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开卷有益——重新认识秦时代

白雪

莽机智而有效地对付了匈奴的新的好战行为：他既坚定，又使用了灵
活的外交手腕。公元10 至11 年冬，他下令动员30 万人。这次动员据推测给
边境地区带来了困苦，一直被指责为好大喜功的无效行动。只要更细致地阅
读文献，就能清楚地看出王莽的行动是迅速和应付自如的。①30 万人不是在
一地而是在北部边境沿线的12 个地方征集的。因此，对边境人口的破坏性影
响被保持在最低限度。相比之下，武帝曾在公元前133 年在一地征集过30
万人，却未遭到班固的奚落。王莽的炫耀武力足以强制推行他的外交政策，
而军队则从未出动。这可以从匈奴不敢贸然对中国发起大进攻的事实中得到
证明。

在外交战线方面，王莽试图支持匈奴中的主和派。自呼韩邪单于死后，
单于王位的继承按照辈分和长幼进行。每一代，前单于之子都是继位者，顺
序从兄至弟或堂兄弟。在战争重新爆发时，继位者是在位单于的异母兄弟和
亲华派成员咸。他得到了王莽的财政支持，在公元11 年称孝单于，这样正合
原来的打算，加剧了匈奴的不和。虽然咸不得不向他的异母兄长投降，但他
强大得足以不受惩罚，并且继续为单于王位继承人。②

当匈奴继续进行虽然是小规模的侵袭时，王莽在公元12 年下令把在长安
当人质的匈奴王子处死。③王莽为此一直受到谴责，虽然他是根据自己的权利
行事的。人质制是在报复的原则基础上形成的，后汉的开国皇帝在公元32
年也毫不迟疑地处决了一个显贵的人质。

咸于公元13 年登上单于王位，主和派随之掌权。④他在公元48 年死后，

局势又起了变化，因为他的兄弟兼继承者是一个保守分子。当时，伊屠智牙

师是他的一代中唯一在世的单于王位继承人，新单于把他杀害，这成了保守

分子和亲华派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迹象。但是，除了公元19 年的侵袭外，没

有重新爆发战争。中国人的边防要塞完好无损，王莽的军队能够经受匈奴的

压力。此外，王莽再次转向外交。云公主带全家已来长安，据认为是因为他

们担心遇害，王莽立她丈夫为孝单于。后者不久死去，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幸

的，王莽的统治就这样在他与匈奴的对峙中结束。云再也没有回到北方，她

② 关于王莽与匈奴的关系，见《汉书》卷九四下，第3820 页以下。
③
关于公元前1 年的事件，见《汉书》卷十一，第34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7 页）；

①
卷九四下，第3817 页。关于公元41 年的事件，见《后汉书》卷八八，第2923 页以下。
《汉书》卷九九中，第412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04 页以下）；卷九四下，第

3824 页。

②
《汉书》卷九九中，第412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16 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中，第412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19 页）。

④ 《汉书》卷九四下，第3828 页。

留在中国的朝廷，于公元23 年在那里与王莽一起遇难。

王莽以同样的机敏处理在中亚出现的问题。公元13 年，焉耆起事，并杀

死了中国的西域都护；狭义地说，西域是一块包括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绿洲

的领土。公元16 年，一支中国远征军遭到伏击，但没有被全歼。它攻打焉耆，

屠杀了它的一部分居民，才返回中国。班固声称，从此以后便与西域断绝了

往来。①此说不确。他这里的历史记载与他书中的其他部分相矛盾，因为他在

别处叙述了西域的新都护在塔里木盆地自立的情况。焉耆受到了惩罚，北部

的一条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城镇都没有脱离中国。西域在王莽死后的内战时期

才丧失，班固出于历史编纂学的原因，却把这个事上推到“篡位者”的统治

时期。②

在与羌人和朝鲜人的关系方面，王莽也是成功的。在西面，他把中国的
领土扩大到青海。在东面，他在公元12 年轻易地打败了高句丽。③尽管班固
只是作了暗示，但王莽在对待所有非华夏民族的政策方面，的确表现出他突
出的才能。

概括地说，王莽不是班固所述的那个无能、狡猾、伪善和妄自尊大的蠢
人。这些都是老一套的和不公正的指责。从积极的一面衡量，王莽是机智而
能干的。他无疑受自已经历的影响，不愿把自已帝王的权力下放给他人，并
且严密地注视着他的官员的表现。他严厉得竟迫使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孙子
和一个侄子因犯法而自尽。这与汉代诸帝纵容其亲族相比，应受到称赞。他
有广泛的爱好。公元5 年他就古典经籍、语文学和其他题目召开的会议，其
重要性完全可与公元前51 年的石渠阁的讨论和公元79 至80年的白虎观的讨
论相比。①公元16 年，王莽命太医解剖一个被处决的人，以便研究他的内脏
和动脉并找出治病的方法。公元19 年，王莽召集骁勇善战的人。其中一人曾
造了两翼，飞行了数百步才落地。据推测他是从御用庭园中一座高达百米的
塔上起飞的。从消极的一方面衡量，王莽是一个过分地依赖古文学派经典的
有点迂腐气的儒生。②他不喜听批评意见，并且象当时所有的皇帝那样，有迷
信思想。

难以说清王莽是哪一类人。在提倡古文学派和对待奴隶制和土地改革的
态度方面，他是改造派。在依赖国家专卖事业稳定价格和推行法律方面，他
是时新派。王莽不是革命空想家，而是一个在治理中国时其作为很象在他之
前的汉代诸帝的务实主义者。

如果士绅对王莽有任何不满，这种情绪也不是明显的。就班固所知，从
公元10 至20 年甚至没有一起反对他的阴谋。没有试图暗杀他的行动，可是

①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6、415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33、336 页）。关于焉耆，见

②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77 页注588。
关于公元16 至23 年任都护的李崇，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27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196 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25 页以下）。

① 关于这些会议，见本书第2 章《思想文化背景》和第14 章《学派的发展和官学》及《后汉时期的官学》。
②
关于这些试验，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4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82 页）。关

于飞行的尝试，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2 部分，第587—588 页。关于古文学派，见张朝孙（音）：

《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第1 卷，第137 页以下；本书第14 章《五经》。


甚至连汉武帝也几乎在公元88 前年被人谋杀。①所有的证据证明，实际上全
体官员都支持王莽，只是在广泛的农民骚乱导致官军彻底战败时，对他的支
持才消失。如果王莽对这种骚乱负责，那将是对他统治的一个致命的控诉。
但他不负此责。王莽的垮台是由于几次黄河改道的重大积累的影响，这是非
人力所能防止的灾难。②

①
《汉书》卷六，第21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118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
机和冲突》，第48 页。

② 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145 页以下。

白雪

经过这一比较，所出现的实际情况是明确无误的。王莽不是一个标新立
异者。除了土地改革和限制奴隶制的短命的尝试外，他的重大政策是前汉实
践的直接继续。这意味着班固对王莽的指责缺乏根据。这些指责是歪曲一个
人的手法，出于政治和哲学的原因，他必须被描述为无能的和道德低下的人。

班固的记载中关于王莽对待国境内外非汉族民族的政策也同样有偏见，

需要正一正视听。公元12 年在今贵州的牂柯郡的土著部落杀死了汉的郡守。

两年后，即公元14 年，益州郡（今云南）的土著部落造反。②班固坚决认为，

由于王莽把土著的王贬为侯，他本人引起了这场叛乱，并且他无力应付这一

① 《汉书》卷十九上关于官员的各个条目提供了变动的详细情况。
②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24—325 页）；韦慕庭：《西
汉的奴隶制》（芝加哥，1943），第457 页。

③ 关于西汉限制土地的情况，见本书第10 章《农村社会结构》；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267 页。
④ 见本书第10 章《国家专营和商业控制》。
①
关于各种官俸，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25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9、423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25、348 页）。


危急的局面。实际上，西南的动荡在中国人征服那个地区时就已经开始了。

武帝为了建设一条通往缅甸的商路，在公元前111 年把贵州地区并入帝
国，公元前109 年接着又并入了云南。但中国人还没有强大得足以摧毁部落
组织，被迫承认地方的酋长。土著们在公元前105 年、前84 至前82 年和前
27 年几次起来反抗。显然公元12 年的骚乱和公元14 年的起事是这类事件的
一部分，而不是对王莽丧失理智的政策的反应。此外，他成功地处理了公元
14 年的起事。虽然《汉书》忽视了这个事实，但《后汉书·西南夷》却记载
王莽任命了益州的新郡守，此人逐步平定了这块领土。①

在北方，中国与匈奴大帝国毗邻，后者是统治今外蒙古和内蒙古的部落
联合体。在公元前51 年以前，中国人和匈奴的关系通常是敌对的，但在那一
年双方缔结了和约。呼韩邪单于——两个对立的匈奴单于之一——采取了前
所未有的行动，亲自访问长安，当时中国的君主明智地把他作为平等的人对
待。②他在公元前49 年和前33 年又进行了访问，他的继承者在公元前25 年
和前1 年前来汉廷。王莽被指责破坏了这些友好关系。

在古史记载中，自公元前51 年起的一切事件都被说成是对匈奴的屈服。

近代的学者也持这一观点。班固不能承认中国皇帝和一个异族统治者之间的

平等关系。他不能摆脱他自己一套程式化的词汇和信仰，即中国的文化优越

性意味着它在道德方面处于人类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天子则高居于顶点。这

只能使他把外国统治者的来访描述为臣民对其君主的朝拜。的确，中国的皇

帝没有回访，匈奴送来人质，而中国人则没有。③但是，如果把感情和历史编

写手法的因素搁置一边，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人并未控制住匈奴。出现一

段和平和恢复时期应该说对匈奴是合适的。他们一度停止了袭扰，并称他们

的行动是“保护中国的边境”。他们从中国皇帝接受了大量礼物，只要愿意，

他们随时能重启战祸。④就中国人来说，他们了解军事解决的代价是高昂的，

也许是不可能的，权宜之计才是上策。

公元前33 年呼韩邪单于在最后一次访问汉廷时，得到了汉帝后宫的五名
宫女。其中的王昭君深受匈奴统治者的宠爱，生下两个儿子。①似乎只有其中
的伊屠智牙师活了下来。当呼韩邪在公元前31 年死亡时，王昭君得到了中国
皇帝的准许，遵循匈奴的习俗，成为下一个单于之妻。在新的婚姻中，她生
了两个女儿，其中之一名云。

王莽在公元2 年召回云，把她安置在王太皇太后的随从中。她北返时成
了一个为中国利益战斗的坚定分子。她的夫丈是著名的匈奴贵族，也主张与
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总之，在匈奴中已存在一个亲汉的集团，其中云、
她的夫丈，大概还有她的异父兄长伊屠智牙师是积极分子。可以推断，匈奴
中的保守分子以严重的猜疑心注视着主和派的计谋，并且试图促使与中国决
裂，来抵消主和派的影响。在位的单于恰好是一个保守分子。当王莽在公元

①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6 页；见本书第6 章《西南》。
② 见本书第6 章《匈奴》；第2 章《外交事务》。
③ 关于中国公主嫁给外国统治者而实际上构成人质制的和亲的观点，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
至公元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第60 页以下。
④ 关于中国人给匈奴礼物的规模，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中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第46 页以
下，及本书第6 章《匈奴》。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3806 页以下。

9 年登基时，他面临的就是这种形势。②

班固声称，匈奴之重启战祸是因为王莽“贬”了单于。“贬”是一个不
必要的无礼行动，虽然此举无疑得到了儒家的热烈支持。除了少数例外，中
国人对外国人态度的名声是很不好的。公元前1 年，哀帝以极为不得体的态
度对待同一个单于；公元41 年，后汉的开国皇帝对有影响的莎车王的态度甚
至更为粗暴。③王莽不过按照传统方式行事罢了。但他无权管辖匈奴，不能随
意贬黜他们的单于。这件事不可能是一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充其量，它为保
守分子提供了一个借口。

白雪

王莽的统治（公元9—23 年）

由于缺乏材料，世人只知道王莽之治的主要概况，这就是他的政策引起

很多争论和误解的原因。公元7、9、10、14 年，他下令发行新面值的货币。

第一次和最后两次的发行等于降低了货币的成色。公元7 年，侯和低级的贵

族必须把他们所藏的全部黄金换成低于其全部价值的钱币。公元9 年，官僚

机器被改组，并且采用新官衔。公元14 年，又对地方组织的名称作了变动，

郡县的名称也全部更改。①私人奴隶的买卖在公元9 年被禁止。同年，政府试

图进行土地改革，根据改革规定，所有壮丁将分配到标准面积的土地。拥有

多于规定的土地的家庭要把余地分给少地的亲戚和邻居。不准出售土地。

公元10 年，政府下令对酿酒、盐和铁器的交易以及对铸币和山泽地的收

入实行国家垄断。此外，政府在低价时购进，高价时售出，以稳定粮、布、

丝等必需品的市场。为此，在五个重要城市设立官仓。公元17 年，政府重申

了专卖事业和稳定价格的计划。公元10 年以后，对猎人、渔民、养蚕人、工

匠、专业人员和商人的收入开征什一税。最后在公元16 年，政府颁布条令，

规定在歉收年官俸应比照收成情况相应减少。②

怎样解释王莽的这些政策呢？胡适提出了一种赞赏他的意见，称三莽是
社会主义者、空想家和无私的统治者，他的失败是因为这样的人过早地在中
国出现。①美国学者德效骞则接受了班固的有派性的批判。他断言王莽不过是
一个聪明的阴谋家，他依次与所有阶级为敌，于是迸发了最后使他丧命的一
切力量。②克莱德·萨金特认为，前汉气数已尽，中国需要一个王莽。但是由
于鲁莽地推行他的思想，他得罪了所有的人，引起了反抗，结果使他毁灭。③
除了胡适的浪漫主义的和非历史性的解释外，学者们一致对王莽持总的否定
态度，认为他自食其果。

这个观点的缺点是它的目光短浅。王莽的政策是在狭隘和孤立的情况下
进行研究的，当时易受历史编纂学和班固对篡位者的敌对态度的影响。为了
进行更好的剖析，人们必须站得高一些，在前汉和后汉政策的广泛的背景下
看待王莽的施政。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这些措施是否不同寻常的问题。

降低货币成色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创举。武帝从公元前119 年起就已采取

这个措施，甚至采用皮革钱，但并没有毁了国家。④王莽的货币政策是面值越

高的货币，重量减得越多。这就使政府更容易满足对金属的需求，还便于巨

额运送。即使新面额的钱会引起不信任，但其影响一定是有限的。占人口大

多数的农民很少使用，甚至不使用货币。商人和士绅们可以用小额的钱交易，

小额钱的币值和金属价值几乎是一致的，他们可以向土地投资以保护其资

① 《汉书》中记载此事的段落特别含糊。关于官衔和名称的改变，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03 页以下、
4136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69 和第341 页以下）。郡县采用的名称收于《汉书》
卷二八这些单位各个条目中。
①
胡适：《1900 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王莽》，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59（1928），第218—
230 页。

②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98 页以下。关于班固的意见，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94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470 页以下）。
③ 萨金特：《王莽》。
④ 见本书第10 章《币制的改革》中关于王莽使用白鹿皮钱和改革的情况。

本。
禁止私藏黄金不过是试图使王以下的汉朝贵族贫困化的一个行动。汉贵

族一旦在公元10 年被贬黜，黄金又准许流通。

王莽并非第一个改变官衔或郡县名称的皇帝。公元前144 年，当七国之

乱后政府改组时，前汉已采用新的官名。公元前104 年，当修改历法并认为

一个新时代开始时，它再次改变官衔。①

禁止买卖私人奴隶对社会的影响甚小。这个禁令无疑可以设法逃避，所
以无论如何也在公元12 年被取消了。②土地改革已被热烈地提倡了几个世
纪。③王莽的措施显然是均田制的前身；均田制后来在公元485 年被北魏所采
用，唐朝继续实行到8 世纪，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王莽的土地改革虽然用
意良好，但不可行，它在公元12 年也被取消。

约在公元前119 年，武帝设国家盐铁专卖，随之在公元前98 年，又对酿

酒业实行专卖。④对酒的专卖于公元前81 年被取消，但是对盐铁的专卖，除

公元前44 至前41 年这几年外，一直维持到前汉垮台为止。后汉恢复了盐铁

专卖。公元前112 年，铸币已成为政府的垄断事业，它一直维持到前汉结束。

后汉继续实行。在前汉和后汉时期，山泽的收入是皇帝独占的，由渔民、猎

人和樵夫缴给皇帝私囊的税组成。公元前110 年法定的平价计划一直实行到

前汉结束，后汉在公元62 年重新实行。除了王莽重新实行的酒类专卖这一例

外之外，可以说王莽的专卖事业与前汉和后汉的完全一样。公元22 年取消一

切专卖事业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失败了，而是因为在内战期间无法实

行。⑤

公元前119 年，武帝已向商人和工匠征税，税率分别是他们资本的9.5%

和4.75%。虽然王莽可能向稍多的行业征税，但税赋因根据收入征收，因此

比武帝时按资本征收的税负担要轻一些。

在歉收时期减官俸的做法在王莽以前就有。这种命令可见于公元前70

年的记载（在得人心的汉宣帝时期），后汉也随之采取类似的做法。王莽不

过采用了更系统的措施罢了。①
.

白雪

王莽的放逐并不能使他与他的许多支持者甘心，后者大声疾呼地要求把
他召回。哀帝让步了，在公元前2 年容许王莽回京安静地隐居。次年8 月15
日哀帝死去，王莽得以重新掌权。这只是因为哀帝的母亲和祖母已分别在公
元前5 年和前2 年死去，才有此可能；这样，随着哀帝之死，王太皇太后作
为皇室无可争辩的长辈，有权解决宪制的危机。②哀帝死前无子，也未指定继
承人。但他曾想让位给他的宠臣董贤，并在临终时把御玺交给董贤。太皇太
后终于面临清除董贤和为汉室选立嗣君的问题。

哀帝死后，御玺立刻被找回，同日，王莽被召进宫。他向太皇太后建议
剥夺董贤的官职和爵号。此事在次日，即8 月16 日完成，董贤自杀。8 月17

①
《汉书》卷十一，第33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17 页）。关于选成帝继承人的情况，

①
见本书第2 章《王朝问题种种和皇位的继承》。
《汉书》卷十一，第33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19 页）；卷九九上，第4041 页以

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130 页以下）。

② 关于皇后在王朝混乱时期专权的先例，见鲁惟一：《秦汉两朝皇帝的权威》，载迪特尔·埃克梅尔等编：
《东亚的国家和法律：卡尔·宾格尔纪念文集》（威斯巴登，1981），第103 页以下；本书第2 章《皇帝
的作用和继位问题》。关于后来的例子，见本章《政治派系》。

日王莽再次被任命为大将军。他很快压倒了哀帝的母系亲族，把他们遣送出
长安。③

这时，王朝的继位问题解决了，未遇到困难。自元帝在公元前33 年去世
以来，他的后裔一直在位。这时只有一个哀帝的堂兄弟还活着。他是合法的
继承人，于是王莽向太皇太后进谏，要求把他召来。他就是在公元前1 年10
月17 日登基的平帝。恰好新帝生于公元前9 年，所以还只是一个儿童，这不
会使王莽感到不愉快。

在平帝名义上统治的短暂期间，王莽的权力增大了。他把其伙伴和支持

者安置在关键的职位上，并真正地得到官员和文人的爱戴。太皇太后也乐于

把一切实权交给他。他的政府似乎是胜任的，并取得了种种成就，其中包括：

公元3 年改善地方的学府；公元4 年扩大太学；公元5 年在京师就古典文献、

天文占星术、律管、语言学和占卜术等题目召开会议；公元5 年从渭水流域

穿过其南面艰险的山脉开凿新路直达四川；在边界保持了安宁。公元1 年，

王莽取得了显赫的安汉公头衔。公元4 年3 月16 日，他的可能生于公元前9

年的女儿被立为平帝的配偶，王莽又得了各种荣誉。①作为年轻皇帝的岳父，

还可能成为下一个皇帝的外公，他可以泰然自若地面向未来，并且期待着长

期掌权。但在公元6 年2 月3 日，平帝突然死亡。②

后来有人宣称，王莽把平帝毒死。这个指控最早是在公元7 年提出的，

后来在王莽垮台后的内战期间再次提出。③没有证据能证实或否定这个指控。

在中国历史上王莽大概不是在他登上皇位的道路上清除其敌人的唯一的人。

这类谋杀是屡见不鲜的，而王朝的历史学家对他们认为是合法君主的那些人

持宽大的态度。但是对弑杀君的种种指责也是老一套的；旁证有力地说明王

莽是无辜的。他最近刚把女儿嫁给平帝。平帝尚未成年，所以王莽的权力是

稳固的。他那时是否已决定推翻汉王朝，值得怀疑。他无法估计皇族反对政

变会多么坚定，或者汉室在农村的追随者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谋害皇帝很容

易触发一次危机，王莽可能在危机中失败。因此，平帝之死可能给王莽带来

很大的不便。他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保持权力而又不使汉皇族反对他。

随着平帝之死，元帝再也没有后裔在世了。必须在家谱中退一步从宣帝
（死于公元前48 年）及其妃子的后裔中选一个继承人，这样的选择余地的确
很大。有资格的候选人有5 个王和将近50 个侯。如果王莽选一个成熟而能干
的人，他的摄政将会突然中止。如果他选一个儿童，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他打
算延长他的权力。公元前184 年吕后就采取后一种办法，当时她立吕家的一
个幼儿，同时伪称他是惠帝之子。①为了延长外戚的权力，后汉时期以同样方
式所立的幼帝不少于四个。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王莽决定不放弃摄政，并
甘冒激怒刘氏皇室的风险，选了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候选人。他就是生于公元

③
关于董贤，见《汉书》卷九三，第3733 页以后；卷十二，第347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

第61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82 页以下；见本书第2 章《王朝问题种种和皇位的

继承》。
《汉书》卷九九上，第4047、4066 页以下、4069、407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146、

①
②
184 页以下、191 页以下、212 页）。
《汉书》卷九九上，第407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17 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上，第4087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35 页）。

①
见本书第2 章《吕后（公元前188— 前180 年）》。


5 年的宣帝的玄孙刘婴。这个儿童未正式登基。首先，王莽自封为摄皇帝。
然后，在公元6 年4 月17 日刘婴被指定为太子，并被授予孺子王的称号。②

汉室的反应是迅速而徒劳的。第一个起来反对王莽的是一个侯，他在公
元6 年5 月或6 月集结了一支小部队，并试图夺取其郡的治地。他不但被彻
底打败，而且一名父系亲戚自动向王莽投降，并低声下气地呈上了一份道歉
和阿谀奉承的奏疏。同年7 月1 日，太皇太后重新批准王莽为摄皇帝，这个
称号只能被认为是向天下宣告他的胜利。③后来汉室其他两个侯的叛乱——不
知道是联合的还是分别发起的——毫不重要，古代的历史学家甚至未交代它
们的日期。

从公元7 年起，大平原中部发生了一次更严重的起义。起义由一个杰出
的政治家之子翟义领导，他拥立一名皇室成员，成立政府，并指控王莽毒死
平帝。另一次规模较小的叛乱在京都附近爆发。王莽采取了一些有力的反措
施，其中之一是宣布当年轻的王成年时，将还政给他。在三个月内，起义已
被平息。①此后，王莽未再遇到严重的反对。

王莽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起义者，而且实际上所有的官员都接受他的领
导，这必定是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使他相信道德败坏的汉室已经失去了一
切支持。他与其同时代的人一样，不但相信天命，而且相信五行（木、火、
土、金、水）的依次接替；每行各与方向、颜色和动物互有关系。

每个王朝各在五行中某一行的力量下进行统治，当这行依次被下一行取
代时，王朝就衰亡。经过了争论以后，火被确定为汉朝的行，这意味着赤为
汉朝之色。②但汉朝已长期执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它衰落的迹象。包括汉室
成员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相信天命正在转移，五行中的土处于上升的阶段。
王莽需要做的是通过巧妙的宣传去说服公众，使之相信改朝换代的时刻已经
来临。这就要伪造吉兆以达到这个目的。

古代中国的一些开国皇帝和他们的支持者是实用心理学大师。他们对典
籍和不足凭信的文书中的预言作有利于他们的解释，并虚构预言，制造吉兆
和散布反对其敌人的政治歌谣。王莽及其追随者精通这种狡猾的手法。从公
元6 年起，符瑞一个接一个地上报皇上，公元8 年以后，上报越来越频繁：
如发现了刻石和一个石牛，在梦中出现了上天的使者，一口井自动地开成，
发现了一只有两个铭文封皮的铜合，等等。所有这些征兆的启示都是：王莽
应该登基。难道他不是黄帝之后裔吗？黄是土行之色。牛是与土相关的动物。
当然，拼凑起来的一切打算表示：王莽是黄帝，下一个轮到他来创立一个王
朝。王莽利用公众的手法与后来用来支持汉代中兴的方法完全一样。在这两
种情况中，精明的从政者都懂得群众心理学。但由于他们同时既是理性的，
又是迷信的，他们最后相信了自己的宣传。只是在他们的历史学表达方面，
②
《汉书》卷九九上，第4079—408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18—225 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上，第408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33 页）。
①
《汉书》卷九九上，第408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37 页）。

② 关于五行在确立和支持行使主权的权力时的重要性，见鲁惟一：《水、土、火——汉代的象征》，载《奥
萨津和汉堡自然学和民俗学协会通报》，125（1979），第63—68 页；鲁惟一：《秦汉两朝皇帝的权威》，
第90 页以下。又见本书第1 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第2 章《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持》；第13 章《当
运之德的选择》。
这两个运动才有所不同。后汉的胜利使它以前的宣传合法化而成为新的国家
正统。虚构的预言变成了证明王朝创建者价值的上天的启示。王莽则成了一
个篡夺者，他的宣传全是伪心理学的伎俩，这是被上天遗弃的可鄙的人的行
为。
如同许多政治运动，人们不容易看清王莽的行动究竟主动或是被动到什
么程度。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不能升为摄皇帝，但是他又领导了一个庞大
而有势力的集团，其成员都指望通过他取得利益。上报皇帝的接连不断的符
瑞可能给王莽带来压力，最后迫使他行动。①公元9 年1 月10 日，他采取了
一个不可逆转的行动。他宣布汉朝已亡，自己登上皇位，称其王朝为新朝。②
孺子王受到了不寻常的宽大，被废但没有被杀，他过着隐居生活，最后娶了
王莽的孙女。新的大臣被任命。汉朝的贵族在公元10 年被贬为平民。公元9
年爆发了两次原刘氏皇室的起事。公元10 年中亚发生了一次小兵变，但很快
被镇压下去。王莽牢牢地控制了政府，并在长安建都。
①
例如，发现的一块石上有宣称王莽应为皇帝的启示（《汉书》卷九九上，第4078 页以下〔德效骞：《〈汉
书〉译注》第3 卷，第218 页以下〕）和上报的一个你可以解释为同样内容的梦（《汉书》卷九九上，第
4093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50 页〕）。②
《汉书》卷九九上，第4095—409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55 页以下）。.

白雪

在成帝时，象甘忠可和夏贺良等历法家和巫术家声称他们有预知改朝换
代的能力。按照他们的说法，刘皇室的气数将尽。③王朝需要振兴的建议得到
了近期的一些征兆的支持，如成帝未能生子，许多凶兆上报和皇帝的健康不
佳等。④许多人无疑地感到沮丧，这种思想在高层中深信不疑，于是公元前5
年阴历六月的一道诏令宣布立刻采用新的年号。①为此而选用了“太初元将”
四字，新年号有几个含意。它不但指新时代的降临，而且还用了过去的年号
“太初”二字，这是在时新派政府取得高度成就的公元前104 年为同一目的
而采用的。但是公元前5 年王朝振兴的希望是短命的。不到两个月，诏令中
的一切规定除大赦令外全被撤销，倡导者夏贺良被判死罪。采用新年号将会
恢复帝国力量和繁荣的希望未能实现。皇帝仍受病魔的折磨，丞相朱博自尽
而死。这些事件可以作为象征，说明前汉王朝为振兴帝国实力而作的最后努
力失败了。
③
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 卷，第124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78 页。
④ 《汉书》卷七五，第3192 页。
①
《汉书》卷十一，第34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9 页）。


第3 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

在汉代的国家祭典中，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它被认为直接支配着人世的
命运。皇帝，即天子，是天的代表，在它的庇护下进行统治。王朝的创建者
因他个人的功业，比其他人优先被选为第一个受命于天的人。末代皇帝则丧
失了这种天命，因为他和他的皇室不宜再进行统治。吉兆预示着天命的出现，
而凶兆则宣布上天庇护的消失。①
受命于天的信仰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古代的历史学家引
用、隐瞒、歪曲甚至伪造证据，以证明为什么王朝的创建者值得上天的赐福，
对于这种尊贵的资格，他个人是毫不怀疑的。他重视正统性。那些反对天命
的人是明显的小人。他们之缺乏道德资质可以从他们的下场中得到证明。古
代历史学家在这方面持否定的态度：他给最重要的造反者和皇位觊觎者撰写
有偏见的传记，这些人由于他们的行动，已把自己置于有秩序的社会以外。
此外，古代的历史学家就没有进一步行动了；对那些反正统王朝的人的主要
助手概不写传。
这就是历史编纂学的状况，它对公正地评价象推翻前汉皇室而试图另立
自己王朝的王莽这样的人来说是一个主要障碍。如果他能如愿以偿，他就会
说是沐受了上天的恩泽，古代历史学家就会把他比作以往伟大的王朝创建
者。但是随着他政府的垮台和汉朝的复兴，王莽自然而然地成了历史编纂学
的受害者，从天子之尊贬为篡位者。甚至他的相貌也变了。

汉代的中国人都深信相面术。他们认为面貌反映了性格，并试图根据一
个人的相貌来推断他的未来。这就引出了一种假设，即王朝创建者必定有某
些共同的外表，于是历史家们就杜撰他们多须、高鼻和有突出的前额。相反，
这种伪科学的相面术还需要把皇位觊觎者或篡位者道德的堕落表现在他们的
外貌上。因此，王莽被描述为一个巨口短颔、露眼赤睛和声音大而嘶哑的人。
①
于是，近代的历史学家面临着明显的偏见的问题。当班固编《汉书》，
即《前汉书》时，他是以兴复汉室的斗士的观点来写书的。虽然王莽当了15
年皇帝，却没有他应有的历史。他占有的篇幅只是《汉书》之末（卷九九上、
中、下）的一篇传记，文中对他的为人和他的统治进行了连续的批判。《汉
书》的其他地方很少提到他和他的支持者；《后汉书》②对他的垮台的细节补

①
关于前汉这种迷信的发展，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5 章、第13 章第
733 页。关于凶兆，见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
第127—143 页。
①
关于王莽的外貌，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2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12 页）。
《汉书》卷一上，第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29 页）描述了高帝的相貌；关于承认这
种相貌是适合当皇帝进行统治的标志，见《汉书》卷一百上，第4211 页；和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6（1954），第99 页。

②
《后汉书》在档案材料不再存在之时由范晔（公元398—446 年）编成（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
第9 页以下）。他不得不根据约20 种以前的历史编写，其中以《东观汉记》最为重要。此书得名于大部分
著作在那里写成的洛阳南宫的秘阁。第一部分于公元72 年由明帝命班固等人共撰。（关于班固在编撰时的
困难，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 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51〔1979〕，第121 页）第二部
分受命于公元120 年，第三部分受命于151 或152 年，第四部分受命于172 至177 年期间。最后的第五部


充得很少。对王莽只能在这样贫困的材料基础上进行评价。

分在220 至225 年东汉亡后由私人所写。作为一部连贯汇编，《东观汉记》给范晔提供了大量当时多方面
的材料。今天，此书只有部分残存。关于《汉书》卷九九的译文，除德效骞的《〈汉书〉译注》第3 卷外，
还有汉斯·施坦格的《〈前汉书〉卷九九王莽传译注》（莱比锡，1939）；克莱德·萨金特：《〈前汉书〉
王莽传译文》（上海，1947）。


王莽的崛起

王氏家族原是在地方上有权势但在全国并不重要的小绅士氏族。后来伪
造的一份家谱声称王莽是通过田家的齐公传下的舜和黄帝（两位在神话中受
尊敬的君主）的后裔。但是从齐公传下的后裔之说不可信，而舜和黄帝不过
是传说中的人物。当然，伪造家谱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值得注意的是，在
此之前已为前汉的创建者伪造过类似的家谱。①这些家谱不过是宣传，目的是
使新王朝合法化。

王莽可靠的家谱始于他的高祖父，后者未当过官，显然在今山东北部过

乡绅的生活。②王莽的曾祖父从那里搬到黄河正北的大平原中部某地，短期地

在中央政府的一个小官署中任过职。王莽的祖父在京都的廷尉府中任低级官

员，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一个女儿，他恐怕永无出头之日。他名王贺，字翁孺，

有八子四女，正是他的次女王政君，才使她的家族处于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

她生于公元前71 年，于前54 年被选进宣帝（公元前74—前49 年在位）的

后宫。不久，她被转移到太子——即未来的元帝——（公元前49—前33 年）

的后宫。公元前51 年，政君生下未来的成帝（公元前33—前7 年在位），

于公元前48 年4 月12 日成为皇后。③她父亲同时被封为侯。在元帝朝时，王

氏家族没有行使特殊的权力；如果政君的寿命与汉代普通人一样长，她的侄

子王莽可能永远不会登上皇位。她死于公元13 年2 月3 日，由于她的长寿，

才使她的家族的控制和王莽的崛起成为可能。

元帝死于公元前33 年7 月8 日；成帝在8 月4 日继位，王政君就成了太
后。新君约年18 岁，大概受了他母亲的影响，立刻任命她的兄长为大司马和
大将军（即摄政）。①此人即王凤，他于公元前42 年已袭了他父亲的侯位。
此后不久，王凤的几个在世的弟兄被封为侯。成帝证明是一个讨人喜欢和爱
好玩乐的人，易受女人的支配。他不喜好政事，满足于让他的几个舅舅为他
统治国家。王凤在公元前22 年在职时死去，由他和太后的堂兄弟王音接任大
将军。王音于公元前16 年在职时死去，于是已故的王凤之弟王商成了大将
军。王商死于公元前11 年。他的兄弟王根接任，在公元前8 年11 月16 日辞
职。同年11 月28 日，王莽在37 岁时被任命为大将军。②

王莽生于公元前45 年，为王政君弟兄王曼的次子，王曼早亡，未能与王

后的其他弟兄一起封侯。但是，王莽虽在成长时失怙，其兄也在年轻时死去，

却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并博览群书。在公元前22 年当其叔王凤最后病危

时，他曾伴随这位大将军几个月。当时他已有官职，但史料未具体说明为何

职。经临死的大将军的请求，王莽调任射声校尉，同时任黄门郎。第一个官

衔表示他成了由驻京职业军人组成的北军将领之一。但是王莽之指挥职务肯

定是挂名的。黄门郎则是授予皇帝顾问的编外的官衔。后来，王莽被任命为

① 《汉书》卷一百上，第4211 页。
② 《汉书》卷九八，第4013 页以下。
③
《汉书》卷九，第279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02 页）。
关于成帝的性格和作为，见《汉书》卷十，第30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74 页）；

①
②
《汉书》卷九八，第4017 页。
关于王家成员被任命为大将军的情况，见《汉书》卷十，第30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

第375 页）；卷十九下，第830、835、838—839、841—842 页。


骑都尉（另一个闲差事）和向皇帝提建议的光禄大夫；他又被授予侍中的编
外官衔。公元前16 年6 月12 日，他被封为信都侯。以上是王莽成为大将军
前的经历。③

王莽的传记带有无情的偏见和捍卫汉朝的情绪；对他待人谦恭，全力学
习，和侍奉他的寡居的母、嫂和教育其失怙侄子的情况，它作了不以为然的
叙述。他侍奉他的几个叔、伯时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在照顾垂死的王凤时
不修边幅。他越往上升，越变得谦卑。他把财富分给他人，以致家无余财。
他与知名人士交往。他的虚名名扬一时。

这类批评暗示，王莽不是通过真才实学，而是通过矫揉造作才取得高位
的。一个赞赏王莽的历史学家会走另一极端，会颂扬他的孝悌之情，热爱学
习的精神和通过实行儒家美德而出人头地的经历。实际上，王莽显然是一个
能干而有雄心的人，在必要时也残酷无情。他具有吸引别人追随他的才能，
兴趣异常广泛。他对亲戚的感情可能完全是真诚的。在早期，他根本不可能
怀有篡夺皇位之心。

王莽被任命为大将军的原因，远比对他没有节操的矫揉造作的解释简
单。在他之前的四个王家大将军都与王太后是同代人。三人是她的弟兄，另
一人是记载中唯一的堂兄弟。当王根在公元前8 年辞职时，太后只有一个弟
兄在世。他已六十多岁，而且名声不佳。这就必须到下一代，即到成帝的几
个表兄弟中去找。王莽无疑是这一代中最能干和政治上最机敏的人。

在他仕途的这一时刻，王莽遭到了一次特别不幸的打击。成帝在公元前
7 年4 月17 日死去，由于无子，皇位由他的侄子哀帝继承。①新帝有自己的
主见，甚至在他多病的身体容许的情况下，试图进行强有力的亲政。此外，
他母亲的丁氏家族和他祖母的傅氏家族大肆进行反对王家的阴谋活动。按照
传统，王政君被认为是哀帝的养祖母，不能随便废除，于是被授予太皇太后
的称号。但是王莽被迫辞职。他的辞呈在开始时被圆滑地拒绝了，后来在公
元前7 年8 月27 日被接受。他得到了许多荣誉，隐居在他京师的府第。他住
在那里，直到公元前5 年夏天奉命离京而居住在他所封的侯国。①


.

白雪

王朝的种种问题和皇位的继承

成帝是元帝和王政君之子，后者作为太后，在以后几十年决定王朝的命
运时，注定要起重要的作用。成帝出生时其父仍为太子，这个儿童已得到他
祖父宣帝的宠爱。宣帝死后不久，他被指定为新帝的太子；公元前33 年他登
基时年19 岁。①

在青年时代，据说成帝已经表现出他明显地爱好学习的习惯；根据一个
传说，他已知道去领会尊重长辈的价值观念。②关于他后来一变而纵情于酒色
和靡靡之音之说可能部分地是出于历史学家的偏见；因为《汉书》的作者是
班家的成员，因此与皇帝曾经亲切地关怀——但也许结局不佳——的一个妇
女有亲戚关系。但不管是什么偏见，关于成帝缺乏意志力或高贵的性格以及
他纵情于轻薄的放荡行动的说法却是有一定的根据的。郑声为腐败和放纵的
象征，被责为淫荡之音，但在他的宫廷颇为流行；公元前20 年以后，他开始
养成在长安微服出游的习惯，以追逐诸如斗鸡等声色之乐。③有人指出，正是
由于他性格上的这种弱点，他父亲元帝曾想以傅妃所生的另一个儿子取代他
为太子，但正是由于傅家对元帝施加了压力，又使元帝迟疑不决。

未来的成帝之能继续当太子，应归功于两名以改造派观点知名于世的政
治家。一为匡衡，在成帝登基不久，他乘机向新君说教，教导他应以周代诸
明君的言行为榜样；成帝之登基部分地是由于师丹之力，此人于公元前7 年
提出了限制财产的建议。①没有证据证明成帝本人对当时的政治有任何自己的
看法，或者明显地对国家大事的决策有任何影响。

成帝娶许嘉之女，许嘉是元帝之母的堂兄弟，因此是公元前71 年成为霍
家野心的牺牲品的那个许后的亲戚。成帝的配偶于公元前31 年正式被立为
后，但所生之子在婴儿时夭亡，这成了成帝及其继承人几朝发生混乱的潜在
原因之一。根据传说所透露的严重的妒忌和残酷心理会使任何王室感到羞
耻，所以必须再次提防历史学家可能带来的偏见。②简而言之，成帝被一个出
身低贱但以能歌善舞知名的少女的美色所迷，这些才能在此之前已使她有飞
燕之称和在一个公主的府中有一席之地。赵飞燕和她的妹妹都得到成帝的宠
幸，到公元前18 年，她们指责许后行施巫术，成功地废黜了她。对潘妃也进

① 这一部分的主要史料见《汉书》卷十、九七下和九八。又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56
页以下、366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60 页以下、252 页以下及264 页以下。
②
《汉书》卷十，第30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73 页以下）。
《汉书》卷二二，第1071 页以后；卷十，第31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95 页）；

③
①
卷二七下，第1368 页；卷九七下，第3999 页。
《汉书》卷八一，第3338 页以下、第3341 页以下；卷十，第30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74 页）；卷八二，第3376 页。

② 关于全部详情，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65 页以下。

行了同样的指控，但由于她天生的机智，她们未达到目的；她宁可退出宫廷
的是非之地。晋升之路对赵氏姐妹及其家族敞开了。

赵飞燕在公元前16 年正式被宣布为后，但她与她那在其他妃子中享有高
贵地位的妹妹都不能生下子嗣。在以后四年，她们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当时成帝与一名宫女和另一名正式的妃子生下两个儿子。但是这两个婴儿被
成帝下令处死，也可能他亲手处死，以防其他家族把赵氏姐妹从至尊的地位
上搞掉。

在此期间，国家大事和十分重要的继承问题受到了其他的影响，特别是
来自实力增强的王氏家族和通过与皇室联姻而青云直上的其他两个家族的影
响。

成帝时，王氏家族采用了约50 年前摆脱霍家的同样手法，成功地确立了
自己的地位；它几乎让其成员实际上在帝国中最有权势的官署之一世袭任
职。在元帝死去和升他的配偶为王太后之后不久，王太后的弟兄王凤担任大
司马（公元前32 年）；因此他负责领导尚书和拥有巨大的权力。在他之后王
家有四人依次任大司马；最后一人为王莽，他在公元前7 年，即在成帝死前
约四个月被任命。①

皇位继承的问题长期以来早就影响着政治家和那些追逐权力的人的心
志，因为皇帝没有由公认的合法配偶生下的子嗣。②当公元前8 年出现这个问
题时，有两名可能的候选人。一人是元帝的傅妃的孙子刘欣，因此是成帝的
隔房侄子。刘欣之母来自丁家；他在公元前22 年曾被指定为定陶王，当时他
只有三岁；他的候选人资格得到赵妃（成帝的赵后之妹）和当时的大司马王
根的支持。除孔光外，所有的主要大臣都提出请求，结果，在公元前8 年3
月20 日他被宣布为太子；他从公元前7 年5 月至前1 年8 月正式在位，帝号
哀帝。③

落选的刘兴自公元前23 年以来是中山王。论亲戚关系，他是成帝的异母
弟兄，因而比其中选的对手更近。他的母亲是元帝的冯妃，即曾在中亚有赫
赫功绩的冯奉世之女。刘兴死于公元前8 年9 月，他的儿子刘箕子从公元前
1 年至公元6 年在位，帝号平帝。

对王家来说，哀帝朝是其命运遭受挫折的不吉利的间歇期。与赵、傅和
丁几家新兴的暴发户相抗衡是有明显的理由的；当那几家平步青云时，王家
却趋于衰微。哀帝继位不久，王莽失去了大司马的职位；在以后几年中，傅
家和丁家的人当了大官，或者被

表8 宣帝至平帝的皇位继承

①
大司马之职先后由王凤（公元前33— 前22 年）、王音（前22— 前15 年）、王商（前15— 前11 年）、
王根（前11— 前7 年）和王莽（前7 年）担任。

② 《汉书》卷八一，第3354 页以下；卷九七下，第3999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
第264 页以下。
③
《汉书》卷十一，第333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15 页以下）。


封为侯。后来，在哀帝死后（公元前1 年），王莽策划东山再起，这时轮到
成帝的赵太后遭受剥夺高贵称号和贬黜之辱了。

傅家和丁家希望削弱王家和它的势力，在这方面它们可能得到哀帝的鼓
励，但它们没有取得明显的成绩。从傅喜起，它们的成员从公元前6 年至前
1 年拥有大司马的官衔。但是傅喜被描述为一个正派的人，他可能反对他的
几个亲戚要求取得显赫称号的活动。①此外，改造派中坚定的核心人物在多次
被认为是典型的争论中表达了反对新门第崛起的意见。师丹，这个曾经试图
限制地产数量的坚定的改造派，坚决反对授予傅家的两个主要的女人尊贵的
称号。孔光也坚定地反对给傅太后提供一座豪华的住所；除了所涉及的原则
外，他希望阻止她对国家大事施加不应有的影响。②

历史学家称赞哀帝，说他想用武帝或宣帝那样的个人力量进行统治。③
他心怀的这样的大志因他长期的病痛、外戚的势力和对娈童董贤的迷恋而未
能实现。这个年轻人的迅速崛起和受宠、他长期对皇帝的侍候（皇帝当时尚
未满18 岁）、他积累的巨大的资财自然会引起傅、丁两家的妒忌。④但这两
家的地位同两个太后分别在公元前5 年和2 年死去而大为削弱，董贤在年满
21 岁后不久任大司马。哀帝一度甚至提到把皇位让给他的宠幸的可能性；王
莽的侄子之一阻止了如此不负责任的一个提议的实现。⑤

哀帝死于公元前1 年8 月15 日，未留下继承人；于是事态的发展迅速地
有利于王家。曾为元帝配偶的王太皇太后仍然在世；由于她的辈分和地位，
她显然具有颁布诏令和为确保继位作出必要安排所必需的权力，在这样做
时，她可以宣称她在遵循公元前74 年所定的先例。哀帝死后的第一天，董贤
被罢官和降级，但他立刻自杀而不愿丢脸。王莽被任命为大司马，拥有领导

① 《汉书》卷八二，第3380 页以下。
② 《汉书》卷八一，第3356 页；卷八六，第3505 页。
③
《汉书》卷十一，第34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8 页）。

④ 《汉书》卷九三，第3733 页。
⑤ 《汉书》卷九三，第3738 页。

尚书的全权。

他决定防止敌对的外戚家族再对他的地位进行挑战。然而很快出现了贬
黜成帝的在世的皇后赵太后和追夺哀帝的丁后和傅后谥号之事；采取最后的
这一行动之激烈，竟然亵渎了她们的坟墓。公元前7 年落选的皇位候选人之
子刘箕子被选为新帝平帝。当时他年九岁。①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怀疑王莽和他的姑母实际上在行使权力；他把女
儿嫁给新的幼帝，这样他的地位终于保险了。但公元6 年随着平帝之死，形
势激变。②他的敌人马上散布说，他害死了平帝，但这个指控的真实性始终得
不到证实。不管情况如何，始终存在着一个令人非信不可的理由，说明王莽
为什么不可能犯这类罪行。汉代历史中以前的情况表明，国内处于最强大和
最有权势的地位的人是作为幼帝的父母、保护人或摄政者的男人或妇女。哀
帝死时王莽年45 岁，立了幼帝并把女儿嫁给他，已经抱着生下的皇位继承人
将是自己的外孙的希望，所以他所处的地位再不也可能更为有利了。平帝之
死与他自己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王莽不可能采取促使平帝死亡的行动。随
之发生之事在相当程度上可能是他企图开创一种与他自己的计划同样有利的
新形势的行动造成的。

平帝死于公元6 年2 月3 日。③此时元帝一支已经没有后裔，新皇必须从
宣帝的一支中挑选。这些人共有5 个王和48 个侯，但都被否定而挑了一个两
岁的幼儿刘婴。王太皇太后颁布一道正式诏令，任命王莽为摄政；它特别说
明王莽受托的地位与著名的周公的地位相当，后者是公元前11 世纪周成王的
推行利他主义的摄政。通过这些方式，为当时形势所履行的手续就完全正规
了；在4 月刘婴正式被指定为太子，三个月后王莽被授予摄皇帝的称号。①

从元帝时起，皇位的继承几次成为争论的题目。人们向皇帝以建议或进
谏的形式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也采取了各种行动以使规定的手续生效；所实
行的原则和作出的决定成了帝国政府传统中的重要先例。当元帝在考虑改变
继承的世系时，改造派政治家匡衡坚持一个合法的皇后和她的儿子具有高于
他人的权利，并且坚持必须把其他后妃及其后裔降到低于她（他）们应有的
地位。②后来当挑选成帝的继承人时，有人分别为成帝的异母弟兄和隔房侄子
发表了对立的意见。双方都引经据典（这些是为指导正确的言行和礼仪而定
的）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一次，孔光争辩说，作为具有优先权利的近亲，本
人就是皇子的成帝异母弟兄应该继位。形成多数的对立的一方也能引用同样
重要的权威经典作为他们观点的根据：弟兄之子相当于儿子；结果，隔房侄
子被选中。③

平帝和刘婴是前汉时期未成年的人或幼儿在他人的保护和主持下登上皇

位进行统治的最后的例子。为了立一个摄政，虽然可以引用周公这样一个过

得硬的和明显的先例，但人们也没有忘记霍光在当摄政时也作出过卓越的功

①
《汉书》卷十二，第347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61 页以下）；卷九七下，第3998
页以下。

②
《汉书》卷十二，第36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85 页）；卷八四，第3426 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上，第4078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17 页以下）。

①
《汉书》卷九九上，第4080—408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21—225 页）。

② 《汉书》卷八一，第3338 页以下。
③ 《卷书》卷八一，第3354 页以下。

勋。如同在公元前74 年那样，哀帝和平帝死时在没有正式指定的继位者的情
况下太后也拥有典章上规定的权力。

最后，至少有一次，一名官员认为应该提出皇位职责的神圣性问题，以
此来非难他的君主。此事发生在哀帝建议（也许是开玩笑）仿效远古的尧让
位于舜这一被人颂扬的例子并把治国大权交给董贤之时。王莽的一个亲戚提
醒年轻的哀帝，统治天下之大权来自高帝，并非某个皇帝私人所有：“天下
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
天子亡戏言！”①

世纪之末的风气

公元前33 年成帝登基后的40 年的特征是政治的不稳定和王朝摇摇欲
坠。任人唯亲在宫廷中蔚然成风，国家最高职位的封赏只是出于随心所欲的
兴致或是为了短时期的权宜之计。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是各种各样的。有的
人受到世纪末日感的压制，感到王朝需要振兴力量；有的人怀念武帝朝汉帝
国鼎盛时期众所周知的实力和风纪；许多人敏锐地注意到自然异数中的变化
或灾难的征兆。公元前3 年全国的黎民普遍尊奉西王母，这个崇拜得到了那
些想通过宗教手段寻求超度的善男信女的支持。②

在政治方面，以朱博为代表的时新派态度在短时期脱颖而出。③朱博出身
寒微，没有当时许多担任公职的人受过学术薰陶的有利条件。他具有一个习
武者的而不是一个致力于文艺修养的文官的观点。当他升任公职时，他设法
把现实主义的精神输入行政实践之中，他认为施政受到约束，既已过时，又
误入了歧途。他觉察到，治理中国不必着眼于传统，而必须注意当前天下的
需要。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具有改造派心态的人，他们也具有董仲舒的信仰，即
灾象是上天警告的表示。主要的政治家利用这些现象作为批评皇帝的手段。
例如，从诸如水灾或一次日月蚀的现象可以觉察阴盛的状态，并且把它们解
释为妇女在宫中或在议政会上为非作歹的呼应。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公元前
29 年发生的灾象的注意，当时（1 月5 日）的一次日蚀与当晚宫中感到的地
动恰好巧合。这方面的专家，如杜钦和谷永，很快利用这些事件作为批评当
时政策的手段。①

朱博在地方和中央的政府中担任过各种职务，②并且因他对其下属坚持严
格的纪律和保证他所辖部门的效率而赢得了名声。他升任御史大夫，然后在
公元前5 年阴历四月担任丞相；但到阴历八月，他被控谋反，被迫自杀。他
的垮台部分地是由于时势，部分地是由于他自己的性格。他对流行的生活观
点不屑一顾，他反对其对手的方式似乎是愚蠢和轻率的。但对其他人想从意
识形态方面搞一次王朝复兴的企图来说，他担任高官的短暂时期是引人注目
的。

① 《汉书》卷九三，第3738 页。
② 见鲁惟一：《通向仙境之路》，第98—101 页。
③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0 页以下。
① 《汉书》卷六十，第2671 页；卷八五，第3444 页。
②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0 页以下。
.

白雪

以后，大司农负责此事；通过迅速有效的行动，他成功地解除了危险的
形势。他发动了一个全面的救灾行动，使用了500 条船只以撤走受威胁地区
的居民。为了把洪流疏导至支渠以防止进一步的洪水，建成了一批堤坝。经
过36 天并使用了征募的劳工，这个工程得以完成；朝廷采用了新的年号“河
平”（公元前28—前25 年）以示庆祝。这一成就有助于遏制下一次洪水的
威胁，下一次洪水发生在公元前27 年。②

幸运的是，《汉书》收有公元1 至2 年帝国形势的基本情况的概要。它

①
《汉书》卷八，第26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53 页）；卷二四上，第1141 页（斯

②
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95 页）。
《汉书》卷十一，第33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1 页）；卷二四上，第1142 页《古

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00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7 页以下。

①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54 页以下、190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二九，第1688 页以下。

列出了当时全部的行政单位，同时还有为征税而作的每年的人口登记报表。③
在最后几次调整之后，公元1 至2 年的帝国包括83 个郡和20 个王国，它们
据称共有1577 个诸如县和侯的下属单位。从各个郡和王国所列数字得出的总
人口登记数合计为12366470 户，或57671400 口。

县及其市镇的材料较少，因为所收的这类数字只有10 例。未提选列它们
的原因，但可能它们说明了帝国的某些大城市的规模。因此，它们难以引导
我们了解当时可能存在的其他1500 个中心城市的规模。例如京师及其所在的
县的数字为80800 户，或246200 口；也有人提出，京城城区的居民约超过8
万。①

可以料到，各地人口的分布很不均匀；人口高度集中在丰产的黄淮流域
及肥沃的四川盆地（见地图10）。《汉书》中提供的可耕地规模有些难以解
释；但情况似乎是，在耕之地不足以生产可充分供应全民的粮和麻（衣服的
主要原料）。最后这一卷附有一个政府设立以管理各类生产——如盐、铁、
果品和织物——的所有专使的注。②

宗教问题

以前的几个皇帝竭力保持对五帝的应有的祭祀仪式，认为他们守护着王

朝的命运。③武帝（公元前141—前87 年在位）亲自参加祭祀古代神祗，早

在秦帝国以前很久，人们已经承认了他们的存在；在时新派的鼎盛时期，他

曾经主持对其他的神——后土和太一——的祭祀。宣帝（公元前74—前49

年在位）继续举行这类仪式；他的继承者元帝（公元前49—前33 年在位）

在公元前47 至前37 年期间至少参加了11 次祭祀，使仪式更为隆重。但是，

变化正在发生。

成帝（公元前33—前7 年）初期，一批祭奉次要的神的神坛或由方士祭
祀的神坛被取消。①但是远为激进的变化涉及继续举行重大国祭的地址和在那
里祭祀的方式，尤其涉及了祭祀的对象。这个变化主要是匡衡有说服力的陈
述造成的，他推动变化，以之作为对古制的恢复，古制已经腐败，需要清理。

③ 见《汉书》卷二八所列每个国和郡的条目以及卷二八下第1639 页的统计方面的概要。这两卷所列的数字
不是全《地理志》各个行政单位的统计数的准确的总数。
①
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1956），第115—117 页；又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
第19 页以下。

② 更详细的情况见第10 章。关于人口计算及其准确性的研究，是毕汉斯：《公元2 至742 年时期的中国人
口统计》，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1947），第125—163 页。虽然《汉书》中有一个声明，
说人口计算指的是公元2 年的数字，但它可能是根据前一年的登记数。《汉书》实际提供的人口总数为
12233062 户，即59594978 口，与正文中提供的各郡各国所列数的合计数不一致。与此相似的情况是，所
列的下属行政单位1587（或1578）个应该是1577 个。关于这个时期产量的意见依靠的是《汉书》中关于
可耕地面积的略有问题的数字（《汉书》卷二八下，第1640 页），此外，汉代政治家所引的产量数字是为
了辩论而估计的。唯一可靠的材料是行政记录中为公务员及其家属分配口粮而提供的材料；这类数字对全
体人口的适用程度则是值得怀疑的。
③ 关于这个题目，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5 章。
① 《汉书》卷二五下，第1257 页。雍城古址共有203 个神坛，只留存15 个。各地总共有683 个神坛，留
下了208 个。

他争辩说，象雍、甘泉或汾阴那样的传统祭祀地点都离长安相当远，皇帝的
亲临会造成应该避免的巨额支出和人民的困苦。出于类似的原因，他主张庄
重和简单，避免到那时为止成为各种仪式特点的那种铺张和繁琐。最重要的
是，汉朝将舍弃秦代祀奉的诸神而祀奉周代的神。

人们还记得，高帝在秦承认的四帝之外，加上了对第五帝（黑色）的祭
祀。②这个变革始于公元前205 年；但是这些仪式这时让位于祭天，即祭祀周
代诸王认为是他们的尘世统治权的来源之神。从公元前31 年起，汉成帝在长
安南边和北边新建的祭坛参加祭天地的仪式。到较远祭祀地点的巡行就不再
有必要了；素色祭坛上的土制祭器和葫芦代替了玉器，朴素的祭坛代替了过
去华丽和精心装饰的祭坛。

但这些变化还不是持久的。在公元前31 年，变化引起了争论；它们尤其
引起了很受人尊敬的刘向的反对，他极力主张必须保持王朝习俗的延续性。
具有明显重要意义的是，祭祀国家尊奉之神与生育太子这两件事被联系了起
来。成帝尚没有一个继承者，人们希望，随着宗教仪式的变化，五帝中的新
帝将赐福于王朝和成帝，赐给他一个儿子。不幸的是，这个希望落空了：确
保国家未来的需要变得更为迫切了，在公元前14、7 和4 这几年，宗教仪式
发生了变化，恢复到原来的状况。最后，在公元5 年，长安祭天地的仪式被
重新确立，这主要是由于王莽的影响；公元26 年，祭天地的仪式从这里转移
到中兴王朝的京都洛阳。

在历史上还可以看到祭奉皇帝列祖列宗的类似的形式。为此目的而建庙
的习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5 年的一道诏令，它命令在京师和地方建庙纪念
高帝。①惠帝在登基时曾亲临一座宗庙，公元前166 年的一道诏令还强调了它
们的重要性。②到元帝时，维持宗庙仪式的费用连同每日供品的固定数额增加
到了惊人的程度。各地167 个宗庙和长安176 个祭祀地需要的费用的数字，
引述得相当精确。因此听起来似乎是真实的，这些数字似乎引自经过适当审
定的帐目。每年供应的斋饭为24455 顿；有45129 名士兵守卫宗庙；雇有12147
名僧侣、厨师和乐师，还有数目不详的人负责献祭的牲畜。③

在推行其他节约措施之时，重新审议这些仪式是不足为奇的。约到公元

前40 年，朝廷已经进行了大量削减。约200 个宗庙的仪式中断了；但为纪念

高帝、文帝和武帝建立的宗庙的仪式则被挑出来予以保留，因为这几位皇帝

被认为应享受特殊待遇。公元前34 年元帝患病时，所有庙宇的祭祀被恢复；

次年当知道这些求福活动已不能拯救他生命时，大部分又被取消。公元前28

年，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使他的继承者成帝能得到一个太子时，仪式又

被恢复。公元前7 年，53 名官员再次呼吁减少宗庙的数字，这一次在应享受

特殊待遇的皇帝的名单中增列了宣帝。①在平帝（公元前1 年—公元6 年）期

间，王莽重申了保留庙宇的原则，以便举行那些应该祭祀的活动。

另一个渊源于改造派原则的变化同样与宗教仪式、对人民的管制和国家
的支出有关。秦始皇开了建造宏伟的陵墓作为他最后归宿的先例；虽然据说

② 《汉书》卷二五上，第1210 页。见本章《高帝最初的安排》。
①
《汉书》卷二，第8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178 页）。

②
《汉书》卷一下，第80 页；卷四，第12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145、第257 页）。

③ 《汉书》卷七三，第3115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79 页以下。
① 《汉书》卷七三，第3125 页以下。

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 年）曾表示他强烈地反对这种做法，但很可能
汉代诸帝已在竭力按照他们的地位用奢侈品装饰其陵墓。②除了建墓和提供珠
玉、装饰品及供应的费用外，政府有时还拨给庄园，以提供用于维修陵地的
收入，这种做法减少了国家的收入。此外，政府有时下令强制迁移人口，以
确保有足够的人力照管陵墓和为它们服务。为了响应这类命令，有时富户或
有名望之家的成员被强制迁移。

从高帝起，象这样的迁移发生了七次，都与在长安西面和北面准备某个
皇帝或他的后妃之墓有关系。③这几次迁移可能被政治家有意识地利用，他们
认为这是把有权势的家族迁离它们已建为权力基地的故土的良机。一直到宣
帝（公元前74—前49 年在位）时期，这种安排都得到了支持，公元前55 至
51 年任丞相的黄霸就是一个实例，他本人就为此目的而被迁移。④但是在元
帝、成帝、哀帝或平帝这几朝，史籍只记载了一次出于这一目的的迁移。公
元前40 年的一道诏令说明了朝廷的意愿，容许黎民留在其长期居住地，防止
因强制迁移造成家庭分离而容易引起的不满。①然而，如同国祭和祭祀列祖列
宗的仪式那样，在成帝朝（公元前33—前7 年）朝廷又一度恢复了更早的做
法。成帝在公元前20 年视察了为自己的陵墓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并且下令
按惯例向那里迁移人口；但在公元前16 年，迁移停止。②几乎与此同时，刘
向表示他强烈反对厚葬礼仪。③公元前5 年阴历六月，政府下令为准备丁后之
墓而进行一次迁移，但在下一个月，它宣布将来它无意再采取这类行动。④

外交事务

在前汉的最后50 年期间，外交政策的特点是不愿进行扩张，有时拒绝与
潜在的敌人交锋。从积极方面看，中国总的说不再受到匈奴的挑衅，后者不
够团结，难以巩固或加强其地位，或者对中国构成威胁。外国的重要权贵不
时地访问长安，如成帝和哀帝两朝时的友好的龟兹王；公元前1 年，乌孙的
领袖（昆弥）之一与匈奴的一个单于一起来到汉廷。⑤在此期间，中亚的移民
定居地在都护的领导下仍得以维持下去；在公元23 年以前有关于在职都护的
记载。⑥同时，朝廷已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协调移民地工作和在紧急时刻给移民

② 关于秦始皇之墓，见第1 章《秦的崩溃》。在写作本文时，对汉代诸帝陵墓的发掘尚未完成，但诸王，
如死于公元前112 年的中山王（其墓已在满城发现）的奢侈的埋葬，说明汉代诸帝的做法同样浪费。关于
文帝的观点，见《汉书》卷三六，第1951 页。
③
藤川正数：《汉代礼学的研究》（东京，1968），第174 页以后；陕西省博物馆编：《西安历史述略》
（西安，1959），第65 页以下。

④ 《汉书》卷八九，第3627 页；藤川正数：《汉代礼学的研究》，第177 页。
①
《汉书》卷七，第29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27 页）。
《汉书》卷十，第32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401 页）。关于其中一次迁移对历史

②
学家班固的影响，见《汉书》卷一○○上，第4198 页。

③ 《汉书》卷三六，第1952 页以下。
④
《汉书》卷十一，第34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1 页）。

⑤
《汉书》卷九六下，第3910、3917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61、176 页）。

⑥ 都护之职最初在公元前60 或59 年设立，当时由郑吉担任。由于没有在职都护的完整名单，所以不能肯
定在公元23 年之前该职务是否连续地有人担任。除了公元前46 至前36 年、前28 至前24 年、前19 至前

地提供军事援助。公元前48 年，朝廷设了一个新职。在职的官员为校尉级，
他将在原吐鲁番（车师）统治者拥有的领地上和这时易受匈奴侵入的领地上
建立移民地；他将在这个地处中国和外国人之间的地区保护中国人的利益。
晚至公元16 年，这个职务肯定还有人担任。①

在其他方面，中国人急于避免进一步的卷入。公元前46 年，海南岛的珠
崖郡被放弃。原来设在海南的第二个郡已于公元前82 年与珠崖合并；公元前
46 年撤郡之事是在当地爆发了叛乱和作出了在该岛保留中国的前哨将会过
于劳民伤财的结论后发生的。②四年后，西面的羌族诸部策划叛乱，当时中国
正遭受饥馑之灾。在这些地区有丰富治安经验的冯奉世请求派军4 万去镇压
起义。但政府因需要保存实力而犹豫不决，只派他率领一支1.2 万人的军队
出征，兵力根本不足。象这样的虚假的节约不足以成事；元帝的政治家们最
后被迫增派6 万名士兵，冯奉世才得以恢复秩序。③

中国政府这几十年表现出缺乏决心的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公元前36
年。④当时，匈奴中最强大的领袖之一郅支对中国的政策不满；他对他的敌对
单于呼韩邪所受到的友好接待心怀妒意，而他自己主动的表示则遭到了拒
绝。郅支向粟特（康居）求援，以便报复；他希望通过诸如袭掠或俘获中国
使节和攻击中国的盟友乌孙的行动，损害中国在中亚的利益。发展下去，形
势可能会变得非常危险，因为所有的交通线可以轻易地被切断；正是由于在
当地的两名军官的主动行动，这个危险才得以避免。陈汤的地位在当时比较
低。他完全自作主张地行事，发出了出兵进攻郅支所需的文书。结果，他得
到都护甘延寿的默许和援助；他们一起战胜并杀死了郅支。

这两名将领以传统方式送呈被征服的为首敌人的首级向长安的上级报
捷；他们完全预料得到的一场争吵随之发生。因为从表面看，他们犯的罪是
严重的；它们颁发了一道自己无权颁发的诏书。只是他们取得的辉煌胜利才
使他们免受可怕的惩罚。政府无意向他们祝捷或把他们作为英雄来奖励；它
也不愿意通过进一步的扩张去利用他们的胜利。反对以任何方式奖励他们的
意见主要是匡衡提出的，只是由于刘向的坚持，朝廷最后才封甘延寿为侯，
封陈汤为关内侯。甘延寿死后，匡衡乘机降低了陈汤的地位。

政府对它的两名最英勇的公仆的不公平待遇表明，它这时不愿投身于对
外的冒险行动中去；对他们的任何奖励会带来一种危险，即它会鼓励其他人
去显示其主动性，并把中国卷入不必要的、代价高昂的冒险行动之中。30 年
前（公元前65 年）当冯奉世提倡中国向中亚推进时，所采取的恰恰也是这种
态度。①

另外的行动也产生于这种对外关系的观点。粟特最后起来反对郅支，甚
至在陈汤决战时出兵帮助他。当有人提出应与粟特保持这种关系时，汉朝政

12 年和前10 至前1 年，我们已知道历年任职的官员姓名；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64 页。

① 这个职务称戊己校尉，有一个时期它又分为戊校尉和己校尉，戊和己是天干中的第5 和第6 字。见《汉
书》卷九六上，第3874；卷九六下，第3924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63、189 页）；何四维之
作，第79 页注63。
②
《汉书》卷七，第223 页；卷九，第283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160、310 页）。

③ 《汉书》卷七九，第3296 页。关于数字的可靠性通常受到怀疑，见第1 章附录3。
④ 《汉书》卷七○，第3007 页以后；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7 章。
①
《汉书》卷七九，第3294 页；卷九六上，第3897 页（何国维：《中国在中亚》，第141 页）。


府不赞成通过和亲进行全面结盟。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已在武帝时期（公
元前141—前87 年）与克什米尔（罽宾）建交，在元帝时期（公元前49—前
33 年）断交。在成帝时期（公元前33—前7 年）有人提出重新建交，但未被
采纳，理由是虽然克什米尔可以从这类交往中取得很多利益，它并不是真正
想争取中国的友谊，而只是出于私利在追求物质利益。②

.

白雪

元帝、成帝和哀帝所封的侯爵，大多数授予诸王之子，总数达100 个；
与之相比，因有功而封的侯只有6 个，赐给外戚的侯为25 个。

在前汉时期，宦官对政治生活还没有施加过分的影响，只有为数很少的
宦官晋升而拥有大权。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那种有时能破坏王朝统一或改变
朝廷性质的宦官和其他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虽然至少有一个政治家因宦官
与之为敌而受害。宦官未能控制帝国的原因之一是元帝（公元前49—前33
年）和成帝（公元前33—前7 年）两朝的改造派政治家持反对他们的立场。

到那时为止，曾任秦帝国大臣的赵高是宦官控制帝国命运的唯一明显的
例子。①其后，少数公正地或不公正地受宫刑的人仍设法在汉代留下了他们的
名声：这些人包括司马迁，他因在李陵身处逆境时赞扬李的功绩和为李的行
为辩护而付出了代价；李延年，他是武帝的一个妃子之兄，因他在乐府的活
动而知名；许广汉，宣帝的遇害皇后之父，他因偶犯的一个小过失而受到最
严厉的惩罚。②可能在武帝统治之前和之后，宦官都在帝国的朝廷上担任较低
的职位；当尚书的官署日趋重要时，他们很可能在署内任职。③

最早得到晋升而负责中书工作并由此对国策的决定产生相当影响的宦
官，有宣帝朝和元帝朝的弘恭和石显。他们受到皇帝信任，引起了萧望之的
强烈批评，他反对设置宦官，让那些被阉割的人身处君侧。然而，当宦官的
势力强大得使人感到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施时，作为他们敌视的
结果，萧望之在公元前46 年被迫自杀。①匡衡就是那些痛恨宦官而被石显及
其同伙指控的人之一。到公元前33 年，弘恭和石显都死去，其他宦官都没有
取得足够显赫的地位以接替他们去控制皇宫；公元前29 年，由宦官任职的专
门机构（中书）被撤销。

有若干措施证明政府有重建公正的行政和减轻以前规定的严厉惩罚之

意。这类措施涉及大赦令、司法程序和以金代罚的规定。
在公元前48 至前7 年期间，朝廷共颁布了18 次大赦令；虽然大赦的次

② 公元2 年在立广世国和广宗国的同时恢复为国。
① 见第一章《秦的崩溃》。
② 《汉书》卷九七上，第3964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53、124、195 页。
③ 宦官担任尚书时称中书。关于尚书的重要性，见第8 章《九卿》。
① 《汉书》卷七八，第3284、3292 页。在正史评述中表达的这一观点由于对宦官的内在偏见而应作某些修
正。关于石显和弘恭，见《汉书》卷九三，第3726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63 页。

数并不明显地多于以往，但颁布大赦的诏令反映了施政的新面貌。它们表达
了一种观点，即严厉的判刑提高而不是降低了犯罪率；它们暗示犯罪的增加
是征重税或未能保证行政清廉的结果。除了公元前134 年与大赦令一起颁布
的一道诏令外，以往在这些情况下是不谈这类意见的。此外，公元前47、46
和32 年的几次大赦令郑重地表示了皇帝要弥补因他的无能而引起的宇宙万
物运行失调的企图，这种失调通过上天的警告已经表现了出来。朝廷坚决地
认为，大赦是及时地注意这些警告和作出补救的一种手段。②几乎与此同时，
朝廷下令减轻法律规定的某些严刑（在公元前47 和44 年）。在公元前34
年，它又指示简化和缩短诉讼程序；长期的诉讼严重地扰乱了黎民的生活。③

长期以来，政府容许罪犯付钱折罪，以减刑或免刑，这已成为惯例。这
种做法可以追溯到秦帝国时期；公元前97 年，50 万钱足以减死刑一等。①这
些措施对时新派思想家们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提供了又一个收入来源；然而
改造派的意见是反对这一制度，因为它有妨碍实施公正的司法和偏袒富人的
倾向，却不能遏制犯罪。

约在公元前62 年，萧望之已经坚决反对把这一制度稍加改变而予以实施
的建议。有人曾经提出，定罪服刑的罪犯可以参加镇压西羌叛乱者的征剿，
从而免除进一步的惩处。萧望之成功地阻止朝廷采纳这项建议。②在贡禹担任
御史大夫后不久（公元前44 年），他就时弊向皇帝作长篇陈述时提起了折刑
之事；他认为这种做法是降低公众生活的〔道德〕标准的根本原因之一。我
们不知道，他的反对意见是否被采纳，他的建议是否被实施。③

节约

改造派政治家们长期以来为宫中的挥霍浪费现象而感到痛心；它消耗了

本可以更好地利用的资源，浪费了本来应该专门用于谷、麻和蚕丝生产的劳

动。元帝登基后不久，朝廷采用了一系列措施以削减奢侈用品，俭朴蔚然成

风。公元前47 年，提供车马以供皇帝使用的专门机构被撤消，同时撤消的还

有专用的某些湖泊和林苑；次年，宫中禁军的编制被缩小，官员们奉命削减

开支；公元前44 年，即暂时取消国家盐铁专卖的那一年，在皇帝的宴会和使

用交通工具方面都采取了节省措施。④为娱乐而布置的一些比赛停止举行；很

少使用的一些狩猎庄园被关闭；原来在中国东部设立的供应宫装的官署也被

撤消。公元前44 年的另一个措施表明当时的政治家们不仅仅为节约而急于紧

缩开支；他们对国家资源的使用还怀有建设性的思想。在此之前，受博士官

②
关于公元前47、46 和32 年的几道诏令，例如，见《汉书》卷九，第281、283—284、303 页（德效骞：

《〈汉书〉译注》第2 卷，第308、311、376 页）。关于完整的大赦令表，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

等级》，第167—168 页。

③
《汉书》卷九，第29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34 页）。

① 关于秦代的做法，见本书第9 章《刑罚的种类》。关于公元前97 年折罪之事，见《汉书》卷六，第20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109 页）。关于其他事例和有关原则的探讨，见何四维：《汉
法律残简》，第205 页以后。
② 《汉书》卷七八，第3275、3278 页。
③ 《汉书》卷七二，第3077 页。
④
《汉书》卷九，第281、284—28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06、312、314 页）。


训导的学生人数有名额限制。在实施紧缩开支的措施的同时，朝廷取消了对
学生人数的限制，以期有更多受过训练的人担任公职。但由于这一变化增加
的费用，在公元前41 年，学生人数又有了名额限额。①

有一个进一步的节约措施特别引人注意，因为它产生于财政和意识形态
方面的考虑；它是宣帝朝的过渡时期所采取的措施的继续。早在公元前70
年，乐府已奉命削减其正式编制；公元前48 年朝廷又颁布了同样的命令；15
年后乐府又奉命停止某些比较铺张的做法；诸如提供国祭仪式中的女歌诵
团。最后，在公元前7 年，乐府被撤消。在那时，它共有829 名精通音律的
人充当歌诵者和演奏者。一半以上的人被直接遣退，其余的人被调到其他机
构；但朝廷仍能为朝觐组织一个有128 名乐师的乐队，为宗教祭祀组织62
名演奏者。②

乐府有许多精于音律的人任职，尤其是在下达紧缩编制命令之前。但是
撤消乐府的记载着重叙述的是乐府已被败坏了的职能而不是节约钱财的需
要。到乐府结束之时，它已与演奏容易引起情欲和刺激放荡行为的靡靡之音
联系了起来。在几个世纪之前，孔子已经不赞成这类音乐，所以改造派政治
家们设法压制为国家演奏这类音乐的组织，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认为它会对
世风产生有害的影响。

政府中一名可以代表新潮流的官员为召信臣，他生于华中，他学术上的
丰硕成果使他能在朝廷取得一定的地位。①他先任一个县的县令，后任南阳郡
的郡守，在任郡守时，他极力使百姓富足起来。他亲自在田地劳动，给人们
树立勤奋的良好榜样，并不知疲劳地视察供水情况和改善灌溉设施。这些措
施使郡内的生产大为提高，于是仓廪充实。郡守还成功地说服百姓为公平分
配水的使用达成协议。他阻止了立界石争产权的争端的爆发，并大力提倡节
约。对那些喜欢过懒散奢侈生活而不愿在田地劳动的下属官员的家族，他威
胁要提出诉讼；他赢得辖区百姓衷心的支持，那里的人口翻了一番。

由于这些成就，召信臣得到了应有的奖励；他先被提升为河南郡郡守，

公元前33 年又升任少府。就在任少府期间，他提出了在中央政府一级节约开

支的建议。他提出应中断维修皇宫的那些很少使用的建筑物；乐府应该撤消；

戏班和正规的宫内禁军的武器装备应大大地减少；他极力主张，用于促成某

些作物和蔬菜在非种植季节生长的燃料开支是不合理的。还可以补充的是，

召信臣幸运地是一位在职时因年老而自然死亡的有成就的高级官员。

除了削减开支的尝试外，在新朝伊始之时元帝的顾问还提出了其他的旨

在抵消武帝时期新派政治家们的过激政策的措施。改革的主要拥护者是公元

前44 年任御史大夫的贡禹。他强烈地反对雇佣国家征募的劳工采矿或铸币；

他断定用于这类事业的劳动日多达10 万个以上，他反对让农民承担生产矿工

和工人所需的粮食和布的义务。

贡禹竟然成功地使国家的盐铁专卖在公元前44 年取消了。但不久收入的

减少越来越严重，专卖事业又在公元前41 年恢复。②贡禹还关闭了用作稳定

大宗商品价格的粮仓。讲求实际的耿寿昌急于尽量减少运粮的劳动力，于公

①
《汉书》卷九，第285、29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15、324 页）。

②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6 章。
① 《汉书》卷八九，第3641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第29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24 页）；卷七二第3075 页。


元前54 年又建立了粮仓。①

贡禹又提出一个建议，但它甚至没有被短期采纳；这个建议就是以一种
货币前的经济来代替货币经济。他争辩说，爱财是万恶之源；它吸引人们脱
离田地的生产性劳动而去从事工商，工商可以不花什么劳动而取得厚利。钱
的使用可以使富者积聚财富；富者利用财富纵情享乐和进一步追逐利润，因
为放债可以轻易地取得二成之利。随之而来的是对农民的诱惑，使他们放弃
土地去寻求似乎可以致富的一条直道，这几乎是无法压制的，因为他们被钱
财弄得神情恍惚。但如果他们不能发迹，其下场将是一贫如洗，出路只有当
盗匪。

贡禹提出关闭官办的铸币厂；征收粮食或织物作为岁入；完全以实物支
付官俸，以取代官员已经习惯的钱和粮合计的月俸。贡禹的论点也许是讲得
通的，但由于货币在当时经济中的地位，它没有引起多大反应。如果高级文
官收到大量粮食作为他们的官俸，他们就会遇到处理粮食的困难，所以很难
指望他们会支持贡禹的建议。

就在前汉末年，一个甚至更为激进的措施被提出，但同样没有成功。这

个建议是在公元前7 年任大司马的师丹的鼓动下出笼的。象贡禹那样，他深

感贫富之间严重的悬殊；他又象董仲舒那样，寻求通过土地的再分配来缓解

苦难。他就土地的规模和可以拥有的奴隶人数提出了一系列的限额，其大小

和多少依社会地位（拥有的爵位，或是侯）而定。②建议被提交讨论，并原则

上被采纳；但许多位居高位的人，如傅后和丁后的外戚及哀帝的宠臣董贤，

因此会受到严重损失，所以这个建议未付诸实施。就在此时（公元前7 年），

政府为了减少支出，颁布了与公元前47 至前44 年所采纳的措施相类似的节

约措施。

自从公元前109 年整修黄河的堤坝以来，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防洪活

动。在公元前95 至前66 年期间，一些小的泄洪口和支渠已经挖成，以减缓

大水顺流而下的沉重压力；但政府对疏浚或维修的必要性还没有充分注意，

于是在公元前39 年和29 年发生了大决口。公元前30 年，大雨在中国的其他

地方造成了洪水，长安城内惊慌失措，担心即将来临的灾难。①公元前29 年，

洪水为灾的责任被归之于御史大夫尹忠。他成了时弊的替罪羊，因身居高官，

只能自杀谢罪。
.

白雪

在帝国时代结束以前，对这些事情的讨论常常在高级学术界中时断时续
地进行着；但是这类学术上的分歧往往被用来掩盖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分
歧。以后将着重讨论汉代这些事情的重要性（见第14 章）。要指出的是，就
这类典籍问题屡次召开漫长的会议——在公元前51 年的石渠阁会议中达到
了顶点——表明当时的人重视这个问题。那次会议的结果，有些文本脱颖而
出，而其他的文本则遭到冷落，因为它们被贬低为不合时宜（例如，这时对
《春秋》的注疏选《穀梁》而不选《公羊》）。①

与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有关的两个杰出的人的姓名值得提出。以经济问题
的观点著称于世并于公元前59 至前56 年开任御史大夫的萧望之是在公元前
51 年奉命参加讨论的人之一。从他流露的对周代理想的喜爱、对国家干预个
人工作的厌恶和他反对进一步卷入中亚的观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所持的
改革派的态度。②他还以荐举匡衡而闻名，后者后来在改革中国的宗教仪式方
面起过领导作用。第二人为刘向（公元前79—前8 年），他参加辩论时还年
轻。辩论的结果与他以后——不论是作为政策顾问的政治家，或是作为对中
国儒家传统的形成作出重大贡献的秘阁负责人——表达的意见的确是一致
的。③

国内政策

武帝朝的时新派政治家们已经注意到，普遍地赏赐爵号只能在不寻常的
情况下进行。如同秦代那样，那时赐爵的正确作用是国家给予报效国家有功
的人的报偿；如果赐爵过滥，爵号的价值相应地就会降低。但到宣帝时，各
级爵位则起另一种来源于周代王权思想的作用：各级爵位被用作皇帝对其黎
民施恩和仁爱地关怀他们幸福的措施。从公元前67 年起，普遍地赏赐各级爵
位和特权比以往更为频繁了。①

昭帝和宣帝两朝继续封侯。有时封侯是由于功绩，嘉奖的文字具体说明，

赢得所封的爵号是由于镇压谋反分子（如霍家成员）或安定国家局势。有时

受封是由于与皇帝配偶有亲属关系；在公元前82 至前50 年期间，诸王之子

①
关于这些争论，见张朝孙（音）：《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辩论》（莱顿，1949、1952）第1 卷，第

②
137 页以后；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180 页以下。
关于萧望之，见《汉书》卷七八；卷二四上，第1141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93 页

以后）；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47 页以下、158 页以下、223 和232 页。

③ 例如：在维护传统宗教祭祀的要求、坚持音乐的正确功能和支持汉皇室的主权等方面的意见；见鲁惟一：
《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10、279 页及第300 页以下。《汉书》卷三六，第1924—1967 页收有许
多据称是刘向所作的陈述和奏议。关于他校勘图书和组成秘阁的作用，见范德伦：《论管子的传布》，载
《通报》，41：4—5（1952），第358 页以下。
① 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第166 页以下。

共有74 人封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公元前65 至前62 年所采取的措施，这
些措施似乎打算通过反对武帝时的时新派政策而使人们追忆过去。朝廷寻找
在高帝建立汉朝时所封的那些侯的后裔，在公元前112 年这些侯或者就已不
复存在，或者就已被有意识地终止了。共找到了约120 人；鉴于他们祖先的
功绩，他们得以免除对国家的某些义务。封赏时有的还赐以珍贵的礼物。②

如同以往，在这两个皇帝的统治时期还有一些王国被分割或削弱，或者

是由于建立了新的小国，或者是由于它们的领土组成了郡。在公元前80 年燕

国瓦解后，它原来的土地被划作勃海、涿和燕三郡。在公元前73 年，原来的

燕国的部分领土又被划成一个名为广汉的小国，它与其他几个新建的小国高

密（建于公元前73 年）、淮阳（建于公元前63 年）和东平（建于公元前52

年）延续到了前汉之末；另外两个王国没有延续那么久（平干，从公元前91

至前56 年；定陶，从公元前52 至前49 年）。另外六国在这个时期被废除，

其中包括昌邑（从公元前74 年起）和楚（从公元前69 年起）。③（见地图9。）

在治理边缘区的安排方面也发生了几个变化。在海南，儋耳郡于公元前
82 与珠崖郡合并；同年，在朝鲜的四郡之一的真番被放弃。公元前81 年，
朝廷从现有的天水、陇西和张掖诸郡中抽出若干县在西北另设新郡金城。这
种改组旨在提高行政效率，而不是新征服的土地造成的。

俭朴、节约公共开支的意愿和关怀黎民疾苦之心曾被人们视为文帝的几

种美德。公元前66 年后不久，吁请宣帝削减开支的建议可能是对时新派政治

家好大喜功的政策的部分反应，也可以视为对已在长安出现的那种铺张浪费

的景象、游乐和款待（部分地是为了向武帝的国外客人炫耀）的一种抗议。①

同样，改造派的削减公共开支的愿望可以在限制乐府活动的命令中看出。乐

府建于公元前114 至前113 年，为的是给国家的宗教仪式提供合乎礼仪的音

乐伴奏。公元前70 年关于经济方面的命令是所采取的几项措施中的第一项，

这些措施在公元前7 年撤消乐府时执行得最为有力。②

外交事务

此时中国人之所以能在中亚维持其利益，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匈奴内部

的不和和分裂。有一个时期，匈奴各部分别受五个不同的单于的领导，这就

使它们不能同心协力。同时，在中国官员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度。

敌对的单于之一呼韩邪拟定于公元前51 年对汉朝廷的访问，作为与匈奴

友好关系的一个迹象，受到了欢迎，但对来访者应给予什么待遇，出现了不

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来访是一种表示敬意或臣服的行动，他们取得的教训

②
《汉书》卷八，第25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30 页）把这次下令封爵记在公元前

65 年。关于在公元前62 年实施的情况，见《汉书》世系表（如卷十六，第545、546 页）的条目。关于公

元前112 年采取的措施，见本章《侯与爵》。
另四国为济北（废于公元前87 年）、清河（废于公元前65 年）、中山（废于公元前55 年）和广陵（废

③
于公元前54 年）；中山和广陵在公于前47 年重立，定陶在公元前25 年重立。

① 《汉书》卷七二，第3062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40 页；《汉书》卷九六下，
第3928 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7 页以下）。关于公元前71 年下令削减开支之事，见《汉
书》卷八，第24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13 页）。
②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6 章。

应昭示天下；另一些人则认为来访是体现皇帝的宽厚和对四方人民表示善意
的大好时机。单于应当受到怎样的对待，是把他当作低于汉朝诸王的地位较
低的臣民，还是当作地位高于诸王的贵宾，这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结果，
作为靠显示仁厚而不是靠武力迫使外国人屈服以争取他们的友谊的政策的一
个部分，决定给他以慷慨和隆重的待遇。这个决定与政府的批评者在公元前
81 年辩论中提出的论点是一致的。①

中国对远方的外交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在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41—
前87 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外交政策的特点是中国人的主动性。中国人
愿意和受联姻（如约公元前110 年与乌孙的联姻）约束的外国民族缔结长期
约定。朝廷曾发动几次深入中亚的远征，汉朝士兵表现得英勇善战，惹人注
目。结果，中国人设法在中亚的某些国家册封能保证对中国效忠的王（公元
前101 年在大宛国；前65 年在龟兹国）。怀着同样的目的，中国人卷进谋害
胸怀敌意的当地王而代之以中国人的人选的阴谋不下五次。②

昭帝时（公元前87—前74 年）朝廷已能在布古尔（轮台，见地图16）
建立殖民地，而在此以前桑弘羊曾就此提出建议，但未实行。也有迹象表明，
霍光本人曾准备支持扩张政策。但是约从公元前65 年起，重点似乎转移了。
活力和主动精神让位于有节制的、变化不大的殖民计划。公元前61 年，曾在
中亚服役数年并与匈奴作战的老资格军人赵充国提出了一种新型行政的建
议。他提出巩固中国人势力的上策不是不定期地派遣小规模的特种部队，而
是长期建立自给自足的农业殖民地。①公元前60 年或59 年当西域都护府在郑
吉领导下设立时，目的是用它作为协调殖民活动和促成与西域各小国的友好
关系的机构，而不打算把它当作计划进一步扩张或侵略的官署。②这种收缩倾
向也可以从公元前82 年部分地从朝鲜撤退的行动中看出。③

①
《汉书》卷八，第270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56—259 页）；德效骞译注第2
卷，第190—193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96 页以下、107 页。

②
最明显的例子是车尔成（楼兰或鄯善）王在一次宴会上被中国歹徒灌醉和杀害。公元前77 年王的首级经
敦煌送至长安，附近发现的汉简证实了此事。其他中国人的暴力行为的事例涉及郁成王（公元前101 年），
莎车王（公元前65 年）、乌孙王（宣帝朝时）和罽宾王（日期不详）。关于这些事件的详细情况，见何四
维：《中国在中亚》，第43 页以下。

①
关于桑弘羊在布古尔建立殖民地的企图，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12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
第166 页以下）；关于昭帝时期建立殖民地之事，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16 页（何四维前引著作，第
174 页）。关于赵充国，见《汉书》卷六九，第2985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57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25 页。

②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64 页。
③
《汉书》卷七，第223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160 页）；加德纳：《朝鲜古代史》，
第18 页。


改造和衰落（公元前49—公元6 年）

未来的元帝（在位期公元前49—前33 年）在公元前74 年其父登基时，

还是一个约两岁的婴儿；当他在公元前67 年被宣布为太子时，也不过八九

岁。据说他与其父的心态不同，他容易接受要求仁慈的呼吁，而对当时对于

问题所持的过于专业的或法家的态度不满。据报道，宣帝有一次流露了他的

忧虑，担心他自己的太子将会毁灭王朝，并且试图以另一妃子所生之子代替

未来的元帝，但没有成功。元帝快到他统治的末年时，被病痛所折磨，据说

他把精力倾注于音乐和一些浅薄无聊的活动方面，从而招致了他的重道德伦

理的大臣们的批评。①

历史的证据不足以判断宣帝对他儿子的评价是否正确，或者批评者或历
史学者的意见是否可靠。没有理由认为他对任何具体的国务决定施加过明显
的影响。的确，采用的某些措施实际上降低了皇帝生活方式的豪华程度和他
个人的享受，不过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元帝或是能够为帝国总的利益提
出这类措施，或是能够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加以反对。

不管新帝起什么作用，元帝的登基可以视为帝国发展过程的一个新阶段
的开始。他父亲的大臣们已经开始摆脱时新派的思想；而在他以后几个皇帝
的统治时期，改造派的看法成了许多决策的鲜明的特征，不论在宗教仪式、
国内问题、经济目标或对外关系方面都是如此。政治家们这时专门注意周代
的而不是秦代的范例；他们选择节约和紧缩以取代挥霍和扩张；他们放手解
除以前对中国黎民日常生活的各种管制。在有些情况下，如在减少铺张浪费
和减轻国家刑罚方面，他们是成功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如在建议限制土地
的占有面积方面，他们的想法过于极端，难以实行。在前汉结束之前改造一
直是政府施政的目标，尽管中间短时期内也出现过争议；后来王莽继承了改
造派的思想，并且，和他以前的元帝、成帝（公元前33—前7 年）和哀帝（公
元前7—前1 年）几朝相比，甚至进一步地发展了改造派的思想。

国内政治

当时重新进行考虑的基本问题之一是京城的位置。这个问题是由翼奉的

建议引起的，翼丰是萧望之和匡衡的助手，他是一个根据阴阳的循环来解释

王朝历史的阴阳家。①他提出皇帝和政府的所在地应移到洛阳，由于意识形态

的原因，这个建议得到了支持；他希望断绝汉朝与长安的关系，因为那里是

暴力和战斗的场所；此外，在王朝初建和武帝的扩张挥霍时期，它又曾被用

作权力基地。但是洛阳却引起人们对周代诸王的道义美德和俭朴政策的追

忆。翼奉建议的论点有一定的说服力，他得到皇帝的赞赏而被召见了一次；

但他的建议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所以这个问题直到公元12 年才再次提出。

在此期间，长安继续得到充实。皇帝仍在收集工场制作的铜器以装饰皇宫。

有的珍宝被送往长安之西的上林苑，那里有猎场、供游猎用的馆舍、御苑和

各地送来的珍奇动物；上林苑在武帝时期已大加扩充。

①
《汉书》卷九，第277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99 页以下）；卷八二，第3376 页；
卷九八，第4016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51、155、161 页。

① 《汉书》卷七五，第3175 页以下。

元帝及以后的几朝恢复了几个王国，它们一般是小国，有的存在的时期

不长。其中的两国（楚，于公元前49 年重立；广陵，于公元前47 年重立）

维持到西汉结束之时；其他诸国有：清河（公元前47—前43 年）、济阳（公

元前41—前34 年）、山阳（公元前33—前25 年；原为昌邑国）和广德（公

元前19—前17 年）②。有一个王国（河间）在公元前38 至前32 年期间被当

作郡来治理。由于与王朝的瓜葛，定陶、中山和信都三国特别引起人们的兴

趣。定陶于公元前25 年复国，存在到公元前5 年；在这期间它的一个王刘欣

已被晋升为太子，后来成为哀帝（公元前7 年—前1 年）。中山从公元前42

至前29 年又成为国；公元前23 年以前回复为郡，前23 年被重新批准为国；

其王刘箕子在公元前1 年继哀帝登上皇位，成为平帝。信都国从公元前37

年维持到前23 年，从公元前5 年起又成为国；在这个间歇期中（公元前16

年），王莽曾被封为信都侯。

.

白雪

霍光死于公元前68 年；他的埋葬奢侈豪华，随葬的陈设和服饰，如玉衣
等，一般是皇室成员所专用的。如果史料可信，在葬礼上，他的近亲行为傲
慢无礼，大事铺张，炫耀他们认为他们掌握得非常牢固的权力；历史学家在
津津乐道如此明显的目空一切的事例所招致的报应时，可能夸大了这些细
节。不久，有人对霍家掌权提出了抗议。皇帝开始第一次过问国务了。霍光
之子霍禹和侄孙霍山发现自己被剥夺了他们的爵号和权力，而两名曾经敢于
批评霍家的政治家则脱颖而出：张安世任尚书令；当时最干练的魏相在正当
丞相的权力和尊严得以恢复之时被任命为丞相（公元前67 年）。

当许后之死的真相泄露时，危机来临了。霍光只是在事情发生后才了解
真情；他被这个消息弄得惊慌失措，所以未把此事上报，他的妻子，可能还
有他自己，因而没有陷入法网。霍光死后，霍家的主要成员才发现已经发生
的事。皇帝显露了他的真正的感情，指定许后被立为后之前所生的刘奭为太
子（公元前67 年阴历四月）；在贬谪霍光亲属的同时，许后之父被授予显赫
的爵号。

这时霍家充分地注意到了所处的严重的危险境地，并且知道唯一的生存
机会是谋反。搞了两次阴谋，一次是谋害丞相，另一次是废黜皇帝而以霍禹

② 这个事件的主要史料为《汉书》卷五九和卷六八。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4 章。

代替。这两次企图都得到了以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书的支持；太后为霍光的
外孙女，她的诏书在公元前74 年曾被非常有效地利用过。但这一次霍家却不
走运。阴谋的消息泄露了；霍家的主要成员被清除，他们或是被处决，或是
自杀。霍显之女作为皇后在霍家所有成员中似乎最有实力，但也被废（公元
前66 年9 月）而搬出皇宫。只有霍显的外孙女，即未满25 岁的昭帝的遗孀
获准免于一死；她最后死于公元前37 年。

存亡攸关的问题：公元前81 年

毫无疑问，汉朝的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们多次在一起讨论过当前的政治问
题。难得的是，我们掌握了公元前81 年正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一次会议的文字
记载。这次会议讨论的范围是广泛的；与会的人奉命考虑黎民百姓正在遭受
的苦难；虽然《汉书》暗示讨论涉及的不过是国家专卖问题，但那些参加争
论的人审议了远为重要和根本的事情。

结论从下一个皇帝时期桓宽所编的辩论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因此结
论与这次讨论本身相隔的时间不长。《盐铁论》以对话形式写成；它无疑对
辩论进行了理想化的和戏剧性的描述，其中一些分歧的问题可能是用比会议
本身的内容更为极端的字眼表达出来。代表政府的时新派发言人形成争论的
一方，其中可能包括桑弘羊；另一方由政府的批评者组成，他们代表改造派
的思想状况。桓宽的记载有倾向性，留给批评者的篇幅多于留给代表政府的
发言人，可以看出后者几次在辩论中被驳倒。但是，辩论的直接后果与这类
结论并不相符，因为只有京畿区的铁官和国家的酒类专卖官署被撤消。鉴于
辩论的记载及它的实际结果有出入，《盐铁论》是否如实记录以及它的正确
程度就值得怀疑；但它作为公元前81 年及此后不久的争论问题的提要，其价
值一直是无异议的；它可以用作《汉书》对此事件的简略记载的重要补充史
料。

《盐铁论》①确定了时新派观点和改造派观点之间的主要意见分歧。从哲
学方面，时新派认为宇宙自然而然地在五行永恒的更替中运行，五行中每一
个因素通过克服前一个因素而上升到支配地位。改造派也同意宇宙在这一体
制中运行，但他们主张的理论是，每一行自然而然地通过相生而不是通过相
克来接替前一阶段。在施政的目的方面，时新派全力为黎民百姓提供安全和
物质福利；在设法达到这些目的时，他们着眼于取得普遍繁荣，认为把工作
和活动管制起来会大有好处。但是改造派的观点坚持完美政府的理想，旨在
通过遵循基本的道德原则来改善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希望把管制、
徭役和税赋减少到最低限度，以期提高文明社会的价值准则。

这些原则在辩论的各个方面——不论它们涉及的是总的政策、具体的施
政措施、对过去的评价，还是对中国现状的考虑——得到了阐述。时新派的
主要目标是最大可能地利用中国的资源和最有效地分配它的产品。他们为管
制措施的推行辩护，其根据是这些措施将从私人手中夺取利润而归由国家掌

①
关于这部著作的几个部分的翻译，见埃松·盖尔；《〈盐铁论〉卷一至卷十九译注及介绍》（莱顿，1931；

台北再版，1967）；埃松·盖尔、彼得·布德伯格和T.C.林：《〈盐铁论〉卷二十至卷二十八译注》，载

《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65（1934），第73—110 页；乔治·沃尔特：《盐铁论》（巴黎，1978）。

关于分歧问题的概要，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3 章。


握，他们希望鼓励制造业、贸易和运输，认为稳定的货币制度对达到这些目
的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又主张，由于对铁的专卖，国家可以分配优质工具供
农民使用；他们乐于利用征募的劳工以保证这些货物的生产和运输；他们希
望稳定铁制品和盐的价格。他们以中国诸贸易中心的繁荣景象作为他们政策
取得成就的证明。

没有什么论点能够动摇改造派批评者的信念，即全力搞好农业足以保证
中国的繁荣富强。他们贬低国家从其专卖事业中取利的思想，认为这样的交
易对中国的黎民将毫无好处。他们宁愿把货币的使用减少到最低限度，主张
尽可能收实物税而不收货币税。他们指出劣质工具实际上是铁官生产的，不
论货物的质量如何，农民要付出同样的价格。改造派还反对在工业方面滥用
国家的劳动力，主张尽量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他们反对那种前几十年的管
制和国家专卖事业已经使中国富足起来的说法，指责政府压迫黎民和勒索过
多。他们抱怨严重的贫富悬殊现象，黎民的普遍贫困与富人的骄奢淫逸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断言，在长安城中所看到的富裕违反了礼仪的准则，带
来的是耻辱而不是自豪。

在外交事务方面，代表政府的发言人坚持必须通过有效的防御措施和争
取亚洲的某些非汉族民族，来保护中国的文明。他们相信最佳的防御手段在
于采取攻势，这样就能把持久的和平强加给匈奴。政府的批评者则坚持，代
价高昂的扩张削弱了中国的力量，却不能保证它的安全；他们不能同意战争
的开销是正当的那种看法。他们也不承认进出口贸易的价值，而时新派则把
这种贸易作为增加中国财富，减少敌人财富和处理本国剩余产品的手段来提
倡。

时新派依靠法律和惩罚的制度，把它作为遏制犯罪和保证社会安定的手
段；他们指出在帝国前的时代，强大起来的是那些采纳商鞅和申不害建议的
诸侯国，而不是那些信赖周公或孔子的理想的道德教导的国家。改革派则反
唇相讥，说道德教训比惩罚更可贵，并且抱怨实施的法律有对待百姓不公正
和不平等的倾向。对于商鞅已指出成功之道和那些追随他的人未能把他的理
论付诸实践的说法，改造派反驳道，商鞅的成功是短命的；秦朝政府是根据
不道德的原则建立的；施政的正确基础应是周代的理想。当代表政府的发言
人认为根据理论而不顾实际的行政需要培训官员毫无意义时，改造派则认为
在培训官员的早期阶段必须灌输崇高的道德原则。在其他许多事务——如捐
买官职和给官署配备官员——方面，在这场著名的辩论过程中发表的意见也
是对立的。

《盐铁论》表达的观点反映了武帝末年政治思想中正在发生的变化。到
宣帝（在位期公元前74—前49 年）和他的几个继位者时，那种变化正在影
响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并且在诸如宫内的开支、法律及其惩罚的实施、在
帝国边缘保持中国实力等事务方面也正在留下它的影响。

宣帝和他的时代

有点不同寻常的是，《汉书》透露了宣帝的一些个人特点，这位皇帝是
在宫廷气氛之外长大的，并且不受宫内的直接影响。他开始统治时，只有18
岁，他对他曾在其保护下生活的岳父、资深的政治家霍光既有畏惧感，又背
着感恩的包袱。可是不到六年，当他因霍家成员使他和他的已故的皇后深受


委屈而决定应对霍家进行惩罚时，他表现了足够的意志力。甚至在那时以前，
据说他已挑选了一批人，由于训练和性格，他们必定对霍家抱有敌意。据说
皇帝提倡对政务采取实用的和现实主义的做法；他因坚持有效地和公正地进
行赏罚而受到颂扬。据报道，他在与他的儿子刘奭，即未来的元帝（在位期
公元前49—前33 年）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他不相信伦理原则是治理帝国的
唯一手段；他驳斥了根据古代的周朝对当前问题作出的流行的评价。①

宣帝与霍家的决裂部分地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虽然在关于宣帝的这些记
载中有点真实内容和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但它们一定被宣帝时期的某些实
际政策和决定所冲淡，这些政策和决定带有改造派态度的色彩，而没有他似
乎具备的那种时新派思想的倾向。更加大方的分封爵号、许多诏旨的语气、
以及诏旨宣布的行政决定，都证明实际上与归之于皇帝个人的性格和偏爱有
出入。情况似乎是，朝新观点的变化在进行时没有完全得到皇帝的批准，并
且不顾他自己的某些选择。可以作以下的初步假设：在这几十年中，中国的
皇帝们认识到，不论是以所谓的法家原则为基础的极权政府，或是对儒家伦
理观念的不切实际的依赖，都不足以单独地治理一个巨大的帝国。

思想文化背景

宣帝朝的特征是，有比较多的诏令提到了奇怪的或难解的现象，而不论
这些现象被认为是吉兆还是凶兆。如同武帝时代，这类事件常与代表国家的
祭神仪式，如祭超凡的帝和后土的仪式联系起来；还值得注意的是，至少有
一次（公元前60 年阴历二月），诏令间接提到了天在赐与吉兆的福佑中的作
用。②

在吉兆和凶兆以及与此同时颁布的诏令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象征的或行
政的措施，有些措施的根源是改造派的而不是时新派的心态。对上苍显示的
种种明显的赐福迹象，如瑞鸟在宫中的栖息、甘露的下降或金龙的出现，朝
廷总是采用以这些事件命名的

年号，以示纪念；公元前61 至前49 年，朝廷就是以这种方式纪年的。接到
不祥征兆——诸如歉收、地震、气候变化异常——的报告后，颁布的诏令注
意进行各种改进，于是苛政可能被撤消，黎民的遭遇得到改善。有的诏令规
定了纠正的措施，如削减宫廷的开支（公元前70 年），或降低盐价（公元前
66 年），或者减税（公元前64 年）。①

自公元前88 年以来，皇帝都未亲自参加国家祭祀大典。武帝晚年老弱多
病；昭帝直到他在位的最后三年才成年。宣帝一旦开始积极参政，他恢复了
经常亲自参加这些仪式的传统；从公元前61 至前49 年期间，我们知道他参
加祭祀八次。②

说明时代在发生变化的一种迹象可以在某些思想文化的或典籍的问题方

①
《汉书》卷九，第277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01 页）；卷六八，第2954 页；卷七
八，第3283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36、147 页。

②
《汉书》卷八，第26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42 页）。

①
《汉书》卷八，第245、252、25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13、227、233 页）。

②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68—169 页。

面看到。自从公元前136 年武帝颁布诏令以来，某些经籍在被指定的供宫廷
学者们研究和供教导那些希望担任文官的人之用的著作中占着特殊的地位。
这些受偏爱的经籍在当时的知识生活中已经具有很大的影响。但这些深奥的
著作中有的还没有权威的版本或钦定的解释；正在很快成为中国典籍的措词
有所不同的文本不时地被发现，于是究竟是哪一种特定的版本或解释应被视
为正统的问题就自然地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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