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开卷有益——重新认识秦时代

白雪

在理论上，属国的居民被允许按他们自己的社会习俗生活，都尉对他们
的管理基本上是一种监督性质。可是，在凉州地区发展了一个半世纪以后，
对羌人实行的控制的程度已是大大收紧了。都尉的作用对于汉羌关系的稳定
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例如，当公元55 年张奂被任命为安定的属国都尉
时，他发现，使他大为沮丧的是，所有他的八个前任都是贪污的，他们为个
人的利益压迫羌人，因此造成了羌人的重大的灾难。由于他是一个有道德的
人，他用拒收先零部落首领贡献的马和黄金的行动作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这样他不但改变了羌人心目中的都尉职务的形象，而且实质上改善了羌人和
汉朝政府之间的关系。②这个事件有助于证实班彪的上述判断，即：汉朝边境
官员的贪污实际上是“蛮夷寇乱”的原因。

后汉统治下属国体制的扩大，实质上是对于边境羌人创造的新形势的一
种反应。正如以上已经说明的那样，从后汉王朝开始时起，各种羌人部落流
入凉州；有些人甚至渗入到关中地区，这些蛮人不可能立即并入正规的郡县
管理体制，这样，就必须建立更多的属国，以便收容他们。在安帝当政期间
（公元106—125 年），为了照管安居在关中地区的羌人，特别设立了两个都
尉府（一在京兆，一在扶风）。在同一时期，沿西南边境的羌人部落也请求
包括在汉帝国之内。

公元94 年，在蜀郡的大牂夷部落50 余万人以“内属”的身份向地方政
府投降。然后分别在107 年和108 年，总共有14 个羌人部落55180 人步其后
尘。公元108 年冬，参狼部落2400 名成员也为广汉郡收容作为“内属”。很
清楚，在后汉时期，特别是在公元2 世纪，发生了一场从沿西部边境所有地
点进入中国本部的大规模羌族人口移动。这种移动可能是由人口压力驱使
的。①

为了获得汉代中国“内属”的地位，羌人象许多其他蛮人一样，承担了
为汉朝政府服役的责任，或是作劳工，或是参加军队。来自羌人属国的军人
在汉朝对付边境蛮人的战役中表现突出。诸部落也可能纳某种赋税，虽则中
国资料中关于这一点是不很清楚的。如果他们被安置在边境地区，那末他们
有责任作为中国政府的“耳目”守卫汉的边境。为了执行汉朝的纳贡要求，

①
《汉书》卷八，第26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43 页）；《后汉书》卷四，第170

页；《后汉书》卷五，第206、211、237 页；《后汉书》（志）卷二三，第3514—3515、3521 页。关于属

国都尉，见镰田重雄：《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东京，1962），第329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

记录》第1 卷，第61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六五，第2138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七，第2887、 2897 页。

羌人首领们还带着贡品到汉朝宫廷中表示效忠之意。可是，自从羌人被分割
成大批部落群以后，这种做法限于比较强有力的首领。例如，著名的烧当部
落的首领们据报道在公元59、98 和170 年分别前往首都表示敬意。作为回报，
汉朝授予他们以官职名号和印章，就象对待西域诸国的统治者那样。②

收缩政策

在公元2 世纪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任凭属国重新调整和扩展，对于汉朝
管理机构来说，羌人的压力是变得太大以致于难于承受了。当一次大规模的
羌人叛乱在公元110 年于凉州爆发时，汉朝的直接反应是将全部西北边境地
区让给羌人。在一次由当时执政的大将军邓骘主持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朝廷会
议上，大多数官员以财政和后勤困难为理由赞成让出凉州。邓骘本人强烈地
倾向于这种观点。这种政策的主要鼓吹者是庞参，他是一个对边境事务非常
熟悉的人，新近承担过监督关中地区军屯的任务。在给邓骘的报告中，他令
人信服地指出，过去对付羌人的出征不但使国库空虚，而且耗尽了凉州人民
的财富。事实上，政府以借贷为名已强迫凉州人民捐出几百万钱。如果朝廷
继续奉行现时的守卫凉州的政策，那末关中无疑将是同样毁灭的下一个地
区。因此他主张中国完全从凉州撤出，并将边境的全部中国人移到人口稀少
而可耕地广阔的关中。①

虽然庞参的建议是以对局势的客观估价为基础进行严密论征的，但朝廷
中支持建议的那些人可能有不同的动机。从收缩建议中受益最大的是凉州的
郡守和县令们。因为根据汉朝的回避法，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利益集团的纠
纷，官员都不能被指派到他的家乡郡县去任职。这种法律在后汉时期比在前
汉时期得到更加严格的执行。结果，事实上所有朝廷指派的凉州地方官员都
是内地诸郡的人，他们考虑自己的安全，力主撤退。这个集团的观点在朝廷
中得到了有力的表现。尽管全部撤退的建议在110 年并未正式采纳，但在下
一年至少西北四郡（陇西、安定、北地和上郡）已放弃它们的边境地区而撤
向内地。这样一种移动证明了凉州已受到羌人压力的程度。①

收缩的建议遇到凉州的地方领导人的普遍反对，指出这一点是同样重要
的。正如庞参所透露那样，较早的几次他关于放弃西域的建议受到了西部地
区文人学士的批评。很自然，从凉州本地居民的观点看来，他于110 年提出
的建议是更加要不得的。这些文人学士之一是来自安定的杰出的政治思想家
王符。王符对边境形势的一般估计与庞参基本相同。然而，作为来自凉州的
人，他坚决主张采取军事行动：②

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朝廷不听。后羌遂侵，而论者多恨不从
惑议，余窃笑之。所谓媾亦悔，不媾亦有侮者尔。..地无边，无边亡国。是故失凉州则三辅
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

① 《后汉书》卷五一，第1686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五，第216 页。
②
《潜夫论》 5（22），第258 页。


王符也倾向于凉州人民的立场：③..

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祸朝夕切急如边民者，则竞言当诛羌矣。

事实上，凉州的普通百姓更是厌恶收缩的主意。在公元111 年四个边境
地区撤退时，平民全都不愿离开他们的居地。地方政府最后被迫采用激烈的
手段，诸如焚烧他们的房屋，毁坏他们的庄稼，破坏他们的储藏，为的是强
迫他们离开。这样做的结果，一大群边境中国人起来反对汉朝，并且投向羌
人。④..

由于害怕放弃地区会引起全体中国居民反对汉朝，朝廷才决定在公元
110 年不把收缩作为一种政策来采纳，正如在朝廷中雄辩地反对撤退的虞诩
所指出的那样，羌人之所以不敢进入关中地区，正是因为高度军事化的凉州
中国居民仍然保持对汉帝国的忠诚。但是，如果汉朝放弃他们生活的疆域并
且企图迫使他们离乡背井的话，他们确实会产生异志。如果凉州强有力的领
袖们组织起他们的人民发动反抗汉朝的公开叛乱，帝国中没有一个人有可能
阻止他们向东挺进。①..

在安帝当政（公元107—118 年）的第一个10 年，为了保卫凉州进行的
众多的战役耗费了汉朝天文数字的经费，总计达240 亿五铢钱，②但是在这些
战役中获得的胜利仍是有限的和暂时的。公元129 年，朝廷下令在放弃了的
疆域上重建三个边境郡，即安定、北地和上郡，但是恰好在10 年以后它们再
次撤消了。从公元140 年起，羌人向东推进到中国内地。③时时有大规模羌人
袭击京畿地区的报告送到朝廷。更多的边境郡不得不或部分或全部放弃给羌
人和其他蛮人。安定和北地完全由凉州撤退到关中地区特别足以表示羌人威
胁的严重性。正如王符曾经担心的那样，京畿地区成了边界。根据段颎在公
元168 年的上书，从河套地区的云中、五原到甘肃的汉阳这一西北边境地区
（超过800 公里或500 英里）已落入羌人和匈奴之手。④..

凉州叛乱，184—221 年

公元2 世纪汉朝从西部和西北边境撤退的格局，暗示一种具有更基本更
复杂性质的历史力量一定在起作用。当时的调查分析把所有羌人的纠纷归咎
于汉朝边境官员的管理不当和剥削，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正确的，但
可能是误把表面现象当成了原因。就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而论，对两个潜在的
历史动向可作简略的讨论。首先是如上所述的羌族人口的迅速增长。范晔在
他关于羌人的历史记事中写道：①..

③
《潜夫论》5（22），第262 页。

④ 《后汉书》卷八七，第2887—2888 页。
① 《后汉书》卷五八，第1866 页：《后汉书》卷八七，第2893 页；关于虞诩，见前面第4 章《和帝、殇
帝与安帝统治时期》和《顺帝统治时期》。
② 《后汉书》卷八七，第2891 页。
③ 《后汉书》卷六，第256、269 页；《后汉书》卷八七，第2893、2896 页。
④ 《后汉书》卷六五，第2148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七，第2869 页。

其俗..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

显然，在这里历史学家觉得有必要为羌族人口过剩的特殊现象提供某种
解释。相同的现象在当时汉朝边境将领如张奂和段颎的报告中也有清楚的揭
示，他们经常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认为羌人实在太多，无法安抚、抑
制或消灭他们。

应指出的第二种动向是边境地区，特别是凉州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转变，
这是在汉人和羌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混合居住的形势下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发
展起来的。和汉朝政府的期望相反，从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传统的观点来看，
将羌人安置在帝国境内的政策的直接结果，与其说是使羌人中国化，不如说
是使边境中国人蛮夷化。有证据表明，在公元2 世纪末，凉州在社会上和文
化上都与帝国的东部有很大的不同。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常用怀疑的眼光去看
凉州的居民。正如公元190 年郑泰向董卓上书时指出的那样，整个帝国在面
对凉州军队时都因害怕而发抖，甚至那里的中国妇女都因受羌人影响而变成
凶猛的战士。②

由于发展了以凉州为基地的中国人-羌人联合力量，陕西土著董卓有可能

从公元189 年到192 年控制汉朝宫廷。③董卓年青时作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

在羌人中间建立了声望，他和许多强有力的羌族部落首领们一直维持着友好

的关系。羌人军队构成了他的私人军队的骨干，正是这支军队使他一度成为

帝国最强有力的军事领袖。他的行动如此不象一个中国人，以至于著名将军

皇甫规的寡妇一怒之下称他为“羌胡之种”。①事实上，自从公元2 世纪以来，

凉州和汉代中国的主要的知识和文化传统可能已没有联系。由于担心凉州地

区的无休止的叛乱，有一人甚至在184 年向朝廷上奏，提议凉州每一家庭应

有一本《孝经》并研究它。②这个建议清楚地表明，该地区看来已经背离了中

国文化的若干基本前提。

184 年凉州的大规模叛乱进一步说明，边境地区的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两

者已经发展了一种他们自己的共同地理同一性。它实际上是羌人、匈奴人和

月氏人，还有中国人，共同反对汉帝国的一次叛乱。③两个重要的叛乱领袖，

边章和韩遂，是金城附近的著名的中国富豪。此外，根据刘陶的记录，许多

叛乱的将领以前是汉朝将军段颎手下的将官。他们全都精通战术，而且熟悉

该地区的地理。与此同时，在一位名叫宋建的中国人领导下，一个称为“平

汉”的地区性的中国人-羌人王国在陇西的枹罕建立起来。这个边境政权与汉

帝国相对抗的决心从它的名号“平汉”无可置疑地暴露出来。该王国持续了

30 余年，直至218 年为曹操征服为止。④

184 年叛乱的爆发加剧了汉朝对西北不安全的忧虑。在185 年举行的一

② 《后汉书》卷七○，第2258 页。
③ 《后汉书》卷七二，第2319 页以下。见以上第5 章《董卓其人》。
① 《后汉书》卷八四，第2748 页。
② 《后汉书》卷五八，第1880 页。
③ 关于这次叛乱的研究，见古斯塔夫·哈隆：《凉州叛乱：公元184—221 年》，载《大亚细亚》新版，1∶
1（1949），第119—132 页。
④ 《后汉书》卷八八，第1875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0 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七，第2998 页。

次朝廷会议上，出身涿州（河北）的丞相崔烈认为凉州应该放弃。但是他遭
到来自北地的议郎傅燮的激烈反对，傅燮甚至要求将该丞相处死，因为他提
出这样的建议。⑤我们再一次看到，在汉朝宫廷中放弃的念头为一个西北土著
所抵制，但为来自另一个地区的某个人所提倡。傅燮和崔烈之间的矛盾不应
该简单地解释为个人观点之事。它是以凉州西部边境社会为一方与帝国东部
（通常称为关东）为另一方的长期存在的差异的一种表现。

到公元2 世纪的末年，这两个集团分别由董卓和袁绍领导，在朝廷中进
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当董卓在190 年成功地建立了对朝廷的无可争辩的控
制时，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将都城向西移到长安，那里靠近他的权力基地凉
州。①两个集团之间的相互猜疑和敌视在192 年董卓被暗杀以后公开爆发。这
种局面在《后汉书》下面的记载中有生动的叙述：②

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丞相王]允议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
东，令若一旦解兵，则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而
徐与关东通谋，以现共变。’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
凉州，而疑关东之心，其不可也。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
拥兵自守。

王允的报复性的对立马上导致和整个凉州集团的一场不幸的武装对抗。
在朝廷中恢复秩序的即使十分微小的可能性，在董卓死后就无可挽回地失去
了。

凉州在汉帝国的衰落和崩溃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没有多大疑问
的。然而，凉州在公元2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内作为一种头等重要的政治
力量的兴起，不能纯粹从帝国的内部发展来理解。归根到底，它是直接由紧
跟着羌人移动以后该地区文化的和社会的变化造成的。从这方面来看，汉与
羌的关系对于中国历史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要比汉与匈奴的关系更为重要，
尽管在该时期的历史上后者有更加令人注目的地位。

⑤
《后汉书》卷五八，第1875 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公元
181—220 年的大事记》[堪培拉，1969 年]，第26 页）。

① 《后汉书》卷七二，第2327 页。
② 《后汉书》卷六六，第2176 页。

东胡：乌桓与鲜卑

从战国末期到汉朝初期，乌桓与鲜卑共同以东胡一名为人所知。据公元

2 世纪的学者崔浩说，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他们原来居于匈奴（胡）之东，

即现代内蒙古的某处地方。①东胡的力量在公元前8 世纪末冒顿首次成为匈奴

单于时达到它的顶点，他们经常向西侵入匈奴的土地。可是，局面不久便完

全改变了。在一次出其不意的袭击中，冒顿征服了东胡。②

东胡很可能是由一些游牧民族建立的部落联盟，包括乌桓与鲜卑。当它

被匈奴征服后，联盟显然不复存在。在整个汉代，没有能发现东胡作为一个

政治实体的痕迹。

尽管按照中国资料乌桓与鲜卑有相同的语言和社会习惯，然而他们无疑
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在汉代偶然还彼此交战。与匈奴和羌不同，乌桓与鲜卑
在汉朝以前和中国人的接触即使有，也很少。主要是由于汉与匈奴之间的斗
争，乌桓与鲜卑，特别是前者，被拉入了中国的世界秩序。历史的和考古的
证据表明，乌桓到武帝时开始与中国建立官方联系，而鲜卑仍孤立于中国朝
廷之外，直到后汉王朝初期为止。③

白雪

汉朝。虽然建立之初规模不大，仅包括40 名屯田士兵，但很快得到扩展并置
于一名都尉管理之下。③..

据《水经注》记载，一个名叫索劢的敦煌人，被派遣带着1000 士兵前往
伊循发展移民地。在这方面他得到来自车尔成、哈刺沙尔和库车的3000 左右
地方士兵的协助。由于有充足的人力归他安排，他开始建造堤防和渠道，使
该地区一条主要河流的流向改道，流入他创立的精心设计的新灌溉网。记载
说，正好在三年中，他贮存了多达20000 千升的粮食。④这一灌溉网的遗迹新
近在米兰（现在新疆婼羌县境内）发现。在遗址中有水闸和渠道，一条渠道
长2 公里。

其他汉代移民遗址在轮台县和沙雅县发现。在轮台有农耕田地的水沟和

道路的遗址；在沙雅有一条灌溉水渠，宽8 米，深3 米，长度超过100 公里，

水渠两边有清晰的古代农田遗迹。这些遗址毫无疑问就是汉代的移民地。此

外，在罗布泊北岸汉代的车尔成遗址中，发现了大约70 枚汉代竹简，时间在

公元前49 至前8 年之间。这些木质文书揭示了很多关于汉代组织以及屯驻在

那里的士兵和他们家庭的生活的情况。①..

在后汉王朝时期，屯田仍在西域若干地方保存下来。由于变化了的政治

形势，这些屯田一般来说规模小得多，没有以前年代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

一时期最重要的遗址在哈密。在汉朝击败北匈奴并占有哈密的肥沃土地（公

元73 年）以后，在新设的宜禾都尉府的管理下，一个新的移民点立刻建立起

来。公元77 年，它的经营被北匈奴和他们的同盟者联合袭击所打断。班超于

公元91 年重新征服西域之后，它又再次建立起来。在哈密的最大的发展工程

始于公元119 年。当时索班率领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在那里耕种土地，但其活

动不幸突然被另一次北匈奴侵略所中止。汉帝国在公元131 年为恢复哈密移

民地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在哈密设立伊吾司马管理其工作，此职很可能存在

了20 年以上。但是在公元153 年以后，由于汉朝力量的衰落，叛乱一再爆发，

哈密移民地被逐步放弃了。②..

在整个后汉时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很不愿意维持与西域诸国的昂贵
的贡纳关系。公元74 年和91 年两次收复西域的重大努力都是由于北匈奴袭
击西北边境而迫使汉朝政府采取的。从光武帝（公元25—27 年）初年起，到
安帝统治（公元106—125 年）末，一当西域出现麻烦时，就有人建议“闭玉
门”；他们的论点一律以财政困难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为基础。①公元73 年重
开西域以后，汉朝于77—90 年和107—122 年两度从该地区撤退并废除了都
护之职。在107年以后，该职从未重新设置。当班勇终于说服朝廷在公元123
年重新开始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时，该职由长史取代，这是一个“千石”等级

③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8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91 页以下）。

④
《水经注》（《四部备要》本）卷二，第6 叶。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历史文物》（北京，1978），第11—12 页；黄文弼：《罗布诺尔考古

记》（北平，1948）；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7—8、130 页注29。关于考古证据的概要，

见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

② 《后汉书》卷八八，第2909—2912 页。关于在新疆尼雅汉代遗址发现的一枚刻有“司禾府印”的印，见
《文物》，1957.7，图版8（之1）。
①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 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11 页。

的官职。这清楚地表明，汉朝的政策是降低它在西域管理机构的等级，②大概
也是出于财政上的原因。

除了行政管理的费用之外，移民地成为汉朝财政的另一重大负担。在郑
吉任都护（公元前59—前49 年）之初，朝廷由于财政的原因已经否决了扩
大移民地的建议。③按照班勇在公元119 年上书中透露，后汉在公元107—122
年期间放弃西域是由于对移民地投资的惊人支出而必须实行的。④况且，维持
汉朝在西域的贡纳体制使汉朝陷入另一种经济负担——对贡纳国的财政援助
——之中。毛轸在119 年的建议中简明扼要地提出：⑤

今若置校尉，则西域骆驿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

这种两难的局面源自汉与西域的关系史。自从公元73 年再次开始与西域
的贡纳关系以来，对于汉朝来说，每年的贡纳国正式支出总数为7480 万钱，
这已是一种确定下来的惯例。⑥从毛轸的陈述看来，有些国家甚至可能要求超
过定额，这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从国家财政的观点来看，后汉对于寻
求建立与西域的持久稳定的关系明显地缺乏热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② 关于都护职务的历史，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10 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九六下，第3923 页〔译者按，《后汉书》疑是《汉书》之误〕。（何四维：《中国在中亚》，
第188 页）。

④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 页。
⑤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8—1589 页。
⑥ 关于作为赠品的支付费用的范围，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61 页。

羌

文献和考古学的证据表明，在商周时期，来自西方可能是藏族先人的民
族，活跃于现代山西、陕西甚至河南。他们经常与商交战，主要由于他们的
压力，周王终于将他们的都城从靠近现代西安的镐向东迁到洛阳。秦王国兴
起于西方后，在强有力的穆公领导下（公元前659—前621 年）才有效地遏
止了羌的扩展。

边境民族：部落组织

汉代初期羌人居住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边境地区。最大的单一的民族聚

居地可能在西藏和青海高原，个别集团还分布在整个西域、甘肃、云南和四

川。①事实上，从古代到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羌人自西北向西南的引人注目

的迁徙。根据《后汉书》记载，直到汉代，存在着不少于150 个规模大小不

等的羌人部落。一个大部落称为大牂夷，生活在蜀（四川）边境之外，据报

道，公元94 年它的人口超过50 万。在顺帝（公元125—144 年）统治时期，

另一个在陇西（甘肃）的部落叫做鐘，据报道，它能够投入战场的兵力超过

10 万人，表明其人口和大牂夷一样众多。汉初估计全部匈奴人口不超过一个

大县，如果我们能多少相信这一估计的话，那末羌的人数可能超过匈奴。②

可是，和匈奴不一样，羌人从未结合成为一个部落联盟。相反，在羌人
中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分裂倾向：①

不立君主，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

此外，正如将军赵充国在公元前63 年所指出：②

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

只有当他们感到有联合起来反抗如汉朝这样的共同敌人的一种迫切的需
要时，他们才有可能暂时地把自己的争端放在一边而采取一致的行动。

语言学的证据表明，羌这一名称从语源学上看来自“羊”字。③在汉代，

畜牧继续在羌人的经济中占有突出地位，尽管并不限于羊。汉朝军队从羌人

那里俘获的动物经常是大量的，包括牛、马、羊、驴和骆驼。

在沿着汉代中国西北边境某些地区的羌人学会了农业技术，但他们何时

成为土地的耕作者，则难以确定。早在公元前5 世纪，据报道，有一个名叫

爰剑的羌族文化的伟大的英雄曾长期在秦国为奴隶，他从秦国逃出后教导他

① 关于汉代和汉代以前羌的一般记载，见胡昭曦；《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载《历史研究》，
1963.2，第153—170 页；李绍明：《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 1963.5，第165—182
页：管东贵：《汉代的羌族》，《食货》，复刊1：1（1971），第15—20 页；1：2（1971），第13—23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七，第2869 页。
② 《汉书》卷六九，第2972 页。
③
唐代的一些学者给“羌”下的定义是“羊”，见《说文解字》（北京，1963），第78 页。


的人民从事农耕。④很可能，他将秦人的农耕方法介绍给他的人民。在公元前
1 世纪，将军赵充国已经提到在临羌（青海）和浩亹（甘肃）之间广大地区
中的“羌虏故田”。⑤在后汉王朝统治下，据报道，几个羌族部落在中国边境
州郡如西海（在宁夏）的榆谷和北地（甘肃）的青山两处肥沃土地上耕牧并
举。

小麦似乎是羌族的主要农业产品。在前61 年，宣帝向赵充国问道，如果
将军决定在来年的阴历正月攻击罕羌部落的话，他们是否可能在收获季节刈
取他们的麦子以后便已经逃跑了。①公元94 年，汉朝对榆谷部落发动一次成
功的袭击，结果在俘获物中有大量麦子。②可是据《后汉书》记载，至迟在第
2 世纪，羌人还种其他谷物。

和匈奴的联盟

在汉朝初期，羌人是匈奴的一个重要同盟者。虽则中国资料断言冒顿曾
迫使羌人屈服，③但有迹象表明，文化的类似可能使羌人对匈奴比对汉更为接
近。武帝统治下汉人侵入河西地区（甘肃走廊）的目的不仅是将匈奴与西域
隔开，而且要割断匈奴与羌的关系。前88 年，当强有力的先零部落派遣使者
前往匈奴寻求建立军事同盟时，匈奴反应是热烈的，派遣一名代表带着下面
的信息前往羌人处：④

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

两个世纪以后，在公元122、138 和140 年，我们仍可发现匈奴军队和羌

人在一起共同对汉朝进行战争。后汉朝廷充分认识到在两个邻居之间业已锻

炼而成的联系。公元102 年，当羌人在西海和榆谷的大规模叛乱被镇压以后，

朝廷接受了曹凤的建议，采用正规的行政单位（如郡县）来加强管理，同时

又在该地区建立屯田。朝廷认为这样做对于“隔塞羌、胡交关之路”来说是

最有效的措施。①

在汉朝得到河西地区之前，西域已成为羌与匈奴会合的地方。正如王舜
和刘歆在公元前6 年所指出，武帝在边境已设立的敦煌、酒泉和张掖诸郡县
有将婼羌与匈奴分隔的特殊目的，因此切断了后者的“右臂”。②婼羌是一个
强有力的羌人部落，文献中记述它是西行之路上阳关西南的第一个国家（罗
布泊东南群山中）。公元1 世纪中期，婼羌已缩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登记

④ 《后汉书》卷八七，第2875 页。
⑤ 《汉书》卷六九，第2986 页。
① 《汉书》卷六九，第2979 页。
② 《后汉书》卷八七，第2883 页。
③ 《后汉书》卷八七，第2876 页。
④ 《汉书》卷六九，第2973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七，第2892 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2960 页。关于曹凤，见《后汉书》卷八七，
第2885 页。
② 《汉书》卷七三，第3126 页；《后汉书》卷八九，第2912 页。关于婼羌，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
第80 页注70。

的居民总数只有1750 人。但是在汉朝初年，他们的活动遍及西域的非常大的
地区，从东方的敦煌附近沿着昆仑山一直伸展到西边的帕米尔。婼羌国王具
有独特的称号“去胡来”即“离弃匈奴投向汉帝国之王”。这表明在汉朝扩
张到西北以后婼羌一定被迫转向。在他们归顺以后，婼羌不但站在汉朝一边
和匈奴作战，而且有时还参加进攻其他羌人部落的征伐。③

汉朝的移民尝试

直到二世纪初，羌人才成为汉帝国秩序的一个严重威胁。但当形成威胁
时，它是一种与匈奴完全不同的威胁。不象匈奴从他们自己在中国边境以外
的基地对汉朝领土的袭击那样，羌人经常在帝国内部引起严重的麻烦。公元
前33 年侯应指出：④

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

60 年以后，完全一样的事态继续使后汉朝廷苦恼。班彪在公元33 年上
书时叙述这种状况：①

今凉州（甘肃）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
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关于羌人定居在汉朝领土上之事最早发生于景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57

—前141 年），当时在酋长留何控制下的研部落要求允许他们守卫陇西边塞。

这个要求得到批准，该部落被安置在陇西郡的五个县。在宣帝时期（公元前

74—前49 年），一群先零部落成员也越过黄河（在甘肃）并定居在汉朝疆域

中，尽管汉朝企图阻止他们这样做。从王莽统治的末年到后汉王朝开始的这

一时期，可以看到羌人大规模地迁到西北边境诸郡。例如，公元34 年，在维

持凉州地区（甘肃）的一个有效的地区政权达十多年的隗嚣病死以后，光武

帝跟着便控制了这一地区，结果弄清楚金城郡的大多数县都有羌人居住。②

面对着这种新形势，后汉朝廷采取了一种范围较广的政策，谋求将各种羌人

部落并入帝国。公元35 年，将军马援在镇压了陇西的先零部落的叛乱以后，

将该部落安置在天水郡和陇西郡，有些羌人甚至被安置在首都地区的一部分

（扶风）。羌人的定居是特别不祥的，因为对羌人来说进入汉代中国腹心地

带的门户已经洞开。象这样在公元50 年，我们发现另一个7000 人的投降的

羌人集团也从边境移置到关中的三辅。羌族人口增长是如此迅速，以致在4

世纪初估计，“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①

在中国内部安置羌人部落的政策可能基于几种考虑。首先，由于羌人有

③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5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80 页以下）；顾颉刚：《史林杂识》，

第69—73 页。有一枚刻有“汉归义羌长”字样的印章，可能属于前汉时期，见萧之兴：《试释“汉归义羌

长”印》，载《文物》，1976.7，第86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七，第2878 页（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53 页）。

② 《后汉书》卷八七，第2876 页以下。
① 《晋书》卷五六，第1533 页。

和匈奴联合袭击边境的倾向，一种分离这两个民族的有效方法是将若干有可
能抱敌对态度的羌人部落置于中国行政管理的直接监督之下。其次，整个汉
代羌族以异常高的人口增长率著称。将羌人集团连续地迁入中国境内，特别
是迁入内地，可以缓和羌族人口对边境地区不断增加的压力。第三，正如我
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若干羌人集团已逐步从游牧转向农耕。将羌人安
置于帝国境内的中国人中间，这样将促使他们接受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从
而加快他们在更多的中国人口之中同化的速度。

汉朝管理制度

然而，汉朝政府在几个世纪之中逐步发展了若干对待沿边境羌人的制度

方面的设计。我们不妨先从护羌校尉开始。这个官职最初设立是在公元前111

年，紧接汉朝平定羌人在陇西和金城地区的大规模叛乱以后。②根据公元33

年班彪的奏议，护羌校尉被授予协调全部有关羌人事务的广泛权力。对于在

帝国内部的羌人集团，他的职责是处理他们的不满，通过有规律的视察旅行，

发现他们的需要和问题。还要求他一年数次派遣通译前往生活在边境以外的

羌人那里，为的是保持连络线路的畅通。由于境外羌人成为中国官员的“耳

目”，边境州郡能够经常保持警惕，从事守御。③

护羌校尉府成员的多少并非固定不变，它能够视形势的需要而扩展。然
而，它通常包括两名从事，两名长史，两名司马和一定数量的通译。①护芜校
尉的首要职责是通过培养羌人的信赖和好感来维持边境的和平与稳定。例
如，公元前60 年，赵充国反对任命辛汤为护羌校尉，其理由是后者酗酒，将
疏远蛮人并引起骚乱，这一判断后来证明是正确的。②和西域都护一样，护羌
校尉也承担有建立屯田的任务。在汉羌边境地区安排这样的设置最初出于赵
充国的建议，为的是应付中国戍军供应问题。③由于用这种方法可以消除后勤
的困难，羌人的叛乱或袭击能在地方上处理，不必进行全国性的动员。

当汉朝势力到达顶点时，在公元102 年前后，汉帝国在金城地区建立了

不下于34 处屯田。羌人完全知道这些前哨基地的军事威胁，并且经常将它们

的设置看成是汉朝不怀好意的证据。例如，在公元130 年，当汉朝建立的移

民地离羌族居地太近时，羌族部落立即发生疑虑，而且开始准备造反。校尉

马续为了安抚他们，终于放弃了移民地。④如果这种纠葛不能用和平手段解决

的话，那么校尉的职责便是用武力来控制造反的羌人。在后汉王朝统治期间，

大多数校尉被迫诉诸武力，至少有四人在战场上被杀（公元87 年傅育，141

年马贤，144 年赵冲，184 年伶征）。⑤

在重要性方面次于校尉的是属国都尉，它专门负责归附蛮人的事务。最

早为羌人创立的属国是公元前60 年在金城设置的。自从羌人被分配在所有沿

西北和西南边境以来，到后汉时期羌人属国的数量大为增加。就能够确定的

② 《后汉书》卷八七，第2876—2877 页。关于日期见《汉书》卷六，第188 页。
①
关于护羌校尉的支援人员，见《后汉书》（志）卷二八，第3626—3627 页。

② 《汉书》卷六九，第2993 页。
③
《汉书》卷六九，第2985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26 页以下）。

④ 《后汉书》卷八七，第2885、 2894 页。
⑤ 《后汉书》卷八七，第2882、 2895—2897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0 页。

属国来说，它们至少存在于《后汉书》中所列的十个地区中的五个——即上
郡（在河套）、张掖（甘肃）、安定（甘肃）、广汉（四川），和犍为（四
川）。

这种形势表明，每一个属国都尉府实际上管理若干属国。例如，在上郡
有归附的匈奴以及龟兹群体。匈奴的一些属国也能在安定和张掖发现。由于
这些单位在后汉时期的扩展，属国都尉的权力也扩大了。都尉已经掌握军事
权力，现在又赋予他们以相当于郡守行使的行政权力。他管辖若干县，因此
也管理边疆的中国人。属国的这种重新组织发生在安帝统治时（公元106—
125 年），这是一个特别以羌人的普遍叛乱为其特征的时代。①
.

白雪

①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5 页；《汉书》卷九六下，第3903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81 页以
下、第147 页）。

② 李被授予特殊的官职贰师将军，贰师是费尔干纳一座城市名称的汉语对音。何四维：《中国在中亚》，
第76 页。
③
《汉书》卷九六上，第3894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31 页）。根据《汉书》的不同版本提供

的数字换算离长安的距离或是5070 公里，或是5200 公里；也就是说，《汉书》为车尔成到汉朝首都的距

离提供了两种估计。这些数字是表示用中国“里”（约当0.4 公里）记述的距离换算成现代的量度的结果。

由这样的资料提供的量度可能只是涉及的实际距离的大致数，特别是提到的地区距离中国的行政管理机关

愈来愈远时；但是，由于它们表示了都护府大量使用的官方驿路的里程，这些数字不应太轻率地加以放弃。

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30—31 页。

①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3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0579，第76 页）。

②
《汉书》卷九六下，第3913、3922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68、184 页）。

③
关于僮仆都尉见《汉书》卷九六上，第3872 页；并见张维华：《论汉武帝》（上海，1957），第166 页。


都护。④都护衙门是汉在西域的军队的总指挥部，它还具有维护汉朝对该地区
的控制和调节西域各国之间关系的广泛的政治权力。

汉朝都护的总部如果不是在管理匈奴的都尉总部同一地方，就在它的附
近。后者据报道位于靠近焉耆（哈剌沙尔）、危须（哈剌沙尔之东）和尉犁
（哈勒噶阿璊）三国的某处地方，而前者则建立在乌垒城（策特尔）。策特
尔在哈勒噶阿璊之东大约125 公里（85 英里），危须之东205 公里（150 英
里），哈勒沙尔东北165 公里（110 英里）。①假定汉朝简单地接管管理匈奴
的都尉的公署并将它改变为都护的公署，这是很有道理的。

前48 年，另一个官职戊己校尉在土鲁番设立。②虽然名称表明它是一个

军事性质的职位，但其职责主要以财政和后勤为中心，特别是那些有关屯田

管理和全面供应汉朝军队食物以及服务的事情。在以前，那里有一位屯田校

尉，隶属于都护。戊己校尉之职多半是由屯田校尉改组而成，并扩大了职能。

除了管理屯田的正式职责之外，我们发现戊己校尉从事一系列其他活动：公

元3 年左右，一个名叫徐普的校尉负责道路的建设；公元10 年，另一个名叫

刁护的都护逮捕了拒绝向中国派往西域的外交使团提供所要求的食物和服务

的土鲁番小国（在吉木萨）的王；公元16 年，第三位校尉郭钦率领一支军队

袭击了哈剌沙尔。

维持汉朝对这些地方的控制所付出的代价包括更进一步的工作和东方的
频繁的消耗，在东方必须把土木工程和烽燧扩展到远远越过秦始皇时代防御
工事的界限以外。通往西方的新交通线远至敦煌。与此同时，一条供应支线
朝北方建立起来，这条支线与主线形成直角，利用居延的额济纳湖的水源，
并在那里建立屯田。这些措施意在供应屯驻在东西主线上的征募而来的军
队。由这些军队书写的档案的断片证实了他们的专业水准，并提供了为维持
驻军所需供应的范围的某些概念（见以下第7 章和第9 章）。

公元1 世纪时的关系

由于行政管理网络的完成，汉朝终于成功地将西域引入贡纳体制。《后
汉书》编者范晔将该体制的运转概述如下：①

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班超..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化域。自兵威之
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

④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2、3874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3、78 页）。

① 关于汉朝在哈勒噶阿..和其他三国的指挥部之间的距离，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17 页。
②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4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9 页）。关于这些官职见劳干：《汉代

的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8：1（1956），第485—496 页；久保靖彦：《关

于戊己校尉设置的目的》，《史渊》，26：2—3 （1966），第55—66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与

冲突》，第228 页以下；本书第2 章注200。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0 页）指出，该职可能由

两人担任，他们分别称为“戊校尉”和“己校尉”；可是，原文几乎总是称这两人为“戊己校尉”。然而，

当后汉重建此职时，任命了一名称为“戊校尉”的官员；见下文。

①
《后汉书》卷八八，第2931 页（余英时：《汉代中国的贸易和扩张》，第143 页）。主要以新近考古发

现为基础的有关汉与西域之间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讨论，见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载《考古学

报》1977.1，第23—42 页。


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籯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
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岁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除了作者语言有一些过分的中国中心主义之外，这一特性记述说出了汉

帝国与西域诸国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前汉时期（范晔叙述的分析见

下文）。

后汉王朝开始时，部分地因为全神贯注于中国内部事务，部分地则由于
牵涉的费用惊人，光武帝抵制了与西域之间恢复贡纳体制的诱惑。他拒绝了
某些国家关于重建都护——这是汉朝贡纳制度的核心——的要求。北匈奴因
此有可能重新建立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他们维持这样的控制直到公元73 年中
国恢复干预为止。匈奴向西域诸国中的大多数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由于经
济和军事基础的恢复，匈奴再次成为西北边境安全的严重威胁。

这个时期西域的政治地图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地方政权接二连三地
兴起，力争建立地区的霸权。第一个成为这样一种突出势力的政权是莎车（叶
尔羌）。在前汉时期，叶尔羌是一个有16373 人的的中等规模的政权。后汉
初年，叶尔羌一位名叫康的国王由于联合邻近国家抵抗匈奴而出名。他还为
以前隶属于汉朝都护的中国官员提供保护。王莽垮台以后，这些人和他们的
家庭一起在西域进退两难。这种亲汉的姿态促使光武帝赐给康以“西域大都
尉”的称号，以及统治其他诸国的全权（公元29 年）。

该任命不过是对一种已经存在的状态的承认，但是它赋予叶尔羌以作为

西域的领袖国家行事的权威。公元33 年，康的兄弟贤嗣位，贤是一个有能力

但过分野心勃勃的领袖。在几年之内贤成功地使帕米尔以东几乎所有国家都

从属于自己，公元41 年他派一名使者前往汉朝要求给他西域都护的称号。汉

朝答应了这要求，不久以后改授以“汉大将军”的荣誉称号。结果，他对汉

朝越来越傲慢无礼。①

在以后的20 年里，贤尽管受到北匈奴的攻击，事实上树立了对西域的完
全统治。但是，由于向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征取非常重的赋税，他削弱了自己
的地位。中国人不肯卷入，于是一个包括龟兹（库车）、于阗、土鲁番、车
尔成和哈刺沙尔在内的西方政权联盟转向匈奴寻求保护。这个联盟向叶尔羌
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公元61 年，于阗征服了叶尔羌并捕获了贤，从而结束了
他在西域称霸的漫长时期。接着出现的是一个激烈的地区内部斗争的短暂时
期，于阗、车尔成和土鲁番以牺牲他们的软弱的邻居来争夺霸权。

可是，从西部诸国的冲突中最后得到好处的是北匈奴。他们为建立秩序
和征收赋税而迅速行动起来。而且，在完全控制了西域以后，匈奴开始袭击
汉朝的西部边境。从公元63 年起，整个河西地区变得如此不安全，以致主要
边境城市被迫紧闭城门，甚至白天也是这样。当匈奴控制西域时，西北的稳
定和安全是无法恢复的。①

公元73 年春天，统帅窦固被遣征讨匈奴。窦固从酒泉（今甘肃）北进，

给予敌人以重大的打击，并把他们远远赶到巴尔库勒淖尔（蒲类海）。当返

回时，他命令在哈密地区（伊吾）重建屯田。下一年，即公元74 年，窦再次

击溃匈奴，重新占领了土鲁番，在这个地区建立军事殖民地有巨大的战略价

① 《后汉书》卷八八，第2915 页、第2923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2 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25 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2949 页。

值。正如范晔所正确注意到的那样，哈密特别以它的土地肥沃而知名，土鲁
番则是匈奴进入两域的主要入口。用范晔的话来说：“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
伊吾，以制西域焉”。②这两个地区的收复使汉朝有可能重设西域都护和戊校
尉，其官署分别置于库车和土鲁番。

汉朝与西域的贡纳关系在公元77 年被北匈奴和他们的卫星国再次切
断，从而导致了汉朝派出第二次远征军。89 年，统帅窦宪在外蒙古的稽洛山
给于匈奴以沉重的打击。根据汉朝的官方报道，匈奴13000 多人被杀，由
200000 人组成的81 个匈奴部落向汉朝投降。与此同时，窦宪还派遣一支2000
余名骑兵的军队向西域的匈奴根据地发起突然袭击，夺得了汉朝戍军在公元
77 年已从那里撤退的哈密。③..

汉朝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大大有助于班超在公元91 年平定西域；自从公
元79 年的全面进攻开始时起，班超便作为一名军官在这一地区服役。当班超
于公元91 年到101 年任都护时，后汉对西域的控制最为巩固。公元94 年，
50 余国派遣质子带着贡赋前往洛阳。

后汉的成就

后汉王朝在西域的成就事实上主要是班超和他的儿子班勇个人取得的。
班勇在西域的长期经历开始于公元107 年，在公元123 年他被任命为西域长
史时达到顶点。公元126 年建立了对全部土鲁番洼地的完全控制，匈奴和土
鲁番的最后联系决定性地被割断。这些主要是班勇努力的结果。在随后的年
代里，在他的征服反抗的哈刺沙尔王元孟的计划胜利实现以后，包括库车、
于阗、叶尔羌在内的西域主要国家都臣服于汉。131 年哈密屯田的扩展，无
疑是建立在班勇安排的基础之上的。①..

在上面征引的范晔所作的总结中，人们注意到了在汉帝国与西域诸国之
间关系的许多至关重要的因素。首先，礼物和贡品是安排交换的重要考虑。
每一次汉朝派往西域的外交使团带着皇帝的礼物——通常包括黄金与丝绸—
—给诸国。在其他时候，这些礼物也可由都护或戊己校尉分配。反过来，诸
国应派遣使节前往汉朝宫廷呈献“土产”作为贡品。例如于阗的玉，费尔干
纳的马和葡萄酒，②都是在当时贡纳名目之列的。

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
不是它的实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
托辞。例如，罽宾政权从来没有和汉朝的贡纳体系发生关系，但它经常派遣
使节带着“贡品”前往中国。正如成帝统治时（公元前33—前17 年）一个
官员指出的那样，那些带所谓贡品前来的罽宾人既非官员，也不是贵族，而

② 《后汉书》卷二，第120 页；《后汉书》卷二三，第810 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14 页；《后汉书》
卷八九，第2949 页。
③ 《后汉书》卷三，第135 页；《后汉书》卷二三，第813 页。
① 《后汉书》卷六，第257—258 页；《后汉书》卷四七，第1571 页以下；《后汉书》卷八八，第2928
页。
②
关于中国人发现葡萄以及葡萄园种植中的最初试验，见《汉书》卷九六上，第3985 页（何四维：《中国
在中亚》，第136 页）；《汉书》卷九六下，第3928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9 页）。


是前来贸易的普通商人。①与此同时的另一个国家粟特（康居）也坚持参加汉
朝的贡纳体制。根据都护的报告，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
这样遥远的国家（说是距长安12300 里，超过5000 公里或3225 英里）寻求
参与该体制，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②

人质是贡纳体制的一个标准的特点，它成为汉与西域之间的一个重要政

治环节。从公元前108 年到公元220 年该王朝结束为止大批人质王子从贡纳

诸国送到汉朝。象他们的匈奴的人质一样，来自西域的人质也被安置在首都。

在汉代，外国人质和他们自己的随从加在一起的数量必然是很大的，朝廷不

得不建造专门的住所接纳他们。例如，公元94 年，在洛阳提供了专门的“蛮

夷邸”，那里居住着来自西域的人，推测起来应是质子。③他们通常服从中国

的法律和刑罚。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可能接受中国的教育，叶尔羌的一个国

王在元帝统治时（公元前49—前33 年）曾作为人质王子在长安度过他的幼

年。他被中国生活方式同化的程度是如此之大，以致引进了若干汉朝的制度

到自己的国家。④因为所有的人质王子都可能是王位的继承者，很可能汉朝有

意识地作出努力，以加强他们中间亲汉的情绪。在整个这个时期，汉朝始终

坚定不移地寻求机会，支持它的质子们在其本土得到政权。

汉朝为了操纵纳贡国首领们而喜爱玩弄的另一个策略是赠与官方的称

号。一般说来，每个纳贡国的首领被封为“侯”，他的主要辅佐者称为“相”、

“将”，或“都尉”。此外，诸如“且渠”和“当户”，①这些地区性的称号

也得到汉朝的官方承认。一旦授与一个称号，不管它是汉朝的或当地的，领

受者将得到官印和绶带。

前汉末期，授予西方纳贡国首领们的这类称号多达376 个。后汉继续这
样做而且加以扩大。应该提到的是，几枚汉朝官印新近在新疆发现，诸如一
枚可能是“当户”的铜印，和一枚盖有中文“鄯善都尉”的印的木牍（佉卢
文）。尽管大多数属国官员是本地人，但有证据表明，汉朝朝廷偶而也指定
中国人充当此类职务。例如，在桓帝统治时期（公元146—168 年），我们发
现一位名叫秦牧的中国人充当拘弥王的主簿，另一位刘平国在龟兹国据有左
将军之职。②

汉的称号决不仅仅是荣誉的职位；每一种称号意味着某种职能。因为无
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际上，所有由汉朝任命的纳贡国的官员们都是在西域都
护监督之下的，后者的责任是监督前者正确地执行他们的职责。例如，在都
护韩宣（前48—46 年）的请求下，一些乌孙官员作为他们的国王大昆弥③的
特殊辅佐者而被授予印章和敕书。然而，在数十年以后，当他们未能阻止暗

①
见杜钦提出的意见，《汉书》卷九六上，第388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08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六上，第3893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27 页）。

③ 《后汉书》卷八八，第2928 页。
④ 《后汉书》卷八八，第2923 页。
①
关于这些匈奴称号，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28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7 页；何四维：

②
《中国在中亚》，第84 页注81、第197 页注712。
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载，《文物》，1975.7，图版8（4），

第28 页。见伊漱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第75—80 页。
昆弥是昆莫的一种替代形式，见以上注441 页①。这时乌孙已被大小昆弥所分，两者都是汉的附庸（何

③
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4 页）。


杀大昆弥继任者时，他们又被收回了全部印章和绶带（前11 年）。④

后汉时期继续推行相同的办法。公元153 年以后的某个时候，当土鲁番
地区的一位汉朝支持的国王证明没有能力维持秩序时，戊校尉阎详夺取了他
的官印和绶带并把他们授予另一位地方首领。①由于汉朝官员的称号赋予它的
持有者以某种合法性和权威性，因此在汉朝衰亡以后纳贡国仍长期重视它。
晚至383 年，当吕光平定了龟兹时，许多西域国家归附了他，上交了他们保
存很好的汉朝节传以表示对中国的忠诚。吕光因此向苻坚朝廷建议，向他们
颁发新的节传。②

移民的增长

正如范晔所指出，屯田对于支持汉朝在西域的贡纳体制来说起了关键的
作用。汉朝很早就开始发展这种移民。据《后汉书》说：③

自贰师将军伐大苑之后，..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
外国者。

自从张骞在公元前115 年左右前往乌孙以来，汉朝经常派遣大型外交使

团前往西域，一年常有5 至10 次或者更多；即使最小的使团也集中有一百人，

大的商队则由数百人组成。④食物供应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困难的问题，定居

在孤立的绿洲地区各小国经常抱怨汉朝加在他们头上的因要求它们为使节提

供食物和其他服务而造成的沉重的财政负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批屯

田安排在轮台和渠犁（二地都在龟兹以东，沿天山南麓）。

当汉朝随后在西方的扩张要求中国军队长期存在于该地区时，食物供应

的需要大大增加了。如果要供养军队，汉朝就必须扩大它的移民体制。昭帝

统治时期（公元前87—前74 年），朝廷采纳了桑弘羊以前提出的应扩大轮

台屯田的建议。杅弥（于阗东北）的人质王子被指定为移民官并被派去实施

该计划。①宣帝时（公元前74—前49 年），在郑吉管辖下的渠犁屯田士兵即

增至1500 人。那里生产的粮食用来支持进攻此时在匈奴控制之下的土鲁番的

远征。有趣的是，汉朝兵力至少两次被迫推迟到秋收以后才发起他们的进攻。

郑吉立即在该国肥沃土地上建立移民地。由于强烈地感觉到土鲁番作为一种

经济基础对汉朝的生命攸关的重要性，匈奴反复试图重新获得该地区，而且

明确地警告汉朝必须撤消它在该处的移民。②

车尔成是汉朝移民得到很好发展的另一个地区。前77 年，车尔成王为了
这一目的提供了在他控制之下的一块名叫伊循（Mirm，米兰）的肥沃土地给

④
《汉书》卷九六下，第3908 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58—161 页）。

① 《后汉书》卷八八，第2931 页。
② 《晋书》卷一二二，第3055 页；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第28
页。
③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3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6 页）。

④
《史记》卷一二三，第3170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 卷，第275 页）。

①
《汉书》卷九六下，第3912—3916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66—174 页）

②
《汉书》卷九六下，第3922 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84 页以下）。

白雪

随着这些重要的变化，后汉时期在中国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

新的阶段。经济上，南匈奴几乎完全依赖汉朝的援助。正如公元88 年单于向

汉帝上书所说：②

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

政治上，汉朝对南匈奴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例如，公元143 年，

在单于的宝座由于一次叛乱的结果空缺三年以后，汉朝甚至能够将一位居住

在中国首都的匈奴王子立为单于。③在宗教方面，自公元50 年开始加入汉朝

的贡纳体制时起，与单于对匈奴的“天”履行季节祭祀的同时，他每年三次

向已故的汉朝皇帝供奉祭品。④

毫无疑问，在他们移入汉朝疆域之内以后，南匈奴和汉帝国发展了许多

亲密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将南匈奴的历史看成是后汉时期中国史的组成

部分，实际上是合理的。但这决不意味南匈奴已被中国文明所“吸收”。事

实上，汉朝与南匈奴的关系从来不是完全平静的；摩擦和武装突冲时有发生。

除了杂居之外，单于对在政府监督之下产生的多方面的汉朝影响特别愤怒。

而杂居从长远看会削弱匈奴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大部分活力。于是，据报道，

公元94 年，单于安国被拉向新降附的来自北方的匈奴人一边，同时又疏远了

已在中国安居的旧集团。结果他同北方的战士联合在一起，开始了一场反对

汉朝的大规模叛乱。①

① 贡品的数量是在公元50 年确定的；《后汉书》卷八九，第2944 页。94 年上奏疏的人是袁安，见《后汉
书》卷四五，第1521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78 页；《后汉书》卷二八，第3626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3 页以下。关于弛刑和他们被纳入军队，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
1955），第240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79 页、150 页注24。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2952 页。
③ 《后汉书》卷八九，第2962 页以下。
④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4 页。
① 《后汉书》卷89，第2955 页。关于最初的部落成员的不同来源以及那些新近归附的人的问题，见手塚

重要的是，与汉朝宫廷的期望相反，边境的中国定居者在种族混杂的边
境社会中并不是经常帮助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反之，他们有时与匈奴合
作，反对汉朝的利益。例如，公元109 年，匈奴宫廷中的一个来自边境的中
国顾问韩琮，随同单于到汉朝首都朝觐。在回到边境时，韩琮对单于说，现
在攻打汉朝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在洛阳停留时他发现中国内地有很大的水
灾，许多人死于饥饿。单于接受他的劝告便起来造反。②

如同这个例子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在后汉朝廷采取将匈奴安置于帝国境
内的政策以后，在北部边境一种复杂的和经常是危险的种族关系发展起来
了。这种政策的严重后果，在快到了世纪末沿着西晋全部边境的野蛮人的骚
乱达到令人吃惊的比例时，才为中国政府所充分理解。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
当南匈奴的后裔于304 年在汉化的能干的刘渊领导下起兵时，大量边境的中
国人投向他们。③西晋于317 年崩溃后，南匈奴成功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
一个异族王朝。

分而治之的政策

从一开始，后汉朝廷就决定阻止北匈奴和南匈奴的重新联合。为了贯彻
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汉朝政府一贯地和慎重地按照不同的办法来对待两个
匈奴集团。如上所述，对南匈奴采用严格的贡纳制度模式，北匈奴则完全置
身于该制度之外。汉代中国只承认南匈奴是呼韩邪的合法继承者。整个后汉
时期，北匈奴被当作事实上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对待，而不是看成一种法律
上的政治实体。

至于北匈奴，他们在单于蒲奴领导下相对来说对中国是无礼的和固执
的。和他们的南部兄弟不同，北匈奴不准备参加汉朝的贡纳体制，甚至在他
们经历最大困难的年代仍然如此。数年饥荒和传染病所造成的人力重大损
失，迫使蒲奴早在公元46 年便觅求与汉朝和好。后来，在南匈奴归附中国成
为属国以后，蒲奴作出不少于三次不成功的尝试，企图重建与中华帝国的和
平关系（51 年、52 年和55 年）。在所有这些时机，他要求以和亲的条件进
行和解。公元52 年，这个要求被提到官员们面前，征求他们的意见，《汉书》
的编纂者之一班彪就对外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份很长的奏疏。①

公元52 年的和平活动特别足以说明北匈奴的态度。在这一次，蒲奴派遣
使者前来汉朝宫廷，带着马匹和毛皮作为贡礼，要求两个皇室之间结亲。同
时单于还表示了他想要得到新的中国乐器和允许他带着西域诸国的代表前来
中国的愿望。

整个后汉时期，北匈奴和汉朝的关系一般地是在贸易和战争之间交替出
现。有证据表明，比起缔结持久的和平以解决所有政治争端来，北匈奴对建
立与汉朝的贸易关系可能更感兴趣。贸易能够分成两类：一类是官方贸易，
采用以帝国的礼物和贡品交换的形式；一类是私人贸易，在边境两个民族之

隆义：《关于南匈奴的“故胡”与“新降”》，载《史渊》，27：1（1966），第1—10 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2957 页。
③
关于刘渊，见《晋书》卷一○一，第2649 页；《资治通鉴》（卷八五，第2702 页）以现已散失的资料
为据，声称中国人（晋）和匈奴人（胡）都集合在刘渊一边。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2、2945—46、2948 页。

间进行。例如，公元52 年北匈奴的贡品和帝国进行交换的礼物，其价值大致
相等。据报道，在55 年和104 年也有同样的交换。①

边境上的大规模私人贸易对于北匈奴的经济来说甚至是更为基本的。在
后汉王朝起初的数十年内，北匈奴多次带牛马长途跋涉到边界市场和边境的
中国人贸易。公元63 年，他们沿边界发动几次袭击，迫使汉朝对他们开放边
境市场。公元84 年，汉朝武威太守报告：匈奴希望重开贸易。这次单于派遣
几个王公贵族带着一支万余头牛马的商队，前来与中国商人贸易。在中国旅
行期间，匈奴的王公贵族受到很好的招待，汉朝政府大方地用礼物酬劳他们。

②显然，双方都把贸易看成是在他们关系进程中头等重要的事情。
在后汉时期，和北匈奴之间的战争周期性地爆发，但是这些战争与前汉
时期的战争相比，总的来看次数较少，规模也小得多。在公元73 年和89 年
分别爆发的两次较大的冲突，都以北匈奴的挫折告终。③但是北匈奴在外蒙古
和中亚的衰落大概不能完全归因于汉朝的军事优势。其他两个互相联系的发
展也必须加以考虑。一个是北匈奴联盟的人力由于大规模逃亡而遭到巨大损
失。

从公元1 世纪的80 年代开始，内部的权力斗争、传染病和饥荒导致北匈
奴联盟的组成民族中许多人逃出他们的领土。有些人归附于汉朝当局，其他
人则寻求南匈奴、乌桓、鲜卑或丁零的庇护。例如，公元83 年，几个北匈奴
首领来到边境上的五原投降，带来38000 人、20000 匹马，和100000 头以上
的牛羊。《后汉书》记载，到85 年，大约70 个集团在年长的首领率领下从
北匈奴逃往汉朝，更多的甚至和南匈奴联合。在40 年内南匈奴的人口总数明
显增加，从公元50 年大约50000，到90 年增加为230730。有证据表明，这
一增长并不单单是自然的增殖，而是长年累月将大量北匈奴人民吸收入南方
集团的结果。①

北匈奴的非中国邻居们也利用他们的内部困难从不同方向发动进攻。被
削弱了的和数量减少了的北匈奴，南边遭到南匈奴、北边则受到丁零的攻击；
鲜卑攻打他们的左侧，来自西域的侵略者侵犯他们的右侧。受各方的袭扰，
北方的单于难以维持他的地位，便逃往西方。②特别是北匈奴遭受来自新兴的
鲜卑联盟的威胁，后者在公元87 年给予北匈奴巨大的打击，杀死北方的单
于，剥他尸体的皮。这次灾难性的失败使部分北匈奴南逃；包括20 万人的
58 个部落——其中8，000 人能作战——来到边境的云中、五原、朔方（在
鄂尔多斯）和北地（宁夏）四郡向汉朝投降。公元91 年，北匈奴的残余向西
远徙至伊犂河流域，他们对外蒙古和中亚的统治结束了。③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8、2957 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9—2950 页。
③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9、2952 页。
①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第37 页；手塚隆义：《关于南匈奴的“故胡”与“新降”》，第3—5 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2950 页。
③ 《后汉书》卷八九，第2951 页。关于北匈奴的西迁，见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载《历
史研究》，1977.3，第126—141 页；萧之兴：《关于匈奴西迁过程的探讨》，载《历史研究》，1978.7，
第83—87 页。

西域

汉代中国向西域扩展是它和匈奴军事对抗的一个直接结果。公元前177
年，匈奴已成功地迫使张掖地区（甘肃）的月氏完全归附于它，制服了从楼
兰（公元前77 年易名鄯善，罗布泊之西；车尔成）到乌孙（位于塔里木盆地
的伊犁河谷）的西域大多数小国。从

那时起，匈奴能够利用西域的广大的自然和人力资源。这个地区对草原帝国
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被称为匈奴的“右臂”。在公元前138 年，汉朝决定
切断这条“右臂”，便派遣张骞和一个百余人的使团向西运行，其中包括一
个投降的并愿作他向导的匈奴人。①

作为首次西行的中国使节，张骞使团的直接目的是寻求与大月氏的军事
联盟，后者在冒顿统治的初期被匈奴打败而丢了脸。然而，张骞和他的同行
者在被匈奴俘获并被他们拘留达10 年以后才终于到达大月氏的领土。张骞和
同行者感到沮丧，因为他们发现，月氏已经安居乐业，以致不再想进行对匈
奴的报复战争。整个使团中只剩下两人在前126 年左右回到长安。②然而，张
骞的失败归来却成为汉代中国随后向西扩展的成就的开始。汉朝后来决定对
那个地区某些小国首次提出外交建议，这主要应归功于张骞带回的关于西域
情况的报道。

进入西域：张骞的倡议

前121 年，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后来，朝廷命令他和他带领的40000
部民从他们在河西地区的军事基地移到北部边境。③由于匈奴空出了河西地
区，汉朝第一次得以直接和西域接触。因此，张骞抓住机会向皇帝上奏，建
议和西方诸国建立正式的联系。他说：④

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

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

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朝廷批准这个建议，张骞再度前往西域，同行有300 人（可能在前115
年或稍早）。由于使团知道西域人民普遍渴望得到汉朝的财物，它便带了上
万头牛羊和大量黄金、丝织品，作为皇帝赠给西方诸国首领们的礼物。由于
遭到乌孙贵族的坚决反对，张骞未能说服乌孙人民东移。但他的使团在和诸
如乌孙、大宛、康居、大夏和于阗这些国家开始建立联系方面是成功的。这

④ 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在《史记》和《汉书》的几卷中有叙述，但有人提出哪种材料更可取的问题。关于
《史记》的记事是在《汉书》基础上编成的第二手记录之说，见何四维：《〈史记〉卷一二三关于大宛传
的可靠性问题》，载《通报》，61：1—3（1975），第83—147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0 页以
下。
①
《史记》卷一二三，第3168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 卷，第271 页以下）；《汉书》卷六一，
第2691 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19 页以下）。

② 关于张骞西行的日期是含糊不清的，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09 页注774。
③
《汉书》卷六，第17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62 页）；《汉书》卷六一，第2691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13 页）；《汉书》卷九六上，第3873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

第75 页）。


些国家中有许多对新的联系是感到如此的兴趣，因而派遣使节到中国来向汉
朝表示殷勤。这样便开始了汉朝向西域的扩展。①

从张骞第二次出使与公元前60 年建立西域都护②之间的半个世纪，汉与
匈奴为了控制西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西域长期在匈奴的势力范围之内，这
不言而喻使汉朝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从匈奴手中夺取该地区，汉朝觉得必
须采用多种策略。

选择乌孙作为外交部署的第一个目标是经过很好考虑的。乌孙有53 万
人，能作战的有18.8 万人，是西域的匈奴同盟者中间人口最多、兵力最强盛
的国家。③乌孙最初被汉朝的黄金和丝绸所迷惑，但是汉朝领导立刻发觉单有
财物不足以赢得乌孙的归顺。在公元前110 年到105 年之间，朝廷决定送一
名汉室“公主”嫁给乌孙年迈的首领昆莫。①反之，乌孙向皇帝赠送马千匹作
为“聘礼”。这样利用婚姻作为政治工具的做法是由以前与匈奴和亲的制度
改造而成的，匈奴单于很快便看出这一行动的意义所在。他也送一个女儿去
嫁给昆莫。乌孙首领立汉公主为右夫人，立匈奴公主为左夫人。然而，按照
匈奴习惯，以左为贵；在这场外交交锋中汉朝可能是失利的。②

汉朝与匈奴也在他们对人质的要求和待遇方面进行竞争。楼兰的情况可
以作为一个例子。由于夹在两大势力之间，楼兰在公元前108 年送了一名王
子到汉作人质，送另一名去匈奴。前92 年新王继位时，同样的历史又重复了
一遍。虽然人质制度起源于中国，但匈奴现在十分熟悉这种策略。这样，数
年之后，当匈奴单于比汉朝先得到新王之死的消息时，他迫不及待地将作为
人质的王子送回楼兰，操纵了有利于匈奴的嗣位。③这一突然行动使楼兰对外
政策基本转到坚决反汉的路线上，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前77 年汉朝官员傅介
子成功地刺杀偏向于匈奴的国王为止。

军事征服

汉朝在西域的争霸中，真正决定性的胜利是在战场上取得的。前108 年，

汉帝国以袭击楼兰（车尔成）和车师（土鲁番），开始了它的军事远征。楼

兰是一个小国，据后来的记载，有人口14100，位于汉代中国的西境入口处。

在离开敦煌以后，楼兰是丝绸之路的第一个大站口，也是中国向中亚扩展的

关口。另一方面，控制着土鲁番洼地的土鲁番，好比是匈奴进入西域的南门。

它还阻挡着汉朝渗入在伊犁河谷的乌孙及其以西位于锡尔河和阿姆河上游之

间的大宛（费尔干纳）。为了取得这两个战略地点，汉朝派遣赵破奴将军去

①
《汉书》卷六一，第2696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3 页以下）。

② 这个职位的创立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64 页。关于它的历史，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
第110 页以下。
③
这些数字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01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43 页）。这类列入关于西方

国家一览表的统计数字（《汉书》卷九六上——下），可能是以都护和他的属官提供的报告为基础的。因

此它们很可能属于公元前60 年以后某一时候，而不是汉朝宫廷正在制定这些计划的时候。

① 昆莫，与单于一样，是乌孙首领称号的汉文对音，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3—44 页。
②
《汉书》卷九六下，第3902 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45 页以下）。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7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87—88 页）。关于质子，请看杨联陞：

③
中国历史上的人质》


攻打车尔成和土鲁番。在成功地迫使车尔成降附和给予土鲁番一次重大的打
击以后，汉朝首次使西域感受到它的军事力量。因此，三年以后，即前105
年，乌孙王要求与汉朝公主结婚，绝不是偶然的。①

有助于汉朝建立对西域统治的第二个重大军事胜利是公元前101 年汉朝
大将李广利征服费尔干纳。②费尔干纳离汉帝国很远，③对于汉朝军队来说，
这一战役涉及大量后勤方面的困难。汉朝决定冒险，为的是获得该地区的神
话般的马匹和显示军事力量。如果汉朝能够征服远在费尔干纳的一个国家，
那末西域的所有国家都将在中国支配之下。在得知汉朝的行动之后，匈奴试
图拦截李广利，但由于李的军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因而未能阻止他的前进。这
场持续四年之久的战役在王朝的全部历史上是花钱最多的，包括两支远征
军：李广利直到他回到敦煌要求援军才达到了目的。正如《汉书》所说：“自
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①大多数国家遣使向汉朝贡献方物。

在整个汉代，事实证明，土鲁番由于邻近匈奴而成为西方诸国中最难对
付的一个。尽管汉与匈奴就土鲁番进行了拉锯式的斗争，然而前90 年该国正
式归附于汉，标志着中国对这个关键地区控制的开始。在那一年汉朝和匈奴
进行了一场大战。为了阻止土鲁番与匈奴结盟，大将开陵侯成娩和一名归附
汉朝的原匈奴王率领包括车尔成、尉犁（哈勒噶阿璊）和危须（哈剌沙尔之
东）在内的六个西方国家的军队攻打土鲁番，迫使它投降。②后来匈奴能够短
暂地收复它在土鲁番的失地，但他们统治西域的时代已接近尾声。前72—71
年，汉朝、乌孙、丁零和乌桓的联军连续大败匈奴。从这时起，匈奴的控制
迅速瓦解了。当汉朝在前67 年重新征服土鲁番时，便开始在那个国家的肥沃
土地上设置屯田的驻防军队。

行政管理的安排

前60 年或前59 年建立的西域都护一职，标志着汉朝影响趋于更加有效
的新局面的开始。从很早时候起，匈奴通过一个名叫僮仆都尉的官员统治西
域诸国，这个官员则在日逐王管理之下。③僮仆都尉被赋予征收赋税和征集劳
役人员的权力。由于日逐王在前60 年向汉朝官员郑吉投降，这一匈奴官职被
废除了。与此同时，汉朝的都护在那个地方设立起来，郑吉被任命为首任汉


.

白雪

匈奴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从公元前115年到前60年这一时期可以看到汉与匈奴关系史上两个相关
的发展。首先，这一时期汉与匈奴为控制西域而斗争，以汉朝的完全胜利告
结束。其次，同一时期匈奴帝国瓦解了，这主要是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这
种瓦解终于导致单于在前53 年归附汉朝。我们将在下面论述西域的一节中讨
论第一方面的发展；现在先集中讨论第二个方面。

公元前60 年突然在匈奴人中间爆发的权力之争，其根源在于草原联合体
的政治结构。早在冒顿时期，匈奴已发展成一种左右的二元体制。每一部分
都有它自己的地区基础，并享有高度的政治自治权。地区首领（王）有权指
定下属的官员。这种地方主义导致某些历史学家相信匈奴联合体保持一些“封
建主义”因素。②在早期，职务既不一定是世袭的，也不是终身制，大部分由
皇室成员或其配偶氏族成员所控制。但由于联合体的扩展，更多的地区王国
建立起来。它们的王是其既存地位被确认的地区首领。

事情很快就变得一清二楚，原来的结构缺乏调节新的政治现实的灵活
性，也难以保持有效的团结。在公元前120 年前后，我们发现，匈奴帝国西
部的两个强大的王（浑邪王和休屠王）没有被分配到按二元原则的右翼。二
者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单于对他们的控制力是微弱的。当前120 年浑
邪王带着他的4 万人向中国投降时，这一点得到清楚的表现。①地方主义的增
长在公元前1 世纪更为明显，出现了地区的王拒绝参加在单于宫廷中举行的
年会之争。而且，这一时期几个单于在他们得到统治宝座以前都不得不在原
来由他们控制的地区发展权力基础。前57 年，五位自封的单于争夺宝座，他
们都有自己的地区追随者。②

③ 《汉书》卷五四，第2455 页。
① 关于四郡建立的时间是有疑问的。一种观点认为，四郡中没有一个是在公元前104 年以前建立的，最后
建立的武威可能是在公元前81 年至前67 年之间。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59 页以下，
第145 页注②。
② 关于匈奴国家的封建性质，见威廉·麦戈文：《中亚的早期帝国：斯基泰人和匈人以及他们在世界史上
的作用，特别利用中文史料》（查佩尔希尔，纽约州，1939）第118 页。
①
《汉书》卷六，第17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62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69
页。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3795 页。关于匈奴的政治结构，见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载《历史语
言研究所集刊》，41：2（1969），第231—271 页。

和地方主义增长有关系的是从公元前114年延续到前60年的一场领导危

机。在这时期匈奴总共产生了七位单于。除了两位例外，他们中没有一人统

治时间超过10 年。时间最短的在统治宝座上只有一年。这和冒顿（公元前

209—前174 年）以及军臣（公元前160—前126 年）的长期统治形成鲜明的

对比。早期的单于有能力扩展帝国，并将和亲的协定强加给汉朝。后来的单

于不但统治时间短，而且以领导软弱为其特征。他们中的两位，即詹师卢（公

元前105 至公元前103 年）和壶衍鞮（公元前85—公元前69 年）在童年时

出任单于之职。③前者被称为“儿单于”，后者则为其母所左右。应该指出，

领导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匈奴的继承制度造成的。从冒顿时代到公元前2

世纪中叶，我们能够看到一种父传子的继承的一般形式。在冒顿和虚闾权渠

（公元前68—公元前60 年）之间发生的11 次继承中，只有四次违反了这种

形式。一例是叛乱的结果，二例是由于单于之子太小。只有最后一例，虚闾

权渠在表面上正常的情况下从他的兄弟壶衍鞮（公元前85—公元前69 年）

手中接收了统治宝座。①

由于继承通常由父传子，统治的单于一般有权选择他的继承者。这种权
力可能导致麻烦。冒顿父亲头曼的最后的有些专横的决定，要使幼子成为继
承者，这便堵塞了长子冒顿嗣位之路；为了登上统治宝座，冒顿准备犯忤逆
罪。但在公元前2 世纪末，继承在很大程度上已正规化了。在前105 年，匈
奴贵族显然承认“儿单于”的嗣位是合法的，尽管对他的品格不无忧虑。②
这种继承形式在匈奴帝国早期发展中很可能是一种稳定的力量，但是，在公
元前1 世纪遇到战时紧急情况时，它证明是越来越无力应付了。这可以解释
为什么呼韩邪（公元前58—前31 年）规定新统治者，即作为法定继承人的
他的长子，必须将统治宝座移交给一个兄弟。历史记载表明，从呼韩邪时代
到公元2 世纪中叶，兄弟继承实际上是准则。③

前60 年，右贤王屠耆堂成为握衍朐鞮单于。新单于是一个有强烈地区偏
见的人。他一登上统治宝座便开始清洗那些在已故单于手下和在左方任重要
职务的人。于是引起了对抗，在前58 年，左方贵族推举呼韩邪为他们自己的
单于。握衍朐鞮不久在战斗中被击败自杀。④但是，在这时匈奴的地方主义已
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统一的外表都难以维持了。前57 年，在五个地区集团
之间发生了权力之争，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单于。到前54 年，战场上只剩下两
家，分别以两个竞争的兄弟为首，即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呼韩邪被郅支
击败以后，放弃了他在北方的都城，往南向中国移动，希望和汉朝议和。①

呼韩邪并非前134 年婚姻协议中止以后对恢复与中国的和平关系表示兴
趣的第一个单于。早在前119 年，当匈奴在霍去病和卫青手下遭到重大损失
时，伊穉斜单于（公元前126—前114 年）派遣一名使节前往汉朝以和亲的
名义恳求和平。在答复中，汉朝政府提议单于应成为一个“外臣”。这使单

③ 《汉书》卷九四上，第3774、 3782 页。
① 《汉书》卷九四上，第3787 页。
② 关于冒顿的活动，见《汉书》卷九四上，第3749 页。关于“儿单于”在嗣位以后表现出来的沉溺于残酷
行为的倾向，见《汉书》卷九四上，第3775 页。
③
关于继承问题，见手塚隆义：《匈奴单于相续考》，《史渊》，20：2（1959），第17——27 页。

④ 《汉书》卷九四上，第3789 页以下。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3795 页以下。

于感到愤怒，和平谈判以失败告终。②前107 年，乌维单于停止了所有边境袭
击，为的是表示他对恢复婚姻联盟的愿望。汉朝要求匈奴送他们的太子到长
安作人质，此事再次使谈判毫无结果。③公元前1 世纪上半期进行的几次其他
和平尝试也是徒劳的，因为汉朝廷干脆拒绝任何低于属国的条件。

和汉朝的贡纳关系

现在谈一谈贡纳制度是顺理成章的。正如前面所述（见《贡纳制度》小
节），汉朝的贡纳制度就其最广泛意义而言是一种同样适用于中国人和外夷
的普遍原则。但是在实际行施时，作为在对外关系范围内应用的制度，它经
常改变以适应发生的不同情况的需要。以匈奴为例，最初汉朝坚持的贡纳一
词有三重涵义。首先，单于或他的代表应到汉朝宫廷朝觐；其次，单于应送
一名质子，最好是太子；第三，单于应以向汉朝皇帝呈献“贡品”来报答帝
国赏给的“礼品”。将这些条件和婚姻协定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贡纳制度下，匈奴的政治地位从“兄弟之国”降低到“外臣”。按照五服
理论，正如政治家萧望之所指出的那样，匈奴应被列为汉帝国的荒服。①

当呼韩邪单于采取行动迎合中国时，他完全知道将会发展的新关系的模

式。前53 年，当贡纳问题在呼韩邪宫廷会议中提出时，一群匈奴贵族强烈地

反对屈服的想法。他们以为，一旦匈奴成为汉朝的附属国而使自己遭受屈辱，

他们将立即失去迄今为止没有问题的在中国以外各种民族中间的领导地位。

但是，主和派领袖之一，左方的伊秩訾王在回答这种论调时指出：②

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公元前101—前97 年）以来，匈奴
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

呼韩邪完全支持这一观点，最后作出了接受汉朝提出的条件的决定。

会议以后，呼韩邪派他的儿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到汉朝作质子。在下一年
（前52 年）他向边境五原郡的官员提出一份正式的声明，表示他打算在前
51 年元旦亲自向皇帝表示效顺。这样，他便彻底履行了汉朝贡纳制度要求的
全部形式。

从汉朝的观点来看，呼韩邪的朝觐旅行无疑是它同匈奴关系史中最重要

的一件事。它确实是自从公元前200 年高帝平城之败以来关系模式的一次重

大的改变。部分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手段，但可能也是为史无前例的胜利

所陶醉，汉朝授予单于不是通常情况下的荣誉，而是对单于加以一种“松散

的控制”。①单于更多地是作为一个对抗的国家元首而不是作为臣属来对待。

在皇帝接见时，他被指定位于所有其他王公贵族之上。当典礼主持者正式将

② 《汉书》卷九四上，第3771 页。
③ 《汉书》卷九四上，第3773 页。
①
关于新形式的内在原则，见《史记》卷一一○，第2913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 卷，第186 页）。
关于萧望之，见《汉书》卷七八，第3282 页；《汉书》卷九四下，第3832 页。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3797 页。
①
“松散的控制政策”（羁縻）审慎地避免将正规的官僚政治强加在非中国民族身上，关于这一概念见杨联
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第31 页


他引到皇帝宝座之前时，不是用他个人名字而是用正式称号来称呼，视作皇
帝的一位藩臣。而且，他甚至被免除了向汉帝行跪拜礼。

②
在财政和物质方面，呼韩邪也因履行贡纳制度而得到丰厚的报酬。当他
在首都停留时，他从皇帝那里接受了下列物品：黄金5 公斤，钱20 万，衣服
77 套，8000 匹丝织品，以及絮1500 公斤。他还得到15 匹马。当呼韩邪回家
时，他带走了680 千升粮食。

贡纳制度中的财政部分证明对匈奴来说是特别有吸引力的。自从第一次
朝觐的行动得到汉朝的慷慨回报以后，呼韩邪要求在前50 年第二次致敬，并
在前49 年亲自向皇帝呈献礼品。这时帝国的礼物增加为110 套衣服，9000
匹丝织品，2000 公斤絮。从前50 年到前1 年，和单于效顺相联系送到匈奴
的丝见表10。

表10 帝国给匈奴的礼物

年代（公元前）絮（斤）丝织品（匹）
51 1500 8000
49 2000 9000
33 4000 1800
25 5000 2000
1 7500 2000

很可能因为他一直害怕遭到他的兄弟郅支单于的攻击，呼韩邪不敢频繁
前往中国。至少这是他自己对公元前49 年在第二次致敬和前33 年第三次致

①
敬之间长期间隔作出的解释。在呼韩邪的辩解中可能包含某些真实性；只是
在公元前33 年以前不久郅支才被消灭。前36 年，一个刚毅的低级官员陈汤
争取到西域都护甘延寿的帮助，召集了一支远征军，成功地击溃郅支，并把
他的首级作为战利品送到长安。这次冒险行动是地方上筹画的，中央政府事
先并未同意；甚至有关诏旨的公布也缺乏应有的授权。两位官员认为他们应
主动地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此事如果提出，他们是否获准付诸行动，很值
得怀疑。他们的忧虑确是有根据的，因为当事情向长安报告时，对待他们的
态度是有节制的宽容，甚至只是勉强承认他们的战功。在这时，汉朝政治家
并不热衷于参与远离本土的纠纷。②

当内部情况使他不能脱身时，单于便派遣一名自己的代表代替他带着贡
品前往汉朝宫廷。例如，前31 年复株累继承呼韩邪成为单于时，他嗣位的周
围情况有些可疑。他立即送一位新王子到中国作人质，并在前28 年派一位王
呈献贡品。但直到前25 年，他才亲自前来表示效顺。

对汉朝来说，它从政治上非常重视单于的效顺。如同表10 所清楚表示的
那样，汉朝为单于表示效顺的每一次访问增加礼物，以此鼓励他的到来。事
实上，维持贡纳制度的费用比起较早的婚姻联盟制度要高得多。例如，在前
89 年，当单于和汉朝商议重新订立婚姻协定时，他仅要求每年支付增加到400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3798 页。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3803 页。

②
关于这一事件，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11 页。


千升酒，100 千升谷物，10000 包丝，这表明在更早的和亲协定下汉朝的支付
一定低于这些数目。③

据班固说，和亲协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和匈奴从边境袭击的所得相比，

给与的东西太少。①但是，早在公元前3 年，汉朝已感到单于的朝觐旅行为国

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有些朝廷官员甚至从纯粹经济立场出发加以反对。②

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在政治上考虑，贡纳制度比起和亲来有如此的优越性，

以致汉朝愿意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汉朝坚持将贡纳制度规定为三个基本因

素，即朝觐、质子和贡赋。呼韩邪的对手郅支单于和汉朝的关系可以为此提

供例证。当郅支单于知道他的兄弟归附中国时，在前53 年他也送了一个儿子

到汉朝去作人质。然后在前51 年和前50 年郅支两次分别派使者向皇帝献贡

品，希望就有利的和解一事和呼韩邪竞争。但是郅支单于不能履行三项义务

中最重要的一条即朝觐，因而他从未被接纳入贡纳体系之中。

在贡纳制度下，匈奴在字面的各种意上仍维持一个独立国的地位和充分

的领土完整。如同和亲时期一样，长城继续成为汉与匈奴之间的分界线。在

公元前8 年，汉朝要求得到一块有价值的匈奴的带状地，该地伸入汉朝边境

的张掖郡。但是单于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并说，这块土地多少世代以来一

直是他们的领土，根据宣帝和呼韩邪单于之间的最初的协议，长城以北的一

切土地属于匈奴。③但是在其他方面贡纳关系明显地与和亲关系不同。例如，

匈奴帝国不再是平等地位的“兄弟”之国，而是汉的外臣。

在贡纳制度下匈奴政治地位的下降，也从汉朝拒绝缔结另一次婚姻联盟
反映出来。前53 年，呼韩邪利用朝觐之行的时机要求允许他成为皇帝的女
婿。但是，过去作为荣誉赐给单于的女性至少名义上是公主，现在不同了，
元帝赐给他一名叫做王嫱（昭君）的宫女——可是她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著
名的美人。在贡纳制度下，再没有汉朝公主嫁给单于了。①

北匈奴与南匈奴

当呼都而尸单于（又名舆，公元18—48 年）统治时，中国进入了一个大
的政治动乱时期，它以王莽的新朝没落开始，而以光武帝重建汉朝告终。匈
奴抓住时机恢复对西域以及邻近民族（特别是乌桓）的统治。②不用说，中国
与匈奴之间的贡纳关系也中断了。公元24 年，更始帝（23—25 年在位）要
求匈奴按贡纳制度恢复与汉朝的关系。呼都而尸单于回答说：③

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

③ 《汉书》卷九四上，第3780 页。
①
见《汉书》卷九四下末（第3833 页）班固的评论。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3812 页。
③ 《汉书》卷九四下，第3810 页。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3803、3806 页。关于这一婚配的传说和它在随后的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见阿瑟·韦
利：《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公元前772—846 年》伦敦，1949），第12 页以下，第130、184 页。关于遣
送中国公主与其他亚洲民族首领结婚的更多事例，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前125—23 年的早期阶段》
（莱顿，1979），第43 页以下、第146 页以下。
② 关于乌桓，见以下《乌桓的迁居》。
③ 《汉书》卷九四下，第3829 页。

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
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

呼都而尸单于颠倒贡纳体制的说法是很认真的。在公元25 年，他宣布立
卢芳为帝，卢是一位边境豪富，他曾声称自己是武帝的后裔。④单于这样做的
理由是，当一个汉朝宗族来归顺匈奴时，他应该受到如呼韩邪一样的待遇。
在他统治的鼎盛时，呼都而尸甚至以自己和著名的祖先冒顿相比，有几个方
面证明这个对比是有道理的。首先，在东汉王朝的最初年代，光武帝对匈奴
的政策是一种绥靖政策。他“卑辞厚币，以待来使”。其次，匈奴对汉代中
国发起多次袭击。第三，呼都而尸在中国北部边境的地方首领中间找到了强
有力的同盟者，如卢芳和彭宠。按照这种状况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的确使
人想起了冒顿时代的模式。

但是相似之处与现实相比更多是表面的。主要由于地方主义在匈奴中间

的增长，呼都而尸从来没有可能树立象冒顿那样的无可争辩的权威。例如，

当呼都而尸指定他的儿子为太子，从而违反了已故的呼韩邪宣告的兄弟相继

原则时，他的侄子右方日逐王比是如此愤怒，以致拒绝出席匈奴宫廷的年会。

作为前一个单于的长子，比无疑对嗣位有合法的权利。①但更重要的是，作为

右方的日逐王，比已在匈奴帝国的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权力基础。这样，在48

年，即呼都而尸的儿子蒲奴继承单于的宝座两年以后，南部的拥有总数4 万

至5 万兵力的八个匈奴部落宣布比是他们的单于。②匈奴再一次分为两个集

团，在整个后汉时期各自称为南匈奴和北匈奴。

一方面由于北匈奴的难以对付的压迫，另一方面由于广泛蔓延的自然灾

害如饥荒和传染病，单于比决定效法他的祖父呼韩邪的榜样，在50 年带领南

匈奴归入汉朝的贡纳体制。为了完成他的新的义务，单于不但派质子到汉朝

宫廷，而且在汉朝使节面前跪拜接受皇帝的诏旨，以表示他的归顺。不用说，

南匈奴为这一归顺得到很好的报酬。除了得到金印和其他标识以示荣誉之

外，单于还从汉朝收到1 万匹缯，2500 公斤丝，500 千升谷物和36 万头牲畜。

③
后汉与南匈奴

中国的贡纳制度在后汉应用于南匈奴时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第一，
贡纳制度变得更加严格地正规化。在匈奴方面，单于的政治地位现在清楚地
是一位“臣”。制度要求他在每年年底派遣护送贡品的人和质子前往汉朝。
与此同时，皇帝将派遣一位帝国使者（“谒者”）护送以前的质子回到单于
的宫廷。这些贡纳的行程是如此准时，以致于据报道新旧质子经常在来去中
国的道路上相遇。很可能，由汉朝宫廷设计的这种轮换质子制度，目的在于
扩大中国对所有未来的匈奴领袖们的影响。

就汉朝而言，皇帝给予匈奴统治阶级各色各样人物的礼物和给予整个南
匈奴的财政援助也以年度为基础而正规化了。例如，赐给匈奴使节的丝织品

④ 《后汉书》卷十一，第505 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2940 页以下。并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
第3 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9（1967），第102 页以下。
①
见手塚隆义：《关于日逐王独立与南匈奴单于之继承》，载《史渊》25：2（1964），第1—12 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2 页以下。

总数固定为1000 匹，赐给匈奴贵族则为10000 匹。根据一位中国朝廷官员的
奏疏，公元91 年这一年提供给南匈奴的物资价值100900000 文。①

第二，对贡纳制度的控制更加严密，以将南匈奴置于汉朝的监督之下。
公元50 年，建立了一个管理匈奴事务的新官职——使匈奴中郎将。②该官员
的职责除了监督他们的活动和动向之外，还专门参与匈奴人民中间争端的司
法裁定。这些职责要求该官员到处陪伴单于，因此根本违背了呼韩邪单于时
代遵守的惯例，当时单于事实上享有完全的政治自治权。

第三，后汉朝廷作出自觉的努力，使贡纳体例更紧密地符合整个帝国制

度，做法是将南匈奴移入中国，把他们重新定居于边境八郡（在现代的陕西、

甘肃和内蒙古）。公元50 年冬天发布的一道诏旨，命令南匈奴的单于在西河

郡（陕西）的美稷建立他的宫廷。同时，以“卫护”为名，得到2000 骑兵和

500 弛刑犯人组成的队伍支援的帝国指导匈奴的机构，在同一地区建立。此

外，汉朝政府又迫使大批中国人移居边境的这些郡，在那里开始出现了匈奴

和汉人杂居的情况。①
.

白雪

匈奴

汉代政治家在他们的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面对的第一个强敌，是北方草
原帝国匈奴。①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岁月中匈奴问题是汉代中国世界秩序的中心
问题，因此，我们从考察东亚两个最强大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入手，是唯一
合理的办法。

冒顿和他的联合体

公元前209 年，即汉朝建立的前三年，一个新兴的匈奴草原帝国由名叫
冒顿的新单于②建立起来，他是在杀死自己的父亲以后取得统治权力的。冒顿
是一个杰出的有能力而且有活力的领袖，在短短数年之内，他不但成功地在
各个匈奴部落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而且几乎向所有方面扩展他的帝
国。向东，冒顿击溃了生活在东部蒙古和西部满洲的强大的东胡。自从冒顿
取得政权以后，这些集团曾对匈奴施加强大的压力。向西，他发动了一场针
对居住在甘肃走廊的月氏人的成功的战役，月氏人是匈奴的世仇，冒顿曾由
他的父亲送到他们那里充当人质。向北，他征服了一些游牧民族，包括南西
伯利亚的丁零在内。向南，由于中国在河套地区防御体系的衰落，他收复了
那个地区的全部土地——这是秦朝大将蒙恬过去从匈奴手中夺去的。①

在这些广大的新领土之中，冒顿在龙城建造了匈奴每年集会的场所，它
位于和硕柴达木（现代外蒙古）的附近。龙城等于是匈奴联合体的首都，所
有重要的宗教和政府事务都在那里集中处理。每年秋天，匈奴在龙城附近举
行大会，统计人口以及牲畜的数目。②

也是在冒顿领导之下，一种更加成熟的政治组织形式开始在匈奴联合体
中脱颖而出。这是左右二元体制，左在右先。《史记》说：“置左右贤王、
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③匈奴的
左右支系是在地域基础上划分的，左方管理帝国的东部，右方则管理西部。
匈奴的最高统治者单于直接统治中部领土。这样，当汉高帝转而面对匈奴的

①
匈奴与匈人（Huns）不能等同，见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新探》，载《罗马帝国的兴衰，反映罗马

历史与文化的新研究》，特姆波里尼和哈斯合编（柏林和纽约，1978），第2 部，第612、697 页注101。

关于匈奴生活方式的资料，见斯·伊·鲁登科：《匈奴的文化和诺颜乌拉的墓穴》，波伦姆斯德译（波恩，

1969）。

② 单于是匈奴语言中统治者称号的汉译。由于我们无法重建匈奴语的任何有价值部分，而且匈奴的称号和
名字只能通过中国著作来了解，因此，我使用中文的译名。这样，王的名字（如日逐王），甚至这个民族
的名称匈奴，都是汉语。后者实际上是强烈的污蔑之词，汉语的意义是“凶恶的奴隶”。在这个时代和以
后时代我们遇到的其他非汉人民族的名称通常也是汉人用汉语表达的称呼，如乌桓、鲜卑等。
① 关于蒙恬，见前面第1 章《道路、城墙和宫殿》。
②
《史记》卷一一○，第2892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 卷，第164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52 页。《汉书》卷九四上和所提到的其他几卷的段落的译文，见德格罗特：《亚洲史中的中国文书》第

1 卷《公元前的匈奴》，第2 卷《公元前中国的西域》。但是，由于这部著作很罕见，本卷的脚注没有它

的参考材料。
《史记》卷一一○，第2890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 卷，第163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③
3751 页。


威胁时，冒顿不但基本完成了他的新草原联合体的领土扩张，而且已经巩固
了他对所有匈奴部落以及被征服民族的个人统治。因此，在公元前200 年，
为了和他的中国对手在战场上进行一次历史性的遭遇战，他作好了充分的准
备。④

讲到汉高帝，他已完成了内部的统一，现在决定将匈奴赶出中国之外，

并且建立汉朝对北部边界的控制。应该指出，匈奴对汉帝国的威胁是双重的：

他们经常侵入中国边境，并且在边境地区的中国人中间，特别是对那些强有

力的地方领袖，散布不和的政治影响。这种政治威胁在叛变问题上表现得最

为清楚。在汉朝初期，投向匈奴的中国变节者包括刘信（韩王）、卢绾（燕

王）、陈豨（代郡太守）等重要人物。同样值得着重指出的是，汉朝边境将

领中有些人以前是商人，因此很可能仍维持着在王朝建立以前便已开始的和

匈奴的贸易关系。他们对汉朝的忠诚决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期中国的亡

命者中间流行着一句话：“不北走胡则南走越耳！”此语表明，即使普通百

姓与汉朝之间，一种政治上的认同仍需要发展。

在这种考虑的推动下，高帝抓住韩王向匈奴投降的机会，在前200 年冬
天发动了一场针对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高帝亲自率领一支三十余万人的
军队追逐匈奴远至平城（在现代的山西大同附近），反而落入了冒顿设置的
埋伏。在汉朝的步兵能与皇帝会合以前，冒顿带着他的40 万精骑突然转过来
包围汉军营地，切断了皇帝队伍的供应和增援。高帝落入进退两难的圈套达
七天之久，差一点被俘。①

婚姻协议制度

平城之战在称为“和亲”的王朝婚姻制度的成型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直到武帝（前141—前87 年）统治之初，和亲为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树立了

样板。平城之战失败后，高帝终于认识到用军事方式来解决匈奴问题非他的

力量所能及。因此，他决定采纳一位名叫刘敬的宫廷官员提出的实现某种程

度和解的建议。在前198 年，皇帝派遣刘敬前去和冒顿议和，最后双方达成

了协议。①

第一起和亲协定包括以下四项条款：首先，一位汉朝公主将与单于结婚；

其次，汉朝将一年数次向匈奴送“礼物”，包括丝绸、酒、稻米和其他食物，

每一种都有固定的数量；第三，汉与匈奴将成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

第四，双方都不在以长城为界的边境以外采取冒险的行动。②协定在前198

年冬天正式生效，当时刘敬护送一位年青女子——身份可疑的公主——嫁给

匈奴的领袖。

在这里应对协定条款的应用方式作一些评述。首先，如同名称表明的那
样，由刘敬完成的汉与匈奴之间关系的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两个帝国统治家族

①
《汉书》卷一下，第63 页及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115 页）；《汉书》卷九四上，

第3753 页；《史记》卷九三（沃森：《英译〈史记〉》第2 卷，第165 页）。关于某些汉朝将军是商人的

断言，见《汉书》卷一下，第69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127 页）。
刘敬原名娄敬，见《史记》卷九九，第2719 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1 卷，第289 页）；《汉

①
书》卷四三，第2122 页以下。

② 关于长城的讨论见第1 章《道路、城墙和宫殿》及《前221 年12 万户向咸阳的迁移》。

在婚姻方面的联盟。好象有一种默契，任何一方在新的统治者登基之时，一
位汉朝公主便要送往匈奴，大概是作为联盟继续的保证。于是，在惠帝继位
以后不久，第二位汉朝公主于前192 年送去嫁给冒顿，文帝和景帝都送公主
嫁给单于。③

其次，汉朝给匈奴的“礼物”的份量在每一次协定中加以确定。事实上
协定的每次修订几乎必定会导致汉朝方面“礼物”的增加。据说文帝每年增
给匈奴黄金千两，武帝为了重申双方联盟，也送给匈奴大量的礼物。从前192
年至前135 年，协议修订不下于九次。我们能够有确切把握断言，汉朝为每
一次新协定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但是汉代中国与匈奴之间的边界问题从来没
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前162 年，文帝引用高帝的一份诏书，大意是说，长城
以北受单于之命，而长城以内则为汉朝皇帝所有。然而，没有迹象说明冒顿
曾经表示愿意尊重中国的要求。①

匈奴帝国在冒顿有力的领导下继续扩展。和领土扩张的同时，他对汉朝

宫廷的态度越来越傲慢，他对中国货物的欲望总是难以满足。前192 年，冒

顿甚至要求与吕后结婚。他的信中写道：②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

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吕后愤怒，要向冒顿发起进攻。当有人提醒她平城的灾难时，她便使自

己平静下来，并命令宫廷大臣用她的名义写了一封回信。回信中说：
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

宜在见赦。
很清楚，吕后实际上是在祈求单于不要侵略中国。
冒顿死于前174 年。在死前不久，他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征服。他不但

把月氏人完全赶出甘肃走廊，而且在伸入中亚的西域地区确立了自己的地
位。冒顿从实力地位出发，转而与中国重新谈判协定。他给文帝写了一封威
胁性的信，称呼自己为“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在汉朝朝廷中就和战问题又
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辩论。在仔细地权衡了双方的力量以后，文帝决定接受冒
顿的条件。①

冒顿是幸运的，他有一个强有力的继承者，即他的儿子稽粥，在中国历
史记载中以老上单于而为人所知（公元前174—前160 年在位）。老上继续
执行他父亲的扩张政策。在西方，他继续压迫当时已重新定居于伊犂河谷的
月氏人。在东方，他甚至深入地侵扰汉的领土。有一次他的侦察骑兵深入到
汉朝首都长安的近郊。老上还成功地在和亲协定中引进了新的内容，即增加
了有关边境贸易的条款。

如果我们信任贾谊的奏疏的话，那末，尽管汉与匈奴之间私人贸易沿着

③
《汉书》卷二十，第89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181 页）；《汉书》卷五，第144 页

①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315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59 页。
《史记》卷一一○，第2902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1 卷，第173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62 页。关于和亲协定，见手塚隆义：《汉初与匈奴和亲条约有关的二三问题》，《史渊》，12∶2（1938），

第11—14 页。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 页以下。

② 《汉书》卷94 上，第3754 页以下。
①
《史记》卷一一○，第2896 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2 卷，第167 页以下）；《汉书》卷九
四上，第3756 页。


边境已经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在进行，但直到文帝统治时期才出现了大规模的
由政府主办的市场制度。确切地说，这是和他的理论相一致的，即认为匈奴
可以用汉代中国占优势的物质文化加以控制。与此同时，警告匈奴不要落入
圈套的也不乏其人。②而且，班固所说“逮至文帝，与通关市”，可以支持这
件奏疏所说的可靠性。③很清楚，边境市场制度是匈奴强加于汉朝的。由贾谊
的卒年前169 年可以判断，建立官方边境贸易的协议必然是在文帝与老上之
间达成的。如同贾谊奏疏清楚表明的那样，边境贸易满足普通匈奴人的需要，
他们大概从大量给予单于和其他匈奴贵族的皇帝礼物中是得不到多少好处
的。

当匈奴从婚姻协定的条款中得益很多的时候，对于汉代中国来说，除了
单于方面并不可靠的不侵略诺言之外，实际上并不能证明为此付出高昂费用
是合理的。中国方面的记载表明，差不多在双方关系由两个皇室之间的异族
通婚结合在一起的早期，单于就不认真履行和平协议。前166 年，老上单于
亲自率领14 万名骑兵侵入安定（现代甘肃），深入到雍，后来那里成为汉朝
皇帝的避暑地。前158 年，他的继承人军臣（公元前160—前126 年在位）
派遣3 万骑兵袭击上郡（现代内蒙古和山西北部），另一支3 万名骑兵袭击
云中（也在内蒙古）。①

和匈奴之间的战争

因此，在中国人看来，由刘敬完成的关系模式是昂贵而且无效的。如同

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文帝时期这种关系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但是也正是

文帝最急于废除它，而放弃这种制度要承担与匈奴进行战争的危险。在他统

治的中期，皇帝为一场可能的武装对抗作了每一种准备。他和帝国的卫军一

起，穿上军装，在上林苑骑马射击，研究军事技艺。②由于他是一个谨慎和俭

朴的人，他的帝国又勉强地才从内部骚乱中恢复过来，所以他避免对北方游

牧民族采取攻势。中国为了摆脱和亲制度的束缚还必须等待。前134 年，当

武帝在位时，时机来到了，这时的帝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和财政上均已巩固，

更重要的是在朝廷中有一个强有力的、有雄心的和大胆的集团充当领导。

前135 年，匈奴要求重订协定。此事在一次朝廷会议上提出讨论时，象
往常一样，多数意见是倾向于和平的。因此武帝答应了匈奴的要求。但是皇
帝的决定显而易见是非常勉强的，一年以后（前134 年），他便推翻了这个
决定，接纳了一位边境商人提出的在马邑城（属雁门郡，现代属山西）设伏

②
《新书》（《四部备要》本）卷四，第五叶。警告匈奴的是一个名叫中行说的中国逃亡者，见《史记》

③
卷一一○，第2899 页（余英时：《贸易和扩张》，第37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 卷，第170 页）。
《史记》卷一一○，第2899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 卷，第170 页）；《汉书》卷九四下，第

3841 页。贾谊关于“五饵”以及匈奴的尚武品质将因此遭受削弱的建议，见《汉书》卷四八，第2265 页

（颜师古注③）。

①
《汉书》卷四，第125、13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225、265 页）；《汉书》卷九

四上，第3761，3764 页；《史记》卷一一○，第2901、2904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 卷，第172、

175 页）。关于雍靠近长安和它作为一个宗教中心的重要性，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167 页。

② 关于文帝的行为，见《汉书》卷九四下，第3831 页。

捕捉单于的计划。这一密谋被单于发现，埋伏失去作用。但汉朝与匈奴之间
完全破裂，二者之间以和亲方式和汉朝以姑息迁就为特点的相互关系，经历
了70 余年，终于彻底结束了。①

直到前129 年秋季以前，全面战争并未发生。前129 年秋季，4 万名中
国骑兵受命对边境市场的匈奴人发起突然袭击。汉朝的武装力量之所以选择
边境市场作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因为即使在流产的设伏以后，匈奴人继
续经常大批地前来这些地点贸易。前127 年，将军卫青率领一支军队从云中
经过边境前往陇西，从匈奴手中夺回了鄂尔多斯。紧接着这次征服以后，10
万中国人被遣往该地定居，建立了朔方郡和五原郡。鄂尔多斯的丧失对于匈
奴来说是冒顿时代以来所遭受的第一次较大的挫折。②

前121 年，匈奴受到将军霍去病的另一次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军事史上，

霍与卫青同被视为罕见的天才。③霍去病率领一支轻骑兵西出陇西，6 日之

内，转战匈奴五王国，夺取了焉支山和祁连山区域。匈奴浑邪王被迫带着4

万人投降。然后在前119 年霍去病和卫青各率领5 万骑兵和3 至5 万步兵，

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迫使单于和他的宫廷逃往戈壁以北。

虽然汉朝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仍远远没有赢得战争。汉

朝在人力和其他物力方面也遭受沉重的损失。根据官方报道，每一方丧失8

至9 万人。汉朝军队带往沙漠的马匹在14 万以上，带回中国的不到3 万。由

于马匹的严重不足，汉朝没有能力对沙漠中的匈奴发动另一次袭击。①此外，

根据公元初期一位汉朝军事家的分析，有两个特殊的困难妨碍汉朝进行任何

长期持久的反对匈奴的战争。首先是后勤方面的食品供应问题。平均来说，

一个士兵300 天的行程要耗费360 公升由牛负载的干粮，而每头牛的食物另

需400 公升。过去的经验表明，牛在沙漠中百日之内将会死去，剩下的240

公升干粮对于携带它的士兵来说仍是太重了。其次，匈奴地面的气候也给汉

朝的士兵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他们决不可能携带足够的燃料来应付冬季

致命的寒冷。正如分析者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两个困难说明了为什么没有

一次进攻匈奴的汉朝远征能持续一百天。②

涉及这些远征中汉朝士兵给养的问题可以由李陵将军的事例得到证明。
前99 年，当李的军队在敦煌附近为匈奴包围时，他发给每个士兵二升干粮和
一片冰，以此作为他们分散开来逃出包围圈的给养。他命令士兵们三天以后
在汉朝的一处据点重新会合。虽然这可能是个个别的例子，但它说明，当在

① 《汉书》卷五二，第2398 页以下；《汉书》卷九四上，第3795 页以下。《史记》卷一一○，第2940 页
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176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四上，第3766 页；《史记》卷一一○，第2906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 卷，第

③
177 页以下）。
关于这两位将军，见《史记》卷一一一，第2906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 卷，第126 页以下）；

《汉书》卷五五。关于这些战役的一览表，见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收在《中国的兵法》（小基尔

曼和费正清编），第111 页以下。

①
关于人、马的损失和出征的费用，见《汉书》卷二四下，第1189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

第274 页）。《史记》卷一一○，第2910 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2 卷，第182 页以下）；《史

记》卷一一一，第2938 页（沃森，同上书第2 卷，第209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71 页；鲁惟一：

《汉武帝的征战》第97 页。

②
这些看法是严尤向王莽提出的（公元14 年），见《汉书》卷九四下，第3824 页。


中国疆界之外进行征讨时，汉朝士兵即使为了活命，也必须轻装和迅速行动。

③
但是，作为这些战斗的一个结果，汉朝向西域扩展的牢固基础是奠定了。

以前由浑邪王占领的土地从甘肃走廊向西伸展到罗布泊。在浑邪王于公元前

121 年投降以后，全部匈奴人移出该地区，汉朝在那里建立了酒泉郡。以后

又加设了三郡，即张掖、敦煌和武威，和酒泉一起，在汉朝历史上以“河西

四郡”著称。①由于河西的归并，汉朝成功地将匈奴和以南的羌人隔开，还能

直接进入西域。正如此后的历史充分显示的那样，河西成为汉朝在西域军事

活动的最重要的基地。
.

白雪

历史事实有如下述。公元263 年，刘备的蜀汉王朝被他的北方对手曹丕
的魏王朝所征服；266 年，魏王朝又禅让给新的晋王朝；280 年，这个晋王朝
又征服了东南部的吴国，因此统一了帝国全境。公元316 年，晋王朝被赶到
南方，继此而往，华北便被非汉族王朝所统治。在南方，晋在公元420 年让
位于宋；宋在479 年让位于齐；齐在502 年让位于梁；梁又在557 年让位于
陈。陈王朝灭亡于公元589 年，它被北方的敌国隋所征服，因而中国便又一
次获得了统一。

历史学家习凿齿（死于公元384 年）对曹操显得很不公正。在他的目光

中，魏是汉的叛臣贼子，所以真正的天命已归于西南的刘备。刘备王朝灭亡

以后，天命重新回到北方，而被授予了晋王朝，习凿齿本人便是生活在晋王

② 《旧五代史》卷九九，第100、136 页；《新五代史》卷十，第63、65、70 页。
① 《明史》卷一二三。

朝时代。对于他来说，晋王朝是汉的直接继承者，其间并无任何中间人。①

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欧阳修（公元1007—1072 年）用另一种方式解决了这
个问题。按照他的观点，汉以后的所有三个王朝都同样不是正统，因为它们
谁也没有重新统一帝国。他极力主张，真正的天命在公元220 年已被完全切
断。它短暂地重现于晋，即当晋在公元280 年重新统一中国的时候；但是后
来它又被中断了，只是在589 年隋重新统一了帝国之后才又出现。②

司马光（公元1019—1086 年）不得不更实际一些。当他编纂他的大部头
中国史书时，他必须在这三个后继国家的历法中作出选择。他挑选了魏王朝
的历法，而摒弃了另外两国的历法。为了说明他的选择，他发挥了这样一种
理论：帝国的统一必须被看作是真正天命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只有汉、
晋和隋是正统王朝，所有其他诸国仅仅是诸封建国家。这些封建列国都是一
样的，即它们都不受命于天，但是，那些接受合法王朝禅让的封建国家比其
他未接受禅让者要更合法一些。由于这个原故，他选择了魏王朝为汉代的主
要继承者，但是他说得很清楚，他之这样做只是便宜之计，而非出于正统观
念的考虑。①

朱熹（公元1130—1200 年）在重写司马光的史书时，便对这种肤浅的处

理办法进行了攻击。朱熹以刘备的王朝为真正天命的持有者。对于朱熹来说，

刘备的汉皇室血统要压倒曹丕自称正统的一切妄想，所以他写的史书就用了

刘备的历法。对于公元264—280 年这个时期，即刘备的蜀汉已经灭亡而东南

部的孙吴尚未被征服的时期，朱熹就不知怎么办好了。由于他把那个时期通

行的历法一律看成伪的，所以他的解决办法是把它们只用小号字来书写。

当吴王朝在公元280 年被消灭以后，朱熹认为真正的天命又重新在晋王
朝身上出现，所以他又改用大号字来纪年。从这时起，真正的天命在公元317
年跟随着晋室南下，只是在晋王朝亡于420 年时天命才又消失。公元589 年
随着隋王朝之再度统一中国而再度出现。据他所见，北方非汉族诸王朝均非
正统，正像晋王朝以后所接替的南方诸国那样。②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历史学家对公元220 年的事件评价不一，他们大多

数人对汉献帝逊位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在这方面，曹丕没有能够说服后世，

而刘备却在千年以后仍使人们感到他具有身受天命的权利。①现代的中、西方

① 《晋书》卷八二，第2145 页。关于正统论的整个问题，见B.J.曼斯维尔特·贝克：《中国的真正皇帝》，
载《莱顿汉学研究》，W.L.艾德玛编（莱顿，1981），第23—33 页。关于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见饶
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 1977）。关于晋王朝认为必须保持它是合乎正统的这种信念，其
情况可见迈克尔·C.罗杰斯：《苻坚编年史：标本历史的个案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1968），第51 页
以下。
② 《正统论下》，载《欧阳文忠全集》卷十六，第3—4 页。
①
《资治通鉴》卷六九，第2185—2188 页（方志彤：《英译〈三国志〉》〔麻省，坎布里奇，1952—1965〕，
第45—48 页。

② 用于公元264—280 年和420—589 年的小号字，可见于《通鉴纲目》的任何版本中。朱熹为此所举的理
由见于他的书中引言部分的凡例中和序中。
① 关于曹魏王朝是否正统的问题，在明代1520 年代所谓礼仪之争中也起过作用。在这次辩论中，皇帝的反
对者引用了公元229 年魏明帝的一道诏令作为权威典范来支持他们的论点，但是他们的论敌却否认这一
点，认为魏王朝的正统性实在可疑。1060 年代也有一次这样的辩论，把桓、灵二帝视为权威的典范，但这
一主张被司马光愤怒地予以驳斥，因为他认为这是两个“昏庸之君”。换句话说，前一王朝的合法性和个

历史学家通常都选用司马光的实用的办法，而在把西历用到了中国历史中去
以后，这个问题就逐渐不复存在了。在西方汉学中根深蒂固的想法是认为，
一个统一的中国比之一个分裂的中国是更正常一些的。其结果便是，只有汉
王朝统治的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20 年）才通常被称之为汉了。

它的后继的三个国家通常被总称为“三国”，而三国及其以后的分裂时
期（公元220—589 年）有时被说成“中世纪”。在这个时期倏兴忽亡的二十
几个王朝中，没有一个王朝能够使它的国号代表那个时代。只有在公元589
年隋朝统一中国以后才使一个王朝的名称又代表了一个时代；公元589—618
年时期称为“隋”，公元618—907 年时期称为“唐”，即继隋以后的唐王朝
时期。显而易见，只有一个王朝统治着全中国的，它的名号才能够代表那整
个时代，因此汉的名号以这种巧妙的方式一直传到今天的著作中。因为汉的
真正名义不仅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理论问题；它的核心是中国本身统一的这个
非常实际的问题。

别从前皇帝的形象会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被用来作为权威的模式而给人以影响。见卡尼·托马斯·费希尔：
《明代大礼的争论》（密歇根大学学位论文， 1971），第42—43、72、223、241 页，以及第281 页注59。


第6 章汉朝的对外关系
汉代中国的世界秩序：理论与实际

公元前219 年，秦始皇决定用建造若干刻石的办法来颂扬他的皇帝生涯

中登峰造极的成就，这些刻石建立在沿着他首次视察旅行路线的东海滨的各

个地方。在一座刻石（位于琅琊，今山东）中，皇帝为自己统一了中国人所

知的全部文明世界而深感喜悦。刻石铭文毕竟是一种公开的文献，写它的意

图是要激发新近统一帝国的团结一致意识。因此，它不能用来表示始皇帝的

世界地理概念。在邹衍（公元前305—前240？）的地理学思考影响下，始皇

帝和战国时期其他统治者一样，相信在大海彼岸能够找到“不死药”。事实

上，这正是公元前219 年始皇帝派遣徐福市（也叫徐福）前往海上寻找蓬莱、

方丈和瀛洲几座虚构的岛屿原因所在。

邹衍的理论

按照邹衍的理论，世界有几块大陆（大九洲），每一块又分成九个地区。

九大洲彼此由大海隔开，每一块大陆上的九个地区彼此也是由环绕周围的海

分开的。中国被称为红色地区的神圣大陆（赤县神州），但仅仅是一个洲中

的九区之一。换句话说，中国只占有整个世界的1/81。在邹衍的体系里，中

国是否位于它自己所在大陆的中心，并不清楚。①

由于邹衍的理论传播日广，中国对于它的位置的自我意识经历了一次根
本的改变。视中国等于“天下”的旧观念逐渐让位于较为实际的观念，即认
为中国位于“海内”。秦汉统一以后，中华帝国确实仍被认为是“天下”。
但这主要是在政治领域中的一种习惯用语，旨在证明皇帝是天之子；它不能
用来证明秦汉时期中国人仍然赞同中国包括整个世界的看法。下面可以举出
一例。公元前196 年，高帝访问他的家乡沛，邀请他的旧日友人和邻居长者
聚会。在宴会到达高潮时，皇帝创作并演唱了著名的《大风歌》，其中一行
是：

威加四海兮归故乡。②

宴会以后，他对长者们说，他有天下应归功于沛的土地和人民，因为他
的帝业是从作为沛公开始的。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海内”是在地理学意
义上使用的，表示中国领土的界限，而“天下”则是较纯粹的政治概念，与
现代的帝国是同义语。

战国后期和秦汉时代的地理著作中提到中国时实际上全都使用更加现实
的“海内”一词，指出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这些著作包括《书经》中的《禹

① 关于后汉时期对外关系的某些方面，读者可参考雷夫·德克雷斯皮尼：《北部边疆：后汉帝国的政策和
策略》（堪培拉，1984），该书出版时本书在印刷中。
① 《史记》卷七四，第2344 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译本，第1 卷，第160—161 页。
②
《史记》卷八，第389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397 页。伯顿·沃森：《英译〈史记〉》（纽

约和伦敦，1961）第2 卷，第114 页。关于“天下”观念，见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东京，

1956），第83—89 页。


贡》篇，《山海经》，③《吕氏春秋》中的《有始》篇，以及《淮南子》的《坠
形》篇。《淮南子》尤其显示出邹衍的影响。它断言中国之外有八殥，八殥
之外有八极。①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因此仅仅是全部世界的一个小的组成部
分。

此外，由于他们的世界地理知识随着时间而增长，汉代中国人甚至认识
到中国不一定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家。这在后汉时期中国人称罗马帝国（更
确地说是东罗马）为大秦一事中表现得很清楚。根据《后汉书》的记载，用
此名称呼罗马帝国，恰恰是因为它的人民和文化可与中国相提并论。②

但是，如果汉代中国人在地理学意义上并不认为中国是中心，那末，在
政治文化意义上，他们的确是中国中心论者。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秩序
从来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倒不如说，他们关心的是建立和维持中国人的世
界秩序，这一秩序是由中国中心论来确定的。汉代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不仅作
为一种思想存在，更重要的是，还作为一种制度形式表现出来。

五服论

作为一种概念，汉代的世界秩序主要是根据所谓“五服”的理论来界说

的。③按照这种理论，自从夏朝起，中国划分为五个同心的和分层次的地带或

区域。中心区甸服是皇室管理区，在国王的直接统治下。直接环绕皇室管理

区的是国王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的列国，被称为侯服。侯服之外是为统治王朝

征服的中国人的国家，构成所谓绥服或宾服。最后两个地区是留给野蛮人的。

生活在绥服或宾服外面的蛮夷居地称为要服（受管制的地区），这样命名是

因为假定蛮夷隶属于中国人的控制之下，即使这种控制是很松散的。最后，

在控制地区以外的是戎狄，他们在荒服（荒凉的地区）中基本上是自己作主，

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荒服到达了它的自然的终点。

这五个等级对中央的关系还通过不同地区奉献给国王的贡赋名目（包括
地方土产和服役）有所表现。大体上，贡赋是按递降的次序由从王室管理区
到荒凉地区的五类百姓交纳的。因此，国王按日从甸服收取贡赋，按月从侯
服、按三个月向绥服、按年向要服收取贡赋，对荒服则只收一次。

不用说，五服理论描述了一种理想的模式，因此不能按表面价值去理解。

不管怎样，两个令人无话可说的理由要我们认真对待这个理论。首先，所谓

九服论是由一些汉代注疏家阐述的，主要是虚构的，而五服论与之不同，基

③
关于《书经》中的“海内”观念，见李雅各：《书经》，载《英译七经》第3 卷上（牛津，1893），第

①
150 页（禹贡）。在《山海经》中有五篇题为“海内”（第10、11、12、13 和18 篇）。
《吕氏春秋》十三，第1 页，参见以下；《淮南子》四，第4—6 页（约翰·梅杰：《淮南子》卷四中体
现的汉初思想中的地形学和宇宙论，哈佛大学1973 年博士论文，第49 页及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2919 页。
③
五服最早可能见于《书经》，见高本汉：《书经》，《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11—12
页；李雅各：《书经》，第74 页。也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收于《中国人的
世界秩序观》，费正清编（坎布里奇， 1968），第20、 292 页注①。我对九州和五服理论的扼要叙述是
以多种版本为依据的，见李雅各；《书经》，第142—149 页（禹贡）；《国语》上，第3 页；孙诒让：《周
礼正义》64（卷十八），第90—95 页；孙诒让：《周礼正义》（《四部备要》本）71（卷二十），第80—84
页。


本上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当代最有批判能力的历史学家之一认为，三服
结构的确存在于早期中国的历史，即甸服、侯服和要服。①公元前221 年，一
群朝臣（包括李斯）向秦始皇联合上奏说：②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

关于远古中国人世界秩序的这种现实的报道，能够在可靠的先秦文献中
充分得到证实。显然正是在这一实在的基础之上，经过创造性的想象和在五
行思想的影响下，使实际的中国世界秩序理想化。他们在侯服之外创造了想
象的绥服，在要服之外创造了想象的荒服。

其次，五服说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思想。正好相反，它在汉代对外关系的
发展中扮演一个重要的历史角色。事实上，汉代中国人除了根据语言和这种
理论的参照结构，几乎无法去了解世界。例如，在公元前117 年，武帝说扬
州（现在的江苏和浙江）在夏商周时代称为要服；公元14 年，王莽试图系统
地把五服论应用于他的新世界秩序。①

在对外关系领域中，这种理论甚至时时影响汉朝的决策。公元前51 年，

匈奴单于呼韩邪前来向汉朝表示敬意，萧望之向宣帝建议，宁可将单于作为

敌国的首脑来对待，而不要作为附属。萧用来作为论据的理由是，匈奴属于

荒服，不能指望他们向汉朝表示常规的效忠。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②按照五

服说，荒服的野蛮人只须向国王献纳一次贡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

种理论转化为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班固发现把汉代对外关系的现实纳入五

服论的框架是很方便的，这个事实足以表明五服说构成了现实的一个不可缺

少的部分。

贡纳制度

汉代对世界秩序的认识在制度上的主要表现是有名的贡纳制度的发展。
确实，有些原型的贡纳常规甚至可以追溯到商代。但是，这些常规的制度化
以及它们在对外关系领域中的应用，无疑是汉代的独特贡献。原因是不难找
到的：汉帝国面临的对外关系问题和前帝国时期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有
本质的不同。新的关系需要新的制度来表现。汉代的贡纳体系经历了一个漫
长的和复杂的演变过程，这在论述各个外族集团的几节中将予说明。但是，
在这里将提出几点总的意见。①

首先，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贡纳制度务必不能只在狭隘的意义上来理

解，而把它看成是用来调节中国对外关系的一种标准模式。就其广义而言，

“贡”的概念是汉帝国的一项普遍施行的政策，同样适用于中国人本身。例

如，各个地区的地方产物都要作为贡品献给朝廷。在理论上，有理由这样说，

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之间在贡赋体系下的不同是一种程度的问题。

①
顾颉刚：《史林杂识》（北京，1963》，第1—19 页。

②
《史记》卷六，第236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25 页）。

① 武帝述及要服之事，见《汉书》卷六，第2759 页。关于王莽，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36—4137 页，
所述与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致，见该书71（卷二十），第80—84 页（见前第408 页注③）。
② 《汉书》卷七八，第3282 页；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第31 页。
①
关于进一步的论述，请看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中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
1967）。


学者们普遍同意，五服说基本上和现实地看，无非是叙述内部和外部地
区之间相对的二等分法。对野蛮人的外部地区来说，中国是内部地区，正如
同对外部的侯服来说甸服是内部地区，在中国文明周围的要服对荒服来说就
成为内部地区。理解了这种方法，那末，我们就可以发现，汉代世界秩序的
制度实际上是完全和五服系统相适应的。

如我们所知，汉代早期的皇室统治区位于以关中命名的京师地区，这个
地区以四座关口和帝国的其余部分隔开。在前汉的大部分时期，关中地区防
卫保持如此高度的警惕，以致百姓经过关口时都要携带传（通行证）。在这
个地区以外的是郡，可分为两类。据3 世纪的学者韦昭说，在中国内地的郡
称为内郡，而那些沿着边境并以要塞和关卡对付野蛮人的郡则称为外郡，也
可分别称为近郡和远郡。②很容易看出，内郡和外郡十分类似侯服和绥服。

最后，更为有趣的是，与要服和荒服之间的区别粗略相当，汉朝政府也

将非中国人分为两个较大的集团，即外蛮夷和内蛮夷。一般来说，外蛮夷生

活在汉朝边界之外，因此并不直接受帝国的统治。与之相反，内蛮夷不但居

住在汉帝国之内，而且承担保卫汉朝边境的责任。在汉代，“葆塞”这个专

门名词经常是适用于内蛮夷的。这样，便有了所谓卫边的蛮夷，卫边的羌人，

卫边的乌桓，等等。①

此外，这种内外的区别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制度化了。外蛮夷在归顺汉帝

国以后，通常处于属国的地位。在指派一名中国官员（属国都尉）负责属国

事宜的同时，蛮夷照例可以保存原有的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在理论上，他

们现在已成为帝国的“内属”，但实际上他们继续享受外蛮夷的自由。有证

据表明，至少在前汉时期，匈奴和羌的几个属国在汉的疆域之外。另一方面，

居住在帝国之中的归顺的蛮夷组成“部”，直接受汉朝的管理。当状况合适

时，帝国政府便采取最后的步骤，将“部”转变为正式的州郡。许多例子说

明，在公元2、3 世纪这个过程一直在继续进行。

这种讨论不应认为要断言汉朝政府完全成功地将中国的贡纳制度强加于

非中国人身上。这只是表明，汉代中国人有一种中国的世界秩序的清晰观念，

这种观念是建立在内外之别基础上的；他们作出了认真的努力，将它强加在

邻近的非中国人身上。必须强调指出，在实践中，汉代贡纳制度在对外关系

领域中从来没有达到象它在内部同样稳定的程度。这种制度的平衡取决于许

多因素，诸如大多在中国控制之外的各色各样外国政权的兴起和冷落。因此，

在维持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方面汉朝的成就充其量也是有限的。然而，如果

脱离汉代对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观念去看问题，那末，汉代中国的外交关系显

然将是难以讲通的。从一开始这种观念便是外交关系的一个不可分开的特

征。

②
《汉书》卷八，第241 页；《汉书》卷九九下，第413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43
页）。

① 《后汉书》卷十五，第581 页；《后汉书》卷十九，第717 页；《后汉书》卷二四，第855 页；关于“葆”
字及其涵义，见杨联陞：《中国历史上的人质》，收在他的《中国制度史研究》（坎布里奇，麻省，1961），
第43—57 页；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2 卷，第202 页。
.

白雪

皇太后、她们的外戚以及宦官，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文籍中，都说他
们是汉王朝衰微的征象。近年来，人们试图重新评价宦官在后汉没落方面的
作用。②宦官远不是王朝软弱的象征，而事实上是在完成一个很重要的宪法目
的。据说，汉代政府依靠一个互相制衡的体系来防止任何集团独掌大权。当
外戚家破坏了这个平衡的时候，皇帝在宪法的意义上就得恢复它，因此，这
时宦官就被引进其中了。

如果外戚家赢得了这场斗争，汉政府的这套体系就会被打乱，汉王朝的
灭亡也就会提前到来。这样看来，宦官实际上是应该为王朝的延长寿命记一
功的。但这一说法也有一个弱点：在后汉时期有许多外戚手中之权足以另建
一个新王朝，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这不是他们没有本钱这么做，而是因
为在那时的精英尚未找到能够使改朝换代的行为合法化的政治的或超自然的
理论。

黄巾军通常被西方作者视为汉朝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部分地是由于
大陆的中国历史学者不厌其详地写了农民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学
中，农民起义被看做是一种进步的成份，而在1960 年前后又出版了一大批关
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论著。这种兴趣部分地影响到了西方的汉学，因此之故他
们也就发表了许多关于黄巾军的研究。①平心而论，认为被逼上梁山的农民起
义能够推翻一个王朝的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后汉来说，它的因果
问题并没有象许多中国共产党史学家和西方史学家所阐述的那样清楚。

黄巾军叛乱爆发于公元184 年。它在以后的年代里周期性地此伏彼起，
政府结构由于时不时的叛乱而有所改变。公元192 年，曹操战胜了据说是有

③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七，第5 页。
④ 这句话见于何焯对《后汉书》卷七八的标题《宦者列传》所作的评论；见《后汉书集解》卷七八，第1
叶。
①
例如见福兰格：《中华帝国史》（柏林，1930—1952）卷3，第415 页以下；以及赖肖尔和费正清：《东
亚：伟大的传统》（伦敦，1958），第125 页以下。

② 毕汉斯：《汉代的官僚政制度》，第155 页；以及上面第3 章《宦官的作用》。
① 例如见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59 年第
4 期，第45—59 页；以及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北京，1962）。关于西方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著，
见维尔纳·艾希霍恩：《太平和太平教》，载《东方学研究所通报》，5（1957），第113—140 页；罗尔
夫·斯坦因：《论公元2 世纪道教的政治-宗教运动》，载《通报》，50（1963），第1—78 页；詹姆斯·哈
里森：《共产党人和中国农民叛乱（关于中国人重写历史的研究）》（伦敦，1970）。

30 万人的黄巾军。他把他们编入了自己的军队，但在192 年以后仍有黄巾军
继续活动的迹象。他们有时帮助这个军阀，有时又去帮助那个军阀，有时又
自己独立活动。可是在公元207 年以后，他们的名字不再见于记载；因此他
们对公元220 年的汉献帝退位未能起到直接的作用。

但是，他们的间接作用或许比他们的直接卷入更为重要。在许多宗教性
质的叛乱中，黄巾军比其余任何叛军更直言不讳地说到汉朝已至末日临头。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就是他们在公元184 年的口号。“苍天”通常
意指汉朝，虽然按正统理论汉朝是色尚赤。②公元192 年，他们给曹操送去了
一封信，断然拒绝他们和曹操之间和解之意向。他们写道：“汉行已尽，黄
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③现在我们不能肯定，大量黄巾军
在公元192 年合并到曹操军队中来究竟是否加强了那些主张马上实行改朝换
代的精英上层集团；我们只能说，合并没有削弱这种思想。

黄巾军对于随着灵帝之死之后公元189 年一些事件的影响，我们也很难
加以估计。董卓在184 年取得了对黄巾军战争的第一次胜利。接着，曹操、
刘备及其他一批将领也都取得了胜利。在这一方面他们的作用是重要的，虽
然其作用是非直接的；而且应该强调指出，黄巾军完全没有直接卷入到公元
189 年的事件中去。

虽然叛军在反对朝廷和汉王朝，但是事实上很清楚，一个活生生的皇帝，

即使像汉献帝那样已成为“乘舆播越”者，仍然使得他们感到畏惧和不舒服。

汉献帝几次落入了叛军手中：192—195 年朝廷被侵蚀时是如此，195—196

年乘舆回洛阳后也是如此。虽然从理论上讲弑一个十余岁的皇帝易如反掌，

但事实上甚至满朝文武惨遭杀戮之际，他也被留下了性命。叛军伴随东逃至

洛阳的献帝时，他们一有机会也就很乐于放他走，因为有他在身旁会使他们

感到不舒服。他们没有能力另立新皇帝和另建新王朝，这无疑是因为他们确

实没有想出一套透彻的理论来支持改易王朝。这得让精英上层集团去搞这种

理论，但汉代最后几十年的混乱却给这些集团及其人士有了站到前台上来的

机会。当曹丕在公元220 年同意这个理论并接受了汉献帝的退位时，黄巾军

似乎在他心里没有占到最主要的地位。

汉人所不断坚持的理想

把全中国统一在一个领袖之下，这就是中国历史所最坚持不懈的理想。
甚至在公元20 世纪这个理想与在公元前5 世纪也是同样明显。不论什么时候
中国如果处于分裂割据之下，这都被认为是暂时局势。在汉以前的战国时期
和汉以后的中世纪时期，和平从未延续过几年以上，但所有战争的最终目标
只有一个：把中国重新统一到一个领袖的统一之下来。

在战国时期，各国王侯本人或许并不完全懂得应采取的这种统一和这种

领导的形式，但是在中世纪时期（汉亡后的4 个世纪，公元220—589 年），

汉之为汉的统一和秩序作为这种形式和领导的现实而受到人们的回忆，而且

汉之为汉的名称又总是象征着已经失去的完美郅治，象征着他们企求的统

一。有几位统治者或者径称其朝代为“汉”，或者把自己的宗谱同汉代诸帝

② 《后汉书》卷七十一，第2299 页。
③ 《三国志·魏书一》，第10 页注2。

挂上钩。有几家王室甚至自豪地追踪自己的先祖出自汉代某个官阀，还有远
在日本的某些氏族也自认是汉代诸王的苗裔（有时是本无其事的）。

在蜀汉王朝也发展了一种理论，即这几个汉王朝有如兄弟先后出生那
样，它们也是前后相继的。前汉被视为老大哥，后汉被视为仲，新兴的蜀汉
则被视为季。①这个王朝在公元263 年被镇压下去，但40 年以后，即公元304
年，在华北又成立了新的汉王朝。关于这个王朝建立的前因后果，已见前面
所引史书的部分叙述。

它的统治者刘渊（死于公元310 年），本是匈奴的一个王，但在公元304
年却另外添了一个“汉帝”的尊号。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姿态。刘渊深通中国
古代历史的事实，他因而知道有些最伟大的中国天子，就和他一样，出身于
戎狄之邦。他读过《汉书》，知道500 年以前，第一位汉代的皇帝就曾经把
一名公主下嫁给他的祖先。从这次婚姻传下来的世系就姓了皇室家的刘姓，
以表示对公主的尊敬，而这就是一种迹象，表明汉室和该公主的后裔——刘
渊本人——之间是甥舅关系。

刘渊对后汉历史的盛衰及其伴随着灭亡的事件知之甚详。他认为蜀汉是

汉代的真正继承者，所以他很知晓蜀汉的历史，其言论有如下述：②
..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

能抗衡于天下。

蜀汉之帝，即刘备的儿子在公元263 年耻辱地投降了北方的魏国，但刘
渊对蜀汉这个不光彩的结局视而不见；此时他正在魏国的京师做一名小官。
40 年以后，即公元304 年，他决定特别强调这种“甥舅”关系，而且建立了
他自己的汉王朝。当他在公元310 年死的时候，他被谥为“光文”；按照中
文的习惯，“文”（指文才）与“武”（指武艺）相对而言，因此，他被谥
为“光文”，就是把他放到了与后汉开国之君“光武[帝]”相当的地位。

他建了一个太庙，在里面祭祀着最赫赫有名的汉代诸帝，这就意味着汉
王朝继续存在，直到这座太庙于公元318 年在“鬼夜哭”声中被烧为平地。①
但是在此期间，“汉”的名义上的魔力还是起了作用的。公元311 年，这个
匈奴的汉王朝攻取了京师洛阳，生俘了汉族的皇帝。当这位好奇的匈奴皇帝
问他的汉族对手事情怎么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时，这个不幸的受害者感到必
须以完全出于天意作答，他说：“大汉将应乾受历”，这就是假定汉朝的历
数可垂之久远。②

汉人在这时又在另一个京师立了另外一个皇帝，但却是完全无用。这个

异族的汉王朝的军队在公元316 年攻破了长安，一个中国皇帝又一次被他的

匈奴对手所生俘。过了不久，匈奴皇帝的儿子死去，但过了几天他又复苏，

说了一个奇异的故事：即他看来已经死去，但他实际上是去遨游了天宫，他

在那里会见了刘渊的神灵；刘渊告诉他，上天已为他的父亲留下了一个位置。

另一位天上的王要求他带回一件礼品到人世中来，带给汉皇帝。当检查这件

①
“季汉”之用于蜀汉，其证据见于《三国志·蜀书五》（卷三五），第927 页；以及《三国志·蜀书十五》

（卷四五），第1079 页。以“中汉”指后汉，见《三国志·魏书二十一》，第601 页注1；《三国志集解·魏

书二十一》，第11 叶；以及《三国志·蜀书十五》（卷四五），第1080 页。

① 《晋书》卷一○一，第2652 页；《晋书》卷一○二，第2679 页。
② 《晋书》卷一○二，第2661 页。“应乾受历”之说在600 年以后又用过一次，那是另一个国号“汉”的
王朝用的，其“汉”帝可能是阿拉伯人。

礼品的时候，它证明了这儿子的故事是真实的。汉帝因而特别高兴，说他不
再惧怕死了。①

汉帝的君权虽然在地府很威灵显赫，但在地上，它的人世上的权威在公
元318 年宗庙被毁以后却大大地黯然失色了；公元319 年，在位的匈奴皇帝
放弃了“汉”的名号，而改称为“赵”。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和刘渊的
想法不一样，他认为匈奴皇帝代表着一个独立的王朝。他们不是汉朝的继承
者，而是晋朝的继承者，因为晋朝有两个皇帝曾被他俘虏过。但是直到公元
329 年以前他们仍然祭祀刘渊，而在329 年，这个赵王朝及其所有王公和高
级官员又都在洛阳被活埋了。②

9 年以后，即公元338 年，一个新的汉王朝在中国的西南隅——即刘备
建都的那个城市——宣告成立。可惜此事缺乏详细报道，所以我们不知道为
何做此决定。这位新的汉帝姓李，所以不能想像他会自认属于刘姓的汉朝皇
室。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王朝只立国9 年。它的最后一个皇帝投降了晋王
朝，因此，晋王朝虽然在北方被匈奴皇帝所侵犯，但它在东南半壁有所恢复。

③晋王朝流亡者从此未再恢复北方领土，国步艰难地苟延到公元420 年：那时
一位将军刘裕（公元356—422 年）迫使它最后的皇帝退了位。
刘裕的王朝国号宋，但重要的是他也费尽气力地把他的祖宗上溯到汉高
祖，尽管汉高祖已死了600 年。历史学家沈约（公元441—513 年）在公元
487 年受皇帝之命讲述刘裕的权力所以兴起的原故，据他说是因为自汉朝灭
亡以来直到当时的200 年中，人民从来没有真正忘记汉代，而魏晋两个王朝
实际上只是汉代利益的临时照管者，是把后汉和刘宋联系起来的桥梁。④

在这以后，汉的名称在中世纪又出现过一次。一名北方将领侯景（公元

503—552 年）因耽心有生命危险，所以在548 年助了当时南朝皇帝——即梁

武帝（公元502—549 年在位）——以一臂之力。南朝朝廷错误地相信了他，

但当侯将军在南朝首都建康站稳了脚跟，他大搞恐怖政策，饿死了时年85

岁的老皇帝，另立了一个傀儡为梁帝，最后还是在公元551 年自己当上了皇

帝。侯景的这个短命的王朝（侯景于次年被杀，梁室复辟）也称为汉，其理

由我们尚无所知。很明显，侯景从北方随身带来了这样一种思想：汉之为汉

可能成为一种强大的宣传工具，因而他可能是想要这个名号的精神力量来保

证他的王朝万古千秋。①

在此以后的366 年，“汉”的名号消失了。在此期间，中华帝国在公元
589 年被隋王朝统一，接着是光辉璀璨的唐王朝，直到公元907 年。在唐王
朝瓦解以后的混乱也令人想起了汉亡之后的情况。在公元907—980 年间的大
约15 个王朝中间，有4 个是其国号为“汉”的。其中最长的一个王朝从公元
918 年直到971 年，而以广州为基地。一个奇怪的细节是，广州皇帝们虽然
也姓汉家皇室的刘姓，却可能是阿拉伯人之后裔。在北方也建立过两个汉王
朝，其一从公元947 年到950 年，其一从951 年到979 年。这两国的皇帝都
是非汉族人，虽然他们的皇室也都姓刘。最短的汉王朝只存在了一年（公元

① 《晋书》卷一○二，第2673—2674 页。
② 《晋书》卷一○三，第2684—2685 页。
③ 《晋书》卷七，第181 页；《资治通鉴》卷九六，第3017 页。
①
《梁书》卷五六，第859 页。又见小威廉·T.格雷厄姆：《庾信的〈哀江南赋〉》（剑桥，1980），第
11 页。


917 年），是在西川成立的，即刘备蜀汉所曾统治过的那个地方。可是，它
的统治者并未自称是出自刘姓。②..

最后一个国号为“汉”的王朝是在此400 年以后，即在公元1360 年成立
的，它的建国者本是一个渔人之子，但不知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在汉献帝退位
一千多年之后却采用了赫赫有名的“汉”为国号。这个王朝仅立国四年就被
明王朝的开国之君所消灭，因而其详不可得而知。①自此以后“汉”的名称仍
历久未衰，例如“汉字”之义便是指中国文字，“汉族”便是指北部中国的
人民。中国人迄今指某人是“汉学者”（Hn scholr），此即我们西方人所称
为的“汉学家”（sinologist）。

正统的继承

公元200 年以后各个汉王朝的建立，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表明一种古老
的思想：“汉”并未实际死亡。但是历史学家得处理事实，而传统的中国历
史学家在写到公元220 年以后时期的时候，他就面对着一个问题。在那个时
期有过三种历法，因而历史学家得选其一个作为主要历法，这就是要选其中
的一个作为主要的王朝，使之可以系年记事。历史学家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
主观武断的；相反地，他所选择的王朝和历法都是他认为合法的，因此他就
把另外两个王朝宣布为非法的了。

这个问题被称为正统继承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即是指：汉朝的天命是否
已在公元220 年转移到了由汉献帝禅位的曹丕身上，抑或转到了属于汉皇室
成员的刘备身上，还是转移到了和汉王朝无丝毫瓜葛的孙权身上。这最后一
种可能性未被人们考虑过，因为所有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孙吴是闰位。要挑
正统者就应在刘备和曹丕之间进行，因为他们两人都自称是汉王朝的真正继
承人。

在公元220 年之后的分裂割据时期，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当汉
人诸王朝在公元316 年被北方的非汉人入侵者驱赶到中国东南部时，对它们
来说重要的是定要知道，它们才是天命的真正持有者和继承人。它们相信，
真正的天命能像精神屏障那样保护它们免遭北方魔鬼的侵犯，并且最终能帮
助它们恢复中原。


.

白雪

如果我们承认在前汉的末年，改朝换代的理论开始变得明显地见之于上
层精英集团之中；如果我们承认它后来被光武中兴打入地下后又在后汉的最
后一个世纪同民间宗教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承认它经过修改在最后被各种
军阀所集结而成的新的社会精英集团接收过去，那么，汉代为什么衰亡的问
题就能部分地求得解答了。汉代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一种超自然的哲理体系
成长起来之后催了它的命，这个体系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实现它的理
论而已。许多人相信曹操便是这样一个人；但他表示敬谢不敏。他试图建立
一种新结构，那就是使皇帝统而使将军们治。他的儿子曹丕没有接受乃翁的
思想，他有他自己的几条理由来急于拥有皇帝尊号。

曹丕作为曹操的世子，他子承父位是无人与之抗衡的；如果他当上了皇
帝，那么，要搞掉他就等于要搞掉一个皇帝，而像历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样，
这样做不会得到支持，也不会得到成功。除此之外，曹丕有一个有权有势的
父亲，但即令他继承了曹操的爵位，也并不能保证他也继承了曹操的威望。
他在父死不久就有些急匆匆地去南部领土上巡视，其中也有他致力于要深获
军心拥戴之故。另一使曹丕即位做魏王朝开国皇帝的原因，可能是他比汉献
帝小五岁，因此他所处的地位不那么适合向献帝发号施令。

当说完和报道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仍然不知道曹丕是不是受到了他自己
的官员们的压力，抑或废黜献帝的整个过程是由他本人计划和发动的。事实
的真相可能是这二者都多少兼而有之。但是，如果曹丕认为他自己称帝就可
以像汉朝皇帝那样赢得同样的忠心，历史证明他是错了。

关于汉王朝衰微的传统理论

大多数历史学家把后汉的历史都说成是一部从虎虎如生的开头到毁灭性
的灭亡的逐渐衰亡的历史。所以自然而然地他们会发问，这种衰亡是怎样发
生的。传统上有三种答案。有些历史学家指责某些皇帝个人；另有些历史学
家怪罪于妇人和宦官；再有些人则归罪于黄巾军。

关于后汉和刘备蜀汉王朝的历史，在公元304 年的史书中有如下的叙
述：①

..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
三光晦而复明，神器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
炎光再阐。自和、安已后，皇嗣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
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
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

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

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
这是一篇出色的亲汉代的宣传鼓动文字，它写于公元304 年又一次复兴

汉室的时候（见下面《汉人不断坚持的理想》小节），它所包含的要旨被研

① 《晋书》卷一○一，第2649 页。这里所写的某些术语是用的比较好懂的对应字眼。例如“神圣的器皿”
（holy vessel，神器）通常是指御玺；这即是帝位的象征；“蜀”，处于中国的西南部。

究汉代衰亡原因的中国历史学家一再予以强调。我们看到它提及某些皇帝个
人的作用，儿童皇帝所起的有害的影响（“国统频绝”），黄巾和宦官的为
患（“群阉毒流”）。它对魏王朝显示了明确的偏见（即“曹操父子”），
因此预示了后世关于“合法性继承”的争论的问题（见下面第373 页以下）。
最后，这段文字也提出了一种不绝如缕的思想，即汉王朝不会真正地死去。
在上述一段文字的前面还有一句话，据说汉王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
于姬氏”，这样就是意味着至少要历时千年，历世约四十君。①

许多中国历史学家都讨论个别皇帝的功与过，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些

皇帝引起了汉王朝的兴盛或衰亡。不算儿童皇帝（后汉有五人），后汉包括

九位皇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和最后一

位献帝。按照传统的想法，这九个皇帝中有的是有道明君，有的则是昏庸无

道。对于第一位光武帝人们总认为他是好君主，凡是称颂开国君主的一切嘉

言懿行也都必然往他身上扣。末代皇帝也享有好声誉，但这却叫人感到奇怪，

因为事实上是，传统历史学家经常认为末代君主就是罪恶的象征，不会治理

国家。史家范晔（公元398—446 年）总结了大家的意见，他写道：“天厌汉

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②

第二代君主明帝也被认为是好的，只除了认定他刑罚苛刻之外。其后章
帝也是好皇帝，可是，历史学家王夫之（公元1619—1692 年）在他身上开始
看到了汉王朝衰落的迹象。③其后的五个皇帝就都受到责难。早在公元190
年，学者蔡邕就称和帝、安帝和顺帝都“无功德”。公元219 年，当人们在
和曹操议论汉代历史的时候，都认为安帝是第一个坏皇帝。自此以后，传统
就在和帝和安帝之间摇摆，要找出谁是第一个坏皇帝。他们的后继者顺帝、
桓帝和灵帝受到普遍的责难，但是，桓帝和灵帝又比顺帝更坏。在适当的时
候，“桓灵”一词即意谓“暴虐的政府”；此词在后世的政治词汇和诗的语
言中即等同于“幽厉”，此即传统观点上的两个坏的周王。④

如上所见，围绕着后汉诸帝所产生的历史成见是在后汉最后几十年中开
始形成的，所以不用奇怪，这种成见给汉代衰亡的传统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1086 年）把后汉的历史分为四大段。第一
段是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时期，每一个人——“下至虎贲卫士”——都经明
而行修。和帝、安帝和顺帝三朝则缺乏此等优良风气。所幸的是，最初三位
皇帝的遗化对高级官员仍在起作用，因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往
往拼着性命来防止国家的垮台。如果顺帝能有好的继承人，汉王朝可能会再
度兴盛，但很不幸，顺帝之后却是接着“桓灵之昏虐”的时期。

这几名皇帝不仅坚持其先辈皇帝的愚蠢，而且他们更进一步残害忠良，
以致朝廷污浊，仇恨滋生。以致在最后阶段，汉献帝成了“乘舆播越”的游
荡者，虽然从前的伟大在他身上仍残留着最后的痕迹。仅仅是他的存在，就
足以阻止曹操这个“暴戾强伉”之徒夺走他的帝位。①

历史学家赵翼（1727—1814 年）却持论不同。他说，光武帝不出自前汉

① 《晋书》卷一○一，第2649 页。
② 《后汉书》卷九，第391 页。
③ 关于对这两个皇帝的赞誉，见《后汉书》卷二，第124—125 页；以及《后汉书》卷三，第159 页。关于
王夫之的意见，见《读通鉴论》卷七，第198—199 页。
① 《资治通鉴》卷六八，第2173—2174 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356—358 页。

皇室的大宗，而是它的小宗。因此，他的创建后汉“譬如数百年老干之上特
发一枝，虽极畅茂，而生气已薄”。因而不足为怪的是，不用说几个儿童皇
帝，其中和帝、安帝、顺帝、桓帝和灵帝都青年夭折，无一人活过了34 岁的。
只有光武帝、明帝，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还有献帝，却都活过了那个年岁。在
他看来，整个帝国的繁荣昌盛是同皇帝个人的长寿相联系的，而某王朝的衰
落也可从它的诸帝的早死看得出来。①

赵翼认为重要性在于汉代诸帝早死者多，这可能不是太牵强附会的。当
人们问到传统的历史学家，为什么从和帝和安帝直到灵帝都是坏皇帝时，千
篇一律的回答都会说：“因为他们允许妇女和宦寺当政。”正是在这里，诸
帝的早死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儿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会没有子嗣，以致帝
位常在空缺之中。从根本大法上说，没有太子，就会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实
行摄政，因此，他们要从旁支挑选一个新皇帝，从而使“新枝发自新枝”。

自然，他们会挑选一个年轻的皇帝，以便他们能延长自己的权力。同样

自然地，如果皇帝长大成人，他不会满意摄政的影响，而会开始寻找同盟者。

官僚们对他没有用处。他们要么被收买，要么屈从于外戚家的威势，而且不

论在何种情况下，皇权的扩大是不符合官僚们的利益的。结果就是皇帝投向

宦官的怀抱：他们往往成为他的唯一的宠信者。当摄政被搬掉的时候，作为

皇帝旨意的唯一解释者和执行者的宦官，便来填补了权力的真空。这样，宦

官的统治被说成是妇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妇人之治又反过来被说成

是男人系统虚弱的无可避免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人们把妇人之治和宦寺之治跟皇帝的早死联系起来（像赵
翼那样），或者把它们跟道德沦丧联系起来（像司马光那样），这都是无关
紧要的。事实仍然是，妇人之治和宦寺之治确实是从和帝开始的、直到公元
189 年9 月宦官被屠杀时为止的后汉历史的特点。为什么妇人之治与宦官之
治要被看作是汉王朝衰落的象征呢？奇怪的是，传统历史学家几乎都不愿劳
神地去解说这件事情；论据是不足为奇的。有时我们会从书本上知道，权力
必须产生于阳，即自然界的积极的、朝气蓬勃的阳性本原。②女人自然代表
阴，是其反面的、被动的本原。宦官也被看作是阴，因为他们的阳性已被去
掉了。由此观之，妇人和宦官之治被说成是由阴所产生的权力，而这是传统
思想家所憎厌的概念。

天、地和自然也都厌恶这种统治，因此用彗星、地震和生畸形人来示警。

认为自然本身也讨厌妇人和宦者之治的这种概念也很古老。当历史学家司马

彪（约公元300 年）把这种奇异的现象列举出来时，他解释说，它们大多数

都是由妇人和宦官之治引起的。①曹操死后仅一个月，他的儿子、世子曹丕当

时仅为魏王而尚非皇帝便立下一个规矩，即只许宦官当奴仆，余职一概不许

染指；公元222 年已身为皇帝的曹丕，在他册封第一名皇后时就下令，皇后

和皇太后及其所有外戚，从今以后，一律不得参与政府事务。②

除坏皇帝、母后摄政和宦官之外，还应加上第四个促使汉王朝衰亡的原

因：即黄巾军。有几个传统历史学家把黄巾军看成是使汉朝衰亡的最重要的

直接原因。欧阳修（1007—1072 年）写道：“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而

①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四，第15 叶。
①
这个表形成了《五行志》，即《后汉书》（志）卷十三——十八。

② 《三国志·魏书二》，第58、80 页。

“已无救矣”。③何焯（公元1661—1722 年）把黄巾军之乱与宦官之治联系
起来，他写道：“东都黄巾蚁聚，群雄龙战，皆由宦者流毒。”④

这种历史成见也影响到了西方历史学者。像他们的中国同行那样，他们
也强调指出坏的或不负责任的皇帝，涉及太后和宦官之间的派性斗争，以及
黄巾军，把它们视为导致汉王朝没落的征候或原因。但是，西方历史学家搞
不懂如何按照道德沦丧论来衡量皇帝之坏和他不配做皇帝。由于事实上一个
朝代的皇帝们（创国之主除外）都长于深宫之中，脱离人民，被金粉豪华的
生活和阴谋诡计所包围，所以他们把这些皇帝的习性看成是这种事实的必然
结果。①就后汉的情况来说，这种解释又有些不足恃，因为安帝、桓帝、灵帝
和献帝的早年都不住在宫内，但是，这种情况对他们配不配治理国家似乎没
有起什么影响。


.

白雪

汉献帝的被废黜（公元220 年11—12 月）

在或真实或假想的家庭争吵之中，曹操的太子曹丕（公元186—226 年）

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和官职。他做了新的魏王、新的丞相和他的领地上新的州

牧。有人认为，一个孝子守孝的时间应该比曹丕所守的更长一些，但这位新

王迫不及待地要到他领地的南部去游幸。很可能曹丕是这样想的：他得向国

内和国外的对手们炫耀他的新的武力，特别是要向他的几个弟弟和南方的孙

权耀武扬威。孙权的反应是向他表示忠心；刘备的一个重要将领也这样做了；

在刘备和曹丕领土之间的一位非汉族的部落王也这样做了。①

这种称心如意的征象使得一个阿谀的朝臣把他未公布已达七年之久的天
象揭示出来。自从公元213 年以来，他就从古代的图谶学说中得知，曹丕就
是那位应该即皇帝位的人。如果把这作为一个试探器，它是达到了目的的。
在11 月的下半月和12 月10 日，关于天命改变之事在汉献帝、曹丕、曹丕的
随从和汉朝廷之间进行着活跃的讨论，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公元220 年12
月11 日符咒被解开了：汉献帝逊位于曹丕，汉王朝至此宣告不复存在。②

直接的后果

可是并不能肯定，汉王朝确已走到了尽头。当汉献帝被废的消息到达位
于西南首府的刘备那里时，他发布消息说汉献帝已被弑。再没有比这更不合
乎事实的了。实际上，曹丕给予了逊帝一个漂亮的封号，很优厚的收入和其
他几种特权。可是刘备为他发丧，他的僚属开始上条陈，充分地证明刘备就
是上天所属意的汉代的继承人。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之一的诸葛亮（公元181—234 年）——他的光辉战略迄今仍流为口碑并且这时是刘备的主要支持者
——也加入了这个劝进的队伍。或许就是他的陈词比别人的说法更能打动刘
备，使刘备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公元221 年5 月15 日刘备也即位为帝，特别
强调汉运永世不衰之意。他说，他是汉室的一员（这可能是千真万确的），
因此他的王朝也称为汉。所以，汉朝的统治在帝国的西南部得以延续。①

第三位军人头目似乎使人意外。他暂时承认了北方的魏王朝，接受了

“王”的封号。可是孙权在公元222 年也自建年号，这表明他不完全承认魏

的统治。改元因是皇帝的特权；刘备曾在公元221 年称帝时就自己建了年号。

从222 年起就有三个年号：一为魏，一为刘备的汉，再一个便是孙权。毫无

疑问，由于孙权不能宣称汉帝已逊位于他，他也不能说他本人是汉室的一员，

所以他只以自己的王的封号为满足。只是到了公元229 年才有符瑞纷纷预言

孙权宜有帝号。从公元229 年5 月23 日起孙权便成为吴国的第一位皇帝，因

① 《三国志·魏书二》，第60 页。
②
《三国志·魏书二》，第62 页以下。《三国志》的注详细征引了不见于其他形式的著作（关于这些文件

的情况，见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又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11—12 叶）中的引文；以及卡

尔·莱班：《天命的操纵：公元220 年曹丕即帝位所隐含的天意》，载《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戴

①
维·罗伊和钱存训编（香港，1978）。
《三国志·魏书二》，第76 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7 页以下。


此中国就有了三个皇帝。②刘备死于公元223 年，曹丕死于226 年，但他们的
嗣君都继续互相战斗，一直打了半个多世纪。

②
《三国志·吴书二》（卷四七），第1134 页。


对汉王朝灭亡的剖析

汉朝灭亡了，因为改朝换代的思想已大行其道，从老百姓到曹操一帮人
中的各种势力集团莫不作如是观。虚弱的几位皇帝，或者宦官们、皇后们以
及黄巾军都被指责应对汉朝之亡负有责任，但直到它灭亡了千余年之后还有
人想使它复辟。对于有些人来说，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违法
性玷污了魏国的皇帝及其继承者。这种观点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三国
之中谁是法统的继承人？

王朝与形而上学

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关于汉王朝也有人提出帝国为什么衰落的问
题。此答案与关于罗马衰落的原因一样，也是众说纷纭的，比如有人认为应
责怪某些皇帝，有人认为应该注意超越个人力量控制所能及的那些制度上和
文化上的因素。当然，及身目睹事变的政治家和隔了相当长时间来考虑这些
问题的历史家之间的答案是有差别的。

对于汉代衰亡的最通常的解释，是14 世纪一部小说关于该王朝灭亡的弁

首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①这种解释把所有行为者及其

一切行为都看做是本质上从属于某种更大的、经过经验证明了的过程，因此，

任何已经创建起来的事物都会有朝一日走向瓦解。这种观点颇接近于西方历

史家的那种观点，即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的结果，好

像一个帝国就是一个必然趋向于机体腐朽的有机结构一样。

另外有一些人把问题看得更仔细一些，他们想给汉王朝的明白无误的没
落找出实质性的理由。如上所述，有一个学派认为，汉朝的没落只是一个暂
时事变，它终究会重新露出水面。这个学派以刘备的做皇帝为辞，但这种声
调在北方很沉寂，最后在东南部也很沉寂，因为孙权那时在登极的时候也宣
称汉朝“气数已尽”。另一派人退而承认汉王朝已走完它的道路，但是，只
有征服了整个中国的人才能被称为它的继承者。曹操的同情者便是这一派
人，他们的声音在他死后也被淹没。可是，这两种想法都没有完全消失，在
未来的许多世纪中继续发挥影响。

第三派思想家主张汉王朝已无可避免地要被人立刻易手，因此这一派取
得了最大的成功，因而我们必须对这一派理论寻根究底，以便弄清楚废黜的
意义。不用多所怀疑，它产生于老百姓当中，最初由那些“靠符瑞起家”的
叛乱者拥立的敌对皇帝所表达出来。如果只有一个这样的皇帝，我们当然可
把它一笔抹煞，认为它是孤立的现象。但是在公元132—193 年间，我们至少
在文献上可以找到全中国有14 个这样与汉对立的天子，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存
在着一个过程。一方面，皇权受到了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民间的宗教理
想越来越多地在政治上表现了出来。

在汉王朝建立之初，即大约在公元前202 年，汉高祖因他的军事胜利而
取得成功，宗教只起了小部分作用。那时，秦已“失其鹿”，谁得到了这匹

① 这是罗贯中（约公元1330— 约1400）的《三国演义》开头的一句话。它的英译文见C·H·布鲁伊特-泰勒：
《三国演义》（上海、香港和新加坡，1925；普及本1929）；关于它的节本，见莫斯·罗伯茨：《三国：
中国的史诗剧》（纽约，1976）。

鹿谁就可以称皇帝。可是，皇帝们渐渐获得了新特权。从公元前113 年起，
皇帝在一定的时间内公布年号，以便确定年代。因此，公元前104 年被称为
太初元年，次年便称为太初二年，以此类推。太初过了四年，又改了一次元。
公元前100 年被称为天汉元年。①

乍一看来，好像前汉的皇帝们能随意自由地公布新年号，但仔细一考察
就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汉武帝是每四年改元一次，汉宣帝、成帝和哀帝
也是如此；汉元帝是五年改元一次；汉昭帝是六年一次。这决非巧合；它强
烈地表明，汉代诸帝在他们能够改变年号之前有一种尚未知晓的原因使得他
们必须与确定时期联系起来。甚至暂时推翻了汉朝的王莽每次改元都没有超
过六年以上。只有后汉诺帝不受这种约束，似乎可以随意改元。因此之故，
这时的年号可以生效数十年（最长的年号延续到32 年），但也有些年号只用
了仅一年的（例如公元120 年、121 年和150 年都代表一个完整的纪元）。
后汉诸帝在这方面比起前汉的列祖列宗就自由一些。

就是在前汉的最后十年，汉王朝开始与图谶式的预言预兆之说联系了起

来，那些预言王朝寿命长短的图谶出现了，预兆则不再仅仅表示上天的愤怒，

而似乎也指出了完全的改变朝代过程。①在王莽的统治这个间断时期之后，汉

王朝于公元25 年中兴，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大地受这类预言支持的事件，同时

它也把其他相敌对的观点打入了地下。

图谶预言被认为是孔子或其他古代圣贤所写。据人们说，《五经》说出
了所有真理，但是，这位圣人始终知道它们的文字艰深。因此，他给经书都
写下了秘密的附录，以便使他的意旨得为人们所完全知悉。到了前汉末年这
些附录被人们“发现”，被用来拥护或者反对汉王朝。曾经有人说，由于把
图谶诸典籍的著作权和孔子联系起来，儒家经书的威信就被附会是和那种疑
信参半的算命术有关。②如果事实是如此的话，后汉之信奉图谶也一定被看做
是要努力把儒经的威信用来给汉朝的复辟服务。

由此可见，虽然后汉的皇权以武功建立起来，但它也在超自然的玄学上
有其立足点。在早先几代皇帝统治时期，皇帝的现世的和超自然的权力之间
并无明显的区别；在后来几代皇帝时这种区别就为人们所接受了：皇帝不需
要既要统，又要治。有许多儿童皇帝证明了这一点；当不能期望他们真正治
理国家时，他们只要摆个样子就足以满足精英统治阶层精神上的需要。

但是，现在得回头来谈谈中国人民：不用惊奇的是，要用很长很长的时
间才能使皇权在人民的思想里占有一席之地。皇权思想于公元前221 年加在
人民头上，但不管精英集团为它会建立什么样的一些理论，广大的民众接受
这种理论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

最能在超自然力量方面加强皇权的是所谓的“五行”论：①万事万物，大
自历史的运动，小到人体的微细活动，都是土、水、火、木或金这五种中某
一种超自然力量发生作用的表现。这些力量按一定的次序互相更替，因此重
要的是应该知道哪一种力量在某一时间内是占首要位置的。如果人们计不及

① 关于从公元前113 年起汉代诸帝的年号问题，见上面第2 章。关于“太初”的年号，见鲁惟一：《危机
和冲突》，第17 页以下。
① 见上面第2 章《世纪之末的风气》。
② 见莱班：《天命的操纵》。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可看上面注54，以及第3 章《内战》。

此，反而逆此当运的力量行事，当然就要以失败告终。大而言之，历史被看
做是这些力量在依序起作用：每一个朝代都代表其中某一种力量，同时每一
个新朝代都表示五行的力量在除旧布新。公元26 年，后汉的第一个皇帝决定
当时是火德当运，而且他的朝代就是火德在人世的表现。红色与火德相应，
因此我们常称之为“炎汉”或“炎刘”（刘，即皇室之姓）。

王朝这种超自然合法性的一个弱点就是它有着内在的流动性：人们普遍
认为，没有一种力量会永远当运，因而只要有迹象表明一种新力量要来当运
时，那就意味着该王朝会有什么后果。如果“五行”的理论一方面能提供王
朝的合法性，它也能做改朝换代的工具。最常见的理论是说，火德在适当的
时候会为土德——色尚黄——所取代。但是问题在于，人们尚不能确定这种
取代在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是土克火呢，还是火生土？从政治方面说，新
王朝到底是要通过征伐来建立呢，还是用和平方式建立？

对于汉代的民间宗教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可以总括起来讲，它必然是
分散而不成体系，每一个地区都有它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神灵。对于官方历史
学家来说，除非它涉及政府的公务，这种现象不值得留意。可是在后汉，宗
教有时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例如在公元107 年，当时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北
部居民有一次群众大迁移运动，那里的人民中间流传着大惊小怪的议论。公
元175 年也是这样，朝廷据报有群众运动，黄巾军便是由宗教孕育起来的最
惹人注目的群众运动。从近年来的研究得知，在后汉中叶存在着这样一个教
派，它预告会降临一个弥赛亚式的人物来拯救信教者脱出尘世的苦难。①宗教
和政治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混合物，因为朝廷注意的是，它必须对付因与某种
超自然的或宗教的体系有关的人民推戴的敌对皇帝的问题。

与此同时，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在社会精英集团中间却有不同的说法。他

们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汉王朝和刘氏是帝号的合法拥有者，因此即令他们对

某个具体的皇帝不满意，他们也不想换一个朝代。相反地，他们搞了很多计

谋用刘家的另一个成员去替换健在的皇帝。在公元107 年，或许在127 年、

147 年和188 年，我们有材料得知，他们都曾密谋换掉仍然活在世上的皇帝。

如果有哪一个密谋竟然成功的话，则新皇帝仍须出自刘氏。当反董卓的联盟

在公元191 年深长计议地要另立新皇帝的时候，他们考虑的人选还是找到刘

家成员的身上。如果说在人民中间有许多迹象表明汉王朝天命已告终结的

话，这种想法并未浸染到精英上层人物中去。

正是在汉王朝纷乱扰攘的最后30 年中，这种观念终于开始影响了上层集

团。旧的精英人物已经凋谢，新的精英人物接手，做了军人和兵法家，带来

了新思想。久已被人忘怀的预言学（谶纬学说）又重新走上前台，因而在前

汉的末年，预兆又被人们说成是汉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的迹象。在主张改朝

换代的人们看来，建立一个新王朝不仅是军事上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时自

然不是天下“失其鹿”的时候，而勿宁是上天已预先挑选了它的人选的时候。

那些把汉献帝的逊位仅仅看做是权力政治的冷酷游戏的人，是对事件的宗教

的和令人快慰的方面做了错误的估计。按照这种想法，旧王朝是自动退位，

并自动把天命让给新人的。在这一方面，精英上层人物的想法与老百姓的不

①
见安娜·K.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巴黎，1969），特别是第58—84 页。关于这些运动

的一个初期例子（公元前3 年），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络：中国人对长生的追求》（伦敦，1979），

第98 页以下。


同。事实证明，带有反王朝色彩的老百姓的造反表明，人民中间接受了改朝
换代要靠马上打天下的理论。但汉献帝逊位的事实又具体表明，和平地和自
动地改换朝代的理论在上层精英集团中是很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