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技术对人类权利的过度侵蚀

刘海明

对人类权利的过度侵蚀主要有三种存在形态。一种形态是神权对人类权利的过度侵蚀，这种形态主要存在于神权社会。一种形态是人类自身对人类权利的过度侵蚀，这种形态主要存在于奴隶社会和专制社会。还有一种形态是物权对人类权利的过度侵蚀，这种形态主要存在于市场社会或资本社会，其典型存在形式是货币拜物教或资本拜物教。启蒙运动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技术力量的飞速扩张，人类正面临技术权力过度扩张的威胁，人类需要谨防技术对人类权利的过度侵蚀。技术对人类权利的过度侵蚀，是人类面临的第四种权利侵蚀形态。

目前，技术对人类权利的过度侵蚀已有三方面的主要表现。一是技术与资本结合，让劳动价值的实现最低化，让资本的收益大大高于劳动的收益，让劳动制度变成了事实上的技术奴隶制。劳动纯粹是为技术打工，技术就是奴隶主。而资本则成了技术实现奴隶主功能的物质载体。这种状况导致富人越来越富，尤其是垄断核心技术的富人，其财富的增值速度比其他人会更快，如比尔·盖茨、马云、扎克伯格等人，而穷人则会越来越穷，尤其是没有技术的穷人，境况会更差，这种情况也让世界越来越陷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风险之中。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提出，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而且据预测将会继续恶化下去。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全球风险报告》评估了31项全球性风险的严重性、发生概率和潜在影响力，认为长期的贫富差距扩大将是未来十年最可能造成严重全球性危害的风险。

二是技术与管理制度结合，使人类自身的隐私权利受到极大侵犯。社会发展，需要个人有一定程度的合理隐私，一个人完全没有隐私，这是不可能的，人本质是需要隐私的。人类社会对隐私的监视应有一个合理区间，若过度，让人一切行为都处于监视之下，就是一种对人自身权利的过度侵犯。而现代技术的扩展，让这种过度侵犯变成了可能。典型形态是摄像头的无处不在，让人类的隐私无处躲藏。一个人走到哪里，都好像背后有一个人或多个人在监视你，你的一举一动，都感觉处在别人或大众的眼皮底下。另外，高度发达的通信技术，也使人与人之间的通话、微信聊天等内容，都随时处在别人的掌握之下。这种状态让人人自危，使人类的隐私存在空间大大缩小。

三是技术与人性结合，技术通过利用人性的弱点，使人类在娱乐中陷入技术的捆绑吸钱陷阱。比如，通过网络、手机等现代技术手段为人提供的愉悦感，将人捆绑在冰冷的机器世界里，让人与人的接触更多变成人与机器的接触，让人产生机器依赖症。在现实世界，我们看到，一些人在马路上、地铁上，以及各种公共场合，包括家庭聚会，一些人更多将注意力放在人与机器（手机、电脑等）的交流上，而不是人与人的交流上。人与人的世界更趋冰冷，而人与机器的世界更趋火热。同时，在人与机器火热的同时，人自身的成果也不断被机器所抽油，人在愉悦中享受着价值的被剥夺，就像吸毒，这里技术本身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毒品。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无限制的技术扩展本质是危险的，也是对人类存在的极大威胁，也可能会让人类陷入技术所导致的一种异化状态中。恩格斯也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所以，人类在利用技术为人类服务的同时，必须也要预防技术所产生的副作用。如何预防，第一，人类要谨慎开发技术，要重点开发有利于环保、人类健康等方面的技术。要总体放缓技术的开发速度。第二，要建立更加完善的隐私权法律保护制度。要防止公共权力利用技术手段对个人生存空间的过度侵蚀。第三，人类需要一场新启蒙运动。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启蒙本质是人类借助技术的力量使人类更多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提高了自身的地位。同时，也让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追求，更多向物质世界偏移。如今，这偏移有些过头，尤其在技术手段的帮助下，人类正越来越陷入物质世界的泥坑。而新启蒙则是注重精神的启蒙。新启蒙要求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应更多向精神世界偏移。人类应更多在精神世界中寻找自身存在的意义，而不是更多在物质世界中寻找自身存在的意义。新启蒙的目的不是要人征服世界，不是要人与世界处于对立关系，而是要人与世界建立一个统一共生关系，本质是要建设一个和谐世界。其中和谐世界包括三个层次的和谐。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人的和谐；三是人与不确定性世界的和谐。如何实现三个和谐，需要人类牢固树立三种意识：理性、诚信、敬畏。其中理性是保障人与自然和谐的意识基础，诚信是保障人与人和谐的意识基础，敬畏是保障人与不确定性世界和谐的意识基础。新启蒙需要把理性、诚信、敬畏三种意识的培育作为人类精神世界重建的重点内容。另外，新启蒙面临的任务要比人类社会第一次启蒙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期限也会比第一次启蒙更长，同时也需要更多的献身者来投身启蒙。

作者简介：宋圭武：1964.10--，男，甘肃靖远人，国家二级教授，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主要为三农问题、中国发展、发展经济学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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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