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陈伯达人民日报“夺权”工作组的构成——进入大劫难的人民日报

刘海明

   

钱江：陈伯达人民日报“夺权”工作组的构成——进入大劫难的人民日报（1）

1966年5月30日晚上人民日报编委一致通过向中央的报告，请求派人来接替吴冷西主持工作的时候，解放军报正师级记者处处长朱悦鹏，在这天上午就知道自己的新使命了。

         

1.唐平铸、刘志坚先后交代任务

         

这天上午，解放军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唐平铸将朱悦鹏和军报通联处处长李久胜叫到办公室，宣布说，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今天下午3点你们到总政刘志坚副主任家里去，由刘副主任当面交代。

唐平铸把话说到这里停住了，不告诉是什么任务？

朱悦鹏、李久胜很奇怪，既然是重要任务，时间又那么紧，又要由总政刘志坚副主任当面交代，猜不透这是什么样的任务?以致朱悦鹏那天的午饭没有吃好，更睡不着午觉。

下午 3 时，两人准时到达北京东四一条巷子里的四合院——刘志坚家中。刘志坚副主任分管军报，对军报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比较熟悉。他要两位坐下来，等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来了再谈。

过了一会儿，钱抵千到了。刘志坚立即正式宣布任务：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由陈伯达任组长，军队派 3 人参加，地方也派 3 人参加。你们 3 人就是军队派去的，要坚决服从陈伯达的领导。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抓宣传、抓版面。明天上午10时，你们去钓鱼台见陈伯达。

这就是交代正式任务了。刘志坚随后还谈了一些当前的全国形势，总体上的意思是，现在报纸宣传很重要，军队在这方面也需要人，中央要军队抽3个同志，所以挑选你们三人去，希望你们能愉快地接受任务，完成任务。

         

2.李久胜换成尚力科

         

领受了任务，返回军报驻地平安里三号的路上，李久胜对朱悦鹏说：“工作组去人民日报，全力抓版面抓宣传，我在军报长期做通联工作，对版面不熟悉，恐怕得换个同志去。”

他们在回到报社驻地以后，向副总编辑唐平铸、胡痴做了汇报。李久胜再次谈到他不合适去的理由，说，去人民日报的应该是军报的笔杆子，自己长期做通联工作，算不得军报笔杆子，还是换一个人去更好。

唐平铸、胡痴两人听了，同意李久胜的意见，对朱悦鹏说，军报党委委员就那么几个人，再也抽不出了，你就在副处长、副主编中选一个人吧。

朱悦鹏随即提名记者处副处长和谷岩（故事影片《狼牙山五壮士》编剧之一），说他的业务能力强，团结同志好，比较合适。

唐平铸不同意：和谷岩不能去，你这个处长走了，他还要主持记者部的工作，再想一个吧。

朱悦鹏想了想，提议让军事工作宣传处副主编尚力科去。他讲了尚力科的长处，唐平铸、胡痴都同意了，要秘书立刻报告刘志坚副主任。

从唐平铸办公室出来，朱悦鹏想，这么重要的任务，为什么军报总编辑华楠不出来向我们布置呢？我们接受了任务，也应该向总编辑报告一下，于是来到华楠家中，向他报告了。

华楠说，最近身体不好，由他们布置就可以。

后来朱悦鹏才知道，这时候的华楠已接到新的任命为战士出版社社长，只是命令还没有宣布。

         

3.刘少奇、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派出陈伯达工作组

         

朱悦鹏领受的任务毕竟是低了一个层面的，前一天，高层领导已对人民日报的命运、包括对吴冷西的命运作出了安排。

鉴于“文革”已经发动，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 7 人贴出大字报，以及领袖对吴冷西领导下的人民日报严重不满，在5月28日正式宣布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名单上，没有了最初曾提名列入的吴冷西的名字。

5月2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会议地点就在刘少奇家中的会议室。周恩来、邓小平参加，还有一些部门负责人包括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列席。

会议首先议定，由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接管那里的领导。同时决定由李雪峰负责接管北京市委，取代彭真担任第一书记。调吉林省委书记吴德到北京担任第二书记。

新决定是否可行？周恩来亲自到隔壁房间打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

打完电话，周恩来回到会场宣布说，两件事已经得到主席同意。（见刘志坚回忆录《风雨征程》，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246页）

周恩来打电话，主要起“确认”的作用，因为刘志坚那边决定派出的 3 人已经在30日上午开始交待任务了。刘、周、邓很慎重，希望通过文字方式将这一“确认”留存档案。

第二天（5月30日），刘少奇起草了向毛泽东的书面请示信，与周恩来、邓小平联署，请示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5月31日即进报社工作。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报社内部进行整风，学习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下卷第638页）

1966年8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

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署的这个报告看，陈伯达亦担负对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新闻的“指导”

刘少奇的请示信末附有“临时工作组”在京人员名单，除陈伯达率队外，“临时工作组”成员是：穆欣，《光明日报》总编辑，钱抵千（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朱悦鹏（《解放军报》党委委员、记者处处长）、李久胜（后改《解放军报》党委委员、军事工作宣传处副主编尚力科——本文作者注）、杨丁（《红旗》杂志社国际组编辑）。另从上海抽调2人，名单待定。

毛泽东当天深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 同意这样做。”（同上下卷638-639页》

这是“文革的大革命”开始后以中央名义派出的唯一“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有些短命，两个月后不怎么提起了。究其原因，可以看到8月初毛泽东贴出大字报，对“派工作组”的做法表示严重不满，进行了严厉批评。在领袖的批评下，进驻大学和中学的“工作组”纷纷撤出，进入了人民日报的工作组立刻放低了身姿，不大使用这个名称，而且通过任命新的总编辑、副总编辑来领导运动和工作。

         

（未完待续）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lWtBxpZmUxgxMgmUlBRTQ

编辑：覃韵琪

刘海明

钱江：陈伯达面授机宜“夺权”“抓社论”，军报“红小鬼”记录——进入大劫难的人民日报（2）

上文记述进驻人民日报的中央工作组的人员构成，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迅速与军队挑选的干部谈话，宣布了任务。

      

1966年5月31日上午10时，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到钓鱼台宾馆八号楼，被引入一层大会议室，陈伯达和康生随后进来，身后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穆欣，以及红旗杂志社的编辑杨丁。这是朱悦鹏第三次走进“钓鱼台”。

           

           

1、陈伯达面授机宜“抓社论”

           

朱悦鹏自1938年参加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当面听陈伯达和康生的指示，他当时认为陈、康二人是党内有数的高级理论家，也是重要领导人，因而行止格外小心。这时也确值陈、康两人红得发紫的当口。陈伯达将在 4 年后“陨落”，康生“当红”要持续相当长时间，直到他死后文化的大革命终了。

朱悦鹏面前的陈伯达显得很兴奋，在这一个月里，和他同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吴冷西看来正在无可挽回地暗淡下去。而他陈伯达本人，不仅执笔修订了重要的“五一六通知”，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协助修改了林彪在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要谈“政变”的讲话。两天前的5月28日，中央正式文件宣布，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

当着随行去人民日报“夺权”的班子，陈伯达以难懂的福建口音讲了很长一段话。很多话朱悦鹏听不大仔细，大意还是明白的。

陈伯达说，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有重要意义。今天下午3点半，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今晚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

随后，他主要阐述正在兴起的“文化革命”，说这场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发动群众参加这场大革命云云。

陈伯达强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陈伯达在讲话中说，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和“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

这些内容，在不到两周前那次“扩大会议”上林彪强调“防政变”的讲话中都有了。

陈伯达滔滔不绝讲完，已经接近中午12点了。康生接着只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同意陈伯达所讲的。

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陈伯达说，明天6月1号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他指定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起草这篇社论。

钱抵千请示说，社论的内容是不是就按伯达同志刚才讲的内容来写？

陈伯达表示同意。（见朱悦鹏回忆录文稿《漫漫人生路》2013年，第53-66页）

穆欣根据陈伯达的要求，当时记录，随后立即整理出来，作为社论内容的依据。实际上，在场的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都作了记录。

陈伯达向面前的人们分配任务，今天迅速起草成文，当晚改定，第二天见报。（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记事》，新天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104——105页）

           

2.军报笔杆子“红小鬼”踏浪尖进入风暴“台风眼”

           

朱悦鹏是个真正的“红小鬼”，1927年3月27日出生在陕西省临潼县朱家村一个富裕农家，出生的时候家里有80来亩地，不愁吃穿。

他6岁进私塾，等来年乡里有了新式小学，他就转学进入，开始学语文、算术，还有史地、英语等。

1936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一支红军队伍自陕北而来，逼近西安，军声震撼。他们径直来到了朱悦鹏所在的村庄驻扎。

这支红军队伍在镇上只停留了20来天就返回陕北，却留下了红色种子。他们走后，镇上小学里来了3个青年教员，后来知道都是中共党员。他们组织起了“抗日民族先锋队（民先）”，朱悦鹏也报了名。因为年龄太小没有被吸收，但他的名字被“民先”组织者牢牢记住了。

1938年10月，陕甘宁边区鲁迅师范学院来人，到朱悦鹏所在学校招收学生去陕北读书，结果挑中了14个人，朱悦鹏也在其中。他回到家里把去延安读书的事告诉父母，父母死活不让去。朱悦鹏还是有办法，他找到了10块钱，瞒着父母亲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这一年他刚刚12岁。

由于年龄太小，他又转去延安边区中学去读书。

读书不过半年，性格活跃的朱悦鹏调入了边区保安部队剧团，唱秦腔，扭秧歌，拉二胡，学提琴，成了活跃的文工团员。

1942年底，延安“边保”改编为警备第3旅，文工团改成宣传队，住处紧挨着旅部宣传科，朱悦鹏跟着宣传科的干事写起了新闻稿，很快成为《部队生活报》的模范通讯员，写的稿子登上了延安《解放日报》。

1945年新年过后，离18岁还差3个月的朱悦鹏入党了。这年夏天抗战胜利，他当上了旅长贺晋年的秘书。1946年4月，他随旅长奔赴东北，辗转来到了佳木斯。这年冬天，他曾担任骑兵连代理指导员，参加了三江平原上激烈的剿匪战斗。

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组建骑兵纵队，贺晋年任纵队司令员，朱悦鹏到政治部担任干事。他到任后向领导建议，创办了《铁骑报》，这是他走进新闻队伍的重要一步。

转眼到了1948年夏天，21岁的朱悦鹏已经是骑兵师宣传科长，参加了辽沈战役，亲身经历了塔山阻击战。

接下来就是大进军了，朱悦鹏所在部队整编为第48军，从东北一直南下，到了江西赣州。在这里，军部办了《奋进报》，任命朱悦鹏为副社长兼新华支社副社长，主持两个班子的日常工作。不久进入广东，朱悦鹏在1953年1月奉调中南军区政治部，担任科长。

   1960年晋升上校时的朱悦鹏

           

1956年，《解放军报》在北京创刊，朱悦鹏调入军报当记者，从此一生的工作都在这里。他于1960年晋升上校，1963年担任记者处长。

几年以后就是1966年。一场大风暴酝酿许久，终于要在夏天爆发了，朱悦鹏踏着风口浪尖进入这场大风暴的“台风眼”。

听陈伯达讲话时，他还不明白这里的风险。

           

（未完待续）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7ME6VqARYhqZU9kaULTnA

编辑：覃韵琪

刘海明

【案例】

钱江：邓小平在怀仁堂宣布陈伯达去人民日报夺权——进入大劫难的人民日报（3）

上篇记述1966年5月31日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宾馆，陈伯达、康生向即将去人民日报“夺权”的小班子面授机宜，授予他们起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任务。本文记述这天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发生的事情。

1963年7月，邓小平率团去苏联访问，刘少奇、彭真到首都机场送行

1966年5月31日下午3:30，由邓小平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会议，北京各大报刊、新华社和广播电台负责人，以及首都各主要报纸负责人参加，人民日报去了总编辑吴冷西，副总编辑胡绩伟、陈浚。

会议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的领导小组负责人陈伯达、康生以及部分成员参加会议。这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因随同毛泽东在南方，没有参加会议。

         

1.邓小平宣布陈伯达带工作组去人民日报“夺权”。

         

邓小平宣布，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

他的讲话是这样开场的：

常委决定，找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及其他各报的人，来开个会。讲什么事？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台，撑不起来了。党中央和国家的机关报、通讯社、广播台，近两个月，不像样子了。读者意见很多，报社内部意见很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也在揣测出了什么事。人民日报在文化革命方面没领起头，实际上是解放军报，某种意义上，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在领导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人民日报上，文化革命，兴无（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灭资（批判资产阶级）,不是一点没有，可是没有把旗帜打起来。

过去在文化战线的宣传上，人民日报常受主席批评，"门市"东西多，人来人往，红白喜事登得多，文化革命方面东西少。国内其他方面，也有缺点，还是有成绩的。书记处对报纸也没多管。康老(指康生)管国际宣传方面，成绩很大。 主席对人民日报还是寄以希望的。

         

2、邓小平与人民日报的历史渊源

邓小平把话说到这里，语气还是比较和缓的。

邓小平和人民日报有很长的历史渊源。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邓小平担任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进入1946年春天，该解放区比较巩固。当年4月中旬，晋冀鲁豫中央局做出创办中央局机关报的决定。委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筹办中央局机关报，并担任新创办报纸的总编辑。张磐石晚年回忆，中央局书记邓小平给他下了一道“死命令”，新的中央局机关报必须在5月15日出版。

这张新报纸创刊之日，定名为《人民日报》，邓小平为创刊号题词：“为人民服务”。

邓小平为1946年5月15日创刊的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题词，刊登在当日的《人民日报》创刊号上。

         

1947年3月，延安《解放日报》因胡宗南军进攻停刊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即成为中共领导的解放区中发行量最大的日报。该报还负责创办了晋冀鲁豫人民广播电台，该台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播后，即成为接替台。晋冀鲁豫解放区由此成为宣传、传播力量最强的解放区。

1948年6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与《晋察冀日报》两报合并，创办新的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仍使用《人民日报》报名，张磐石继续担任总编辑。该报被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称为“大党报”，实际上担负起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职责，并在1949年8月1日在北平正式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邓小平于1956年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直接领导，审阅《人民日报》上的重要社论和文章。人民日报档案管理机构至今保存大量邓小平审阅或批示过的文献。邓小平对人民日报的工作，对报社主要负责人是熟悉的。

         

3. 眼下，在怀仁堂中的邓小平说：人民日报那么多笔杆子，没有争取到主动

进入1966年，政治风云暗流纷涌，惊涛翻卷。对姚文元《论海瑞罢官》透露出的肃杀之气，邓小平不可能置身其外，他的观念和刘少奇、彭真是一致的，主张把即将发起的“文化批判”运动尽力控制在学术范围内。

对吴冷西的当前处境，邓小平看得很清楚，仍然希望把控住局势的发展。

在怀仁堂中的一段开场白后，邓小平点出了人民日报的“问题”，他说：

文化大革命很多问题出来后，人民日报并不是不知消息，本应领起头来搞，找全国能写的人写，谁不给写？主要看自己采取什么态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及时，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又把重要东西勾掉。现在，版面撑不起来，靠东凑西凑。有的东西必须转载；大量的不一定要转载，为什么自己不可以编些，人民群众中来的稿件也多得很嘛。要有些特色，有些自己的东西嘛。大量的都是这样那样转载的东西，并不必要。

人民日报的版面上，在文化革命方面，一(旦)被动下来，始终未取得主动。4月，就该转变。从你们的大字报上看，在4月15日以前，比其他报先知道“二月提纲”有错误。按说是不应当透露的。吴冷西透露了，你们在4月就有可以争取主动的机会，却没有争取主动。

文化大革命很多问题出来后，人民日报并不是不知道消息，本应领起头来搞，找全国能写的人写，谁不给写？主要看自己采取什么态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及时，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又把重要东西勾掉。现在，版面撑不起来，靠东凑西凑。有的东西必须转载；大量的不一定要转载，为什么自己不可以编些，人民群众中来的稿件也多得很嘛。要有些特色，有些自己的东西嘛。大量的都是这样那样转载的东西，并不必要。

邓小平接着说：

4月初，彭真的性质已明朗了。4月16日《北京日报》发了那3个版材料后，中央通知不要转发，已经很清楚了。4月下半月，有了中央“通知”的稿子，更清楚了。人民日报应争取主动。这机会失去了，到5月上、中旬，10日左右，还可以争取主动。那时，依靠人民日报这么多笔杆子，讨论一下，也可以争取主动的，（但）仍然没有争取主动。出现个什么局面？中央机关报不带头，而是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带头。群众对人民日报的意见那么多！报纸这个环节没抓好，通讯社发稿，电台广播稿，就也发生了困难。

邓小平的讲话没有停，他还继续讲下去。

（未完待续）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DWPbmi5vQkQll8NjMebdg

编辑：覃韵琪

刘海明

钱江：陈伯达推出“夺权”人民日报第二篇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人民日报的劫难（6）

1966年5月31日晚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当晚编定并亲自制作社论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6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对这一过程，可参见笔者撰写的《文革宣言——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笼记》上下篇，本文记述陈伯达“夺权”次日（1966年6月1日），第一次主持人民日报编委会会议。

1.陈伯达主持夺权后第一次人民日报编委会

  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签字付印后，陈伯达回钓鱼台睡到上午。

6月1日下午3时左右，陈伯达来到人民日报主持召开编委会议，在京的“中央工作组”成员悉数到场。此后一段时期，来自军队的工作组成员每天下午3时到办公室，工作到次日凌晨报纸开印后离开。（见朱悦鹏《漫漫人生路》第58页）

吴冷西也参加了这天的编委会议，未见他有讲话的记录。

陈伯达面对人民日报编委成员们说：“我们来，你们高兴不高兴？”

座中编委们纷纷说：“高兴，太高兴了！”

倒是陈伯达带点儿自嘲地说：“都高兴？我看大多数人高兴，会有少数人不高兴。不要形而上学，不要躺在工作组身上，要自己站起来。”他甚至还问了一句：“怎么不找几个积极分子，光几个编委来开会？李希凡、王若水这些人怎么不来？”

陈伯达说：“这里没有革命气息，（这里的人）想要保自己的宝座。” （见1977年年人民日报编辑的《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页）

由陈伯达主持，报社编委会商议了新的分工，但一时没有定论。

根据陈伯达的决定，版面事务由工作组的办报行家、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统管，他也是刚刚宣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编委成员若形成主要版面设想，或有重要报道等事项，须向穆欣报告征得同意。

从这个举措看，陈伯达来人民日报的前几天，只是停止了吴冷西的工作，同时将编委会下降一格，重要事务报送“工作组”要员决定，日常编辑事务仍由编委会负责。

这天的编委会十分简短。

2．陈伯达审定第二篇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会议结束后，陈伯达留在人民日报没有走，审定将于明天（6月2日）发表的头条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迄今尚未判明这篇社论的具体起草者。据工作组成员朱悦鹏，和后来“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回忆，这篇社论由陈伯达在钓鱼台主持完成。他在5月31日上午向工作组军队成员面授机宜时说得清楚，到人民日报去办报，就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为此他着手布置了几个题目，由几个写手在钓鱼台起草，定稿后逐日发到人民日报。

6月1日接近傍晚时，第二篇社论清样出来了。陈伯达很快审定，确定以通栏位置发表在头版头条。

3．陈伯达获悉毛泽东实际上批准了“横扫”社论

就在这时，陈伯达突然从秘书那里得知，毛泽东当天下午4时从杭州给康生打来电话，要求立即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

闻知此讯的陈伯达满心欢喜，确认昨天在人民日报夺权、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毛泽东没有发表任何反对或不同意见。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中就有“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之句，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表述完全一致，也从不同角度说明社论得到了领袖的认可。

原来，深晓毛泽东心思的康生，前些日子通过妻子曹轶欧，策动北京大学哲学系对“工作组”不满的教师写大字报，将批判矛头指向北大党委主要负责人陆平、彭珮云和支持他们的北京市委。

结果，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第一个领衔签名，共7人于5月25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名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激烈抨击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领导“压制革命群众”，指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用现在通行的说法,是阶级斗争，不是“内卷”。

大字报说：“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大字报贴出后引起很大争论。以陈伯达为总编辑的《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联合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全文登载这份大字报。实际上，简报是光明日报编辑部具体完成的。康生得到简报后，即发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

毛泽东于6月1日读到“简报”上的大字报稿，当即写了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毛泽东，6月1日。”（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下卷第1414页）

毛泽东不是将文件批给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而是直接批给仅成立3天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显示出对他们的特殊信任。

在陈伯达获此信息的时候，王力、关锋已从康生处领受任务，要立即赶写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为北大那张大字报叫好。留给他们的起草时间并不多，王力和关锋为了亲身感受“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氛围，立即赶往北京大学看大字报。

他们行前将此事告诉陈伯达，说今晚还有一篇重要文章亟待起草，他们两人先代伯达同志到北京看看大字报云云。而此时的康生更是捷足先登，先一步赶往北京大学去了。

陈伯达听说毛泽东支持大字报，而且知道了批示也是批给他的，非常亢奋。即便王力、关锋已经前去北大，他也执意到北大亲眼看一看，并且吩咐说，关于北大的文章等他回来再定稿。

陈伯达带上秘书、警卫，还叫上了朱悦鹏一同前往北大。到达时已经是上灯时分，北京大学校园里人山人海，在校门口更是川流不息。陈伯达要司机将汽车停在校门外很远的地方，他步行进入校门看大字报。

朱悦鹏回忆：“我们跟着陈伯达走马观花看了一个多小时，陈伯达只是默默的看，有时偶尔给我们说句这张写的好，那张是什么意思之类的话。他的福建口音尤其重，我只能听明白一半。同时，我第一次和这样一个大人物（虽然陈伯达自己到处说他是一个‘小小老百姓’）出行，还有点儿胆怯，什么话也不便说。”

在当年的中国，电视还是个奢侈品，存世无多。陈伯达此行带的人少，他个头又不高，在北大看了一圈大字报居然没有被人认出。

晚上9时许，陈伯达驱车回到人民日报。

朱悦鹏看到，回来的一路上陈伯达一言不发，也许是在思考怎么安排评论文章的事，也就不去打扰他。（朱悦鹏回忆录《漫漫人生路》第58-59页）

      

（未完待续）

2023年10月15日于北京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0naJHGGXH3zprjk7irCvQ

编辑；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