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国富”如何变“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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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

经济模式方面，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出口，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这种模式包括发改委都在呼吁改变。但是讲了十几年，依赖度不降反升。为什么中国经济很难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而只能继续依赖投资、出口？

为什么中国从大到小的各级政府都在追求GDP增长速度？为什么老百姓的收入增速总是慢于GDP增速？为什么国家日益富有，基层百姓却直呼生活成本太高、压力太大？

　　

百姓收入与民间消费被抑制

在过去30年，国有制体系确确实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负面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负面后果大于正面。这种模式使整个经济架构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为了民众的终极幸福。做基础设施投资当然必要，但做到一定的时候，必须要慢下来，发展的重点必须转移。毕竟，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要盖无穷多的楼房，也不是要建无穷多的基础设施，或无穷多的厂房，最终的目标必须围绕人的幸福感的最大化。

过去60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的比重是直线上升。这两种趋势不管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有改变。为什么呢？

两个结论：第一，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若能受到民主宪政制度的制约，政府消费相对于GDP的比重便难以膨胀，难以失控。第二，与国有经济相比，民营经济更能使民间消费随着经济同步增长。

　　民间消费是如何被抑制的

为什么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民间消费相对增长速度就越低？现代经济学的消费投资预算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个人、家庭每天在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多少钱时，会考虑两方面的收入：一方面是劳动收入，就是工资、劳动报酬等收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是资产性收入，就是资产升值，或者说财富型、财产型收入。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财富、产权是私有，那么，那些私有的土地、资源、楼房、股票等，所有的这些投资和非投资品种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个个人、家庭的消费与投资预算约束中，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日常开支计算之中，这是私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的情况。

但如果是国有经济为主体，差别就大了，因为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国有股权，它们升值再多，尽管名义上说全民每个人都有一份，可实际上随便问一个普通中国人：“昨天中石油股票涨了很多，你今天是否能多花几块钱了？”他会说：“你疯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国有资产升值，跟我们每天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多少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都不拥有。农民的纯收入增长最慢、最少.

政府切走的蛋糕，在过去十几年里不断膨胀。这必然意味着老百姓分到的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镇居民，最糟糕的、分享最少的是农民。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的“第二次分配”，这不是很好吗？

事实真的如此？实际情况可能跟很多学者讲的理想相差很远，因为当财政预算是暗箱操作时，靠什么制度机制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实现，分配到你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经济模式不转变，民富只能是愿望

为什么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呢？这里我不是说由政府官员做投资决策、做开支决策的时候，他们会不负责任，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很好，但是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他们按照某种方式去做决策。如果让我处于他们的位置，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把能够控制的资源和钱都花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楼与高速公路上，以及大工业项目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的领导们看得见，才能对我的政治前途最有利。

相比之下，可以想象，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老百姓掌握，由他们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

归根结底，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从国富转变为民富也只能是一种愿望。

如何改变？我依然主张两点：

第一，当然是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这是最直接约束征税权、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国民权益基金中，把原来“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有到位的、虚的“全民所有”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我知道，很多人对此有不同反应。但中国下一步怎么走，需要大家多提些切实诚恳的意见，需要大家去观察、收集真实的数据，并做一些可靠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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