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开卷有益——重新认识秦时代

白雪

公元109 年下诏采用的一项节约措施可能是由于皇太后的发怒。她已经
感到身体不适，在为她祈祷的祝辞中有被认为是王朝命运要有所改变的话。
皇太后得知以后愤怒地采取步骤，以防止发生这些不祥之事。另外，她砍掉
了一年一度为完成警卫任务的士兵举办的送别宴会和会上的音乐表演。与此
同时，还把参加“大傩逐疫”活动借以驱除流行病的120 名“侲子”减少了
一半。在第二年（110 年），实行的节约措施按等级递减官员的俸禄。①

恰在这个时刻，关于汉代政府为了保持对帝国西北地区的控制而花费这
么大的资源是否值得的问题被提了出来。羌族的部落已经给中国这个地区汉
人住地的安全带来了严重麻烦。为了保护这些移民区，已经提供了相当多的
经费用于供给、运输和人力。公元110 年任谒者的庞参（135—136 年升任太
尉）建议，对政府说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减少费用，全部从凉州撤出，把不
能在西北养活自己的全部居民迁往畿辅。他相信，这样的迁移将会更加有效
地集中中国人的力量，以便加强边防。

庞参的建议遭到虞诩的反对，虞诩当时是太尉李脩属下的郎。虞诩认为，

不能仅仅由于保持当地的政权需要一定的经费而放弃前代皇帝留下的由汉朝

廷控制的土地。没有西北地区的安全，前汉京畿一带，包括皇室陵墓的遗址，

都将失去屏障。最后他指出，凉州当地的居民长期以来对汉帝国怀有好感；

④ 《后汉书》卷四，第194 页；《资治通鉴》卷四八，第1559 页定此事发生于103 年。
① 《后汉书》卷五，第205 页；《后汉书》卷十，第422 页；《资治通鉴》卷四九，第1564—1565 页。接
待活动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 公元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
第201 页注744。
② 《后汉书》卷五，第208 页。
③ 《后汉书》卷三二，第1128 页。当时增产的措施，见《汉书》卷二四，第1138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
粮食和货币》（普林斯顿，1950），第184 页。
④ 《后汉书》卷三二，第1127 页。
① 《后汉书》卷十，第424 页；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公元前206— 公元220 年汉代的新年和其他节
日礼仪》（普林斯顿，1975），第75—76 页；《后汉书》卷五，第214 页。

汉朝如果放弃他们居住的土地，让他们迁居，将会难以抗拒他们的敌意。②

尽管这种论点暂时地足以压倒庞参的劝谏，但问题在119 年还是再一次
提了出来。当时匈奴正试图向西域诸国施加影响。他们已经杀掉一部分住在
敦煌的中国人，而且有些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围交通线上的王国，比如
鄯善，正在承受特别沉重的压力。他们请求帮助，一位汉族官员请求派一支
5000 人的队伍攻打匈奴，结果只得到洛阳含糊的反应。一部分大臣建议关闭
玉门关，从而与西域断绝往来。当班勇被征求提意见时，他援引了历史上自
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前87 年在位）至羌人反叛（公元89—104 年）时期
汉人与西北地区的关系。羌人的反叛曾有效地割断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关
系，使西域各国受制于匈奴。①他认为当时最不适合发动攻打匈奴的战役，因
为中国人对此根本没有准备。但是他认为，对象敦煌这些地方的中国人的居
民点应该小范围地和有效地增援，加强那里中国人的力量，以便牢牢地控制
交通路线。

当匈奴控制的吐鲁番（车师）和鄯善不可靠时，这样的措施是否能够确
保中国的安全，②对于这个问题，班勇答复说，正象州牧能够维护中国内部的
法律和秩序那样，他也能够尽其所能防止入侵。他主张通过设立官职以确保
对西域各国的控制，否则，西域各国会落到匈奴手里；因为在那种情况下，
在其南面的中国城市就会处于危险之中。不用大规模地投入资源，只要仔细
挑选戍屯校尉就足以保持西域各国对汉朝的忠诚。如果西域各国要求中国供
给食物，这个要求不能拒绝，拒绝了就会导致他们采用暴力袭击。

班勇的意见被接受了，在敦煌设置了一支戍军。第二年（公元120 年），

汉朝廷与居住在鄯善和吐鲁番迤西一带的诸民族建立了联系。皇帝接待了一

批音乐家、巫师、吞火者及其他各种艺人，数量达1000 人之多，他们声称来

自地中海的罗马世界，但实际上多半来自缅甸。③

有几个事例说明了汉朝当年如何施行阴谋诡计或如何进行行政管理。正
如上面指出的，阴氏皇后的垮台是她被控搞巫蛊。这种消除对手的战略在汉
代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公元前130 年曾用它废黜了一位皇后，公元前
91 年又用了更不道德的方法废了一个皇后。④

较令人愉快的是，史料记载了一次显然是自发的弘农郡人民为他们所仰
慕和爱戴的一名官员提供丰厚贡品的事。这就是死于105 年的王涣，他当时
官拜洛阳令。他被描写为性格正直的人，初看有些严肃，但实际上却很宽厚
仁慈。他发现和处理冤案的才干使首都人民赞誉他具有神灵的力量。他的死
引起普遍的哀悼，送葬的队伍向西一直穿过弘农郡，路边的祭桌上摆着居民
们的纪念品。他们向为此感到困惑的官员们解释说，这是回报王涣解除百姓
痛苦的仁政，他很注意不让他们在送粮食给洛阳时再被征募来的官兵盗窃。
除了建祠纪念王涣外，皇太后被他的正直所感动，安排他的儿子做郎中，希
望用他的榜样鼓励别人。①

② 《后汉书》卷五一，第1688 页；《后汉书》卷五八，第1866 页。
①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 页。
②
这几个国家，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 公元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
1979），第76 页注49，第81、183 页。

③ 《后汉书》卷五，第231 页；《后汉书》卷八六，第2851 页。
① 《后汉书》卷七六，第2468 页。

鲁恭于公元107 年官拜司徒。据记载，他上任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上奏请
求改变轻刑审理的程序。定例是秋季审理，但从103 年以后却改为夏季。这
给农业人口带来了困难，干扰了他们的工作，因为官员们已经习惯于在刑事
诉讼过程中牵连进许多人。鲁恭认为应该改回传统的做法。他立论的理由是，
应该把案件的处理与自然秩序和宇宙秩序谐调起来，不能贻误农时。他的观
点占了上风。②

历史详细记载了随着外戚、宠幸和宦官势力的增长，官员们的权势日益
式微的不愉快的事件。在这种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偶尔可以了解到这一类的抗
议。120 年，王伯荣的行为显然就引起批评。她是王圣的女儿，安帝（公元
106—125 年在位）的养母，她已经利用自己的地位大肆扩张势力，并过着奢
华的生活。这便鼓励了别人起而效尤，也搞奢侈和浪费，同时由于能随意出
入宫闱，她就可以方便地行贿和贪腐。司徒杨震为了合理的，基于道义的施
政，勇敢地上奏，要求消除这一丑恶行为；他要求把王圣母女二人驱逐出宫。
他举出，王伯荣为了使她丈夫继承侯的爵位，在幕后进行了操纵。他对以下
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先例不受重视；封侯的原则不是根据功绩，而不过是为
了表示恩宠。

另一位上奏者翟酺提出，窦家和邓家制造的大破坏，把皇权减少到了零
的地步。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内宠的固有的危险性以及外戚所享有的空前的特
权。他请求皇帝（安帝）消除产生谄媚的所有根源并防止利用国家权力达到
个人目的。但是这样的忠告没有效果。①

还有人提出抗议，但同样不被理睬。这就是尚书仆射陈忠提出的意见，
他的观点与三年服丧期的争论有关，前面已经有所介绍。王伯荣按照安帝的
旨意去他父母的坟墓前代表他行祭。她在路上所遇见的人都大拍其马屁，以
致看得出她的权威已大大超过皇帝本人。陈忠指出，早在汉代初年对这种事
情的后果就有过可怕的警告。他坚决主张应该由皇帝本人行使权力，以保持
正确的国家等级秩序和经过批准的下放权利。陈忠还注意到权力已经有效地
从三公转移到尚书手里的做法。后者的决策缺乏原则性引起他很大忧虑。②

② 《后汉书》卷四，第192 页；《后汉书》卷二五，第879 页。
① 《后汉书》卷四八，第1602 页；《后汉书》卷五四，第1761 页。
② 《后汉书》卷四六，第1562—1565 页。

顺帝统治时期（公元126—144 年）

顺帝统治时期的行政管理和官员们的行为多次受到批评。提出的问题涉
及朝廷和官场上的情况及专权的出现。抗议是针对宦官和梁家集团的，朝廷
的奢侈问题也再次提了出来。顺帝统治的末年又爆发了危及帝国安全的动
乱。

在126 年，刚刚担任司隶校尉的虞诩大声疾呼政府有压制行为。他认为，

法之所禁是控制人民生活方式的手段，刑罚则是限制人民的工具。他抱怨的

部分内容是官员们为了自己向上爬而滥用上述的禁令和刑罚及其他的措施。

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指责与反指责，其中包括随意滥用权力和非正义地逮捕

清白无辜的人。有几位高官和宦官被牵连进去。虞诩在这些万分危险的诉讼

中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有一次审问他的监狱长官让他最好自裁。但他拒绝了

这种好意，他宁肯让自己的案件闻名于世，如果有必要，他愿意被公开处决。

结果，虞诩被判无罪，并被任命为尚书仆射。①

多半是为了制止裙带关系，132 年的命令规定，从州里举荐上来的官员
候选人必须限制在40 岁或40 岁以上；他们必须学习过指定的经典的疏义；
补缺人员必须有起草奏疏的能力。对那些才干非凡的年轻人，也不能仅仅由
于年青而妨碍他的仕宦前程。②

同一年，尚书令左雄在奏疏中抱怨短期任命和官员离职产生的后果。很
多人对在短期内一显身手感兴趣，结果人民受到专断的刑罚和横征暴敛之
苦。据他说，官员们不能审理贪污案件或恰当地考核确定每个人的功绩；还
有许多提升不当的例子。左雄请求结束官员们调来调去的情况，因为他相信
这些弊端都是官职的变动，或在职官员经常离职的结果。可是，重新实行禁
止官员们擅离职守这一规定的企图未取得成效——据说是因为宦官的反对。③

这时也出现了有人不愿意做官的事例。樊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他
精通经术，也通晓占卜；这可以归因于他的兴趣和性格，从127 年以后他就
拒绝了让他做官的种种引诱。这种拒绝也可能是由于他厌恶政府行事的方
式，他宁肯不接受他所不赞成的那种恩赐。①

还可以举出一个当时有人拒绝当官的例子。此人即郎f ，他和樊英一样
是一位学者，他也深晓秘教事务，并以能准确地预言未来事件而广为人知。
在133 年上呈的奏折中，郎f 乘机批评了政府的许多方面，包括选拔官员时
不够严格。他的很多批评都是根据对自然情况和超自然现象的解释作出的；
由于他是这方面可以请教的知名专家，他的声誉给他的观点增加了某种力
量。②

另外两个与官员的待遇有关的事件在史籍的133 年条目中有记载。第一
件与李固有关，此人后来注定要在公众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此时还不

① 《后汉书》卷五八，第1870—1871 页。
② 《后汉书》卷六，第261 页。
③ 《后汉书》卷六一，第2015—2019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二，第2722 页。又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一，第1648 页注文。关于不愿意做官的
情况，见本书第15 章。
②
《后汉书》卷三十，第1054 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襄楷呈给桓帝的奏议》（堪
培拉，1976），第98 页注88。


是一名文官。在朝廷征求关于政府需要办的事的意见时，他提请注意的事是，
有些低级军官没有经历过通常一年的试用期却得到了长期的正式官职。尽管
看起来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但他却唯恐成为先例，从而会导致取消传统的管
理方法。不清楚李固的抗议有什么效果。③

第二个事件是，大司农刘据因玩忽职守而受到惩戒，并被命令向尚书汇
报。除受其他惩罚外，他还要受鞭挞之辱。左雄抗议说，这样处理不适合刘
据高级官员的身份，他还指出，古代没有鞭挞大臣的先例，只有明帝统治时
期（公元57—75 年）才有这种做法。左雄成功地了结了这件事，刘据没有被
鞭打。④

顺帝在126 年继位以后不久，就向拥戴他的养母宋娥表示了感激之情。

他封她为“山阳君”，同时封梁冀为侯。①左雄认为这样做纯属徇私，不合适。

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高帝古老的遗训：即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尽管他

暗示这种行为会导致大灾难，他的抗议未被倾听。

133 年洛阳发生了严重的地震，皇帝对如此严重的后果只好下诏求言，

同时征求相应的救灾措施。②李固利用这个机会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指

责；在此过程中他对某些官员的任命问题提出了疑问。他是司徒李郃的儿子，

由于身为教师而出名，洛阳人士都期待着他会步他父亲的后尘。在指责的开

始部分，他提请注意安帝打破传统，册封养母王圣为侯一事；③紧接着樊丰及

其一伙便抓了权，并出现了打乱皇位继承的情况。李固本人承认，汉代300

年历史上不少于18 位君主，其中自然不乏搞恩宠的事例，何况宋娥的功绩也

的确很大。但是，这可以用钱来酬功而无须授以土地；这种封土地的办法违

背了既定的传统。

其次，李固批评了梁氏家族的显赫权势。虽然明帝统治时期已出现过同
样的问题，但形势还没有这样极端严重。他建议让梁冀及其家属回到黄门任
职，以削减外戚家族的权力和把行政权力还给皇室。他还注意到宫廷侍从的
权力太大了。原先诏令禁止他们检试候选官员，防止他们利用权力达到营私
的目的，但这些情况已经变得屡见不鲜。李固要求恢复这方面的控制。

李固还强调，必须确保政府和朝廷各部门都有十足的休戚与共的态度，
而且要从中央做起。他说：“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邪，犹叩树本，
百枝皆动也。”根据这一点，皇帝就需要垂询文人的意见，同时要弄清楚上
天的意愿。应该表扬那些言有可采并能立刻实施的人；宦官的权力及编制应
该大大削减。

由于顺帝发现他的养母介入了宦官策划的阴谋而引起朝廷上的混乱，他

更加愿意接受李固的劝谏，养母被送回她的住处。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为皇

帝养母服务的宦官因此对李固抱有敌意，并开始想办法要搞垮他。

但是，至少还有另一位官员利用133 年地震的机会批评了当时的形势。
这就是当时任太史令的张衡，他在历史上更多地是作为文学家和以科学技术

③ 《后汉书》卷六三，第2076 页。
④ 《后汉书》卷六一，第2022 页。
① 《后汉书》卷六一，第2021 页。
② 《后汉书》卷六，第263 页；《后汉书》卷六三，第2073 页。
③ 见本章前文，又见《后汉书》卷六三，第2078 页；《后汉书》卷三十，第1049 页。定为135 年；《资
治通鉴》卷五二，第1680 页定为137 年。

上的发现（包括他制造的地动仪）而闻名于世。他呼吁应把权威归还给原来
拥有它的地方，也就是还给“天子”。①

.

白雪

135 年，张纲发起进一步抗议宦官权力的活动。这次抗议的直接原因很
可能是已经作出的允许宦官收养养子从而他们就可以把朝廷赐给的爵位和特
权传下去的决定。②136 年官拜太尉的王龚是另一位以反对宦官而知名的大
臣。宦官们为了对他告发他们罪过的行动进行报复，企图控告他。只是由于
李固的干预，这一企图才没能实现。③

134 年顺帝亲自参加了祈雨的活动。如同在另一次自然灾害引起苦难时
那样，他要求官员们提出意见。在提意见时，周举（尚书之一）指责皇帝抛
弃了诸如文帝和光武帝这样高贵的前辈的模范行为而去仿效秦的骄奢淫逸的
做法。他认为皇帝祈求缓解干旱的努力缺乏实质性内容，他要求切实可靠地
改进政府工作。比如，应该驱逐宫廷里的闲杂宫女，皇帝餐桌上的花费也应
该减少。④

142 年，八名已赢得学者声誉并担任众多职务的官员被任命去外地巡

视。他们主要在州、郡检查行政工作的管理和一般生活方式。除了张纲在洛

阳进行工作之外，其他人都前往指定的地区。张纲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指责

梁氏家族凭恃恩宠玩弄权势：他们贪婪、放纵，周围尽是谄佞之徒，简直不

可饶恕，而且扼杀了真正忠臣的创造力。他起草了一份15 点罪状的控告书，

在城里引起了轰动。由于梁冀与皇后的关系，没有人注意张纲的警告，但是

我们得知皇帝本人对张纲的言论的力量颇表赏识。①几年以后出现了直指梁氏

家族的进一步的抗议，抗议的理由是梁家铺张奢侈。②

顺帝统治时期一个积极的成就可以说是重新占领了西北地区；公元111
年，中国官员曾从陇西、安定、北地和上郡等地撤出。129 年收回了上述部
分地区。③这是听从了虞诩的建议之故，我们记得他曾在111 年主张维护帝国
的版图。④

137 年，曾试图镇压在日南郡和其他的南方边远地区爆发的动乱与反
叛，但未成功。有人提议从中国中原地区征集一支40000 人的队伍用来应付
局势，这建议被李固以种种理由加以反对。他认为这样做会危及诸如长沙和
桂阳这些地区的安全；而且命令军队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打仗，又没有确定
的回家日期，这本身就会激起其他叛乱的爆发。另外，瘴疠之地的气候会引
起40—50％的伤亡，经过长途艰苦行军后奉命作战的军队不适合战斗。李固
还计算了军需物资及其运输的费用，认为势不可行。他说，为了支撑外缘而
剥夺中央的资源，这是一个错误，更何况远离故乡进行战斗的士兵所受的苦
难是不能忍受的。

李固建议不必从北方派出一支大部队，而代之以谨慎地挑选几名有勇气

① 《后汉书》卷五九，第1909 页。张衡及地动仪，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3 卷，第626 页。
② 《后汉书》卷六，第264 页；《后汉书》卷五六，第1817 页。《资治通鉴》卷五二，第1676 页。
③ 《后汉书》卷六，第266 页；《后汉书》卷五六，第1820 页。
① 《后汉书》卷五六，第1817 页。
② 《后汉书》卷六五，第2131 页暗示抗议发生在144 年顺帝死后几个较短的统治时期之一，《资治通鉴》
卷五二，第1698—1699 页定为144 年。
③ 《后汉书》卷五，第216 页；《后汉书》卷六，第256 页；《后汉书》卷八七，第2893 页。
④ 见本章上文。

有能力的高级官员去那里任职，象交趾地区的地方官员那样对平民百姓实行
仁政。黎民可以临时性地迁出动乱地区，直到那里恢复秩序；当局可以用赏
赐和封侯的许诺征募地方上的部落民来协助镇压反叛。政府采纳了李固的意
见，任命了几名他建议的人员。通过所表现出的言而有信和一个善意政府的
认真态度，他们终于成功地诱使叛民投降，恢复了岭南地区的和平。①

但是，在顺帝统治结束时仍有证据表明，帝国远不是那么太平的。他死
后（144 年9 月20 日）仅三个月，叛乱者就攻打了九江郡的合肥。同一年，
顺帝刚刚入土的皇陵被盗掘。145 年，数千名成股的叛乱部队攻打或占领了
广陵和九江的城市。在鲜卑骑兵袭击北方代郡的同时，庐江也出现了盗匪活
动。历阳的华孟自称“黑帝”，进攻九江，杀了九江太守。这次叛乱被镇压
下去，政府军队成功地杀死叛军3800 人，俘虏700 人，从而恢复了东南地区
的秩序。②

① 《后汉书》卷八六，第2837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六，第276—277、279 页。

桓帝统治时期（公元146—168 年）

与133 年发生的事情一样，151 年的地震给批评当时社会与政治状况的
人提供了一个表达他们观点的机会。崔寔是当时被召的批评者之一，虽然他
由于称病没有应召，但在《政论》一文中仍清楚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部
著作的片断留存于世。③

崔寔把不能维持良好的吏治归因于道德风气的败坏不断加剧和处理国务
时缺乏兴趣和勤奋精神。高层政治中的纲纪在松弛，而下面那些有足够的智
慧认识到局势恶化的人则保持沉默。过分地依赖过去是考虑欠妥的，崔寔呼
吁人们现实地面对当前的问题，而去制定适合当前需要的制度和方法。他还
进一步提出，应该更严格有效地执行法律，他引了宣帝（公元前74—前49
年在位）采用这种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并指出了在元帝时期（公元前49—前
33 年在位）当出现某种程度的松弛和宽厚时帝国力量和权威下降的情况。

崔寔把行使刑罚的必要性比作医生治病的方法。他认为，尽管据说秦朝
的重刑在汉初诸帝时期有所减轻，但以法律名义所施的刑罚还是十分严酷
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文帝（公元前180—前57 年在位）远远没有减少刑罚
的严酷性，实际上反而有所增加。因此，太平之取得，不是通过仁慈，而是
依靠严刑。

几年以后（公元155 年），太学生刘陶大胆地把当前的状况部分归咎于

皇帝本人。他强调上天与人类都需要皇帝，就象人体的不同部位互相需要一

样。但是，当今的皇帝生活在闭塞的状态之中，完全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因此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加给富人和穷人的同样的压迫。他写道：“虎豹窟于

麑场，豺狼乳于春囿。”

刘陶请求皇帝注意秦朝覆亡的命运，这是由于皇帝丧失了权力；同时他
还列举了哀帝（公元前7—前1 年）和平帝（公元前1—公元6 年）统治时期
发生的事情。最后他提出了一批官员的姓名，建议让他们真正掌握中央的权
力。但是刘陶知道他的劝谏没有接受的希望，他写道：“臣敢吐不时之义于
讳言之朝，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他的确被置之不理。①

159 年梁氏家族垮台以后，黄琼任太尉。他设法揪出那些在州郡搞压制
和腐败的人，判他们死刑或流放，这些措施使人们都感到满意。②然而，如果
试图以此种理由去惩戒个别的官员，那就会误以为是在搞个人恩怨，就象范
滂告发的情况那样（159 年）。③恰在此时，侍中爰延提醒桓帝，如果他想得
到贤君的名誉，就必须注意把国事委托给陈蕃等人，而不是交给宦官们。还
有一次他补充说，皇帝应避免亲近小人；而且为了防止失去他应有的威严，
他应该非常小心地注意与周围的关系。④

陈蕃曾任千乘郡守，后来升任尚书。由于他直言极谏而转任豫章郡太守，

这种调动实际是流放。由于作风严正，他令人畏惧却又受到尊敬，后来官拜

大鸿胪。他尽力不让当时的一个批评者得到不公正的任命，以致自己降了职，

但后来他又当上了宗正。他担任宗正时注意谨慎地考察候选人，对权势和富

① 《后汉书》卷五七，第1843 页。
② 《后汉书》卷六一，第2036 页。
③ 《后汉书》卷六七，第2204 页。
④ 《后汉书》卷四八，第1618 页。

豪之家的成员不给予任何特殊的照顾。⑤

159 年陈蕃又一次抗议不加区别地给宠信的人封侯的做法，另外他还抱
怨皇宫里蓄养着大量宫女，结果使国库开销很大。他最后这一点意见产生了
一定影响；500 多名宫女被遣散。163 年皇帝在巡游中把狩猎和其他形式的娱
乐合在一起进行。这一点引起陈蕃进一步的批评，理由是当国家的粮仓空虚
时不应该有这样的花费，也不应该与农业生产争人力；但是这种抗议未取得
效果。⑥

165 年，作为广陵郡举荐的候选人最近刚刚到达洛阳的刘瑜也提出了同
样的抗议。他除了建议皇帝必须搞一些改革措施外，还要求采取一定的步骤
驱走朝廷上的谄媚之徒，停止那些降低观众道德水准的音乐演奏。①第二年又
有人上奏要求大大减少后宫的宫女的编制，因为宫女的数量已高达五、六千
人，还不算她们的侍女在内。②166 年襄楷递交了两份有名的奏折，其中他描
写了最近观察到的天象，并把它们与皇帝和宦官的错误行为连在一起。这些
文件是汉代对皇帝提出的最尖锐的指责之一。③

165 年陈蕃当了太尉以后呈递了一份奏疏，他大胆地设法营救在告发与

反告发中许多非正义活动的牺牲品。为此宦官们非常憎恨他，但他的声誉又

使宦官不敢加害于他。167 年皇帝去世时，陈蕃担任太傅，负责处理尚书掌

管的事务。这时朝廷岌岌可危，继位问题尚未解决。由于过于害怕有权有势

的官员而不敢履行职责，许多尚书成员称病不工作。陈蕃谴责了他们的行为，

强使他们掌管公务。灵帝168 年继位以后，陈蕃坚决拒绝受封为侯。④

桓帝统治时期有几件事涉及文官工作的情况。121 年取消的高级官员应
在服丧期间离职三年的规定于公元154 年又恢复执行，但只实行了五年。166
年未能坚持这种做法的情况遭到了批评，其理由是，这项规定在规定社会等
级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法典中成了重要的内容。⑤

159 年陈蕃推荐的五人拒绝出任文官一事，可能说明了当时的时代性
质。另一人魏桓几次被召就职，也拒绝出马。他感到他将不能在成功的仕宦
生活中有所作为以解除当时的种种弊端，比如裁撤宫中的大批妇女和马厩中
的大量马匹，或者清除皇帝左右那些弄权的人。因此，他不能为那些希望他
接受任命的同胞效劳。①

另外还有些不愿做官的例子，上面已经说过，②但是在竞相进入仕宦生涯

的流行的风气中，它们可能都是例外。由于146 年诏令的鼓励，太学的学生

人数上升，据说已达30000 名；没有材料能够说明，通过在太学学习和进入

⑤ 《后汉书》卷六六，第2159 页。
⑥ 《后汉书》卷六六，第2161 页。
① 《后汉书》卷五七，第1855 页；关于郑、卫之音，见《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02 页。
② 《后汉书》卷六二，第2055 页。
③ 《后汉书》卷三十，第1075 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襄楷呈给桓帝的奏议》，第
21 页。
④ 《后汉书》卷六六，第2163、 2168 页。
⑤ 《后汉书》卷七，第299、304 页；《后汉书》卷六二，第2051 页。
① 《后汉书》卷五三，第1741、1746—1747 页。
② 见本章上文。

仕途所取得的好处和声誉已经明显地减少和降低。③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叙述之一曾提到桓帝是一个宗教意识有变化的人，
他经常礼拜佛陀和老子。他在位的末年曾派一名侍从到一个老子的祠堂上
供，在166 年举行的著名仪式中，他给老子举行了盛大的祭典。这些做法导
致襄楷在一份有名的奏折里批评他沉缅于肉欲之中。那次仪式被描写为不象
佛教的活动，而是“稍带佛教色彩的宫廷道教”。④此事发生前不久，他曾几
次下令毁掉州、郡里各种名目的祠堂。司马光认为这些措施是针对那种不被
大家接受而可能是“淫祀”的祭祀。⑤

公元156 年，洛阳地震。157 年，日蚀之后京城紧接着发生了一次蝗灾，
河东郡还感觉到地动。⑥朝廷在讨论当时出现的困难时，有人建议通过改革币
制来解除民众的苦难，而铸造大钱的建议则提交有关部门考虑。155 年曾大
胆批评皇帝的太学生刘陶此时指出，当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应该开垦更多的
土地时，提出在币制上做文章是不会有什么实际用处的，因而这种想法是错
误的。①也有人在这时试图改进经济，如削减官员俸禄。161 年出现了用现钱
购买官爵的机会；165 年全国各州郡都实行了每亩（一英亩的十分之一）耕
地征税十文钱的税法。②

桓帝统治时期还以某些内部动乱为其特点。154 年公孙举在山东领导反
叛，叛乱中杀死了几名地方官。中央政府作出的反应是减免动乱地区灾民的
税收，但在156 年被平息以前，叛乱已经大范围蔓延，有30000 人被卷了进
去；其中有些人被迫离开了家园。部分地由于一位开明官员采取了几项救济
措施，那里恢复了秩序。③第二年（157 年），边远南方（九真郡）的非汉族
部落也闹事反抗朝廷，同时在106 年，南方和山东又都发生了其他麻烦的事。
长沙、桂阳和零陵据报也发生了同样的叛乱，它们一直持续到公元165 年。

④
③ 《后汉书》卷六，第281 页；《后汉书》卷六七，第2186 页；《资治通鉴》卷五三，第1705 页。
④
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莱顿，1959），第37 页。《后汉书》卷七，第313、316 页；《后汉书》
卷三十，第1081 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22 页；《后汉纪》卷二二，第12 页；《资治通鉴》卷五五，
第1787 页。

.

白雪

⑤ 《后汉书》卷七，第314 页；《资治通鉴》卷五五，第1780 页；淫祀，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
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1982），第109 页。
⑥ 《后汉书》卷七，第302—303 页。
① 《后汉书》卷五七，第1485 页。
② 《后汉书》卷七，第309、315 页。
③ 《后汉书》卷七，第300—302 页；《后汉书》卷三八，第1286 页；《后汉书》卷六二，第2063 页；《后
汉书》卷六五，第2145 页。

第5 章汉代的灭亡

公元168 年的危机

汉灵帝的统治（公元168—189 年）一开始就遇着危机。宦官们感到因前

面一位皇帝的薨逝而丧失了权力，他们拚命地要想夺回它。世家大族和官吏

们骄狂自信，反应过于缓慢。

灵帝的选择

公元168 年1 月25 日，桓帝（公元146—168 年在位）驾崩，无指定的

继承人。次日，他的妻子窦后（死于公元172 年）被尊为皇太后，这就表明

她有宣布敕令的权力，这时她不过20 岁左右。

这也不是第一次帝位出缺乏嗣，因此有一大批前例可仿行，以应付这种
局势。皇太后秘密地就询于她娘家最年长的男性成员（在这时就是他的父亲
窦武，死于公元168 年）：她被要求按下列条件选择一位皇位候选人。这位
继承人应该是皇家刘氏的男性青年；可从章帝（公元75—88 年在位）的血裔
中选出一人；因为章帝一系是刘家嫡系宗支。

为了确保候选人获得支持，窦武竟敢冒忤既成定例的大不韪，召集了一
个至少有八人的会议：这些人代表了各派系和各利害集团的利益。窦家的代
表有窦武本人，有他的儿子和两个侄儿。世家大族的代表是袁逢（大约死于
公元180 年），即尊贵的袁家的最资深的代表；官僚阶层的代表是周景（死
于公元168 年），此人为太尉，官居百僚之长。宫廷方面的代表为刘儵（死
于公元168 年），其官位有不同的记载，或为郎中，或为侍中。最后一人为
宦者曹节（死于公元181 年），在此以前此人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但无疑他
是代表皇太后，也因此代表大行皇帝。

据记载，是刘儵曾提议以解渎亭第三代侯刘宏继位：他是章帝的玄孙，
其时只有十一、二岁。解渎亭在首都洛阳东北约500 英里处，自公元132 年
以来解渎亭侯家居此地已36 年。刘儵即出身于此地，这大概就是他提此建议
的原故。解渎亭侯不大可能到过京师，也不大可能与窦武有旧。

刘儵的提议被窦武所接受，后者便据之以上奏皇太后。窦太后同意之后
就发布了一道诏旨，其文曰：

追览前代法，王后无适，即择贤。近亲考德叙才，莫若解渎亭侯，年十有二，嶷然有周成
之质..其以宏为大行皇帝嗣。①

刘宏即历史上的汉灵帝。曹节——再次代表皇太后——和刘儵随带千余
宦者和先皇禁军被派往解渎奉迎当选嗣君来京师。路上往返约需时半月有
余，其间，即在1 月30 日，窦武已被他的女儿晋封为大将军。这个职位通常
授与太后家中的长者，但并无军事实权。

①
《后汉纪》卷二二，第21 叶（第266—267 页）；《后汉书》卷八，第327 页；《后汉书》卷六九，第
2241 页。《后汉书》未载此诏令。


也正是在这个君位出缺期间，发生了一些有关已故皇帝的后宫的事件。②
皇太后原来并不得桓帝之宠，她是高级官员们强迫桓帝立为皇后的。桓帝有
九个宠幸贵人，现在当然要听太后的摆布了。她杀了其中的一人，其余八人
因两个太监的强烈说情而贷其一死。这八名贵人和后宫其余诸人的命运不得
而知，但她们很可能都被遣送回家。有几名妃子或许是到了窦武的家中，不
过无论如何，那一年晚些时候的一些流言就是这样说的。

2 月16 日，当选皇帝的扈从到达洛阳城门，在这里遇上了窦武。①窦武

和曹节把这个男童新皇帝介绍给了朝臣，第二天便举行了正式的登极典礼。

典礼中发布了两道国家命令。其一，自桓帝时代起即已成为窦武政治斗争中

老盟友的陈蕃（约公元90—168 年）被授予太傅之职。其二，陈蕃、窦武和

另一有过光辉经历的政治家胡广（公元91—172 年）集体地“参录尚书事”，

因而他们成了摄政上的三驾马车；这在汉代是屡见不鲜的。

权力的争夺

这种种安排似乎对有关各方都是满意的，在2 月余下的日子，3 月、4

月、5 月及6 月初都无大事可记，只有仪礼上的事：桓帝入葬；新帝登极和

告庙（分别到前汉和后汉宗庙祭告）。

可是，各种相互敌对的力量已分别向皇帝和皇太后施加影响。年轻的皇
帝从解渎带来了他的乳母和几名贴身随侍，这些人被他称为女尚书。这个集
团和宦官们希望得到恩赏和官职，但窦武这一派的人也希望如此。很显然，
解渎亭集团和宦官们在最初时期比窦武所获更多，因为据说中常侍曹节与上
乳母赵娆求谄于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事，蕃、武每谏，不
许。”②

可是，窦武和陈蕃所激烈抱怨的关于封赏偏于一方之言，并无事实证据。

我们只知道刘儵的情况，即他最初是定策有功，后来被一名宦官侯览（死于

172 年）逐出京外致害而死，这是得到皇帝默许的。①6 月10 日，新皇帝的祖

父、祖母和父亲都追尊有皇位称号；但他的仍然健在而住在解渎亭的母亲，

既未迎养于京师，也未给予尊号。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议的背后有太后插

了一手，因为她不愿意处在一个宫廷内有两位皇太后的尴尬境地。

窦武和陈蕃开始讨论他们所耽心的事，而陈蕃建议采取断然手段。在他
看来，所有宦官应予剿灭。他显然费了一点时间使窦武同意这个方案，而且
与此同时，后者获准了几起重要的任命来增加他的支持者的力量。他使一名
亲附被任命为尚书令，并能指望卫戍京师的五部之一的校尉的忠诚拥护。或
许作为对宦官的一种威胁姿态，他指定在桓帝时代的斗争中一些受过宦官之
害的人作为自己的亲从。

② 关于桓帝诸妃的情况，见《后汉书》卷十下，第443 页以下；又见本书第4 章开头部分。
①
《后汉书》卷八，第328 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

②
第95 页以下。
《后汉纪》卷二三，第2 叶（第270 页）。《后汉书》没有登载陈蕃和窦武在这一阶段中所提的抗议；

它只简单地谈到了陈蕃的所“疾”：《后汉书》卷六六，第2169 页。

①
《后汉书》（志）卷十三，第3283 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328 页）所记日期不对。见《后汉纪》卷二三，第1 叶（第269 页）。


6 月13 日日蚀，陈蕃抓住了这个有灾异的征兆催促窦武见机行事。③他

不满解渎亭集团和宦官的势力。窦武决定行动起来：他上疏朝廷请尽诛宦者，

控诉他们越轨不法，安插亲信遍布天下。太后拒绝了斩尽杀绝一切宦官的意

见；反之，她却交出了那两名在年初曾劝阻她不要杀害那八名先帝后宫贵人

的宦官。

现在已经摊了牌，看来窦武在最初占有优势。8 月8 日，无疑地是期待
已久的封赏给予了窦武父子、窦武的诸侄、袁逢、曹节以及其他四名因拥立
新帝有功的人。窦武的一个侄子负责统率一部常备军，使站在窦武一边的军
队增加到两部。

但是陈蕃尚未满足，他向皇太后施加更大压力，要她交出更多的宦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强烈地上疏指责了五名宦者——其中包括侯览和曹
节，——和解渎亭集团共为叛逆。朝廷为之震动，而太后又一次拒绝交出这
些罪犯。

结果发生了对峙的僵局，窦武也动摇了。熟于灾祥的天官刘瑜向陈蕃指

出，太白星逸出轨道，将不利于大臣，这又是催促着行动起来的讯号。刘瑜

的话显然是针对着宦官们说的。太白星之变异大约发生在8 月份或10 月初。

①窦武和陈蕃必然已得出结论，即对太后施加的压力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因
此他们想另辟门径试一试。如果宦官们被指控犯有具体罪行，要拘捕他们就
不会很困难。为此目的，窦武把他的支持者都塞进了京师的民政和司法机构，
以后又把一名忠于他的宦官山冰任命为要害部门的黄门令（即宦官的头头），
因此在宫内取得了立足点。
到了10 月底的时候，事情急转直下。为了取得控告宦官的罪证，新的黄
门令逮捕了一名宦官，并加以刑讯，直到他检举了曹节和另一名宦官王甫（死
于公元179 年）才罢休。这时值得注意的是，窦武和陈蕃显然各有自己的盘
算。陈蕃要立即处死那名被捕的宦官，但窦武希望取得更多的供词，免了他
一死。

危机

黄门令山冰马上写了一份奏疏，要求逮捕曹节、王甫和其他宦官，并于
10 月24—25 日之夜找那位星者把这奏疏送进了宫内。不论是窦武也不论是
陈蕃，似乎都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因为事情发生了使他们吃
惊的大转变。当奏疏带进宫内时（无疑地是为了赶上早朝的时间），宦官们
在稍事迟疑之后就偷偷地打开了这份奏疏；他们很震惊，因为要点名拘捕这
么多宦官。于是，有17 名宦官对天起誓要诛杀窦武。他们“歃血为盟”，并
向上苍祷告说：“窦氏无道，请皇天辅皇帝诛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宁。”①
曹节其时已经醒来；他把年轻的皇帝护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给了他一柄
剑，让他的乳母陪伴着他。曹节关闭了宫门之后，强迫尚书台的官员们在刺

③ 《后汉书》卷八，第329 页；《后汉书》卷六六，第2169 页以下；《后汉书》卷六九，第2242 页以下。
① 关于刘瑜，可看《后汉书》卷五七，第1855 页以下。史籍上关于太白星灾异的日期有不同说法，即《后
汉书》卷六九第2243 页为阴历八月，《后汉书》（志）卷十二第3258 页为阴历六月；《后汉纪》卷二三
第2 叶（第270 页）未说明具体日期。
① 《后汉书》卷六九，第2243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24 页。

刀尖下起草诏书来任命王甫为黄门令，并且特别下令对敌方的黄门令——即
窦武的盟友——处死。

王甫在监牢杀掉了他的对手，并把另一名受过刑的宦官带回宫里。然后，
宦官们突然袭击了皇太后，因为他们显然不信任她。他们收缴了她的玉玺，
并据此命令士兵们守卫两宫和两宫之间的道路；他们因此护住了后方，同时
发布诏旨逮捕窦武。他们也改换了京师民政和司法的两个要害部门的人选。

由于这种结果，可知窦武、陈蕃没有协调好他们的计划，而且也确实没
有预料到风云如此突变。窦武曾出外值夜，这时为诏书所震惊：诏书是由几
个小时以前仍被关监的那个太监交给他的。他拒绝接奉诏令，便逃到了他的
侄子——即忠于他的那两个步兵营中的一个营中去，坐守到天明。

与此同时，陈蕃也为事件的发展所震惊。他带了80 名下属赶赴宫内，不
过，这80 人中看来没有职业士兵。②他费了不少劲进入宫廷大院，在那里他
迎面遇上了新的黄门令王甫。接着发生了高声的互相对骂。双方对峙了一会，
不久宦官方面士兵的人数增加了，他们包围了陈蕃，直到制服了他，然后把
他投入牢狱。那天晚些时候，他在那里被践踏至死。其余80 名年轻士兵的命
运不得而知，但显然的是他们和宦官军队之间没有打过仗。

陈蕃和太后的障碍被清除了以后，只剩下窦武一个人。这时，新近奏凯
还朝的边将张奂成了关键人物。①他因带有得胜兵在身边，所以宦官叫他逮捕
窦武。他虽然未卷入前一阶段的冲突，但他现在却与宦官共命运，亲自带兵
去搜捕窦武。黎明，两军相遇于宫门外的城墙边。双方再一次对阵叫骂，都
想诱使对方叛逃。据说由于士兵敬畏宦官，他们开始投向张奂方面。他们一
队一队地投奔过去，快到中午时刻窦武的防线便垮台了。窦武自杀，家属都
被害，其他关键人物都被围捕和被杀害，有些人被株连到家属。值得注意的
是，陈蕃的前后两次对峙都未曾动真刀真枪。

皇太后被幽禁在南宫，三天以后，即10 月28 日，那18 名宦官因“诛陈
蕃窦武有功”而受到封赏。②三驾马车中的第三人胡广，因置身事外，即以其
持重而被授予陈蕃所遗的太傅之职。清洗和流放大约进行了若干日，据说死
者“数百人”。③就这样开始了灵帝统治的时代。

② 《后汉书》卷六六，第2170 页。
① 《后汉书》卷六五，第2140 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4 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329 页；《后汉纪》卷二三，第4—5 叶（第271 页）。封赏的原由不见于《后汉书》
中。

③
《后汉书》（志）卷十三，第3270 页。


灵帝时代（公元168—189 年）

在宦官的统治下，汉帝国政府的结构有所改变。首先，除中官的盟友之
外，其他人都绝了仕进之路；后来，官职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东西。宦官们自
己插手军队事务。无休无止的叛乱强迫朝廷向地方州牧下放某些权力，而对
于继承权的争吵也造成了宫廷内部的分裂。这是有秩序的汉朝政府的最后的
时期。

公元189 年5 月的宫廷

在汉灵帝末年，即公元189 年5 月，宫廷里最令人生畏的两个女人是皇
帝的母亲和妻子，而这两个女人之间又颇生龃龉。当窦武的危机过去以后，
太后被幽禁于南宫，新皇帝马上派人去把他母亲迎到洛阳来住。他在公元169
年初给了她正式的皇家称号，而她作为董太后（死于公元189 年）也恢复了
对她儿子的巨大影响。

皇帝的妻子何皇后（死于公元189 年）本为屠夫之女，被买进了后宫；

公元176 年她生了她的第一个皇子，名刘辩（公元176—190 年）。①这使她

在公元181 年被封为皇后，但是，那一年有另一位妃嫔也生了一个儿子，她

知道她的地位多么不稳，所以惊惶万分。这第二个儿子及其母亲王美人（死

于公元181 年）便构成了对皇后母子的威胁。因为如果皇帝愿意，他就可以

废后而立王美人为新皇后。他也可以立这第二个儿子为太子和嗣君；皇帝很

喜欢这个孩子，给他取名做刘协（公元181—234 年），意即“此子似我”。

为了先发制人，皇后鸩杀了王美人。但是，这个孩子摆脱了皇后的掌握，而

由皇帝的母亲——即皇太后——抚养。当愤怒的灵帝准备废黜皇后时，太监

们劝阻了他。②
.

白雪

于是，这两位女人都有孩子可望入承大统。如果是长子继承大位，皇后
就会自动地变成皇太后，这样的资格就使她会在未来年代中继续掌权。如果
是幼子登极，皇太后便会变成太皇太后，那她可以指望继续过若干年有权有
势的生活。可是事实上，直到他在公元189 年5 月13 日死去的那一天，灵帝
也未能决定究竟立谁为太子，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挂了起来。

董太后倚重的是她的一个侄儿，此人已任票骑将军之职，统率约千余人
的兵力。何皇后则倚仗她的异母兄何进（死于公元189 年）；从公元184 年
起他即官拜大将军。这个职位使他在国家紧急时拥有政治大权，但没有实际
的兵可带。皇后的另一异母兄何苗（死于公元189 年）也位至车骑将军，官
阶仅次于皇太后之侄。何苗手下是确实有部队的。①

灵帝之前的桓帝在世时不很得人心。他从公元159 年起过分依靠宦官，
因而引起当官的和想当官的人的不满；这些人都自视比宦官及其盟友们“清
高”，骂他们为“恶浊下流”。反对宦者的奏疏如雪片飞来，又发生了几件
所谓“清”官同所谓“恶浊”宦官相斗的事件，而在官吏们生死存亡的问题

①
《后汉书》卷十下，第449 页；《后汉纪》卷二四，第10 叶（第290 页）。

② 《后汉书》卷十下，第450 页。
① 关于何进和何苗，见《后汉书》卷八，第348、354、358 页；《后汉书》卷十下，第447 页；《后汉书》
卷六九，第2246 页以下。

上朝廷已被认为无能为力。公元167 年，太学的学生们和与他们有联系的官
吏们竟然骚动到使朝廷认为，非得清除其中的某些人，使之不得担任任何公
职不可。在政治哲学方面，某些作者以空前的激烈程度抨击当时的秕政。

在灵帝时代，帝位和帝位占有者的威信进一步有所削弱。他生前被人称
为“昏庸”之君，他死之后不久，当时的主要政治人物董卓（死于公元192
年）说道：“每念灵帝，令人愤毒。”公元190 年，灵帝之先的四位皇帝被
说成“无功德”而除了庙号；②至于灵帝，则自始就没有人想到要给他一个庙
号。他在位期间，至少人们有一次策划要以刘家其他成员来替换他，而且他
必须忍受目睹在中国各地有四个人先后称帝对抗的屈辱（一次是公元172 年
在南方；一次是公元178 年在洛阳本地；一次是公元187 年在北方；一次是
公元188 年在西部地区）。③公元184 年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使得
千百万农民群众相信：汉朝的气数已尽，农民应该拿起武器来推翻汉王朝，
开创一个幸福康乐的新纪元。这就是头裹黄布为号的黄巾军叛乱：它虽早在
公元185 年初即已被平定，但其余烬，至公元189 年5 月间犹历历在目。

军事组织

黄巾叛乱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军事组织方面。第一，汉朝有正式常备军五
营，此即公元168 年拒绝援助窦武的那支部队。现在不清楚的是，189 年5
月这支部队是怎样部署的；它可能有几支人马已派往叛军起事的各处。所有
这些叛乱多多少少地无一不是公元184 年黄巾起事的结果。①..

当黄巾叛乱爆发时，朝廷匆忙地给派往战场平定叛乱的军人创造新的名
号。在那5 年战乱期间，有些封号废除了，但在189 年5 月间还有许多封号
和人物并不适应常备兵役制度。例如，皇后的异母兄大将军何进便是。他的
封号几乎是黄巾起事的消息到达京师的那天给予他的。虽然他在平叛中并未
起过作用，但叛乱平息之后这封号仍未收回。还有一个“票骑将军”的封号
则给予了皇帝母亲的侄子。

车骑将军的封号则给予了皇后的另一个异母兄（何苗），其次是在公元
189 年5 月另外任命了其他三位将军。其一是册封的后将军表隗（死于190
年），此人出自袁氏大族。②另外两人为前将军和左将军：他们都被派往帝国
的东部去平叛。这六个将军封号都偏离了常规做法，而且有几种封号自150
年前的光武复辟战争以后一直未曾启用。它们之得以恢复不仅是对于无休无
止的叛乱的反应，也是为了满足那两位外戚家属成员的野心。

大将军的头衔曾在公元168 年给窦武封过短暂的几个月，它倒是屡见不
鲜的事。在何进之前曾有六名官员被任命为大将军，但是除了一人以外，其

②
《后汉书》卷九，第370 页；《后汉书》卷七四上，第2374 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1903 页（雷

夫·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58—68 所载公元181—220 年间的大事记》，

[堪培拉，1969]，第55 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334、354、356 页；《后汉纪》卷二四，第4 叶（第285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348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八，第354、356—357 页。关于各种将军的封赠和任命，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
（剑桥，1980），第121 页以下。

余都在与宫廷的斗争中死于非命。①显然，有几位大将军同皇帝之间有利害冲
突，这在何进也不例外。公元188 年以前，大将军事实上是给予平民的最高
头衔（太傅除外），而何进在危急时期能利用他的权威来制服朝廷和宦官。
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故，灵帝于公元188 年9 月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步骤，
即任命了一名宦官来做一支崭新的军队的上军校尉。这位上军校尉蹇硕（死
于公元189 年）是皇帝的亲信，甚至大将军亦被置于其麾下。②..

这支新部队被称为西园军，表面上是说皇帝因害怕黄巾才建立的。在这
个宦官上军校尉之下皇帝还任命了七名非宦者为西园军的下属校尉。其中有
几个校尉在反对黄巾军和其他几次叛乱中使自己出了名；另外一些人则出于
袁氏大族或者是袁家的门生故吏。这些校尉的士兵们可能早已受各该校尉的
指挥，而这或许就是创办这支新军的第三个理由。在勘定叛乱的时期，许多
私人都已开始招募自己的部队。西园军是使这些部队得到某种合法化，保证
他们能为皇帝去作战。

任命一名宦官做上军校尉，这是窦武危机之后一系列合乎逻辑的发展的
最后一步，结果是宦官的权力扩展到了帝国政府的各个部门。曾经阴谋搞垮
窦武的曹节在公元169 年做过一百天的车骑将军，在180 年又出任此职达五
个月。另一名宦者在186 年也做了四个月的车骑将军，现在蹇硕却做到了上
军校尉。公元188 年11 月21 日，皇帝驻跸大华盖下检阅他的军队，并自称
“无上将军”——这是后汉时期拥有这另一个称号的第一位皇帝。①..

尽管如此这般戒备，西园八校尉几乎未敢冒风险参加野战。公元188 年
12 月，上军校尉派了一名它的副职去西部作战，另一名校尉则在京师的南边
胜利地打击了黄巾余部。可是，这后一名校尉的战绩未得到承认，而且在皇
帝死之前一个月便毙于狱中。公元189 年的最初几个月，当流窜的叛军威胁
到京师时，派去打仗的竟不是西园军，而是一位带领私人军队的大臣。对于
另一支朝廷不能攻克的叛军则滥加封赏；这个姿态表明，朝廷对叛军也要花
钱来买动。不管它是新的称号、新的编制和新的军队，总之都表现了朝廷确
实的软弱无能。

当灵帝快要死的时候，两位将军中的一人在东边作战。董卓被召回京师
接受一个文职任务，但他拒绝受命。反之，他声称他的军队不让他离职，他
带了他的部队向京师进发。灵帝去信谴责他，董卓对此置之不理。当灵帝弥
留之际，董卓已进到距京师的东北约80 英里处，待机“以观时变”。②..

大放逐（党锢之祸）（公元169—184 年）

灵帝在位20 年，它代表了宦官在汉朝历史上最长的连续统治时期。我们
已经看到，在这个时期的末年，宦官的势力是怎样伸展到了军事组织中去的。

① 见下面第8 章的《文官的征募》的有关部分。
②
《后汉书》卷八，第356 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1890—1891 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

第40 页，并见第385 页注13）记述了这西园八校尉的建立；关于蹇硕，见《后汉书》卷五八，第1882 页，

《后汉书》卷六九，第2247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356 页；《后汉纪》卷二五，第9 叶（第303 页）。

《后汉书》卷七二，第2322 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1897 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

②
年》，第48 页以下）


现在不太知道宦官的背景如何：他们是怎样和被谁选来阉割的，又是怎样在
宫里取得地位的。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一种选拔的制度，也不知道他们要不要
经过考试。但是我们只知道他们对事务有巨大的影响；知道他们一旦邀获人
主的恩宠，便能掌握住大权，历久不衰。①

公元189 年5 月，牵涉到窦武危机中去的所有重要宦官都已退出舞台。
侯览已在公元172 年自裁，王甫在179 年死于狱中，曹节在181 年以寿终。
他们的位置已由新人接替：一为西园军的上军校尉蹇硕（死于189 年）；一
为在公元186 年做过4 个月的车骑校尉的赵忠（死于公元189 年）；一为张
让（死于公元189 年），即支持皇帝在财政上搞鬼的那个大权术家。灵帝称
赵忠为“母”，而称张让为“父”。袁家在宦官队伍中也有自己的人，即袁
赦（死于公元179 年），他的职位是中常侍。②

宦官的编制在称号和职位方面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它们在灵

帝时代更是有增无已。大约到了这时，宦官们往往被授予爵位，而且可以传

给他们的义子干儿。宦官通常是成帮地受封，这表明他们在帮助皇帝反对一

个军人领袖或一个野心勃勃的官僚时，他们是拉帮结伙地同谋共事的。公元

126 年，19 名宦官因拥立顺帝（公元125—144 年在位）有功而被同日封爵；

公元159 年，5 名宦官（另有7 名非宦官）因帮忙清除大将军梁冀（死于公

元159 年）的势力有功而被封赏；公元168 年，18 名宦官因帮忙翦除窦武和

陈蕃有功而被授予爵位；公元172 年，12 名宦官因发现了一宗反皇帝的阴谋

而受勋；公元185 年，12 名宦官因使皇帝相信他们曾镇压黄巾有功而被授勋。

赵忠与张让便是属于公元185 年这12 名受勋的宦官之中的人。③

公元175 年以后，给宦官的名号越来越多了。根据那一年的诏告，宫内

原由官员主管的官署今后统交宦者掌管。同样地，所有原来主管官员的副职

也都交由宦官担任。不清楚这一措施落实到哪些部门，但很可能的是，从公

元175 年起，皇帝的膳食、文房四宝、衣物、珠宝珍物以及甚至他的医疗保

健问题，一律交给了宦官。自公元175 年起也有一名宦官决定物价（“谐价”），

这可能指的是决定宫廷购物的价格。①

可是，比起因为公元169—184 年的党锢之祸而使他们的干儿义子、兄弟
和父母都担任官职一事，这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党锢之祸开始于公元169 年
之末，那时一方面是窦武危机之后深得皇帝宠信的宦官，一方面是有些不满
于自己无权无势的大官僚：这两种人之间郁积了冲突的种子。这个冲突此时
已经爆发，而且是宦官取得了胜利。有8 名官员被指控为结党营私，将有所
不利于皇帝，而当这8 名官员被杀之后，便为屠杀他们的门生故吏、儿子和
父母达百多名的道路开了绿灯。屠杀完了以后，他们的妻室儿女被充军到北
方寒带地方或南方瘴疠之区，然后在廷尉官署上张榜除名，使这些人免官禁
锢，永不录用。不仅他们本人如此，甚至黑名单上的五服以内的人也不得例

① 关于宦官的早期历史，见上面第3 章《宦官的作用》。
② 关于这些宦官，可看《后汉书》卷三四，第1186 页；《后汉书》卷四五，第1523 页；《后汉书》卷七
八，第2522—2538 页。
③ 《后汉书》卷七八，第2525、2534—2535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337 页；《后汉书》（志）卷二六，第3590 页以下；见本书第8 章《中央政府》的
有关部分。


外。②

年仅十三岁的灵帝要过了一些时候才能够完全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虽

然大规模的禁锢运动已因公元166—167 年官员和宦官之间类似的斗争而已

在实施，但新皇帝并不知道“党锢”究为何事。当他被告知，它意味着这个

“集团”阴谋反对国家本身时，他批准了这道诏旨，从而开始了大禁锢运动。

公元176 年有一名官员竟敢请求废除禁锢运动；其结果是，禁锢运动更加扩

大规模，使之适用于每个与这个“集团”有牵连的人。公元179 年随着侯览

和王甫的死，禁锢运动有所收敛，但它仍在进行，直至公元184 年黄巾军起

事时宦官已无力再支配任命官员之日，大禁锢运动才告停止。①可是与此同

时，高级官职的性质已起了变化；它从原来要通过本事和建功立业才能达到

的目标变成了可以出最高价钱任意出卖的东西。

在汉朝初年，宦官的数目不超过14 人，但据说到了灵帝末年，其数已膨
胀至2000 人。不能设想，这么庞大的队伍会安分守己，太平无事；事实上他
们内部已是纷争不已。他们最尖锐的对峙是发生在以母党为一方和以后党为
另一方的宦官之间。另外一个派系分裂表现为公元185 年因功而受封的那12
名宦官和那些不满意他们支配帝国的财力和人力的其他一些宦官之间的对
立。在灵帝时代就曾发生过宦官彼此互相反对的阴谋，其结果是互相控告指
责对方。最后那12 名宦官打倒了所有他们的敌人。

公元171 年的一个阴谋是把皇太后从她舒适的幽禁处所释放出来；而最

严重的一件事无过于有一名太监在公元184 年告诉皇帝：由于那12 名宦官的

横征暴敛和党锢之祸才引起了黄巾叛乱。关于第一件事，插手窦太后事件的

宦官们被控以恶毒地攻击皇帝的生身母亲——所以这两个女人就被人利用来

彼此斗法。关于黄巾事件，巧妙的手法使非难的视线从12 名活着的宦官身上

转移到了早在前几年即已死去并已失宠的王甫和侯览身上；然后转移到了两

名属于皇帝母亲那一党的宦官，最后就转移到了控告者本人身上。我们看到，

那12 名宦官甚至在第二年还因为他们吃过苦而受到封赏。②

宦官本人只在宫内掌权，但是在党锢的年代，宦官的亲朋故旧都在京师
内外遍布要津，因此构成了一个广大的势力网络。现在不知道禁锢的结局怎
样影响了这种局势，但是宦官们在灵帝余下的岁月里仍然掌握了大多数重要
权力。不论用什么谋画来诋毁和摧折他们，他们总是得以死灰复燃。反之，
只要他们想搞垮某人，他们又几乎总是能得逞其志。

最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已故桓帝的幼弟渤海王（死于公元172 年）之

事。渤海王被免爵，又被国除，但他答应赂贿王甫，如果王甫能帮忙他复国

的话。王甫满足了他的愿望，但渤海王拒不给钱。公元172 年，王甫伺机报

复。渤海王被诬大逆不道。他自杀，王甫等12 名宦者受封。①公元179 年，

一起反对宦官的密谋落得了悲惨的下场，4 名高级官员送了命。公元181 年，

劝皇帝不要废黜何皇后（她刚毒死了王贵人）的就是一伙宦官。可以举出更

加多得多的说明他们胜利的例子，而他们失败的例子就是不多。只要灵帝活

着，他们的影响就不会被破坏，而灵帝对他们的最后信任就表现在他在临终

② 《后汉书》卷八，第330—331 页；《后汉书》卷六七，第2183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八，第338、343 页；《后汉书》卷六七，第2189 页。
② 关于这些事件，见《后汉书》卷七八，特别是第2534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八，第333 页；《后汉书》卷五五，第1798 页；《后汉书》卷六四，第2109 页。

时把爱子刘协托付给上军校尉蹇硕。②

公元189 年5 月官僚体制的状况

在灵帝统治的二十一年中（公元168—189 年），帝国的官僚体制已改变
得面目全非了。如上所述，由于自黄巾以来的一系列叛乱折磨着他的统治，
恢复或者重新创立了许许多多军事头衔，以满足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利害关
系。在文职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有几个新头衔被新设立或者被恢复起
来；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则是给原官署授予了新的职能或者给予了新权力，
如果这种新头衔只是关乎皇家私事，其影响或许不大。这是指公元180 年新
建了三处皇家苑囿，181 年建立了御厩，183 年建立了圃囿署。③这些新机构
设施可能只是由宦官署领。
.

白雪

最高级的文职并无明显的变动。太傅胡广已死于公元172 年，未任命继
任人选。这是按惯例行事；太傅的任命名义上是要让他引导年轻而不更事的
人君“向善”，因此当一位太傅死了的时候，要到有新君嗣立才应任命一位
新太傅。诚然，胡广本人的任命是有些出乎常格，因为他是灵帝的第二位太
傅；前任太傅陈蕃已在公元168 年10 月死于宦官手中。很显然，人们再没有
考虑违背故事来给灵帝任命第三位太傅，更何况他在公元171 年已经到了法
定年龄。①因此，在189 年5 月这个位子便空出来了。

当太傅位子空出来以后，最高层文官便包括三公、九卿和俸给相当于九
卿的八尚书。表面上，这个结构终灵帝之世面貌依然，但是事实上，它在178
年以后的局势中已有很重大的变化。从那时起，高级官位须得用钱买；它们
不再简授给贤能之人，而是卖给最有钱的人。②

在某种意义上说，卖官是开始于大约70 年以前的一个发展过程的逻辑结

果，因为那时如果出现了捉摸不定的或灾难性的事变，习惯上得免三公的官。

像地震，像连头婴儿这类事件就被认为是上天对皇帝行为的批评，因而只要

移罪于三公，皇帝就可以被祓除。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预言三公的任

职期间会有多久。事实上，他们的职能与政治现实是分开来的。他们的权力

这样的被削弱是用增加其他政府机构的权力来使之得到补偿的。最初，这是

由尚书台来补偿，但自窦武事件之后便转移到宦官身上了。③

在从前，即在公元109 年和161 年，只是在有限的规模上和一定时期内，

并且是为了解决巨大的财政困难，才在个别情况下准许买卖官职。但是在公

元178 年，卖官已卖到国家的最高职位，而灵帝除了表明出于他自己的贪欲、

②
《后汉纪》卷二五，第12 叶（第305 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1894 页（德克里斯皮尼：《汉朝
的末年》，第44 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345、347 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81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329、332、333 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342 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41 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
78 页。
③
关于这些事情及其与政治和其他发展的关系的记载，见《后汉书》（志）卷十二——十八。关于把这些

事情作为批评之用的讨论，见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

22（1950），第127—143 页；以及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1

（1959），第237 页以下。


他母亲的和几个宦官的贪欲之外，也根本提不出任何正当的财政困难的理
由。如果是因为三公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使得出售官职成为可能，那么，是最
高层的贪污腐败使卖官鬻爵产生了诱惑力。

买卖官职之举是在西园的被一个称为西苑的地方组织进行的。三公之一

的位子值钱1000 万；九卿之一的位子值500 万；而在约100 个左右的郡守中，

一个职位得花2000 万钱。①对于那些声誉好的人价钱可以减半，而实际上，

每一个想得到官职的人都必须首先去西苑进行讨价还价。在这种种交易中，

朝廷并非总是赢家。公元185 年，崔烈（死于公元192 年）以五百万买得了

司徒之职，在授职仪式上人们听到灵帝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为了

得到更多的钱，公元187 年以后灵帝准许出售关内侯。②

灵帝委婉地称他所搜括来的钱为“礼钱”，他因此在西苑建了一个金库
来储藏它。他也在那里储存从全帝国流入他手中的“礼物”：其中有送给他
的，有送给他母亲的，也有送给某些宦官的，目的在于期望得到批准或者提
升；在这里还存了从老百姓那里榨取的千百万钱，那是公元185 年为了建宫
殿以每亩（约0.113 英亩）十钱开征的；在这里也储存了用非常敕令征集的
三亿钱。另一创举即“助军之费”也存放在这里，但是，当皇帝在公元185
年取消了国库和皇帝私藏之间的区别以后，他又建了万金堂来存放帝国的岁
收。西园对整个政府唯一有些用处的是在公元184 年，那时皇帝大方地把他
的马匹交给了与黄巾军作战的军队。①

有些买高官的人都是些暴发户：他们的祖先默默无闻，他们的后代也名
不见经传。可是，另一些人中却也有帝国社会的精华。有势力的袁家为在公
元182 年为他家的袁隗买了一个三公之位；一个宦官的养子曹嵩（死于公元
194 年）在公元188 年据说以一亿钱也买得了一个三公之位。②做汉朝三公之
一，其威权是值得付出高价的。

如果在首都追求高级职务者不乏其人，那么，猎取其他职位的情况就有
所不同了。除了那些不想花钱并且对征逐结果表示大惊小怪的人（因而给朝
廷惹些麻烦）之外，还有需要采取某些非常步骤来填满所有职务的更深刻的
原因。一个是从公元169 年直到184 年的党锢方面的原因。另一个就是所谓
的回避制度上的原因：即一个官员不许在他所出生的本郡本县任职；他也不
准在其妻的住处供职。③这些规定越来越复杂，所以在灵帝时代就出现了许多
长期的空缺。

为了能够多弄些人来做官，朝廷在公元176 年经过一个简单考试后任命

了年岁大的太学生一百多人；第二年又搞了一个惊人举措，即让某些商人戴

“孝子”衔，而给了他们一些小官做。这些特别措施并未奏效，于是在公元

① 郡守花的钱从洛阳南宫发生灾难性的火灾后开始，有时能数达3000 万钱；毕汉斯：《洛阳》第31 页以
下。
②
《后汉书》卷八，第355 页；《后汉书》卷五二，第1731 页；《资治通鉴》卷五八，第1878 页（德克
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261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351—352 页；《后汉书》卷七一，第2300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35 页。关
于“礼钱”问题，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8 叶，最后脚注所引。
② 《后汉书》卷五二，第1731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19 页。
③
关于这些规定，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2 卷，《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1961），
第345 页以下。


178 年又发动一个空前的步骤。一个崭新的太学——鸿都门学——被建立了
起来，它的学生实际上得到了保证，即一定都有官可当。鉴于在公元172 年，
即在另一次京师的简短争权斗争中他们有一千多人曾被宦官拘禁，原来正规
太学的学生显然被认为政治上不太可靠。毫无疑问，这在新的太学中引起了
震动。有几个官员抗议皇帝对新太学学生的偏爱，但所有的证据表明，皇帝
对他们的申诉未加理睬。①

白雪

上面已经谈到叛乱怎样影响了军事组织；在灵帝统治的最后一年，叛乱

的影响也在文职上感觉了出来。朝廷开始注意到，它屡次没有能够迅速地解

决叛军的问题，其原因盖在于地方行政的软弱。叛军活动范围通常过于广泛，

各郡比较不足的军队不够应付，但是，又没有一个在现场的人有充分的权威

能动员和指挥更多的军队。每一次部署一支稍大的部队，朝廷就必须任命一

位新指挥官。等到这任命的全部过程完成之时，叛乱往往已逐步升级，或者

已给各郡的官军以重创。可是，朝廷又怕把指挥着大军而有潜势力的校尉们

留在地方上，因此从一开始就只搞一些权宜之计。公元179 年曾经让一位朝

廷官员长期当地方军的指挥官，但已证明它并不成功。在那以后的几年当中

他们也设想过其他办法，但在公元188 年朝廷采取了一个重要的、回顾起来

却是致命的步骤。它给被叛乱蹂躏了的州任命了州牧。②这些州牧常驻在他们

辖境内；他们拥有正式的九卿官阶，地位在所有其他地方官员之上。换句话

说，相当独立的地方政权中心已经形成。其中有一个地方政权就发展成了完

全独立的帝国，使自己承受了汉朝的天命，并且自称是它唯一的合法的继承

者。

灵帝在弥留之际发表了两项任命；这两项任命都与州牧有关。他把信使

派往北方一个地方，给刘虞（死于公元193 年）这个很成功的州牧加封为太

尉。这只是第二次任命京师以外的人为三公。③与此同时，他还派使节去西方，

使赍州牧玺书给一个拒命解散自己军队的将军。这位抗命的将军正领兵向京

师进发，所以任命他为州牧就是想迫使他回师自己原驻地的最后一着。①不管

朝廷有什么理由，此事未能如愿。这个将军就是董卓，他虽然有了加封，但

仍然统兵向京城进发，如上所述，当灵帝在公元189 年5 月13 日停止呼吸时，

他已行进至距洛阳西北80 英里处。

叛乱与战争

四种战争困扰着灵帝的统治：外族对中国领土的侵袭；中国领土内的外

族的起事；使汉族互相斗争的叛乱兵变，它们通常是由于物质困苦所致；以

及带有宗教的、反王朝意义的叛乱。

外族的侵袭并不是新奇的事情，也不是朝廷无力保卫自己免受北方游牧
民的侵扰，后者对买不起的东西就实行抢掠。有一个历史学家说道：鲜卑犯

① 《后汉书》卷八，第333、338—340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25 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
第141 页；以及本书第8 章《文官的征募》中的有关部分。
② 《后汉书》卷七五，第2431 页；《后汉书》卷八二下，第2734 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357 页；《后汉书》卷九，第368 页；《后汉书》卷七三，第2353 页以下。关于第
一次这样的任命，见《后汉书》卷七二，第2321 页。
① 《后汉书》卷七二，第2322 页。

幽州，杀略吏民。“自此（灵帝建宁元年）以后，无岁不犯塞。”②这特别是
指东北边地一带的形势。乌桓和鲜卑这两个游牧民族每年冬天都要南下牧
马，骚扰比较富庶的汉民城镇，只是在公元177 年朝廷才派过一次大军讨伐
他们。③这次讨伐军的部分军队不是汉民，而是另一异族的骑兵，以此实践了
中国的政治格言——“以夷制夷”——的策略。这支讨伐军被打败，从此以
后战争就交给地方官员去进行；当然他们是不能胜任愉快的。

如果我们放眼看看北部边疆的西线，汉民和卜居于此的其他外族之间的
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公元50 年，后汉的第一位皇帝曾经允许一支匈奴人居住
在长城里面。④这事实上意味着他把一片领土让给了他们，但在汉人的眼光里
这片地方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灵帝在位的时候这一安排并未引起麻烦，反
而事实上是这些匈奴人的骑兵在公元177 年帮忙皇帝攻打了鲜卑人和乌桓
人。可是，快到灵帝统治的末年，匈奴内部发生了争夺汗位续承权的斗争，
其中争权失败的一个领袖向皇帝乞援，竟然大失所望。他在感到灰心失望之
余便参与了汉人的地方叛军，而在灵帝死时这两股势力就合流了。

再往西边和一直到南方的一片地区则由汉人和另一外族羌人居住。虽然
羌族此时并不住在西藏，但在西方文籍中通常称他们为“原始藏人”。①羌人
在灵帝时期比匈奴人更好斗。公元184 年紧接在黄巾叛乱之后，羌人和许多
汉人都起来反对汉帝国。这次叛乱波及甚广，并且有两次威胁到旧都长安（在
公元185 年和187 年）。

有一个时候局势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以致司徒建议请皇帝放弃整个战乱
地区，但在公元189 年3 月，即在灵帝临死之前两个月，朝廷对羌汉联军勉
强赢得了一次胜利。②不幸的是，这次胜利的结果仅仅是使叛军分裂成了三
股；其中有一个汉人自己称了王，到30 年后才把他赶走。

在南方各地，汉民与通常笼统地称为“蛮”的几个外族杂居在一起。跟
“蛮”族的关系也很紧张，经常是剑拔弩张的。从公元178 至181 年，战争
连年不断，最后才由朝廷获胜。在灵帝的其余年代中，麻烦之事此伏彼起，
但在他死的时候局势还算是相当平静的。③

不常见的是，汉民农夫和士兵仅仅由于处境绝望就揭竿起事。在公元170
年、186 年和187 年共有三次起事，但是甚至在这些事件中，人们也不能够
确定叛乱是否别有用心。①别有用心的叛乱对汉帝国最具破坏性。这种叛乱有
时被称为“宗教性叛乱”，因为叛乱者的目的不仅是政治的，它也是宗教性
的。在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中，虽然实际上君临天下的皇帝不总是代表宇宙的
力量，但王朝却是它的代表。在这里，宇宙力量究竟意味着什么倒无所谓：
对有些人来说，汉王朝是“火”德的活的体现，只要“火”德不衰，王朝的
统治就是无可争议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汉王朝体现着早已在奇异的、秘教
式的书中写下了的古老的预兆。难道孔子本人不就曾预见到他死后三个世纪

②
《后汉纪》卷二三，第5 叶（第271 页）。此一说法不见于《后汉书》内。

③ 《后汉书》卷八，第339 页；《后汉书》卷八九，第2964 页。
④ 见本书第3 章《边境和邻邦》；以及第6 章《匈奴》的有关部分。
① 见下面第6 章《羌族》。
② 《后汉书》卷八，第350、352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0 页；《后汉书》卷八七，第2898 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340、345 页；《后汉书》卷八六，第2839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332、352、354 页。

汉朝会掌权吗？②甚至对于更刻板的人来说，汉王朝的存在本身就证明是天意
所属，因而只要没有人相信天命已改，他们就得容忍汉王室的存在。

中国人的最高政治格言与法国的一句古话——“我们不应该对皇帝凯觎
非分”有所不同。——中国人另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夫废立大事，非常人
所及。”③不管一位将军和一位大臣有多大权势，只要没有可见的天象足资进
行冒险，这权势是无助于建立一个新王朝的。个人的成就可以看成是上天的
嘉许，但其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可以说是上天对他本人的赞许，也可
以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上天对他给王朝的服务所表示的嘉许。如果上天
确实表示要建立新王朝，得显示更多的证据。

对有些人来说，这种证据包括着象征和奇迹；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包括
着新的预言；对再有一些人来说，它就是能够提供证据的理论和数术。总而
言之，谁要想建立一个新王朝，谁就应该拥有（或编造）上天的支持，即以
某种方式证明汉王朝气数已尽。相反地，当一个新王朝确实宣布建立以后，
人们应该确实知道上天已有支持的表示。正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所谓的“宗
教叛乱”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宗教叛乱”是我们对“妖贼”一词的译法，此字初见于中国史书是在

公元132 年。①它的直译应为“有法术的叛乱者”，但从我们仅有的一点资料

看，它实际上是意味着“利用象征和奇迹来支持其事业的叛乱者”。那些象

征和奇迹究竟所指何事，历史学家从来不屑于深究，但是，叛乱者究以何种

名义起事，我们却掌握了大量的事实。“妖贼”所想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新皇

帝：其人绝非汉室的皇帝，而是出自自己的队伍。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改朝

换代。这一点在公元144 年以后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那时洛阳的王位继承

问题是被大将军梁冀（死于公元159 年）公开地操纵的。梁冀毒死了一个汉

帝，又另立了一个汉帝，即桓帝。或许是对此作出的反应，我们在公元145

年就看到了三位叛乱皇帝，而且在公元147、148、150、154、165、166、172、

187 和188 年又有九人称帝，通常他们都有很多支持者。②

我们还知道有几件心怀反侧的大阴谋——它们分别发生在公元147 年、

161 年、178 年和188 年。从这些叛乱皇帝的头衔看，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新时

代的创建者，或看做是一个宇宙-宗教过程的完成者。我们看到有两个黄帝：

一个是在公元145 年，一个是在148 年，因此我们可以假定这两个自称黄帝

的叛乱者认为，以红色为尚的火德之治已成为过去，而一个新的世纪，即尚

黄色的土德之治已经到来。③公元145 年我们见到有一位黑帝，他或许是要建

立水德之治，色尚黑。另外，我们发现在公元154 年有一位“太初皇帝”；

165 年有一位“太上皇帝”；166 年有一位“太上皇”：172 年有一位“阳明

皇帝”（其意似为“太阳之光的皇帝”）。

② 关于这些理论及其意义，见上面第3 章《王莽的崛起》中有关的部分。关于孔子的这个引喻，见《后汉
书》卷三十下，第1067 页；以及张朝孙（音）：《白虎通》（莱顿，1949，1952）卷1，第113、115—117
页。
③
《后汉书》卷74 上，第2375 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60 页）。

① 《后汉书》卷六，第260 页。
② 关于桓帝即位的问题，见本书上面第3 章《光武帝死后的朋党》。关于那些自己称帝的人，见《后汉书》
卷七，第277、279、291、293、296、300、316 页；《后汉书》卷八，第334、354，356 页。
③ 见本章《王朝与形而上学》。

产生这后一位皇帝的叛乱是灵帝时期的第一起“妖贼”之乱。我们不知
道这些叛乱者有何理论；我们只知道朝廷花了三年时间来镇压这次暴发户式
的对手。可是，宗教很难用武器根除，而正在这个时期当这次叛乱爆发于中
国南方的时候（公元172—175 年），一个医生之家却在华北以奇迹治病给当
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告诉人们，疾病是罪恶之果，因而人们如果
忏悔了罪过，就会恢复健康。这个治病教派的领袖人物名叫张角（死于公元
184 年）；在他活动的某些时间中他主张应由他及身取代汉室。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把追随者组成一个一个单位，鼓动他们相信

可以期望一个美好的、太平的世界即将到来。他预言：“岁在甲子，天下大

吉”，因此他在公元184 年起事，按照传统的算法，那一年就是这个甲子开

始之年。①这种阴谋并无秘密可言，而且早在公元181 年，大司徒已经给皇帝

上书，明言有某种运动正在进行之中，因此他想用和平方法驱散张角的徒众，

因为不然的话，他们是会闹事的。可是，这封奏疏写后不久就遇上皇宫后宫

失火，司徒免职以消弭上天愤怒之象，此事就被搁置了起来。②

张角能够实行他的计划了；起事日期定于公元184 年4 月3 日——于这
日在各地同时首事。刚在起义的前一天，张角的一名追随者因为怕事而向皇
帝泄漏了机密及其细节。当皇帝下令作进一步调查时，张角认为他已不能等
到约定之日再起事了。①

当朝廷的调查牵涉到了成百计的人（其中包括信奉张角教义的宫廷卫士
在内）的时候，可能引起一些惊动；但当传来的消息说叛乱已同时在不下于
16 个郡起事并且逼近京畿之南、东和东北一带的时候，这才真正使人们大吃
一惊。这就是黄巾叛乱。各郡的政府军纷纷败北，重要城池被攻占，汉宗室
诸王被绑架，许多帝国官员则自逃生路去了。

颇为奇怪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叛乱究竟是在何时爆发的。我们只知道它
必定爆发于公元184 年3 月的某日，因为朝廷的第一次反应是记在184 年4
月1 日。皇后的异母兄何进（死于公元189 年）名副其实地被封为大将军。
皇宫的卫队和常备军都暂归何进节制，“以镇京师”②在畿辅地方，第一道防
线设在京师之南，置八关都尉官以防守战略要地。最后，朝廷选派三名官员
下乡讨伐，其一往北，余二人往南。

对于这几个战役，我们知之甚详。可是，这里只要说明黄巾是在公元185
年2 月被击败就够了。但是，朝廷并未长期得到这次胜利的好处。在两个月
时间内，黄巾运动像下蛋那样又接二连三地复制了新叛乱，虽然这些叛乱不
一定就是以黄巾教义为基础。有些叛乱取些古怪的名字（如“黑山”、“白
波”等），有些叛乱径称自己为黄巾。③最后，对于朝廷来说，叛乱的浪潮一
浪接着一浪而使自己疲于奔命，黑山叛军被任命当了地方官，准许他们可以
推荐人员担任官吏。当弄清楚了仅仅这还不够时，朝廷便派了一个军阀统带

① 《后汉书》卷七一，第2299 页。这一段话讲的是“大吉”，即指新的一轮甲子。《资治通鉴》卷五八，
第1864 页则用了“太平”二字；这也见于《三国志·魏书》卷八），第264 页注1。关于“大平”的概念
及其意义，见安娜·K·塞德尔：《初期道教救世主义至善统治者的形象》，载《宗教史》，9∶2—3（1969—1970），
第217 页以下；以及下面第16 章《汉末的民间道教》的有关部分。
① 《后汉书》卷七一，第2300 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348 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6 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351 页；《后汉书》卷九，第383—384 页；《后汉书》卷七一，第2310 页以下。

他自己的亲兵进行讨伐，因为朝廷自己的军队显然已无能为力了。

黄巾叛乱对于军事和行政两方面的影响已如上所述。公元188 年在今四
川境内又爆发了一次群众起事，但是，虽然它的领袖自称黄巾，并且自封天
子，西边的这一起叛乱同华东真正的黄巾军似无任何关联。①西川的叛乱也是
靠私人军队去对付的，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情况才促使朝廷改变地方行政，
而任命有全权资格的州牧。

如果不是这一次叛乱，那也是北方另一次更长的叛乱使得朝廷下决心任
命州牧。公元187 年，一名汉人卸职官员使乌桓族几个头目相信汉人对待他
们态度恶劣，因此劝他们起来造反，而让他本人来充当其领袖。这个前官员
也自称天子，这时就是一位州牧在公元189 年4 月平息了事件，其时至灵帝
之死只有几个星期。②

汉灵帝时代的文化和学术

灵帝时期还有许多细情可谈。那时有地震、水旱之灾、蝗患、虫灾、疫
疠以及雹灾。朝廷的对策就是实行大赦，减征税项，施药以及下令祈雨。天
上出现了日、月蚀和彗星，地上出现了一系列非常变异：一匹马下了一个人
婴；一名少女生了一个两头四臂的幼儿；植物忽然变为动物形象；雏鸡变成
了公鸡；蛇、老虎和疯子潜身出入宫门。③在围绕着汉朝灭亡而出现的民间故
事中，这些非常变异都当做汉王朝即将倾覆的预兆而被一一列举出来。

建筑活动也不乏记载，虽然我们也同样经常地听到大火烧了宫殿，宫墙
陡然倒塌。建了观象台；铸了四个铜人和四个铜钟；发行了新的钱币。令人
高兴的事情是奇菌生，凤凰至，在黄巾叛乱爆发的前一年有材科说曾获得大
丰收。有几个周边的外国来向中国的天子朝贡，以此证明他的教化对世界的
影响。①可是，据说皇帝本人却沉溺于戎狄之俗：他喜爱他们衣食、音乐、舞
蹈和陈设。

灵帝朝最重要的学者或许就是蔡邕（公元133—192 年），而最重要的学

术事件就是在京师刻成和竖立了石经。这工程于公元175 年下令实施，183

年完成，蔡邕是这一大项目的主要执行人。汉石经的残片至今仍然存在。②

如果我们是比较地注意灵帝的世界，那是因为他的统治是汉朝治下最后
的稳定时期。就是灵帝的这个世界，人们对它尚有所留恋并想重建它或它的
一部分；但在此同时这个世界又拒不起死回生。当灵帝在公元189 年5 月13
日闭上眼睛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传统帝国与他一起死了，虽然此
事还不能立刻豁然。

① 《后汉书》卷八，第356 页；《后汉书》卷七五，第2432 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354—357 页；《后汉书》卷七三，第2353 页；《后汉书》卷八九，第2964 页；《后
汉书》卷九十，第2984 页。
③
例如见《后汉书》卷八，第352、354 页。关于这些事件的其他记载，见《后汉书》（志）卷十二和十三
——十八。

① 《后汉书》卷八，第347、353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37 页。
② 关于蔡邕，见《后汉书》卷六十下，第1979 页以下；《后汉书》卷七八，第2533 页；《后汉书》卷79
上，第2558 页。钱存训：《竹书和帛书；中国书籍和铭文的开始》（芝加哥与伦敦，1962），第74 页以
下；马衡：《汉石经集存》（北京，1957）。

王朝权力的崩溃

使得汉王朝走向末日的那些比较复杂的事件，可以概要地说明如下。最
主要的大家族和大官们屠杀了宦官，但丢掉了皇帝。董卓那时操纵着皇位继
承权，但在东部则形成了一个反对他的联盟。由于这个压力，汉帝和董卓被
迫西迁，但是，东方的联盟成员之间互相残杀，最后只剩下了七人。与此同
时，董卓死了之后，汉帝飘泊无家，直到后来被曹操收留。曹操以后削平群
雄，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对手，后来他的儿子取代汉帝，自立为魏帝。他的两
个对手也起而效尤称帝，从此中国有40 年之久成为三国鼎峙之局。

何氏掌权

灵帝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和变化的时期，因此当他在公元189 年5 月
死的时候，他留给他的继任者的是一个本质上不稳定的政府。不论由谁来继
位，他都会成为各种权势利害冲突的焦点：这些利害关系包括宦官的方面、
皇后的外戚、统兵的州牧、职业官僚以及灵帝的生母。在这同时，人民中间
对王朝的合法性疑虑丛生，因为这在宗教叛乱里面，特别是在黄巾叛乱之中
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谁应该继承灵帝？这里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他的长子刘辩，13 岁；一

个是他的幼子刘协，8 岁。前者为后党要立的对象，后者是灵帝之母的宠孙，

而且上军校尉蹇硕有灵帝的付托之重。灵帝死后历时一整天这个问题悬而未

决，但在5 月15 日终由刘辩即皇帝位。他的母亲被尊为皇太后，并且摄政。

新的太傅是世家大族袁家的一位袁隗（死于公元190 年），他与何太后之异

母兄大将军何进一起共同掌握了尚书台。刘协被与蹇硕隔离开来，也封了王。

蹇硕对形势很不安，但他仍然是西园军队的上军校尉，他试图把宦官们联合

起来反对何进。此事泄了密；蹇硕被捕，并于5 月27 日被处死。他的军队统

由何进归并指挥。①

何氏家族这时控制了局势，于是马上采取行动对付灵帝的母亲。不到六
个星期的时间，这位妇人先是丧失了她在宫内的居住

权：然后是她的侄子，即票骑将军，在何进的压力下自杀了；最后是她丢了
她自己的性命，即她在7 月7 日忽然以忧愤卒。①

虽然清除了政治对手，基本问题仍未解决：宦官们的下场究竟怎样呢？
在夏季这出戏拉开的时候，主要的参加者为四个人：一为袁绍（死于公元202
年），即西园八校尉中的一个校尉，袁氏家族的一员和宦官的敌人；二为何
进，他不同情宦官，但他得考虑皇太后——他的异母妹——的愿望，因此犹
疑不定，延误了时日；三为太后本人，她不愿牺牲宦官，因为那样就会使她
和皇帝两人成为何进和袁绍的实际上的俘虏；最后就是宦官自己，他们没有
什么本钱，只有依靠他们本人的才智和太后的支持。隐隐可见地还有徘徊不
进的董卓，他正带着他的部队安营扎寨于京城西北80 英里之处。

① 《后汉书》卷八，第357 页；《后汉书》卷九，第367 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7 页以下；德克
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44 页以下；《孙坚传》，第13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十下，第447 页。

.

白雪

公元168 年的事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件；那时窦武也面临
着同样的局势，也同样地摇摆不定，也因此丢了性命。袁绍决定不让事态重
演，他总是催促何进下手，要他记住窦武的教训，告诉他不要失去时机。何
进就来向太后进言，而他总是得到老一套的答复，即对于宦官应使之各安其
位。何家的其他成员，特别是何进之弟何苗及其母亲都接受了宦官的贿赂而
帮他们说话；这便加强了太后不向何进让步的决心。①

向京城外面求援和屠杀宦官

直到此时为止，情况就好像是窦武危机的重演，但正是这个时候，袁绍

搬进了一个新因素，打破了平衡。他认为必须排除宦官，而唯一的障碍就是

皇太后。要皇太后改变主意，就需要有军队。得到何进的同意，袁绍召唤了

几支私人军队的指挥官向京城进发。何进自己却有一个更好的想法：召调驻

守在京师东北80 英里的前将军董卓开进洛阳。②然后他派了他的一支人马前

往京畿乡村，下令烧杀抢掠。城内已能望见火光，但是太后仍拒不罢斥宦官。

何进的兄弟甚至劝他应该与宦官讲和；因为难道何家的显赫地位不是得力于

宦者才使他们的异母妹最初当上了皇后，而现在又当上了皇太后吗？

何进又是举棋不定了。他派人去阻止董卓前进的军队，但董卓勉强地接
受了命令。另一方面，他批准了袁绍在京城内假节，专命立断；而袁绍则力
促董卓及其他私人军将轮番上奏以反对宦官。这种心理战取得了暂时的成
功。皇太后也确曾一度罢斥过宦官，但是，他们利用何家其他成员的影响又
使太后收回了成命。这就是公元189 年9 月22 日凌晨的局势。

那天的早朝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使宦官们紧张不安：即本来称病在家
的何进忽然上朝求见。太后与何进之间的谈话被宦官所埋伏的眼线偷听了
去，当他们得悉这和21 年前窦武上奏的内容一样，即何进要求处死一切宦官
时，他们也和当年的宦官同样感到震惊。

这一回也和21 年前一样，宦官又是依靠他们的临机应变之才、全体协作
之力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决定了事变的结局。太后坚决拒绝了何进的请
求，而当何进离开皇宫的时候宦官们又叫他转来，说太后还有话要跟他谈。
与此同时，他们在太后居室的接待室里聚集了自己的人员和器械。当何进坐
在地上等待其异母妹召见的时候，那位主要宦官张让，即帮助灵帝出点子敛
钱的那个宦官，①马上为自己和全体宦官最后开脱罪责。他说，第一，帝国搞
得乱七八糟并不是他们的过错；第二，在灵帝要于公元181 年废太后时是宦
官挽救了她；总此以上原因，何氏应该感恩戴德才是。这是何进最后听到的
一句话，因为他正在此时被砍下了头。接着，宦官们就撰旨罢黜袁绍。尚书
们拒不奉诏，开始要求会见大将军。他们抛出了何进的头颅作答，显然是意
在要他们屈服。

现在大将军已死，但还有一个问题。与21 年前大不相同的是，京师已无

忠于宦官的将军和部队了。这或许是公元168 年和189 年之间最大的不同，

因此它对宦官来说是致命的。当何进的死讯传到袁家时，袁绍的第一个反应

① 《后汉书》卷六九，第2248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六九，第2250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2 页。
① 关于张让，见《后汉书》卷七八，第2534 页以下。

就是杀掉那个被宦官任命来取代他的人。然后他率军开向北宫。正在此时，
袁绍的从弟袁术（死于公元199 年）已统兵向南宫，他便和守卫宫门的宦官
发生了战斗。这一仗直打得夕阳西下，但袁术纵火烧宫门，企图用烟把宦官
薰出来。①..

这一把火的效力比预期者大。不仅宦官们经由两宫之间的甬道逃往北
宫，他们甚至带了他们仅有的保护伞：即他们带了太后、新皇帝及皇帝之异
母弟刘协。可是，太后在混战中逃走了。太后并不知道她几乎只是她家族中
唯一的幸存者；她的异母兄、并且据说是受雇于宦官的车骑将军刚在北宫的
前面被杀，这是袁绍所默许的。这样，何氏家族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被
灵帝称为“母亲”的赵忠作为太后之异母兄也在同一日被害。②..

战斗场面现在移到了北宫，宦官在这里劫持了皇帝兄弟二人。9 月25 日，

袁绍攻入宫中大院内，他叫他的士兵见宦官就斩尽杀绝，据说其数逾2000

人。但是，他们要得之而甘心的目标——即宦官张让——却逃逸不见：张让

挟带新皇帝两兄弟逃出了城，直奔黄河而去。另一队人马对张让穷追不舍。

他们相遇于黄河岸边，最后张让纵身跳入黄河淹死了。宦官由此永远消失在

政治舞台上了。③..

董卓其人

由于宦官被消灭和皇帝又滞留在乡间，谁将填补权力真空就成了突出的
问题。何氏家族不能填补，因为它的所有男性成员都已死绝。事实证明，袁
氏家族也不行。此事落到了董卓头上：他曾从远处看到京城大火，并且催赶
兵马前来参加抢掠。他于9 月25 日到达京师，这时他获悉皇帝可能在城北某
处的山中避难。他带着（甚至是胁迫）国家的高级官员去追寻皇帝。但是，
当董卓最后找到皇帝的时候，这种邂逅相遇有些冷淡。年轻的皇帝害怕董卓
的军队，因此当董卓想让皇帝向他说明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皇帝竟不能了
然地回答他的问题。

董卓于是转而问皇帝的异母弟刘协，他才听到了事情的完整的经过。看
来，他们兄弟二人是徒步地闯荡了一个通宵，最后才找到了老百姓家里的一
个敞篷车安身；他们就是在这辆敞篷车上才遇上了董卓的。①这个故事后来被
说书人着意地渲染了一番，因此在他们关于汉帝国末年的故事中它意味着皇
权的衰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此以后，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朝廷为了获得至少是象征性的
控制权——不管是道义的或军事的、或者最好是兼而有之的控制权——进行
了艰苦的奋斗。可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军事力量和道义权威已分属于不同的
个人。在汉朝末代皇帝于公元220 年最后逊位给曹丕（公元186—226 年）的

① 《后汉书》卷八，第358 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52 页。关于袁术，见《后汉书》卷七五，第2438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七八，第2534、2537 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358 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52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37 页；《三国
志·魏书六》，第189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358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3 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54
页以下。

时候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想把两种力量的源泉合在一个人身
上；但这种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但是，我们得回过头来再谈谈公元189 年9 月25 日的事。当董卓带着皇
帝兄弟两人回到洛阳的时候，他面对着一个困难的局面。他在朝廷里没有一
把正式的交椅；比起袁氏家族来他不算一个什么人物，而且他的军队也不特
别多得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针对着这些弱点，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同时
表面上则维护一切外表的合法性。袁绍被他吹胡子瞪眼睛地于9 月26 日吓跑
了；对于一些大学者，包括蔡邕在内，他也胁迫他们参加了政府。①从严格的
法律上看，他做了大司空；他然后援引祖宗成例废掉了给他坏印象的年轻皇
帝，而另立了刘协来取代他。

这最后的一个计划遇到了或许比他预计的更多的反对，但是他下定了决

心，并扫除了一切反对言论。9 月28 日，他强迫太后废黜了皇帝，立刘协来

代替。此后，他把太后逼出了宫外，又在两天以后弄死了她。②..

不容易理解为什么董卓要做这一切事。可能他是想模仿汉代一位最出名
的政治家霍光（死于公元前68 年）：后者是一位在董卓之前的263 年中唯一
一位成功地废了一个皇帝并立了另一个新皇帝的人。③也可能他是想立一位完
全由他制造出来的皇帝。他也可能有其他许多意气用事的理由，但有一点是
很确定的：董卓曾经“向皇帝觊觎非分”，而且从此以后他知道，朝廷不是
一种资产，而是一种负债。

东方的联盟

我们现在需要把视线从董卓的朝廷移向京城以东的地区。在那个东部地
区正在形成反对董卓的反对派，那是由逃出京城的某些重要流亡分子煽动起
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袁绍，他是在董卓进入京师后马上从那里逃出来的；
还有袁术（死于公元199 年），即袁绍之从弟，他是公元189 年晚些时候逃
出来的；以及曹操（公元155—220 年），他是西园八校尉之一，也是在189
年快到年底时逃出京师的。附和他们这三个人的还有一些有财产的将官和士
兵，有王朝的现任和卸职官吏：他们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结成了一个松散的
联盟。篡夺者董卓应该被击败，因为他玩弄了废立的手段，因此能够轻易地
被人们指为为臣不忠。

至于董卓被打败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就不甚了然了；或许有一个模糊
的计划是想让年轻的前逊帝复辟。废帝是董卓的一个负担，因为他容易成为
忠君意识的注目的焦点，于是董卓就在次年3 月3 日处死了这位逊帝。两个
月以后他又对袁氏家族实行报复。仍留在京师的太傅袁隗在5 月10 日连同袁
家一切其他成员统统被董卓处死；这就造成了不共戴天之势。①..

与此同时，东方联盟的压力已经升级，而皇帝之回到洛阳也开始影响着
董卓举行反击的机会。如果他离开京城而他去，另一方就会掳去皇帝，宣布

① 《后汉书》卷六十下，第2005 页。
② 《后汉书》卷九，第367 页；《后汉书》卷十下，第450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4 页。
③
关于霍光，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66 页以下、113 页以下；以及本
书第2 章《王朝的混乱》。

① 《后汉书》卷九，第369 页以下；《三国志·魏书一》，第5 页以下。

董卓为反叛朝廷的叛乱分子；如果他留在洛阳，他的敌人就会比较有行动上
的自由；如果他挈带朝廷一起行军，那又会太感累赘笨重。后来找到一个折
衷的办法，即把皇帝弄出交战双方以外，送他到帝国西部比较平静的地方去，
因为董卓在那里可能有最大的州的支持。

对这一非常举措必然有反对意见，但被粉碎无遗。公元190 年4 月4 日，

这位幼帝和他的朝廷被送往西部——旧都长安：这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城

市，虽然它已有约150 年未作为京师了。中国人称此举为“车驾西幸”，它

事实上是一次大移民，因为成千成万的人民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追随皇帝西

去：他们要抢掠食物，而且被董卓的士兵骚扰得不得安宁。他们形成了悲惨

的人群，没有再回到洛阳的希望，因为洛阳已被董卓烧成平地。②

这里得再说一说我们的材料问题。对随之而来的混乱时期，我们知道的
事情有很多很多。史料并不规避地叙述那些已来到前台的许多有关人士的内
心活动和最隐秘的谈话。另一方面，材料也叙述了在皇帝西迁的时候，皇家
图书馆和档案馆所藏的帛书怎样被截断后做成包裹或华盖，以及大多数书籍
或国家档案从这种野蛮行为中被抢救出来而又在混乱中被丢失的情景。①

朝廷一旦到了长安，没有能力收集和贮藏档案，而且即令它后来有了这

种能力，当皇帝在5 年半之后又艰难地迁回洛阳的时候，这些文件也没法随

身带回。重要的是应该记住，这个动乱时期流传下来的材料都是出于有偏见

之手。当材料是来自有关系的人士时，它自然就吹嘘他的优良的品质和完美

的谋划；当它来自敌人方面时，它就反复描述对方的残暴、愚蠢和卑劣无耻。

因为这时穿插着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计谋、战略、胜利和失败，为了避免转述

的错误，也因为我们已是事后的诸葛亮，所以我们只想在这里给其后所发生

的事提供一个轮廓就够了。②

汉朝廷的消蚀

皇帝之离开洛阳，给了董卓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同时也缓解了联盟反
对他的决心。在几次突然袭击之后，有人提议和平。在联盟内部有人议论要
拥立一个自己的皇帝，结果使盟员之间闹得吵翻了天。可是，联盟的攻击最
终迫使董卓向西撤退，他在公元191 年5 月到长安与皇帝会合。一年以后他
被杀死，而皇帝在以后的四年中被人们抢来抢去，转了无数次手。③

在这些年里，总的说来皇帝对中国事务的影响只限于这样一件事实：他
作为皇帝尊号的无可争辩的合法拥有者，其存在就成功地防止了任何一个武
人来自己称尊为帝。除此之外，他就没有其他任何影响了。他表面上维持住
了一个朝廷的样子，也有高级官员分班就列，他在公元195 年5 月结了婚。

② 《看汉书》卷九，第369 页以下；《三国志·魏书一》，第7 页。关于董卓之焚毁洛阳，见《后汉书》
卷七二，第2325 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89 页。
① 《后汉书》卷七九上，第2548 页。
② 关于这个时期历史编纂学的复杂性，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
26（1954），第21 页以下；以及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堪培拉，1970）。这个时期的许多材
料都来自私家著述，它们都是旨在为某些著名的个人的野心服务的。
③ 《后汉书》卷九，第371 页以下；《后汉书》卷七二，第2329 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
第90 页以下。

在这一年8 月他逃出了长安，经历了一年的艰险历程之后才在公元196 年8
月到达他以前的京城洛阳。①

在他的帝国境内，局势是一片混乱。如果一位旅行家这时来中国旅游的
话，他会遇到许许多多军阀、叛乱领袖和独立的地方官员，其中有些人是在
灵帝时（公元168—189 年）就已在职的，有些人则直到最近之前还一直是无
名之辈。局势不会安定达几个月以上，今日的将军可能明日就横尸刀下。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八分天下的形势已清晰可见了。

东北方面有袁绍；他的南面是曹操；曹操的西南方向和京师的正南方向
是袁术（死于公元199 年）；袁术的正南方是刘表（公元144—208 年），他
是董卓任命的；刘表的东面，即占据了中国东南地方的是才华横溢的青年军
人孙策（公元175—200 年）。②这五个人占领了帝国的东半部，有的人地盘
大一些，有的人地盘小一些。

在帝国的西半部，它的南面是刘璋（约死于公元223 年），他的父亲在
公元188 年被灵帝任命为州牧。刘璋领土的北面，即梁州，则由一些叛乱分
子割据着，这些人是在公元184 年由反对灵帝起家的。夹于这些叛乱头子和
刘璋之间的是一块奇异的名为汉中的飞地，它由宗教领袖张鲁所统治。

在这一块飞地里，每一名信教者都要给他的宗教上级交五斗粮食或五斗
米，然后他就在忏悔罪孽之余得到安全保障和治病。虽然这后一种办法使人
想起黄巾军的影响，但在黄巾军和五斗米教之间尚未发现有什么联系。五斗
米教运动是在汉中地区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它的根源可以远溯到顺帝时期（公
元125—144 年），如果我们准备相信我们的材料毫无夸张的说法的话。①在
公元196 年以前的年代里，五斗米教运动的控制权从一个世代为教长的家族
通过争夺到了张鲁（最盛时期公元190—215 年）手中：张鲁看来曾给这个运
动增添了一些宗教教义和活动，他还建立起了一套确实有效的僧侣统治以治
理他的土地。在政治方面，重要的是要认识在张鲁和他的南方邻居刘璋之间
正在酝酿着不和。在中国的东半部，袁绍、曹操和袁术也互相变成了仇敌。

在曹操掌握之中的朝廷（公元196—200 年）

皇帝困在洛阳，这情形很像五、六百年前周王室末年的景象复见于此日。

像末代周天子那样，汉帝可以想像得到的是身在京师，毫无实权，只是行礼

如仪而已，而各方军阀混战，正在一决雌雄。可是，汉帝站在这个宇宙-宗教

体系的顶点上，而这个体系却比周朝的那个体系复杂得多。尽管有人有某些

犹豫，但对皇权仍有所怀疑，汉王朝的寿命成了符谶兴风作浪的对象。用中

文来说，人们会问，当“失鹿”的时候到来，谁先逮住鹿谁就能够当上皇帝。

②或者人们可以这样发问，现在已经是不是到了皇位应该易手的时候，即从一
① 《后汉书》卷九，第377—379 页；《后汉书》卷十下，第452 页。
② 关子孙策，见《后汉书》卷九，第377 页以下；以及《三国志·吴书一》卷四六，第1101 页以下。关于
袁绍和刘表，见《后汉书》卷七四下，第2409—2418、2419—2425 页。关于袁术，见《后汉书》卷七五，
第2438—2444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349 页注1；《后汉书》卷七五，第2435 页；以及下面第16 章《后汉书时期哲学
的衰颓》。
②
关于这一隐喻的应用，见班彪的文章《王命论》：载《汉书》卷一百上，第4209 页（狄百瑞等人编：《中


个显要的、但是气数已尽的君主世系和平地出于自己的意志把尊号传给它最
当之无愧的某一臣属手中。再不然就像某些人所想到过的，汉王朝正在经历
它周期性的衰落，而可由此恢复得更加光华灿烂，从而继续它对世界的永恒
统治。

由于皇位是这种权力理论的焦点，真正的皇帝的出现不会对他身边的军
阀——即袁绍、曹操和袁术——不产生影响。这三个人都对汉王朝表示忠诚，
并且是在灵帝手中做到了现职的官。很显然，袁绍是第一个得知皇帝将向他
的方向巡幸。他反复思考着在他的营房内接待车驾的可能性，但最后决定予
以拒绝，或许接待会使他不利的情况被人们向他说得夸大其词了。曹操是第
一个人听到消息的，但他认为接驾利大于弊。

当皇帝和皇后于公元186 年8 月到达洛阳时，曹操软硬兼施地给朝廷许
愿，说要修复他自己的基地许县，因此他们一行人于公元前196 年10 月16
日到达了许县。行程绕过了袁术，当他得知曹操不会释放在俘的皇帝时，他
在公元197 年想建立自己的王朝。可是，这事造成了很坏的印象。他自己的
人民开始离弃他，他在公元199 年临死之前身无分文，便想把皇帝称号卖给
袁绍，但什么也没有得到。通过他自己宣布建立王朝，他便觊觎了皇位，结
果使他贪多而嚼不烂。①

白雪

袁术之死就把帝国的东北部遗留给袁绍和曹操了。后者正在这时制定了
稳定财政的政策，因此建立了一种制度，使士兵领取地块来耕种，作为交换，
他们定期向曹操交纳作为赋税的谷物，因此，他既有皇帝在道义上的支持，
又有正常的粮食供应，他的影响不断增加，直到公元200 年在袁曹双方领土
交界处的官渡决战时为止。②

帝国东部的另外两个军阀刘表和孙策，则卷入了曹操和袁绍的纵横捭阖
的阵营之中。刘表故意避免了卷入联盟太深，而他的首府襄阳则变成了十足
的文化与和平的中心。孙策稳固地加强了他对东南半壁的控制，但是，他在
曹操和袁绍大决战的前夕死了。他仅有25 岁。他的兄弟孙权（公元182—252
年）做了他的接班人。①

在帝国的西半部，宗教领袖张鲁与其南邻刘璋之间的争吵已经公开化，
那个宗教国家的边界向南深入到了刘璋境内。中国西北角的叛军们或多或少
地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只是在曹操于公元200 年在官渡打败了袁绍之
后的几年注意到他们时，他们才在史料中重新出现。

曹操的巩固（公元200—208 年）

曹操打赢了官渡之战，他迫使袁绍逃窜。袁绍此后未再获得主动权；他
在公元202 年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为继承权争吵；公元206 年，曹操接管了
袁氏大家族末代子孙们所一度控制的整个地盘。公元207 年，曹操甚至冒险
向更北的地盘挺进，打败了乌桓的骑兵，致使整个东北地区都属于他的治下

国传统的来源》〔纽约和伦敦，1960〕第1 卷，第177—178 页）。

① 《三国志·魏书一》，第13 页以下；《三国志·魏书六》，第194、209 页。
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19 页。
①
《三国志·魏书六》，第212 页；《三国志·吴书一》（卷四六），第1101—1109 页。


了。②

在他的南方边界上，局势没有明显的变化。他的南方邻居，即东南的孙
权和西南的刘表对皇帝表示着谨慎的忠诚，因而这也是对曹操有所忠诚的表
示。这个表面上的平静因刘表于公元208 年身染重病又无可靠的继承者而受
到威胁，所以究竟是曹操还是孙权要接管他的土地，就是未定之数。甚至还
有第三种可能性。自从灵帝死后国内开始发生动乱以来，一位大走其运的勇
猛战士刘备（公元161—223 年）已经登上了舞台，他时而支持这个军阀，时
而支持那个军阀。③公元208 年，他已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也有人担心他也
可能成功地接管即将咽气的刘表的地位。

当曹操决定采取主动并且确实迫使刘表的儿子向他献出土地的时候，另
外两个武人现在有理由害怕，他们之中的一人会受曹氏之害。他们两人结成
了暂时的联盟；当曹操水师南下的时候，他的船只被大火烧了，他的军队在
赤壁被打败。①赤壁之战标志

着曹操南下冒险行动的结束，因此也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从此以后，
在华南的孙权、刘备和迤西的其他军阀们就在南方土地上自行其是了。

曹操的晚年（公元208—220 年）

曹操的晚年都是致力于在西北方向扩张自已的势力，并加强他对皇帝的
地位。当他想拿过刘表的土地的时候，他在赤壁之战中丢失了部分领土。可
是，他赢得了刘表的随从人员的效忠，有些托庇于刘表的和平首府的学者和
诗人这时都奔集在曹操门下，给他的统治生色不少。

与此同时，曹操对帝国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直到

公元208 年为止，皇帝仍然继续百般设法维持着名义上的官僚制度，它的最

上层包括三公和九卿。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官职不再像灵帝时期那样进行

买卖了。皇帝有时必然可以乐于找无论什么人来当他的这些官。可是到了208

年，曹操废除了三公的职位，而代之以另外两个最高官职：丞相和御史大夫。

曹操自己做了丞相。①

直到公元208 年，汉王朝与曹操的随从人员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正常了。
曹操还没有索取过分的封号。在196 年，他曾被任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
但是他似乎在199 年放弃了后一个职位。在204 年他又另加了一个州牧衔，
但这只是对他已有权力正式予以追认的手续而已。②汉帝自然也有他的一帮随
从人员，无足怪异的是，他们包括一些汉室孤忠和保守观点的人士。

在这些集团中间流行着的关于汉王朝不过正在经历着暂时的衰落的理论

可能找到了最热烈的支持者。在公元200 年，荀悦（公元148—209 年）写成

了一部汉代的史书，它的中心意思是说，在经过这些黑暗的年代以后，汉室

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23、28 页以下。
③
《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17 页以下。

① 《三国志·魏书一》，第30—31 页。
① 《三国志·魏书一》，第30 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253 页。
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13—14、26 页。

将要中兴。①在这同一年，不知皇帝是否知道其事，朝廷曾计划杀死曹操，其
起因可能是误传了他的计划。这项密谋被挫败，曹操依然故我，毫发未损。
可是公元203 年，他安置了眼线来监视朝臣。

公元208 年以后，曹操开始执行一项计划，即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对这个
俘虏朝廷的影响。公元212 年，他得到了“入朝不趋”这种通常对待老年大
臣的殊荣。213 年，他称魏公，并把三个女儿呈献给皇帝。214 年他又得到了
额外的荣誉，废黜了皇帝在195 年娶的皇后，并杀死了与此同时所生两名皇
子。215 年他的女儿当上了皇后；次年他称为魏王，因此他打破了汉帝国的
不成文的根本大法，即不许任何非刘氏家族人员为王的制度。217 年又给他
加添了一些荣誉，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普遍含蓄地指出，只是因为他
于220 年3 月15 日的去世，才阻止了他采取自己称帝这最后的一个步骤。②

这最后一个主张是依据对曹操的居心叵测的猜测提出的，但不可尽信。

曹操一定懂得，任何“对于汉帝的非分觊觎”将会削弱而不是加强他在帝国

其他地方的地位。当曹操在公元214 年杀死两名王子时，刘备远在西蜀发丧，

警告他不得再攻击皇室。公元219 年，这个问题曾自由地同曹操进行了讨论。

在这一讨论中出现了两种论据：其一为宇宙论方面的，其一为实际的。

在宇宙论方面，它干脆声言，所有迹象都表明天命已从汉室移到了曹操身上。

从实际方面出发者则反驳说，汉朝的天命固然已经微弱得很，但是在整个中

国被征服以前，明白无误的新天命是不可能有的。曹操基本上是个主张实际

的人，所以同意后一种观点。①

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要叙述一下帝国其余部分的主要事
件。曹操已经向西方拓展了他的领土。公元211 年，京师长安周围的地区被
他拿了下来；在214 年他又俘获了早在灵帝末年即已自称为王并在极西部支
撑了下来的人；宗教领袖张鲁于公元215 年投降了，这就为曹操向帝国的西
南部进军打开了通路。但是正在此时，西南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刘备软硬
兼施地从原来的益州牧刘璋手中夺取了控制权。由于刘备位于西南，孙权在
东南，曹操在北方，这就形成了帝国的鼎足三分之势。三分局势延续了50
余年。②

曹操晚年遇到几件不顺心的事。公元218 年有一个忠于汉室而反对他的

密谋在酝酿之中，但没有成功。公元219 年，刘备从曹军手里夺取了原先属

于那位宗教领袖的土地，因此打破了曹操通过自立为王而自封为唯一合法者

的美梦。③就在那一年，孙权把势力进一步向北扩展，从而更多地动摇了均势。

曹操的死可谓死非其时。

①
这部史书已传世，名为《汉纪》。他把材料安排成这个样子，前汉（也包括后汉在内）的历史乃是其历
代皇帝不断积累功德所致。荀悦意在说明，汉朝的累世功德超过了它的任何臣下——其中也包括曹操。见
陈启云：《荀悦（公元148—209 年）。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剑桥，1975）；以及下面
第15 章《荀悦：人的局限性和向真理接近》。

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37—49 页。关于非刘氏不许称王的叙述，见上面第2 章《地方组织》。
①
《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4 页以下。关于公元219 年的这一讨论，见《三国志·魏书一》，
第52—53 页注2。

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36—45 页；《三国志·魏书八》，第263—265 页；《后汉书》卷九，第389—390
页。
③
《三国志·魏书一》，第50 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4 页。

.

白雪

汉献帝的被废黜（公元220 年11—12 月）

在或真实或假想的家庭争吵之中，曹操的太子曹丕（公元186—226 年）

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和官职。他做了新的魏王、新的丞相和他的领地上新的州

牧。有人认为，一个孝子守孝的时间应该比曹丕所守的更长一些，但这位新

王迫不及待地要到他领地的南部去游幸。很可能曹丕是这样想的：他得向国

内和国外的对手们炫耀他的新的武力，特别是要向他的几个弟弟和南方的孙

权耀武扬威。孙权的反应是向他表示忠心；刘备的一个重要将领也这样做了；

在刘备和曹丕领土之间的一位非汉族的部落王也这样做了。①

这种称心如意的征象使得一个阿谀的朝臣把他未公布已达七年之久的天
象揭示出来。自从公元213 年以来，他就从古代的图谶学说中得知，曹丕就
是那位应该即皇帝位的人。如果把这作为一个试探器，它是达到了目的的。
在11 月的下半月和12 月10 日，关于天命改变之事在汉献帝、曹丕、曹丕的
随从和汉朝廷之间进行着活跃的讨论，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公元220 年12
月11 日符咒被解开了：汉献帝逊位于曹丕，汉王朝至此宣告不复存在。②

直接的后果

可是并不能肯定，汉王朝确已走到了尽头。当汉献帝被废的消息到达位
于西南首府的刘备那里时，他发布消息说汉献帝已被弑。再没有比这更不合
乎事实的了。实际上，曹丕给予了逊帝一个漂亮的封号，很优厚的收入和其
他几种特权。可是刘备为他发丧，他的僚属开始上条陈，充分地证明刘备就
是上天所属意的汉代的继承人。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之一的诸葛亮（公元181—234 年）——他的光辉战略迄今仍流为口碑并且这时是刘备的主要支持者
——也加入了这个劝进的队伍。或许就是他的陈词比别人的说法更能打动刘
备，使刘备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公元221 年5 月15 日刘备也即位为帝，特别
强调汉运永世不衰之意。他说，他是汉室的一员（这可能是千真万确的），
因此他的王朝也称为汉。所以，汉朝的统治在帝国的西南部得以延续。①

第三位军人头目似乎使人意外。他暂时承认了北方的魏王朝，接受了

“王”的封号。可是孙权在公元222 年也自建年号，这表明他不完全承认魏

的统治。改元因是皇帝的特权；刘备曾在公元221 年称帝时就自己建了年号。

从222 年起就有三个年号：一为魏，一为刘备的汉，再一个便是孙权。毫无

疑问，由于孙权不能宣称汉帝已逊位于他，他也不能说他本人是汉室的一员，

所以他只以自己的王的封号为满足。只是到了公元229 年才有符瑞纷纷预言

孙权宜有帝号。从公元229 年5 月23 日起孙权便成为吴国的第一位皇帝，因

① 《三国志·魏书二》，第60 页。
②
《三国志·魏书二》，第62 页以下。《三国志》的注详细征引了不见于其他形式的著作（关于这些文件

的情况，见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又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11—12 叶）中的引文；以及卡

尔·莱班：《天命的操纵：公元220 年曹丕即帝位所隐含的天意》，载《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戴

①
维·罗伊和钱存训编（香港，1978）。
《三国志·魏书二》，第76 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7 页以下。


此中国就有了三个皇帝。②刘备死于公元223 年，曹丕死于226 年，但他们的
嗣君都继续互相战斗，一直打了半个多世纪。

②
《三国志·吴书二》（卷四七），第1134 页。


对汉王朝灭亡的剖析

汉朝灭亡了，因为改朝换代的思想已大行其道，从老百姓到曹操一帮人
中的各种势力集团莫不作如是观。虚弱的几位皇帝，或者宦官们、皇后们以
及黄巾军都被指责应对汉朝之亡负有责任，但直到它灭亡了千余年之后还有
人想使它复辟。对于有些人来说，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违法
性玷污了魏国的皇帝及其继承者。这种观点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三国
之中谁是法统的继承人？

王朝与形而上学

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关于汉王朝也有人提出帝国为什么衰落的问
题。此答案与关于罗马衰落的原因一样，也是众说纷纭的，比如有人认为应
责怪某些皇帝，有人认为应该注意超越个人力量控制所能及的那些制度上和
文化上的因素。当然，及身目睹事变的政治家和隔了相当长时间来考虑这些
问题的历史家之间的答案是有差别的。

对于汉代衰亡的最通常的解释，是14 世纪一部小说关于该王朝灭亡的弁

首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①这种解释把所有行为者及其

一切行为都看做是本质上从属于某种更大的、经过经验证明了的过程，因此，

任何已经创建起来的事物都会有朝一日走向瓦解。这种观点颇接近于西方历

史家的那种观点，即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的结果，好

像一个帝国就是一个必然趋向于机体腐朽的有机结构一样。

另外有一些人把问题看得更仔细一些，他们想给汉王朝的明白无误的没
落找出实质性的理由。如上所述，有一个学派认为，汉朝的没落只是一个暂
时事变，它终究会重新露出水面。这个学派以刘备的做皇帝为辞，但这种声
调在北方很沉寂，最后在东南部也很沉寂，因为孙权那时在登极的时候也宣
称汉朝“气数已尽”。另一派人退而承认汉王朝已走完它的道路，但是，只
有征服了整个中国的人才能被称为它的继承者。曹操的同情者便是这一派
人，他们的声音在他死后也被淹没。可是，这两种想法都没有完全消失，在
未来的许多世纪中继续发挥影响。

第三派思想家主张汉王朝已无可避免地要被人立刻易手，因此这一派取
得了最大的成功，因而我们必须对这一派理论寻根究底，以便弄清楚废黜的
意义。不用多所怀疑，它产生于老百姓当中，最初由那些“靠符瑞起家”的
叛乱者拥立的敌对皇帝所表达出来。如果只有一个这样的皇帝，我们当然可
把它一笔抹煞，认为它是孤立的现象。但是在公元132—193 年间，我们至少
在文献上可以找到全中国有14 个这样与汉对立的天子，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存
在着一个过程。一方面，皇权受到了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民间的宗教理
想越来越多地在政治上表现了出来。

在汉王朝建立之初，即大约在公元前202 年，汉高祖因他的军事胜利而
取得成功，宗教只起了小部分作用。那时，秦已“失其鹿”，谁得到了这匹

① 这是罗贯中（约公元1330— 约1400）的《三国演义》开头的一句话。它的英译文见C·H·布鲁伊特-泰勒：
《三国演义》（上海、香港和新加坡，1925；普及本1929）；关于它的节本，见莫斯·罗伯茨：《三国：
中国的史诗剧》（纽约，1976）。

鹿谁就可以称皇帝。可是，皇帝们渐渐获得了新特权。从公元前113 年起，
皇帝在一定的时间内公布年号，以便确定年代。因此，公元前104 年被称为
太初元年，次年便称为太初二年，以此类推。太初过了四年，又改了一次元。
公元前100 年被称为天汉元年。①

乍一看来，好像前汉的皇帝们能随意自由地公布新年号，但仔细一考察
就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汉武帝是每四年改元一次，汉宣帝、成帝和哀帝
也是如此；汉元帝是五年改元一次；汉昭帝是六年一次。这决非巧合；它强
烈地表明，汉代诸帝在他们能够改变年号之前有一种尚未知晓的原因使得他
们必须与确定时期联系起来。甚至暂时推翻了汉朝的王莽每次改元都没有超
过六年以上。只有后汉诺帝不受这种约束，似乎可以随意改元。因此之故，
这时的年号可以生效数十年（最长的年号延续到32 年），但也有些年号只用
了仅一年的（例如公元120 年、121 年和150 年都代表一个完整的纪元）。
后汉诸帝在这方面比起前汉的列祖列宗就自由一些。

就是在前汉的最后十年，汉王朝开始与图谶式的预言预兆之说联系了起

来，那些预言王朝寿命长短的图谶出现了，预兆则不再仅仅表示上天的愤怒，

而似乎也指出了完全的改变朝代过程。①在王莽的统治这个间断时期之后，汉

王朝于公元25 年中兴，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大地受这类预言支持的事件，同时

它也把其他相敌对的观点打入了地下。

图谶预言被认为是孔子或其他古代圣贤所写。据人们说，《五经》说出
了所有真理，但是，这位圣人始终知道它们的文字艰深。因此，他给经书都
写下了秘密的附录，以便使他的意旨得为人们所完全知悉。到了前汉末年这
些附录被人们“发现”，被用来拥护或者反对汉王朝。曾经有人说，由于把
图谶诸典籍的著作权和孔子联系起来，儒家经书的威信就被附会是和那种疑
信参半的算命术有关。②如果事实是如此的话，后汉之信奉图谶也一定被看做
是要努力把儒经的威信用来给汉朝的复辟服务。

由此可见，虽然后汉的皇权以武功建立起来，但它也在超自然的玄学上
有其立足点。在早先几代皇帝统治时期，皇帝的现世的和超自然的权力之间
并无明显的区别；在后来几代皇帝时这种区别就为人们所接受了：皇帝不需
要既要统，又要治。有许多儿童皇帝证明了这一点；当不能期望他们真正治
理国家时，他们只要摆个样子就足以满足精英统治阶层精神上的需要。

但是，现在得回头来谈谈中国人民：不用惊奇的是，要用很长很长的时
间才能使皇权在人民的思想里占有一席之地。皇权思想于公元前221 年加在
人民头上，但不管精英集团为它会建立什么样的一些理论，广大的民众接受
这种理论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

最能在超自然力量方面加强皇权的是所谓的“五行”论：①万事万物，大
自历史的运动，小到人体的微细活动，都是土、水、火、木或金这五种中某
一种超自然力量发生作用的表现。这些力量按一定的次序互相更替，因此重
要的是应该知道哪一种力量在某一时间内是占首要位置的。如果人们计不及

① 关于从公元前113 年起汉代诸帝的年号问题，见上面第2 章。关于“太初”的年号，见鲁惟一：《危机
和冲突》，第17 页以下。
① 见上面第2 章《世纪之末的风气》。
② 见莱班：《天命的操纵》。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可看上面注54，以及第3 章《内战》。

此，反而逆此当运的力量行事，当然就要以失败告终。大而言之，历史被看
做是这些力量在依序起作用：每一个朝代都代表其中某一种力量，同时每一
个新朝代都表示五行的力量在除旧布新。公元26 年，后汉的第一个皇帝决定
当时是火德当运，而且他的朝代就是火德在人世的表现。红色与火德相应，
因此我们常称之为“炎汉”或“炎刘”（刘，即皇室之姓）。

王朝这种超自然合法性的一个弱点就是它有着内在的流动性：人们普遍
认为，没有一种力量会永远当运，因而只要有迹象表明一种新力量要来当运
时，那就意味着该王朝会有什么后果。如果“五行”的理论一方面能提供王
朝的合法性，它也能做改朝换代的工具。最常见的理论是说，火德在适当的
时候会为土德——色尚黄——所取代。但是问题在于，人们尚不能确定这种
取代在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是土克火呢，还是火生土？从政治方面说，新
王朝到底是要通过征伐来建立呢，还是用和平方式建立？

对于汉代的民间宗教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可以总括起来讲，它必然是
分散而不成体系，每一个地区都有它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神灵。对于官方历史
学家来说，除非它涉及政府的公务，这种现象不值得留意。可是在后汉，宗
教有时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例如在公元107 年，当时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北
部居民有一次群众大迁移运动，那里的人民中间流传着大惊小怪的议论。公
元175 年也是这样，朝廷据报有群众运动，黄巾军便是由宗教孕育起来的最
惹人注目的群众运动。从近年来的研究得知，在后汉中叶存在着这样一个教
派，它预告会降临一个弥赛亚式的人物来拯救信教者脱出尘世的苦难。①宗教
和政治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混合物，因为朝廷注意的是，它必须对付因与某种
超自然的或宗教的体系有关的人民推戴的敌对皇帝的问题。

与此同时，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在社会精英集团中间却有不同的说法。他

们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汉王朝和刘氏是帝号的合法拥有者，因此即令他们对

某个具体的皇帝不满意，他们也不想换一个朝代。相反地，他们搞了很多计

谋用刘家的另一个成员去替换健在的皇帝。在公元107 年，或许在127 年、

147 年和188 年，我们有材料得知，他们都曾密谋换掉仍然活在世上的皇帝。

如果有哪一个密谋竟然成功的话，则新皇帝仍须出自刘氏。当反董卓的联盟

在公元191 年深长计议地要另立新皇帝的时候，他们考虑的人选还是找到刘

家成员的身上。如果说在人民中间有许多迹象表明汉王朝天命已告终结的

话，这种想法并未浸染到精英上层人物中去。

正是在汉王朝纷乱扰攘的最后30 年中，这种观念终于开始影响了上层集

团。旧的精英人物已经凋谢，新的精英人物接手，做了军人和兵法家，带来

了新思想。久已被人忘怀的预言学（谶纬学说）又重新走上前台，因而在前

汉的末年，预兆又被人们说成是汉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的迹象。在主张改朝

换代的人们看来，建立一个新王朝不仅是军事上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时自

然不是天下“失其鹿”的时候，而勿宁是上天已预先挑选了它的人选的时候。

那些把汉献帝的逊位仅仅看做是权力政治的冷酷游戏的人，是对事件的宗教

的和令人快慰的方面做了错误的估计。按照这种想法，旧王朝是自动退位，

并自动把天命让给新人的。在这一方面，精英上层人物的想法与老百姓的不

①
见安娜·K.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巴黎，1969），特别是第58—84 页。关于这些运动

的一个初期例子（公元前3 年），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络：中国人对长生的追求》（伦敦，1979），

第98 页以下。


同。事实证明，带有反王朝色彩的老百姓的造反表明，人民中间接受了改朝
换代要靠马上打天下的理论。但汉献帝逊位的事实又具体表明，和平地和自
动地改换朝代的理论在上层精英集团中是很盛行的。
.

白雪

如果我们承认在前汉的末年，改朝换代的理论开始变得明显地见之于上
层精英集团之中；如果我们承认它后来被光武中兴打入地下后又在后汉的最
后一个世纪同民间宗教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承认它经过修改在最后被各种
军阀所集结而成的新的社会精英集团接收过去，那么，汉代为什么衰亡的问
题就能部分地求得解答了。汉代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一种超自然的哲理体系
成长起来之后催了它的命，这个体系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实现它的理
论而已。许多人相信曹操便是这样一个人；但他表示敬谢不敏。他试图建立
一种新结构，那就是使皇帝统而使将军们治。他的儿子曹丕没有接受乃翁的
思想，他有他自己的几条理由来急于拥有皇帝尊号。

曹丕作为曹操的世子，他子承父位是无人与之抗衡的；如果他当上了皇
帝，那么，要搞掉他就等于要搞掉一个皇帝，而像历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样，
这样做不会得到支持，也不会得到成功。除此之外，曹丕有一个有权有势的
父亲，但即令他继承了曹操的爵位，也并不能保证他也继承了曹操的威望。
他在父死不久就有些急匆匆地去南部领土上巡视，其中也有他致力于要深获
军心拥戴之故。另一使曹丕即位做魏王朝开国皇帝的原因，可能是他比汉献
帝小五岁，因此他所处的地位不那么适合向献帝发号施令。

当说完和报道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仍然不知道曹丕是不是受到了他自己
的官员们的压力，抑或废黜献帝的整个过程是由他本人计划和发动的。事实
的真相可能是这二者都多少兼而有之。但是，如果曹丕认为他自己称帝就可
以像汉朝皇帝那样赢得同样的忠心，历史证明他是错了。

关于汉王朝衰微的传统理论

大多数历史学家把后汉的历史都说成是一部从虎虎如生的开头到毁灭性
的灭亡的逐渐衰亡的历史。所以自然而然地他们会发问，这种衰亡是怎样发
生的。传统上有三种答案。有些历史学家指责某些皇帝个人；另有些历史学
家怪罪于妇人和宦官；再有些人则归罪于黄巾军。

关于后汉和刘备蜀汉王朝的历史，在公元304 年的史书中有如下的叙
述：①

..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
三光晦而复明，神器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
炎光再阐。自和、安已后，皇嗣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
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
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

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

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
这是一篇出色的亲汉代的宣传鼓动文字，它写于公元304 年又一次复兴

汉室的时候（见下面《汉人不断坚持的理想》小节），它所包含的要旨被研

① 《晋书》卷一○一，第2649 页。这里所写的某些术语是用的比较好懂的对应字眼。例如“神圣的器皿”
（holy vessel，神器）通常是指御玺；这即是帝位的象征；“蜀”，处于中国的西南部。

究汉代衰亡原因的中国历史学家一再予以强调。我们看到它提及某些皇帝个
人的作用，儿童皇帝所起的有害的影响（“国统频绝”），黄巾和宦官的为
患（“群阉毒流”）。它对魏王朝显示了明确的偏见（即“曹操父子”），
因此预示了后世关于“合法性继承”的争论的问题（见下面第373 页以下）。
最后，这段文字也提出了一种不绝如缕的思想，即汉王朝不会真正地死去。
在上述一段文字的前面还有一句话，据说汉王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
于姬氏”，这样就是意味着至少要历时千年，历世约四十君。①

许多中国历史学家都讨论个别皇帝的功与过，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些

皇帝引起了汉王朝的兴盛或衰亡。不算儿童皇帝（后汉有五人），后汉包括

九位皇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和最后一

位献帝。按照传统的想法，这九个皇帝中有的是有道明君，有的则是昏庸无

道。对于第一位光武帝人们总认为他是好君主，凡是称颂开国君主的一切嘉

言懿行也都必然往他身上扣。末代皇帝也享有好声誉，但这却叫人感到奇怪，

因为事实上是，传统历史学家经常认为末代君主就是罪恶的象征，不会治理

国家。史家范晔（公元398—446 年）总结了大家的意见，他写道：“天厌汉

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②

第二代君主明帝也被认为是好的，只除了认定他刑罚苛刻之外。其后章
帝也是好皇帝，可是，历史学家王夫之（公元1619—1692 年）在他身上开始
看到了汉王朝衰落的迹象。③其后的五个皇帝就都受到责难。早在公元190
年，学者蔡邕就称和帝、安帝和顺帝都“无功德”。公元219 年，当人们在
和曹操议论汉代历史的时候，都认为安帝是第一个坏皇帝。自此以后，传统
就在和帝和安帝之间摇摆，要找出谁是第一个坏皇帝。他们的后继者顺帝、
桓帝和灵帝受到普遍的责难，但是，桓帝和灵帝又比顺帝更坏。在适当的时
候，“桓灵”一词即意谓“暴虐的政府”；此词在后世的政治词汇和诗的语
言中即等同于“幽厉”，此即传统观点上的两个坏的周王。④

如上所见，围绕着后汉诸帝所产生的历史成见是在后汉最后几十年中开
始形成的，所以不用奇怪，这种成见给汉代衰亡的传统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1086 年）把后汉的历史分为四大段。第一
段是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时期，每一个人——“下至虎贲卫士”——都经明
而行修。和帝、安帝和顺帝三朝则缺乏此等优良风气。所幸的是，最初三位
皇帝的遗化对高级官员仍在起作用，因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往
往拼着性命来防止国家的垮台。如果顺帝能有好的继承人，汉王朝可能会再
度兴盛，但很不幸，顺帝之后却是接着“桓灵之昏虐”的时期。

这几名皇帝不仅坚持其先辈皇帝的愚蠢，而且他们更进一步残害忠良，
以致朝廷污浊，仇恨滋生。以致在最后阶段，汉献帝成了“乘舆播越”的游
荡者，虽然从前的伟大在他身上仍残留着最后的痕迹。仅仅是他的存在，就
足以阻止曹操这个“暴戾强伉”之徒夺走他的帝位。①

历史学家赵翼（1727—1814 年）却持论不同。他说，光武帝不出自前汉

① 《晋书》卷一○一，第2649 页。
② 《后汉书》卷九，第391 页。
③ 关于对这两个皇帝的赞誉，见《后汉书》卷二，第124—125 页；以及《后汉书》卷三，第159 页。关于
王夫之的意见，见《读通鉴论》卷七，第198—199 页。
① 《资治通鉴》卷六八，第2173—2174 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356—358 页。

皇室的大宗，而是它的小宗。因此，他的创建后汉“譬如数百年老干之上特
发一枝，虽极畅茂，而生气已薄”。因而不足为怪的是，不用说几个儿童皇
帝，其中和帝、安帝、顺帝、桓帝和灵帝都青年夭折，无一人活过了34 岁的。
只有光武帝、明帝，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还有献帝，却都活过了那个年岁。在
他看来，整个帝国的繁荣昌盛是同皇帝个人的长寿相联系的，而某王朝的衰
落也可从它的诸帝的早死看得出来。①

赵翼认为重要性在于汉代诸帝早死者多，这可能不是太牵强附会的。当
人们问到传统的历史学家，为什么从和帝和安帝直到灵帝都是坏皇帝时，千
篇一律的回答都会说：“因为他们允许妇女和宦寺当政。”正是在这里，诸
帝的早死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儿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会没有子嗣，以致帝
位常在空缺之中。从根本大法上说，没有太子，就会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实
行摄政，因此，他们要从旁支挑选一个新皇帝，从而使“新枝发自新枝”。

自然，他们会挑选一个年轻的皇帝，以便他们能延长自己的权力。同样

自然地，如果皇帝长大成人，他不会满意摄政的影响，而会开始寻找同盟者。

官僚们对他没有用处。他们要么被收买，要么屈从于外戚家的威势，而且不

论在何种情况下，皇权的扩大是不符合官僚们的利益的。结果就是皇帝投向

宦官的怀抱：他们往往成为他的唯一的宠信者。当摄政被搬掉的时候，作为

皇帝旨意的唯一解释者和执行者的宦官，便来填补了权力的真空。这样，宦

官的统治被说成是妇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妇人之治又反过来被说成

是男人系统虚弱的无可避免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人们把妇人之治和宦寺之治跟皇帝的早死联系起来（像赵
翼那样），或者把它们跟道德沦丧联系起来（像司马光那样），这都是无关
紧要的。事实仍然是，妇人之治和宦寺之治确实是从和帝开始的、直到公元
189 年9 月宦官被屠杀时为止的后汉历史的特点。为什么妇人之治与宦官之
治要被看作是汉王朝衰落的象征呢？奇怪的是，传统历史学家几乎都不愿劳
神地去解说这件事情；论据是不足为奇的。有时我们会从书本上知道，权力
必须产生于阳，即自然界的积极的、朝气蓬勃的阳性本原。②女人自然代表
阴，是其反面的、被动的本原。宦官也被看作是阴，因为他们的阳性已被去
掉了。由此观之，妇人和宦官之治被说成是由阴所产生的权力，而这是传统
思想家所憎厌的概念。

天、地和自然也都厌恶这种统治，因此用彗星、地震和生畸形人来示警。

认为自然本身也讨厌妇人和宦者之治的这种概念也很古老。当历史学家司马

彪（约公元300 年）把这种奇异的现象列举出来时，他解释说，它们大多数

都是由妇人和宦官之治引起的。①曹操死后仅一个月，他的儿子、世子曹丕当

时仅为魏王而尚非皇帝便立下一个规矩，即只许宦官当奴仆，余职一概不许

染指；公元222 年已身为皇帝的曹丕，在他册封第一名皇后时就下令，皇后

和皇太后及其所有外戚，从今以后，一律不得参与政府事务。②

除坏皇帝、母后摄政和宦官之外，还应加上第四个促使汉王朝衰亡的原

因：即黄巾军。有几个传统历史学家把黄巾军看成是使汉朝衰亡的最重要的

直接原因。欧阳修（1007—1072 年）写道：“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而

①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四，第15 叶。
①
这个表形成了《五行志》，即《后汉书》（志）卷十三——十八。

② 《三国志·魏书二》，第58、80 页。

“已无救矣”。③何焯（公元1661—1722 年）把黄巾军之乱与宦官之治联系
起来，他写道：“东都黄巾蚁聚，群雄龙战，皆由宦者流毒。”④

这种历史成见也影响到了西方历史学者。像他们的中国同行那样，他们
也强调指出坏的或不负责任的皇帝，涉及太后和宦官之间的派性斗争，以及
黄巾军，把它们视为导致汉王朝没落的征候或原因。但是，西方历史学家搞
不懂如何按照道德沦丧论来衡量皇帝之坏和他不配做皇帝。由于事实上一个
朝代的皇帝们（创国之主除外）都长于深宫之中，脱离人民，被金粉豪华的
生活和阴谋诡计所包围，所以他们把这些皇帝的习性看成是这种事实的必然
结果。①就后汉的情况来说，这种解释又有些不足恃，因为安帝、桓帝、灵帝
和献帝的早年都不住在宫内，但是，这种情况对他们配不配治理国家似乎没
有起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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