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追索真相的权利呼吁，是新闻学界和业界当下最大的伦理

张译允

（9月19日，应邀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史论部组织的人大新闻学院60年系列论坛之“伦理与法律视角下的新闻批评”。参加会议的有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师长朋友，会议气氛非常热烈。我是第一次参加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活动，会上也做了个发言，以下是发言实录，我在校正时只删去了几处佐证的小案例，不影响观点。感谢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史论部的邀约，感谢所有参与讨论的师友和认真听会的同学朋友。）

听了发言以后从展老师开始我就想插嘴了，我不习惯这样讲，这样讲觉得不会讲，口才不好，讨论的话我还比较有兴趣。因为议程被打断了，我想先就着刚才各位老师和朋友们讲的话题，先来讲讲这个，再进入正常设置的议程里面。
    魏老师说十八大四中全会提到的宪法的问题，觉得未来有信心，很惭愧，我的信心越来越弱。我觉得我们不可避免的向更低的方向走。我们新闻界也是一样的，不可阻挡的。我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21年，从中央到地方，从管理者到被管理者，从媒体的操作者到研究者，从杂志到报纸，包括今天我还是一个自媒体相对活跃者，我觉得这个大趋势，我是非常悲观。不仅是我们这个行业悲观，对我们这个国家也很悲观。唯一不悲观的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我努力做一个好人。刚才沈亚川讲的做人，做一个好人。所以我自己一直自我鼓励，说建设自己就是改造社会，就是建设新中国，逻辑很简单，因为社会由个体构成的，我们这样的人活的长一点，社会就会好一些。至少我们对一些坏人还有威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每年都会写一篇文章，大概写了11篇了，中国传媒业大势评点，去年我写的时候，说这是我20年从业以来看到的最残酷的一年，今年比去年更残酷，更寒冷。这个来自于我们政治的倒退，司法的倒退。我们过去写新闻批评报道，写舆论监督报道，我们不会担心被送进监狱，至少沈亚川说的人家只是骚扰你，不是把你送进监狱。去年开始牢狱之灾已是时时相伴了，王晓璐被抓的时候的我在新浪微博发了一条，私下打听，这是口袋罪。我过去两年发微博至少有5次有人让我注意。在2013年北京市也有五个警察找我谈报道事，后来要找记者谈，我拒绝了，我说可以到办公室找我，这是编辑部安排的任务。这个情况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所以刚才魏老师讲对未来充满希望，我自己真的是觉得未来比较灰暗。但即使灰暗我们还是要努力，因为我的孩子和家人还在这个地方生活。为了让他们生活得更好，我们还是要努力奋斗，所以头发白了还要坚持做。
    第二，刚才展江老师讲到我们媒体界腐败的分类，我在2014年9月份，写过一篇《谁把传统媒体推进粗鄙时代》，对于21世纪经济报道所存在的问题，这个行业里面其实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当时写了一篇给腾讯大家，他们发的时候还做了一些删减。我认为这里面市场化媒体和媒体人责任是最小的，是这个国家，是这个政治，是这个行业，把这个国家推向了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要让媒体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说在黑与黑争夺的过程中，对于普通人来讲还有一点希望存在。如果漆黑一片，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财经市场和金融市场，那是漆黑一片。过去是狗咬狗，那背后我们还能知道一些秘密，还有一些罪恶的东西能暴露出来。为什么咬IPO公司？IPO公司凭什么骗人？最重要的不是敲诈勒索的媒体，而是因为制度造成了腐败丛生。在狗咬狗的情况下，普通人还有一些生存的空间。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时，曾有同业问我，我当时发了两条微博，后来被删掉了，还让我不要说这样的。我说的是中央和地方之间，部委与部委之间，不同部门之间有不同的利益，既然有不同的利益他们之间就会存在缝隙，这个缝隙就是一点点阳光雨露，就是市场化媒体成长的空间。这是跟我谈黑吃黑的问题，跟我的思考是一脉相承的。讲这个的前提，不等于我赞成黑吃黑。
    所以刚才展江老师讲到敲诈勒索，那绝对不只是21世纪，比21世纪敲诈多的，人家直接敲诈到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昨天新华社发了稿子，要强调他们的新闻经营采编分开，我看了标题就知道他大概在说什么。在21世纪出事的同时，上海分社的一次退回多少万给交通银行？我们看看那些官网，有多少钱实际上来自于类似的合作？所以21世纪这样的绝对不会是最大的。
我回头可以跟展老师讨论，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一线，做观察者，我对这个东西特别体会深，和特别的痛恨。
刚才亚川讲到记者手记问题，我的观点跟压川不同，我特别赞成记者写手记。但是手记的前提是你要把任务完成，你的任务能不能发出来是另外一个概念。因为我自己做杂志时候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记者手记也是我们看真相的一种途径，也是逼近真相的一种努力，因为现在我们常常没法还原或者呈现真相。
    举个例子，东方之星沉船事故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写了一篇报道，因为现场采访非常艰难，写了一篇文章，东方之星违法改造，违规改造。这篇稿子惹了大麻烦，就这样一篇稿子，根本不是稿子内容失实。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所以我认为手记是我们还原真相的一种途径。我现在做新京报传媒研究的公众号，我就经常发这种手记，为什么要发？因为能把在文章里面不能发的东西呈现出来。这是沈亚川刚刚讲到的手记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我简单的来做一个回应。
    讲到新闻理想，我的理解是我们新闻批评报道，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是我们真的有新闻理想，这个支撑着我们做。第二个是基于社会分工，媒体在现代社会里面基于它的社会分工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或者说它的职业责任是什么。我自己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从南风窗到现在的新京报，尽管现在我不做一线的内容，但是我都会参加周一的编前扩大会议。我会听他们在总结上一周报道的经验教训。至少我在新京报的层面上我看到的这一点，表明这张报纸还是在不断地努力着。我最近给新京报构思广告，大家给我的要求就是不忘初心，就是新京报当时怎么做，现在要怎么样坚持，也正因为这样的坚持，所以在东方之星和上海踩踏事件，在天津爆炸事件上新京报都能够有自己的表现，做出符合它的职业要求的表现来。比如说天津爆炸前后去了20多个人，这是所有的记者在出现重大突发事件出来以后愿意做的，这是职业自觉。但是这里面也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想在很多年轻人身上，包括在座的同学他们都是这样的，到什么样的平台里边才能继续维持这个理想？我在中国周刊做的时候，做第二期开始就不让做了，最后被迫做了月刊。把所有当时招聘的有些经验的记者遣散，留下的是应届毕业生。这些人跟着我们做了五年，临走的时候我都努力地跟他们安排，这些人我知道他们身上都怀着理想，到今天为止他们都做得不错，有凤凰网的，有搜狐的，这些人身上都闪耀着愿意去做新闻的理想。包括这次天津爆炸的时候，新京报去的人里面相当一部分是工作时间非常短的年轻人。为什么让他们去做？因为他们身上还有着新闻理想。所以我说对全国高校系统，对新闻学院最大的感激，就是他们还让我们的年轻人去媒体做的时候，不是去斤斤计较钱，还计较道义，要为改造中国而去奋斗，去做一篇有影响力的报道。尽管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这样的教育可能有问题，但是在这个时代这是非常非常缺少的，但却是非常珍贵的品质。这是我回应前面各位师友的话。
    回到我们新闻学院60年最初的议程，主题是伦理和法律视角下的新闻批评。我前面回应的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不是专业人士，没有读过新闻系。所有的认识全部来自于实践。但是我想我们业界和学界对于这个东西的追求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新闻批评的核心是接近真相，报道真相。法律和伦理框架下的新闻批评，首先是要确立了我们新闻批评的位置，才能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新闻批评不存在了，这个讨论也就没有意义。都像人民日报做的一样，那我们就不用讨论这个问题了。也就是因为像叶铁桥、沈亚川，像我们很多同事们做了一些这样的报道，所以我们才有了讨论的空间。像人民日报这样做的话就不需要讨论了。
    所以我想这个话题是有新闻批评才有讨论价值，但是我们现在新闻批评的空间在什么地方？我前面讲过了，这是我21年从业以来所遇到的最残酷的一年。天津爆炸是一个意外。到今天我们越来越难做了。比如说前两天新华社发的一篇稿子，南方报要走正道。走正道是什么意思？以前走的就是歪道吗？这么多人奋斗，让这么多业界的同行或者是学界的学者，还有激励许多年轻人愿意进入这个行业的精神，难道都是歪门邪道？所以到今天，我尊重做出来的每一篇批评报道，哪怕有疏漏，因为太不容易了，不是一般的不容易。今年踩踏事件的时候，复旦大学的老师对于新京报的报道特别有意见，
    （魏永征：复旦大学老师也有为你们辩护的。）
    对，我看到了。这是我想说的，很多人还不说话，他们说话还至少是把这个话题引到公共视野，这是我非常感谢的，如果不说话连进入讨论的语境都没有，这是最可悲的。然后过去两会的时候，或者宣传部大会的时候以前还有很多媒体要分担这个压力，但是很多媒体都没有这个压力了，我们这边。。。   
现在做批评报道的时候，竟然说异地监督的东西跟假新闻享受一样的待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我们在新闻批评里边，经常会出现一些疏漏，这个疏漏我想有几个原因。对于擅长或习惯做批评报道的人出现这样的疏漏，我觉得特别能够理解。第一个是抢发稿子，难免会有一些疏漏，不抢不行，不抢就很可能发不出来。就像刚才铁桥讲到的，经常出现新闻反转，很正常，其实我们对事实的逻辑或者是真相的挖掘，会出现反转，因为社会太复杂了，人性的复杂或者政治把人性搞得那么复杂，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只要出现的不是重大的事实的疏漏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第一个是要快，第二个是这么多禁令控制之下，他还能做，他手有点生疏了。这个东西要常做，专业技术是提高的。
    （展江：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到平衡报道，采访当时的另一方。）
    一旦你的技术上出了疏漏，过去都是就事论事，比如说我们新闻采写能力的讨论，专业素养的讨论，甚至上法院也是就事论事的讨论，而现在全在政治层面上。只要有一点点疏漏，这个牢狱之灾就来了。我举一个新京报的案例，过去可能没有公开过，展江老师可能也看过，我在公众号里写过了，其实就是一个新闻批评报道的博弈史。前些年新京报做上访者的精神病院，山东地方政府，他们做出来的调查报告，都是说新京报捏造事实。他们去威胁受访者，说你要改口，说要没有接受访问。如果这个报道稍微有一点点技术上的疏漏，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京报。12个小时的录音整理，后来新闻出版总署组织联合调查组重新调查，认为没有失实，也就是发表时机不当。同时总署主要领导认为，山东地方应该接受这样的批评，舆论监督。但是在当时的情况，只要你有一点点技术疏漏，以当时的背景就不可能有新京报的今天。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害怕出现技术上的小小疏漏，这会给我们的记者，会给媒体带来灭顶之灾。
    举个例子，天津爆炸，我们的记者和新华社记者都在现场，第一时间听到了了一句话，说那个地方有700吨氰化钠，然后说这个不能说。这个消息传回后方，后方要求新京报记者一定要核实。那天我们去新华社交流的时候，新华社记者当时说他在现场，后方没敢报，你们当时怎么报道的？我们后方要求前方做实调查。记者采了瑞海的副总，采了河北那个公司的，然后跟着武警进去现场，多方核实确认固化证据后才报的。报道出来后，说这是谣传。但是过了两天以后新华社和央视确认了，然后就是大家看到的情况了。我想说的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记者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面，去核实的能力，包括我们在座的年轻的在校的同学，如果将来进入这个行业，专业素养其实是我们职业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重要力量，我自己的理解，我们对法律和职业伦理的遵守，也是我们的专业素养，能够保护我们自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只有靠自我的努力才能保护自己，因为法律不能保护我们，政治更不可靠，在一个严肃认真的媒体机构里面，这个媒体机构还算是有几分可靠性的，新京报算一个，但这样的机构非常少。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想我们学界来讨论伦理，就是刚才沈亚川讲的，不是去讲那种公众随便谁都能讲的话题，去浪费公众资源。而是应该在更高的层面上来跟媒体和记者一起为公众拥有知情权来呼吁。我们媒体界的从业者和新闻界的学者在这方面的呼吁，其实也是一种最大的伦理。因为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技术上的伦理操守，媒体都会自己去反省，都会去思考，他不会故意去做那样的东西。我们看到东方之星事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怎么报道我们都看到了，跟他讨论是没用的。我当时发了几条微博，他们就警告我，说够了。
       （沈亚川：有好几个局级干部直接打电话告诉我，说你不要再发言了，再发言就要对你采取措施。）
   我是一个非常温和理性的人，我都是使用实名制，我觉得自己的脸皮很重要，值钱多了，不是钱能买来的。所以我说我死了以后我的孩子能看到我写的东西，觉得写得不错，我会很荣耀。我跟所有的记者部下讲，什么叫好文章，一个标准，你敢把文章给自己最亲的人看，你不怕丢人，这是好文章。那么我在发微博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想，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所有人都能看到。我在去年发了两条微博，后来把我的微博关了八天。去年上海书展，东方早报头版头条，那谁的那本书，卖了几百万册，我就发掉了新浪微博上。半个小时，这条微博只有我自己看见了，第二天看到温州晚报头版，我也截图发到了微博上。那天我正好抄了一首诗，里边一句话，我用到微博上，说他们已经融进了我们的血液，当天晚上我所有发的东西只有我自己看到。这就是我们的环境。
    所以我在这里讲的是对于我们在一些严肃的市场化媒体工作的人来讲，我们对自己的脸面和操守，和技术手法其实是非常看重的。这也是到今天我们能够还在这个行业里边，不说耀武扬威，还是有点尊严的很重要的原因。
    前两天财经国家周刊的智库发了一篇文章，关于李嘉诚的，后来群里边跟我讨论，我懒得参与。如果我发这样的东西，不管是别人投稿还是别人写的，在我管的阵地上出现这样的东西，那是我的问题。我绝对不允许在我管的平台上出现这样的东西。当年我曾经在微博上痛骂过中青报的头版，就是卡扎菲被打死，在头版发了。因为有人发了一条赞扬中央青年报头版做得好，对于卡扎菲死这样的一个全球重大的新闻，竟然放在了高校博士生什么新闻下面，第三条，怎么能算合格呢？无论是我们谁在哪个岗位上，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们的操守就是真正做到，在我们的报道里面，在我们发表的评论上一定把住关，过去丁关根讲守土有责，这个才真正是我们要守的责，最重要的就是符合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这是我们的职业伦理和我们法律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当我们这个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说维持住自己的尊严。所以开会之前，我跟展江老师聊天，说做不下去了，我们就不做了，我们就回家，种菜养鱼。以前我看七品芝麻官里面，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们不是当官的，我们只想表达真相，通过这样的社会分工，来表达我们对社会的关怀，如果做不到，我们就告别。
最后讲一个小小的例子，讲这个行业的尊严。去年我一年没工作，年底到深圳参加一个朋友组织的活动，当时鄢烈山老师问我，说朱总，你当这么多年老总，现在应该财务自由了。我说鄢老师，我跟您不一样，您名动天下，稿费高啊，我说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就想着写一篇什么文章，发在哪个平台上，腾讯新浪还是哪个杂志的专栏，我要考虑把这个礼拜的饭钱挣出来。鄢老师说谁谁都挣了很多钱，我说人跟人不一样。我从来没跟老板谈过一分钱，但我会做到对得起老板给的每一分钱。
就像今天，我们的报道里面也会出现技术上的疏漏，这个难免。但是我们做报道的精神，应该是能够不给自己抹黑的。这是我们今天还在做的最主要的原因，做不到就是告别了。谢谢。

                                                                                                                                朱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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