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当新闻业遭遇数字媒介的情感趋向

刘海明

周睿鸣：对新闻从业者来说，秉持理性的态度、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开展新闻工作，这一理念和实践原则再熟悉不过。它似乎是一套稳如基石的采编标准。随着数字媒介的兴起，传播活动出现了明显的情感趋向。如何在传统、客观、中立的采编标准和数字媒介生态某种“新传播规律”之间把握尺度、寻求平衡，成为新闻人面前的待解难题。

我想先请教刘老师。在近年开设新闻学专业课程之前，您长期在新媒体和数字媒介研究领域开展教学科研工作。结合这样多领域的教研经历，您怎么看待面向新闻从业者的倡议，在理性的传统之上寻求和情感某种新的平衡之道？

刘于思：作为尝试过若干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新闻传播学学者，首先应当澄清的是：当前的主流理论并不认为，在对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中，“热情感”与“冷认知”之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二分或截然对立。相反，人们只有真正开始编码、存储和调用信息，开展真正有效的信息加工时，才会产生情绪或情感。情感也因此被视为认知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其对立面。明确了这一理论前提，特别是人类的心理机制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保持相对稳定、远远落后于信息与传播技术“进化”的速度这一假定之后，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口口相传的前现代社会，还是以印刷媒体、电波媒体为主流的大众传播时代，又或者是互联网应用形式层出不穷，从聊天室、BBS到移动社交媒介不断更迭的当下，新闻传播过程总是伴随着个人和群体情绪的参与。这一客观规律不仅不受制于人们使用何种中介进行传播，也不取决于新闻报道是否遵照了“事实与观点分开”的基本原则，而是更多地与人们原本的态度、立场及其在认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情绪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如果说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赛博空间中越来越容易“被情绪支配”，也只能归结为社交媒介通过流量指标和物理意义上的网络结构规律放大了相似情绪相互濡染的可见性，导致情绪看似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情绪从来未曾缺席过人们从古至今的任何交流过程。

周睿鸣：彭玮，从新闻人的角度看，您如何理解和看待当下互联网上的“情绪”？结合您长期从事人物报道的工作经历，“情绪”是从来就有、过往大家不重视，还是这些年逐渐发展起来了？

彭玮：我们在调侃“二极管”时，会发现互联网上的情绪就和意见表达一样，近些年越来越极端化了，要么是愤怒的键盘侠，要么是清冷的“淡人”，好像很少有中间层的声音得到充分表达。而且情绪传导变得更容易引发暴力。网络暴力低门槛、低成本，甚至随意曝光他人隐私的“开盒”行为也相比早年的“人肉”更便宜、更隐秘了。“情绪”从来就有，只是有了社交网络、新闻资讯平台，信息和情绪都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频率交互着，才会出现那么多情绪引爆点。

过去报道中也会有情绪，但更多收敛着。我们可能当年看《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特稿会泪流满面，字里行间并没有过多煽情的语句，但人们会被新闻事实、人物处境、愿景的力量打动。后来随着微信公众号和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不仅情绪的抒发被放大，而且情绪从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流量密码。我们做人物群像报道，编辑部也会重视、把握时代情绪，比如中产的滑落焦虑，发展到现在可能变成了“躺不平”的焦虑、意义感的凋零。我们如何去表达这种情绪变化，其实是值得琢磨的。

现在，情绪不仅通过新闻媒体单向传导给读者，而且会经由读者出现二次、三次再发酵，甚至与报道初衷背离。比如去年5月武汉小学生在校内被教师撞死的新闻，事件的重点本来在于追责肇事人，但后来慢慢偏移到关注孩子母亲的妆容、着装，变成“她怎么还有心情打扮？”在经历轮番网暴之后，孩子母亲从24楼坠亡。类似的还有2018年德阳女医生自杀案、2022年刘学州自杀案。悲剧在不断上演，一位同事直言，“不要让我们的键盘沾满鲜血”。

周睿鸣：刘老师怎么理解互联网的“情绪价值”？新闻人可以怎么做？

刘于思：应当承认的是，相比于价值中立、情绪温和、较少涉及道德判断的新闻来说，观点鲜明、易于激发自豪、愤怒、悲伤、恐惧、厌恶等激烈情绪的信息通常会在移动社交媒介平台上引发更多的关注、转发、点赞和评论。这不意味着当前的数字新闻从业者应当无视这一潮流，在媒体高度镶嵌于平台经济结构的当下依旧恪守原教旨主义意义上的客观性、平衡性原则；这也不足以说明，媒体人必须顺从流行趋势，努力“提供情绪价值”。如前所述，无论多么尊重客观事实的新闻报道，都会被拥有不同背景、持有不同观点的用户通过自己的“滤镜”加以观看，并在评论、转发等信息再生产过程中为其渲染上自己想要的颜色。情绪具有高度的主观性，而新闻业的数字化趋势又无可避免，那么，认识到无论新闻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接纳了情绪的作用，都可能被用户选择性地注意、解读和传播，而未必能够产生如新闻人预设和预料的后果，解决如何在移动社交媒介平台上开展新闻生产和分发的问题，似乎又将自主的决定权重新交回了新闻工作者手中。如果说一定要开掘情绪的可利用价值，那么，适当地动用情绪，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真正值得关注、具有公共价值的议题上来，可能是数字新闻业履行专业把关角色的正当手段。

周睿鸣：人物报道可能因其叙事特色更容易吸纳“情绪价值”。但我知道，有着多年从业经验的新闻人不会一味拥抱它。彭玮，你觉得“情绪价值”对新闻人意味着什么？

彭玮：有位同事说，她最近沉迷于看某位曾经的KOL制作出品的短剧，她形容观看那部短剧的感受是：每15秒就做一次精神按摩。所以我毫不意外这位同事在团队里经常能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以及也善于开掘各种新的现象，发现更细微的时代情绪变化。

我们希望新闻能让人洞见某种公共性的情绪更迭，但更重要的是，新闻报道需要负责呈现复杂性以及背后的成因，这种冷静的剖析并不总能给人“情绪价值”，有时候可能还会引起人们的不适。我觉得，获得直接的情感刺激、情绪价值是容易的，而坚持去保卫复杂和真实反而是困难的。

我们报道过以开掘“情绪价值”为名的生意，比如“学霸猫”的星球（主持人注：参见澎湃新闻2023年12月14日报道《学霸猫星球，投机情绪价值》），其中就有类似电影《周处除三害》后半段的情节。有许多日常生活中无法打开的情绪，你好像可以在某个团体里去展开叙说；无论关于贫穷还是不伦，你都能获得接纳。但前提是，你需要完完全全地信任一个人、臣服于一个人，而记忆是不可靠的，人也是不可靠的。你觉得无法在社会中获得接纳的部分，哪怕全退缩到自己的个人世界里，也无法真正解决。我觉得困难不在于接受这样流行开掘互联网“情绪价值”的趋势，而在于看见这种社会的变化肌理，始终带着问题，仔细审慎地去显现它。

周睿鸣：人物报道书写情感的边界在哪？如何既达成传播效果又避免可能的网络争议？

彭玮：做人物报道要让人回归真实的人，有血肉也有复杂性，这就少不了对人物情绪、心理的捕捉。展现人物乐善好施的一面，也不妨碍去书写他的私心；展现一个人宽容大度的一面，也可以去书写他精明算计的时刻。最终能充分解释人物的行为动机，那就是好的情感细节。但我认为，这个情感细节的边界是，不应让报道传达的情感对人物造成逼视、构成网络审判。世上无完人，人物报道的意义至少在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

我们编辑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处理一些溢出的情绪，克制和准确是编辑铁律。举例来说，在华中农业大学学生举报导师的事件中（主持人注：2024年1月，该校十余名研究生在社交媒体发文，联合实名举报导师不端），牵头举报的学生以“孤勇者”的形象登上了热搜，他在社交平台上发的内容也极具情绪感染力，但我们在考虑引用时反而非常谨慎，避免给他贴上性格标签——一个人的性格不足以解释一群人的集体维权，否则可能会模糊事件的重点，比如导师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学术不端。

在“澎湃人物”《被伤害的与伤害的：14岁女孩迷失丛林》这篇稿件中，我们编辑部对情感结构和逻辑结构有过一番讨论。这个故事从一群未成年女孩殴打一个女孩说起：被殴打女孩的家长在网上悬赏嫌疑人，此事因此得到了关注，而带头殴打的一个女孩又牵出了一系列强奸与被迫卖淫的残酷案件。初稿从殴打案切入，顺叙一个带头施暴的女孩如何成长为如今的样子，以此揭开未成年人犯罪的隐秘角落。我们讨论下来，觉得这样写会强化读者对一个“坏女孩”的憎恶，最终导向“受害者有罪论”，而文中又披露了大量少女的情感、心理、生活细节和家庭往事，她容易掉入被网暴的境地。于是我们决定调整结构，在殴打案件后，先倒叙说这个施暴者早年也曾是一个受害者，她在遭遇霸凌时同样经历无望无助的时刻，她如何想从这个泥沼中爬出，却一次次泥足深陷。报道还配发了编后记去探讨家庭、学校、社会有没有可能在某一刻拉住她，尝试解困。报道的整体内容没有变，但因为叙事逻辑结构的改变，调节了报道的情感结构，更多去挖掘人物内心的情感、心理的细微变化，呈现报道的“同情之理解”。

周睿鸣：彭玮提供的这些案例告诉我们，要在“情绪价值”中珍视公共情感的复杂性，在专业实践中反复推敲不同叙事模式等因素可能在情感上激发的社会影响。刘老师怎么看待公共情感和新闻业的未来？

刘于思：当前的信息传播正在面临从“广播”时代到“窄播”时代的剧烈转型。也就是说，无论数字新闻业如何精确计算、努力设计信息，在新闻消费群体构成和个体心境瞬息万变的当下，都无法确保传播效果的实现，更难以避免信息被扭曲和引发争议的可能。也许，关于数字新闻情感转向根本问题的一个更适合的表述是，如何通过专业的新闻书写，尽力将被网络维系在一处但各取所需的“原子化个体”的私人情感转化为“可公共的情感”，包括但不限于激发用户与他人的共情、鼓励符合公共讨论原则的参与式新闻和新闻评论的生产、促进多元而非一元或极化的情感表达及对话等有效路径的尝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可公共的情感”不应当以人数或流量众多作为评判的主要或唯一标准，因为较大的群体规模同样可能代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因此，从本质上来讲，通过数字新闻促进“可公共情感”的实现，需要以确保多元的、畅通的和独立的表达渠道作为前提，无论这一渠道是提供给平台用户的，还是提供给专业新闻生产者的。否则，缺乏制度保障的、高度自我中心的情感宣泄就会如同其在人类进化早期所发挥的功能那样，服务于建构和强化“我们”与“他们”的边界，服务于群体间仇恨和不宽容的动员，最终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

来源：传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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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诗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