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1976年的人们鼓与呼的王永安走了

刘海明

人民日报老同志微信群里，忽然传出消息：老记者王永安1月24日在美国病故，终年81岁。老同志纷纷缅怀，“王永安为1976年‘四五事件’及以后的平反冤假错案做过不小的贡献！”

“四五事件”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十分隔膜了。但过来人都记得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前后发生在北京的一切：十里长街送总理，天安门广场的人潮花海，还有感时伤怀、鞭挞“四人帮”的众多诗词，然后是伟大的10月北京市民和老干部快意烹饪三公一母螃蟹，“杯中洒满幸福泪”。

经过“文革”狂潮，长期的政治内耗和经济困顿，人们从切肤之痛中，体会到空头政治的荒唐，党外“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的丑恶。而周恩来倡导、邓小平践行的“四个现代化”，意味着安定团结，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改善民生。1976年百万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成为新中国建政以来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几十年间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从此鸣笛变轨，转向震惊世界的改革开放。在“四人帮”的操纵下，人民日报一度对“四五事件”宣布官方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华国锋在这年10月的惊人一搏中逮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承认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恩来“合乎情理”，并在这年岁末悄悄释放了一些广场被抓的群众，对于"四五事件"的整体定性却不肯后退，坚持“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趁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从秘密调查到内参和公开报道

然而，党内外的良知底线，人心不死，构成了一道看不见的万里长城。抓捕“四人帮”后第二天进驻接管人民日报的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与报社“文革”中靠边站的老同志心心相印。这一年岁末，他把刚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的记者余焕椿等人的清查报告《“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上报中央。主管宣传口的耿飚看到材料后，高兴地说：“四五事件可以平反了。”

西北政法学院毕业、1964年分配到人民日报的王永安，作为本报政法记者，就是这个历史节点挺身而出，为还原历史正义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王永安对于“四五事件”有这样的认知：“1976年4月5日前后，党和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在广袤的祖国大地，在英雄的天安门广场，千千万万的人民挽手挺胸，激昂慷慨，同声讨伐‘四人帮’。残酷的镇压虽然给‘四人帮’带来短暂的喘息，但人民的血泪，人民的心声，唤醒了中华，振奋了党魂，为我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本报记者王永安、于国厚、张燕《争做振兴民族的中坚——访参加四五运动的一些同志》，1981年4月6日《人民日报》）

据王永安回忆，从1976年底开始，社领导胡绩伟、王若水等就悄悄布置记者到社会上秘密调查清明节事件的真相，通过相互串连，寻找线索，秘密听取被抓人员、现场当事人员的纪实谈话。为了使这项敏感工作不节外生枝，王永安对外的身份不是记者，而是报社搞清查的外调人员，调查人民日报1976年4月8日《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报道中的有关问题。王永安还得到了报社政治部主任的成坊支持。调查工作开始还秘密进行，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北京市公安局知道了，这一来也不避讳了。

1977年12月25日，王永安向胡绩伟总编辑汇报了出狱不久的"四五事件"受害者来访情况。胡绩伟问那个理平头的人找到没有，王永安说“理平头的”、“戴眼镜的”、“砸广场车的”人还没找到（这些人都曾被“四人帮”污蔑为“反革命分子”）。胡绩伟说，务必把理平头的等人找到！1978年4月“四五事件”满两周年的时候，几乎天天有事件受害者和目击者找到报社，向王永安等人讲真相、诉不幸，盼望昭雪。他们纷纷给党中央写信，很多人指名道姓地提出把信交给邓小平、邓颖超同志，让他们最信任的领导人了解情况。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四五事件”的几个关键问题，是非清楚了。如：《文汇报》反周总理的文章，南京事件，北京压制悼周，4月4日纪念碑花圈一夜被清，广播车为何被砸，冲击大会堂原委，天安门东南角现场指挥楼被烧内情，抓捕人数和有无死人情况，清查中追查后台问题，以及人民日报怎样上报事件假报告、报纸的假报道等。参加社内清查和社外调查的，有余焕椿、王永安、张玉兰、张和平、胡志仁、缪俊杰、卢袓品、崔筱桐、高集等记者编辑。

1978年5月，总编辑胡绩伟与副总编辑秦川、李庄商量，从"四五事件"受害人的情况和申诉信中整理出一份内参，“单印专送”中央，并以“人民日报宣传小组”写出说明：“陆续到报社的群众工作部来访，有的给报社写信，表达了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限感激和热爱的真挚感情。同时，普遍反映了他们在出狱后，继续受到歧视和迫害的情况。”

6月8日，人民日报编委余焕椿在全国政协文化组展示了“四人帮”与鲁瑛的24次通话记录，首次公开呼吁为"四五事件"彻底平反。

1978年9月初复刊的《中国青年》第一期，由于刊登了天安门诗抄和广场被捕青年韩志雄的事迹，被汪东兴勒令停发。王永安连夜赶写出韩志雄的长篇通讯，声援《中国青年》，首次澄清了被“四人帮”颠倒的一些事实，如砸广播车、冲击人民大会堂等，以及姚文元关于"四五事件"定性的指示，是当时各媒体努力发出的“四五事件”零星报道的一个突破。韩志雄只是二十出头的推土机司机，北京市房修二公司党委冲破阻力，为小韩广场罹祸而奔走。党委副书记派人前往公安局交涉，并表示：“就是公安局不平反，我们也要发决定向小韩学习！”（《在急风暴雨中——记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共青团员韩志雄》，1978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

评论部领导范荣康取走稿子，发排后告诉王永安：“你的稿子全文照排，关键不是改，而是报社领导敢不敢发表。”10月17日晚，韩志雄的通讯装上了人民日报第3版。大样在社领导手中传递，总编辑胡绩伟没改；王若水没改；值班副总编辑李庄把稿件中“四人帮”露出“真实面孔”改为“峥狞面孔”，两字之改以示负责。第二天见报后，《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专门打来电话表达军方支持的立场。

10月29日，胡绩伟让王永安搞一份"四五事件"内参，说明抓的人中有无反革命分子。经过一番深入调查后，王永安整理出《四五事件被捕人员的处理情况》（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726期），证明其中没有一人是反革命分子。这个材料对于为"四五事件"平反排除障碍是很有说服力的。（王永安《我同胡绩伟同志的接触》，共识网）

北京新市委决定一语惊天下

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新班子召开常委扩大会。“凡是派”吴德去职，林乎加调任第一书记，贾庭三主持市委具体工作。常委扩大会上人声鼎沸，与会者强烈要求在会议公报中，加上一段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话。特别是“四五运动”后被捕和受迫害人数较多的北京工业口、教育口反应强烈。据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回忆，在总结会上，贾庭三忽然离开讲稿，取出一张小纸条，念出一段惊心动魄的话来：“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段话连用3个“完全”，鲜明地表示了新市委的态度。11月15日，《北京日报》关于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4000字报道中，全文写进了关于"四五事件"的这段评价。这一天，胡绩伟感到时机成熟，给编辑部打电话，要求马上写出文章，向全社会揭露"四五事件"真相。由评论部负责人范荣康主持，王永安、余焕椿、缪俊杰、卢袓品、崔筱桐、高集参加的写作组当天到位。

15日当晚，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三家央媒老总在中央工作会议代表下榻的京西宾馆见面，商议如何转发《北京日报》这条新闻。新华社社长曾涛提出，从北京市委决议中抽出"四五事件"那段话单独发表。胡绩伟拟出标题《“TAM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就在新闻界三巨头商议于京西宾馆的这个晚上，人民日报"四五事件"写作组全体来到公安部，调看了1976年的广场监控摄像，感受当时现场悲壮惨烈的气氛。

11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这则新华社电讯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TAM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对于1976年清明节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从11月16日到11月24日，中央高层保持了难堪的沉默。而人民日报写作班子集中在评论部大办公室，争分夺秒地赶写"四五事件"通讯。据王永安回忆：“我捧出一堆堆他人用血和泪换来的材料，一首首感人肺腑的诗抄，一张张激动人心的照片，一盘盘催人泪下的录音带，大家翻阅着、聆听着，个个心潮难以平抚。”

平反通讯见报前的顾虑

一个星期左右，几万字的初稿出来了。11月20日，胡绩伟打来电话，决定文章翌日见报。这天上午胡绩伟还召集写作的同志开会，透露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希望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胡乔木提出文章最好多点一些当年参加"四五事件"人的名字，尤其是天安门诗词的作者。下午报社编前会对此事进行了热烈讨论，编委、理论部主任何匡突然激动起来，担心：“明日文章见报，胡绩伟马上下台，人民日报要受到处理。”

何匡1938年8月奔赴延安抗大，在“文革”后思想理论界的拨乱反正中冲锋陷阵，但他作为编辑部的高参、胡绩伟的老乡兼挚友，不能不为人民日报的命运思虑良多。编前会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晚上，人民日报最资深的评论员范荣康，以他那几十年不改的苦笑对写作组说：“文章明日能否见报，还很难说。”

这时候，王若水来到写作组，明确表示同意明日见报。大家松了口气，赶紧拉住这个“文革”中的“资产阶级理论权威”：“王权威，你今晚别走，盯在这儿。”

写作组开始修改见报稿，由余焕椿执笔，范荣康定夺。大样出来后，送给值班副总编辑李庄和秦川审阅。李庄的退样，将广场镇压中的敏感情节做了部分删节：因为吴德还在位，删去广播讲话内容；淡化了广场受害人被打、被关的情景描述。而秦川的改样，据王永安回忆，“有的改得好，有个地方改后影响了事实准确。老范说那再改回去，回头报告一下老秦，于是我在车间直接处理了。”

11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转二版，发表署名“人民日报记者”的长篇通讯上篇：《TAM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11月22日连载通讯下篇。长篇通讯开宗明义表示：“四五事件"前后，“四人帮”及其心腹利用《人民日报》搞了许多假情况，造了许多谣言，上欺中央，下骗群众，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人民日报职工深感有责任把被颠倒的"四五事件"真相公之于众。文末得出一个豪迈雄壮的结论：“谁是事件的组织者？人民。谁是事件的指挥者？人民。”"四五事件"以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不是“四人帮”的；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只有人民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这是几十年极左路线创巨痛深，党和人民舔血抚痕得出的历史觉悟。通讯见报后，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些领导见到胡绩伟，同他热烈拥抱。王永安回忆这段往事，深有感慨地说：“留下的是办报民主，思考冷静，干群融洽，忠于事业的人民日报好传统。报社犯错误的教训之一，就是在重要时刻，不同意见太微弱了，舆论一律、一言堂封杀了冷静思考的空间。”王永安可能一直沉缅于改革开放初期上下无界的宽松气氛，不唯上也不知转圜的倔强个性，到了90年代终于导致了一些内部摩擦，离开了新闻一线。

11月25日，华国锋终于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中央认为，TAM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TAM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对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历史见证了伟大的1978，党心和民心如此水乳交融，由体制内媒体与中央务实改革力量声气相求、配合默契，终于推翻了压在百万北京市民头顶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结论，历史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领导人以"四五事件"的平反为杠杆，以人民呼声为后盾，矢志推动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史上，这是多么令人振奋和伤怀的一幕，像流星般美丽地滑过东方的夜空。

党报记者的“在场”优势

在新中国的若干历史关口，人民日报记者因为中央机关报的便利，可以“在场”观察与记录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有幸亲历甚至推动历史的进步。

“文革”后，王永安因为新闻报道需要，跟中央高层的子女有来往，更以记者的使命驱使，与众多社会底层的人们产生共情，努力为其代言。王永安专门采写过天安门英雄平反后的个人生活和事业发展。满目疮痍的祖国复苏了生机，当年的英雄青年意识到缺乏文化知识搞不好现代化，很多人考上了大学生、研究生。《告别》一诗的作者景晓东，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清明节呐喊》一诗的作者邓永思，考入北师大哲学系；到小楼谈判的五名代表之一赵世坚，考入北京师院中文系；天安门广场上第一张悼词的作者曹志杰，考进北大法律系研究生班；出没在广场上录音的任世民，成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特艺系的研究生。朝阳区无线电一厂技术员周忠铉，在狱中就考虑着图纸的设计，出狱后抓紧整理资料，到美国底特律大学深造，以满分的成绩取得考博士学位的资格。

翻开“四五事件”的照片，都是当年许多年轻人冒着危险抢拍下来的。这些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编辑出版了《人民的悼念》大型画册。王志平、罗小韵、吴鹏、王苗等成了专业的摄影工作者。北京电影乐团的王立平，曾经参加为纪录片《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扬眉剑出鞘》作曲，曲调悲壮感人。如今向抒情歌曲进发，大胆使用电吉他、电子琴配乐，终于创作了受人喜爱的歌曲《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等。

1976年是政治残破、肉食者鄙，连普通人也看不下去的年代。还有一些人在那个国运转折点上飞蛾扑火、博浪一击，事后悄然身退，继续一份平凡的工作。北京航空食品公司工人傅燕君，1976年时只有14岁，因对不让人们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想不通，天真地写信质问，结果被拘留。现在他14个国家的航班服务，努力把食品做得色、香、味、型俱佳。民航的傅乃严在狱中受折磨，身体虚弱，领导照顾他做收发工作。他说：“我最大的乐趣是能及时把信件发出去，把书信报刊送到大家手中。”

王永安还记述了一些令人动容的小人物命运。北京市劳改局的老郑同志，曾经被当作“四五事件”的一个小后台而关押。粉碎“四人帮”后一年多，在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时，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得知老郑同志的情况（老郑在文革中还批判过他），认为这样的同志应该受到信任，与劳改局的组织研究，将老郑调出来，参加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重要工作。这位老同志听说老郑的孩子得脑瘤后，亲自请医生为孩子医治。青年工人贺延光带领全厂青年到广场献花圈，矛头直指“四人帮”，出狱后当选共青团十大中央委员。但他放弃前途似锦的仕途，整天背着照相机采访、拍摄。

报道最后，王永安也直言：有少数因参加"四五事件"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至今仍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处境也不大好。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本报记者王永安、于国厚、张燕《争做振兴民族的中坚——访参加四五运动的一些同志》，1981年4月6日《人民日报》）

“四五事件”旧人的重逢和失之交臂

1985年王永安担任群工部副主任，赶上钱李仁接任社长，党报一段辉煌的历史。如1989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本报记者王永安、李春雷、赵蓓蓓的报道，大标题是《舆论监督面临挑战 各方呼吁排除障碍》。由群工部另一位副主任李春雷主持，首都法制记者联谊会在北京饭店召开“舆论监督所面临的挑战”研讨会，首都新闻、法律、纪检、信访、理论、艺术界近百人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者主张：舆论监督应包括知政、议政、批评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舆论监督搞好了，对防止腐败现象，促进民主化进程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当前舆论监督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行政的干预，权力的滥用；非理性的冲击，旧观念的束缚；新闻工作者自身的素质及社会责任感；社会各层次特别是领导层的承受力。几位发言的律师认为，记者们一要有勇气，二要求实、三要依法行事；当记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需要帮助时，律师有责任为记者伸张正义。今天读来，可以感受到80年代思想解放的生猛。

1992年王永安在群工部主持召开人民日报“耳闻目睹”图片专栏座谈会，探讨运用摄影手段干预社会生活，进行舆论监督。王永安采访过的“四五运动”英雄、时任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坦言：摄影记者大多愿拍表扬的照片，不愿拍批评的照片。拍表扬的照片容易发表，可能从被表扬者那里得到好处，名利双收；拍批评照片，要冒着照像机被砸、人被打的危险，照片见报后还可能招来一些麻烦。搞舆论监督是需要有勇气的，好的照片可以放得大一点，比较重要的希望能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主持会议和参加会议的，依然是当年那份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2012年的一个饭局中，我偶遇一位“四五”英雄、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周为民，谈起人民日报为“四五运动”平反的报道，他惦记着王永安。当时王永安已经长居美国。我试着拨打了本报宿舍电话，竟然联系上了回国小住的王永安。他热情邀请我到本报北区宿舍楼，品茶畅聊，交给我一份改样，对我撰写的《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社史札记做出了详尽的细节订正。记得他指着寓所朝南的阳台说：这一阳台都是1976年"四五事件"的原始史料，1978年平反后市公安局说已经撤案，原始材料都让我拿回来了。那一刻，我感觉面对着一位历史的见证人，羡慕加敬意。我介绍做改革口述史的鲁利玲女士与王永安建立了联系。可惜当时没有抓紧落实王永安与周为民的会见，两位重要的历史参与者在1979年西单“民主墙”事件后天各一方，终于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本报记者、西北政法学院同学陈兴贵说起，王永安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喜欢西方古典音乐，在大学班上是文艺委员。90年代初，王永安到新闻系工作后并不沉寂，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拿到了复旦、人大之外新闻学专业第三个博士点。本报文艺部老记者、画家罗雪村印象中，很多年前去报社北区食堂吃早点，总能看见王永安提着饭盒去打饭，要6个油饼；路上逢人就聊，遇到正在剪黄杨的绿化工人，也停下脚步说上几句。罗雪村悄悄画了他的背影。

王永安育有“三朵金花”，晚年住在学古筝的二女儿美国家中，摔过两跤，又为肾病所苦。曾与王永安共事的群工部另一位副主任李春雷一直与他保持微信联系，谈起自己的病情，王永安幽默地说：“医疗很先进，病人很痛苦。”但他心态好、乐观，就如他工作时不紧不慢，哈哈笑笑，其实心里很有谱。

本报80年代的副总编辑余焕椿感慨：王永安彻底解脱了，路上再无痛苦，只有友人无尽的思念。

来源： 党报旧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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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