，鲍尔比也不是当代人眼中的那种战地记者，清廷将其杀害一事并不光彩，但也不能被视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或“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他未像现代西方新闻神话所鼓吹的那样，以客观、中立为准绳，力图讲述全部真相和阻止战争，而是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名利之欲驱使下，为本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呼与鼓。虽然他在英军点燃圆明园之前已去世，但是他以及他身后的《泰晤士报》起到了为烧毁三山五园的大火煽风的作用。

结语
托马斯·鲍尔比是世界上最早从事战地报道的记者之一，也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记者之一，还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死在战场上的新闻人，但他缺乏了解、理解中国的意愿，带着“有色不可理喻的野蛮人的新闻故事，然而，随着英帝国的衰落与殖民主义的退潮，这些故事便逐渐失去了光彩。 《谁之过？》一文的作者是托马斯·鲍尔比的后代、BBC 记者克里斯·鲍 尔 比（Chris Bowlby）。他在文中写道：火烧圆明园一事，在英国几乎无人知晓，但中国人却记得很清楚。额尔金当年将托马斯·鲍尔比等被清廷处死的英人葬于北京安定门外的俄国墓地，他去此地寻找祖先的坟墓，发现墓地已经变成青年湖公园高尔夫球练习场。 他的意思是，自己作为英国人，已将清廷杀害自己祖先一事看淡，中国人也应该忘记火烧圆明园一事，解开“圆明园情结”。可是，一直到了1927 年，即托马斯·鲍尔比去世 67年以后，英人在上海租界所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和最高法院与领事公报》仍在发表文章悼念托马斯·鲍尔比等“光荣死者”，谴责中国人 1860 年的“邪恶行径”。 近年来，包括克里斯·鲍尔比在内的英国新闻人又发表了多篇“缅怀”这位战地通讯员的“旧闻报道”，而这或许意味着他们仍没有解开“日不落帝国情结”。

有趣的是，《北华捷报》的那篇文称，英国使馆为了更好地纪念鲍尔比等人，在不久之后就将他们的棺椁迁出了俄国墓地，葬在北京城内一块“永远属于英国”的墓地。也就是说，克里斯·鲍尔比可能因为忙于造舆论，没有仔细查证，所以找错了地方。

来源：AI自智体（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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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席睿

【案例】

河南省记协曾承办第三届中国新闻奖评选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张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