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为什么有很大欺骗性

刘海明

小草骑墙

    凡接触美国媒体的人,都觉得美国媒体客观、公正，敢于说真话，像对政府及时政的评论和抨击，更是一些国人所津津乐道并要求摹仿的，其实，美国媒体所有的表现，都是有一个统一的目的，维护现有统治阶层的稳定，维护美国在全球利益，对国民灌输更多的是服从这个制度，而不是相反。 为此，美国媒体是下了很大工夫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往往连国外的人都被其糊弄住，认为其所报道的新闻及观点相当可靠，使美国媒体进一步的在全球性新闻控制中占主导角色，获得了言论霸权。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表现的如此出色？
    让我们先从媒体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说起，美国媒体业也属于私营企业，像CNN、时代华纳公司、迪斯尼集团、新闻集团和西屋电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等，这些娱乐、新闻报业集团，他们本身就是美国国家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获得的是和任何公司同等的地位，而这些公司又属于股份公司，很多大公司在里面持有股份，它们也同样持有其它集团公司的股份，使其和美国整个经济集团组成利益共同体。 这些媒体报业集团既然是这个经济利益共同体的一部分，必然需要从任何角度来维护本利益集团的利益，也就是美国的利益，绝对不会吃里扒外。如果在这个共同体内部出现个别人，或者某一个媒体出现异常，这是很正常的，但它们这种紧密联系的关系会自然而然的将异己排除出去。这里就是用收入和聘用控制。美国媒体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广告，当然，也有其它副业，但不是主要的。我们举个例子，像美国《华盛顿邮报》，据说，它所卖报纸所收取的费用只够买报纸上的油墨，剩下来的全靠广告，还有部分服务。在广告上，它们一般都和美国大公司签有合约，特别是持有这些媒体股份的大公司，往往订有长期合同。当然，也不都是美国公司或者美国人才在那上面做广告，但毕竟不是主流，其主要收入来源还是在美国内部。也就是说，一旦某个媒体业失去广告来源，就离倒闭不远了。而CEO的聘用制更使媒体业的主管不敢轻举妄动，随时随地会丢掉饭碗。因此，美国媒体从维护自己利益出发，是希望美国经济欣欣向荣的，美国经济要欣欣向荣，就需要大量的财富，靠美国自身所创造的财富根本不能维持美国人的奢侈生活，俗话说“人无外财不发，马无夜草不肥”，美国就需要不断的在世界各处掠夺，像美国对外贸易的长期巨额赤字，必须转移出去，否则美国的经济就会崩溃，或者难以为继。美国媒体是不会管这些增长的财富是在外面抢来的还是偷来的，它需要维护的就是这些钱怎样才能弄到美国来，怎样才能弄到自己的口袋里。

    这时，美国媒体业只要认为美国政府是在外面为美国弄钱，都会拼命的为其粉饰，撒谎、欺骗就成了常态。当然，这种欺骗绝对不是赤裸裸的，而是用非常巧妙的手段将自己刻画成“真相”的代言人，使你不知不觉中走入了其圈套。如果美国媒体业认为对某件事需要导向，它不会自己说出来，虽然他们有很多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但为了防止后面某事发生变故，他们自己是不会拿出自己的观点的，这时候就用采访的名义，去采访持这个观点的市民，最多的是学者，美国人对学者的讲话从来是信以为真的。让这些人说出这些媒体所想说的话。我们在这里举个例子，如果美国利益集团需要政府在国外行动，那么媒体业就开始做这方面的舆论准备，先登上政府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的一点信息，然后各媒体跟上，使这个消息源进一步扩大，这时候专家学者就开始频频露面了，对这些问题进行详尽的分析，建议美国该怎么做才符合自己的利益。当然，也会登反对意见，但这些反对意见其所采访的，或者是在美国观点的名声不怎么好的学者，说的话没有任何说服力，或者采访一些下层边缘性人物，满嘴的胡说八道。这时就在人们面前展现出这样一种画面，支持这件事的都是美国体面学者，有理有据，客观公正。而反对的却是，要么名声很差，要么就是近似街头混混那样的人，纯粹胡觉蛮缠。像中国住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后，例子非常明显，我记得美国媒体曾经大幅报道一个很不知名的所谓什么组织领导人，他跳出来强烈抨击美国，支持中国，后来再将他的底细抖漏出来，看看，什么人才支持中国。所有的人这时候都被欺骗了，那就是误炸，即使不同意误炸的人也不敢出声，谁愿意和那样的人持同样观点？

    美国在内部，对民众灌输的主要是，美国的这个制度是最优越的，统治阶层是最善良的，如果有错，那是其资本利益集团的代理人的错误，绝对不是美国资本集团本身。因此，美国媒体的报道经常出尔反尔，先说某些事可以干，像韩战越战，当不利时就立即话题一转，是总统或者是军方把事情办砸了，要怪就怪他们吧，与这个制度毫无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近几十年来，从尼克松的“水门”、老布什的“伊朗门”，到克林顿的“拉链门”，似乎行政部门都有问题，这不就是制度出了问题吗？但没有，美国媒体业对这一点的底线把守得非常严密，绝对不会向制度上牵扯。它们更多的表现就是，我们将行政部门的坏人都捉出来了，看看我们的制度是多么优越。这样一来，所有人都被其骗的迷迷糊糊。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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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明

看不见的战争：美英媒体对伊拉克局势的欺骗宣传

戴维·爱德华兹 魏文编译　

    在2005年1月伊拉克选举之前，佩特森和穆菲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说，“所有的伊拉克人一致的意见是占领应当尽快取消”。但是他们强调这种看法的必然结果与美国建立“一个友好的民主”的目标直接发生冲突，这样的“友好的民主”可以用来代替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存在……有一个为美国人在这个地区保持力量平衡提供便利的伊拉克。

    同一个月，英国的《金融时报》刊载了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态度：“托尼?布莱尔断定不存在美国和英国确定一个从伊拉克撤出军队的任何可能性”。真正的撤退如同真正的民主与独立一样，其问题在于一个有主权的伊拉克可能在本地区有意与伊朗结合在一起。在美国和英国侵略伊拉克很久以前，两国就开始这样做了。美国知名学者乔姆斯基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题为《失败的国家》中写道：“伊拉克什叶派的宗教和政治领导人和伊朗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什叶派在伊拉克的成功正在加强边界另外一侧的沙特阿拉伯受到残酷压迫的什叶派居民中间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压力，如果让伊拉克保障它有一定的主权，这种倾向将会增加……此外，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大部分在这个地区”。

    乔姆斯基认为，一个伊拉克真正独立的最后结果可能是由伊拉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石油产区的什叶派控制下的一个联盟。这种联盟将独立于华盛顿，控制世界上大部分能源储备。这对华盛顿来说是最糟糕的噩梦。

    2004年布什获得选举胜利以后，《金融时报》称当时在管理委员会和公司施加压力的团体中存在一种“欢悦的气氛”。因为“美国的公司期待着在伊拉克获得绝对的统治”，现在的政治形势转向有利于美国的公司，这在美国公司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在华盛顿负责监督公司压力集团的公共一体化中心的莱维斯说，“对于这些工业来说，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实际上对这些人是一个涅槃”。

    在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分析时，杰科布和本哈明得出的结论是，对形势的主要影响是有国际计划的公司社团的影响。相反，公众舆论对美国政府的官员的影响很小或是微不足道。从这些情况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必须注意到是大公司而不是公众舆论控制着美国的内外政策，如果认为美国公司的利益本身准备让伊拉克的公众舆论控制国家的内外政策，这是天真的想法；二是没有取得胜利或至少是控制伊拉克就放弃伊拉克，这不是美国的一个选择。美国的实际目标是“在中东的心脏建立一种民主”。

    但是，在使伊拉克人的利益服从于美国精英们的目标时，如何为付出人员生命的巨大代价进行辩解呢？这是一个关键的任务，当然是应当把对美英占领的抵抗妖魔化，如果可能，就清除伊拉克公众的觉悟。在《纽约时报》上布什最近提出了设想：“如果我们放弃在伊拉克街头的斗争，那我们将面对在我们自己的城市街头的恐怖分子”。如果敌人是必须摧毁的简单的恐怖分子，那么根本就不应当提出用某种类型的政治谈判解决的问题。《纽约时报》在同一天的一篇文章里为清除伊拉克公众舆论中抵抗的觉悟出谋献策说，“从星期日以来有300多伊拉克人被炸死、暗杀或因输油管爆炸而死亡……一般人相信暴力来自抵抗运动、民兵或卷入逊尼派和什叶派教派冲突的犯罪团伙”。请注意这里将对“用炸弹袭击”负责的抵抗战士与“民兵和犯罪团伙”混在一起，与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对立混在一起，而不是把他们看作是抵抗战士。“最近发生的炸弹浪潮说明美国人和他们的同伙为保护巴格达发动的联合攻势的长期效果出了问题。本来希望这些安全措施能在8月份有助于使死亡的人数相对下降”。

    实际上，是美国军队制造了混乱，它被标榜为“善意的观察者”介入，通过采取“安全措施”想阻止教派的对立。美国军队认为抵抗并不存在，也没有占领，没有美国人的非法行动，没有美国人大批屠杀伊拉克的平民，这一切都被它从历史上勾销了。这明显是一种宣传的姿态。美国国防情报机构8月份曾估计仅7月份在伊拉克爆炸了1666颗炸弹，其中90%是针对美国军队的。媒体报道说，7月份有518名美国士兵受伤，远远高于1月份的287人。谁能想象到对美国占领的反抗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媒体进行欺骗的严重性不仅在于细节，博杰尔在《卫报》上称，“美国高级官员乐观地指出，统计数字表明在首都集中的军事行动帮助阻止了什叶派团体和逊尼派团体之间教派的谋杀，尽管最近几天死亡的人数再次上升。昨天在巴格达中心用炸弹袭击一个人群时，有24人被炸死，55人受伤。另外一个炸弹在什叶派的希拉城伊拉克陆军招募中心炸死了12人”。

    请注意这种知识分子玩魔术一般的游戏：博杰尔称美国希望阻止“什叶派和逊尼派团体之间派别的暗杀”，然后又说12名志愿者在袭击一个伊拉克招募的军事中心被打死。博杰尔笔锋一转，把抵抗组织的一次袭击变成为“派别的暴力冲突”，这样，对伊拉克的非法占领和抵抗组织反对占领的游击战都看不见了。

    一天以后，英国的《独立报》也报道了这次对招募的军事中心的袭击：“抵抗组织经常袭击那些想参加军队和警察的人，他们在应征新兵中心外面排队，这是一种让人们泄气的方式，让他们不要参加安全的服务，保持军队和警察的软弱”。但是这绝对不能看成是一次真正的派别的袭击。

    9月4日我们回答了博杰尔：“我同意有关于抵抗组织的汽车炸弹增加的一些说法，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派别的屠杀，这部分是因为打死更多的人，也因为有可能升级，变成为一场破坏性的内战。官方上周关于伊拉克安全与稳定的报告引用巴格达一位法官的话说，7月份发现1800具尸体，其中90%是被开枪打死的。说选择警察或军队的招募中心作为目标是抵抗组织倾向的战术之一，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这种专门的袭击发生在什叶派居住区包括两个目标：抵抗的目标和宗派主义的目标”。

    此外，五角大楼今年8月29日一份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报告透露，在各类针对美国和外国的军队、伊拉克的安全部队、平民或基础设施的袭击中60%是指向美国和伊拉克的政府目标的，以平民作为目标的袭击只占15%，尽管他们是暴力牺牲品的大多数。以占领军作为第一个目标，最近几个月袭击大量增加了这也是“令人吃惊的”。问题是博杰尔所强调的事情在所有的媒体上重弹。

    在《独立报》8月19日国际版上，副主任豪登的一篇文章将人们的注意引向以下事实，美国企图“控制巴格达派别暴力的螺旋式上升”，它立即用问题将其掩盖。他在整篇文章中都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但是豪登试图报道一个美国军事法庭正在审理是否将4名今年3月强奸和杀害一名伊拉克少女和她的家庭的美国士兵送交战争委员会。法庭听取了士兵的证词，因为战斗的紧张，“他们变疯了”。士兵克罗斯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他经常担心会被暗杀。报纸的兴趣只在于“派别暴力的螺旋式上升”。

    8月初，巴斯特在在《时代》周刊上讲述了同样矛盾的事件：“不常见的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听信了那些说法。国防部长不能允许说出的句子是‘内战’，但是他的高级军官却替他做了。他们的分析是很坦率的，如英国驻伊拉克的记者帕特曾在一封寄往伦敦的辞别信中警告说，他的国家正处在‘一场低强度的内战’之中，实现一种稳定的民主的可能性已经减少。美军在中东的负责人阿比萨德将军对参议院的委员会宣称，派别的暴力可能是那么可怕，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特别是在巴格达，如果不加以制止，伊拉克有可能走向内战”。

    巴斯特认为，在伊拉克统计数字本身就说明形势的严重性，今年以来，在暴力冲突中死亡的平民的数字从1月份的1179人增加到6月份的3149人。巴斯特引用威克森（前国务卿鲍威尔的办公厅主任）中校的话说，“如果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问题可能爆发，如果美国对战争的支持迅速减少，强迫我们确定一个撤退的日程表，抵抗组织会认为不仅正在把我们带到一个死亡的地点，而且正在战胜我们，将让我们所有的人被吊死。敌人可能闻到血腥味，当你用所有的权力去对付他们时，你就会输得更多”。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有现实的敌人，就是切实反对对他们的占领的那些人，这不仅是暴力，美国人不是稳定局势的人，但是现在几乎全都贴上“派别暴力的标签”。同在8月初，康威尔在《独立报》上说，美国根本不想撤退，本周还增加了5000名援兵，企图镇压伊拉克派别的暴力。

    根据英国国防部2005年8月进行的一项调查，82%的伊拉克人完全反对联合军队的存在，45%的人认为对联军的攻击是有理由的。

    一些记者总是把美国的伊拉克的战争描写成为从根本上说是“派别的冲突”，袭击军人招募中心是抵抗组织活动的一部分，但不是派别的暴力。一般来说，警察部队是由什叶派控制的，对他们的袭击似乎追求两个目标：一是破坏美国的计划，二是打死什叶派人士，在一些情况下他们被认为卷入了敢死队针对逊尼派的活动。有的记者说美国军队企图阻止暴力的扩散，但是他们自己就是暴力的代理人，他们在伊拉克的存在就是煽动暴力。暴力已经成为伊拉克普遍的现实。最近抵抗组织的袭击增加了。

刘海明

2005年12月14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演讲中承认美国出兵伊拉克的证据是错误的，伊战前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实终于为美国政府所接受。12月19日，驻伊美军释放了曾被美国媒体列为扑克牌通缉令名单中的“炭疽夫人”阿马什。而回顾美国在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前几个月，美国媒体大肆渲染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性，其报道何其“有根有据、深入人心”，似乎“细菌博士”、“炭疽夫人”们有将人类坠入万劫不复深渊的本领。这就使很多关注媒体的人心存疑惑：在大量的报道中，有美国“第四权力”之称的媒体有没有报道的道德底线？标榜“客观”、“公正”的美国媒体存不存在自律的问题？





                    不情愿的“自律”



  美国的新闻媒体有三个禁区：一是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内容；二是淫秽文字或图像；三是虚假广告。在美国进行的多次战争中，政府和军方视第一条为“撒手锏”，可以以此为借口扼杀新闻报道自由，并敲打任何一家“越位”的媒体。媒体经常在两个层面处于两难境地：一，在反战和支持战争问题上谨慎再谨慎，不仅要秉承媒体自身的一贯特色，同时也要顾全大局；二，在具体的战事报道上，即使反战的媒体在很多时候也要看政府的脸色行事，不让报道的尽量少报或不报。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媒体左右派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最新一期出版的电子杂志《华盛顿观察》将美国媒体对伊战争的立场分为“情愿同盟”和“不情愿同盟”。但是不管是否情愿，美国媒体在战时“维护国家利益”的大旗下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程度不同的“自律”。因此，对政府“小骂大帮忙”式的报道比比皆是。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由于五角大楼介入，到现在为止，美国所有主要的电视台都实行了自我约束，不播放美国战俘的画面。







                    政府与媒体“共谋”



  美国声称美国的报刊、电台、电视台是世界媒体中最自由、最独立的。但对美国大众传媒进行的研究表明，美国媒体对政府的依赖性并不亚于“独裁专制”的国家，只不过它们是以新的方式，让人们毫无觉察，以至于美国民众不得不被动接受它们所做的宣传。



  美国对伊战争创下几个第一：它是美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缺少主要盟国支持的战争，是美国第一次先发制人的“预防战争”，也是得到国内绝大部分民众热心支持的情况下开始的一场战争。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媒体的舆论战打得“好”。据调查显示，从布什政府将矛头对准伊拉克起，就有十几家美国报纸强烈支持把“政府更迭”作为惟一使伊拉克解除武装的方式。美国三大主流报纸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媒体在对伊战争上的立场——大部分支持，个别声音质疑布什的外交才能。



  德黑兰大学教授哈米德•里扎认为，美国政府控制新闻媒体的做法是公开践踏人权和新闻自由权。他说，美国领导人利用宣传，误导该国人民，使他们远离了人类生存的基本路线和人类的基本法则。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大众传媒已成为为美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犯下的罪行进行辩解的工具。美国政府与军方为牢固掌握战时宣传主导权，还采取了所谓的软控制模式，即将记者编入军队的作战单位中,与部队同行同止，就地发稿。事实上，新闻记者已变成了政府的发言人。







                  歪曲事实的“新闻自由”



  纵观美国传媒在伊拉克战争中播放的新闻就会明白，它们在所谓的“新闻自由”的名义下自由报道了些什么——它们在战争打响时就多次发布巴士拉、乌姆盖斯尔和法奥半岛陷落的消息，但每一次最后都被证实是假消息。据英国《独立报》报道，有关伊拉克战争的谎言多达20个，而这些谎言背后大都有美国政府的影子。



  在伊拉克整个战争中，这些媒体尽一切力量避免公开战争的丑恶形象，它们力图向人们展现美国的军事力量，却很少播放伊拉克平民死亡、饥饿的画面。甚至在战争前和战争中，世界人民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活动的消息也没有太多地出现在所谓“自由、独立”的媒体中。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美国的新闻媒体是战时美国国家利益的鼓吹者，退化为白宫歪曲事实的宣传工具，其社会公信度的下降也是必然的事。

刘海明

《最后的帝国》部分

baifan



(二)         操纵媒体欺骗愚弄民众

1.       操纵媒体的历史由来与现实需要

在历史上，资本主义也曾有过积极的上升阶段，在反对封建社会君王贵族垄断发言权时所提出来的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反对你的发表的言论，但是我愿意用生命坚决捍卫你发言的自由” 、“民主的政府必须置于公众舆论监督之下” 等等，都是进步的并完全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在这方面美国也曾是很好的表率。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美国的舆论自由开始变质了呢？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多数美国人非常渴望和平，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卷入一场欧洲的战争，当时伍德罗*威尔逊以他的“无需取胜亦可和平” 主张当选为美国总统。然而，当欧洲的几只猛兽撕咬得精疲力竭时，如果美国不参与进去分一块肉，显然有点政治弱智，威尔逊政府后来转向致力于战争并想促成美国参战。为此他们成立了名为“克里尔委员会”的政府宣传机构。这一机构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成功地使爱好和平的民众演变成歇斯底里想摧毁德国一切东西的战争狂人。所有的恐吓性宣传活动得到了媒体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在那些要“引导世上大多数人思想” 的“社会中更具智识的成员” 宣传煽动下，许多听着罪恶国家暴行故事（多数虚构的）的民众一下子激发出了参军报国的狂热情绪。这一招到了二战时，居然还被希特勒学会了，煽得德国人晕乎乎的一心只想向法国复仇。不过希魔终究是作恶太多，受到反法西斯阵营宣传者正义的揭露与批判也是理所应当。作为二战的“附带成果”之一，西方的媒体精英们参透了一个道理，原来公众思想倾向完全可以受媒体宣传所左右，大量残暴罪行的宣传材料铺头盖地轰炸，敌对的恶魔便成了公众自觉反对的对象。正如贝纳斯在自已名为《宣传》的公共关系手册中坦白的那样：“正是战时宣传的惊人成功，使得生活中每一部门的少数智慧者认识到控制民众思想的可能性。” 西方现代政治学创始人之一的哈罗德*拉斯威尔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警告道，少数有智慧的人必须认清“民众无知和愚蠢的一面”，不能听信“民众是自身利益的最好判断者” 这样的民主主义教条，他们不是，而我们才是。因此，英国情报部门甚至秘密地将其目标任务定为“指导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思想”。今天，英国布莱尔首相焦头烂额地应对多数议员对他领导的政府在攻伊理由上是否有意造假欺骗展开的调查质询并不难理解，太正常不过了，“骗你没商量”。

同样，美国国会就布什政府在伊拉克违禁武器问题上是否“误导民众” 展开调查。美国民主党抓到了足以令新一届总统选举共和党惨败的把柄，可能参加总统选举的佛蒙特州前州长霍华德*迪恩6月22日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尖锐地问道：“我们被误导了。问题是，是总统有意那样做，还是他被自已的情报人员误导了？……美国人民有权知道事实真相。” 明明在攻伊问题上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幕后有个大致统一的看法，即：攻伊有震慑基地恐怖分子和朝鲜伊朗、控制中东石油、间接打击欧元刺激衰退的美国经济、加强美军在中亚的军事部署等等多重功效，但公开场合的“秀”还是要作一下的，总要有个“红、白脸分工” 戏才好唱下去嘛，于是也就有了诸如俄亥俄州民主党议员丹尼斯*库奇尼奇那样更为激烈的措词：“对美国人民撒谎就是一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可这样的话有什么意义呢？！真正有意义的事应该是：小布什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将美军最高指挥官送交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向美国人民与联合国真诚道歉，将伊拉克重建工作全部无条件交给联合国人道组织机构负责，从伊拉克撤出全部美军，并向伤亡的美英伊三方将士作出赔偿，经济上全力援助伊拉克重建。试问美国有可能做到上述这些吗？绝对不会！所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是一群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和无赖，在他们身上已再无任何人类良知和道德可言！

在西方，难道非要通过宣传机器控制民众的思想不可吗？回答是YES！！因为一切阶级社会都是广义的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少数人通过“金钱资本”来奴役大多数民众的本质永远不会变！！有力地控制民众的思想，制造看不见的意识形态牢笼，保证他们不往共产革命等等“歪理”上想，是资产阶级最基本的政治现实需要之一。

詹姆斯*麦迪逊是西方社会政治秩序的主要建立者之一，他曾敏锐地指出：“如果英国的选举允许各个阶层参与的话，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将得不到保障，……宪法体系必须阻止这种不公平的事发生（注：指把土地分给没士地的人），并保护国家的永久利益，即财产私有权。” 还有“宪法本质上是为特权阶级制定的，用以检查该时期的民主趋势，……将权力交给优秀人种，禁止家境贫寒、出身低微和无足轻重的人物行使政治权力。……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保护少数富人。” 但是，让社会绝大多数民众接受少数富贵精英应该掠夺穷人的“高论”很难啊！贝纳斯就表白过对这种“民主危机” 的忧虑：“随着全民选举和全民教育的兴起，最后甚至连资产阶级都处于对人民大众的恐惧之中，因为民众要求成为自已的主宰者。” 卡尔*波兰伊在《伟大的转变》中写道，那些愚蠢的民众居然总结出这么个结论：如果我们没有生存的权利，你们就没有统治的权利。军队不得不对付起骚乱和暴动。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戴维*蒙哥马利说，对劳方己经被打垮的庆祝太早了，几年之内，“巨兽” 又挣脱了牢笼，甚至连美国这个出类拔萃的重商国家，也因民众斗争，被迫赋予民众即使在更专制的国家也早已获得的权利。我们的毛主席在1966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整个世界仿佛想起了列宁关于全世界无产者发起全面暴动的号召，很快也骚动了起来，西方“1968年革命” 灼浪让所有资产阶级现在想来都心惊肉跳。当时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曾是这场革命重要组成部分“五月风暴” 的旗手。同时在美国，近十万大学生在华盛顿与荷枪实弹的美军发生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冲突，仅1968年上半年就爆发了二十多起规模庞大的反对越战示威行动。“黑豹党”更是直接谋划武装暴动……

由于西方国家专政机器采取暴力镇压，比如暗杀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加之得不到西欧主要共产党强力支持（另注：美国左翼政党遭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后，一直支离破碎势力有限），“1968年世界革命”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平息了下来，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此次惊慌失措之后，更加强化了对舆论媒体的控制。爱国学者刘康与李希光对谈《后冷战时代的新闻霸权》中曾深刻指出：“美国新闻界、军界和学术界在过去20里一直在反思新闻界在越战中的作用。他们发现，美国在越南战场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媒体与政府不是一个声音，是政府和军方对新闻传媒缺乏严格的控制和操纵。媒体的报道使公众感觉到越战缺乏正义感和政治上的正确性。他们从越战得到的教训是：现在战争的主要手段就是宣传战，胜负以国际舆论而定。谁赢得了宣传战，谁就是胜利者，正义与否完全以美国的舆论为转移。美国从海湾战争起，就严密控制审查军事新闻。意大利人马基亚维利早就说过，造就最强大的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即深信吾国认为对的，一定对；吾国认为错的，一定错。公众完全受主流传媒与政界学术界联手制造的舆论误导，从这个意义上讲，公众成了传媒的囚徒。”2003年3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在其报道《在这场战争中，新闻成为一种武器》中写道：“现在整个新闻媒体已经与军队捆在了一起，……双方都在用新闻媒体进行一场巨大的赌博。但对五角大楼来说，这是一场尤为危险的赌博……” 显然，美帝国主义者操纵媒体精英赢得了这场赌博，但是他们不会永远是赢家，总有一天他们会像他们的军队那样，在美国公众面前输个精光，到那时“传媒的囚徒们”就再也不会相信任何官方的正义道德宣传了。

刘海明

2.       “黑帮” 阴影笼罩下的西方记者

美国传媒存在着黑帮吗？不，表面上根本找不到。不仅找不到，而且西方人还会振振有词的告诉你：西方媒体是绝对自由的，不是某个政党的喉舌，不会为刻意宣扬某某主义而辛苦，而且新闻记者可以毫无顾忌地随便批评政府官员，因为他们是无冕之王，把持着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 ，忠实履行的是WatchDog看门狗职能，比如尼克松水门事件啊，克林顿丑闻揭批啊，都是他们的代表作。但是，实际的情况却远没有如此浪漫，原美国CBS知名记者伯纳德*戈德堡在2002年全美最烫手的一本书《偏见》中，揭开了冰山的一角。他本人一夜之间成了美国最危险的人和美国新闻界最痛恨的人。以下我引用他书中的原文来讲述一下这位敢讲实话的勇敢记者的真实境遇。

背景资料一、“我开始注意到，黑帮的帮众和新闻网络中的从业者有着相同的伎俩。……其实我对黑帮不算不尊重。在抢劫卡车和把受害者扔下大桥的时候，帮众总是怀着荣誉、忠诚和家族观念行动……抛开那些坏的不谈，看看那些真正作数的，他们是一群可敬的人，他们关心自已生命中重要的东西，并且只会伤害那些伤害他们的人——这让那些帮众有理由把那些碍他们事的人粉身碎骨。……一个帮众可能犯的最大的罪过就是对外人乱说帮里的事……对那些家族肮脏小秘密过于多嘴的话，他就很可能很快要‘生病’（注：有麻烦）了。和新闻黑帮一样……剧中的教父其实也就是丹*拉瑟，新闻业者的头目。”

背景资料二、丹*拉瑟：“地道的美国人，得克萨斯人，骄傲的前海军陆战队员……CBS主持人……每个人都害怕丹，他的西西里黑帮风格把世界一分为二，朋友和敌人，你可不能站错了队……”

背景资料三、作者本人伯纳德*戈德堡：“我生长在南布朗克斯一个蓝领阶级的民主党家庭……我所在的小学位于夏洛蒂街上……夏洛蒂街已经被公认为全美最破旧的贫民区之一……我认为自已是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我依照自由主义者的方式行事。如今在美国，相当多的人持有和我相同的观点，但这些观点还没有得到媒体的认可和传播。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暗示，我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目的’的政治激进分子……1972年，CBS新闻台雇了我。”

在揭露美国新闻媒体有政治偏见之前：“我是怎么在CBS新闻呆作25年的？而且这里面大多数时间我都在为丹*拉瑟工作！对比起来更为明显的是，仅仅四个月之前，当我在时隔七年之后回到‘CBS晚间新闻’ ，和康尼*陈一起坐在‘48小时’和‘直击’ 节目里时，拉瑟把脑袋伸到镜头前告诉千万的观众说，‘今晚的CBS晚间新闻，我们非常荣幸地欢迎我们的资深记者、同事和朋友，伯纳德*戈德堡，回来和我们分享他对今天发生的事情的独特看法。”

揭露美国新闻媒体有政治偏见之后：“我怎么就在几乎一夜之间从一个在CBS晚间新闻有自已的版块《伯尼*戈德堡的美国》的重要记者－－变作了右翼的无赖？……媒体‘黑手党’ 气势汹汹地朝着我来了，没有一个头脑清楚的人敢打赌说我最后可以幸存下来。丹*拉瑟证实我被‘枪毙’，不在电视上露面这对一个电视记者来说无异于死亡。林博说我惹上麻烦的原因不过就是说实话。有个人敢反对‘新闻是自由的’这个70%美国人的共识，那这个人就有大麻烦了。美国宪法也无法救我，……要保住工作，他就没有言论自由……”

总结：“好像有两个美国，起码是两种美国文化：媒体精英的美国在躲避我，而另一个美国－－在曼哈顿的美国－－在感谢我，弹冠相庆我公开地说出了他们埋在心里多年的话。”

我们想知道，伯纳德*戈德堡仅仅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吗？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比尔*马歇在主持节目时，一句“美国的政治家都是懦夫”让他丢掉了工作。在以后的半年里，尽管他的知名度不低，但鉴于全美反恐的大背景，这家伙愣是没找到工作。

美国获得1966年普利策奖的著名国际通讯员彼得*阿内特为许多人所熟知。他因为在九一年海湾战争新闻报道中流露出过多的对死亡伊拉克人的同情而被美国政府注意上。1998年他主持制作了一个名为《死亡之谷》的电视报导。该报导采访了匿名及不匿名的退伍军人，大胆涉及了越战时美在越南老挝施以沙林毒气，以及计划消灭美国叛变逃兵等敏感问题。结果《死亡之谷》触怒了美国主流社会，CNN受到包括一名前总参谋长和另一名前国务卿在内的压力下，很快屈服，迅速封杀《死亡之谷》，两名制作者奥里佛和史密斯公开抗议的后果是当场解雇。阿内特先是在公众场合谴责了自已的报道，以后被严格隔离出CNN主要新闻活动之外，最终仍被正式解雇。在今年的美对伊战争报道中，由于阿内特对伊拉克电台说了些诸如“你们的顽强抵抗让美国军队很被动” 之类的话，再次丢了工作。

2003年4月，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高层之一的爱德*哲思，在作为《罪恶的缘起》制片人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将小布什比作二战时期的杀人恶魔希特勒，认为他下令先发制人攻打伊拉克与希魔当初入侵英法的行为如出一辙。《罪恶的缘起》讲述了希魔怎样一步步以无名小卒爬到一国之君的全过程。第二天当他的话在《纽约时报》一登出来，立刻被CBS解雇，同时CBS声称爱德*哲思个人的观点扭曲了当初公司播出剧集的初衷，他的言论绝对和整个CBS的看法无关。

正像美国大片《国家公敌》中的一段对白那样：“那个知道磁碟内容的左翼记者呢？” “已经干掉了！” 说实话的西方记者境遇是凄惨的，因为他们太幼稚，是不懂事的小孩子，他们显然没有认真领会美国学者甘斯《决定什么是新闻》一书中的观念：贯穿于美国的新闻判断中，被视为永恒价值观的东西是民族优越感、民主意识、可信赖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现代主义、社会秩序以及国家的领导，这类永恒的价值观必须不露声色地融入重大新闻的判断中。“愚蠢”的记者不能领悟的东西，自然只能为“优秀”的记者所领悟，德国记者艾里克*莱特费德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从科索沃发出的关于“发现塞族屠杀阿族证据” 的报道，震惊了世界。报道说，他在奥兰霍瓦茨附近发现四个大坟坑，里面埋有567名被杀的阿族人，其中430人为儿童。以后经各方面调查和采访其本人，证实这则新闻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但他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有此等深刻理解西方战略意图的记者，世界上恐怕不会没有什么重大恐怖新闻事件了，因为没有的话你可以通过想像编造啊。比如，罗马尼亚共产党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宣传机器恶毒谣言煽动与诋毁下倒台，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被枪决，这些也都不是什么难事了。

再听听今天那些什么“西藏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人权状况极差，人民生活在专制恐怖之中” 等等西方宣传，完全不必感到奇怪，因为新闻传媒上的流氓们坚信，只要谎言重复一千遍乃至一千万遍，是可以变成真理的，总会有傻瓜上当。还有，唱衰共产主义、骗着老百姓跟有产者走极速西化道路这些既然在苏联东欧已经成功了，那么在中国没道理做不到啊。所以，臭共产党的话一定要天天说、时时说、一刻不停地说！！好事要往坏的方面说，坏事要说大说滥，专题特写！！让臭共产党的声音和向往美好资本主义的信念深入校园、工厂、农村、网络。而且，请注意，这不叫西方意识形态洗脑术，叫“民主启蒙”“唤醒自由意识”，共产党才会干那种洗脑的坏事情。如果有人起来严词反驳呢，那人就是被共产党意识形态毒害禁锢了，如果那人水平居然有点高呢，那人就是共产党的官了。总而言之，西方搞反共“民主”宣传的诸如“美国之音”电台不是媒体流氓，这一条是一切接受宣传的中国受众思考问题时的逻辑前提，绝对不可以怀疑“自由世界”。有此逻辑前提存在，好比一条一头堵死的胡同巷子，中国的猪都可以“自由”地找到另一头“反共” 出口，又何况人呢。重复一遍西方媒体“精英”的伟大信仰，只要谎言重复一千遍乃至一千万遍，是可以变成真理的。

西方的骗子记者们在经济上也是“钱”景光明的。今年五月初曝光的《纽约时报》骗子记者杰森*布莱尔就是其中的一个。2003年3月27日，布莱尔“从西弗吉尼亚州” 发回一篇美军被俘女兵林奇家人的报道，而此报道不这是在纽约布鲁克林他的家中写的。文中他栩栩如生地写道，林奇的父亲乔治*林奇“站在门廊上，远眺种植烟草的田地和放养牛羊的牧场，声音哽咽了”。然而实际上，在林奇家附近压根也没有什么烟草地和牧场。布莱尔告诉《纽约观察家》说：“当时有人把那篇披露我造假丑闻的报道念给我听，听到这一段时我笑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他更肆无已惮地嘲笑以前的老板实在“太蠢”！布莱尔准备出一本自传，详细披露自已“走向毁灭” 的全过程和内幕，告诉公众自己究竞如何能混迹于新闻人心目中的圣地《纽约时报》达数年之久。也许他的故事还能拍成电影，那样可获得高达100万美元的版税收入。

以美国记者为首的西方记者们在“黑帮” 阴影下整体性无可挽回的职业道德堕落，将为美帝国虚华的政治表象圈上最后一个句号。

刘海明

央视最客观公正。

刘海明

美国媒体是如何影响政府外交政策的？



——《纽约时报》在线主编伯纳德·格维兹曼揭秘内幕



大众传媒对美国外交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9月15日，《纽约时报》在线主编伯纳·格维兹曼（Bernard Gwertzma）应邀在上海同济大学作了题为《美国媒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的演讲，并与同济大学师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美国美中教育基金会主席张之香（Julia Chang）女士作了点评。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教授主持了对话。

　　伯纳·格维兹曼曾长期担任《纽约时报》对外事务编辑，他领导下的《纽约时报》国际新闻报道共四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曾任美国驻尼泊尔大使的张之香女士是美国第一位既是华裔、又是亚裔的女大使。

美国媒体能说服受众吗？

　　

　　同济大学：美国媒体与读者是怎样的关系？

　　格维兹曼：自从纸质报纸诞生以来，媒体一直拥有一种独特的地位，是独立于政府而存在的。它除了受到拥有它的商人控制外，不受其他任何人控制。新闻记者有责任对事件的真实情况进行报道，并且必须是全面报道。对于一个有争议的事件，如果只报道它的某个方面，并试图让读者信服，那是很容易的，但是那将会误导读者。新闻记者时刻要记住的是，他只能把事件的全部面貌告诉读者，然后由读者决定如何判断此事。

　　但是在美国，实际情况有时却是，新闻工作者设法说服读者，而不是让读者自己作决定。以伊拉克战争为例，从2001年到2002年，美国公众越来越担心伊拉克正在发展核武器，并且可能用来袭击美国，或者向恐怖分子提供核武器。公众的这些担忧是基于一些媒体的报道所形成的，但是没有人（包括政府和情报机构）能确切地予以证实。联合国核查人员也去了，同样没有发现可疑的东西。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却认可了2003年3月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当伊拉克没有发展核武器这一事实真相大白后，美国公众非常愤怒，觉得受了欺骗，而且认为政府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媒体也认为政府欺骗了它们。

　　2006年，布什所在的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失败，很大程度上与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有关。再后来，奥巴马竞选总统，也把矛头对准共和党人支持的伊拉克战争。奥巴马上任后不久，便把一部分兵力转移到阿富汗，在阿富汗增兵两万。现在，他的军事参谋要求继续增兵阿富汗。但是，这将在政治上带来麻烦。国会和媒体有人希望更多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阿富汗问题，而不是继续派兵，扩大战争规模。所以，奥巴马如今在阿富汗面临当初布什在伊拉克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媒体正在聚焦阿富汗战争问题，这会影响到广大选民的态度。

美国政府能控制媒体吗？

　　

　　同济大学：美国的媒体如何应对来自政府的压力或控制？

　　格维兹曼：我曾经在华盛顿做过很多年的记者，从白宫和国务院等处采写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新闻。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经常接触到一些未公开的消息，政府有时要求媒体不得泄露，因为政府担心披露出来会产生有害的影响。比如，1961年，当时的肯尼迪刚刚选上美国总统，他继承了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个秘密计划，即由流亡在美国的古巴人发起一次侵略古巴的行动，这个行动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挥的。我们《纽约时报》的记者获知了这个消息，因为他们发现了用于训练这些流亡者的营地。他们正准备报道这个新闻时，肯尼迪总统打电话给《纽约时报》分社社长詹姆斯，要求阻止有关报道。詹姆斯同意了。

　　但是，通常情况下美国媒体是非常独立的，不会根据政府的要求，报道什么或不报道什么，他们和政府没有这样的协议。白宫有发言人，发言人经常邀请记者讨论一些事情，白宫也希望从记者那里获得一些观点，但媒体并不当真。最终，白宫和媒体之间往往关系是很差的，每一位总统在处理同媒体的关系时都遇到难题。奥巴马总统同媒体的蜜月关系可能也要结束了，尤其是他的医保改革计划可能导致这种蜜月期很快结束，这是我的预测。



美国媒体能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吗？

　　

　　同济大学：美国媒体对外交政策的制定有多大影响力？

　　格维兹曼：没有媒体就没有民主。媒体告诉民众一些政府不想让他们知道的事情，因此媒体也是社会的监管者。布什总统确实在2004年获得了连任。当时距离伊拉克战争爆发只过了一年半，人们那时还不是那么反对这场战争。越南战争的过程也是这样。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媒体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它们还没有很严肃地看待这场战争，只是报道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

　　关于媒体如何影响外交政策，这是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媒体只是力图报道公众人物所说的话。总统不断地说我们该做这个该做那个，这些言论会影响公众，因为媒体报道他的讲话。总统可以到电视台做一个小时的电视讲话，反对者也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因此，媒体很难影响政府的政策，它们只是把事实报道出来，同时也报道人们随后提出的看法。这些报道最终影响选民的投票趋向。

　　张之香：我觉得布什总统在2004年赢得连任的原因不在于他发动的战争或外交政策，而是因为他的对手克里不是一位强有力的挑战者。就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故事可以说说。我们中美教育基金会有一个项目，曾经邀请一些研究美国问题的中国学者和一位记者到美国的迈阿密大学去观摩布什和克里的第一次辩论。辩论结束后，我问中国代表，谁赢得了辩论？他们都说，克里参议员赢了。甚至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共和党人也都认为克里参议员赢了。然而，有一位女性代表说，虽然克里赢了，但我不喜欢他。她说，布什总统才是有良心的人。他是个好人，而且一直都是。

　　我想，这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我还要补充的是，我们的政治人物获得选举胜利的原因并不是出自他的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原因应该从国内经济方面去找。

美国的新媒体发展现状是怎样的？

　

　　同济大学：请大致介绍一下美国的新媒体情况。

　　格维兹曼：美国的媒体分为传统媒体（诸如报纸、杂志等纸质报刊、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即新媒体，诸如网络报纸和博客等）。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关系就像是夫妻关系，是一种彼此不能分开的共存关系。我本人在这两种类型的媒体中都有过较为丰富的经历。

　　在我看来，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各有优势，在美国有更多的人主要从网络媒体中获得新闻，但这不意味着人人都这样。年龄较大的人主要从纸质媒体中获得新闻，而年轻人一般更多地从新媒体中获得新闻。这导致报纸等纸质媒体面临某种危机，因为它们的生存依赖于人们愿意购买它们（以及连带的广告），而网络媒体通常是免费的。如何解决这种危机，是人们正在考虑的一个重大难题。

　　目前，美国新闻人非常担心这种危机，他们正在想办法，既让网络媒体能够生存下去，又让读者在阅读网络媒体时花上一点钱。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以《纽约时报》为例，作为全球最大媒体之一，它拥有很受欢迎的网站，每天有1200万网络读者，同时，每天有100万人购买作为平面媒体的《纽约时报》。尽管网络媒体也有广告收入，但从销售平面媒体中得来的大部分钱要被用于维持网络媒体的运转。

　　提到新媒体，不知道大家是否对Twitter熟悉，它是一种糅合了博客、网络即时通讯和手机短信为一体的网站。新媒体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它正在不断拓宽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

　　刚才谈了不少新媒体的类型，诸如网络报纸、博客、twitter、face book等等。我们以伊朗核危机为例来说，很多美国人从twitter等新媒体获得有关伊朗的信息，不过，虽然像twitter、博客这样的新媒体有一些影响，但传统媒体的影响要更大，特别是像《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大报发表的社论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美国社会现在分裂得很厉害，介于保守主义和中性自由主义（central liberalism）之间。《纽约时报》是偏自由主义的，《华盛顿邮报》偏中性自由主义，但许多电视媒体是属于右翼保守主义的。



对媒体来说，国际新闻报道重要吗？

　　

　　同济大学：请您比较一下美国媒体和中国媒体对各自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

　　格维兹曼：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美国媒体是非常不可预测的，它对国际新闻的报道比较少。因为除非发生重大危机，美国民众对国际消息不感兴趣。有些很重要的国际新闻，在美国媒体很少受到关注。有些实际上不重要的国际新闻，在美国媒体却得到很大的关注。我要说的是，除了一些商业方面的内容，中国实际上在美国报纸中是个被遗忘的国度。我说的可能不是很对，但美国媒体确实很少介绍美中之间的政治关系。《纽约时报》有四位派驻北京、两位派驻上海的记者，但我们还是很少看到来自中国的新闻。

　　张之香：当我们比较中美两国媒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时，问题可能不是在媒体，而是在两国政府体制方面存在差别。在中国，老百姓不是很关心外交政策，媒体也是这样。中国的媒体比较多地报道中央政府对外交政策的阐述，当然，中国的思想库和大学里的学者可以通过撰写论文和研究报告讨论外交政策问题。我想说的是，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群体要比在美国的群体来得小。

　　我们再看媒体的影响问题。其实不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老百姓更关心的可能是类似经济和金融危机、学习、就业等问题。除非是同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即使是博客这样的新媒体也不会对外交政策问题关注多少。在这方面，中美两国是一样的。在美国，媒体本身也会考虑这个问题。由于媒体需要生存，需要有读者，所以媒体也不会刊登太多的国际新闻。

刘海明

原来美国人的素质那么高啊，都有统观世界的本事，佩服佩服！！！

刘海明

法报揭露西方媒体在北约轰炸南联盟期间进行欺骗性宣传



指出西方传媒及官方为了武力干涉科索沃，夸大事实，制造谎言，采

取欺骗手段来蛊惑人心。事过一年后，人们开始反省。

　　【巴黎４月１５日法文电】法国《人道报》４月１５日—１６日一期合刊刊登托马斯·康塔卢布的一篇文章，题为《战争：谎言与媒体》，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随着雷吉斯·德布雷所著《精神控制》一书的出版，就媒体面对北约宣传攻势的态度问题进行的讨论重又开始了。

　　奥地利记者兼剧作家卡尔·克劳斯头脑极其清醒，他写道：“欧洲的各次战争都是由一些外交官引起的，他们先是对记者们撒谎，然后他们又相信了他们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切。”现在让我们来破译这一切吧。）

在１９８９年报道了虚构的蒂米什瓦拉事件之后，法国媒体认了错，并承诺这种造谣惑众的作法不会再发生了。１９９１年，沙漠风暴行动中军人们采取欺骗手段导致媒体就“绝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而进行了一连串的自我批评。今天，在北约干涉科索沃问题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对当时有关这场战争的全部报道（也是政治与军事情况）进行审查，造谣惑众与欺骗这样一些作法重又出现了。

　　雷吉斯·德布雷的书《精神控制》（加利马尔出版社出版）以及两篇资料性很强的文章都在２０００年３月《世界报》的外交版及２０００年３—４月份的《辩论》杂志上发表过，这些书籍与文章的发表重又使人们对北约干涉科索沃及干涉前发生的情况进行反思，对大部分报纸报道这次干涉的情况进行反思。我们注意到，外国报纸、特别是英语国家的报纸最近几个月进行了一些调查，驳斥了官方讲话中的那些预先假定的说法，而法国在这方面的澄清则来的比这些国家晚。差不多一年前，也就是从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４日起，北约对科索沃开始进行空中打击，当时关于许多阿尔巴尼亚族人遭“种族清洗”的令人不安的数字满天飞。１９９９年４月，美国国务院宣布，５０万科索沃阿族人失踪，“人们担心他们已经死了”。一个月后，美国防部长科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确认“有１０万到了服役年龄的人失踪。他们可能被杀害了”。这两个数字的差距太大了，从１０万人到５０万人失踪和可能被杀，媒体则把这个说法接过去了。５月份是北约全面实施空中打击的时期，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关于科索沃进行种族灭绝的报告（《Ｅｒａｓ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ｔｈｎｉｃＣｌｅａｎｓｉｎｇｉｎＫｏｓｏｖｏ》），该报告对虚构的塞族人以暴力对付阿族人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在切采利亚，阿族电视台报道了５月２日这一天，有６３名被塞族军队杀害的人的尸体被埋掉的消息；４月１４日人们在雷扎拉的一个大坑里发现有大约７０具尸体。”这份报告有好几页，并有一些航拍照片作为证明。

　　法国媒体的绝大多数是支持武装干涉的，他们的报道依靠的是这些消息，依靠的是北约总部为证明其行动的正确性而在布鲁塞尔每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在此期间，雷吉斯·德布雷去了贝尔格莱德，后又去了科索沃，陪同他的是他自己的翻译，他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一些证据，对那里的情况也有了一些印象，而所有这一切都与西方国家政府及主流媒体传播的情况相反。德布雷试图在《世界报》———该报有时很愚蠢———上发表的文章里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他说那里的实际情况并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严重，但作为一个灰色地区，那里的情况还是模糊不清的。由于这位作家敢于与周围随大流的情况对抗，一些人激烈地嘲笑他，指责他离经叛道，其中有的是他的同行，像贝尔纳—亨利·莱维，但也有一些人就是普通人，他们没有其它消息来源，只能听上面报道的那些情况。

　　６月１０日，北约暂停空中打击。一周后，与前述同样的一些消息来源开始发布新的统计数字：英国外交部说“在上百次的屠杀中有万人被害”，８天后，克林顿证实这１万名科索沃人是被塞族人屠杀的。

　　９月２３日，西班牙报纸《国家报》发表了一位法医的谈话，他是响应号召去科索沃的一个专家小组的负责人，他说：“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去的是科索沃这个最糟糕的地区，我们要有所准备，在那里可能要进行２０００多例尸体解剖，可能要工作到１１月末；但结果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只发现了１８７具尸体，我们已经从那里回来了。”在同一篇文章中，该小组的人谈到了战争罪行，但他们驳斥了种族灭绝的说法。其中一位医生甚至推算说在科索沃死的人数最多只有２５００人。

　　１１月中旬，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对被指责在战争期间曾是杀人场所或者是埋人地方的大部分地点进行了勘察。他们找到了２１０８具尸体。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完全撤消了那份关于种族灭绝问题的报告，可该报告仍然留在因特网上，并没有被撤下来。正像英国记者约翰·劳赫兰指出的那样，在报告宣称死亡人数有１３００人的１６个埋尸地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却连一个人的尸体都没有找到。尽管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认为，它们的调查工作还远未结束———今年夏天还要继续进行，尽管它认为，以后还有可能发现其它杀人地点或埋尸地点，但与四五月份宣布的数字相比，差距是如此之大，这使人感到背后有个幽灵在操纵。因为这些数字是野蛮屠杀的同义词，正是这些数字使西方民众义愤填膺，从而导致他们中的多数人支持对南进行空中打击。

　　１２月份，又出了一份报告，是欧安组织的报告，这份报告把通常已被人们接受了的另一种事实的依据推翻了：北约的空中打击旨在制止几周来，甚至是几个月来塞族在科索沃进行的种族清洗。尽管报告说塞族人按照预谋的计划确实对科索沃居民采取了暴力行动，但报告还在一个段落中谈了下面的情况：“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４日以后，暴力活动升级了。随着北约在３月２４日夜空中打击行动的开始，这类速决的随意杀戮的行为已经成了科索沃的一种普遍现象。此前，塞族和南斯拉夫军队及安全部队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科索沃解放军途经道路上的科索沃人，或者是针对科索沃解放军的基地所在的科索沃居民区。但在３月２４日以后，整个情况变了，塞族人的注意力扩展到了以前相对较为平静的地区。”但对报告这个段落谈到的情况，法国报纸没有作什么报道。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保罗·沃森是在科索沃看到了战争全过程的唯一一位西方记者，他在《辩论》杂志上作了补充说明，他说：“除了在地面上打内战之外，北约又进行了空中打击，这样就给这里造成了极大混乱。轰炸使人狂怒和焦虑不安。当你没有办法打击轰炸你的那些人的时候，你就会想其它回击的办法了……塞族人于是就对离他们最近的目标进行报复。”那么，该不该把报道这次冲突的报纸及所有记者都烧掉、烧死呢？这样作太容易了。这里有个论据，雷吉斯·德布雷在他写的书里也谈到了这一论据：与其对统计数字表示怀疑，与其一旦到了现场才发现这的确是一场种族灭绝，莫不如把受害的人数高估一些，权且说它是一种种族灭绝，也就是“预防性地”说它是种族灭绝，这样作不是更好些吗？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个答案似乎是再明显不过了，但在一年前得出这样的答案可不那么简单。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无法去现场，所以记者们就只能靠北约及他们各自政府提供的消息了。从这一事件来看，在撒谎者当中，记者不多，北约人士和政客居多，因为后者所希望的是使公众无保留地赞成他们作出的决定，而不是给他们提供情况进行民主辩论。

　　德布雷坚持要靠自己的报道使人们听到另一种声音，在这个问题上，法国媒体的名声因“驱除”德布雷也同样受到了损害。他报道的大部分事实在当时都是有争议的，而现在都得到了证实。法国媒体的名声之所以受到损害，还因为它没有把冲突中和冲突后“看到”另一种情况的那些外国记者的话报道出来。最后，它的名声之所以受到损害还因为，法国没有任何一份报纸或周刊进行过深入的调查以驳斥一年前的那些报道，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的报纸却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