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那些名堂

刘海明

  不久前，有朋友在微信朋友圈推荐一条有关新冠疫情的新闻报道，说记者“突破阻碍，老总们反复修改”。我留言问：“为啥修改？修改什么？”他回话说：“亏你还在公安报上过班，报纸上的文章哪篇不修改？”我不知道他是故意不理解我的意思还是什么，只好不再回复，让他得胜回朝。

  我没有学过新闻，甚至连新闻培训班也没有进过。虽然很早就读过一些新闻方面的书，1984年就曾在一家小报做过一年的编辑记者，后来又在另一家小报做了十多年编辑记者直到退休，此生也不知写过多少消息通讯之类，不知编过多少版面，但对新闻却始终不“感冒”，几乎没有一点热爱之心。虽然如此，毕竟在新闻单位待过，毕竟与新闻媒体打过很多交道，对新闻（严格说来是中国新闻）的一些名堂也略知一二。

  事实上，只要在报社呆过的人都知道，一个稿子反复修改，特别是老总出面来修改，说明这个稿子关系重大。所谓关系重大，当然指的是政治意义，修改的往往就不是语句不通，更不是错别字之类，而是内容，包括所谓的提法。新闻的内容是事实，如果事实不是真实的，或者是有出入的，说明记者采访有问题，写稿不合格，就应该打回去，甚至可以让记者重新去采访。由没有去采访的老总来反复修改，修改出来的稿子很可能就改变了事实，事实就可能变得不那么真实，或者其真实度就可能下降。可是，这却是中国新闻的常态。也就是说，越是重要的新闻，报社老总越重视，越可能修改，修改后的真实度就越可能下降。

  还有提法，涉及到对新闻事实的定性和评论。中国的报刊都是党的喉舌，都必须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这就是所谓的新闻的党性原则，任何一家新闻单位，任何一个老总，都一点不敢马虎，甚至都不能有一点疏忽。老总承担着政治责任，当然就站得高看得远，修改稿子更多的涉及到提法，又特别要防止相关的提法触及敏感话题或敏感事件。为了顾及提法，相关的新闻事实该突出的就要大力突出，该遮掩的就要想办法遮掩，该隐藏的就要尽力隐藏，该删去的就一定要删去。我问朋友的其实是这个问题，他不相信他没有理解。一般来说，记者要突破的阻碍，大多是当地政府的阻碍；老总要修改的，很可能就是当地政府所以要阻碍的某些新闻事实。中国至今没有新闻法，新闻都是党的事业，都必须接受党的宣传部门的管控。一位在新闻媒体工作几十年而且当过老总的人，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

  我在公安报最先是做审读，也就是大校对。那年单位上让我们去弄职称，我本来有个工程师职称本本，只是转，也要考考。面试考我的是晚报刚退休的老总，他知道我是审读，就问我审读审什么。我说：“一审政治有没有问题，二审事实有没有出入，三审版面安排恰不恰当，四审与其他稿子有没有矛盾冲突，五审文字标点之类是否存在差错。”他对我一顿好夸。事实上，老总修改稿子，修改版面，也是按这“五个审”的顺序来安排的，岂能与一般修改文章相比！

  这只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且不论，最严重的是“编”。我到公安报后，跟着一个姓田的老记者学。他是部队转业的，给我讲过部队怎么搞新闻。在部队，过了一段时间，或者首长突然想起了，于是就把能写稿的人召集起来，先是集中学习，搞清楚上级最近在想什么，叫做“吃透精神”。例如开了党代会，就要学通学透文件精神，从文件中去找新闻点；例如上级有了新提法，就要彻底理解新提法的含义，把其作为新闻点。然后，根据新闻点去找典型。如果典型与这个新闻点不相符合，那就要靠写稿的人去“挼”，让典型靠上这个新闻点。“挼”得好，写稿的人就可以立功受奖。其实，大多数新闻单位的所谓“新闻策划”也如此，可能形式有点不同，本质上却没有区别。

  也有相反的。万州有个派出所是多年的红旗派出所。有一年，市公安局想通过宣传这个典型在全国露一下脸。负责宣传的政治部副主任先让作者从爱民角度来写，过了几天又让作者从讲政治的角度来写，再过了几天又让作者改成从三峡移民角度来写。幸好那作者聪明，反正是那个稿子，把标题改一下，把前言、后语和连接段落、过渡段落改一下就交卷。不过。那稿子最终还是报废了。作者把前因后果告诉我，我如今还记得他那一脸苦笑。

  当然，绝大多数新闻并不是“编”出来的，可能也有事实。某省遭遇大灾，粮食普遍减产，该省有那么一两个县躲过灾害，获得丰收。中国新闻都是报喜不报忧的，为了鼓劲，就要大力报道那一两个丰收的县。于是，全国人民都认为那个省今年是大丰收了。去年疫情初起，口罩奇缺，某社区免费向群众发放口罩，成为新闻，受到赞赏。我仔细一看，原来每天只发放5个口罩。想想一个社区少则几千人，多则一两万人，5个口罩占社区人口的多少分之一？即使是作秀，可能也要让人啼笑皆非吧？在新闻行业，这叫“个别掩盖整体”，个体真实，整体虚假。近年来，中国的新闻行业往往把灾害当作喜事报，其原因就在于此。

  即使是国际新闻也如此。这样大一个世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如果选择性报道，那么我们听到看到的或者都是一片光明，或者都是一片黑暗。社会学中有“幸存者偏差”，统计学中有“沉默的大多数”，心理学中有“非自觉表达”。特别是如今自媒体发达，任何一个事件，张三说好，李四说坏，说好说坏甚至尖锐对立，已经成为常态。谁要借助网上评论来作为自己获得支持的证据，往往正好说明他的意见可能并没有多少人支持。如果对新闻没有这样一个根本的认识，新闻对我们认识世界、评论世界可能就没有多大用处，甚至可能还有害处。

  我是1996年进公安报的。进来不久就听说，不少人写案侦通讯都发了财。一篇几千字的稿子，一稿多投，仅仅只是稿费，少则几千元，多则一两万。那时我又差钱，把那些稿子拿来看了看，多多少少就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了。只要有那么一个事，适当想像一下，合理虚构一点，将不圆范的编圆范，把说不通的弄通畅，让故事更精彩，让情节细节更吸引人，特别是与性相关的，更要离题万里。反正涉案的人已经抓起来了，他又看不到你写的东西；即使看到了，他也找不到申诉的地方；往他身上再泼一些污水，他也没有办法。当然，如果污水拨错了，对方找上门来，也可能增加点麻烦，运用点公安系统的资源，大多也能按住，最多道个歉、赔点钱就能完事。不过，我却没有学会那“一回事”，或者是不愿意或不屑于那“一回事”，我极少写那种“有盐有味”的案侦通讯。

  不仅文字新闻如此，电视新闻也如此。抓捕犯罪嫌疑人，没来得录像，或者录像不精彩，就逼迫犯罪嫌疑人配合，重新再演一遍，以致不少犯罪嫌疑人都说：“第二次弄得我一身好痛。”每每在电视机上看到那样的场面，我敢说那大多都是“演”出来的。

  正因为多少知道一点新闻的操作流程，或者说多少知道一点新闻的内幕，不管是看报还是看电视，不管是什么新闻，我都抱一个将信将疑、半信半疑的态度。对网络上那些自媒体，对那些翻墙传进来的外国新闻，更是抱这样的态度。有时候，让新闻“飞”一下，看是否有人出来“辟谣”，看是否有不同角度的报道，看是否有新的说法或提法，往往是必要的。有时候，官媒体与自媒体各执一辞，甚至完全相反，更要小心，不能不加分析就匆匆相依于某一方。大多数情况下，要找出双方都可能存在的漏洞，要综合双方的说辞，自己去探寻真实的事实。如果这样也不能确定，那就让新闻再“飞”一段时间，甚至“飞”他十年二十年几十年，历史总会揭露真相的。我喜欢看一些揭露历史真相的书籍和文章，这也是原因之一。面对当今这个世界，我们没有一点警惕性，没有一点辨别力，很可能就被某些新闻“骗”了，就被那些记者编辑和直播的网红左右了。这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持有的态度，都应该采用的方法。为了防止被骗，我们也只能这样。这虽然叫人有些无可奈何，我们却无法改变，只能私下苦笑苦笑。

  虽然我天天都要看新闻，但至今不喜欢写新闻搞新闻，这或许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来源：李正权 重庆乱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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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古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