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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徐林生时评作品研讨会在广东惠州举办。在接受访谈时，资深评论员、华中科大新闻评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红网“青椒训练营”导师徐林生回顾了自己的写作历程、心路变迁、创作理念与思维方法，对新闻评论实践、教学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二十余年来，徐林生老师笔耕不辍，在红网红辣椒评论栏目发表了至少700篇以上评论作品，提出了许多“首创性”观点，作品时效性强、观点鲜明，富有理性思考，频频登上各大平台热搜榜，备受关注。 将“评论思维”从写作技巧上升为一种生活哲学，将“评论写作”内化为一种关乎批判性思考、逻辑判断与独立精神的终身素养，不仅是这位资深评论员的个人叙事，更是一份关于理性、责任与建设性表达的时代证言。 本期访谈由湖南大学新闻院秦月阳执行。
“以圈外人身份、从旁观者视角、凭在场者热情”，跳出情绪化表达，让个体杂感从具体评论实践走向“建设性评论”的自觉 Q：您的三本文集《要亲自读书》《旁观者说》《徐徐道来》，书名都很有意味。能谈谈它们的由来吗？ 徐林生：第一本书《要亲自读书》，源于1998年我在《羊城晚报》发表的一篇杂文。当时有干部利用特权请人代考，被查处后引发舆论关注。我写文章批评这种“读假书、考假试”的行为，标题就是《要亲自读书》。后来出书时觉得这个题目简洁有力，便沿用了下来。 第二本《旁观者说》，书名其实体现了我对自身角色定位的理解。我不是媒体圈内人，而是以“圈外人”的身份观察社会。我一直相信，旁观者视角更容易跳出情绪化表达，看得更清、更远。有一次拜访鄢烈山老师时，他建议就用“徐徐道来”当书名，后来我采用了他的建议。 回顾三本书的创作，我经历了个人表达的逐渐完善，也见证了评论行业的发展变迁。从追求发表到志在表达，从批评为主到重在建设，从不吐不快到责任感使然。这种转变让我更加注重评论的社会价值，从而坚定了“以圈外人身份、从旁观者视角、凭在场者热情，写建设性评论，为中国舆论场提供有价值的观点”的创作理念。 Q：您提到“旁观者视角”，这个观念是否在您创作的时评《聂树斌案：要舆论监督，不要舆论审判》中有所体现？ 徐林生：我写《聂树斌案：要舆论监督，不要舆论审判》那篇文章，其实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时间点。那时舆论场上对这个案子讨论得非常激烈，很多人都情绪化地批评法院，甚至有人直接说这是“舆论审判”。但我一直认为，评论员不能跟着情绪走，而是要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看问题。如果连我们自己也陷入非理性的情绪中，那我们和被我们批评的对象有什么区别？评论的价值在于理性建设，而不是煽动情绪。 舆论监督和舆论审判之间应该有一条界线。我们不能因为同情一方就无视法律程序，也不能因为愤怒就代替法律去下结论。 那篇文章原载于红网，于2015年12月18日发表，后来被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微博及《人民法院报》全文转载，引发舆论界和司法界强烈反响，媒体也接连转载。人民日报客户端以《最高法罕见评聂树斌案：要舆论监督，勿舆论审判》为题报道。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徐海燕发表论文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条微博，解读了舆论监督和舆论审判的区别”。重庆工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殷俊称之为“现象级评论”。 理性的声音是有力量的，关键是你能不能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去看问题。 写评论不是为了显示自己多厉害，而是为了推动问题的解决。聂树斌案是这样，其他事件也是这样。评论要做的不是简单地批评，而是提出建设性的看法，让舆论回到理性的轨道上来。
有位教授知道我一边做管理工作一边坚持写评论，曾对我说：“我写文章是饭碗，你写文章是情怀。”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或许正是这份“情怀”，让我在喧嚣中始终愿意为公共理性发一点声音 Q：回顾您的评论生涯，起点是在哪里？您的第一篇时评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徐林生：我的评论生涯真正意义上的起点，是2002年12月15日。那天，我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第一篇时评，题目叫《传媒报道喜讯，不能总把K金当足金》。那时候我刚接触电脑写作，连打字都不太熟练，还是靠同事帮忙录入、注册邮箱，才把稿子投出去。投稿时甚至忘了署名，编辑老师回复说：“此稿甚好，明日采用，请告知姓名与联系方式。”这让我既惊喜又感动。 说起来，我对评论的兴趣，其实萌芽得更早。年轻时没什么书可读，我就反复看《毛泽东选集》和《歌德批判纲要》这类书，它们无形中塑造了我讲逻辑、重说理的思维习惯。所以当2002年我看到《南方都市报》开设评论版时，就觉得这种文体我“也能写”。 2002年底到2003年初，我写得特别勤，热情非常高，文章曾连续三四天见报。后来我陆续在《新京报》、红网等媒体发表文章。 后来因工作繁忙，评论写作中断了好几年。直到多年后才重新拾笔。有位教授知道我一边做管理工作一边坚持写评论，曾对我说：“我写文章是饭碗，你写文章是情怀。”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或许正是这份“情怀”，让我在喧嚣中始终愿意为公共理性发一点声音。 Q：重新回归写作后，您的文章越来越注重提出建设性方案。请谈谈这一阶段您的写作理念发生了哪些转变？ 徐林生：2016年之后，我重新回归写作。如果说早年写评论更多是出于一种表达的冲动，那么这个阶段，我更加明确，评论的价值不在于指出问题，而在于推动解决问题。 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寻找“最好的解决状态”。舆论环境需要多元的声音，但更需要负责任、有建设性的声音。评论要顺应时代的变化，但更重要的是，要提供一个独特而透彻的角度。 这种角度，一方面来自我跨学科的知识背景。汉语言文学、法学、公共关系等领域的学习，让我习惯于从制度、历史、人性等多个维度去透视一个问题。比如我写《日本胆敢碰红线，总账应从甲午战争起清算》，就是基于历史的纵深，进行一种战略性的思考。再比如《提拔干部有必要考察学术道德》，我刻意跳出对某个干部的单纯批判，转而思考如何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这就是一种“共建者”的视角。 另一方面，这种转变也让我摆脱了一个误区。我曾一度认为，评论要写那些“挑战性”的话题才能体现价值，但其实，这个社会永远需要常识的重复，就像人需要空气和饭食一样。很多道理是常态化的，但恰恰最需要被反复提醒。 我现在的写作，是带着方案上路的。独到和建设性的见地，源于长期的积累、冷静的观察，更源于一份希望舆论环境能变得更好的责任。 于我而言，评论不只是一项写作技能，它已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评论思维可以终身受益。它教会我四件事——批判性思维，不盲从、不轻信；归纳能力，从海量信息中提炼本质；洞察本质的能力，穿透表象，看见内在逻辑；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喧哗中保持清醒。 我从不为了标新立异而发声，但也绝不甘于人云亦云。我始终游离于固定的媒体圈之外，这种相对的“超脱”，反而让我少了些束缚，能够更纯粹地就事论事。 因此，当我面对任何一个热点事件时，我的思维路径不仅仅是追问“发生了什么”，更会深入地去探求“为什么会这样”以及“究竟该怎么办”。我始终坚信，时评写作的价值，不在于赢得多少掌声与流量，而在于能否用理性驱散偏见的阴霾，在观点的冲突中架起沟通的桥梁，让每一篇文章都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级微小而坚实的阶梯。 如今，写作于我，已是生活方式。正如我所坚信的，有价值的观点是社会“刚需”，永远不会过时。
我建议年轻作者不要急于在热点中抢发声。先停下来，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件事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大众的普遍认知可能在哪里跑偏？我能提出什么样更符合规律和公共利益的解决方案？ Q：很多年轻作者提的建议太泛，缺乏针对性。您是如何在热点事件中找到独特而理性的表达角度和独到观点的？ 徐林生：舆论界跑偏是很诡异的现象，评论员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用一篇有理有据的文章，把它拉回理性的轨道。要做到这一点，靠的不是标新立异，而是阅历的沉淀、知识的积累，以及长期观察事物所形成的独特视角。 我的体会是，必须看透问题的底层逻辑。很多评论文章角度平平，甚至观点偏激，根源在于它的“底层逻辑不稳”。比如，有些人习惯性地认为“这种事只在中国发生”或“只针对某个群体”，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的。前提错了，后面堆砌再多论据，整篇文章也立不住。 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当年我写《贪官死囚为何都“享受”注射死刑？》。当时大家都习惯于报道执行方式，但我从法律平等和人性尊严的角度提出了质疑。这篇文章被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网站转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媒体广场”播发，产生广泛影响。2004年2月21日，新华社等报道《原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被执行死刑》时，隐去具体执行方式（“注射死刑”或“枪决”）。自此，媒体报道此类新闻时，改变以往披露死刑具体执行方式的惯例，以“被执行死刑”代之，并沿用至今。 另一个例子是《盘点反腐败还是慎言“成绩单”为好》。当时很多媒体在年终总结时，喜欢用“打虎”数量来展示反腐成绩，今年比去年多，就说明成绩更“靓丽”。但我认为这个逻辑是错的。如果贪官越抓越多，那不正说明腐败越反越严重吗？这与我们“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标是相悖的。 所以，我建议年轻作者不要急于在热点中抢发声。先停下来，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件事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大众的普遍认知可能在哪里跑偏？我能提出什么样更符合规律和公共利益的解决方案？当你养成这种思考习惯，独到而理性的角度，自然会浮现出来。 不要低估新闻评论的价值，也不要小看了评论思维的力量。当然，也要通过不断试错、培养用户思维、坚持建设性立场，最后在理性表达中实现价值。
Q：您担任了红网“青椒训练营”第一期的业界导师，对青椒评论作者们有何建议？ 徐林生：首先，不要低估新闻评论的价值，也不要小看了评论思维的力量。在我眼里，一篇好的评论，是舆论的“矫正器”，能拨开情绪的迷雾；是分析问题的“显微镜”，能帮你看到本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助推剂”；更是能给复杂问题开出一剂“新处方”的良方。拥有了这种思维，你面对任何信息都能看得更透，这是一种能终身受益的能力。 其次，一定要培养“用户思维”。写评论不是自说自话，要想着怎么把复杂的道理，用清晰、有说服力的方式传递出去，让读者看懂、听进去，这就是一种化繁为简的能力。 再者，要敢于“不断试错”。我看到训练营里很多同学，文章没录用，会在“评中评”里诚恳地反思原因，这个态度非常可贵。不断试错，就是不断进步的阶梯。 最后，也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要追求评论的“建设性”。批评很容易，但更难也更有价值的是提出建设性的、能落地的思路。我写过一篇《建议将武汉“封城日”设为国家公共卫生警示日》，起初也只是红网上一篇普通的评论。后来，有16位顶尖医学专家联署支持，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更将它作为正式议案提交全国人大，还接受了央视专访。这就是建设性评论的力量。 写新闻评论，要以用户思维去表达，在试错中成长，最终用建设性的立场，在理性的表达中实现独特的价值 Q：新闻评论教学对于培养学生透视社会、参与公共治理的能力至关重要，但在实践中却常被低估。您对改进当下的新闻评论教学有何具体建议？ 徐林生：必须打破照本宣科，用真实的案例说话。现在很多教材和课堂还在讲那些套话、空话，学生根本听不进去。要把真正在社会上产生过影响的评论拿到课堂上，这样的教学才有意义。 教学观念要与时俱进。有些老师和评论员总在怀念过去那个所谓的“言论宽松”的无序年代，这种心态要不得。一个楼梯口的人都统一不了思想，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十几亿人的广阔舆论场。现在不是没得写，而是怎么写。评论写作必须有坚定的立场，更要有牢不可破的逻辑底线，这才是新常态下评论员该有的素养。 要从根本上重塑学生的认知。新闻评论是新闻人必备的素质，是文科最核心的能力之一。要让学生们认识到新闻评论的价值。 作为导师，我们“又写又编又讲”，如何把一线的实践和思考带进课堂，为学生架起一座通往真实舆论场的桥梁，是新闻评论教育者们应该思考的课题。
来源：王小杨评论笔记（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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