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级硕士程博学术日志

刘海明

2023年6月5日
今天继续读《媒体道德哲学》，在媒体实践中，所有业者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大多数人是根据自己的感性目的做判断，因为感性目的是出自于人的动物性本能。但感性目的的多变极有可能让业者的媒体实践与媒体业的法则相悖。因此必须要有与感性目的相反的道德目的来与之制衡。而维护这种道德目的则需要人的自律。当人（包括自身与受众）成为媒体业者的理性目的，那么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不会因为技术迭代而降低。
在Chatgpt、元宇宙等智能技术的不断演进中，从事媒体业的工作者应当建立自己的理性目的，并将人作为理性目的之一，这样才能避免被智能技术所操纵。

2023年6月6日
但一个目的何以成为可能？首先其需要在概念上被建立，当其在理论上得以被论证，那便可以被投入实践，来证明这些目的的可能性是否具有客观实在性。比如新闻的透明性是近年来学界积极探讨的。随着技术发展与迭代，新闻生产的公开透明为学界所提倡，这一概念的建立在理论逻辑层面已经具备了可能性，但其是否可用于实践，还需要业界的持续检验。只有其在实践中获得可能性，其才能够兼具逻辑的可能性与客观实在性。

2023年6月7日

媒体实践中十分重视的“义务型目的”的产生有两条途径，第一条是从目的出发，发现合乎义务的行动准则，或者从准则出发，发现同是义务的目的。虽然人的感性会不断驱使人们根据自己的感性目的去寻找与之相匹配的义务，但媒体道德哲学强调的是人作为能够摆脱野蛮超越感性的动物，应该从道德义务出发，寻找与之相符的目的，或直接将这种义务作为自己的执业目的。这种又是义务又是目的的事物是媒体业者能够对媒体业保持热爱保持敬畏的关键。因为他们一旦将自身承担的义务或目的作为自己的目的或义务，就代表其已经将媒体业当做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已经超脱了传统就业观念中的那种雇佣与被雇佣的人关系。

2023年6月8日
康德认为，伦理学中的义务唯有在纯粹理性中才有其根源。但传统的媒体逻辑研究中的反思均是从经验出发，并在其中选择可以使用的准则。这样的义务是基于某种利益的考虑而建立的，并非伦理学中的义务。因为“目的都是自私自利的”。
因此根据各种经验性依据建立起来的义务是不断向变化着的媒体环境妥协的，环境变化，条件也会跟着变化。因此媒体道德哲学强调从义务概念出发并且将这种义务导向成目的，这样的义务型目的就会让业者根据道德原则为自己设立准则，去进行执业活动，这样的执业义务才具有纯粹性。但目前看来这种纯粹的、不以利益为目的的义务在现实中几乎难以存有，其更像是一种理想状态，激励着媒体业者不断追寻。

2023年6月9日
当一种义务能够被导向为实践的目的，那么这种义务就被称为德行义务。德行义务不能完全等同于伦理义务，因为德行义务还要考虑各种各样的目的，这种义务比伦理义务要求更为具体，可以被看做是伦理义务的落实。如伦理义务要求记者报道新闻必须真实客观，这种形式上的强制并不涉及到目的，但德行义务要求这种真实客观必须要成为记者的目的，并落到实处。德行义务是伦理义务的更高阶形态。因为德行涉及到人在生活中碰到的新事物新问题。这些都可以被当做他的新目的，并且这样的目的需要被义务化，也就成了他的德行义务。比如记者看到新闻现场有人受伤，去救人并不属于记者的职责，但出于个人的德行，他会将救人当做自己此行的目的，进而产生救人的义务。
义务型目的的设立是为了避免业者出现按照自己的感性冲动为自己制定目的的情况出现，只有服从媒体道德法则去行动，才能够避免各种有违媒体准则或法则的现象出现。

2023年6月10日
此外，康德将义务型目的的对象分为自己的圆满性与他人的幸福。因为人在一生中会不断自我完善，因此追求自我的圆满就成为了人们奋斗的目标，如果人将其作为自己的义务型目的，那么人流能够调动自我的行动。虽然自我圆满看似是个无法企及的目标，但这也驱使业者不断提升自己以及坚定目标。媒体业者的圆满性又分为自然方面与道德方面的圆满性，自然方面的圆满指业者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而道德方面的圆满性则要求人将完善道德作为义务性目的，在执业时子最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
此外，通过向受众不断提供优质资讯，受众在业者的媒体实践中能够获得幸福感。因此这也是业者的目的型义务之一。受众信息消费的幸福又包括其信息消费实用方面的福祉以及受众信息消费道德上的安适。

2023年6月11日
今日休息，看到红辣椒评论发了两篇有关四川大学新闻学院一女研究生曝光地铁大叔事件的评论，还没有滑到评论区，我便知道这两位作者定会遭到网友的批评。因为这两篇文章完全没有了解清楚事件的始末，并且以旁观者的姿态要求大众不应该网暴或攻击那位女生，且作者将该事件与刘学州、粉红色头发女孩被网爆事件相提并论，这便已经搞错了整个事件的前提。前提是该女子已经查阅大叔手机，大叔并无偷拍，该女子却依然曝光大叔且称其为“猥琐男”，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污蔑难道不该被批评？其又何以与粉红色头发女孩被网暴事件相比？作为新闻学子，其更应该知晓舆论的力量，更会预料到曝光大叔的后果以及自己可能会承担的代价，但其依然义无反顾，这样的行为难道不该被批评？连最基本的新闻伦理道德都不具有，却成了985高校的新传研究生，这不仅是其自降身段，更是令外界对整个新传专业产生了消极的刻板印象。

刘海明

2023年5月29日
这周读刘老的《媒体道德哲学》，学到许多哲学知识，康德的认识论是让对象符合知识而不是相反，这不同于我们过去靠自己的直观思维认识世界的形式，这是形而上学哲学。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受哥白尼的启发产生了这种认识论，对于重思人的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仅靠自己的感官经验与自然界现象来认说明自然界，这样太过于被动，只有将个人经验与事实升维成理性，才能够进行预测等活动。但这种认识论的缺点在于，先天认识形式限制下的事物对人类的表现已经不在是事物本身。那这种认识还是正确的吗？因此在先天认识形式之外，还应该存有不受自然法则限制的主体。因此康德同时强调理性与经验的重要性。

2023年5月30日
最近一众科学界大佬又联合声明应该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并对相关行业发展进行监管。有学者担忧一但人工智能发展到超人工智能阶段，人类将面临灭绝的风险。最糟糕的不是人工智能与人类的战争，而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AI操纵。由于AI技术的复杂性或尚未真正体验到其带来的可能性我本人属于“乐观派”，总觉得科幻片中AI消灭人类的画面遥遥无期。但上述的新闻让我的看法也有所动摇。

2023年5月31日
建立起统一的媒体道德哲学体系，并在该体系之上产生诸多概念，能够让研究者对照诸多媒体实践，而不用再被动地解释。
诚如康德所言：“没有因为新的体系排斥其他一切体系而贬低旧的体系的贡献；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旧的体系的发现甚或失败的尝试，我们也不会在一个体系中达到整个哲学的真正原则的那种统一性。
想必这也是所有学者孜孜不倦研究的目的之一吧。突然想起之前看到胡永教授的一篇推文亦是这种看法。技术的发展不能因为其出现的革命性变革就否定旧的技术的作用与贡献。

2023年6月1日
今天看到康德的归责障碍大小的反比律：若自然障碍（感性的障碍）越大，道德上的障碍（义务的障碍）越小。例如记者在报道灾难新闻时，看到需要帮助者，出于感性比如抢头条的诱惑会让他选择拍照而不去救人，这里他的感性占据主导，而此时他的道德障碍会变得很大。

2023年6月2月
真正的媒体道德知识体系是先于媒体实践而存在的，并非是从媒体实践中推演出来的，因为只有先于媒体实践存在，才能避免业者以利害关系将其作为从业原则，只有依循这样的体系才能够使得业者以自然的即超越功利性的方式进行媒体实践。在这样的实践下所生成的媒介产品才能够实现最大传播效果，而非作为谋利或实现生产者某种意图的工具。
媒体道德的形而上学让我对这种哲学观产生了新的看法，以前的教科书将形而上学与唯物主义哲学对立起来，总让我为其贴上不好的标签。但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必是有其历史与现实价值的。

2023年6月3日
媒体业者如何让自己在从事专业实践时将个人的行为准则与普遍的媒体道德法则保持一致，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两者相一致，才能算得上有责任。若没有责任，道德法则才有存在得的意义。这样的责任若根据普遍的道德法则产生并执行，一但具有示范效应，就会成为一项定言令式。但如果这样的责任中夹杂了媒体或个人利益，其行动受到各种因素限制，其就成为了假言令式。这样的行为虽然是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并不能责怪媒体业的个体，但也是道德责任所不容许的。
义务是按照法则进行行动的一种必然性。以命令式的法则以及责任产生的义务要求媒体业者不能出现某些行为。而这样的法则一但与实践相结合，被称作禁制的法则，这一法则不同于命令的法则，其包含允许、不许两种可能以及建立在这些可能之上的责任。这类法则及其责任规定业者的行为既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前者意味着业者在遵守法则时也有发挥创造力的责任。

2023年6月4日
德行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的来源可以是其自由选择，也可以是现实压力的施加，这让其坚定自己对道德法则的遵守。而媒体业者所效仿的道德典范具有类似于神的崇高性，这种典范具有示范性，能够让媒体业者在面临诱惑与压力时履行义务。德行要求意志的定力足够坚强。当媒体业者能够坚持媒体道德法则且执行力极强，那么他的德行就越高。但想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德行典范似乎只是个梦，但这并不能否定其价值，其带来的应然性让无数媒体业者愿意为所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

刘海明

2023年5月22日
今天阅读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第五章，“角色外的沟通”，在这章里，戈夫曼将角色外沟通分为四种，缺席对待、上演闲谈、剧班共谋以及再合作行为。
缺席对待指人前人后两副面孔，背地贬损更容易共享秘密而形成共同体，因此更为普遍。上演闲谈指不同身份的成员抽离出来讨论一场表演的效果。剧班共谋：秘密暗号系统，通过特定语言接受或传递非明面显露、甚至与表面意思截然相反的信息。再合作的行为：剧班成员彼此的对待方式不同，使社交接触陷入阴郁、带有强制性的状态。这几种沟通形式在生活中均有发现，着实有趣。

2023年5月23日
第六章为印象管理艺术，首先戈夫曼介绍了表演崩溃（表演者所支持的现实受到威胁）的几种主要形式：无意姿态、不合时宜的闯入、失礼、闹剧。其后戈夫曼从不同角度出发将应对措施分为保卫表演的措施：防卫性措施（表演者）、保护性措施（观众和局外人）、有关巧妙的巧妙（表演者配合观众）。
防卫性措施要求剧班成员所具备的品性：忠诚（不泄露剧班的秘密）、纪律（表面沉浸、实则清醒分离）和谨慎（对可能发生的意外预先做好准备）。
保护性措施：局外人警告、巧妙地不予注意、忽略疏忽或接受关于其的辩解。
有关巧妙的巧妙：表演者善于接受暗示，或依照误传事实的礼仪行事。
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见表演崩溃的情况出现，以上几种方式可帮助表演者应对形象崩塌的风险。

2023年5月24日
最近看到《乘风破浪2023》开播后热搜不断，各种古早记忆不断被唤醒，回家的诱惑、极乐净土等标签纷纷登上热门。这一季的姐姐们凸显着新时代的“她力量”。她们展现的真实洒脱、立体的形象弥补了荧屏上长期以来的单一刻板的女性形象，更符合当下更加追求独立平等的女性思潮。姐姐们的穿搭与节目不断突破自我，这种反凝视的倾向更有利于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

2023年5月25日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后真相的理论谱系与现实反思》，作者认为真相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体系中思想的碰撞与活跃维系着真相作为整体而存在的意义。问题关键不在于为人类寻找一种超越性的客观价值，赋予其先天正确的神话意涵，站在权力的角度下这样的倾向总是危险的。更为真诚的路径是，在对话中理解多远、建立规范以及纠正偏误。换言之，人不应该成为被某种假定的“真相”所制约的人而是在解蔽过程中不断开放的人。正因如此，传播过程中需要破除的是一分为二的对立思维，正视后真相语境中真相与价值普遍互构的可能性。

2023年5月26日
长久以来新闻反转被视为一种消极负面的现象，是新闻从业者专业素养低下的表现，但有学者提出一种正向的新闻反转，即动态真实型新闻反转。马克思曾说，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始终是在形成的 过程中，在报刊中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东西。马克思 的报刊的有机运动指出报纸不可能一次性事无巨细地 将事件的全部详细经过呈现出来，因为事物完整的呈现 需要一定时间，在这个过程报刊需要不断报道，每一次 报道都是对事件真相的阶段性部分呈现，而随着事物的 发展，以及不同报刊与记者的通力合作才能揭露事件真 相。而真实动态性新闻反转也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事 实的推进，第二种是认识的深化，错误信息的澄清。因 此真实动态性新闻真实是一种阶段性、 过程性真实，更 是一种综合性真实。

2023年5月27日
最近的国泰航空歧视非英语乘客事件引起轩然大波，相关舆论在网络上迅速扩散。由于此次事件涉及到语言歧视，因此引起情感共振，舆情迅速升温。当然国泰航空的处理非常迅速，表示会于三日内公布处理结果。这才避免舆情进一步发酵。由此可见在此类公共事件中，速度为公关的第一准则。

2023年5月28日
今天休息，受邀参加了一场高中模拟面试，不知会有多少人来咨询新闻专业。

刘海明

5月15日
今天阅读了彭兰的《算法社会的“囚徒”风险》，其讲述人们的认知、判断、决策会受制于算法，人的社会位置也会因为算法偏见、歧视，以及其他原因受到禁锢。彭兰在文章里发问，人的认知判断决策是否会受制于算法？人的劳动是否会被算法隐性控制？（福克斯提出数字劳动，认为今天的平台用户实际都是运输工人，是免费替大平台和广告商运输商品意识形态的工人，都是一种数字劳动者。）算法社会对人的监控会强化吗？我们又应该如何对抗算法囚禁？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说过“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面对一个无可回避的算法社会，我们只有提高对算法的认识与驾驭能力，才能够成为算法的主宰者，而不是其囚徒。

5月16日
今天阅读了一篇名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谣言传播与治理》的文章，其写到自媒体时代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传播呈现出传播渠道多元化、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速度实时化、传播 动力复杂化、传播范围全球化等特点。 治理途径可以从政府、平台、公众等角度展开。第一， 可以及时公开信息，让谣言止于真相，完善新闻发言人 制度以及信息公布平台；第二，可以立即开通各类辟谣平台，遏制谣言传播。如百度的“百度辟谣”以及阿里 巴巴的AI谣言粉碎机等。第三，可以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让谣言止于智者。当下，互联网技术革命也带来了谣言治理新机遇。一是实现辟谣信息的资源共享，如微博联合公安部上线的全国辟谣平台，二是实现网络谣言的快速识别，如今日头条由人工与机器协同组成的“反谣言系统”，三是实现辟谣信息的精准推送。利用用户画像与算法推荐实现精准辟谣。

5月17日
在阅读有关数字新闻学的文献过程中，有学者总结实践表明，新闻价值的判断不应该也不能够普遍适用于所有新闻媒体的日常实践过程，但在数字新闻时代，基于新闻媒体机构自身不同的历史特点，一套更具灵活性、对话性与可塑性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应该在理论层面发挥先导作用。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中西方均注重新闻的突出性与感官体验，且中国更注重借助算法工具将公共价值纳入新闻价值判断依据，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渊源密不可分。对于经典新闻价值要素而言，时新性重要性均被中西方所解构，有观点认为过度关注时新性反而会导致新闻失实等问题。中国新闻业更注重将是否具备沟通性与共情性纳入新闻价值判断依据。在数字媒体时代，西方对于新闻价值要素的划分更为具体化，中国则更为宏阔且更加注重突出新闻价值促进社会治理的现实效用，尽管中西方在新闻价值的认知上存在矛盾与冲突，但也不妨碍两者相互探讨与学习。其中存在一定的共通性。

5月18日
王辰瑶教授将新闻真实定义为，新闻真实是新闻行动者向全社会做出的提供对现实及时、全面、准确叙述的专业承诺。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新闻活动与复杂的职业系统网络使其实现。在此文里，王教授对以往质疑新闻真实的观点做出了驳斥，并指出新闻真实是新闻专业化的内在要求，最初的新闻业并不追求真实，但为了与其他行业区别开来，实现专业化，真实性便被生产出来，逐渐成为了衡量一家媒体是否专业的必要条件。数字新闻时代，数字新闻的再专业化要求真实，但难度更大，不仅要在信息爆炸中找到高质量新闻，还需要专业新闻从业者的参与，仅靠业余行动者无法实现。新闻真实是维系网格化数字新闻业的价值罗盘，它可以驱逐非新闻，还可以确定新闻行动者网络运行中的目标，使新闻行动者之间展开良性合作竞争。

5月19日
今天读了几篇有关舆论监督的文章，长久以来，新闻业界与学界将情感与新闻理性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水火不容。但随着社会化媒体对公民情感话表达的引诱与舆论主体的多元化让新闻媒体不能再逃避情感在新闻生产与舆论引导中的作用。要将其利用到舆论引导中不仅需要在文本建构中使用情感话表达手法，也要引导群众进行理性的情感表达，建立共识，塑造一个有温度的媒体形象。

5月20日
今天刷抖音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少人在抖音上发起了反对崇洋媚外的挑战，原因是网上曝出不少黑人欺凌我国女性以及黑人留学生在一些高校享有比国人更好的待遇。这引起大批网民的强烈不满，甚至要求黑人滚出中国。虽然也有部分理性发言，但大多评论都扬言自己是种族歧视。这样极端的民粹主义在网上迅速发酵，引起风波。但官媒一方并未对此作出评论与回应，致使负面舆论愈演愈烈。在这样的群体性公共事件中，若没有官方出面，这种种族歧视会愈发严重，将不利于我国的国家形象，甚至会被外媒加以利用，破坏我国的国际合作。

5月21日
最近的南宁在抖音上也火了一把，原因是南宁慧泊停车高价的停车费以及乱划线收费的现象，有网友讽刺，在南宁停车路边吃一碗粉，结果粉5块钱停车费要15块。此事一发南宁市委部门或媒体并未发声，这便导致一系列负面言论的衍生。这次事件也反映出舆论监督的问题有地方主义保护严重、异地监督情况泛滥、法律制度不完善，舆论引导问题有传播主体多元化，导致舆论引导难以聚焦，其次传播渠道多元化，导致裂变效应，舆论无法聚集，再者传播内容泛娱乐化，使舆论传播正效应不断分解，最后新媒体用户分众化导致舆论引导难以全面覆盖。解决措施主要有抓住典型事件、进行议程设置，把握好时度效，提高舆论引导力。只有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双重驱动才能使我国的舆论思想得到新发展。

刘海明

2023年4月24日
论文访谈内容已收集完毕，开始主体部分的写作。首先需要分析用户在多个社交平台进行摇摆式“表演”的动因、阅读了不少有关社交媒体使用动因的文献，结合访谈内容寻找共同点。

2023年4月25日
买了许久的《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终于到了，今天读完了前面的导论。印象比较深的一对概念是“给予”与“流露”。给予是指我们有意传达的那一部分信息，而流露则是我们无意间传达出的信息。回想个人经历，只觉得戈夫曼的概括十分精辟。

2023年4月26日
继续阅读《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第一章是“表演”，戈夫曼认为个体面对一组特定观察者所表现的并对那些观察者产生了某些影响的全部行为都称之为表演。今天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的自我披露与社交互动都属于“表演”，这对我的毕业论文有很大启发。

2023年4月27日
毕业论文写到社交媒体摇摆式表演的弊端部分，分析了社交媒体倦怠、媒介沉迷以及刻板印象等部分，快到结尾了。

2023年4月28日
今天读了几篇有关布尔迪厄的访谈文章，对其场域理论以及资本的介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人们在社交平台进行摇摆式表演的动因之一便是为了获得社会资本，以此获得群体的持续性资源。

2023年4月29日
毕业论文已写到结尾，开始谈摇摆式表演弊端的应对之策。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可用在这里。另外《对空言说》中彼得斯倡导的肉体的交流也可引用。

2023年4月30日
毕业论文已完成，还差致谢未动笔。继续读戈夫曼。第二章“剧班”。如果一个剧班的总体印象要令人满意，那么剧班演员的每个成员都要求以不同身份出现，以此才能保证“演出”的多样性，社交媒体中同样如此。如微信群聊中，总要有人扮演询问者，有人扮演解答者，不同的角色是维系群聊存在的基础。

2023年5月9日
向导师提交了毕业论文，格式方面存在很大问题。章节划分不够明确、参考文献排列不够规范等。在小红书与B站等软件上学习良久，终于调整完毕。

2023年5月10日
今天继续阅读《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第三章“区域与区域行为”。戈夫曼将区域定义为“任何可以受到可感知边界某种程度限定的地方”，并将区域分为前台区域与后台区域，其中在前台区域，有一部分被称作装置，即固定的符号装备，有些表演者可能会为了装置而表演而非为了观众。一个人在前台区域的表演通常存在一些标准，被分为“礼貌”“体面”。后台区域则会凸显被掩盖的事实，表演者可进行放松，而后台的定位要求其被隐藏，阻止观众的进入。同时，后台困境的出现导致表演者不得不小心翼翼，否则自我形象极易崩塌。
2023年5月11日
今天了解到一个新概念：深度媒介化。这一概念由学者安德里亚斯·赫普所提出，是指媒介化的近一步深化，在这一时期，网络媒介已经对社会系统深度嵌入，个人与社会发展已受到网络媒介的深度影响，脱离其便意味着与社会的脱轨。因此有学者倡导一种全新的媒介素养，即从个体视角出发，深度媒介化时代的媒介素养不应该仅止于将社交媒体当成一种工具而制定相关的行动策略或提升使用这一工具的能力，而应该将其视作人们在媒介渗透的社会环境中所拥有的的能够自主应对日常生活并且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的一种自主权

2023年5月12日
继续阅读戈夫曼，今天读到第四章“不协调的角色”，戈夫曼以某一特定表演作为参照点，并根据功能区划分出三种关键角色：表演者角色、接收表演的角色、既不参加表演也不参与观察的局外人角色，在表演过程中，我们可以期望在功能、可获得的信息以及所进入的区域三者间发现他们的相互关系，但由于这三种因素很少会完美无缺，且由于有关表演的另外一些因素会不断出现，因此它们三者之间的简单关系会变得复杂。这些因素由于对表演十分重要，因此被称之为不协调角色。戈夫曼在这里列举了“告密者角色”“托儿”角色“中间人”角色等等，他们都是特殊的角色，不能被简单定义为观众、表演者或局外人。

2023年5月13日
今天毕业论文答辩，起了个大早，但大约等到中午才轮到自己。所幸调查做的比较扎实，被评为优秀论文，但还要二辩，又有几分痛苦。

2024年5月14日
今天周日休息一天，翻看公众号时看到一篇文章，在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好的特稿和纪实报道了。突然想起最喜欢的特稿记者李海鹏之前在东航坠机事件中就《人物》发表的《mu58735》被下架一事发表评论，他说自己宁愿去卖淫也不愿再做记者，随后微博被封。不禁感慨万分，他曾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特稿记者，很喜欢他的特稿，举重冠军之死、悲情航班、北川地震，每一篇都是经典。但今天的网络环境却让他说出这等极端言论，大抵也是时代的悲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