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让观众看见新闻中人 为何我心里不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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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柴静
央视节目主持人柴静推出了一档新的人物访谈节目《看见》，采访了姚晨、药家鑫的父母、一对环游世界的花甲夫妻、抗战老兵……
新节目才开始，还没有获得很高的收视率，但柴静问自己：“在《新闻调查》时，我采访过比这酷烈得多的事件，但为什么我现在反而心里的动静这么大？ ”
征得她的同意，编发此文，分享她在荧幕下的丰富感受。
观众问，为何会取名为《看见》？
‘一个作家说过，人们都知道什么是石头，我的任务是让人们看见它，感觉到它。这个时代每天都在发生大量新闻，我们的任务是让人们看见新闻中的人，感觉到人的存在，共同负荷着生活。 ’柴静答。
我不知道为什么流泪
这个男孩，十二岁，出生时母亲因输血感染了艾滋，已经去世。他也被感染，与奶奶，父亲，继母生活，别的小朋友见到他就躲开。
吃饭时，他吃的菜由爸爸夹在碗里。吃火锅的时候，他吃了一会儿，凑了下身子看了一下锅，又坐下了，他爸说：“你吃什么？”
他端着碗，怯生生地说：“粉条。”
爸爸意识到摄影师在，犹豫了一下，说“你夹着吃”。
他立刻说：“不，你给我夹。”
“夹吧。”
他说：“给我夹。”
继母在边上说了一句：“夹吧。”
他爸说：“你就夹吧，没事嘛没事，叫你夹就对了嘛。”
他迟疑着站起身，看了一眼锅，在离自己最近的汤的表面匆匆夹了一片菜叶，坐下来放在碗里，搅着。
桌面上没声音，他解释了一句：“粉条没有了。”
过了一会儿，他爸捞了一筷子粉条放他碗里。
看完赵亮的纪录片《在一起》，我们决定采访这个男孩。但一坐他对面，我就知道这采访的困难，他太敏感了，或者说，他承受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但记者职责是要提出问题，如果问得不准确，时机不对，没有勇气碰禁忌，或者碰了之后掌握不住，都不成。
有天看村上春树的非虚构类作品《地下铁》，关于东京奥姆真理教在地铁施放毒气事件。他写非虚构远远不如写小说，可我理解他的拘谨——只有坐在受害者面前，才能理解那种压力。不管你再怎么想“不能伤害任何人”，但“置身的立场本身就有一种傲慢性”。
采访中，男孩说，看这个纪录片公映的时候哭了。
我问“是不是吃饭那一段？”
“阿姨，姐姐，你怎么猜得这么准？”他意外地看着我。“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会很难受的。”
他没说话，眼睛红了。
如果在以往，我可能会停下来，或者问下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他一会，说“……怕你心里受委屈……”，就低下了头。
我不知道为什么掉眼泪的不是他而是我。
后来，我让编导剪掉了这句话。我知道，记者不要在采访中妄加议论，更不应该流露太多的情绪，但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这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我根本没想过要说，它只是从心里浮出来了。
之后我翻看笔记，一个月前我看纪录片里吃饭这段时，写过：“这真是天大的委屈，让他受了”。在采访那刻，男孩的问题唤醒我那瞬间的感受。
去“采访”这样一个孩子，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傲慢”的立场，唯一削减这个傲慢的方式就是投身于他的感受之中。
有读者留言中说，“你现在在节目里‘我’多了一点。”是，他们看得很清楚，有需要克制之处，但这种情况也出乎我的意外。
施害者一样让我难受
采访药家鑫案时，张妙（被药家鑫撞倒并刺死的受害人——记者注）母亲在房间里痛哭，她父亲跟我们说着话。我觉得没办法在这样的哭声里采访下去，问他：“你不去劝劝吗？”
他说：“没有用。”脸上都是早被日日夜夜锤打扁了的无奈。
我坐一会儿，坐不住了，回头对摄像说：“我去看看。”
我进屋抚摸着张妙母亲的胳膊，她已经有些精神恍惚，只是哭喊，没办法说话。张妙两岁的孩子过来，把他的塑料玩具递给我，说：“给你，摩托”，我摸他脸，说“大宝贝，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我事后想，我为什么会去那个房间，为什么会这么说话，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这是一种非新闻记者式的语态和动作，我的性格在日常生活里也不是一个很外露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
与药家鑫父亲交谈，他说到后来临刑前最后一面，药家鑫说要捐出眼角膜，他拒绝了，说：“把你的罪恶全都带走，不要将来出了事别人再来怪我。”
我低着头，用笔敲着手：“你这么说他会难受的。”
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
采访完。晚上写工作笔记，“以往在采访中都随时控制内容和节奏，但这次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对张妙的家人有这样的感觉，也没有想到会对施害者的‘难受’有这样的感觉——最近采访感觉陌生的我，好象摆脱了律令，在自发地做出反应，在《新闻调查》时，我采访过比这酷烈得多的事件，但为什么我现在反而心里的动静这么大？”
我不知道。“这种采访象在竹签尖子上走”，我在笔记里写，“我把自己的心也放在这个密密的芒刺上。”
卢安克（柴静的采访对象，一个长期在广西山区“支教”的德国青年——编者注）说过：“不要把我们的认识弄成模式，因为模式只能让我们脱离生活。反而，只有对认识的感受能带我们进入生活。”
文学是有所感受，揭示“最寻常”的一面——人心到底如何？如果是我置身于他的经验，我又如何？
《安娜·卡列尼娜》，这故事也只是男女情爱。但托尔斯泰好象可以钻进每个人甚至动物的心里去活一遍。他并不美化他们，只是深化他们，不管哪个类型——花花公子调情的满足感和身不由已爱上一个人之后内心的恐怖；一只猎狗接近野鸭子时折磨的乐趣；老官僚的一丁点柔情和他妻子原谅他外遇的全部心理过程……不管他多么爱憎某人某物，但就因为他在理解上有同等的深度，所以人人都平等起来。
我在节目预告时写过，以前我采访不少艾滋感染者，自认为对他们的处境有些了解，但看了赵亮这个纪录片，觉得自己象黄庭坚说的，大雨滂沱而下，大地汲水，万物吸纳，只有庭前大石头，雨落其上“入不得”。
什么叫“进入”？
感染艾滋的刘老师说，她有天打车的时候，司机问你去哪，她说了地址。对方有点奇怪，看了她一眼，说：“你去那儿干啥？那儿都是艾滋病。”“我就是。”
司机一脚刹车，从后视镜里看着她，说：“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呀。”
这句话，足见误解和恐惧之深。一个社会的恐惧和暴戾之气，往往来自想像，而不是事实，来自议论，而不是感受。
但一切了解的开端，也埋在同一句话里，这句话把我们按在水里，浸没于他人之中。
“你也是一个人呀”。
敢不敢走进精神的囚笼
浸没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托尔斯泰听肖邦的音乐会发起火来，“这音乐到底要把我怎样呢？”
敏感的人，有强烈的感受，就会被“怎样”，就会被动，摇晃不安。
但必须冒险置身其中。
有人在药家鑫案的节目后问：“你们为什么要选这么敏感的题目？”我想起村上春树在毒气事件中，没有采访那些投下沙林毒气的人。可能是条件限制，他虽然意识到了那些狂热信奉者的某种特点，“最可怕就是由特定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但他还是没有在真实世界里穷尽一切努力，去感受囚笼中的灵魂，不能揭示这狂热背后的“为什么”，“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可见一个作家也会遇到这种痛苦的选择——要不要认识人，要不要认识那些被认为是恶棍的人？甚至不为任何改造性的目的，只为了认识人的本来面目？
陈虻（央视资深新闻工作者，深受央视人的尊重，2009年因病去世——编者注）以前要我宽容，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现在我体会，理解是要有基础的，这个基础是感受。
采访花甲背包客时，两位老人说，年青时被教育要解放三分之二的全人类，现在出了国，在澳大利亚看到土著人的生活，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住房和物质，他们不高兴，就是喜欢睡在野地里。这对夫妇感慨：“我俩在讨论，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是能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这话很简单，但你没有感受的时候，你就体会不到。”
他们说，“单一就会狭隘。”即使是善，强加于人，偏执一端也会如此。
有一个阶段，我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因为我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托尔斯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对生活在此侧与生活在彼侧的人都要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标题系本报编辑所加 谢岚）
(本文来源：解放网-新闻晨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