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史学的“活字典”——方汉奇

杨静芝

2016-01-06 第三编辑室

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守望者和记录者，时代变迁中宠辱不惊、孜孜以求。他是怀揣“记者梦”的中国新闻史学家，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倾注心里、遍行万里。他是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从教六十余载，桃李遍布天下。他就是中国新闻史学的“活字典”——方汉奇。
“ 使学生对教师尊敬的唯一源泉在于教师的德和才。——［德］爱因斯坦

2002年，方汉奇在南京师范大学讲学
方汉奇很喜欢大学老师这个职业。“一，有寒暑假；二，不用坐班。再加上这个职业先天的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职业，我比较坐得住，学习又是个很有趣味的事，很好，所以我从来没有见异思迁的念头。”不仅如此，作为大学老师，还可以在课堂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享受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乐趣。
“怎么可能讲不好”
对于新闻史的教学，方汉奇认为：“新闻史讲不好的老师应该‘打屁股’，一些理论课是不容易讲好的，因为抽象，或是学生在书上能看到，老师发挥的空间小、压力比较大。但历史课不同，历史上有趣的事情很多，怎么可能讲不好？”方汉奇这么说当然是有底气的，他自己的新闻史课就讲得“倍儿棒”，人大新闻系1960年毕业的成美这样讲：“我记得方汉奇老师讲中国报刊史，常有许多生动有趣的材料，被称为‘海内孤本’。有一次，他引用古代文献，介绍京报的出版情况，绘声绘色，听得大家屏息无声，忘记了下课。”学生们欢迎方汉奇的课，因为他的课“不仅史料丰富，而且脉络清楚，使同学感到既生动丰富，又条理明晰”，在“六次课中他提到的各种办报人，以及与报刊宣传有关的人有近百人，有天才的宣传家，也有高明的骗子手，有奸臣，也有小偷，他们的生平、轶事、性格、趣闻被方老师信手拈来，稍加组织，复原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2005年，方汉奇在西南政法大学讲学的现场
1993年读博的陈昌凤感叹说：“导师的课堂充满意趣。他信手拈来的掌故，时时引发满堂笑声；他史海钩沉的能力，常常令学生拍案叫绝。”

在《中国新闻史》课讲到对梁启超的评价时，导师批评梁任公开政论冗长之坏风，说他有韩愈之起势、却没有韩愈“止于不可不止”之决心。“那时有位叫蒋百里的，写了一部5万字的《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纵笔所至，略不检束’，洋洋亦达5万字。蒋百里很为难，只得劝梁启超另出一本书，这便是较有份量的《清代学术概论》，这本书的序便由蒋百里作了。”这时，教室里已经笑声不止。导师又顺带一提：“蒋百里后来因故自杀，未遂住院，竟因祸得福，与护理他的日本护士恋爱了，他们以后生有一女，此女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夫人。”这曲里拐弯的历史，绕来绕去，又绕出一个“熟人”来，满教室又是瞪大了眼，一片恍然大悟的“哦——”

事实上，方汉奇并不是一开始做老师就讲课讲得极好。当年刚到北大讲新闻史课时，由于留给他备课的时间只有七天，准备不充分就仓促登台，上课虽然没有多久，意见已经收到一堆，他因此也曾“有些苦恼”。为了讲好课，方汉奇不但旁听其他教学名师的课，而且摒弃照本宣科的做法，脱离讲稿，大开大合，课堂上，给学生“讲一桶水”，备课时，给自己“存十桶水”，由于各种史料早已烂熟于心，所以上课他才敢只带几张卡片。

1992年，方汉奇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东亚图书馆
教材乃是“门牌号”
方汉奇编写过不少教材，如《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中国新闻传播史》等，每本教材的背后其实都有故事——比如出版于1983年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这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大学新闻专业通史教材”，作为在校学生和在职人员的入门读物，出版社总共卖了近20万册。出版于1992年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写1949—1988年这段新闻史的第一本书。

方汉奇主编的部分教材书影
方汉奇与丁淦林、黄瑚等教授共同编写的《中国新闻传播史》，迄今已经出到了第三版。作为主编，每一版的修订他当然都得费心，这件事在方汉奇2014年的日记中不只一次提到过，例如：

晚上回家后继续校阅教材稿，发现了两处差错，当即发信给翟翟江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通知她，并通知全体作者，此次校阅只纠错，不再增减文字。（4月12日）

上午，得云泽发来学生提出的第二版教材中需要订正的材料。他们看得很认真，弥补了不少错讹。当即一一逐条核处。饭后午休至两点。醒来后接着处理学生们提出的待订正的材料。发短信给战花，请她帮着到图书馆查一查《唐六典》有关唐朝驿站的记载，发现我们征引无误，错在原书。（4月15日）

下午，对（《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三版教材第一章的引文多处进行了核实，纠正了一些错讹。晚，看《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一期所刊孔正毅《再谈元代的邸报、朝报及除目问题》一文，并据以对教材第三版元代部分作了修改（6月5日）

《中国新闻传播史》有60多万字，在方汉奇看来，学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整本教材60多万字都记下来，“记不住没关系，去查。有本教材在那，还有通史，还有专史呢，这方面的书有的是，还有编年史呢。这个教材只是一个浓缩的‘多种维他命’，具体的你要再去查书”。换句话说，学生通过学习教材，知道了新闻史的“门牌号码”，“必要的时候去查书，他知道到哪里去查，他知道这个线索是在哪儿，‘线头’在哪儿，然后去拽那个‘线头’，就行了”。

2014年，方汉奇在家中书房
《中国新闻传播史》只是方汉奇主编的“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中的一本。当年，在为这套教材写总序时，他这样说：

一般说来，新闻教育质量的高低，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师资，一个是教材。两者之间，教材的作用更大。这是因为，师资的多少和良窳，往往受办学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教材一旦完成，就可以直接嘉惠于学子，风行四海，无远弗届。

确实像方汉奇所说，全国有那么多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虽然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考进名校听名师讲课，但是无论你身处何方，至少还可以使用名师写的教材。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方汉奇费心费力地花时间主编教材，也得到了回报，收获了社会声望。可以说，许多人(既包括学生也包括教师，还包括新闻从业者)都是因为用过方汉奇主编的教材，从而知道他的。


（以上图文节选自《以兴趣为职业的“记”者——方汉奇传》，刘泱育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制作中心 联合打造“大家丛书”《以兴趣为职业的“记”者——方汉奇传》刘泱育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版18.00元本期编辑 | 蔷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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