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澳洲青少年社媒禁令引不满！Reddit提起诉讼

澳洲广播公司12月12日报道，网络平台Reddit已向法院提出诉讼，声称该公司并不适用于澳洲的青少年社媒禁令。

Reddit表示，该公司目前正遵守相关法规，但表示新法律“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强制实施侵入性和可能不安全的验证程序，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Reddit还补充道，这项法律“在被纳入与未被纳入的平台之间造成了不合逻辑的拼凑式局面”。

在提交至法院的文件中，Reddit表示此案并非试图逃避合规义务，该公司将继续遵守法规并与政府监管机构持续沟通。

Reddit是被纳入澳洲全球首个针对16岁以下儿童的“社媒禁令”的10个平台之一。

若要避开澳洲新的年龄限制法律，平台必须归入豁免类别，该类别包括即时通讯、电子邮件、语音或视频通话、网络游戏、健康、教育及职业发展等领域。

Reddit表示，“这么做也不是出于商业原因，而试图留住年轻用户”。

这家社交媒体平台称，其不会“向18岁以下人群进行营销或投放广告”，并指出16岁以下人群“并非Reddit的重要市场群体，我们也无意让他们成为”。

来源：今日悉尼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50L76S4h2tbdKZspszfZA

编辑：杨泓艳

【案例】

郭德纲被约谈

编辑：张席睿

【案例】

海南将接入国际互联网

编辑：张席睿

【案例】

张维功：1980年代，和《新闻法》擦肩而过

张维功，祖籍山东宁津，1949年生于天津，天津九十中学“老三届”的老高一。北大荒兵团知青生活九年，黑龙江大学中文系77级，1982年毕业，天津《今晚报》高级记者，2009年退休。本文转载自《新三届》。

和《新闻法》擦肩而过

张维功｜文

1988年初冬，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王强华专程来天津，主持召开一个座谈会，专题讨论准备出台的《新闻法》草案，邀请天津新闻界部分人士参会，会期两天，在天津华城宾馆。《今晚报》总编辑李夫受邀到会，并指派我随行参会。我从《今晚报》创刊做了几年副刊编辑，刚被李夫老总调去做记者，除了在《天津日报》发过几篇报告文学，新闻实践才刚刚起步，讨论《新闻法》？着实的有些懵懂。王强华何许人，10年前轰动全国的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他参与编辑修改的贡献，思想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听了他半天的《新闻法》报告，不觉脑洞大开。
一同参会的新闻界同仁，熟悉的有《天津日报》政教部主任侯军，少年老成才华横溢，记得他发言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做报纸的经常打交道的是一些机关单位的所谓通讯员，他们很像是自己单位的“公关先生”，对于新闻的客观公正有很大影响。
另一位是《天津青年报》副总编于恪钦，是北大荒的荒友也是午休时打桥牌的桥友，他的发言比较直率，新闻框框太多，自由度太低。
李夫老总转天才来，发言慢慢悠悠，句句实在，是我耳熟能详的李夫设计《今晚报》的那些理念：“它不正襟危坐，作夸夸其谈之说教，而愿与知已推心置腹，促膝谈；它不捕风捉影，说假话，唱高调，而求切实论说，言之凿凿，不尚空谈。做宣传于谈天论地之际，寓教育于潜移默化之中，是其途。”我的理解，出版署王强华看重天津开座谈会，首先是上世纪80年代，从胡启立到李瑞环主政天津时期，对新闻改革与管理一直持比较宽松开放的态度。……此外天津是民国时期报业发轫的摇篮重地之一，《大公报》《益世报》的新闻传承，对改开时代的新闻立法可资借鉴。
李瑞环在天津，不论当市长或市委书记，所有的天津新闻媒体，尽在掌控并管理游刃有余，成为他施政理念传播落实的得力抓手，经常身体力行，甚至直接在媒体现身，贴近民众动员民众，颇得民意民心。今晚报创刊初期，特别安排李夫总编辑旁听市委会议，对今晚报广受读者欢迎的批评类新闻，有过比较宽松的批示19。90年代李瑞环进京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分管中宣部，应该与他在津的新闻工作成就有关。李瑞环对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敢为人先的。1988年秋的天津两会，差额选举副市长，原则举措还是真实严谨的。作为采访记者，我在现场，候选人逐一上台向大会发布竞选演讲，随即大会代表投票，当场宣布选举结果。结果，瑞环同志属意欣赏的两位候选人落选，钱其璈（前外长钱其琛的胞弟）当选。出结果的那一刻，全场的目光投向后台的计票处，我看见《人民日报》驻津首席记者、我尊敬的年届花甲的肖荻老前辈一溜小跑去抢新闻。据传，事后瑞环同志与身边人笑谈，老钱昨晚上做了个好梦，今天就当市长了。遗憾，和《新闻法》擦肩而过；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好时光，和《新闻法》擦肩而过。

记于2024年10月26日

外一篇

新闻立法遗憾

《财经》记者：谭翊飞；实习生：龚惠兰子

在北京南二环附近，王强华老人家的书房狭窄而拥挤，他写好了一篇关于新闻法的文章，很想发出来，却又犹豫再三。

这篇文章涉及上世纪80年代许多人和事。当时政治气氛时左时右，很难捉摸得透风将吹向哪里。新闻立法同样受此影响，左右摇摆、颠簸流离，最后还是夭折了。在“文革”中吃过苦头的一代人誓言要建立一套法律制度，让“文革”不再发生，保障公民的新闻、出版自由是改革方向之一，但到底放开到什么程度，多数人心中没有底。中宣部新闻局原局长钟沛璋对记者回忆，1985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各省市总编辑座谈会上，中宣部一位时任副部长发表讲话称，报纸登什么不登什么应由总编辑负责。这个消息播发以后，一些省市宣传部门提出反对意见：“总编辑自己负责，还要我们党委宣传部干什么呢？”20多年过去了，那些当年在不同职位为新闻立法而努力的人渐渐老去，争论声却犹在。记录了当时纷争的稿纸，早已泛黄，未达成共识即中止的新闻立法，终成为一代人的心头隐痛与遗憾。
新闻法律人相遇20多年未见王强华的高锴，如今已步履蹒跚，他犹记得王强华当时对他说：“我是学法律的，却搞了新闻；你是学新闻的，却搞了法律。”1987年，王强华出任恢复设立的第一届新闻出版署（2001年更名为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随后负责新闻法起草工作。他邀请时任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主任高锴担任起草小组的顾问。王强华曾就读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在光明日报社工作了34年。1978年，他参与编辑、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思想界引起轰动。担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时，王强华放行了许多报刊，后来有人指责他“放得太开”，他解释这是在中宣部领导下所为。参与新闻法起草，对他来说是巧合。1986年新闻出版署筹建时，已确定担任署长的杜导正从光明日报社等单位调人。他找王强华谈了两次，王强华因为“不想当官”不愿意去。有一天，光明日报社领导叫他开会，上车后他并不知道要去哪里，车子直接开到了中南海，胡启立、胡乔木等人在座，当场宣布了他的调令。与之相比，高锴进入立法工作则是自己的选择。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高锴只做了四个月记者。时值大鸣大放，他报道了章乃器的言论，章乃器被打成右派，他也受到牵连，在煤矿里度过漫长的20年。回京后，高锴认为“法律对中国太重要了”，因此选择去了全国人大法工委。由于王强华是学法律出身，杜导正让他负责新闻法的起草。但新闻法起草早在1984年就已经开始，并形成了第一部新闻法草案。“文革”之后，民间对于新闻立法呼声强烈。1983年，中央书记处要求中宣部召开会议研究新闻立法工作，后确定由胡绩伟牵头负责。胡绩伟曾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等职，当时调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由胡牵头的决定得到了当时主管宣传的胡乔木等中央领导的同意，新闻立法工作随即展开。当时，懂新闻法的人才奇缺，时任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孙旭培因在研究生时期专门研究相关问题，胡绩伟两次派人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到人大法工委工作。但孙旭培与王强华一样，也是一个不想当官的人。于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与社科院新闻所一起成立了一个新闻法研究室，孙旭培仍留在社科院，但工作重心转到研究起草新闻法。新闻法研究室作为一个非官方的学术机构，给了新闻法最初的起草工作较大的空间，也为后来的立法波折埋下了伏笔。据孙旭培回忆，第一年，研究室以胡绩伟的名义招收了两个研究生廖晓英和朱晓明，并从全国人大拨来2万多元经费，创办内部刊物《新闻法通讯》。这个刊物前后共出了20多期，杂志还专门开设了“新闻法知识讲座”专栏。此外，新闻法研究室赶赴上海、广州、成都、重庆等地，邀请了100多位新闻界老报人和新闻工作者召开座谈会，听取大家意见。1985年初，新闻法研究室在深圳邀请了香港新闻界工作者召开座谈会，就新闻法立法征求香港新闻界意见。返回北京后，孙旭培和两个研究生动手起草新闻法草案。三个月后，即1985年夏天，新闻法草案第一稿完成。在这一稿中，第一条写入了新闻自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和其他有关条款，为保障新闻自由，为发展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制定本法。”草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文是：“报纸、期刊的创办也可由自然人进行。”孙旭培回忆，胡绩伟看了第一稿后说，“这条恐怕提不出去。”他回答：“取法乎上得其中，提了再说。”这样，胡绩伟没有要求把这一条删除。
新闻、出版立法分合此前，中宣部出版局组建了一个出版法的起草班子。孙旭培回忆，新闻法第一稿完成后，新闻法研究室接到电话指示：“关于出版报刊、杂志、批准登记、内容审查、必要时吊销证件，新闻法不要规定，由出版法规定。”据孙旭培称，1986年初，胡乔木提出，社科院不用搞新闻法研究室了。不过，时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的意见有所不同，新闻法研究室和新闻理论研究室后来合并为新闻理论研究室。合并后没有经费、也没有新的项目，新闻法研究室“名不存实也不存了”。此番变动后，虽然新闻法草案仍由胡绩伟带头继续进行修改。不过，胡绩伟关于新闻立法的回忆文章称，随着1987年初新闻出版署成立，胡乔木试图把新闻法的起草权转移到新闻出版署。新闻出版署首任署长杜导正对记者称，新闻出版署成立主要是为了加强统一管理，最初并没有承担法律起草的任务。在出版法起草方面，胡乔木建议，在原草案中增加一些内容后改名为新闻出版法。出版法第四稿中根据胡乔木的提议，把报纸列入出版物，增加“报纸刊登新闻时事，造成情节后果的纠正办法”，并适时改名为新闻出版法。1987年，胡乔木曾表示，“出版法仍以称新闻出版法为好。” 新闻法起草暂时搁浅。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政治风向又发生变化。十三大报告提及，“必须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等法律，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此时胡乔木调任中顾委委员，胡启立开始主管新闻宣传工作。胡启立在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大后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强华称，“考虑到新闻工作的大部分内容不可能概括进新闻出版法草案”，十三大前夕，新闻出版署在报告中对新闻、出版合并立法的做法“建议国务院再酌”。胡启立发现这一问题后，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国务院法制局将新闻出版署的新闻出版法送审稿交由国务院50多个部门广泛征求意见后，决定分别制定新闻法、出版法。1988年初，一度中断的新闻立法重新续接，进入新闻和出版明确分立时代。新闻出版署的新闻法起草小组也在此时正式成立。
争议办报主体上世纪80年代，新闻立法一度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新闻立法、保障言论自由被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在新闻出版署的新闻法起草小组成立后，王强华作为新闻法起草小组组长，邀请孙旭培参加会议。孙旭培在会上讲了一个多小时，介绍了新闻法研究室起草的新闻法“分哪几章、有哪些特点”，等等。当时，王强华让孙旭培提供草案，孙旭培以“草案还不完善”为由未提供。在1988年4月的《新闻法通讯》刊登公开草案第三稿前，孙旭培还是把草案提供给了新闻出版署。上世纪80年代，新闻出版署起草小组与社科院新闻法研究室两个机构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立法倾向。除社科院和新闻出版署两家机构外，1986年，在胡启立的建议下，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还起草了一个地方性的新闻法规，提交上海的相关立法部门后，对方答复配套法规还不健全，未能出台。1987年，王强华到上海调研，建议在上海也起草一个新闻法草稿，提交北京参考。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魏永征当时是上海新闻法起草小组的核心成员，据其介绍，在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起草了地方性的新闻法规之后，上海还成立了一个由市委宣传部领衔的起草小组。1988年下半年，新闻法同时存在三个版本的草案：分别来自新闻法起草小组、上海小组以及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这三稿都肯定了新闻自由和新闻独立，但在“办报主体”问题上存在分歧：胡绩伟小组的草案提到“报纸、期刊的创办也可由自然人进行”。另两个草案没有触及这一论点。整体上，前两稿基本相似。王强华当时的观点是：“我建议既不要写禁止，也不要写不禁止，在具体执行时可以掌控。”他认为在新闻法的草案中有“社长（总编辑、主编、台长）有权决定新闻的发表与不发表”的规定就够了。

这些争议后来转到了出版法的讨论中。

王强华回忆，1988年底到1989年初，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召集了五六次会议，专门讨论新闻法和出版法。最后一次会议时，胡启立表示，新闻法草案以后不用政治局常委再讨论，可以让国务院法制局提交给全国人大。言下之意，高层已经对新闻法草案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出版法草案讨论并没有通过。据高锴回忆，讨论会的焦点仍是涉及“办报主体”条款。当时，出版法草案第十条的内容是：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国营企业事业组织可以申请创办出版单位。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人提出社会团体也是由公民创办，如果允许社会团体办报，是否等同于“反右运动”中批判的“同仁办报”？争议双方各不相让，最后没有结论。事至如今，这些老人对此仍持不同观点。王强华坚持：“新闻和出版分开立法我赞成，但私人办报我反对。”钟沛璋则认为：“世界各国，报纸多是民间办，包括政党报，民间应该有办报的权利。”历史并没有留给这场争论更多的时间，在各方达成共识之前，随着1989年到来，新闻立法终成遗憾。
新闻立法中止1989年之后，随着胡启立和胡绩伟职务变动，新闻立法出现转折。据这些老人回忆，1989年6月之后新闻立法工作并没有立即停止，但新闻法起草小组的人员出现了变化，新增了一些人，“孙旭培已经不参加”。立法思想也立足于新闻管理。王强华回忆，当时有人提出应在草案中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后来全国人大法工委经上报指示后，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不过，这次立法尝试最后也不了了之。此后20年，新闻和出版立法虽泛起过几阵涟漪，但屡归平静。1994年，新闻出版署起草的出版法草案曾送到国务院，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讨论后，法律框架基本确定。当年10月提交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讨论时又发生分歧，一些法学家认为，应明确这部法律是保护出版自由还是监管出版。此后，国务院根据立法权限制定了《出版管理条例》。1999年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闭幕后举办了第七次法制讲座。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称，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法律，新闻法、出版法等不可缺少。十多年后，2011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同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其中并未提及新闻法。回首往事，在当时的氛围下，新闻法和出版法的出台曾经近在咫尺，老人们如今心有自责：“如果当初不是那么求全责备，抓紧时间，也许这个法律就出来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一直在试图推动新闻立法。他对《财经》记者说，希望新闻法明年列入立法规划。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法学家江平也认为，本着依法治国的精神，“新闻法还是不立不行”。原载《财经》杂志

来源：猫头鹰的新次元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ApxxrqlVcJs7CKZu88fcQ

编辑：杨泓艳

【案例】

美国防部媒体新规生效，多名记者集体撤离五角大楼

图 路透/Joshua Roberts

随着对媒体准入的新限制生效，数十名负责报道美国国防部新闻的记者周三撤离了他们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并交还了记者证。

国防部为各大新闻机构设定的最后期限是周二，他们要么必须签署新的五角大楼准入政策，要么就失去获得记者证和进入五角大楼工作场所的权利。

包括路透在内的至少 30 家新闻机构拒绝签署这项新政策，理由是这会威胁到新闻自由，以及他们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进行独立新闻采访的能力。

这项政策要求记者确认收悉有关新闻采访的新规定，包括如果他们要求国防部雇员披露机密和某些类型的非机密信息，他们可能会被贴上安全风险的标签，并被吊销五角大楼的记者证。

代表包括路透在内的 100 多家新闻机构的五角大楼新闻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周三是“新闻自由的黑暗一天，令人担忧美国对管理透明度、五角大楼公共问责制和全民言论自由的承诺正在减弱。”

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Sean Parnell在周一的声明中说："这项政策并不要求他们同意，只要求他们确认了解我们的政策内容。但这却引发了一些记者的强烈反应，他们在网上大肆宣泄，声称自己是受害者。我们坚持这项政策，因为这是对我们的部队以及国家安全最有利的做法。”

五角大楼周三拒绝发表更多评论。

来源：路透午报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o3D1x5kpqDJ13vK6Limug

编辑：梅镕缨

【案例】

特朗普起诉《纽约时报》：言论自由与权力冲突的世纪对决

一、前所未有：白宫主人对媒体巨擘开战
    9月16日，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在佛罗里达联邦法院对《纽约时报》提起诽谤诉讼，索赔高达150亿美元。这一案件立即震惊全球：从历史维度看，美国从未出现过一位在任总统以如此规模的索赔，直接将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告上法庭。
    如果说卸任政客起诉媒体尚属个人恩怨，那么现任总统的诉讼，已然上升为行政权力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制度性冲突。这不仅是名誉之争，而是美国宪政精神的深度考验。
二、宪法护城河：Sullivan 判例的艰难门槛
    自1964年最高法院在 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 判例中确立“实质恶意”（actual malice）标准以来，美国新闻自由得以立宪化保护。根据这一标准，公共人物要在诽谤诉讼中胜诉，必须证明媒体“明知报道虚假，或对真伪漠视”。
    特朗普作为现任总统，是美国最高级别的公共人物。他要跨越这一门槛难度极大。法律上，《纽约时报》完全可能以“基于调查”“公共利益”“言论自由”进行辩护。即便如此，单单案件的存在，就足以制造制度性的震荡：总统与《纽约时报》的正面对簿公堂，本身已是美国民主史上的分水岭。
三、政治意图：法律诉讼的选战化
    特朗普深谙政治叙事的力量。这场官司即便在法律层面败诉，他也能在政治上取胜：
  塑造形象：将自己包装为与“假新闻机器”作战的孤勇斗士；
  凝聚支持：诉讼的天价索赔数字强化了“对抗建制”的姿态，激发支持者的群体认同；
  制造消耗：即便最后驳回，也会迫使《纽约时报》陷入旷日持久的法律消耗战，耗费资金与精力。
    这是一场典型的“法律即舞台，诉讼即选战”的操作。
四、制度张力：第一修正案与总统权力的正面冲撞
    在美国宪政结构中，总统权力与媒体自由的关系历来紧张，但本案将张力推至顶点。
  从权力视角：总统不仅是普通原告，他同时握有行政资源。哪怕特朗普强调“个人起诉”，外界仍会质疑其背后是否存在行政压力。
  从新闻自由视角：美国长期标榜新闻自由是全球灯塔，而总统亲自提告，难免被外界解读为“寒蝉效应”的信号。
  从制度演化视角：如果法院在判例上出现松动，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可能重塑未来数十年美国新闻自由的边界。
五、国际回响：民主灯塔的阴影
    在全球舆论场，美国自诩“第一修正案的典范”。然而，当现任总统以150亿美元起诉《纽约时报》，世界其他国家势必会发问：美国民主是否也在陷入权力与舆论的拉锯？
    对外，这场官司可能削弱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制度软实力；对内，则进一步放大社会撕裂，让媒体与公众更加极化。它不仅是一桩司法案件，更是全球民主格局的象征性风暴。
六、结语：法律之外的真正战场
    这场官司的输赢，或许并不取决于法庭判决。真正的战场，在公众心中。
    如果特朗普败诉，他会将结果演绎为“制度偏袒媒体、打压总统”；如果他部分胜诉，则会成为他政治叙事的重大胜利。无论结局如何，特朗普都能借此巩固支持基础，塑造“对抗假新闻”的英雄形象。
    于是，150亿美元并非单纯的赔偿请求，而是一种政治符号、一场制度冲击、一声震耳欲聋的惊雷。它提醒世人：美国的民主，正在新闻自由与总统权力的正面碰撞中，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

来源：高瞻的論正人生（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rvod9BtTxiEYDn2pSoG_Q

编辑：张家乐

【案例】

特朗普为何对媒体抱有敌意

2025年9月16日，特朗普在出访英国前接受媒体采访。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记者提问：“在职总统是否应参与如此多商业活动？”特朗普回应称生意由子女打理，随即质问记者所属媒体。得知对方来自澳大利亚后，他当即表示：“你正在严重伤害澳大利亚！他们想和我友好相处，你们领导人很快要来见我，我会告诉他你的事——你营造了糟糕的氛围！”最后以“安静”（或“闭嘴”）强行终止对话。
    特朗普将记者的合理质疑定义为“损害澳大利亚利益”，暗示其行为可能影响美澳关系，试图以政治压力压制媒体监督。以“向领导人告状”作为威慑手段，被网民嘲讽为“小学生告家长式操作”。澳媒普遍批评特朗普滥用权力压制新闻自由，ABC声明支持记者履行职业职责。媒体直指“特朗普被问破防”，称其“当场翻脸”。
    2025年3月，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反问《华盛顿邮报》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并称其“失去可信度”。2025年5月，他当面贬斥追问芝加哥派兵计划的记者为“二流媒体”，并呵斥“安静！你根本没在听”。 2025年6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CNN解雇记者娜塔莎·伯特兰，称其应“像狗一样被赶出去”，指责她报道“假新闻”诋毁美军行动。
    2025年8月，特朗普公开支持联邦通信委员会吊销NBC和ABC的广播执照，指责两家机构97%的报道对他“有偏见”，是“民主党的宣传工具”。2025年9月，波兰记者追问其对俄政策成效时，特朗普直接回应：“你应该找份新工作”。白宫将路透社、彭博社等通讯社从核心采访名单降级为“轮换制”，并取消其固定席位。2025年4月，特朗普凌晨2点突开记者会，被指用“睡眠剥夺战术”消耗记者精力。
    2025年7月，记者追问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效果时，特朗普避谈细节，转而攻击提问记者“抹黑美军”。2025年9月，被问及芝加哥派兵计划时，他否认“宣战”并斥记者传播“假新闻”。2025年5月，面对记者质疑关税伤害美国企业，特朗普强硬宣称“关税没有伤害企业，它们在帮助美国”。同年9月威胁对中印加征关税时，回避记者追问政策细节。
    特朗普对媒体的攻击模式具有典型性，通过标签化、情绪化语言打击批评者。例如，他曾在2020年禁止多家媒体记者进入白宫发布会，2021年公开威胁《华盛顿邮报》记者“应去坐牢”，2025年连任后更推动成立“信息安全委员会”试图审查媒体报道。特朗普对记者的打压已形成系统性影响，美国新闻界出现“寒蝉效应”，部分媒体因担忧失去白宫采访资格或遭受社交媒体骚扰而选择沉默。
    特朗普试图通过行政手段边缘化监督性媒体（如CNN、《华尔街日报》），同时扶持亲信媒体，试图重构“听话的舆论场”。联邦法院多次裁定白宫限制特定媒体违宪，但特朗普团队仍通过轮换制、临时禁令等规避监管，被指侵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新闻自由。8月25日特朗普公开威胁要吊销NBC和ABC的营业执照，这是对新闻机构系统性打压的典型案例。
    特朗普总统以国家利益为名压制质疑，混淆公私界限，削弱媒体第四权职能。若领导人可随意将媒体监督污名化为“国家背叛”，言论自由根基将被动摇。特朗普与媒体的冲突本质是其“表演式政治”的延伸——通过打压监督性报道维护“强人形象”，但系统性边缘化媒体的行为，已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制衡机制构成深层挑战。
    媒体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监督批评政府，防止政府作恶的。历届美国总统和政府也认可这一点，而特朗普不认可，他想把媒体变成宣传工具，用来歌颂总统和政府。这样一来，特朗普自然就会跟媒体爆发冲突，特朗普想把媒体管起来，变成听话的工具，而媒体肯定不会答应，于是就好像显得处处跟特朗普对着干。所以，特朗普对这些媒体都抱有敌意，只有极少数听话的除外。

来源：追求真理完善自我（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r5hzk1HBkB9Gj_EnxAUkw

编辑：张家乐

【案例】

我看到了一个普通写作者的身份焦虑

原创呦呦鹿鸣的鹿鸣君[url=]呦呦鹿鸣 [/url]

2025年09月08日  

参差多态，才是幸福本源

文 / 呦呦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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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的朋友圈里流传一个“跨省抓捕的因言获罪案”消息：

湖南株洲一位自媒体人“笔耕下的阳光”（笔名）因为发表对邻省某个乡镇党委书记的批评文章而被带走。

我联系了代理律师，得到反馈说，“笔耕下的阳光”确实是在8月11日左右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那个外省县的公安局刑事拘留了，而他也确实是写文批评了那位乡镇党委书记。目前律师已在县看守所与他会见过了。

写几篇文章批评乡镇党委书记，就要《刑法》这种国家大法来伺候？法律何以至此？这类故事，处理链条每个环节上的人，都要经受人性、道德上的拷问，也都有载入史册的价值。

在访问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那个最早传出的信息中，包含了这个冠名“法治在线人员查询系统”的截图，以证明“笔耕下的阳光”是“新闻部记者”的身份。许多写作者也不疑有它，纷纷转发。

但是，这种截图显然有问题。

上面的马赛克是我加的，原图并没有，有显示真名和照片

首先，国内目前叫“法治在线”的是中央电视台“法治在线”栏目，这个栏目不可能独立于央视之外自己建一个人员查询系统。其次，根据截图底部“京ICP备18057013号”，我到工信部ICP信息备案管理系统核查，得到的结果是没有这个备案号。

我没有找到原始网站，但这个截图上的“新闻部记者”的信息显然是水得很。这家网站甚至不敢用“记者证号”而用“小记者证号”，而且给当事人空着，没给号。

这个截图上真正有效的信息是“会员证号JTAQ302”，换言之，他通过某种渠道成为某个未经备案网站的会员，但他很希望拥有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也许，这家网站真正吸引人之处，是与央视栏目“同名”。

因此，严格来说，根据当前的新闻注册、审核机制，“笔耕下的阳光”是个“假记者”。

在这份截图上，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写作者的身份焦虑。

放在10年前，我对这类“假记者”很是反感，因为“假记者”往往举止不端。比如，一些年份的山西省，更是肆无忌惮。

可是，如今，我却对“笔耕下的阳光”多了一种理解之后的同情。

我略略看了他的过往文章，不少是为各地底层小老百姓呼吁的批评性稿件。

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写作领域。远的，比如鸿茅药酒事件里的谭秦东。在只有5个粉丝的帐号发了一篇短文却被跨省抓捕，出来后整个人就明显不好了，到现在，8年了，这位医生都还在困境中。近的，比如甘肃省的邓建国。2023年12月，他发布视频质疑孩子学校校服存在质量问题，被县公安局以寻衅滋事为由行政拘留。然后，他有了“污点”，工作丢了，妻子跑了。在失业和离婚的的双重打击之下，最重要的是自己为孩子说了真话却被社会以极端方式否定（校服被证实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他得了抑郁症，今年9月1日才出院，其实就是前两天。在网友们的呼吁声中，9月2日，县公安局撤销了对他的行政处罚，道歉并赔偿3237.08元。我看今天（9月8日）有记者去采访邓建国，他说，他接受了道歉，希望能找一份工作，和妻子复婚，“自己已不在乎周围人的眼光，也不关心官方如何处分该案相关人员。”如果他真的战胜了抑郁，会不关心如何处分相关人员吗？这件事，以邓建国这650天承受的代价，真的是三千来块赔偿所能平复的吗？

这个风险来自于4个方面：挖掘事实的能力、写作尺度的把控、利益相关方的打击、平台的规训。

这里，首先是一个以什么姿态写作的问题。弯腰割韭菜，不平则鸣拍案而起，平平静静说人话、跪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其中，为底层民众发声、不平则鸣拍案而起，这种姿态最为大众所需要，但选择的人最少。因为风险高，人们自然会趋利避害。

在回答了姿态问题之后，那些还在以这种姿态写作的少数人，还面临一个我们常常忽视的问题：以什么身份来写作？

按照当前规则，他们没有“新闻采访权”。他们也不在有主管单位的媒体机构工作。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因此，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这么质问：“谁让你写的？”

好像确实没有谁让我写，那么，是我自己让我自己写的，行不行？一种说法是“写作是一种权利”，可是，这项权利又是谁赋予你的呢？特别是当这项“写作的权利”要对抗权力，甚至本身就是一项权力的时候。

这种权利能不能“自我赋权”？

在高风险的背景下，写作者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就会底气不足。

“笔耕下的眼光”的选择是：给自己找了一个“法治在线新闻部记者”的头衔，并在被刑拘的时候，亮出来，试图以此解释自己写作权利的来源。他想以此保护自己，至少，显得自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即便这个记者身份破绽百出。

有几分尴尬，也有几分荒谬与悲哀。显然，这种回答并不理想，也不值得效仿。

因为没有合适的答案。大多数写作者，都会面临“怎么介绍自己”的困难。

说是“作家”吧，明显有狂妄自大的嫌疑，毕竟当前全国能称为“作家”的写作者，寥寥无几。（有一段时间我被称为“专栏作家”，我就觉得羞愧难当。）

说是“公共知识分子”吧，大多数写作者的学识并没有这么深，文章达不到这个高度，即便有少数写作者达到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往往也会遭到他们的天敌“公公知识分子”的围殴。

社会上常用的一个称呼是“自媒体人”。但是，这个“自”是什么意思？是“自主”吗？在这个流量绑架一切的时代，平台算法、资本流量才是背后的真正推手，“自媒体”不可能“自主”。是“自由”吗？难道还有“不自由媒体人”？这在逻辑上不大对了。以公众号为例，全国有三千多万个微信公众号，难道有三千多万个“自媒体人”？肯定不是。MCN下的写作者和个体写作者很难放在一个圈子里，财经评论员和游戏主播不能说是一类人……“自媒体人”这个概念缺乏识别度，法律上也不承认。这四个字里，唯有“人”是准确的，在禽兽遍地的年代，成为一个“人”确实是很高的评价了，但也没有达到准确定位的效果。

就说我自己吧，我有在媒体单位工作十多年的经历，以“记者”“主笔”“主编”自称时，就比较自然。后来写公众号文章了，朋友们向第三者介绍起我来，就有点为难。用网络上用得最多的“小编”吧，又怕不礼貌。

有的朋友介绍说是“呦呦鹿鸣主理人”，有的朋友比较抬举我，介绍说是“社会观察家”。但都经不起推敲：

“主理人”是一个不错的称呼，但是它在职业上过于模糊。咖啡店蛋糕店老板可以叫主理人，理发店Tony老师也可以叫主理人，水浒里的郑屠也可以叫“镇关西”肉铺主理人。

“社会观察家”就更模糊了，每个人都可以是社会观察家，其中滔滔不绝的北京出租车司机还是其中的佼佼者，我？显然不是。不合群。

因此，我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开头就开不好。

我比较幸运的是，读者朋友们比较赏脸，较早在微信公众号上获得比较多的关注者，有读者支持，我的身份焦虑就逐渐淡化了。再加上我本着一个自我流放的“野生”态度，就更容易自我调试。比如，不少朋友把“呦呦youyou”读成“aoao”，称呼我为“嗷嗷老师”，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好。毕竟，很多文章都是在打仗，刀光剑影的，可不是就要嗷嗷叫嘛，狭路相逢勇者胜。

可是，大多数写作者并不像我这么幸运，大多数人的身份焦虑是不断升级的，最后就干脆放弃最初的写作理念。

所以，这个问题很是需要解决。在没有得到合适的答案之前，我对“笔耕下的阳光”不那么上得了台面的行为，也就难以一棍子扫过去。

我看了“笔耕下的阳光”的一些文章，从我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来看，不少语言过于激越，不管是从新闻，还是从文学角度，都还有很大的改进、提高空间。至少，如果是我当编辑，这样的来稿大概率是要返回重写的。

但是，我绝不能否定这类文章的价值，恰恰相反，这类文章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们需要的是时间，只要这类文章多起来，文章水平自然也会提高起来。

当前真正着急的是：当人们遭遇不公，很难找到帮助发声的人。选择太少了。比如，这几天，上海某区的一位政协委员就在和我反复沟通，讲述自己的遭遇。这位博士已经用尽了所有方法，也找了市面上所有媒体，但是，得到的只是不断的挫折。发声渠道还是太少了，或者渠道很多，但可以站出来发声的太少。这位委员和我认识有几年了，我也想帮他，但我自己精力很有限，自顾不暇，甚至可以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当我环顾四周，想找到一个有分量的渠道来帮他发声时，却发现并没有选择。

类似的情况非常多。这种时候，我往往是想：要是他们更多的、值得信任的发声渠道就好了。可是，这个愿望似乎有点奢侈。之前的许多调查记者同行们，已经纷纷转行，而一些有知名度的写作者，失联的失联、退隐的退隐。即便是我自己，号称“日拱一卒”，不也经常断更吗？

有几个人愿意冒着“寻衅滋事”的风险，呕心沥血地陷入这种“没名没分”的焦虑之中呢？

子曰，必也正名乎？如果社会确实需要这样的一种存在，那么，就需要我们在概念上、权利上、保障上，给与定义，给与解释，给与明确。然后，一切才会进入正确的轨道，而不是一会跨省一会失业一会离婚，一惊一乍的，不和谐。

今天，我们先把问题提出来。

参差多态，才是幸福本源。百家争鸣，一个社会的创造力才能得以释放。中国曾经有那样的时代，将来也会有这样的时代。

来源：呦呦鹿鸣的鹿鸣君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CRZWKuQCQbCnmoUUMBz7A

编辑：梅镕缨

【案例】

特朗普又对美媒开骂：NBC、ABC史上最差，应该吊销执照

经常和媒体爆发冲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又一次对美媒发出威胁。

当地时间8月24日，特朗普在其自创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Truth Social）上痛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美国广播公司（ABC）是“史上最差、最偏颇”的两家广播电视网，并表示支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吊销它们的执照。

这两家美媒怎么惹恼了特朗普？

根据特朗普的说法，他支持率“极高”，并且很多人认为，他开启第二个任期以来的这段日子是“（美国）总统历史上最伟大的8个月”。但是，NBC和ABC对他的报道居然有97%都是负面的。

特朗普形容这两家媒体是“民主党的附庸”，并表示：“很多人认为FCC应该吊销它们的执照，我完全支持，因为它们太有偏见，太不诚实，对我们民主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特朗普社交平台截图

福克斯新闻称，尚不清楚特朗普口中“97%”这一数字的出处为何。美国保守派组织“媒体研究中心”（MRC）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项研究显示，媒体对特朗普上任头100天的报道有92%是负面的。

一小时后，余怒未消的特朗普再次发帖，质疑NBC和ABC为何不用缴纳每年数百万美元的许可费，并表示它们应该为享有“全世界最宝贵的无线电频谱而支付巨额费用”。

彭博社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负责向电视台的所有者颁发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必须定期更新。

但福克斯新闻指出，作为美国全国性广播电视网，NBC和ABC本身并不持有联邦通信委员会颁发的许可证，它们向全美的地方加盟台提供节目，这些地方台受联邦通信委员会监管，需要获得许可证才能在美国播出。

这不是特朗普首次攻击媒体或威胁吊销其执照，他经常将美国各主流媒体称为“假新闻”。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就因NBC一篇报道其呼吁扩充美国核武库的新闻勃然大怒，表示是时候“挑战他们的执照了”。

当时就有不少分析指出，特朗普有关撤销媒体执照的威胁几乎无法实现。时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阿吉特·帕伊（Ajit Pai）表示，该机构没有权力因为NBC制作的内容而吊销其任何电视频道的执照。

不过，特朗普和媒体的“战争”也有占上风的时候。他去年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王牌新闻节目《60分钟》提起诉讼，指控其“欺骗性”剪辑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任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专访，涉嫌误导公众。今年7月，CBS母公司派拉蒙全球以1600万美元与特朗普达成和解。

去年12月，ABC母公司华特迪士尼公司以1500万美元和特朗普达成和解，以了结后者对ABC新闻及其主播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提起的诽谤诉讼。

NBC隶属NBC环球（Comcast子公司）。据彭博社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现任主席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已经对Comcast的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EI）项目，以及NBC与其他地方加盟台的关系展开调查。

来源：观察者网

链接：https://news.qq.com/rain/a/20250825A06CPY00

编辑：杨泓艳

【案例】

澳门网媒赴立法会采访施政报告 被警方带走调查

澳门网络媒体的两名记者尝试进入澳门立法院采访施政报告演讲期间，被警方以妨碍议会秩序及非法录影为由带走调查。

据网媒“香港01”报道，被带走的包括澳门《论尽媒体》总编辑甄小岛，她目前在氹仔北安码头大马路治安警察局总部大楼录取口供。

《论尽媒体》说，星期四（4月17日）该报两名记者在立法会采访时，被警方以“妨碍议会秩序”及“非法录影”为理由带走调查。

视频显示，记者在立法会大楼外被警员带上车时，一直询问为何媒体记者从事合法工作也会被带走，但警方没有正面回应，仅说要带走记者，回到警察局再解释。

澳门特首岑浩辉星期二（4月15日）起到立法会大会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据报岑浩辉在报告期间，部分记者被禁止进入立法会大厅采访和录像，其中包括《论尽媒体》的三名记者。

《论尽媒体》报道说，他们的记者仅被允许在会议大厅旁的公众室观看直播。当他们就此事追问澳门新闻局副局长黄乐宜时，她仅回应称“你去问下立法会”。

澳门前直选议员区锦新星期三（4月16日）在脸书发文说，澳门立法会从未安排记者到公众室看直播，此举等同刻意阻挠媒体采访，“这是对媒体采访和新闻工作的侮辱”。

公开资料显示，《论尽媒体》是澳门一家以网络为主要平台的新媒体，于2012年10月开始营运，是澳门少有的独立媒体。

来源：联合早报中文网

链接：https://www.zaochenbao.com/news/china/202504/1740760.html

编辑：张席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