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语里“屌”“逼”“婊”泛滥？人心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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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看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标题：“致贱人”、“致Low逼”、“致道德婊”……一批批的粗俗词汇已侵入我们的日常。语言的健康与否，反应的其实是人心。

这是浮躁的时代，人们没了耐心去仔细倾听；这是宣泄的时代，人们没了平和的心境讲道理。这病态时代里的台词，就是“逼”“屌”“婊”。

不说“逼”“屌”“婊”，我们就不会说话了吗？

鄢烈山先生是我尊敬的文坛前辈。有一天他发来消息：刚才见你满口“逼格”，觉得很不好，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这一天是2015年1月26日。当晚，我在朋友圈写道：“今天被鄢烈山老师批评，此后不再使用‘逼格’一词（包括这类词）。立此存照，切记切记。”

一约既定，万山无阻。这不仅出于对前辈的承诺，抵制语言的低俗化，我更想挑战一下自己的定力。此前持戒，最成功的是戒四国军棋，余者如戒酒、戒晚睡，往往半途而废，立志戒一个月，只能苦撑大半个月。所以我要试试，此次戒“逼格”，能坚持多长时间。

这可归入“脏话戒”。如你所知，所有戒中，脏话是最难戒的一种，因其在多数时刻，都是无意识的产物，不比戒烟、戒酒等，大抵可由意识控制。犹记当年，脏话连篇的蛋总常常发誓：“我操，我他妈再也不说脏话了！”这于是成为了我们寝室的经典笑话之一。

持戒至今，一年将近。这期间，有好几次，“逼格”已经起于心底，奔至喉咙，直欲喷薄而出，好在最后关头，意识占据了上风，未将这个词宣之于口，而换作“格调”等。就结果而言，我把持住了；然而若论持戒在心，终归还是犯戒。最理想的境界，则在于心中压根不起“逼格”一念，就像这个词诞生之前那样。

这实在太难了。你自己可以不用“逼格”，却无法禁止他人使用。作为这个时代的流行语和关键词，“逼格”已经成功取代“格调”，飞入寻常人口，对此，没有人能够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但有所见，必入内心，化作杂念，破坏持戒。

词语，尤其是新词（旧词生出新义，亦属此列），正可视为时代的投影。不妨说，有什么样的时代，便有什么样的词语，时代的性质塑造了词语的面目，反过来，词语的流行将改写时代的风貌，甚至会支配时代史的书写。从“格调”到“逼格”的转型，当作如是观。遥想当年，“格调”一词随保罗·福塞尔《格调》一书而风靡，正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格调；彼一时此一时，当“逼格”及“装逼”“撕逼”等盘旋于今人嘴边，则呈现了现时代的格调，不，逼格。这两者之间，相隔还不到二十年。

以“逼格”为基点，我们将会发现，这个时代的新词，特色之一，即不脱“逼”“屌”“婊”等字眼，尤其是“婊”字，简直百搭，可与许多名词配对，如“绿茶婊”“心机婊”“圣母婊”“道德婊”等。再加上传统的“贱人”“贱货”等，共同构成了时代话语的低俗气质。也许有人不喜“低俗”这个词的政治意味，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粗鄙。

我不认为，说脏话就是粗鄙。这得看脏话的性质、言者的意识，以及对他人的伤害。蛋总是典型的重庆人，平时满口脏话，曾被我讥为“生殖器长在嘴上”，与之对谈者大都不以为忤，因为他说“我操”“我日”等，只是为了强化语气，并无辱骂对方之意。现在这些言必称“屌丝”“穷逼”“绿茶婊”的人呢，几乎每一个词语、词语的每一笔画，都充满暴力属性，以凌辱、攻击为目的；而且话语暴力的运行轨迹，往往不是弱者反击强者，而是弱者内部自残，或者说，弱者折辱更弱者。这正应了鲁迅在九十年前的批判：“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试看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标题：“致贱人”、“致Low逼”、“致道德婊”……当它们像苍蝇一样爬满日渐华美的手机屏幕，我则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我们的汉语贫瘠到这等地步，若不用“逼”“婊”，便不足以精确表意，甚至不会正常说话？难道我们的心理疲乏到这等地步，只能在“贱人”“Low逼”的粗鄙之中寻觅施虐与受虐的快感？难道我们的思想冷酷到这等地步，必须以讽刺、羞辱的方式表达愤怒和怜悯？

这背后，还是那个老话题：相比说出了什么道理，说理的方式，即怎么说理，其实更为关键。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阅读胡适、王小波等，相比说理，更应该关注他们怎么说理。

话说回来，“逼”“屌”“婊”等新词的流行，不能单单归罪于“致贱人”、“致Low逼”的作者，对一些作者而言，不是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是读者和市场需要什么，他才写什么。如果“贱人”不能吸引眼球，他可能会改写“致圣人”，如果“Low逼”不能激起波澜，他可能会改写“致土豪”。所以说，汉语的粗鄙化，乃是这个社会的共同罪行，大概只有像鄢烈山先生这样“有心挽狂澜于既倒的悲壮之士”，能够免责。

这一百年来，汉语所承受的苦难，累加起来，可能要重于此前千年。粗鄙化是一端，官腔所带来的戕害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伟大领袖慧眼如炬，未雨绸缪，早于1942年便撰文《反对党八股》，然而我们的政治语言，依然深陷八股的泥沼。陈云《官腔》一文总结道：“新式官腔以合成复词为主，舍具体而用抽象（preferring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将天然言语变为工业程序，意图削弱民众的词汇，令其思想与感情贫乏，易于摆布。”邱科夫斯卡娅对苏联官腔的批判可为参照：“试读他们的通知、决议、报告、评论，不带前缀‘不’、‘非’或‘反’、不带后缀‘论’、‘主义’或‘者’、‘分子’的词，在他们简直是没有的。”

试举一例。

譬如“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这样的官员讲话与社论语言，不仅啰嗦，而且空洞无物，完全可以简化为“改革要科学决策，协调措施，找准突破，明确重点”，虽然依旧空泛，至少读来会顺口一些。

《中国周刊》曾将这个时代定义为“粗鄙时代”，并断言，最糟糕的粗鄙，是“强者愈粗，弱者愈鄙”。就语言而论，官腔的最大特点可谓“空”，新词的最大特点的确是“鄙”。前者架空了汉语，后者贬低了汉语。前者使汉语沦为稻草人，后者使汉语沦为侏儒。二者合力，则使社会断裂：上半身空虚，下半身肿胀。

这么说，绝非要把责任推到时代头上。还是那句话，时代与语言，相互成就。粗鄙时代是粗鄙语言的幕布，粗鄙语言则是粗鄙时代的台词。

当汉语江山花果飘零，支离破碎，陷入重度污染，我们能做什么呢？我的批判，最大意义只能是反躬自省，反求诸己。基于此，我愿继续守护与鄢烈山先生的约定，并试图证明，不用由“逼”“屌”“婊”等所构成的新词，正如不用那些官腔，我们依然能正常说话。也许我们所缺乏的不是正常说话的能力，而是正常说话的意愿。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g-1nc6PE5RWDNJ8lq-LLw

编辑：杨琦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