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红网第八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决赛榜单揭晓

由湖南红网新媒体集团主办的第八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决赛评选结果正式出炉。

中国人民大学林希腾，凭借文评《“防疫错过女儿生日”惹群嘲，脱离人民群众是根源》，以80分的总成绩摘得本届“评论之星”；山西大学韩羽儿、南京师范大学於璐，分别凭借漫评《够了，该让“卫生巾羞耻”灰飞烟灭了》和文评《雇轿子上山遭网暴，莫让道德审判断了他人生计》，以79.8分和79.2分的总成绩，分获亚、季军。

林希腾夺冠  人大学子三度摘“星”

《“防疫错过女儿生日”惹群嘲，脱离人民群众是根源》一文，聚焦于疫情防控过程中的一则热点新闻：去年11月6日晚，郑州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该市中原区桐柏路街道平安街社区书记刘红英发言称，“前几天是我女儿的18岁生日，然而我却缺席了她的这场成人礼”。虽然本意是希望公众理解基层工作人员的辛苦，但这番话的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引发了舆论广泛热议与批评。在不少网友看来，疫情之下，相较于很多人所经历的遗憾与苦难，缺席女儿成人礼显得过于“单薄”。

作者林希腾认为，即使是宣传活动也应当做到人民至上、以人为本，如此才能引发大家共情，“刘红英的讲述无法打动人心，不仅仅是因为事情太小、不够有料，更是因为她的讲述更像是一种脱离人民群众后、单一叙事逻辑下的流水线产物”。他指出，“只有走出自己所在的圈子，走进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才能避免‘写尽天下太平事，不肯俯首看苍生’，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对于本文，9位评委中有4位给出了9分以上的高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互联网与新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祝华新点评道：“评论合为时而作，评论与民生民瘼息息相通。”中国青年报编委、高级编辑曹林点赞：“说到了要害，贴近舆论水温。”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博导肖燕雄认为，该评论“将一个看起来没有多少新意和深意的选题讨论得有一定的意味，层层深入，表达也好”。

据悉，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学子第三次斩获“评论之星”。在此前举办的第四届、第六届大赛中，人大学子陈舒睿、岳永婕，先后以优异的成绩登顶摘冠。

“漫评”强势跟随  “青椒”跻身前列

继上届大赛新增“视评”赛道后，本届“评论之星”又为漫画评论打开竞赛大门。并且，按照新的大赛评选规则，无论是文字、视频还是漫画评论，均有资格争夺“评论之星”，竞逐万元大奖。

来自山西大学的“漫评”选手韩羽儿，在此前的月赛中两摘“月度之星”，决赛阶段再度强势突围，斩获亚军，与第一名仅存0.2分之差。其获奖作品《够了，该让“卫生巾羞耻”灰飞烟灭了》，对“高铁售卖卫生巾遭部分网友反对”一事作出回应，指出“这是女性诉求遭受社会漠视的现实缩影”，呼吁“让女性当前面临的问题被社会所看到”。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飞点评道，“选题有社会价值，案例多，整体输出比较丰满”。评委祝华新则表示，该作品“色彩的运用尤其有感染力”。

南京师范大学於璐的文字评论《雇轿子上山遭网暴，莫让道德审判断了他人生计》，原系2022红网“青椒计划”优胜作品，按规则直接晋级“评论之星”决赛后，历经初评、复评，最终以79.2分的总成绩名列第三。这篇“青椒计划”作品，对“游客在重庆武隆天坑游玩时雇人抬轿上山却遭网暴”进行了分析。作者於璐指出，网友的大肆批判，满足的是自身的道德优越感，结果却是砸了别人的饭碗，“真正的道德感是促使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而非假借‘善良’外衣，行伤人作恶之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院长张涛甫点评道“逻辑性与思想性较强”；评委祝华新则点赞“立论精当”。

按照评选规则与总分排名，本次大赛还评出了20个佳作奖以及20个优秀奖。山东大学王致远、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何添娇、黑龙江大学杨然馨、北京大学康芮菡、华中科技大学潘天行等20人（组）获佳作奖；苏州大学蒋乐希、湖南师范大学吴雨林、郑州大学熊晨靓、重庆大学麦璐璐、西安交通大学陈奇菲等20人（组）获优秀奖。

重庆大学８人上榜  10所高校获组织奖

红网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旨在为大学生提供展示自我、表达己见、发出最强音的平台，引导大学生关注社会，学会独立思考，配合高校的新闻评论教学工作，使大学生新闻评论写作水准更上一层楼。

本届“评论之星”大赛为第八届。数据显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重庆大学等近300所高校、5000多位学子，共计投来文评、视评、漫评近万件。

在前一阶段（2022年10月~12月）的月赛环节中，重庆大学林诗堙、山东大学宋宵佳、宁夏大学王晖琳、山西财经大学张靖悦、长安大学庞佩羽、山西大学韩羽儿、西安交通大学杨璐晨、淮阴师范学院吴小蝶、郑州大学张喆、湖南大众传媒职业学院刘依萍等27位（组）选手先声夺人，摘得“月度之星”。

决赛环节于今年3月启动。包括“月度之星”在内，月赛排名前50名的文字评论、排名前5的视频评论和漫画评论，以及2022年度红网“青椒计划”月度优胜作品，“会师”决赛。依据1人不超过2篇的规则，经工作人员筛选后，本届大赛最终筛选产生232件决赛参评作品。后经9位决赛初评、复评，最终选出43件获奖作品。

据统计，重庆大学8人夺奖，数量遥遥领先。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山东大学，各占据4个获奖席位。四川外国语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各有２人上榜。北京大学、常州大学、黑龙江大学、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洛阳师范学院、苏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长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重庆医科大学，也均有学子进入获奖大名单。

为感谢各高校的大力支持，红网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组委会，特向组织积极、成绩优异的高校授予“组织奖”，它们分别是：重庆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长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苏州大学、广西大学、淮阴师范学院、华中科技大学。

来源：红辣椒评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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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博

【案例】

对话徐林生：理性的声音有力量

日前，徐林生时评作品研讨会在广东惠州举办。在接受访谈时，资深评论员、华中科大新闻评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红网“青椒训练营”导师徐林生回顾了自己的写作历程、心路变迁、创作理念与思维方法，对新闻评论实践、教学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二十余年来，徐林生老师笔耕不辍，在红网红辣椒评论栏目发表了至少700篇以上评论作品，提出了许多“首创性”观点，作品时效性强、观点鲜明，富有理性思考，频频登上各大平台热搜榜，备受关注。

将“评论思维”从写作技巧上升为一种生活哲学，将“评论写作”内化为一种关乎批判性思考、逻辑判断与独立精神的终身素养，不仅是这位资深评论员的个人叙事，更是一份关于理性、责任与建设性表达的时代证言。

本期访谈由湖南大学新闻院秦月阳执行。

“以圈外人身份、从旁观者视角、凭在场者热情”，跳出情绪化表达，让个体杂感从具体评论实践走向“建设性评论”的自觉

Q：您的三本文集《要亲自读书》《旁观者说》《徐徐道来》，书名都很有意味。能谈谈它们的由来吗？

徐林生：第一本书《要亲自读书》，源于1998年我在《羊城晚报》发表的一篇杂文。当时有干部利用特权请人代考，被查处后引发舆论关注。我写文章批评这种“读假书、考假试”的行为，标题就是《要亲自读书》。后来出书时觉得这个题目简洁有力，便沿用了下来。

第二本《旁观者说》，书名其实体现了我对自身角色定位的理解。我不是媒体圈内人，而是以“圈外人”的身份观察社会。我一直相信，旁观者视角更容易跳出情绪化表达，看得更清、更远。有一次拜访鄢烈山老师时，他建议就用“徐徐道来”当书名，后来我采用了他的建议。

回顾三本书的创作，我经历了个人表达的逐渐完善，也见证了评论行业的发展变迁。从追求发表到志在表达，从批评为主到重在建设，从不吐不快到责任感使然。这种转变让我更加注重评论的社会价值，从而坚定了“以圈外人身份、从旁观者视角、凭在场者热情，写建设性评论，为中国舆论场提供有价值的观点”的创作理念。

Q：您提到“旁观者视角”，这个观念是否在您创作的时评《聂树斌案：要舆论监督，不要舆论审判》中有所体现？

徐林生：我写《聂树斌案：要舆论监督，不要舆论审判》那篇文章，其实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时间点。那时舆论场上对这个案子讨论得非常激烈，很多人都情绪化地批评法院，甚至有人直接说这是“舆论审判”。但我一直认为，评论员不能跟着情绪走，而是要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看问题。如果连我们自己也陷入非理性的情绪中，那我们和被我们批评的对象有什么区别？评论的价值在于理性建设，而不是煽动情绪。

舆论监督和舆论审判之间应该有一条界线。我们不能因为同情一方就无视法律程序，也不能因为愤怒就代替法律去下结论。

那篇文章原载于红网，于2015年12月18日发表，后来被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微博及《人民法院报》全文转载，引发舆论界和司法界强烈反响，媒体也接连转载。人民日报客户端以《最高法罕见评聂树斌案：要舆论监督，勿舆论审判》为题报道。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徐海燕发表论文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条微博，解读了舆论监督和舆论审判的区别”。重庆工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殷俊称之为“现象级评论”。

理性的声音是有力量的，关键是你能不能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去看问题。

写评论不是为了显示自己多厉害，而是为了推动问题的解决。聂树斌案是这样，其他事件也是这样。评论要做的不是简单地批评，而是提出建设性的看法，让舆论回到理性的轨道上来。

有位教授知道我一边做管理工作一边坚持写评论，曾对我说：“我写文章是饭碗，你写文章是情怀。”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或许正是这份“情怀”，让我在喧嚣中始终愿意为公共理性发一点声音

Q：回顾您的评论生涯，起点是在哪里？您的第一篇时评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徐林生：我的评论生涯真正意义上的起点，是2002年12月15日。那天，我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第一篇时评，题目叫《传媒报道喜讯，不能总把K金当足金》。那时候我刚接触电脑写作，连打字都不太熟练，还是靠同事帮忙录入、注册邮箱，才把稿子投出去。投稿时甚至忘了署名，编辑老师回复说：“此稿甚好，明日采用，请告知姓名与联系方式。”这让我既惊喜又感动。

说起来，我对评论的兴趣，其实萌芽得更早。年轻时没什么书可读，我就反复看《毛泽东选集》和《歌德批判纲要》这类书，它们无形中塑造了我讲逻辑、重说理的思维习惯。所以当2002年我看到《南方都市报》开设评论版时，就觉得这种文体我“也能写”。

2002年底到2003年初，我写得特别勤，热情非常高，文章曾连续三四天见报。后来我陆续在《新京报》、红网等媒体发表文章。

后来因工作繁忙，评论写作中断了好几年。直到多年后才重新拾笔。有位教授知道我一边做管理工作一边坚持写评论，曾对我说：“我写文章是饭碗，你写文章是情怀。”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或许正是这份“情怀”，让我在喧嚣中始终愿意为公共理性发一点声音。

Q：重新回归写作后，您的文章越来越注重提出建设性方案。请谈谈这一阶段您的写作理念发生了哪些转变？

徐林生：2016年之后，我重新回归写作。如果说早年写评论更多是出于一种表达的冲动，那么这个阶段，我更加明确，评论的价值不在于指出问题，而在于推动解决问题。

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寻找“最好的解决状态”。舆论环境需要多元的声音，但更需要负责任、有建设性的声音。评论要顺应时代的变化，但更重要的是，要提供一个独特而透彻的角度。

这种角度，一方面来自我跨学科的知识背景。汉语言文学、法学、公共关系等领域的学习，让我习惯于从制度、历史、人性等多个维度去透视一个问题。比如我写《日本胆敢碰红线，总账应从甲午战争起清算》，就是基于历史的纵深，进行一种战略性的思考。再比如《提拔干部有必要考察学术道德》，我刻意跳出对某个干部的单纯批判，转而思考如何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这就是一种“共建者”的视角。

另一方面，这种转变也让我摆脱了一个误区。我曾一度认为，评论要写那些“挑战性”的话题才能体现价值，但其实，这个社会永远需要常识的重复，就像人需要空气和饭食一样。很多道理是常态化的，但恰恰最需要被反复提醒。

我现在的写作，是带着方案上路的。独到和建设性的见地，源于长期的积累、冷静的观察，更源于一份希望舆论环境能变得更好的责任。

于我而言，评论不只是一项写作技能，它已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评论思维可以终身受益。它教会我四件事——批判性思维，不盲从、不轻信；归纳能力，从海量信息中提炼本质；洞察本质的能力，穿透表象，看见内在逻辑；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喧哗中保持清醒。

我从不为了标新立异而发声，但也绝不甘于人云亦云。我始终游离于固定的媒体圈之外，这种相对的“超脱”，反而让我少了些束缚，能够更纯粹地就事论事。

因此，当我面对任何一个热点事件时，我的思维路径不仅仅是追问“发生了什么”，更会深入地去探求“为什么会这样”以及“究竟该怎么办”。我始终坚信，时评写作的价值，不在于赢得多少掌声与流量，而在于能否用理性驱散偏见的阴霾，在观点的冲突中架起沟通的桥梁，让每一篇文章都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级微小而坚实的阶梯。

如今，写作于我，已是生活方式。正如我所坚信的，有价值的观点是社会“刚需”，永远不会过时。

我建议年轻作者不要急于在热点中抢发声。先停下来，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件事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大众的普遍认知可能在哪里跑偏？我能提出什么样更符合规律和公共利益的解决方案？

Q：很多年轻作者提的建议太泛，缺乏针对性。您是如何在热点事件中找到独特而理性的表达角度和独到观点的？

徐林生：舆论界跑偏是很诡异的现象，评论员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用一篇有理有据的文章，把它拉回理性的轨道。要做到这一点，靠的不是标新立异，而是阅历的沉淀、知识的积累，以及长期观察事物所形成的独特视角。

我的体会是，必须看透问题的底层逻辑。很多评论文章角度平平，甚至观点偏激，根源在于它的“底层逻辑不稳”。比如，有些人习惯性地认为“这种事只在中国发生”或“只针对某个群体”，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的。前提错了，后面堆砌再多论据，整篇文章也立不住。

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当年我写《贪官死囚为何都“享受”注射死刑？》。当时大家都习惯于报道执行方式，但我从法律平等和人性尊严的角度提出了质疑。这篇文章被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网站转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媒体广场”播发，产生广泛影响。2004年2月21日，新华社等报道《原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被执行死刑》时，隐去具体执行方式（“注射死刑”或“枪决”）。自此，媒体报道此类新闻时，改变以往披露死刑具体执行方式的惯例，以“被执行死刑”代之，并沿用至今。

另一个例子是《盘点反腐败还是慎言“成绩单”为好》。当时很多媒体在年终总结时，喜欢用“打虎”数量来展示反腐成绩，今年比去年多，就说明成绩更“靓丽”。但我认为这个逻辑是错的。如果贪官越抓越多，那不正说明腐败越反越严重吗？这与我们“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标是相悖的。

所以，我建议年轻作者不要急于在热点中抢发声。先停下来，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件事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大众的普遍认知可能在哪里跑偏？我能提出什么样更符合规律和公共利益的解决方案？当你养成这种思考习惯，独到而理性的角度，自然会浮现出来。

不要低估新闻评论的价值，也不要小看了评论思维的力量。当然，也要通过不断试错、培养用户思维、坚持建设性立场，最后在理性表达中实现价值。

Q：您担任了红网“青椒训练营”第一期的业界导师，对青椒评论作者们有何建议？

徐林生：首先，不要低估新闻评论的价值，也不要小看了评论思维的力量。在我眼里，一篇好的评论，是舆论的“矫正器”，能拨开情绪的迷雾；是分析问题的“显微镜”，能帮你看到本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助推剂”；更是能给复杂问题开出一剂“新处方”的良方。拥有了这种思维，你面对任何信息都能看得更透，这是一种能终身受益的能力。

其次，一定要培养“用户思维”。写评论不是自说自话，要想着怎么把复杂的道理，用清晰、有说服力的方式传递出去，让读者看懂、听进去，这就是一种化繁为简的能力。

再者，要敢于“不断试错”。我看到训练营里很多同学，文章没录用，会在“评中评”里诚恳地反思原因，这个态度非常可贵。不断试错，就是不断进步的阶梯。

最后，也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要追求评论的“建设性”。批评很容易，但更难也更有价值的是提出建设性的、能落地的思路。我写过一篇《建议将武汉“封城日”设为国家公共卫生警示日》，起初也只是红网上一篇普通的评论。后来，有16位顶尖医学专家联署支持，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更将它作为正式议案提交全国人大，还接受了央视专访。这就是建设性评论的力量。

写新闻评论，要以用户思维去表达，在试错中成长，最终用建设性的立场，在理性的表达中实现独特的价值

Q：新闻评论教学对于培养学生透视社会、参与公共治理的能力至关重要，但在实践中却常被低估。您对改进当下的新闻评论教学有何具体建议？

徐林生：必须打破照本宣科，用真实的案例说话。现在很多教材和课堂还在讲那些套话、空话，学生根本听不进去。要把真正在社会上产生过影响的评论拿到课堂上，这样的教学才有意义。

教学观念要与时俱进。有些老师和评论员总在怀念过去那个所谓的“言论宽松”的无序年代，这种心态要不得。一个楼梯口的人都统一不了思想，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十几亿人的广阔舆论场。现在不是没得写，而是怎么写。评论写作必须有坚定的立场，更要有牢不可破的逻辑底线，这才是新常态下评论员该有的素养。

要从根本上重塑学生的认知。新闻评论是新闻人必备的素质，是文科最核心的能力之一。要让学生们认识到新闻评论的价值。

作为导师，我们“又写又编又讲”，如何把一线的实践和思考带进课堂，为学生架起一座通往真实舆论场的桥梁，是新闻评论教育者们应该思考的课题。

来源：王小杨评论笔记（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gzToAC8rqy4xfVrchVJTw

编辑：张家乐

【案例】

《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给评论写作的五个启示

为什么要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从事了三四十年文化人类学导论教学的美国学者约翰·奥莫亨德罗，在他的代表作《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中大概这样认为，人们肯定会扮演改革者、批评家、科学家、人文主义者、世界主义者的角色，而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将会提高你认识、深入文化现象的能力，帮助你在这些角色中游刃有余”。

那么，人类学家是如何思考的？简言之便是，立足整体化、主客位的视角，通过田野调查、撰写民族志，去“寻找细节”，找到那只特殊的黑天鹅。

在观点市场日益多元化、舆论生态日益复杂化的今天，人们若能拥有人类学家的思维，找到问题的要害之处，科学认识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走出固化的纯概念思维、“局内人”思维，以尽可能的宽容之心，理解目光所触及的客观事物或现象问题。

批评家，应该属于评论家吧。评论写作与人类学研究，在方法上有共同之处，都是为了探求新的发现。于评论写作而言，《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一书，在某种意义上确也带来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启示。

启示一：避免概念上的“一般化”

与人文社科研究有些类似乎，评论写作会涉及事实判断，甚至涉及对一些目标事物的定性定义。

进行事实判断，要弄清它的本质是什么，有什么特征，以及有哪些类型，同时也要分清它不是什么。事物的发展，有纵向的历史过程，也有横向的空间拓展，这可以放在时代背景下去思考。

事实判断时，一些评论写作者往往忽略了事物的细节或特殊性，直接进行“一般化”处理。比如一提到“网暴”，便大肆攻击谴责，将个别的极端言论或带些侮辱性的话语无限放大，使“网暴”二字成为替罪羊，而游离了问题的本质，锋芒指向了次要的地方。

又如关于文化，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听人们评价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有文化，但究竟什么是文化呢，可能说不出一二三来。

奥莫亨德罗在《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第一章，即“什么是文化？|概念性问题|”中提到，“文化是一群人通过习得，对其所作所为和每件事物的意义共有的认识”。接着举例对比，对概念中的关键词一一具体描述，区分了文化、族群、亚文化，也将文化与文明、社会、行为进行了基本的厘清。

随之给出了文化的七个特征：“1.文化是整合的。2.文化是历史的产物。3.文化既会发生变迁，也会导致变迁。4.文化会因价值取向而得到强化。5.文化对行为起了很大的决定作用。6.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由符号组成并依靠符号传递。7.人类文化在复杂性与多样性上独一无二。”

同时，文化不同于文明、社会、行为，“不是对人类所作每件事的解释”，“不单单是饮食习俗、音乐传统和多彩服饰”，文化也“并非完全统一，全体一致”。

针对文化的概念性问题，奥莫亨德罗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的分析，让人感觉到文化这个人们抽象构建出来的概念，就在我们意识不到的身边，与我们息息相关，而且给予精准的呈现。文化是人类学家研究的核心领域，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显然完全值得评论写作借鉴的经典案例。

概念是论证的逻辑起点，如何有效理解概念，直接关系到评论论证的合理性、有效性。很多时候，一件事发生以后，我们会进行概念化、标签化，比如使用“腐败”“网暴”“民主”“安全”“民生”“女拳”“Z世代”“医患矛盾”“城管执法”等不同类型属性的概念，而忽视了这些概念所蕴含的特殊性、丰富性，就一概而论了，势必会导致误判误伤，或者牛头不对马嘴发表一篇似乎义正言辞的观点。

评论写作中，如何避免概念上的“一般化”？就得学学人类学家，学会观察，将抽象的概念还原为具体的事物，将具体的事物置于特定的场景中分析，更不宜被节奏带偏，跟着舆论去误判。当然，舆论纠偏也是评论价值之所在。

启示二：合理阐述问题是评论切入点

实际上，任何一门学科或领域的知识增长，或者新发现，都是从问题开始的，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等，皆是如此。

作为一种观点表达，评论的写作涵盖了所有的学科内容，因为每天发生的新闻，涉及各个不同的领域或学科。或者，一则新闻报道，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学科知识来理解，这取决于我们的学习背景、人生阅历，以及所接触的内容。

评论写作实质上就是要学会提问，通过提问引导自己对事件形成基本的认识。譬如，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这件事与其他事件有何关联，如何解决好这件事等。具体到评论写作中，该问些什么问题？一是各学科或领域内的共性问题，一是评论写作领域独特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如何精准描述问题，显然是评论的切入点。若一篇评论所针对的问题不清晰不明确，相当于战场上不知谁是敌人谁是战友，结果可想而知。

《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中所指的“阐述性问题”，就是“这种行为、目的或表述，表达了什么意义”。

评论写作中要指向的“问题”，应属于人类学要阐述的所谓“意义”，是一种符号化过程。意义涉及八个问题，即“1.什么是符号？2.这个意义为多少人共有？3.有没有一个以上的共有意义？4.文本背景如何影响意义？5.这个意义会变化吗？6.这种意义的认识范围有多广？7.意义表达了怎样的价值观？8.意义是否清晰？”

将上面这八个问题中的“意义”，替换成“问题”二字，我想也是恰当的。这给了评论写作如何规范有效地阐述问题，提供了有用的视角、方法。

评论所指向的问题，阐述清晰了，接下来的论证自然而然就有了一个可靠稳固的前提。然而，众声喧哗的网络社会中，不知有多少“伪问题”成为焦点，成为堂吉诃德要挑战的风车。

启示三：须学会“与夏虫语冰”

不与夏虫语冰，不与井蛙语海，不与凡夫语道。这句从《庄子·秋水》中改编而来的名言，似乎成了许多人人际交流的准则。不在一个频道上，何必去浪费口舌呢？

人类学家显然不是这样，他们“会从研究对象的文化的角度去思考人们的所作所思”。可能这些特殊的研究对象，远不止是思想认识层面存在差异，或许在文化习俗上有些超出研究者想象的行为。

譬如，美国人食用牡蛎却不吃蜗牛，中国人食用蛇类却不吃人肉，而新几内亚的食人族认为人肉鲜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你会成为一个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认知水平与价值观念。这是沟通要注意甚至是要避免的地方。

评论的本质，应该是一种交流对话，是一种观点分享。如何让那些不在同一频道的人，也能大概理解你的观点，或受观点启发，或给他人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视角，这或许是评论的价值之一。

正如奥莫亨德罗所认为，“对话性问题指的是：你的研究对象和报道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看待你，以及看待我描述他们的报告的？我该如何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揭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对他们的理解？......我与报道人之间对话的结果，共同建构了我们之间的理解，让我们都作出了变化、贡献和妥协。

人类学家面对不同的群体，摘掉价值观上的有色眼镜，把自己的固有成见丢在一边，以一种理解他们文化、融入他们生活的研究方式，客观描述文化背后那个特殊的案例。这也是观点表达要审慎注意的环节。这种值得借鉴的方法，显然有益于缩小无法与夏虫语冰的认知沟壑。

当然，学会“与夏虫语冰”，学会“倾听”，学会跳出熟悉人的圈子，学会与意见相左的人和平对话，评论写作者更不要随意贴标签，而要明白“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

尽管不同知识层次的人群，对观点的理解可能不一，但评论写作是一种观点表达的方式。少用晦涩词汇、专业词汇，多站在受众角度思考，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学会“与夏虫语冰”又何尝不可能。

启示四：跳出“局内人”思维

全媒体时代，不同文化群体中的价值冲突将进一步加剧，如何认清自己在冲突的角色，这是评论写作者要去“反诸求己”的。

事实上，评论写作中的“局内人”思维非常普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过于强化了自己的“价值观预设”，总以一种想当然的看法，认为某些相互对立的价值观中，这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或者习惯了自己工作生活中的身份角色，在写作不自觉代入身份，忽视了评论写作中应当秉持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立场。

譬如，2021年三星堆遗址考古有重大发现，媒体在报道出土的重要文物中提到“青铜神树”。许多人认为南派三叔在《盗墓笔记秦岭神树篇》中已预言“青铜神树”的存在，于将南派三叔推上热搜。随后电视台在直播中，现场连线“南派三叔”引发强烈争议，将#盗墓不等于考古#话题顶上微博热搜。

当时有个评论作者找到了我，写了一篇评论表达了她的严重不满。她认为，某台不该公然连线盗墓小说作者，甚至还有某盗墓类动画官博发布宣传海报，因为媒体带头污名化考古，伤害的是考古行业的情感和信念，伤害的更是公众们对权威和科学的信服。

明显将“污名化考古”当成不可接受的部分，为何这结果会在作者的思考中占如此大的分量？作者特别在意考古需要被尊重、被正名。我后来了解发现，这位作者就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作者显然过于情绪化，习惯性站在自己的工作角色表达不满。一般而言，盗墓是犯罪，但写盗墓的人不等于犯罪的人，而媒体连线盗墓小说作者，是为让更多人知道，也无不妥。

再看一句话，“我们不应该让色情内容合法化。这些内容引发了太多的社会问题和其他犯罪行为”。这些假设一个前提，大家都认为，社会公共安全比个人责任更重要。这些都是评论写作中要避免的“屁股决定脑袋”，是典型的“局内人”思维。

那该如何跳出“局内人”的狭隘思维？

用《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中的话说，这涉及“相对性问题”，远非“不要带有偏见”那般简单。所谓“相对性问题”，主要内容包括“1.我在判断这个观点或实践吗？2.我对这个观点或实践的理解，是否会束缚或干扰我的判断？3.我是根据什么标准作出的判断？4.如果我作出了判断，那我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换言之，跳出“局内人”思维，还得避免个人中心主义，用一种尽量客观、理性的眼光审视所面对的事物。当然，不必强为事件的一方说话，也不必在观点表达无由地强化某一方面，除非有十足的理由。

向人类学家学习，就得将自己在田野中的调查行为作为数据的一部分，而不是所有。

启示五：构建评论的全景视角

盲人摸像的寓言，放在今天的互联网世界，仍是适用的。不过，网络中的这只大象，更难以全貌呈现。一些人正如一位盲人般在观察着网络，却不自知。

评论写作往往亦是如此。正因为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评论某件事，所以更应构建一种评论的全景视角，以免以偏概全，或者误判事实。尽管有人认为，“宁要片面的深刻,不要浅显的全面”，但片面深刻的前提，显然是评论写作者对事态全貌的整体把握。

奥莫亨德罗认为，“整体观是一种把观念和行为当作相互关联的要素，置于更大的文化和异文化背景下来理解的视角”。他还指出，“整体性问题讨论的是：这些具体实践或观念，如何与人们生活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整体性事件关注的是各部分如何组成一个整体。”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方法论，要求我们的评论写作，警惕简单的从A到B到C的线性逻辑，而应当将事件置于一张纵横交错的网络中，客观认清事件的相互联系，以及各种可能性，避免逻辑推理中的滑坡谬误。

那么，整体性联系又有哪些类型？《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一书中罗列了这些：因果联系、背景联系、过程联系、隐喻联系、并列联系、主题联系。其中的“主题联系”，主要是指“文化实践与观念，在内容、形式或价值上，会整合入同一主题”，譬如“少林寺流空手道传入美国后，它的主要价值观也随之传入。因为，在空手道大师门下修习，也就学习了日本的价值观念”。

从整体性联系出发，构建评论的全景视角，是必要的步骤。而且，这不仅是评论立意的基础，也贯穿逻辑推理的全程。没有全景式的视角，“片面的深刻”也没有依托。

在具体的评论写作构思时，我们可以拿一张纸，画出事件的脉络，粗线条注明各个环节背后的问题，再调动我们的知识库，找到思想的联结点或表达角度。在形成自己观点之前的资料收集中，写作者更有必要在纸上画出思维导图了。这是确保阅读材料的效率，避免材料收集中的无限陷入。因为思考角度是开放发散的，网上搜索也好，还是资料翻阅也罢，关于某一问题的分析或相关内容，是无限多的，不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内穷尽。如果不能及时中止，这将耗费写作者的大量精力，甚至令人疲惫不堪，不利于评论的下一步写作。

拿出纸张，画个概图，显然是一种有效中止资料收集的方式。

应该说，对某件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后，我们的基本态度也就明确了。而评论能否写出彩，这就取决于我们把思维水平，以及找到什么样的论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与众不同的评论，总有它的独特之处，要不就体现在论据的相关性、新鲜度、专业性，要不就体现在文字表达的情理交融，要不就体现在文章结构的合理清晰，要不就体现在语言的干练有力......

人类学家的思考方式，是评论写作值得借鉴的，然而两者之间仍有一些不同之处。新闻评论的写作，更注重论证推理的运用。论证推理是评论的核心，论证的过程体现了评论的价值。而人类学研究更注重通过田野调查，以前未被发现的新知识。注重现场调研，显然也是评论所应当重视的，毕竟跳出书斋，走向广阔的生活世界，评论也才更有活力，避免更多主观上的思维局限。

来源：王小杨评论笔记（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O2Lv9zZoR2f0pqb9JoH2w

编辑：张家乐

【案例】

对话苏蕾：重塑核心观念，实现评论的“价值连接”

新闻评论不仅是观点表达，更是连接个体与共同体、推动公共讨论、塑造理性舆论场的重要载体。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情绪化表达泛滥，专业评论如何坚守公共性，平衡理性与传播力，构建建设性的对话空间，说到底还是不同的对话者、不同的场域，如何实现共通意义上的连接。

围绕这一议题，红网对话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苏蕾，本期采访执行秦月阳。

每一次对关键观念的辩驳与重塑，都是社会理性的一次迈进。新闻评论的核心价值，也在于成为观念的对话者与革新者

Q1.在情感传播常优于理性分析获取流量的社交舆论场中，新闻评论如何既回应公众情绪，又引导理性对话？

苏蕾：新闻评论的力量在于穿透情绪，直抵其下的观念。情绪易变，而观念稳固，它是支配人们判断与反应的根源。因此，评论发力的关键，在于触动并尝试重塑那些支撑情绪的核心观念。

徐林生老师的《聂树斌案：要舆论监督，不要舆论审判》正是一个例子。当公众与媒体为聂树斌案群情激昂，普遍持有“舆论应推动司法对个案速裁”这一观念时，徐林生老师没有停留在情绪层面，而是切入观念本身。他辨析了“舆论监督”与“舆论审判”的区别，论证了媒体应推动程序正义与制度完善，而非替代司法进行定罪。这篇文章更新了当时媒体界的流行观念，将社会注意力从对个案结果的追问，引导至对司法程序与权力监督的思考，从而缓解了社会张力，推动了法治观念的进步。

这一案例说明，新闻评论的核心价值在于成为观念的对话者与革新者。它要求评论者能锁定驱动社会反应的深层信念，并以理论的勇气和说服的智慧，去构建更理性、更具建设性的认知框架。每一次对关键观念的辩驳与重塑，都是社会理性的一次迈进。唯有在观念的深水区发力，评论才能超越一事一议的局限，实现启迪民智、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使命。

一个评论者如果能在判断力和表达力上都下功夫，就能获得双重的满足：既能为公共利益贡献理性思考，又能通过个人表达引发共鸣。这就是新闻评论的魅力——它既要求我们从公共角度思考，又允许我们用个人的方式说话

Q2.您曾强调新闻评论教学需要打通学生的“私人性和公共性的连接”，并致力于“擦掉阻碍表达和写作的灰尘”。能否结合教学实践，谈谈如何引导学生在热点事件评论中平衡评论的公共性与观点表达？

苏蕾：优秀的新闻评论，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坚实的公共判断，二是个人的表达方式。理想的评论，需要在这两方面都做到位。

在逻辑层面，新闻评论应当做到清楚、明确和直接。这考验的是评论者的判断力——一种能够超越个人立场和短期利益，着眼于国家、民族和人民长远利益的思考能力。这种判断力要求我们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理解事件的深层影响，得出的结论要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在表达层面，评论需要展现出个人特色。每个人的知识背景、生活经历和语言习惯都不相同，这形成了评论生态的多样性。无论是理性的分析，还是带有温度的表达，或是犀利的批评，只要是来自真实的认知和独立的思考，都能成为有效的传播方式。个人化的表达让评论更有生命力，使公共议题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目前，新闻评论在这两方面往往难以兼顾。我们更擅长构建逻辑判断，但在个性化表达上有所欠缺。这导致很多评论虽然立场正确、论证严谨，却难以打动读者。

当然，如果只追求表达形式而忽视判断力，评论就会变得空洞。一个评论者如果能在判断力和表达力上都下功夫，就能获得双重的满足：既能为公共利益贡献理性思考，又能通过个人表达引发共鸣。这就是新闻评论的魅力——它既要求我们从公共角度思考，又允许我们用个人的方式说话。

尽管形态演变催生了新的话语策略，评论的核心价值始终未变。无论是文字还是视频，其本质仍是基于公共利益的理性判断和有效传播

Q3.随着评论形态从文字向视频等多模态拓展，这种转变对评论公共性带来了哪些深层影响？应建立怎样的话语规范，以实现视觉表达与理性深度的有效融合？

苏蕾：我对评论的视频化发展持乐观态度。这一转变让思想观点得以突破阅读门槛，通过更符合人类认知本能的方式触达大众——正如视觉艺术在识字率有限的历史时期曾承担起重要的传播使命，动态影像在当下亦能发挥类似效能。视频化在提升传播效能的同时，也重构了评论的生产逻辑。它要求创作者不仅要有深刻的判断力，还需掌握视听语言的综合运用。这自然形成了新的筛选机制，部分传统评论人因表达习惯或技术门槛而面临转型挑战，但同时也为具备多媒体表达能力的新锐创造了机遇。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形态演变催生了新的话语策略，评论的核心价值始终未变。无论是文字还是视频，其本质仍是基于公共利益的理性判断和有效传播。成功的视频评论并非对文字逻辑的简单转换，而是需要根据媒介特性进行创造性重构：有的延续严谨的文本生产习惯，将书面语的精确性转化为口语的感染力；有的则采用对话框架等创新形式，弱化传统评论的训导姿态，以更平等的视角实现思想交流。

这一演进过程，正是评论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同时，不断探寻更优传播路径的生动体现。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在拥抱新表达形式的同时，保持评论的思想深度与公共价值——这或许正是媒介变革为我们带来的宝贵契机。

如果我们固守传统的文本范式，忽视这些鲜活的新表达，恐怕将失去与这一代人的对话机会，更遑论培养他们的评论素养

Q4.面对信息生态的复杂变迁，您认为新闻评论员或评论教育者最应珍视并培育的核心素养是什么？这种素养将如何助力公众在多元舆论场中识别信息、理解差异、寻求共识，进而巩固公共讨论的根基？

苏蕾：作为一名新闻评论教育者，我深感最重要的使命是激发这一代年轻人对评论的真正兴趣。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或许不在于我们这代人的单向传授，而在于我们能否主动俯身，去理解和拥抱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表达习惯。

年轻人的世界有着独特的关注点和认知逻辑。他们可能不再习惯于端坐书斋阅读千字评论，却会在短视频的弹幕中犀利点评，在社交媒体的互动中表达立场，在影像叙事的细节里感知价值。这些看似非传统的形态，恰恰是他们参与公共讨论的自然通道。如果我们固守传统的文本范式，忽视这些鲜活的新表达，恐怕将失去与这一代人的对话机会，更遑论培养他们的评论素养。

近期引发年轻人共鸣的《好东西》、“本来应该从从容容”等文化现象，以及俞敏洪南极回信的传播效应，都在向我们揭示：有效的表达需要融入当下的语境。年轻人正在用他们熟悉的方式讨论严肃议题——这种讨论或许不那么系统，却充满真诚与洞察力。

教育的智慧，在于发现并引导这种能量。当我们真正学会欣赏年轻人的表达，并从中汲取养分时，新闻评论的转型之路便会自然呈现。被激发的年轻创作者们，将用实践向我们展示评论应有的新面貌——那将是既坚守理性价值，又充满时代气息的生动图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是教导者，更是倾听者和同行者。

人物简介

苏蕾副教授，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骨干教师。她在新闻评论与公共性理论研究领域形成了独特的研究特色和教学体系。2014年至2015年期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担任访问学者。

在学术研究方面，2022年5月出版专著《新闻评论与公共性理论建构研究》系统阐述了新闻评论公共性的理论框架，提出公共性包含公开、公益、公正三个核心维度，深入剖析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新闻评论的社会实践模式。《普利策新闻奖案例库及话语分析》为比较新闻评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近年来，她在《编辑之友》《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主持了包括2011年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2024年国家社科西部项目在内的多项课题。

在教学实践领域，推动兰州大学《新闻评论》课程的智慧化升级迭代，通过引入知识图谱、AI赋能写作全流程以及“零点课堂”贯通媒体实践等创新举措，有效应对教学新痛点。参与了“国际传播创新班”的建设，试点新闻评论教学，启动“一对一新闻评论培训计划”，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先后荣获第九届西浦全国大学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第五届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二等奖、第四届“智慧树杯”全国课程思政示范案例教学大赛特等奖等重要奖项。

在学术服务方面，苏蕾副教授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担任全国多项新闻评论大赛的评委，并获聘“智慧树高等教育研究院特聘专家”“好评中国”及红网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专家库专家。

来源：红网（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oment.rednet.cn/pc/nograb/646955/60/15458913.html

编辑：张家乐

【案例】

短视频新闻评论为什么火了？

智媒时代，主流媒体积极拥抱数智技术，不断壮大主流声音。在纸媒新闻评论式微的背景下，短视频新闻评论栏目通过打造“新闻+观点+服务”的融合产品形态，使媒体突破地域传播边界，实现头条硬新闻的“软着陆”，形成传播合力。

短视频新闻评论在带来即时发声的便利性的同时，也伴随着个人风格和网感不强、忽略公共价值等风险。如何以更贴近受众的表达方式提升新闻评论的内容影响力，成为主流媒体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01

短视频新闻评论栏目的发展现状

2019年7月29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率先推出短视频新闻评论栏目《主播说联播》。栏目以《新闻联播》主持人出镜、竖屏短视频的形式，对每天的社会热点进行时长约1分钟的精准点评，“熟面孔+深解读”的形式成功开创了主流媒体短视频新闻评论栏目的先河。

节目通过主持人个性化的语言表达、生动的肢体动作以及生活化的叙事方式，成功塑造了更具亲和力的传播形态。这种“大屏+小屏”的立体化布局，有效覆盖了从传统电视观众到网络原住民的多年龄层用户群体，让时政新闻、时事热点更精准地触达目标受众，无远弗届。

2021年9月，经过3年700余期制作传播经验的积累与思考，《主播说联播》栏目再一次进行系统性升级。改版后更加聚焦用户思维，让新闻主播走出演播室，采用“现场播报+沉浸解说”的复合模式增强内容感染力和在场感，还采用主播口播高赞留言、屏幕同步呈现弹幕流等方式构建起双向传播场域，形成“专业生产+用户共创”的内容生态链。

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短视频以“低门槛生产—高渗透传播”机制打破了传统新闻评论的话语垄断。而主流媒体作为时代的见证者、记录者，更应顺势求变，发挥专业优势。比如，2022年，交汇点新闻推出的《头条我来说》栏目，以“短视频+新闻评论”的形式，轻量化传播新闻事实、输出观点评论，有效提升了主流媒体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02

短视频新闻评论栏目的传播策略

(一)实现头条硬新闻的“软着陆”

今天，主流媒体想要实现差异化突围，只有赢得用户的情感认同，才能有效提升用户黏性。《主播说联播》既延续了《新闻联播》的权威性，又以年轻化表达实现头条硬新闻的“软着陆”，通过每日更新的高频节奏与明快简练的语态革新，以适配移动端的竖屏形态和网络化表达策略，为主流媒体开拓短视频新闻评论市场树立鲜明标杆。

在《头条我来说》每期节目中，编导选取的新闻热点和切入的评论观点各不相同，但整体的选题方向却有着统一、鲜明的要求，即为江苏省内当日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领域最新最热的重磅头条新闻，主播在口播新闻的同时对热点现象进行深度点评。

每期节目开场白以统一的“今日新江苏，头条我来说”作为栏目标识性宣传语，这种有效的叙事策略能显著提升受众对重大主题的理解度和接受度。《头条我来说》通过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聚焦具象化叙事切口，实现宏观主题的微观表达，回应用户关切，构建传播优势，从而实现大众层面上的影响力建设，建立受众的情感联结和价值认同。

(二)提升碎片化阅读的“思考力”

新闻评论栏目，重在“评论”二字。即便围绕同一则热点新闻，不同媒体的评论观点、风格、调性也不相同。新闻评论作为公共话语产品，其选题必须体现公共价值取向。

然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优质选题的筛选面临双重挑战：既要符合新闻传播规律，又要体现评论者的价值立场。短视频新闻评论栏目应从公共性、创新性、影响力三个维度来筛选选题、组织观点。特别是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媒体的及时响应具有不可替代的公共价值。

随着传播生态的演变，既带来了即时发声的便利性，也伴随着更高的内容风险。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升了信息传播效率，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事实核查的难度。

因此，短视频新闻评论栏目需要建立双重应对机制：既要把握“第一落点”的传播优势，又要构建严谨的事实核查流程。特别是在后真相传播语境下，仓促表态可能导致严重的公信力危机，一旦出现事实反转，将对主流媒体的专业形象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因此，面对流量经济的诱惑，保持专业定力与深度思考才是维系短视频新闻评论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三)打造数字人主播的热IP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在新闻传播领域，AI数字人主播正逐步成为主流媒体内容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属的AI数字人主播让短视频新闻评论的生产流程更加智能化，整合了语音合成与动作捕捉功能，实现了从文稿输入到视频成片的自动化。

原本可能需要半个小时的主播出镜播报，现在仅需几分钟就能完成，极大地提高了制作效率。此外，启用数字人主播还免去口误重复、摄像耗材、化妆造型等录制成本，极大地降低了人力成本。

可以预见，定制化AI数字人主播将朝着细分领域的深度播报方向演进，其理解能力将不断增强，个性特点将愈发鲜明，互动体验也将更加真实自然，从而拓展至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这为短视频新闻评论栏目的创新探索提供了更多可能。

03

短视频新闻评论栏目的优化思考

(一)组建具有网感的新媒体人才队伍

媒体融合千万条，人才培养第一条。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智媒时代，打造一档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短视频新闻栏目，加快组建一支具有网感的新媒体人才队伍是当务之急。

比如，安徽日报推出的《安徽时评》栏目，以“工作室+写作组”为基本生产单元。据初步统计，写作团队由华睿、梁爽、梅春霞等20多名资深编辑记者组成，其中华睿为安徽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评论员；梁爽为安徽日报特约评论员、安徽作家网作家、全国“金奖诗人”；梅春霞为安徽日报社高级编辑。他们均有很强的文字把控力，对新闻导向和评论尺度也有一定敏感性。他们通常对新闻内容只作简短叙述，将更大篇幅用于评论，视频时长和风格也更加多元化，极具个人风格和网感。

培养网感非一日之功，光靠“黄金3秒法则”“爆点前置法则”是不够的，还需要人才队伍足够下沉，真正与受众紧密相连、呼吸与共。为破解这一难题，亟须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机制，采用“理论+实践”“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养模式，重点加强采编播发、运营管理、技术应用等核心能力的融合训练。

通过持续的专业赋能，推动传统专注深度的I型人才向掌握全媒体技能矩阵、集深与博于一身的T型人才转变。

(二)实现社会、经济效益双丰收

在传统媒体影响力式微、新媒体平台强势崛起的行业变局中，短视频新闻评论栏目如何实现突围？经过持续探索，2024年，《头条我来说》栏目由贵州习酒特约冠名，到2025年7月，已经按计划完成200期，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逐步形成以内容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路径。

那么，什么样的内容才能真正赢得当下受众？《头条我来说》的实践表明，在智媒时代，优质内容始终是赢得市场的立足之本，也是传统媒体破局的关键所在。

短视频新闻评论栏目应始终坚守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以深度解读政策、精准把握舆情、创新表达方式为特色，在保持政治高度的同时增强传播温度。确保每期选题既体现时代脉搏，又贴近群众关切，以思想深度赢得受众认可。唯有实现内容品质与市场反馈的良性互动，才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内容生态，最终实现市场转化。

04

结语

当前，媒介生态、传播格局及受众信息接收方式正经历深刻变革，如何适应新形势下的传播规律，以更贴近受众的表达方式提升内容影响力，成为主流媒体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头条我来说》等栏目以用户为核心、互动为目标、创新为动力，通过创新议题设置、优化叙事语态、善用科技赋能等实践，在内容创新与价值引领之间找到平衡点。

在保持观点深度的同时，以轻量化、互动化的形式增强传播感染力，为短视频新闻评论栏目的转型提供了新思路，展现了主流媒体在智媒时代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为江苏中江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视频传播中心编导)

来源 | 全媒体探索（本文刊于《全媒体探索》2025年10月号，原标题为《让头条“软着陆”：短视频新闻评论的生产创新》，参考文献略。）

值班编辑 | 胡炜

来源：新京报传媒研究（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0uNA7KbeKjjWt1-JgJW3Pg

编辑：张家乐

【案例】

徐林生：不做愤怒的围观者，争当理性的共建者

多年来，我始终坚持“以圈外人身份、从旁观者视角、凭在场者热情，写建设性评论，为中国舆论场提供有价值的观点”的创作理念。

我始终认为，有价值的观点是社会“刚需”，永远不会过时。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时评发挥着舆论导向的“矫正器”、透视热点的“显微镜”、推进舆情正向发展的“助推剂”、解决问题的新“处方”等多重功能。

在创作中，我注重“言人所未言，言人所未敢言”。凭借国企管理者的身份优势，能够以更超脱的立场观察社会现象，直面他人回避的议题。我努力“不做愤怒的围观者，争当理性的共建者”，不仅追问“是什么”，更要深究“为什么”和“怎么办”。

多元的知识结构为我的评论写作提供了广阔视野。我先后修读过法学、经济管理、公共关系学等专业，这些跨学科背景让我能够从多维度审视问题，在众声喧哗中保持清醒判断。

回顾创作历程，我经历了三个重要转变——从追求发表到志在表达，从批评为主到重在建设，从不吐不快到责任感使然。这种转变让我更加注重评论的社会价值，致力于以理性之光驱散偏见的阴霾。

在我的时评作品中，有多篇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聂树斌案：要舆论监督，不要舆论审判》被最高人民法院转载，厘清了舆论监督与审判的界限；《贪官死囚为何都“享受”注射死刑》促使媒体报道改变用语惯例；《干部任前公示不宜假期进行》推动了公示制度的完善；《明码标价不是“明码宰客”的挡箭牌》首创的“明码宰客”一词被媒体广泛使用。

近年来，我也创作了多篇爆款评论。《〈罗刹海市〉不应成为网暴“护身符”》24小时阅读量5817万，《韦东奕的社交账号是一块“试金石”》24小时阅读量3468万，这些作品印证了有价值的内容始终具有强大生命力。

时评创作的道路上，我将继续秉持建设性态度，以独立观察和理性思考，为中国舆论场贡献更多有价值的声音。

新闻报道：徐林生时评作品研讨会在惠州举办

11月23日上午，毕业于惠州学院的知名评论员、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徐林生的时评作品研讨会，在母校旧址、广东惠州丰湖书院举办。

此次研讨会是惠州学院建校79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惠州学院科技部部长刘国聪致欢迎辞，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陈梦出席，研讨会由副院长李耿晖主持。肖余恨、殷俊、王石川、顾建明、苏蕾、王小杨、李海华、王兢等学界及业界专家，潘海涛、樊昌志等惠州学院校友及学生代表50多人，围绕徐林生时评作品特色等问题先后发言。

2002年以来，徐林生在《南方都市报》、红网等媒体发表了千余篇时评。其中在红网红辣椒评论发表七百余篇，《聂树斌案：要舆论监督，不要舆论审判》《〈罗刹海市〉不应成为“网暴护身符”》《韦东奕的社交账号是一块“试金石”》《让“最快女护士”跑下去最符合公众期待》等时评登上热搜榜，单篇作品单一平台24小时最高阅读量达六千万，被专家称为现象级评论。

在研讨会上，徐林生表达了对母校的感谢，回顾了自己的时评写作历程，并分享评论写作心得。从追求发表，到志在表达；从批评为主，到重在建设；从不吐不快，到责任感使然，二十余年的时评写作，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而成熟的写作风格。

来源：王小杨评论笔记（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3_NQhjX_06A2RfnT7VKnDQ

编辑：张家乐

【案例】

点评含笑被举报事件，评论如何兼顾社会正义和人文温度？| 时评研究室

原作

直播卖手串被举报

吸毒前科艺人含笑能否有机会再笑？

王仁琳 新京报 2025年11月22日

点评：

兼顾社会正义和人文温度

（点评人：杨哲宇 财新传媒副主编兼财新《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

曾因吸毒被拘的艺人含笑在某短视频平台直播卖货，再次遭到“网友”举报。对此，“新京报快评”发表王仁琳的评论文章。卒章显志。作者在文尾指出，“在完善从业限制法律体系的同时，也应保障曾有违法记录的演艺人员能够通过转型幕后或从事普通职业等途径回归社会、重获新生。唯有如此，方能实现禁毒防线与社会包容的有机统一，使法治既实现社会正义，亦彰显人文温度。”社会正义与人文温度，也正是统领和贯穿这篇评论的“DNA双螺旋”。

作者以三个小标题来组织全文：“行政处罚的法律后果要有合理边界”“对普通谋生渠道应当保留一定空间”和“关键在于厘清直播带货的法律属性”，层层深入，逻辑清晰，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作者身份标注为“法律学者”，行文确实显示作者对相关法律法规及案例相当熟稔。作者指出，“含笑当年吸毒的后果，是被处以行政拘留。从法律视角观察，行政拘留的性质属于行政处罚，而非刑事犯罪。”不要轻视这一定性，不仅撇开了无谓比附，而且与后文“即便是被判处刑罚的罪犯，在服刑期满后也依法享有回归社会的权利”遥相呼应。文章继而指出，一个商品销售员，其本身并不具备公权力属性或特殊的社会示范义务。在现行法上，也未将“网络营销”列为吸毒前科人员的禁止领域。这是作者最为坚实的依据。由此，他指出，“对公民权利的限制或减损，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不应由行业自律或行政规范替代。”文字平实，读来却掷地有声！

基于法律专业分析，作者的倾向性是相当明显的。文章开端，他便以事实说话：含笑进行了长达3年的戒毒监管，因积极戒毒还曾被选为“北京市戒毒形象大使”。他指出，法治社会的进步，也体现在对底线的坚守与对悔改者的包容。戒毒康复人员亦是公民，其合法就业权应受保障。禁毒法规定“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国家多部门亦联合推动戒毒人员就业安置政策。作者没有煽情，但是，读者不难体会到温情在字里行间汩汩流淌。

可以看得出，作者的策略是界分法律跟行业自律或行政规范。其实，对于现行行业自律和行政规范的相关规定是否合理，作者本也可加以分析。作者没有这样做，稍有遗憾，却也完全可以理解。

网上有文章显示，含笑的账号已搜不到。而这篇评论后读者的留言讨论相当热烈，观点明显对立。这些都显示如何对待“劣迹艺人”人们看法不一，这也表明本篇文章果真是“合为时而著”。

此事发生后，网上有不同声音，也有若干法学家发声。有与王仁琳观点一致的，但也不乏有些人站在社会正义的制高点，话语严正，几如严冬，人的活路是不在他们思考范围内的。他们倒像是现实版的“沙威警长”。

来源：首都青年记协时评研究室（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NtsTHx3SNImRQXJKbY5hQ

编辑：张家乐

【案例】

评论写作的“无解敬畏”

就近些年新闻评论的发展来看，一个若隐若现的脉络，是问题意识弱化，建言意识凸显。随着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一些极端性事件发生的概率在大幅减少，相关新闻也随之减少，狭义的“问题意识”也面临弱化，另一方面，随着“理性”“建设性”等观念的普及，不少写作者也下意识在评论写作中着重突出“建言意识”，认为“建言”就是体现“建设性”。

顺着评论写作“建言意识”这条线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评论写作“重分析轻建言”，“重批评轻建言”，不少写作者并非专业人士，有一种“文人论政”的热情和公共参与的自觉，文章末尾常见的一句话是“呼吁相关部门引起重视，尽快解决”，至于是哪些部门，如何解决，问题解决之前如何过渡，出现问题如何救济，立法层面如何公共参与，写作者也不了解，只是在“认知”层面把道理说明白，至少没有特别关注“实践”层面的“下一步”。

现在的评论写作，作者的“建言意识”逐步强烈，当然因素很多，既有“观念水位”上涨的因素，很多人或许意识到评论写作不能浅尝辄止，不能仅仅停留在分析，还需要再往前迈一步，也有评论写作者群体逐渐“高知化”的因素，专业出身的作者往往结合深度研究和长期关注，会提出若干中肯而有针对性的意见。也有媒体与作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变化，“专业的意见”变得有需求、有市场。

这也是评论写作从“大众化”逐步走向“专业化”的一种写照。而问题也恰恰在于此，何为“专业”，哪些人才算“专业写作者”？该看重那些职称、职务、身份等“专业性”的因素，还是更看重“专业的声音”？在“专家之死”成为热门话题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更是扑朔迷离。更进一步思考，评论写作的文本中提出的“建言”，该如何看待？

在阅读大量的评论写作文本后，我遗憾地看到，评论写作的“专业性”也逐渐出现分野，一方面不少专家学者的“建言”开始“抽象化”，伴随着时不时的引经据典，上升到一种哲学层面来探讨，本身无可厚非，但过于“抽象”，将可能偏离问题本身，另一方面，一些业余写作者的“建言”呈现“形式化”，开笔“一、二、三、四”，动辄“首先、其次、再次、然后”，貌似面面俱到，实则很容易流于表面化，浅尝辄止，在篇幅有限的情况下，论述过于分散，不仅可能导致表达效率的弱化，也可能让评论游离于问题之外。

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针对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称，多研究原理，少搞政策建议；多学习“不会的”，少反对“不懂的”；多追求“专业的”，少沉迷于“时评的”；多信奉学术标准，少在意网络社会标准。这些观点同样适用于评论写作，何况本身也点明了“时评”，至少也说明“时评”这种文体的局限性，难以承载“建言”之重。

这种现象或倾向，有一个观念认知的前置条件，即万事万物皆有解。客观地说，“有解思维”是一把双刃剑，“不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确实能让一些懒惰者、懈怠者“动”起来，但也在现实中演变为一种职场化的“狼性思维”，进而演化为一种社会文化。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另一种观念进行平衡，就是“无解敬畏”。具体到评论写作中，就是要警惕出现那种“放下笔，老子天下第末；拿起笔，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这句话，据考是已故作家二月河所说，原意是从事文学创作，作者要有那种舍我其谁的勇气和气魄。在评论的“建言”中，这种气魄则容易滋生一种幻觉，认为万事皆可评论，诸事皆能建言，至于是否有效，能否真正解决问题，倒在其次。

新闻界有句名言，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其实就是一种“敬畏文字”的精神，有了这种敬畏，才会更审慎。正如孟子所言，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章句下》）写作者有所“不建言”，而后可以“有所建言”。何为“不建言”？

一种是“确实无解”——某些时候，某些问题确实“无解”，一方面是人的认知有未达之处，另一方面，事情在不断发展中，需要动态地、辩证地去看待，或写某些“建言”在此刻有针对性，换个时段就无效，或者某些“建言”从这个角度看有道理，而换个角度看可能就不甚了了。这就需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越是以为志在必得，越是以为真理在握，越要引起警觉，可以通过“沙盘思维”进行预演。

另一种是“不知有解”——术业有专攻，要么长期关注，要么集中研究，否则，写作者要有“无解敬畏”，慎重在不熟悉、不擅长、不专业的领域“建言”，轻则看不出“门道”，张嘴“外行话”，不懂装懂，人云亦云，东拼西凑，到头来成为“正确的废话”，沦为笑柄，重则误人视听，影响决策。比如在企业管理方面，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掌声一致通过的决策，才是最危险的。表面看，似乎大多数人同意，就是“好决策”“好方案”，其实这只是体现一定的“民主性”，而非科学性，一个好的决策，必然是经过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进行淬炼，然后再下判断。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机构，聘请专业人士作为咨询顾问的原因所在。

总之，评论写作可以有“建言意识”，但更要有“无解敬畏”；要摈弃所谓的“国师心态”，尊重事实，尊重真实世界的运行规律，保持对真理、事实和未知的敬畏，保持一种留有余地的理性谦卑。

来源：王小杨评论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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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梅镕缨

【案例】

评论写作的“人间情怀”

题好一半文，这个道理很简单，经常写作的人都知道，“写什么”比“怎么写”还要重要，越是成熟的写作者，越是重视写作的“选题”。

当然，“选题”可能是“命题”，可能是“议题”，可能是“主题”，可能是“母题”，可能是“子题”，可能是“标题”，更可能是“问题”。

理论上，对于写作者来说，“选题”无时不有，无所不在，万事万物皆可入诸笔端，对于评论写作者更是如此，由此入手，展开分析，进行阐释，发表观点，提出建议。

如果换位思考，从编辑的角度出发，“选题”同样重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通过流程化的机制，层层筛选，层层把关。以个人职业体验为例，我先后在新京报评论部、凤凰网评论部工作多年。以报纸为例，正常情况下，每天的评论版面，一个版最多发5条评论，如果有半个版面广告的话，最多能发3条评论。以网站为例，虽然生产多少评论没有严格的数量约束，但真正聚焦的新闻事件也是有限的，即便加上一些特色策划，名家专栏，数量也是可控的。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就是有限的版面，如何确定“选题”？换句话说，就是面对海量的新闻，如何进行价值排序？

当年，新京报评论部曾提出的理念是“立于北京而怀远，彰显法治与人文，积极稳健有见地”，按照我的理解，“立于北京而怀远”是认识论，选题既要关注北京的新闻，更要关注全国、全球的新闻；“彰显法治与人文”是方法论，即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文为尺度，来丈量新闻；“积极稳健有见地”是实践论，在具体操作中，积极而不消极，稳健而不盲目，在众声喧哗中力争有独特见解。

负责凤凰网评论部的时候，我提出的理念也是三句话，“打量人心，触达人心深处的焦虑；丈量世界，解读社会深层的问题；重塑认知，建构中国问题解释力。”评论一定要关注“人”，关注“人心”，关注那些浮动的新闻泡沫背后“深层的问题”，缓解“焦虑”，最后又回到“人”的认知与观念上。

这两个媒体平台分别在不同的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在理念层面，如果有哪些共性或共识之处，显性层面来看，无外乎新闻的重大性、时效性、独特性等“敏感性参数”，都会作为筛选的重要标准。而从隐形层面看，我想就是“人间情怀”。

“人间情怀”，在公共表达层面进行“考古”的话，至少可以追溯到1993年，人文学者陈平原在《读书》（1993年第5期）杂志刊文《学者的人间情怀》，选择“述学”的知识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间情怀，又发挥其专业特长。“我的想法说来很简单，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我个人更倾向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若如是，则幸甚。”

如果进行参照比较的话，会有更深的理解。之前拜访政治学者俞可平时，他提出做学问有两种：一种是“尘世的学问”，一种是“天国的学问”。前者关乎现实政治的即时回应，后者则以超越功利的真理追求、智慧探索为核心。

“人间情怀”也意味着，在拥有一定的专业特长的前提下，不忘记作为普通人发言。经过近三十年的概念与观念传播，“人间情怀”已进入日常用语体系，尽管这也属于知易行难的范畴。

之前在一些高校讲学时，曾有同学询问，“人间情怀”是不是就是“民间疾苦”？我说，包含，而不局限于此，还包括公共利益等。

就“选题”而言，如何体现“人间情怀”？我曾推荐过经济学者汪丁丁老师的相关见解，在当代中国，“新闻敏感性”涵盖的最重要领域及其重要性包括：

1、经济领域——关于劳动、土地、住房、自然资源、货币、汇率、收入分配、教育及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公共政策，与人力资本问题相关；

2、公共卫生领域——关于医保、医院、医疗等关键性服务的公共政策，与经济问题相关；

3、政治和法律——劳资谈判与劳工自由结社的政治权利、政治民主、反官僚、反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新闻自由、立法和司法的独立性；

4、社会领域——生育、抚养、家庭问题、底层社会、文化遗产、绿色运动、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权利；

5、国际关系——主要由中美、中日、中俄、中欧等方面构成的博弈格局的变动，以及超越策略博弈，在人类前途与世界秩序等根本问题上的长期对外政策的具体化和清晰化。

这一点，从他先后担任“学术顾问”的财经杂志、财新周刊的“选题史”就能感受到。

所以，谈论评论写作的“人间情怀”，首先意味着某种专业主义的深度与高度，然后从“纯学术研究”的关注中抽离出来，关注鲜活现实，关注真实世界，关注人心人性，关注规则设计，关注制度救济，关注公共参与。

这个“题”选好了，评论写作才算真正开始。

来源：王小杨评论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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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梅镕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