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中教授诞辰110周年｜追忆我的导师王中：窥龙看蟹破玄机

刘海明 · 发表于 2024-6-18 21: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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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原名单勣，笔名张德功，山东高密人，曾在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读书，抗战爆发后加入中共东北军工委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新闻学院教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和复旦大学分校（现上海大学文学院）校长等职。

今年是著名新闻学家和新闻教育家、民盟市委原副主委、复旦大学新闻系原系主任王中诞辰110周年。王中教授曾于1952年3月至1957年9月、1979年5月至1983年5月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李良荣教授曾师从王中教授，切问新闻之“真”。

以下是来自李良荣老师的回忆文章。

窥龙看蟹破玄机——追忆我的导师王中

文 | 李良荣

2023年12月1日，李泓冰通过微信，发来王中老师的一首诗：

革海浮沉半世纪，窥龙看蟹破玄机。

荣辱毁誉由人道，悉心且看这局棋。

她问：“请教王中老师这首诗，是何时所写？”

这让我的思绪一下子重回四十五年前，当年的场景一幕幕重现眼前——隆冬的深夜，我们师徒俩围着火炉，抽烟喝茶，在烟雾中纵论古今，畅谈世事，时而激愤，时而叹息，还时不时放声大笑。王中老师的睿智、深邃、幽默，就像一股清泉，源源涌出，在很多方面给我一种颠覆式的认知，给我无穷启迪。夏日，师徒俩则穿着短裤，赤膊上阵，整理文稿，反复推敲，常常为一两个提法而煞费苦心。

王中老师在上课中

“我一本初衷”，完成五四未竟事业

我最初看到这首诗，是在1980年初，他抄录在一本笔记本上给我看。我联想到鲁迅的诗，就半开玩笑地说，“王老师，你这是自题小像。”

“就算是吧。”王中老师笑眯眯地回答我。

我拿起他的笔记本，前后翻翻，因为没有日期，就问：“什么时候写的啊？”

“几年前了。”他含糊回答。

直到2004年12月，《王中文集》正式出版，我才找到确切时间。王中在1984年5月18日《致大众日报华新同学的信》中说明：“1975年，我在东北军的老战友的女儿给我一首诗，为我的际遇鸣不平。我回她一首。”

人们常说，诗言志。诗面上写什么，大家解释大同小异，但诗中隐含了什么“志”，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各个时期有各个解读。王中的人生是通透的，他诗里的“志”不必猜，在信中，他坦陈他的志向和追求：“我一生无志做官，然而革海的风浪远比宦海凶险。每次‘运动’要运动出多少尸体。但是，我像海洋生物学家那样，浮上来看浅滩螃蚧（蟹），沉下去看海洋的蛟龙，这样才能把人们的奥秘看破。至于别人怎么说我，就随它去吧！我还是一本初衷，完成‘五四’运动未尽的事业，在此后的10年，更清楚地感觉到，中国是如何地需要科学和民主。近几年来，如果说我做了什么，只有这么一点可以告慰同学的。”

王中老师在上课中

“我一生无志做官”，这似乎是官场流行的套话，听听，一笑置之。但王中说的是真话。他1956年接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但只是兼任，当时还担任复旦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教务长、政治理论教学委员会主任。这样一位“年轻”的老革命，又拥有大学学历，一路做官上去，仕途该是一片光明。但他一到新闻系，就把兼任当主业，全身心投入，放弃其他工作。按现在编制，他从副局级自降到正处级。

“我一本初衷”，这个初衷，就是把新闻学这门学科变成一门科学，进而影响中国新闻事业，影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从1956年进入新闻系直到1994年过世，38年间，无论是精力旺盛的中青年还是躺在病床上的垂暮之身，无论是他意气风发的高光时刻，还是身陷囹圄、面临死亡的至暗时刻，他都矢志不渝。纵使数次被打翻在地，也没有打断他的研究、他的追求，始终不低头、不检查。如果王中心目中有什么偶像，那就是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为坚持真理而不怕死的英雄。

“要卧薪尝胆”，奠定了新闻学复旦学派的底色

王中老师在新闻学学科体系中所做的贡献，已有许多文章阐述过。在1957年7月一次批斗王中右派言论时，王中“老实交代”过他的目标：“要卧薪尝胆10年，搞出一个道理来。”在自己领导下搞成一个“学派”。

王中所说的搞出一个“道理”，就是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学专业话语体系。结果，王中卧薪尝胆不止10年，而是整整38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王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第一，奠定了新闻学专业话语体系中基本概论和基本观点。

1956年，王中老师草拟了《新闻学原理》大纲，共18章，仅一千余字，却涵盖了新闻学学术话语的各个方面，勾勒出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全景图。在大纲中提出的“报纸两重性”“社会需要论、读者需要论”，是当时新闻学重大理论突破，在学界、业界产生振聋发聩的启迪及影响。在被打成“右派”时期，王中对“竖三民”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全新视角。在平反复出以后，接连写出的《论新闻》《论传播工具》《论新闻事业阶级性》《新闻学的第二课题》，阐述并奠定了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例如新闻定义、新闻价值、宣传定义、传播意义、新闻与宣传关系、媒体与受众（读者）关系、新闻活动与社会生活关系，等等。在王中老师直接指导下，我在1985年编著出版国内第一本《新闻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以后陆续出版了3个版本的《新闻学概论》，到2023年出第八版，发行量达到百万余册，覆盖全国80%左右的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虽然该书追随新闻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进展，不断修订，不断更新，但该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依旧是王中老师奠定的。

第二，奠定了新闻学复旦学派的底色。

建立新闻学的复旦学派，是王中老师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经过近70年的努力，学界认可“新闻学复旦学派”已成共识。

新闻学复旦学派的形成，当然不仅是王中一己之力，而是以王中为代表的一个团队；也不是王中这一代人，而是以王中为起始的一代一代复旦新闻人的传承，志趣相投，学脉相连，道统不绝。王中的独特贡献，在于奠定了复旦学派的底色。

新闻学复旦学派的底色就是：开放包容，求新求变。

开放包容的内涵，具体体现在王中创办《新闻大学》期刊的追求上。1979年王中老师重任新闻系主任，就着手筹划一本公开发行的新闻学期刊。此前，新闻系出了一本内部的油印刊物《新闻学研究》，交流到各大学和各媒体，已具一定影响力。在新闻系内部讨论正式出版期刊的刊名时，不少老师建议就沿用《新闻学研究》，王中却一锤定音：用《新闻大学》作刊名。当时，王中老师让我在讨论会上做记录，我没敢发言，却很疑惑，觉得《新闻大学》不像是学术期刊的名称。会后，陪王中老师回家。走到校门口，实在憋不住，问他为什么要用《新闻大学》？王中老师停下脚步，用手中拐杖指着复旦大学校牌回答我：“大学就是各门学科知识的汇集之地。新闻大学，就是把各学科的知识汇总起来开展新闻学研究，把中外新闻学理论、观点都展示出来，把各种不同观点都表达出来。围在一个小圈圈里搞新闻学研究，那一定搞不出什么来。”

这是王中对《新闻大学》办刊定的基调，也是对复旦学派定的一个底色。

站在学术研究、实践探索最前沿，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提出新观点、新方法，敢为天下先，复旦学派求新求变，是由王中老师率先垂范的。这一点，已有许多文章提及，本文不再赘述。

光风霁月，“荣辱毁誉由人道”

我师从王中老师3年（1979年9月-1982年7月），每星期总有一两次在他房间里长谈。毕业后留校，保持一星期去一次，师徒俩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但有两个话题，王中闭口不谈。

王中老师与77级学生在交谈

一不谈他的革命史。“革海浮沉半世纪”，这半世纪的经历，王中基本不谈，更不谈他的老领导、老战友。记得1980年初，我去王中老师家，看到一位与王中年龄相仿的人正和他谈笑风生。王中老师见我进来，就介绍：这是陈其五同志。噢，我知道，陈其五前天才正式任命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正在喝酒，一瓶洋河大曲，一只小酒杯，但桌上什么菜也没有，只有一只皮蛋。陈其五右手一口酒，左手啃一口皮蛋，连双筷子也不用。我一看，也太寒酸了，立马说：“我去买点熟菜来。”陈其五却一把拉住我：“小伙子，山东人规矩，菜价不能超过酒价，你不能坏了规矩。”有此一说，我只好作罢。事后问王中，他只有一句话：“老同事。”

另一次是1980年秋，王中老师去兰州参加新闻工作座谈会。时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的肖华特地来看王中。肖华开玩笑：“王中同志，好久不见。”然后敲敲自己脑袋说：“我该叫你王中教授。”王中老师见到肖华，立马迈上去，双腿一并说：“首长有什么指示？”两人哈哈大笑。看上去极其熟稔。事后问王中，王中老师还是淡淡一句：“老领导。”

革海浮沉半世纪，王中老师到底有过多少老领导、老战友、老同事，我确实知之很少。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谷牧都曾是王中的直接领导，但王中老师生前从未提及。

二不谈个人恩怨。自从王中老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整整20年，不知挨过多少次批斗甚至挨打，参加对他口诛笔伐的不知多少人。如此屈辱，对每个人都是刻骨铭心的。但在我面前，王中老师从不谈及这些人这些事。李龙牧老师当年曾在报纸上发文批判过王中，王中被撤职，李老师接替王中长期主持新闻系工作，主持过多次批判会。王中复出，李龙牧老师照样在新闻系当老师，教授中国新闻史。李龙牧的儿子李新是新闻系77届本科生，常去王中老师家，后来和王中老师女儿王进军谈恋爱，毕业后不久就结了婚。“冤家”成亲家，王中老师坦然认下这门亲。

近来，有几篇论文谈及当年的一段纠葛，涉及到王中老师以及我很尊敬的甘惜分老师，我且说上几句我了解的事实，可以看出王中老师的光风霁月。

刘鹏先生在《为何是王甘——王中、甘惜分新闻思想及“甘王之争”的产生原因及时代背景》一文中陈述：1980年在兰州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甘惜分 “见到王中，诚恳地说，‘我们之间的新闻观点，是可以争论一辈子的，但是1957年我对你无限上纲，现在向你当面道歉。’也有回忆称，甘惜分是亲自到王中的房间诚恳道歉，但王中始终不做声。”

文中“也有回忆称”，这里“也有”就是我。刘鹏先生在电话里向我了解当年场景，我如实告知，因为我在现场。

复旦大学新闻系一九八二届毕业合影留念

甘惜分已仙逝多年，如果在天有灵，我想真诚地告慰：王中老师尽管在甘惜分老师向他道歉时没有明确表达，但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对甘惜分老师发过怨言，从来没有把甘惜分老师当对手，更不会是敌手。

说到学术上分歧，有人认为，“王中竭力想使新闻与政治分离”，更有人嘲笑，“王中在学术群体中显出一种‘政治无知者’的天真。”我衷心希望，那些“政治有知者们”读读王中老师的《论新闻事业阶级性》（1982年）、《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1980年）、《新闻学研究的三个问题》（1985年），他是如此清晰地论述了科学和政治关系，并把这些问题归为“科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常识。”

其实，我倒是希望，中国有一批批年轻学者像王中那样，在科学道路上，不计个人得失，不畏艰难，勇于攀登科学高峰。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