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歪曲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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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

犯下的滔天罪行

杨润根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汉代以来直到今天的全部经典解释的性质及其犯下的滔天罪行：

汉代以来流行至今的表音的文字学理论、假借虚词的语言学理论和考据的文本学理论是一套把中国的古代经典当作文字垃圾、语言垃圾和思想垃圾来对待并在具体的解释过程中已经把中国古代经典变成了文字垃圾、语言垃圾和思想垃圾的理论。表音的文字学理论在把整个庞大的中国文字符号体系转变成400多个读音的同时把经典中的每一个中国文字变成了没有自身表意上的独立性和确定性的文字垃圾，假借虚词的语言学理论把经典中的中国语言变成了假借字和虚词充斥的语言垃圾，而考据的文本学理论却把中国古代经典变成了没有作为人们正确地解释它们的唯一依据的内在的词法、语法和逻辑规律的文本垃圾。

五四以来许许多多的知识精英一致认为，中国古代经典是用极端不成熟的文字语言写成的极端不成熟的文字语言作品，他们不仅极端地蔑视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在《训诂学的批判与反思》之中，我详细地列举了他们的有关言论），而且极力地主张废除中国文字和语言，——可以肯定，这是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者们垃圾化中国古代经典之中的每一个文字、语句和思想的必然结果。

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犯下的滔天罪行不仅仅在于它垃圾化中国古代经典之中的每一个文字、语句和思想，而且在于它完全颠覆了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博爱、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并从而创造了一个与之完全相反的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

在这里，我只是列举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对中国古代经典的所作的最根本和最重大的颠覆性解释。

一

正像《尚书》所说的那样，“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在中国古代，人民是宇宙历史的主体，人民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主宰，人民的观察、人民的言语和人民的智慧代表着神的观察、神的言语和神的智慧，因此它们具有神圣的地位，而由人民选举的统治者只是国家的仆人，这也就是孔子的人民应该迫使那些由自己选举的国家的仆人完全遵循自己的意志，而不是仅仅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意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的源泉，也是孟子的民重君轻的思想的源泉。

然而，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者们却不仅让专制统治们取代了人民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让专制统治者们取代了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把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理解为被动语句，而人民也就因此变成了可以被专制统治们任意役使和欺骗的对象。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者们也把孟子的民重君轻的民主的思想变成了专制主义的思想：人民对于专制统治者们具有极端重要的工具性价值，这种极端重要的工具性价值构成了专制制度的基础。

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者们普遍地把《尚书》、《礼运》等等古代经典中的人民选举国家的仆人的民主思想解释成了专制统治者们从人民之中选举自己的鹰犬的专制主义思想。在这种解释中，中国古代经典之中的“选贤任能”的主体不是人民，而是专制统治者。这样，古代经典所说的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的活动，也就变成了专制统治者们的行使自己的权力的活动。

二

可以说，中国古代具有非常成熟、非常可靠、非常持久、非常伟大的民主的政治法律制度。《尚书》清楚地记载了一个君王的成长过程：一个非常年轻的青年人抱着自己的崇高的政治理想来到首都寻求成功的机会，但是在几年的努力之后，他失败了。他回到了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在那里的一个靠近河流的地方买下了一间小屋，在这一间小屋里，他认真地研究了整个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传统，最后他以自己的杰出的政治思想获得了选民的认同，并成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君王。

同样在《尚书》之中，一位联邦政府的君王展望着联邦的辉煌未来，决定将首都迁到一个能够与它的辉煌未来相适应的最理想的地方，但是来自各个国家的人民坚决反对他的决定：他们走上街头，不断地在广场和政府大厦之前示威抗议。对此，他没有任何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反对者们的理性，从而试图说服他们，并且他最终成功了。这就是盘庚迁都的故事。可以说，这是一个仅仅诉诸理性而解决人们在政府决策过程之中的意见分歧的光辉典范，这也是中国古代的民主政治非常成熟的标志：在其中，民选的君王并不总是公共意见的尾巴，他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敢于反对大多数人，因为他完全相信每一个反对者的理性，并且他勇敢地求助于每一个反对者的理性，并最终使反对者改变了态度，反对者也因此而变成了支持者。

三

孟子有一种极端重要的政治法律思想：政治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创造一种使得一切犯罪行为都不可能从那些对国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的家庭成员之中产生出来的外在的客观环境。然而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者们却把孟子的这一极端重要的思想解释为一切行使国家权力的人们都绝对不应该冒犯那些对国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的家庭成员。

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孟子的真正意思是：一个政治家实现政治本身应该追求的正义的目的并不困难，它只是要求政治家们通过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来创造一种使得一切犯罪行为都不可能从那些对国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的家庭成员之中产生出来的外在的客观环境。“不得”的意思是不能从外在的客观环境或外在的客观情势中得到，“罪”的本意是被观察、被发现、被指责、被非议的非正义的行为，这种行为也就是犯罪的行为。“罪于巨室”的意思是来自巨室的犯罪行为，即从些对国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的家庭成员之中产生出来的犯罪行为。然而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者们却把“不得罪于巨室”解释为避免遭到那些对国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的家庭成员们的惩罚，也即不冒犯那些对国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的家庭成员们。在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者们的解释之中，“罪”解释成了惩罚，“不得罪”这三个单音词变成了一个单音词和一个双音词——“得罪”。我们知道，“得罪”的本来的意思是获得惩罚，由于野蛮地侵犯他人必然会遭到他人的惩罚，因此“得罪”也引伸为冒犯，即野蛮地侵犯。

四

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者们把《诗经》之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道理想解释成了掌握王权的人们的霸道理想：地球之上的一切土地都是属于君王的财产，地球之上的一切个人都是属于君王的奴仆。事实上，在古代，“君”首先是指一种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的完美品德——把握宇宙整体的哲学理性，其次才是指具有这种完美品德的人及其因此而获得的君主的政治职位。同样，“王”首先是指一种能够完美地体现宇宙的道理、道德和道义的政治法律的制度性理想——王道理想，其次才是指足以代表这种理想的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的个人及其因此而获得的君王的政治职位。显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真正意思是地球之上的一切土地都是属于一个已经实现了王道理想的国家的财产，地球之上的一切个人都是属于一个已经实现了王道理想的国家的公民——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已经实现了王道理想的国家之中的能够确保这个国家正常运转的重要一员（因为“臣”的本意是一个巨大的生命系统之中的某种功能的担当者）。

可以肯定地说，正像《尚书》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聪明自我民聪明”一样，《诗经》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达的一种完完全全的民主的思想和自由的思想。这种思想奠定了中国人民的世界观念、世界意识和世界使命，也奠定了中国古代的伟大和光辉。在西周，我们认为我们的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法律制度是属于全人类的，任何违犯它的暴政都是不允许存在的，——这也就是我们古代进行的许许多多吊民讨罪的正义战争的法理基础。

五

《礼记》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它的真正意思是“刑礼不上大夫，刑礼不下庶人”（这种分而言之的方式无论在中国的古代语言和现在的语言中处处可见，如“天长地久”、“天圆地方”、“男欢女爱”、“四平八稳”，它们的真正意是天地长久、天地方圆、男女欢爱、四八平稳），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全部政治法律制度不应该使一切政府官员高高在上，也不应该使一切普通大众低低在下，它表达的正是一切人在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面前一律平等的思想，它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追求的平等的理想的思想基础。所谓“治国平天下”就是要使整个国家之中的每一个人能够像欢悦（“台”读Yì）的流水（“氵”）追求自己的目的地一样追求自己的自由幸福的目的，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实现全人类之中的每一个人在政治法律制度面前一律平等。

然而，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者们却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解释为政府官员纵使犯罪也不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而普通的大众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得到政府官员们的尊重。

可以说，在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思想，而且是中国古代的伟大传统。孟子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清楚地说过，如果舜的父亲犯了罪，那么舜使他的父亲免受法律制裁的唯一方法就是偷偷地背着自己的父亲逃离自己的国家。

六

我们知道，正像孟子告诉我们的那样，在中国的古代，一个时代往往是以一个公认的伟大人物为标志的，因此，尧、舜、禹、汤、文、武都是如此，——他们都是中国遥远的古代的各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们创造的业绩和传统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家庭和子孙，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和整个人类。

可以肯定，在尧、舜、禹、汤、文、武的时代，国家和权力是公共的，而绝对不是私有的——在《孟子》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土地属于人民，而非属于政府，政府占有土地的行为是非法的。

事实上，舜与他的父亲和弟弟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国家和由个人的杰出美德和能力所具有的巨大的影响力所赢得的权力的公共性质与私人性质的斗争：舜的父亲和弟弟认为由于舜的巨大的影响力而不断聚集到一起的人们建造起来的那座崭新的城市是属于舜及其全体家庭成员的，而舜坚决地摒弃了这种主张。

然而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者们却通过自己的颠倒黑白的经典解释公然地把国家和权力私有化了。我们知道，《孟子》之中有这样两句话：“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东汉的赵歧在《孟子注》之中将它们解释为“君子创业垂统贵令后世可继续而行耳。”这种解释非常含混，在这种含混之中既包含着一种自欺人的主观意图，也包含着对于当时的人们几乎都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中国的古代传统的隐秘的尊重。因此“创业垂统”作为“继续而行”的对象，这显然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后世”在汉代已经具有明显的“个人后代”的意思，因此，汉代赵歧的这种含混的解释将国家和权力私有化的意图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到了杨伯峻那里，这种意图就已经完全地公开化了。杨伯峻在《孟子译注》之中的解释是：“有德君子创立功业，传之子孙，正是为着一代一代地能够承继下去。”

我们知道，在《孟子》的原文中，“可继”是两个不同的单音词，意思是“认可（赞赏）和继承”，然而赵歧和杨伯峻却完全错误把它们理解为一个双音词，意思是“可以继承”或“能够继承”。我们知道，“可”涉及的是公共的性质（个人对个人的认可或子孙对前辈的认可不仅没有正面的社会意义，而且具有反面的社会意义，因此认可一定是公共性的认可），而“继”可以不涉及公共的性质。因此，当人们把“可继”理解为两个单音词的时候，“继”从“可”具有的公共的性质之中获得了自己的公共的性质，而当人们将“可继”理解为一个双音词的时候，“继”也就只有私人的性质了。

显然，赵歧和杨伯峻都非常清楚，如果他们不这样错误地理解这两个单音词“可继”，他们的解释或翻译的错误和荒唐的性质就会暴露无遗。此外，汉代的赵歧，为了掩盖自己的理解的错误性质，他采取了一种非常含混不清的表达方式；然而，杨伯峻为了使自己的表达更加清晰明了，他将《孟子》的原文“垂统”不可理喻地解释为“传之子孙”。这里我们见识了从汉代的经学家们到现在的国学家们在颠倒黑白的经典解释之中玩弄的无数的把戏之中的几种把戏。

事实上，孟子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历史上那些依靠自己的杰出的美德和智慧所具有的巨大的影响力而赢得权力的君子们为自己的时代创造业绩，並为未来的时代留下传统，其行为的出发点就是为着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可以被未来的人们所认可、所继承。”

七

通过颠倒黑白地把《论语》之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理解为被动语句，汉代以来的经学家们和现在的国学家们在自己的解释中赋予了专制统治者们奴役和欺骗人民的绝对权力的同时，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利和一切尊严。通过与此相类似的方式，他们也剥夺了一切女性的一切权力和一切尊严。

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孔子的意思是：“只有那些还离不开母亲的怀抱的童男童女才和那些庸俗的小人一样使人感到难以伺候，对于这样的小人，当人们亲近他们的时候，人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只是无所顾忌的对待，而当人们疏远他们的时候，人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只是毫无根据的怨恨。”

然而，通过将孔子的话语之中的两个单音词——女子——理解为一个双音词，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者们把孔子对于感情、理性和意志都不成熟的小人的指责变成了对于一切女性的公开侮辱。

我们知道，“女”的本意是母亲——据说韩国和日本人至今仍然这样理解“女”这个字，它作为动词的意思是履行母亲的职责——怀抱、关心、喂养、教育孩子。它转化为动词性的形容词的意思就是需要怀抱、关心、喂养、教育的。“子”的意思是男孩和女孩，在中国古代，“子”是对于男孩和女孩的共同称呼。在宗教和哲学的意义上，“子”也是对于一切男人和女人的共同称呼，人们以此确认自己是上帝的孩子和宇宙的孩子。因此，“女子”作为两个单音词（我认为古代经典之中没有双音词），它的意思是需要母亲的怀抱、关心、喂养、教育的孩子，离不开母的怀抱、关心、喂养、教育的孩子。

可以说，公然侮辱妇女和人民的是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者们通过颠倒黑白的经典解释创造出来的整个专制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的重要的组织部分。

八

在中国古代，君、王、公、卿，都是指宇宙智慧（“君”的本意是对于宇宙整体的理性掌握）、王道理想、公共意志和全民的亲密朋友的杰出代表。“殿下”、“陛下”等等称呼突显的是国家的绝对重要性和至高无上性，而君王只是服务于国家目的的奴仆。

“官”的本意是一对情侣建立和支撑的家庭，引伸为这对情侣分别承担的家庭职能，再引伸为每一个人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在中国古代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某一种国家或社会职能的承担者，因此每一个人都是官员。因此官或官员在中国的古代是一个极端平凡、极端普通的称号（如羊官、牛官、新郎官、新娘官），它突出的是每一个人对于国家的极端重要性。

“臣”的本意是人体的最重要的感觉器官——眼睛，引伸为构成整个国家机体的器官——每一个人。因此，就像官或官员一样，臣或臣民在中国的古代是一个极端平凡、极端普通的称号，它突出的同样是每一个人对于国家的极端重要性。

然而，在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之中，每一个人对于国家的极端重要性的思想完全消失了，国家的极端重要性的思想消失了，人们发现的只是少数统治者们的极端重要性的思想——他们重要到可以任意导奴役和剥夺绝大多数的人，他们重要到绝大多数的人只能为了他们而存在，而不能为了自己而存在。

九

“管”的本意是具有类似竹子的结构并具有某一种特殊功能的工人制品——中国人在古代发明的望远镜——其中的玻璃镜片类似于竹节，引伸为望远镜在科学领域的运用，再引伸为远见能力在私人和公共的生活领域的运用。（“管”作为移动的望远镜，而“睿”作为固定的望远镜，它们在中国古代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周髀算经》之中被反复地提到，然而几乎全部的中国学者理解不了这一点，以至于现在中国最著名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专家席泽宗认定，在二千三百多年之前，中国战国时代的著名的天文学家甘德通过肉眼的观察而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这一发现比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发现它们早一千九百七十年。显然，席泽宗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最基本的常识：通过肉眼发现木星的四颗卫星是完全不可能的。）

“理”的本意是宇宙的内在的道理、道德和道义的统一性，引伸为对于宇宙的内在的道理、道德和道义的统一性的正确认识或揭示，再引伸为赋予人类直接相关的全部事务以宇宙的内在的道理、道德和道义的统一性的活动——政治和法律的实践活动。

“统”的本意是被照亮了的令人赞赏的个人能力的联合，引伸为对于这种联合的维护和促进。

“治”的本意是愉快的水，引伸为使水愉快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地，再引伸为通过政治和法律的制度性手段确保每一个人能够像水愉快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地一样地愉快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地——幸福和自由的生活。

“权（權）”的本意是人类为自己树立的幸福欢乐（歡）的标杆（木）。因此，“权”首先是指一种为人类的幸福欢乐树立新的理想、绘制新的蓝图的理性的能力，其次是指人们因此而获得的在国家管理之中运用这种理性的能力的机会——人们的私人的能力也就因此变成了公共的权力。

可以说，这些文字没有任何专制主义的痕迹，而只有理性、道德、理想、幸福、自由和民主的烙印。然而，在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之中，我们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野蛮、暴力、颓废、苦难、奴役和专制。

五四以来，由于对汉代以来的颠倒黑白的经典解释以及以此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整个中世纪的专制主义有话语体系深信不疑，由于对经学家们和国学家们在经典解释之中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无所知，人们把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全部丑恶现象归罪于中国的文字、中国的语言、中国的经典、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中华民族的性格和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因此人们不仅主张消灭中国的文字、中国的语言、中国的经典、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而且主张改变和再造中华民族的性格和思维方式，这种主张不仅完全接受了汉代以来的专制制度及其以颠倒黑白的经典解释为核心的全部中世纪的学术活动造成的既成事实，不仅认同了汉代以来的以颠倒黑白的经典解释为核心的全部中世纪的学术活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不仅认同了汉代以来专制制度的合理性，而且它事实上也已经成为更加彻底、更加极端的专制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沃土。人们在铲除野蛮、专制、愚昧、迷信的专制（封建）主义思想的口号之下极力诅咒中国的文字、中国的语言、中国的经典、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中华民族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人们也在这样的口号之下致力于改造中国的一切。总之，人们把中国的文字、中国的语言、中国的经典、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和中华民族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而对它们犯下滔天罪行的汉代以来的中世纪的专制制度不仅成功地逃避了历史的审判，而且它的专制主义的颠倒黑白的学术还成为了这个审判台上的证人和审判官，——这样，在人类的20世纪，中国的全部历史之中的一个最黑暗的时代也就开始了。

现在是这个由五四开启的最黑暗的时代结束的时候了，现在也是汉代以来整个中国的黑暗的中世纪结束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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