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不能挽救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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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21 信力建

集权国家领导人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特务政治可以延续政权的生命。理由是：特务政治可以监视控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而掌握其思想，将其“反动”言论和行为扼杀在摇篮状态。然而，历史事实却是：特务政治愈发达的国家，其寿命愈短暂，而最终都逃不出灭亡的宿命。前苏联的克格勃就是一个例子。

克格勃的职权范围相当广泛，既有对外的谍报工作，也有对内的思想言论的监视与控制。以实力和高明而论在某方面甚至超过美国。克格勃的情报能力有口皆碑。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前俄罗斯联邦总统、现任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的普京，当初也曾是克格勃的一员。克格勃建立于1954年。该机构可追溯到1917年12月苏俄政府刚建立时成立的“契卡”，捷尔任斯基为第一任首脑。在20世纪30年代，由亚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大清洗”的工具。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过大， 涉及国内的所有领域。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克格勃的相关机构，但力量已经大为削弱。随着俄罗斯经济实力的逐渐恢复，为应对北约东扩、格鲁吉亚等传统势力范围的不断被蚕食和国内分裂势力抬头的新局面，俄罗斯的情报机构开始重新纳入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情报活动也重新活跃起来。

    就对内而言，在苏联，作为这种意识形态的第一执行机构——克格勃以庞大的网络，先进的技术手段，结合古已有之的无所不在的眼线，通过各种各样的罪名，“惩罚”了无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敌人。然而，随着惩罚而来的，是这个机构本身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瓦解。它的恐怖色彩，不仅使它在平民中失去了声誉，而且也摧毁了它自身。还在苏联解体之前，这个布尔什维克最集中的机构开始向传统的意识形态惩罚机构告别，一夜之间，克格勃里的党委停止活动，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为它“说句公道话”。

克格勃的这种控制，早在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已经向世界展示了以克格勃为首的苏维埃“惩罚之剑”的内幕。当时，他不得不为此流亡国外。而今，轮到克格勃自己的人马出来述说真相了，瓦季姆•巴卡京——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自己的经历，书名叫做《摆脱克格勃》。短短二十年时间，克格勃从最勇敢的人都不能挑战的神圣，变成了它的主席都要摆脱的魔鬼。索尔仁尼琴通过大量的个案调查，勾画出将普通人从正常社会流向古拉格的那条“暗道”。巴卡京走得更远，通过少量关键性的“核心事实”，从内部攻破了克格勃赖以生存的理由。索尔仁尼琴的笔墨，一直追溯到苏维埃革命初期捷尔任斯基的“契卡”；巴卡京不仅如此，更为克格勃及其前身的行为逻辑给出一个名词：契卡主义。

按照巴卡京的理解，以人民的名义“保护”人民，与人民的“敌人”斗争，乃是克格勃的权力。虽然人民不能确定谁是敌人，但“敌人是永远需要的”，因为没有敌人，整个克格勃体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契卡主义的实质，就是“根据一个臆造出来的方便公式，经常不断地寻找敌人”，其思想体系不是与法律，而是与现实意识形态完全融合在一起。契卡主义“把恐怖与不法行为提高到国策的高度”。

克格勃机构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当时称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此后，这一机构的名称经过一系列改变，从国家政治保安局(格普乌)、国家政治保安总部(奥格普乌)、内务人民委员部(恩克夫德)、人民安全委员会(恩克格勃)、国家保安部(姆格勃)，直至一九七八年改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名称改变的同时，这一机构的职能也略有差异，但一直不曾变化的，便是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寻找并消灭“敌人”，契卡主义思想体系的坚固性，远比克格勃这一具体机构要强。

设立契卡，是政权初立那种特殊情况下的临时措施。国内战争结束之后，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按照正常发展，国家将逐渐向法律制度过渡，契卡机构这种临时设置也将会消失。然而事实正如人们所知，这一机构不仅未能消失，反而逐渐扩大，成为苏联制度的标志之一，至一九九一年退出历史舞台时，克格勃有将近三十个总管理局、管理局和独立科，直接管辖着四十八万名工作人员，此外还有更多的“线人”。

为什么在国家政权已经巩固的情况下，克格勃机构还能得到如此大的发展呢?在苏联的领导人看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将引起被专政者的反抗，甚至专政本身必然造就出被专政者，所以这种专政不仅需要有包括警察、法院等专政机器在内的政权机构来保证，还必须有一种专门从事惩罚事务的机构，它负责将一切破坏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说消灭在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之前，才能真正做到长治久安。斯大林的“随着社会主义向完全胜利逐渐推进，阶级斗争也将逐渐激化”的论断，实际上是克格勃这一特务机构不断强化的理论基础。

契卡主义要将“敌人”消灭在做出实际行动之前。那么一个“敌人”一旦进入了警察程序，就意味着契卡机构的失职。因此，契卡机构必然要依靠秘密而且非法监视公民的言论、思想、通讯、交往等自由，并以它认为公民是否有“异向”为标准来惩罚公民，“侦察英雄”变成了社会的榜样。这样一来，事实上就剥夺了宪法所昭告的公民自由权利。契卡主义惩罚思想所造成的恐怖，不仅消灭了“敌人”，而且消灭了思想。随着这部“轧肉机”的运作，社会不再具有活力，个人独裁受到欢呼，个别不甘于思想被绞杀的勇敢分子，则被用作“阶级斗争正在激化”的证据，使克格勃得到“只能加强”的理由。

在契卡主义的笼罩之下，“一九三七年”在苏联，正如“一九五七年”在中国一样，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斯大林以“暗害分子”、“间谍”、“工业党”等无奇不有的罪名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清洗。契卡机构在清洗无辜公民之余，甚至也一次又一次清洗了它自己的首脑，被告申请“最严厉惩罚”的审判与枪杀成了公民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赫鲁晓夫时代的“解冻”，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契卡机构的死亡游戏，但赫鲁晓夫逮捕契卡机构头子贝利亚时，也要给他加上一个“英国间谍”的正统契卡型罪名。

契卡主义之所以能够有效地作用于所有公民，不仅仅是因为契卡机构手段无所不至，作风神秘恐怖，还因为它得到整个意识形态的帮助。许多人为情报机构工作，负责地监视他们的同事、邻居、朋友，真诚地认为这是为祖国尽着神圣的义务。教师们日复一日地让学生牢记敌人无处不在，敌人必须被消灭；新闻工作者则言不由衷地歌颂着层出不穷的成就，根本不理会社会制度的缺点。任何一个普通人，要么照领袖或“人民”指示的那样，“像大家一样”生活，要么就是“人民的敌人”，应该进入不存在的状态。在这种气氛下，“社会沾染上了这样一些风气：冷漠、伪善、市侩的利已主义、毫不掩饰的残酷无情。社会最上层的大多数代表人物——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一帆风顺的最上层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代表——顽固地抓住自己或明或暗的特权，对违反人权、进步、安全、人类的未来利益漠不关心。”(萨哈罗夫语，1973年)被契卡机构控制的，不仅是普通公民。随着契卡机构日益成长壮大，它像一切官僚机构一样，成了自身利益的维护者。苏联制度给予契卡机构无所不在的特权，契卡机构则负责为这个制度提供合口味的服务。契卡机构垄断了国家领导人赖以作出决策的情报，社会信息通过契卡机构的过滤，才能流向制度最高层的人物。在这种情报的传递中，契卡机构使整个国家的决策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克格勃主席根据个人倾向，决定哪些信息应该提供给领导人。克里姆林宫事实上被克格勃洗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克格勃的玩偶。

一个制度所以会采用特务政治，往往是由于以为这种政治最能消灭潜在的威胁，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权力的安全。然而，事实的发展往往正好相反。在中国，明朝的特务政治成为削弱王朝最经常也最强大的体制。在苏联，契卡机构同样起到了这种作用。斯大林利用契卡机构制造了大规模恐怖活动的同时，也使贝利亚产生取而代之的异想，斯大林之死的详细过程晃如烛影斧声。在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九九一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政变中，克格勃充当了冲锋队。克格勃根据“法定权力”切断了戈尔巴乔夫与外界的通讯，并对他实施软禁，它的主席克留奇科夫不仅参加紧急状态委员会，而且事实上是政变的策划者和主要操作者，克格勃武装力量“阿尔法”特别分队则是政变者倚靠的重要力量。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务机构，终于被证明是对国家安全最具威胁的力量。

失败的政变改变了历史，契卡机构摧毁了自己存在的最后一点理由。随着苏联的解体，克格勃作为一种制度在前苏联地区终于消失。如今，无论该地区的那些国家实行着怎样的制度，那里的人民至少免受国家机构夜半敲门之惊。然而，契卡主义，作为一种“树立敌人”、“将敌人消灭于萌芽状态”、从而走向压制人的自由意志的思想体系，并不会轻易从这世界上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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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卡主义的实质，就是“根据一个臆造出来的方便公式，经常不断地寻找敌人”，其思想体系不是与法律，而是与现实意识形态完全融合在一起。契卡主义“把恐怖与不法行为提高到国策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