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97岁人民日报老记者林晰回望激流——风暴眼中（2）

刘海明

【案例】

钱江：97岁人民日报老记者林晰回望激流——风暴眼中（2）

他在人民日报度过了将及百岁的人生。

1955年，林晰调到人民日报农村部，从事农村报道，对社会经济运行关注了起来。

“大跃进”的1958年3月，人民日报反右运动中确定“划右”的32人名单确定，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分批遣往唐山柏各庄农场劳作。林晰则走向另一个地方——湖北枣阳。  

1、大跃进中到湖北枣阳劳动一年        

林晰幸免于这场政治风浪，思想触角却被触动。林晰曾将自己在青年时代的社会理想和对现实的思考，向刚从理论部调任农村部主任的林韦谈过。对这位年轻人所思所想，林韦多有认同，但是他嘱咐林晰当下可以多思，不要多言。在林韦主持下的农村部，年轻人思想比较活跃，但是没有一个人落入“阳谋”之中，这要感谢林韦，亦是林晰的幸运。

在右派们打起行装前去渤海之滨柏各庄的同时，1958年3月，人民日报抽调60人（主要是编辑部门人员）下放不同的省市农村“劳动锻炼”，去认识农村，鼓动“合作化”和随之即来的“公社化”。

林晰也编入这个队列，这一组一共9人：沈石、王若水、吴元英、黄岳军、文天申、黄翊明、林晰、王小松、贺梦珂。他们在湖北枣阳县农村劳动了一年，亲身经历“高级社”“大跃进”进入“公社”的过程。

同在一个小组里，林晰认识和熟悉了同事王若水，概叹他在繁重劳作之余坚持学习，认真思考，而且佩服他的敢言。下乡不过半年，这位后来以哲学思考见称的思想者就给他看一份刚刚写好，打算发回报社领导看的报告。

哲学家的汇报说，枣阳县今年小麦单产是多少？《湖北日报》发表的数字是300多斤，其实报道发表之日，枣阳许多地方的小麦还没有打完呢。1958年8月底，湖北省委检察团来到枣阳县，这里的“红旗区”——鹿头区向湖北省委送喜报，写上单产小麦432斤。但是据若水实地了解，当地两个重点队的单产只有约200斤，其他的社队就更低了。

这份送交报社领导的报告还写道，他们参观了湖北省随县光大久社一块亩产5万多斤的水稻田，一看即发现这块高产田的作物是从多处移来拼在一起，因此产量也是假的。

2、林晰重返枣阳写通讯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眼前这位下乡劳作的编辑敢这样写，似乎已预示未来命运的波折。林晰感到自己不如他，他们的友谊在那时建立起来。

林晰意识到，“大跃进”中出现的大量虚报粮食产量，以及在农村“大炼钢铁”的浮夸新闻，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破坏。

枣阳，在林晰心中留下了深深印迹。即便后来离开了，想起枣阳总感到心弦拨动。

1962年，林晰特地返回枣阳县采访，重新审视劳作过一年的地方，认为农村需要调整生产关系，为此采写了通讯《在下放过的地方所见所闻所想》，针对“公社化”过急过大的严重偏向提出：生产队规模不宜过大，较小的生产队更适于当时农村的经营管理实际。这篇通讯是对“一大二公”公社制度的婉转批评。

文章发表不久，一股“反右倾”高潮再度涌来，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为纲。林晰很为自己刚写的文章担心，为是否会受到批判感到担心。

这时的《人民日报》报道又转而强调“公社化”优越性，林晰随同安岗、李克林率领的工作组，到山东曲阜县陵城公社东郭大队调查，撰写文章强调公社的“一大二公”是优点，恰与林晰先前文章对立。

反复波动的农村报道，使林晰对中国农村的未来深感忧虑。

1965年，林晰参加吴冷西率领的四清工作队，到北京通县西集公社开展运动。他就西集公社的多种经营、发展状况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纪要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为此配写了人民日报社论《关键在于干部的思想》（1965年7月22日《人民日报》2版）。事后，他认为这篇社论中有许多套话和空话，久久深感不安。

终于，又过了不久，那场民族大浩劫开始了。

林晰老师告诉笔者：“我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直接参与了一些事件的采访。其中有着许多的困惑和悲哀。我把其中的一些片断真实记录下来，应该是件有意义的事。”

         

3.“文革”之初的最初触动

林晰回顾说，运动之初，我曾为这场也打着“解放思想”旗号的运动所鼓舞，认为这将让中国人民冲破千百年来形成的思想牢笼，可以使民族的思想更为解放，性格更为开朗一些。我在“文革”初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场运动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几个月——持续到4月，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命运逐渐逆转，感到接收不到中央的及时信息及领导了。“上海为何突然向北京发难”成为报社编委会或者说总编辑深感疑惑的事情，编辑部成员们也闷在葫芦之中。总编辑吴冷西决定，派遣资深记者顾雷率领一个记者组专程去上海摸情况，林晰也在其中。

出发前吴冷西亲自给记者组讲话，要求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千方百计了解各种变化的缘由。到了上海发现，市委对这个记者组采取严密封锁措施，一举一动都受到注意，电话也被听去，结果是一无所获回到北京。这时，吴冷西已经临近被“夺权”的日子了。

从上海回来以后，林晰编入另一个“记者组”来到四川成都，打探有关文革的消息。没有过几天，陈伯达就来到人民日报夺权了，并于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他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发表以后，“天府之国”的中心成都大乱。当天，林晰回新华社四川分社招待所，路上发现成群青少年正无所顾忌地用石子儿砸天主教堂的彩色玻璃。林晰想，这大概就是“造反有理”吧？

第二天，市面骚动，更多年轻人在街头巷尾砸烂店铺招牌，改变街道名称，有人追剪女人的长辫子。这让林晰想起“天下未乱蜀先乱”的古话。

中午，他来到玉龙街上的“陈麻婆豆腐饭庄”，想尝尝儿时爱吃的“麻婆豆腐”，却见几位工人手拿菜刀，站在梯子上刮去“陈麻婆”。走进去，林晰问女店员：“有陈麻婆豆腐吗？”

女店员对他说:“只有麻辣豆腐，今天改名的。”事情的缘由是，有人提出“陈麻婆是个资本家”，不能要这个招牌了，把它砸了当柴烧。也有人不同意，但在革命威力下，无人敢于坚持意见。

身在现场的林晰赶写了一篇短通讯，题目就叫《麻婆豆腐易名记》，第二天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他在通讯结尾处写道：“无产阶级的风暴冲击着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也包括这家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店。”只是没有写到记者自己。

林晰后来回顾说：“显然，我对这场‘革命’取赞扬、肯定的态度。我那时哪里会知道，这场风暴造成了祖国的全面灾难，也毁坏了我的家庭，夺走了我亲爱父亲的生命。”

  （未完待续）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Fvl7UQtoAlnPLUhPsGcYg

编辑：屈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