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德美日的“山寨”历史看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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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图）

2019年德国金鼻子奖出炉，又引发一波对制造山寨货的舆论热炒。多少年的老梗沿着老路再来一遍，无非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吁。回顾历史不难发觉，人类工业化以来，每一个制造业大国都是“山寨”起家，无一例外。

英国是工业化制造业第一个大国，可是早期工业化产品既不能和欧陆手工业产品比品质，也不能和东方手工业产品比价格——否则也没有鸦片贸易，和因此引发的战争。工厂击败手工工匠行会绝非一朝一夕，即便在生产效率上已经体现出现代工业制造的优势，在设计创意上还是不及规模更小、更为分散的手工工匠。

德国在俾斯麦时代工业崛起，为后来的工业国家提供了范式。德国工业化早期是重点发展军工、重工，以基础较好的钢铁工业发展最快、最好。但是在轻工业领域，“德国货”就是仿制英国产品的廉价货。这一观念甚至传到了远东。我是上海人，租界时代的上海留下一句洋泾浜英语“嘎闷货”，指的就是廉价次品的鸡肋，来源正是英语的德国货。如果当时有金鼻子奖的话，德国产品很可能会包揽榜单大部分名额。

工业化早期的美国甚至比德国的“山寨”还要彻底，直接“克隆”——以生活成本低、发展机会多的优势吸引英国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移民，翻版英国工厂。但是，由于没有英国完善的工业体系支持，早期的美国“克隆货”的质量严重缩水，迎头赶上花了近百年时间。

而山寨势头最强劲的莫过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工业化草创阶段山寨成风，长期处于商品原产地鄙视链的最底部。好不容易在二战前有所上升，又被战争打回原点。以至于战后经济腾飞时代，日本不得不从廉价山寨品开始再出发。最著名的莫过于“1美元衬衫”——衬衫模仿了欧美流行款式，却在面料、加工方面能省就省，将价格优势发挥到极致，质量也是相应缩水。在美国市场上被嘲笑为“纸衬衫”。1970年后期，“纸衬衫”遭到了美国舆论的激烈批评，《纽约时报》曾刊文说日本的“纸飞机”没有征服美国，却以“纸衬衫”占领了美国——“纸飞机”是二战后期强弩之末的日本制造的零式战机，它们竟用木头和纸制作机身。如此辛辣的讽刺比区区金鼻子奖的火药味要足得多。

陈述这段历史，绝非为“山寨货”正名，而是要从中寻求经济发展的规律。很明显，工业化以来，主要工业强国都是由廉价仿制起步，经历从体量扩张到技术全面提升的发展过程，最终形成强大的制造业体系。或许，山寨阶段是一个必经阶段，强大的市场驱动无可回避。

当先进国家的制造业发展成熟，在全球市场形成优势后，区域之间的“水位差”会越来越明显，制造业逐步向成本优势明显的区域转移，这是供给端的变化趋势。同时，先进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速放缓，大众消费的价格敏感度提高，寻求廉价替代品的需求也会增强，这是需求端的变化趋势。供给和消费同时向有利于后进国家制造业的方向推动，后来者居上的崛起势不可挡。

诡谲的是，尽管“山寨现象”最为严重的是后进国家制造业发展初期，却不会造成太大的矛盾。弱者不以为意，强者也不为已甚。反而是后进国家进入产品升级阶段、山寨势头放缓时，“山寨问题”成为矛盾聚焦。比如“纸衬衫”为代表的低价服装、纺织品贸易争端不是在1960年代日本服装纺织业迅猛提升时爆发，对美出口大幅增加时爆发，而是在增速放缓、质量大幅提高后的七十年代后期。

这在中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1990年代“温州皮鞋”之类的劣质山寨货连国人自己都深以为憾时，中国制造却在欧美市场畅行无阻。而今天，中国制造业增速明显放缓，产品质量和研发水平明显提升时，“山寨”却成了令人瞩目的争议。这其实也是市场关系决定的——不是山寨更严重了，而是市场“分工体系”的边界模糊了。

在制造业转移初期，后进国家提供低端产品，先进国家继续保持高端市场的占有率，形成一个双方满意的蜜月期。双方都会觉得这种分工是天然的——这没有错，并且认为这将是长期稳定的市场结构——这就错了。

市场从来不是静态的，所有要素都在变化。后进国家通过制造业积累了资本与技术，社会变得更为富裕，消费需求会提升。供给能力和消费需求再次合力作用，制造业大国的产品升级由市场自发形成，这是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止的。而后，开拓新市场、扩大销售水到渠成。过去的清晰的分工关系变得模糊，产品叠加的领域扩大，冲突爆发。一方是被压制的不满，另一方则是遭遇挑衅的愤慨，再加上错误的政策与情绪化的表达，矛盾加剧。

西方经济学界对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是有不少批评意见的，尤其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提出了很有力的质疑。这种外部干预的初衷是鼓励人们创新，可是被技术垄断带来的超额收益超过继续创新的潜在收益时，创新动力反而被抑制。创新是有风险的，而专利费收入是没有风险的。比如，美国高通每年的律师费已经远高于研发费，其创新步伐显然已经慢了很多。

再有，很多新技术的研发需要其他技术的支持，而过度保护知识产权在这类研发活动中产生的阻碍作用甚至会大于其鼓励作用。而且，昂贵的司法成本会加剧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竞争的难度。

甚至于某些所谓知识产权，本质上只是以少量的金钱换取市场垄断地位的掠夺行为。在这次金鼻子奖中有一款玩具车模，正版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是玩具生产厂商从瑞士的汽车制造商那里买下的。可是，在车模玩具诞生后很长时间，汽车厂商对玩具企业仿制其车辆都是开放和鼓励的态度。恰恰是玩具商们的鼓励与合谋，才把汽车外观设计专利引入到玩具领域，这样他们可以花一点钱就垄断了市场。这鼓励了哪一点创新？对消费者有什么益处？汽车厂商的设计已经从汽车市场上获得了应有的回报，再与玩具商合谋从小孩子的玩具中攫取利润，道义上真的站得住脚？照此逻辑，制造动物绒毛玩具还要向动物园、原产地、自然博物馆支付专利费用？

谋求垄断的巧取豪夺没有正当性可言，也不是什么光彩的权利。真正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只应该发生一些例外的特殊情况：研发费用高昂、具备明确的市场前景却又极其容易被仿制的产品领域，比如制药、高科技核心技术等等。

因此，知识产权保护是必要的，但不能是过度的。

背离市场供需关系的过度保护注定是无效的。在高度管制的温室市场中生存太久的德国设计师们已经无法面对市场经济的残酷真相：当买家无力承担卖家提出的价格时，替代品总是会出现。

人们都很愿意表达对创新的敬仰和鼓励，甚至信誓旦旦地承诺为之付出更高的代价。但是，在处于实际的交易场景中，人们才会诚实地用货币表达自己真实的需求。这也包括他们的欧洲同胞。

如果欧洲消费者真的愿意为“保护原创”的道义责任埋单，那么欧盟也不必费力地使用司法系统去打击山寨商品的走私、行销了。甚至一开始就不会有山寨制造的繁荣，因为欧盟顾客曾是这个山寨市场的重要买家。没有人否认德国制造的优异，但是这个昂贵的福利体系和复杂管制之下的国家已经不可能为低端市场提供廉价的商品。他们的挫败感本质上来自供给和低端市场不匹配，绝大多数情况下和知识产权无关。这是市场的真相，愤世嫉俗也无济于事。

编辑：福阿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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