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级硕士程博学术日志

刘海明

2023年12月25日
武镇长着重从政府财政运转的角度讲了招商引资和开发的重要性，他告诉我，如果不搞招商引资和开发，政府连正常的财政运转都无法维持……所以，说起来我们算是吃财政饭的，实际上是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
“乡镇合并以后，乡镇的数目减少了，但区里的部门没有减少， 各乡镇的婆婆相当于比过去多了一倍，来的人也多了一倍，来了就要接待，每个月不足4万元的财政拨款光用于办公、招待都不够。 你说我们的压力大不大?还有，前些年上面政策失误所造成的种种亏损，如基金会、‘普九’达标等造成的债务等，现在也都要由乡镇政府来负担。基金会我们以前有300多万元的债，现在还得差不多了；‘普九’欠下的债务，到现在还有200多万元。这些都不是我们要搞的，但出了问题就要由我们背。不搞开发，我们哪里来的钱还?更不要说镇里还需要发展，也需要钱。所以，现在想办法搞钱是政府的第一要务，书记、镇长主要就是抓两件事， 一是搞钱发 工资，二是完成上级的财税任务，这样，开发就成了乡镇最大的政治。我们只有依靠开发来解决这些问题。”【上面造成的失误需要乡镇政府来承担，且乡镇政府维持运作还需要经费，没有经济基础政府的政治运作只能是空谈。但为何上头的失误需要下级承担呢，这是否也是这种压力性的科层制政治体制的弊端？】

2023年12月26日
“这正是目前乡镇工作中最头痛的一个问题。本来呢，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征用或占压的补偿，除了补给村里和农民，留下来的只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可如果真是这样，政府又怎么办?……嗯……”说到这里，武镇长突然感觉到不太好往下讲了，于是，直爽的武镇长决定打住话头，“算了吧，还是不谈这个问题为好。
“说句不好听 的话，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对农民也只有搞愚民政策。”【为弥补财政亏空，以开发土地的形式进行盈利，但土地本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开发所获得的利润应用于农村的开发建设，但如此一来政府的财政亏空又将无法填补，若有农民提出质疑，政府又该作何解答呢？】
我知道学界素有“厂商理论”一说，(邱泽奇，2000)说的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乡镇政府直接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深度介入和参与乡镇企业的经济活动，其行为特征在某些方面越来越表现出 “工业厂商”的特色(参见Andrew G.Walder,1995)[5]。在小镇的这些日子，我对这一点也有同感，虽然我的观察并不集中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而是政府在地方开发中的作用，然而，政府通过开发来增强自身运作能力的动机却同样是充满企业理性精神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至少从既存理论上看似乎是越俎代庖的现象，即本来似乎应该发生于村庄和开发商之间的讨价还价，本来似乎应该出现在村庄和村民之间的商议和互动，都变成了一种实际上的政府内部决策，基层政府在事实上扮演起土地商人的角色来。【这里的乡镇政府成为了搞经济开发的企业，只有以企业的理性精神进行开发才能达到收益最大化，进而维持政府的运作。作者在这里提到政府的行为是越俎代庖，但仔细想作为最基层的村庄与村民群体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与开发商讨价还价，或者说开发商是否能够信任村一级的领导班子？相对村一级来说，乡镇政府的牌子能给初次合作的开发商带来较好的第一印象，这也能大大提高合作的成功率。】

2023年12月27日
站在乡镇的角度看，这种政府扮演土地商人的角色除了推动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一公共性理由之外，最为重要的驱动力就是武镇长所提到的实现乡镇财政利益的考虑，也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政府成了地方开发中的真正主角，因为它必须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掌控利益实现机制来确保社区利益和政府利益的实现，确保开发能够促进乡镇的发展。这样，反映到开发收入的利益分配机制上，就形成了“政府得大头，农民得中头，村里得小头”的分配原则。【财政利益是政府开发的第一原因，而推动地方发展则是附带影响，缺少经济基础政府无从运转。】
是的，站在政府的角度，政府得大头，包括政府对开发的深度介入，都自有其道理。如前所述，这种道理并不仅仅是如老洪所说的政府对地方发展的主持与投入，还包括武镇长所说的乡镇政府对自身财力严重不足的无奈诉求，而如果联系到政府在整个招商引资 和开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地位与作用，那么,这些因主持、投入与诉求而要求得到开发利益的“大头”,就不仅仅只是一种道理上的彰显，更是一种能够轻易做到的事实。
但是，如若换一种思维，站在村庄和村民的角度，联系到我国法律对现行农村土地权属问题的规定，那么,政府所得的这个大头，又是否会引起村庄和农民的异议呢?在这次谈话中，我把自己的疑惑也向老洪提了出来。
老洪承认我这样看问题很有道理：“这的确是一对矛盾，一方面，政府的卷入和支配是为了地方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卷入和支配又的确没有法律依据，这就会造成麻烦，造成各方之间 矛盾，主要是政府与农民的矛盾，这其实就是目前开发中所遇到的最大问题。”……

2023年12月28日
老洪从乡镇的角度为我分析了矛盾的具体表现：“我们的农地 制度存在缺陷，法律允许的，实际上缺乏可操作性。按规定土地属 于村集体，只有村组织才有权代表村民与开发商打交道，但在农 户分散经营的状况下，村一级实际上难以集中村民的意志，开发商 对村里的权威性缺乏信任，也不愿意与村庄直接打交道，他们更愿 意找政府。但政府对开发的卷入和土地的操纵缺乏法律依据，这就 带来一个麻烦，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规定，尽管并不能够阻碍政府 的进入与支配，却给农民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维权提供了武器，加之 近年来中央的政策越来越趋向于鼓励对农民权利的维护，这样，这 种法律规定没有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却好像成了专门制造麻烦的
武器。”【这也是农地制度中缺陷所在，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在土地开发上却又乡镇政府主导，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现存的法律反而更注重维护农民的权益，若真有想理论的村民，乡镇政府也占不到顺风。】
老洪说：“作为政府，它要向上级缴纳各种规费，要垫钱出来 搞基建，要养人，还不能不壮大自身的实力，否则，开发由谁来主持?经济靠谁来推动?靠村庄?村庄没有这个实力。村组织无力集 合农民的意志，开发商也不放心与村里打交道，只能是靠政府，所 以，政府是急需充实自己的财力的。作为村组织，它具有一种双重性，它既想维护农民的利益，又不愿意与政府对立，更想通过开发 来改变村庄的面貌，改善干部自己的收入状况，所以，他们有时候 是希望从政府和农民两边得利，而在现实中他们往往更顺着政府， 因为他们知道最后还是政府说了算。作为农民，他们很穷，一方面， 他们踮着脚盼开发；另一方面，为了从政府手里多争得补偿，他们又会千方百计地在开发中设置障碍，刁难政府，让开发无法顺利进 行。你说哪一方有理，哪一方又无理呢?现实就是这样明摆着，各方的利益有冲突，绕也绕不开，也不可能都满足，所以，就看你怎么去看了，而最后，肯定还是由政府说了算。”【在这场三方博弈的局面里，尽管看似各方都有说辞与自己的想法，但由于政府具有天然的权威性与更高的等级，因此另外两方最终都会选择顺从】

2023年12月29日
原来，乡镇的开发和招商引资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它同时也是一种涉及政治和社会的行为，是一种政府、村庄和农民之间复杂而多面的利益互动与博弈。从那次谈话之后，我就想极力去揣摩在这一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乡镇政府—村庄—农民互动行为的复杂特征，去理解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乡镇政府—村庄—农民三者之间真实关系的多重样态，去推测这一博弈对各方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复杂影响。这样， 在我还未身临小镇开发的第一线之前，我就让自己设法去体味开发背后所可能隐含着的种种政治角力因素，以及由这些因素所构建 出来的乡村社会中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真实图像。后来，我把这一切都定名为“开发的政治学”,并总是想在实际的调研中去破解这一 “开发的政治学”逻辑。【这场看似是经济行为的博弈之后，其实是各方利益角色的政治博弈，各方的政治背景与社会角色不同，其在经济行为中呈现出的行动也不同。】

2023年12月30日
开篇便提到了洲头村土地开发中政府与村民的纷争，“矛盾之一是占压土地面积的确定问题。这里的难点主要是如何确定农户的承包土地面积和开发占压面积。矛盾的根源是“黑土地”的存在。即农户实际耕种土地面积与计税面积不符。农户实际向小  组承包的土地面积是268亩，向上填报的计税面积却只有168亩， 此外还有一些杂地。这些计税面积之外的土地即所谓“黑土地”。”后文提到“黑土地”自土地改革就已经出现，计税面积少于村民的开发面积一般是因为村民后续的开垦，而瞒报则可以少交公粮与赋税。而政府对于黑土地的存在自然清楚，但由于治理能力不足或是对农民的同情却无法杜绝。
此外作者作出反思，为何“黑土地”很少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呢？“应该指出的是，“黑土地”问题在历朝历代都存在，并且见诸历史记载。在传统社会，受国家治理能力的限制，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只不过随着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其信息监控处理和统计能力的日益完备，现代数字化管理才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问题解决，尽管如此，似乎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将其杜绝……这说明官方统计学的发展仍然要受到各种来自非官方的民间利益考虑的限制。而我所要指出的只是，随着这一问题的缩小，一些地区仍然存在的“黑土地”现象似乎已经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而成为一个仍然应该研究的问题，这是否在说明日益完备和几乎无所不覆盖的官方统计作为现代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安东尼·吉登斯，1998）在帮助我们提高管理社会和反思性自我调节能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屏蔽和限制了社会研究者的能力，以至于研究本身也已经被系统地纳入它们所要分析的现象之中而缺失了对其保持分析和批判的能力？”【这里想到海德格尔提出的技术是时代的座驾，即构成了世界的有机系统，决定了促逼与摆置，数字技术提升了官方的统计能力与社会管理效率，而“黑土地”作为灰色地带被排除在统计之外，研究者们依赖数字技术与官方统计可以快速找到研究内容与方向，但这也屏蔽了他们一部分实地调查的能力，从而忽略了一些研究领域。再者，这些官方统计具有完备的体系，已成为了现代世界的构成部分，因此部分学者们便认为其具有先天性而失去了反思能力，这是研究者们需要警惕的。

2023年12月31日
休息一日

刘海明

2023年12月18日
“再说乡镇干部吃喝吧，这也是报纸和电视经常反映的问题。其实，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乡镇。领导来检查，你能让他空着肚子回去？来了不招待，不喝酒，又害怕领导心里有想法，认为你不尊重他，喝少了，还担心他认为你不热情。”“中午喝了酒，下午红着脸工作，农民见了，心里不骂你是一群吃喝官才怪。”“酒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并不想喝，但不喝还没有办法，工作不好开展。村干部也难，没听别人是怎么说的吗？‘挣一点儿钱——输了；吃一点儿油水——吐了；家里的田——荒了。’”“迎接检查的花里胡哨我们愿意搞？但不搞就过不了关。过不了关就要挨批评，受通报，领导就提不上去，结果只有比着搞，不讲代价地搞。这一搞，减负也就变成了增负，增加了政府的负担。”【乡镇迎检的工作逻辑不是村干部想空做文章，而是在这种压力型的运作体制之下，他们不得已以各种形式工作来应付检察人员。这也是基层权力运作的弊病。】
2023年12月19日
无论是动员型体制还是动员型的政治与行政运作方式，都是权力集中化的一种表现，革命战争时期如此，后革命的政治运动时期也是如此，正因为有了权力的集中（它在当代中国政治中最典型的表现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才可能通过上级的文件下达及下级的宣传动员与贯彻落实这样一种序列来实现政治与行政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治权力总揽一切的全能主义政治逐渐消失，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来处理政治领域之外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性事务的情况大为减少，但是，就政治与行政权力配置领域之内的情况看，权力集中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当政权体系在面临诸种突发性事件及其他突击性的重大事件，以至于依靠科层化体系的惯常运作不能迅速地达到目标时，传统集权方式下所惯常的动员型政治运动方式（或曰运动化治理）其实是很容易重新浮出水面的。【动员性的政治运动方式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时尤其有效，如最近的甘肃地震，随着国家中央发出召集，各地力量纷纷动员与响应，这也是中国在面临此类事件所具备的独有的优势。】

2023年12月20日
于是，我突然感受到，只要权力集中的现象不完全改变，运动型政治其实也就不可能完全消失，小镇此次的税改迎检就再突出不过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当县乡政权面临上级所下达的时间紧、压力大、任务重的突击性任务时，县乡政权重拾动员型的政治运作武器其实是十分方便并且得心应手的，在这种时候，压力型体制便与动员型政治自然地结合起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作为集权型管理模式的一个变种，压力型体制与动员型政治仍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前者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仍然必须依靠后者来运转，以确保中心任务和目标的实现。此时，通过高度的动员而非惯常的体制运行，或者说在惯常的体制中加入高强度政治动员的因素，将自然成为县乡领导行为的首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得以理解不计成本和不惜代价的行政理性，因为事情已经不仅是政府任务那么简单，它涉及超越于具体行政需要的宏观政治和自身的利益考虑。【这此的小镇迎检正是中国这种宏观政治特征的生动体现，其满足的不仅仅是乡镇干部的集体利益，也是为了适应中国这种压力型体制不得已做出的改变。】

2023年12月21日
可以说，如果没有挂村干部，当然还包括没有政府对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的强有力影响，无论是压力型的行政体制还是动员型的政治运作方式，都不可能确保压力和动员能够有效地从县、乡传递至村庄。而这些制度和运作方式的继续存在与有效也在一个方面向我们表明，当下的乡村政治与行政其实也并没有完全超越历史。一定程度上，历史仍然在现实之中流动。【看似过去的理论经验不再适用于今天，但也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挂村干部的出现确保了过去的经验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第二章《不开发，政府怎么办》
2023年12月22日
如果说，随着社会大转型的日益加深，当 下的中国学界已经不再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从整体上被一种理想的自由主义话语所笼罩，而是被发展和转型中的种种问题撕扯为不同的理论流派的话(如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那么, 这些工作在乡镇第一线的政府干部似乎并没有受到这些理论纷争的影响，这些东西离他们还太远，他们所要面临的主要还是如何摆脱 现实中的贫困与加快发展的问题。所以，他们似乎是清一色的“自由派”,并且不懈地将他们所信奉的理念付诸实践。尽管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所持观点的理论源流，而是更多地将这些观点归结于上级政策宣传的结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是指中国上世纪年代两个学术派别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展开的争论，但最终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并未按照两者的状况进行，所以作者认为这些争论只是理想的自由主义话语。而调查中的乡镇干部并未深陷于这些争论中，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实际问题，他们所做的是将上级宣传的政策付诸实际。】

2023年12月23日
这种状况是不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学术话语日益融合的趋 势呢?我想大概是的，而之所以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又确实说明主流学术话语比反思性话语(如果可以这样划分的话)在当前的中国仍然具有更大的实践空间。【作者这里的言外之意是否是在说是中国的这种压力型体制导致了主流学术话语的实践性更强呢？反思性话语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争论上，其难以成为主流，自然难以被付诸实际。相比之下，主流的学术话语因为符合多数期望，且实践性与效果更强，自然被用于实践操作。但也需考虑到反思性话语对发现体制弊病的作用。】

2023年12月24日
休息一日

刘海明

2023年12月11日
看吴毅的《小镇喧嚣：一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读扉页与引子。“作为一个田野工作者，我也如同其他同行一样，没有办法十分妥当地处理好我与田野报告人之间那种既作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又作为私人朋友的关系。作为前者，尽力去“深描”(thick description)各种“发现”是一种职责；作为后者，我却无法把握朋友们将会如何理解这种执着对彼此关系的影响。我深知，这是所有的田野研究都会遭遇到的伦理困境，并且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消解它们，因此，除了深怀一份真诚，我别无能为。”田野工作难免会带有伽达默尔所说的前见与自己的主观意图，除了遵守程序，客观操作，怀有一份真诚，此外也无法避免了。


2023年12月12日
“乡镇的工作从吃饭和喝酒开始。”
——大江区小镇党委书记林靖南
这两句话，是我在初入小镇时听到的，它们使我印象深刻，且还觉得颇具格言意味。一年半以后，当我完成了在小镇的调研，试图重新回忆初入小镇时的点点滴滴时，却发现许多的琐细之事都已模糊，唯有这两句话不仅没有从记忆中淡出，反而一再从那数百万字的笔记和我在小镇经历过的无数繁杂事件中跃然而出，直入大脑。某种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对这两句话的琢磨，我才逐渐悟出了小镇乡域政治运作的特点，并最终以当地的方言将这一特点归纳为“擂与媒”。”初次看到这句话我感慨颇深，作为一个村里娃，村干部完全没有“干部做派”，他们更多以某家的亲戚兄弟出现的，所有政策的传达也均以这样的人情关系网络为依仗，这样的政治运作方式又存在何种弊端呢？

2023年12月13日
读第一章《迎检 迎检》。“他们俩虽然不一定知道什么叫作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但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做调研却是懂的，既存的政治话语体系为理解此类事情提供了现成的语汇，他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调研的意义，并表示支持的。这次相识，我们相谈甚洽，不知不觉中，窗外暮色已现。”支持调研工作一方面是出于热情，一方面是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被记录，因此便出现了霍桑效应，但这种因观察者的出现而调整自我姿态的现象是否会影响研究者研究的客观性呢？

2023年12月14日
“去年春、秋两季开学时，学校按惯例替镇政府代收了教育附加，标准是每个学生100元，全村500多个学生，总共收了5万多元。去年下半年税改后，“三提五统”取消，这笔钱本来该退，但教育附加已经先缴给了学校，再由学校上缴，所以，也没有退。这也可以理解，上级文件不可能把所有的特殊情况事先都估计到，只要文件上有模糊与遗漏的地方，这装进口袋里的钱自然就不想退出来……所以，范委与村里的两位领导商量，请村里协助镇政府先将农户手中的条子收上来，至于钱如何退，再做商议。”这部分内容着实讽刺，因公事收起来的公款并未因事情不干了就退回，而是进了政府的腰包。但这也反应出基层政府财政问题的复杂性。

2023年12月15日
“因为有前车之鉴，我们与林书记关系好，反正是大共产党用了小共产党的钱（指上级用下级的钱），也没有统荷包，就不要紧。但长期这样下去，不是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不能说我们对政府不相信，到时候请武镇长打个条子（承诺），我们就去收（教育附加票据）。说这个话领导又不高兴，说我们不相信政府。这个工作其实好做，我把干部派下去，两天就可以收上来，但收上来又怎么做？我们各项工作都不差政府的，所以，这里把话讲清楚，范委明天将条子拿来，连同利息，5.5万划过来，这个账不与我们相干。我们是配合你们的工作，严肃认真地对待政府的工作，4月10日前保证完成任务。”这便是语言的艺术，下级对上级的意见加以否定，又不能直接拒绝，只能拐弯抹角地表明缘由。

2023年12月16日
乡村的互动之中，乡镇政权无疑仍然居于强势和上级的位置，但是，乡村之间的非科层化特征和利益独立角色，又的确给村干部留下了抵制乡镇依仗权力强势向村庄割取非体制化利益空间的可能。所以，当双方出现类似的利益博弈时，村干部首先担心的倒不一定是乡镇外显出来的体制性权力，而是政府干部，尤其是政府主要领导以人情、关怀和请求支持工作等理由表现出来的脉脉温情。对于这种温情，村干部往往会因为抹不开情面而上套。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只能去上套，因为他们清楚支撑这温情外表的权力内核。所以，正如注释[6]分析的，乡镇好像是“外弱”，而村庄又好像是“外强”。

2023年12月17日
其实，乡镇的“外弱”，是因为它必须以感情和面子来填补因缺少科层化连接而出现的权力链条缺失，如果时时以权力的硬核示人，势必会增加行政运行成本，事倍功半。而村庄的“外强”一则是因为经济的独立性，二则是由乡镇这种人情与面子的“礼送”所塑造，并非一种真实乡村权力关系的反映。所以，只要村干部还打算继续在自己的位置上待下去，更为重要的，只要他们还生活在乡镇这一场域之中，就必须对这样一种强弱虚置的权力关系随时保持清醒的认识，即在政府领导表示温情与关怀之时恰到好处地对政府权威给予更大的支持，并借助于这种公对公的“事本主义”支持来“培植”与政府主要领导之间私对私的“人本主义”性质的个人关系，将体制的硬核包裹于个人关系的柔性之网中，并通过这张柔性之网来维护那些必须维护又能够维护得了的村庄公益。对此，我称之为十分必要的乡村政治关系术。在乡村做调研，我经常看到的就是这种双方都深知对方利益与态度底线的柔性化人际磨合，而非国家与社会结构二分性的权力对撞。与这种柔性的人际磨合相比较，硬性的制度规范在多数情况下其实早已为双方所默认，绝少有机会出现在博弈的前台。
乡村政权的运行绝非科层制的权力运行那样简单，村庄利益的独立角色使得上一级在对其进行领导时不能采用压力性的方式，而只能以“外弱”的形式来包裹自己的权力。而乡村一级看似的“外强”也是由自身经济的独立性与面子和人情所塑造的，实际上二者仍然是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刘海明

2023年12月4日
P175“处在惊吓状态时，骄傲毫无用处，因为受惊吓时，我们无法思考。由于我们将恐惧看作一种耻辱，因此，惊诧一旦消失，人们才总是要对那些使他们害怕的事物发怒。当一个战场形势发生转变时，倘若胜利者毫不宽恕，非常残酷，这就表明：他们的敌人曾经很顽强地作战，最初曾使他们感到过极大的恐惧。”【作者说士兵用于作战的勇气只是一种人为的矫情，身体的力量、弹性以及各种更细微精神的恰当混合的体格可助长人的勇气，但若不考虑人为勇气的差异的话，那么最伟大的英雄与懦夫的差异也只是体格】【作者在这里尤其强调体格的重要性，他认为体格使人成为整体，使人得以存在，镇定、果敢、坚韧皆建立在体格之上。再骄傲的士兵，如果精神状态十分虚弱，即体格赋予其懦弱、恐惧，那么其已依旧无法表现出勇气，无法上阵杀敌。因此人为的勇气十分重要。作者认为这是液体原则的一个缺憾，正像其他的畸形皆为固体的舛错一样。（这是当时生理学的一种见解，它将神经的、生命的力量称作“液体”,认为它们在大脑和身体各部分之间循环，并由此将生命活力的强弱归因于“精神”活力的多寡。1730年，曼德维尔在一篇论文中承认：他所说的“固体”只是由这个理论生发出来的一种方便的假设）】【人为的勇气若不存在，那么人便会被体格的种种缺憾所左右。媒体业中，记者在进行战争报道、灾难报道是，同样需要这种人为的勇气，这种勇气来源于骄傲，来源于避免丧失荣誉而产生羞耻的恐惧。】

2023年12月5日
P177“我讨论了那种有用的作战之勇，并且表明了它是一种人为的勇气。要增进这种勇气，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实际操练。这是因为：男人从军以后，便会逐渐认识所有的杀人器具和毁灭敌人的机器，会逐渐熟悉叫嚷、呐喊、烈火、硝烟、伤员的呻吟、濒死者的可怖模样，以及各种充满尸体和血淋淋的残肢断臂的场景。他们的恐惧会迅速减轻。”【人的恐惧来源于未知，生活中未曾见到的或避讳的事物通常会让人恐惧。而战场上的士兵在熟悉各种血腥场面后便会减轻对这些事物的恐惧，从而愈战愈勇，并且产生对失去荣誉的恐惧，这让他们一往无前。媒体从业者有相当一部分群体会出现抑郁症或者情感焦虑，因为在与受访者进行交谈时会产生共情，这种共情让他们难以保持理智，并产生心理问题。但经历过多次采访后，他们会越发从容，因为对于各种突发情景的怯魅会让他们减轻产生心理问题的焦虑与恐惧，从而一往无前。】

2023年12月6日
P179“大多数人皆不愿去彻底了解人类的弱点，因此，他们也不熟悉人类天性的力量，不知道有些体格强健者无须任何助力，仅凭其激情，便能达到狂热状态。不过，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确实有一些人仅仅依靠傲气和体格，便熬过了最恶劣的困境，并能像那些最伟大的人一样，愉快地承受死亡和折磨；那些伟人曾在虔诚与献身精神的支持下，为了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忍受酷刑，从容赴死。”【作者在这里提到了一种特殊，即无需依靠骄傲、恐惧等任何助力便能够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这种人极为少见，他们能仅凭傲气与体格便从容赴死，并非出于因为信仰献身而获得更大的荣誉。如文天祥以身殉国，这是出于纯然的爱国之情，而非想借表现出的爱国之情而获得更多的赞美。如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王克勤，黑社会势力曾悬赏500万要取其性命，其一生都在与黑暗势力作斗争，先后将160多名罪犯送进监狱，出于对黑暗势力的憎恶让其置个人声明于不顾，这也是作者上面提到的情况。】

2023年12月7日
P182“在一些伟大的社会当中，倘若去除了人的荣誉观念，人们便会很快地堕落成残忍野蛮的恶棍和背信弃义的奴隶。”【尽管作者在书中讨论的是人性的弱点，但作者认为在使社会变得文明化上，没有任何美德比得上荣誉，尽管作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已经不再那么看重荣誉。】【荣誉对于媒体业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无冕之王的称号让他们的社会地位高于其他职业，但随着时代变化，这种荣誉愈发消散，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的蔓延使得荣誉感不被重视，媒体业者乱象层出不穷便是由于荣誉感的消散。】

2023年12月8日
整理一则史料，非常有趣。
名称在旧时代亦曰字号，有创始与摩仿两种。创始者，如便宜坊，王麻子等是。摹仿之便宜，乃趁借他人已造之势力，可以立时引起一部分之注意。其弊害则永远处于降等之地位。对于被摹仿者，固可混淆少许之耳目，而同时亦足增进其声势。故富有品能与道德，或精于广告者，必不屑于摹仿。
货品与技术之名称——以显明物品之品质功能价值为要义，如自来血，补脑丸，如强慧米，如味之素，如仁丹皆是。如中国之万应如意丹，百宝丹，皆失之太广泛。万能的名称，在常识普及之社会，必不能引起信用。
技术之名称，有用绰号式者，算命家之铁算盘，相命先生之金刚眼，影戏角色之闪电手lightening 飞天雷Thunder 马戏王King of Circus 之类，皆属于表征的意义，好似梁山伯及时雨，轰天雷，草上飞，神行太保等绰号。
常语有之，【人要衣裳，物要装潢】，凡物品之装潢，不外【新】【奇】【美】三种。店家之门面金碧辉煌，货品之包裹光明璀璨。盖动人观听，亦赖形式，表里相辅而行也。

2023年12月9日
继续整理史料，今天的内容来自于《新闻学刊》
中国自有报纸以来，在报界中享有极荣誉之盛名者,厥为申报。申报之历史，为一极长而极有趣味之历史。五十年来,天下共晓，传观所及，达于里巷。内地人士，申报二字，已深印于彼等脑海中。故申报二字已成为普通新闻纸之代名字，
村儒乡学,呼各报皆为“申报”也。申报之销路，每日有四万二千份之多，在中国当首屈一指。然若以中国之习惯，一人购报,邻居均传读之情形论之，苟阅读者皆购一份，则申跟之销数,且不止四万二千份也。此四万二千份之销数，诚不可与世界各国报纸之销行数较,然中国之大，交通不便，识字者少，得有此数,已非易事矣。
在中国报界中，申报为创设最早之报，其创立之日，在中华民国前四十年。然规模甚小，日仅出一小张，迨民国四年，始有法国式新式印机之购置。及民国十年双十节，今日高矗于汉口路宏丽新屋始成。此新屋为一钢铁水泥之高大屋，有五层，水火不毁内有最新式印机一架，每点钟印四万八千张，每张印四十八页，如此新捷之机器，实中国所创有。馆中内部之组成，亦渐有条理，服务人员，亦均各有专长者。全馆职员，亦能苦心孤诣为社会造幸福，故申报今日之在中国，为一最有实力之报纸。
今日报纸之在中国;何为而如此紧要乎?请略言之:中国今日之时代;一艰难困苦之时代，一重新建设之时代也。而内政外交难题杂至，不有强有力之舆论,国家大政何以能从正道而行。虽然，强有力之舆论,岂幼称若中国报界之所能当哉;非求各友邦渔轮之协助不为功。二十世纪，一世界交通之时代也。中国之盛衰，与世界之安宁，有重大之关系。若非求各友邦舆论之赞助，则非特中国之前途为可忧，即世界之前亦殊可惧也。
虽然文章有些信息不正确，但在20世纪20年代便对中国新闻业界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并强调舆论的重要性。

2023年12月10日
休息一日

刘海明

2023年11月27日
继续看蜜蜂的寓言。“严格实施各种法律，以约束人使用暴力，这时，人自我保命的本能必定会告诉他要保持冷静。尽量避免受到搅扰，这是每个人的共同愿望，因此，随着人的经验、知识和预见性的增长，他的恐惧将不断被加强和扩大。其结果必定就是：在文明国家里，使人发怒的诱因将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人扑灭这些诱因的恐惧也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他不久便能依靠这种恐惧，学会扑灭自己的愤怒，学会通过另外一种与愤怒相反的方式，那同样是一种自我保护，大自然以前已经将那种方式连同愤怒以及其他激情，一并赋予了他。”【前面我还反驳了作者，但作者已经在后文作了陈述，在律法严明、秩序井然的现代社会中，诱发人们愤怒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出于对惩罚的恐惧，人们开始克制自己的愤怒，由此保持理性。传媒业者会因为外界的质疑而愤怒，但出于新闻法规与行业自律的恐惧，他开始克制自己的愤怒，保持理性，从而以理智的方式处理外界的声音，由此人与动物便得以区别开来。】
“可见，人身上有益于社会和平安宁的激情，惟有他的恐惧。你愈能唤起这种激情，他便愈遵纪守法，愈易于管理。这是因为：无论人作为单个动物独处时愤怒对他如何有用，社会也绝不会给他发泄愤怒的机会。”【愤怒对于这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毫无用处，唯有恐惧能够被利用，因为恐惧人得以安分守己。】

2023年11月28日
“愤怒的激情若压倒了人心中的全部恐惧(无论哪个等级的人，有时都会如此),他便会具备真正的勇气,马上就会狮虎般地勇猛作战。我将极力说明：无论将人的勇气称作什么,人在不发怒时，勇气也总是虚假的、人为的。”【作者这里想表达的是，人如果不愤怒而展现出偌大的勇气，那么这种勇气一定是为了掩饰自己对恐惧所展现=出的种种懦弱而产生的，这并非真正的勇气，而是一种虚伪。相反，只有心中充满愤怒，恐惧全无时，这是展现的勇气才是纯粹的，这里的纯粹应是一种如狮虎般的动物性的纯粹，出自于原始本能。但值得商榷的是，这种原始本能是否还可以被称作勇气？这只不过是出自于天性而非理智，勇气应是人类社会的造物，动物勇猛作战并非勇气，人类如狮虎般冲锋也只不过是行为结果的相近，而非真正的勇气。我认为真正的勇气恰恰是理智所主导的，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勇气是个体意志过程中的果断性和具有积极主动性的心理特征相结合而产生的士气状态。这个定义是建立在人类所具有的理性之下的。如果愤怒占据大脑，那么表现出的勇猛只能被称为鲁莽。】下文中作者又阐述了政治家如何利用人们的愤怒来保护本国领土主权，他认为政治家们需要通过演说来使人们蔑视敌人，使他们相信对方并不具备自己的善良与强壮。一旦产生这种蔑视，人们在战场上将会一往无前。但作者认为这种依靠愤怒产生的勇气一旦受到外部惊扰，就会即刻丧失。（霍布斯也认为愤怒是“突然的勇气”，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也认为愤怒是突然的疯狂。）因此作者在这里认为一旦理智增长，那么自然的勇气一定会瞬间消失。
作者在后文也提到：“可见，虽说没有愤怒任何生灵都不会具备天然的勇气，愤怒在战争中还是毫无用处，既不能用于谋略，亦不能变成正规的技能。因此，政府必须找到一种与勇气相当的东西，才能促使人们去作战。”他认为这种依靠短暂的激情所产生的自然的勇气是无法战胜敌人的，这会让理智无所立足，所有的谋略将无法应用，因此需要寻找可以替代这种短暂激情的东西。

2023年11月29日
“只要去增加人的骄傲之心，人对羞耻的恐惧便会不断地相应增长，因为一个人自认的价值愈大，他愈是会煞费苦心地避免羞耻，并在避免羞耻时经历更多的困难。因此，使人勇敢的良策乃是：首先使他心中怀有这种英勇的信念，然后用尽可能多的恐怖，激励他去规避羞耻，正如大自然使他天生惧怕死亡那样。人对一些事情怀有(或者可能怀有)比对死亡更强烈的反感，而人对自杀的态度便是证明。【这便是作者在上文所说的可以替代愤怒这种激情的东西，这种信念并不像愤怒那样排斥理性。这便是由人的骄傲之心引发的人们对羞耻的恐惧，越是骄傲的人便越是害怕羞耻，因为他害怕羞耻会让他身败名裂，会让他失去的种种引以为傲的东西。于是政治家们便可利用这点，只要去竭力宣传种种恐惧，就能让人们去想尽办法避免羞耻，此时他们已经保有自己的骄傲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如作者后文举到的鲁克丽丝为了保有自己的贞操而在被强奸后选择自杀。自身的贞洁与声誉便是他引以为傲的，一旦被玷污，她便会产生羞耻，为了避免羞耻带来的连锁反应，她选择了自杀。作者在后文提到：“因此，勇气仅仅对从政者才有用，一般所谓“真正的英勇”乃是人为的矫情，它将阿谀奉承注入极度骄傲者心中，使他们对羞耻产生一种被夸大的恐惧感。”这里的勇气在一般情况下便是一种矫情，是对羞耻的恐惧。同样，传媒业中也存在这样的“矫情”，这种矫情令传媒业者害怕羞耻，想竭力保有自己的骄傲，保有自己无冕之王的称号，为此他们需要付出种种努力，如为底层群众发声、推动社会变革等等。因此可以认为这种矫情是传媒业发展不可少的。】

2023年11月30日
准备新闻传播理论课堂展示，了解策展新闻有关论文。对信息进行整理、加工是新闻业的一项传统职能，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信息超载开始成为一个困扰人们的现象。《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率先提出，随着世界事务变得越来越复杂，“《时代》应成为新闻世界的整理者、注释者”，将筛选过的事实按照一定的编辑思路呈现出来，以便于读者能够简洁高效地了解世界。尽管当时客观性理念已开始主导美国新闻业，但《时代》依旧张扬了传统新闻生产的另一种思维：强调对信息的综合与阐释，实际上《时代》的这种思维便是我们所言说的“策展”思维，这种行为也开始在网络时代被各大新闻媒体、网络机构、用户争相效仿。
进入网络时代，信息超载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并且与信息的肤浅化、碎片化、低质量等相伴相生。如何让汹涌奔腾的信息汪洋变得可控制、易处理、对决策咨询有用，成为现代知识生产的一个主流问题。针对信息超载及其衍生的信息脱序、低易读性和阅读成本高昂等现象，何飞鹏提出“curation=content+3C”的公式，认为策展是网络世界里新的全民运动，也就是“将讯息赋予关系（context），提出看法（comment），并说出结论（conclusion）的过程”，即通过组织化的信息整理，提升网络新闻的价值含量。我国台湾地区盛行的“懒人包”，就是一种典型的策展实践，指网络用户将社会热点事件整理成简要的说明，以利于一般人快速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而参与和关注后续事件。
同时，策展更多是按照社交媒体而非传统新闻生产的逻辑进行，包括大量使用草根信源、聚焦观
点而非事实、发动公众参与对事件的阐释和分析等，从而实现信源多元化和框架多元化两大转变，或者如帕帕卡利斯和梅拉兹所说的形成“透明主观性”（transparent subjectivity）与高度会话性影响下的协商性框架。
但一旦大量使用草根信源以及公众的观点，那么新闻内容的来源将变得无比混杂，其中的事实或观点不知是经过几手处理与加工。传统新闻采写中，一手材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手材料能做到“人无我有, 人有我独”，且由专业记者搜集到的一手材料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持材料的可信度，这可以为新闻真实性把关。反观策展新闻中使用大量草根信源，这虽然能增加新闻素材的丰富度，多角度呈现新闻，但新闻的真实性将面临质疑。何以保证出自网络用户之手的材料的真实性？与网络用户的弱连接以及海量的草根信源让记者无法像在现实环境中那样核查信息的可信度，因此新闻的真实性便无法保证。

2023年12月1日
策展新闻既然强调对新闻的筛选，那么筛选的标准是什么？尼克·达洛伊西奥在一次访谈中
谈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将人们应该了解的故事传递给他们，而不是传播那些他们想要知道的
内容。” 一直以来，“应该知道”与“想要知道”被认为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处理受众问题上的最大差异。传统媒体人站在新闻专业的立场上，以新闻价值为标准，提供给受众的是他们应该知道的新闻，而这一点也恰恰为新媒体不屑。新媒体津津乐道于自己与受众的亲密关系， 自诩最懂受众，提供给受众的都是他们想知道的新闻，也就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出受众的喜好，从
而实现新闻精准推送和个性化阅读。但是，尼克却认为：“如果你阅读个性化的信息，你永远无法确定阅读的东西是否重要。”这便会使用户陷入信息茧房并沉迷其中。
由于新闻策展主体不同于传统新闻生产，策展主体的非职业化使得新闻记者、用户个体、社交朋友、广告商和算法（Thorson和Wells，2016）均可成为策展者。以广告商为例，其进行新闻策展必定优先考虑其带来的商业价值以及对用户的影响力，个性化算法也会以满足用户定制化需求为目标进行新闻策展，如此一来其在进行内容过的筛选时便会置传统新闻把关的专业理念于不顾，不考虑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以及新闻价值、对社会的影响等因素，如此一来策展出的“新闻”还能否承担维护社会公平等公共职能？

2023年12月2日
所谓的“策展”，并非简单的对社交媒体“内容池”的信息进行摘录和转发，而是在分析识别信息真实性的前提下结合媒体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对已有事实合理的编写与整理。有效的内容策展包含了“联系 - 重构 - 分享”三个部分，能够在混乱的社交媒体舆论中梳理出合理的新闻叙事线索，并为受众提供理解新闻议题的基本框架。在杂合媒介环境的背景下，机构媒体不一定需要抢占事实的第一落点，通过对信息进行核查和梳理，同样能够为受众提供一套完整且有效的新闻叙事。通过吸纳内容策展的生产逻辑，对于传统机构媒体重塑自己在杂合媒介环境下的角色和价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文责，就是作者对文章内容的正确性以及在读者中发生的作用所应负的责任。具体来说，凡署名发表的文章、报道和其他著作，作者应对其政治观点的正确性、学术上的科学性、严谨性、准确性以及陈述事实的真实性负有责任。否则，就要承担由侵权带来的法律责任。这是就作者而言。那么对报刊社来讲，“文责自负”是否有意义，如果有又该怎么理解呢？我们知道，文章写出、投到报刊社后，还要经报刊社编发才能与公众见面。而在编发稿件的过程中，报刊社是能动的，一来是行使权利，二来是履行职责。有权利就有相应的义务，有职责就有相应的要求。因此，“文责自负”对报刊社也是有实际意义的。对报刊社来讲，“文责自负”就是要求报刊社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如审查职责等），如果失职甚至在刊发稿件的过程中产生过错导致侵权，则被要求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一旦发生新闻事故，编写该文的记者、编辑与报社都应该承担责任。那么杂合新闻时代的策展新闻若引发事故，责任又该归属于哪几方呢？首先作为内容发布方的记者与媒体自然要承担舆论谴责甚至法律责任，但该内容的信源是否也需承担责任？以上述“天价寻狗启事”的反转新闻为例，最后该消息源被绳之以法，因为其故意捏造事实造成不良影响，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属也相当明确，即使媒体不对该假消息进行策展，信源依然要被处罚。但如若信源所生产的虚假信息并非其主观上的有意为之，并且该消息为媒体所策展且引发社会事故，那该信源又是否需承担责任？如果该信源是网络上的普通用户，并无影响力，并未想到自己随意生产的内容会被媒体选用并造成重大事故，那么其是否还需承担责任？

2023年12月3日
休息一日。

刘海明

2023年11月20日
今天了解到框架一词翻译的有关争议。框架概念，是一个舶来的舶来品。
一方面，框架作为来自心理学、社会学的舶来品，引入新闻传播学领域就存在定义、边界模糊混乱问题。
另一方面框架作为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国内对其翻译同样存在混杂、难以统一的问题。
框架（Frame）
框架理论（Frame Thoery）
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
框架（化）/架构（Framing）
框架（化）分析/架构分析（Framing Analysis）
框架（化）分析/架构研究（Framing Reperch）
框架效应/架构效应（Framing effect）
Framework（架构）

Frame较为统一翻译为框架，但对其变体framing就显得混乱。
潘忠党用“框架”和“架构”来分别表述Frame和Framing，认为frame兼具名词和动词两种意涵，译作“框架”太过静态。
但有的学者不同意潘的译法，他们认为，Frame与Framing是同一词根的不同词性而已，若另造一个新词，势必造成误解，应该把Framing翻译为框架化。
总而言之，架构、框架化都是指framing。
另外，也有学者将Framework翻译为架构，但很少有学者这样使用。
中文的框架分析是指Frame Analysis还是Framing Analysis？
从关系上看，有学者认为框架化（framing）的概念是框架理论（Frame Thoery）中的一部分，是在框架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概念。Frame和Framing是框架理论在后来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同阐释的维度，Frame侧重于社会学的视角与静态的理论描述，Framing侧重于传播学的视角与动态的分析方法。
另外，从学者使用来看，框架分析应该还是指Framing Analysis。

2023年11月21日
新闻传播学中对框架存在多种定义与认识。
作为日常生活词汇的“框架”：作为一个日常词汇，“框架”通常指图画、文章、家具、车辆、房屋等事物的骨架或结构。
戈夫曼对框架的说明：“人们对情境的定义，必须建立在一系列的组织规则之上，这些规则支配着事件以及人们的主观参与。我用‘框架’一词来指称这些基础要素，这就是我对‘框架’的定义。对于日常经验的组织情况进行考察，就是‘框架分析’。利用框架，或者诠释图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个体得以界定、认知、辨别和区分事件或信息”。概言之，戈夫曼的“框架”就是人们将客观真实转换为主观认知的凭借。
但有学者认为，戈夫曼的定义并不能作为新闻文本框架分析的直接参照，因为他是在社会建构意义上探讨个人如何组织社会经验，并未谈及新闻对事实的建构。
吉特林在《整个世界都在看》一书中将框架定义为：框架是一个历久不变的认识、阐释和叙述模式，亦即稳定的选择、遗漏和凸显的范式，面对变幻不定的社会现实，新闻人通过“框架”快速处理信息，并按照惯例(routine)组织话语、有效地呈现给观众。（这里吉特林提出“框架化”的三种机制，即选择、遗漏和凸显）
恩特曼的框架定义：恩特曼的思路与吉特林也是异曲同工，他把“框架化”机制简约为选择和强调两个环节，“选择某些感知的事实，将其凸显在新闻文本之中，以此宣扬被报道现象的某种问题定义、因果诠释、道德评估以及处理策略。”这个定义在框架机制之外，又界定了框架的四类功能，为新闻文本的框架分析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操作指南，并且将框架与新闻观点、主题等文本属性区分开来，因此影响甚为广泛
苏利文等人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框架定义:“媒体框架就是进行选择的原则———是强调、解释与表述的符码。媒体生产者通常使用框架来建构产品与话语，不管是文字抑或图像。在这种情境下，面对错综繁乱、往往互相矛盾的大量信息时，媒体框架使得新闻人可以快速地加工和包装。由此，在对媒体内容进行编码的过程中，框架就成了重要的制度化的环节，并在受众的解码活动中仍能发挥关键作用。
坦卡德最早以画框来喻指框架的形成机制。在他看来，把一张照片(或图画，指代社会现实中的某个场景)放置在画框之中，就是将其与周围的环境隔离出来，以吸引注意力。与此同时，画框还能够营造观看的气氛，不同风格、色彩、质地的画框，所营造的观看氛围殊为不同。
坦卡德关于框架的另一个比喻，更侧重于媒介内容。他认为在画框之外，框架也可以指称建筑物的结构，既然框架是房子的骨干架构，那么挪用到新闻文本之中，框架自然指向报道的中心组织思想。
加姆森则使用了照相机镜头来喻指框架，指出了两种框架步骤:开始是框定(boundary)，只有纳入镜头的景观方能拍成照片，引申为对客观现实的选择和排除;然后是框架化(framing)，指的是对入围景观的塑造，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诠释和呈现。在这里，第一步是界定选择的范围，第二步则是意义的建构。

2023年11月22日
上面的学者们对框架的定义并不统一。但从诸多的描述与定义中，我们能了解到，新闻传播中的框架指两个大的方面。在这里，我觉得用南京大学杜骏飞提出的框架研究两个方向进行划分，有助于我们对框架概念的理解。
媒介框架：是指新闻媒体对现实世界的抽帧或者切片，其内容来于现实，经过媒体的选择、突出，但对现实是部分与静态的展现。
个体框架：指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所有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于一定的框架；框架能使我们确定、理解、归纳、指称事件和信息。这里的个体既指新闻工作者，也指新闻受众。

2023年1月23日
上述归纳了新闻中的框架是什么，但发展或者研究新闻框架理论，其目的还是希望了解新闻框架是如何影响受众认知的。所以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新闻框架的运作机制。这里对运作机制的解释，实际上用的是臧国仁的三层次说。

新闻框架大致是这么运作的：客观现实发生后，新闻工作者根据自身认识框架/刻板印象对发生了的事情进行选择性报道——于是立体复杂的客观现实被新闻工作者切片、构建为媒介现实——被建构的媒介现实显然会影响受众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但受众对新闻媒体建构的现实又是全盘接受的，受众会根据自身认识框架对媒介现实进行解读。
三种现实的转换又可以被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在不同层次上，其运作。比如，高层次中的主旨，也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对北约轰炸我过驻南使馆这件事，报道《今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主旨是强调北约作为责任方；而《今我驻南使馆被炸》主旨强调的是我国是受害者。为表现主旨，中层对事件的归因、描述显然会有所选择与偏向。低层次就非常具体，也就是对字词句的选择性使用。

11月24日
除了理论上的含混不清之外，框架分析在研究问题和方法路径上同样纷繁杂陈。对于框架研究涉及哪些领域，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的归纳。

甘姆森(Gamson)进一步发展了框架理论，他认为一个成熟的框架分析应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关注生产过程;二是考察文本;三是在意义协商中一个带有主动性的受众和文本之间的复杂互动。
恩特曼在以冷战为例进行分析时指出，框架至少存在于传播过程的4个位置:传播者、文本、接收者和文化。
传播者在框架的引导下作出判断，框架(在这里又常被称为图式)组织着他们的信念系统。
文本也包含着框架，它通过在主题上显示或者去除强调某些事实和判断的话语束(如关键词、常用短语、刻板印象、信息源和句子)来达成。
接收者头脑中的框架可能会(或不会)反映在文本框架和传播者的框选意图中。
文化是一种常常被调用的框架，实际上，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社会群体中大多数人的话语和思维所显示的，并可用经验论证的普遍框架的集合。

薛佛乐也提出了框架研究的4个关联领域:
框架建立(frame building)，即在各种社会压力之下，媒体框架如何被建构。
框架设置(frame setting)，即媒体框架如何影响了受众框架。
个人层面的框架效果(individual-level effects of framing)，即受众框架如何影响了受众的态度和行为。
将记者视为受众中的一员(journalist as audience)，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又怎样影响了建立框架时所使用的策略。

2007年，薛佛乐等提出，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归纳框架的含义。不过，看起来，这种划分更类似于意义的阐发，而非新的类型学:联系薛佛乐此前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宏观层次类似上述4个领域中前两项，而微观层次近似于后两项。
潘忠党从建构主义的立场，指出框架研究有3大范畴:
话语(文本为再现的体系)，
话语的建构(框架建构的行动及过程)，
话语的接收(效果及其心理机制)

目前，从理论的应用方式来看，以及学者们的总结，新闻框架研究通常被划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
新闻生产场域，聚焦“如何建构框架”，即潘忠党所说的动词意义上的“frame”或“framing”(框架化)，通常采用民族志的方法(或者一般的访谈、观察、焦点小组等)来考察新闻生产者的实践;
新闻文本方面，往往使用内容分析、文本分析等方法，辨析“框架是什么”，或者说，考察沉淀在话语中的框架;
媒介效果领域，一般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法、访谈法等手段，测量新闻报道对受众的影响，也就是“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11月25日
总体来看，框架研究既涉及宏观的社会因素，又涉及微观的个体认知;既关注传播过程的互动关系，又关注文本内容的符号结构。
从实然性出发，框架研究可以从宏观与微观、过程与结构维度进行分类。
从应然性出发，对媒介生态背景下的架构过程进行了矩阵式划分，其中，横向维度为不同框架主体，纵向维度为不同架构过程，它们的结合呈现了更为复杂多样的研究旨趣。

11月26日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肖伟认为，传统认识论中新闻如镜子般反映现实的认识发生动摇，实际上，新闻不完全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而是一种主观建构。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社会学、符号学、现象学以及人类方法学的哲学思考和理论的不断融入，许多学者开始将新闻视为主、客观辨证关系中产生出来的社会真实，而非之前如镜子般反映真实。在这些认识之下,新闻媒体所呈现的信息并不是固定实体,而是文本制作者、受众与文本之间互动且受到社会情境影响的结果。框架理论无疑契合了这一转变。
新闻建构社会现实,是一个客观存在。从戈夫曼到塔奇曼、吉特林,从框架到新闻框架,我们可以看到框架的核心含义延续下来,那就是传播者经由主体认知对社会现实的建构。
如：对中国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而言，这种建构新闻、建构社会的行为有过两次突出表现：一是1958年全国报刊和广播轰轰烈烈地报道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到处是“一大二公”、高产田、吃饭不要钱，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而实际上则是农田荒芜（农民去大炼钢铁），国家贫穷，群众吃不饱饭，一片怨声载道。二是1966—1970年，林彪、“四人帮”驱使所有媒体把全国动乱、人民缺吃少穿建构为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到处莺歌燕舞。

但这种过于强调媒介的主观建构观点很快遭到批评，西方很多学者认为以主观建构为出发点的新闻框架理论，背离了新闻的客观论和反映论。虽然有很多学者支持媒介的主观建构性，否认新闻镜子理论，也有大量的案例证明媒介在建构甚至虚构现实，但这种观点的盛行反而为媒体掩盖事实、歪曲现实提供了理论依据。
不管记者的“镜子”记录了哪些事实，新闻框架必须是对社会真实的反映，再现客观事实交错存在的结构，让新闻叙事符合生活实际的架构。这是新闻框架元理论唯一正确的内涵。现在流行的新闻框架理论并不是正统理论，依据这种理论建构新闻，不是对新闻的科学报道方式，而是几个世纪以来被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坚决反对的新闻造假行为。

刘海明

2023年11月13日
今天了解到一些新闻史料。1931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四全大会于11月19通过《对于蒋中正同志代表主席团提议团结御侮办法之决议案》,“一致通过蒋中正同志亲自北上，首赴国难。”
消息一经传出，民众对于蒋介石北上抗日寄予了相当厚望，全国各界掀起了“迎蒋北上抗日”运动，促发一股新的抗日舆论热潮。《中央日报》对此有意进行淡化处理，仅将其作为四全大会六次会议议案中的一个小条目略微提及。且在民众关心蒋介石何时北上的议论中，《中央日报》在《蒋主席北上问题》的社论中提到：“蒋主席身负国政之重责，又统率全国之军队，在矢志北上之际”,“对于国务，应有如何之筹策，对于安宁秩序之维持……又应如何就全局上而作相当之策划，此皆事关机宜。”以此指责民众新行为是不顾大全之举。反观《申报》这边，则积极报道蒋介石北上抗日的新闻，以醒目标题刊登“四全大会昨开六次大会，全体表决推蒋中正北上”的消息，并相继刊载社会各界电促蒋介石北上抗日的报道。并在时评中指出：“故吾人对于蒋主席决意北上收回失地之宣示，与四全大会之决议，谨以无限之热忱，表示拥护，盼望立即实现。”
蒋介石立表北上抗日的言论仅仅是出于政治的考量，为的是缓和民众激进的抗日情绪，实际上北上并未实现，《申报》与《中央日报》不同偏向的报道也体现出对于军事抗敌的不同态度，这背后的本质终究是各自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

2023年11月14日
1955年Bateson发表论文《一个关于游戏与幻想的理论》，其中界定“框架”的概念为“个人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过程”。后来的研究逐步衍生出“选取与强调问题的某些方面同时排除与淡化其他方面的策略”“人们或组织对社会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架构”“通过不同语言或措辞来处理新获取信息的已有认知结构等多样定义，发展 出“框架化（framing）”、“架构（framework）”等相近概念。但迄今为止，仅有迄今为止，仅有臧国仁、潘忠党刘蒙之等少数框架理论研究者或Bateson的研究者肯定Bateson的原创贡献。
当前学界对框架概念的定义经历了从“泛框架论”到“窄框架论” 的缩限过程。“泛框架论”涵盖自然框架、主体框架、社会框架等三种类型，分别指未经人为活动影响的自然现象、将事件能指和符号所指以一定逻辑予以组合的个体主观心理过程、社会组织对特定事件的解释策略。
“窄框架论”局限于媒介文本被强调、被表述的显明效果，相应的框架化策略有强调同一文本不同部分内容的“强调框架”、以不同方式表述相同文本信息的“同等框架”等。
关于窄框架论与宽框架论的划分之前并未见到，可做积累。

2023年11月15日
与贝特森合作研究不久，1956 年戈夫曼发表了奠基性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出了框架理论的相关核心概念——情境定义，这本是符号互动论的奠基者威廉·托马斯创造的概念，戈夫曼赋予了它全新的涵义，把人的表演、语言表达和行为表征，都纳入到了这种情境定义框架中，即一种是用语词“给出的表达”，一种是用行动“流露出来的表达”，前者通过语言即可以对这种表达的意义给予说明 ；后者则需要考察“情境关系”才能对蕴含的意义给予说明，这种依靠“情境定义”生成的意义，就是一种解释的“框架”。戈夫曼对情境定义的理解于贝特森的元传播十分相似，因此，框架理论是戈夫曼从《日常生活中的
自我呈现》开始酝酿的理论雏形的自然发展。
美国社会学家班纳特·M·伯格说 ：“框架在《框架分析》中必然涉及到意义的关系维度。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框架仅仅是一种具体有形的隐喻——其他社会学家已经尝试援用诸如背景、设置、上下文等词汇，或根据这样的短语来表达这种隐喻。”因此，框架理论的核心是从人类传播的互动关系出发，表达了基于情境关系的非语词涵义的隐喻的意义。把握这一理论背景的意义在于，戈夫曼延续了贝特森人类学的传统，并把框架的概念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但正如前文所言，目前学界承认贝特森对框架理论所作贡献的学者少之又少，因此有必要为贝特森及其所做的理论贡献证明。

2023年11月16日
甘姆森( Gamson) 在戈夫曼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框架理论，他认为，一个成熟的框架分析既有动态层面，又有静态层面，应包含三个部分: 一是关注生产过程; 二是考察文本; 三是在意义协商中一个带有主动性的受众和文本之间的复杂互动。
再后来，一批社会学家将框架理论引入了媒介研究，他们借鉴戈夫曼的理路，对新闻生产活动进行现象学的探析。比如塔奇曼的经典研究《做新闻: 一项关于现实建构的研究》，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考察新闻编辑室，从新闻生产的惯例、流程、规范入手，分析大众媒体如何建构社会现实，或者说新闻议题和意义如何被建构和呈现。在塔奇曼看来，新闻框架的选择、凸显机制颇似戈夫曼提出的“组织规则”，新闻从业者据此将新近发生的事实转变成报道，“框架”成为新闻操作中隐而不显但必不可少的幽灵。
自此以后，新闻传播学对框架理论的使用日渐广泛，“框架”也走出新闻生产环节，渗入新闻文本、 受众认知等领域，成为一个统摄性的理论概念。

2023年11月17日
在工具书《关键概念: 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中，苏利文等人把前人所提的经典定义综合起来，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框架定义: “媒体框架就是进行选择的原则———是强调、解释与表述的符码。媒体生产者通常使用框架来建构产品与话语，不管是文字抑或图像。在这种情境下，面对错综繁乱、往往互相矛盾的大量信息时，媒体框架使得新闻人可以快速地加工和包装。由此，在对媒体内容进行编码的过程中，框架就成了重要的制度化的环节，并在受众的解码活动中仍能发挥关键作用。”
传播学者坦卡德最早以画框来喻指框架的形成机制。在他看来，把一张照片( 或图画，指代社会现实中的某个场景) 放置在画框之中，就是将其与周围的环境隔离出来，以吸引注意力。与此同时，画框还能够营造观看的气氛，不同风格、色彩、质地的画框，所营造的观看氛围殊为不同。此外，坦卡德认为在画框之外，框架也可以指称建筑物的结构，既然框架是房子的骨干架构，那么挪用到新闻文本之中，框架自然指向报道的中心组织思想。因此他认为在新闻业中，“框架是新闻内容的中心组织思想( a frame is a central organizing idea for news content) ，通过选择、凸显、排除和深描等手段，在新闻中来提供一种语境( context) ，提示议题的核心所在。”

2023年11月18日
我们或许应当将新闻文本框架进行这样的概念化: 大量新闻报道所呈现出的一种或多种模式化的叙述方式，是一家或多家新闻媒体在报道某一议题时使用的一致的诠释套路。“框架”则是高度抽象化的理论概念，是新闻媒介在呈
现某类议题时所采用的“固定的报道型态”，不针对单篇新闻文本，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恩格斯认为，“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 框架分析的丰富蕴含和理论洞见，当然远非上述形式主义的概念推演所能涵盖，但这也正是其魅力所在。框架理论在基本概念方面的混乱情形，让人想起圣经故事中“巴别塔”，我们当下要做的，是梳理与澄清最核心的概念，促使学术共同体达成规范性共识，以推动框架理论的有关实践。

2023年11月19日
休息一天。

刘海明

2023年11月6日
何为方法论？心理学家迈尔斯（Miles）说：研究者要想为读者呈现一个确实可信的研究报告， 就必须要向外界清楚阐述自己的研究倾向以及如何构建这个世界的外观，也就是研究方法。（[美]迈尔斯·休伯曼著,张芬芬译.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与实践[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但学者吴毅等人认为，迈尔斯的这里的研究方法只能算是一种研究设计，而不能算作方法论，要想更好地理解方法论，就得将其与认识论与本体论结合起来，三位一体方能更好地理解。因此吴毅等人在这里主张用范式探讨该问题。研究范式作为顶层的抽象设计，决定了不同的范式会产生不同的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

2023年11月7日
在遥远的1892年，芝加哥大学的莫尔斯创办了全美乃至世界的第一家社会学系，自此美国社会学的学科气质与发展方向便被其引领。在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诞生了帕克、杜威、西梅尔、库利、米德、布鲁默等一众知名的社会学家。他们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立场，崇尚定性研究，主张改革与解决社会问题，他们开拓了个人生活史、人类生态学和绘制地图法等研究方法，而他们所探讨的移民研究、族群研究、社会病理学和城市生态学等议题，也成为了舞台上的主打节目。
1918年，威廉·托马斯与波兰人兹纳涅茨基合作完成了《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1918－1920）。（确实，《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称得上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第一部伟大的经典型著作”（科塞），是“反对扶手椅中的社会学的里程碑式的范例”（巴纳斯））在这部著作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力图描绘的是，经历从波兰的乡土生活到美国芝加哥的都市生活这样的重大变迁的波兰农民，在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上的变化。他们富有创见地提出，只有把个人的态度和社会的客观文化的价值观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才能充分理解人的行为。
作为一部文献研究的典范，《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为芝加哥学派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也确立了社会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有人将这部著作视为定性研究的开山之作，而将30年后塞谬尔·斯托弗的《美国士兵》（1949）视为定量研究的里程碑。
然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芝加哥学派的一些先天问题开始显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来的大萧条暴露出帕克等人的研究在解释力和预测力等方面的不足; 同时，大萧条带来的就业困难也成为一条导火索，促使许多本来就对芝加哥学派的“近亲繁殖”很不满的青年社会学家群起而攻之。1935年，在美国社会学协会年度大会上，一群年轻人正式发起挑战，严厉批判芝加哥学派的传统研究路径。
它意味着逐渐崛起的、以哥伦比亚学派为代表的“变量范式”对主导传统的、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情境范式”的挑战。这一挑战对其后几十年的美国社会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代表人物拉扎斯菲尔德、莫顿、卡茨）
为回应变量范式的挑战，也为挽救芝加哥学派的学术地位，学派的第二代学者积极展开了自我批判。其中代表学者布鲁默指出其时的美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一个普遍问题，即理论与经验的割裂。布鲁默认为，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中所出现的那些被变量范式当作靶子的缺点，恰恰不是象征互动论背后的情境范式所导致的，而是来自与变量范式同源的一种方法论认识。这种认识主张: 经验
研究本身并不能产生理论，它是被用来校验理论的，而理论则要通过研究者的偶发奇缘( serendipity) 来获得。按照这种逻辑，从事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学者要做的只是验证理论，而待验证的理论则由专门的理论工作者提供，这就势必造成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二元对立。（这种问题在理论的断桥里也有专门的讨论）
布鲁默采取了“以守为攻”的方式: 在批评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的基础上，他反过来对哥伦比亚学派主导的变量范式提出了超越性的批判。这种“以守为攻”并不是单纯追求学术权力的话语策略，从广义的学科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它实际上是从“质性研究”“归纳逻辑”“人文主义”和“历 史—情境范式”的立场来对“量化研究”“演绎逻辑”“科学主义”和“自然—法则范式”所做的总体性批评。

2023年11月8日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发生过后，芝加哥学派崇尚的人文主义范式逐渐衰落，以孔德（Comte）、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等人思想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在哥伦比亚学派等学派学者的推崇下开始兴起，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各种社会现象与自然界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且这些现象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来发现。正是因为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人们习惯于用量化研究来分析各类社会现象，并试图通过控制样本的选取以发现超越个体特征，具有普遍性、客观性与可验证性的一般规律。
孔德、涂尔干、哈贝马斯等学院派学者引领的这股“宏大理论”风潮（grand theory）（由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提出，是对社会学家帕森斯研究风格的一种讽刺，这种风格强调理论的系统性与一般性，其术语往往具有通用的解释性）一直主导着学界的研究惯习。
实证主义研究者反对通过意义解释或直觉所产生的认知，他们认为质性研究是印象的、非系统的，并且带有研究者的主观偏见，研究结果带有地域性，缺乏验证手段等。
但到了20世纪中叶，盛行已久的量化研究策略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如研究深度不够、缺乏对动态人文社科现象的量化手段、理论更新慢等。因此有学者主张将量化与质化研究策略结合起来，或是将量化手段引入质性研究，或是将质性的资料搜集等方式引入量化研究。扎根理论恰恰属于前者。

2023年11月9日
20 世纪 60 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格拉泽（Glaser,B.）和施特劳斯（Strauss,A.）通过对医务人员处理即将去世病人的一项实地观察研究中， 总结出了一套质性研究方法，并于 1967 年共同出版了《扎根理论的发现：质化研究策略》（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一书，它标志扎根理论的诞生。
该理论的形成主要受到两方面理论思想的启发。格拉泽受到哥伦比亚学派量化研究权威拉扎斯菲尔德所崇尚的经验主义的影响，将量化分析手段融入扎根理论之中，使得整个研究过程具有可追溯性，研究程序具有可重复性，研究结果具有可验证性。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受到芝加哥学派权威米德、杜威、布鲁默等人实用主义与符号互动思想的影响，并使用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 ，强调从行动者的角度理解社会互动、社会过程和社会变化。

2023年11月10日
格拉泽与施特劳斯开创了20世纪应用最为广泛的质性研究策略——扎根理论，其充分融合了量化研究的严谨性、可操作性以及质性研究的可探索性，被广泛地应用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但由于不同领域学者学科背景、研究范式、研究主题的差异，使得扎根理论分化出不同的流派。
1990年施特劳斯与又和科尔宾（Corbin,J.）合著《质性研究基础：扎根理论程序与技术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一书，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影响极为广泛。目前学界所采用的扎根理论大多是程序化扎根理论，即分为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与选择性编码三级编码程序。
在这本著作中，两人所做的最大贡献便是将扎根理论程序化，他们在 1967 年原始版本的基础上， 结合具体实践，引入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方法，如，“维度化”、“主轴编码（Axial coding）”和“典范模型（Paradigm model）”等。后人为了区分两种不同版本的扎根理论，将1967 年的版本称为“经典扎根理论”，而将 Strauss和Corbin 在 1990 年提出的版本称为 “程序化扎根理论”。
但施特劳斯的老搭档格拉泽此时就与施特劳斯出现了分歧，他在 1992年出版《扎根理论的分析 基础：自然呈现与生硬促成 》（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Emerging vs Forcing）一书中，针对程序化扎根理论进行批判与回应。
他认为所谓的程序化编码已经违背了扎根理论的基本精神———不先入为主的构想问题、提出概念、 范畴或假设来强制选择资料和形成理论。这是扎根理论与量化研究最大的区别之一。
格拉泽认为，扎根理论研究的问题并非研究者个人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问题。在对研究对象的深度调查中，所有的问题、范畴、概念会顺其自然地出现。而上述的主轴编码、典范模型不过是将收集到的资料填写到了预设的框架之中。（这与我们之前课上讨论的解释学中伽达默尔的“前见”对定性研究的影响极为相似，这里格拉泽十分反对将个人倾向带到研究中。学者们都主张“放空”大脑，避免前见影响，但实际上要想拥有一个空白的大脑是不可能的，“前见”不见得就是一种有失偏颇的导向，这其中就涉及到理论导向的必要性，充足的理论能让研究者脱离琐碎的田野数据，形成更为有效的思维映射，促进问题意识的形成，为研究者指明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关于理论导向的具体效用以及如何通过多元印证减少前见对于结论的预设性影响，后面唐诗同学会为大家详细解释。）
回到正题，除了施特劳斯与科尔宾开创的程序化扎根理论，施特劳斯与格拉泽的学生卡麦兹 （K.Charmaz）在吸收传统的扎根理论思想后将建构主义理念与方法融入扎根理论中，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与著作，如《建构主义与客观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 and Objectivist Grounded Theory）、《建构扎根理论： 质性研究实践指南 》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 等，由此，也被认定为“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代表。（卡麦兹本人更倾向于实证主义，更注重实用性，认为扎根理论想要继续发展就要从实证主义的源头入手，将建构主义的许多方法和问题都与之融合起 来，使得扎根理论发展得更为充分、细致，更具有反思性。）
卡麦兹认为，人类利用不同的方法论对世界的理解都是解释性的，所有的理论与真理都具有临时性，他们不过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图像，而非真实面貌。因此卡麦兹认为扎根理论不过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人们与外部世界相互建构的桥梁。因此他将建构主义的哲学思想引入扎根理论，使之成为了一种更具有前瞻性、细致性与反思性的质性研究方法。

11月11日
孙晓娥认为，深度访谈可以生成大量的文本性资料、丰富的访谈资料，便于运用扎根理论对个体经验进行比较、辨析，从而抽象出概念、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理论。扎根理论不仅可以为深度访谈提供建构社会理论的手段和策略，而且还提出了分析资料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由此可见这两种方法论可以互为手段，让各自研究更为规范。
深度访谈与其它质性研究方法的区别在于，它通过与被调查者深入地交谈来了解和理解某一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历，从而描述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
题、反映社会群体的诉求。深度访谈的优点在于它灵活机动地访谈方式和细致深刻的研究方法，深度访谈具体流程包括访谈抽样、进行访谈、访谈记录、访谈编
码、访谈分析、备忘录写作和论文写作等环节。由于抽样、编码和撰写备忘录这三个环节是扎根理论的精髓所在，而扎根理论的其它环节与传统深度访谈区别不
大，可以参照传统方法进行。因此只需厘清扎根理论的抽样、编码和撰写备忘录这三个环节，便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扎根与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的联系。

11月12日
休息。

刘海明

2023年10月30日
下周需要做质化研究的展示，这周开始有关资料的阅读。
今天阅读《解释的断桥：从编码到理论》，实证主义的持续批评强化了质性研究的自我反思和审慎论证本文聚焦于质性研究扎根理论的研究实践阐释在田野资料的获取和分析的过程中，研究结论的生成逻辑和自我证成。实证主义批评认为，扎根理论号称扎根，其实难以做到研究前空白的头脑，所以理论预设或先导分析框架的形成，影响了随后扎根田野的资料搜集和论证，也就是说研究者根据自己欲图论证的理论，有意识地选择性裁剪田野调查资料或数据填充到分析框架中进行论证，进而导致研究结论的无效性。针对这种蹇底抽薪式 的批评，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必须做出有效的解释和回应。

2023年11月1日
今天阅读《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论：要素、研究程序与评判标准》，根据格莱瑟和斯特劳斯的观点,作为决定何时停止采样的鉴定标准，理论性饱和是指不可以获取额外数据以使分析者进一步发展某一个范畴之特征的时刻。理论性饱和通常是通过交替收集和分析数据而得到的。但是，理论性饱和经常在范畴发展何时可以停止这一问题上受到质疑(Bulmer,1979),换言之，何时可以有信心地断定达到理论性饱和点?据我理解，当新的资料已经无法再归出新的类属时，那么理论便已经饱和，此时的抽样资料也已经饱和。

2023年11月2日
阅读《扎根理论在深度访谈研究中的实例探析》，本文试 图在国内首次将扎根理论和深度访谈研究结合起来， 通过对扎根理论关键环节的概要论述及其在深度访谈研究中具体运用的实例分析，探讨如何应用扎根理论在深度访谈研究中建构理论，从而填补了国内扎根理论运用研究的空白，推动扎根理论和深度访谈研究在国内的进一步发展。
深度访谈与其它质性研究方法的区别在于它通过与被调查者深入地交谈来了解和理解某一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历，从而描述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题、反映社会群体的诉求。深度访谈的优点在于它灵活机动地访谈方式和细致深刻地研究方法，深度访谈具体流程包括访谈抽样、进行访谈、访谈记录、访谈编码、访谈分析、备忘录写作和论文写作等环节。由于抽样、编码和撰写备忘录这三个环节是扎根理论的精髓所在，而扎根理论的其它环节与传统深度访谈区别不 大，可以参照传统方法进行。

2023年11月3日
阅读陈向明《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扎根理论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介于宏大理论和微观操作性假设之间的实质理论即适用于特定时空的理论，但也不排除对具有普适性的形式理论的建构。 然 而，形式理论必须建立在实质理论的基础之上，只有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实质理论以后，形式理 论才可能在各类相关实质理论之上建立起来。

2023年11月4日
阅读《从特殊中发现一般—反思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而有从特殊经验中揭示一般性的问题意识，在比较参照中将中国案例与已有的系统性知识相 关联，抱有追问因果的纯粹目标，援引关于事物本体的认识范畴寻因作证，区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并运 用形式逻辑从具体现象中抽象简洁原理，这些思维特征限定着我们从特殊经验中发现一般知识的能力。特殊主义的提问逻辑也许适合战斗，但不适合探索−如果我们的成功，说明我们做对了什么，这种 “对”的行为原理是什么呢？和其他的成功经验相比，原理上相似还是迥异？如果是后者，需要从特殊经
验中揭示新的可解释的一般性原理，并经受其他经验的挑战和检验，方能产生说服力。
2023年11月5日
今天参加羽毛球比赛，休息一日。

刘海明

2023年10月23日
[Q]……他们此刻
已经厉行节俭，仅靠薪俸生活。(第17页第3行)
“人若没有欲望的驱使，便绝不会去拼力奋斗：当人们躺在休眠状态中时，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奋起，其卓越与才能亦永远不会被发现。人这部怠惰的机器若没有人的激情的影响，将可以被恰当地比作一台没有受到风力影响的巨大风磨。……巨大财富和奇珍异宝永远不能为其拥有者增色，除非你承认它们那些不可分割的伴随物，即贪婪和奢侈。”【因此，将节约作为一种美德是极为错误的判断，如果人们仅满足于穿朴素的衣服，吃清淡的饮食，那国家的各行各业将无以为继，这样不必担心会产生贪婪等恶德，但也不会产生奉献等美德，同样，媒体业的运行也不能以节俭为第一原则，没有前期的投资而指望吸引大量受众无异于痴人说梦。没有激情存在，社会便不会变得强大】
“可见，使一个民族获得幸福和我们所谓“繁荣”的伟大艺术，便在于给每个人以就业的机会。”【而这是因为：尽管黄金和白银的价值时时涨落起伏，一切社会的享乐却总要依赖土地的物产和人们的劳作。过度的贪婪与节俭都不可取】

2023年10月24日
[R]现在没有任何荣誉令人满意，……(第17页第17行)
“大自然通过种种方法，迫使每一种动物不断奋力地保存自己。这些方法包括使该动物感到满足；而人类的种种所谓“欲望”则必须得到满足。欲望令动物渴望获得那些被其看作能维持其生命，或使其愉快的事物；欲望还命令动物躲避那些被其看作能使其不快、使其受伤、使其毁灭的事物。这些欲望或者激情有各种不同的征候。它们自动地出现在被它们搅扰者身上。按照它们在我们身上造成的不同不安，它们获得了不同的名称，例如我们前面谈到过的“骄傲”和“羞耻”等等。”
【欲望被人苛责，但欲望是人类生存、社会得以进步的重要动力。媒介信息消费者与传媒业业者的欲望推动传媒产品内容、形式、传播渠道的更新，从而使得传媒业不断发展。但过于强烈的欲望也会破坏传媒业的正常发展，需辩证看待】

2023年10月25日
“我自己并不如此。受过惊吓的人会告诉你：等他们能想到自己(即能够运用理智)的时候，他们的理解（理解灾祸即将到来）便被理智战胜了。然而，这根本不是什么战胜，因为在受到惊吓的时候，危险或者纯属想象，或者等他们能够运用理智时，危险已经过去了。”【因此保持这种恐惧并无不妥，如面对传媒业的危机，如果不能保持一定的恐惧之心，那么等危机真正到来，便会全线溃败。乌卡时代的到来让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因此需保持警惕。】

2023年10月26日
“他们若发现危险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对危险之危害的理解便会相应降低。但是，倘若事实证明危险当真存在，种种情况皆与他们最初的想象相同，那么,他们的理智便不仅不会削弱他们对危险的理解，反而会使之增强。这种恐惧若长期存在，那就没有任何动物会去主动作战。我们仍然看到野兽们每天都在顽强战斗，个个担心自己会死，因此，想必另有一种激情能战胜这种恐惧，而与恐惧最为对立的激情乃是“愤怒”。”【在这里作者与我昨日的理解完全相反，他认为恐惧若长期存在，那边会使人变得麻木，从而失去应对危机的能力，但我认为保持一定的恐惧本身也是对灾祸的一种重视，对危机的提前研判可以使人有足够的时间应对。如传媒业对于社会舆情的动态预测与分析，便是出于“恐惧”而产生的行动，这能阻止灾祸的进一步扩大。】

2023年10月27日
“捕食动物虽然几乎每次都能捕得猎物，它们空腹的时候还是比其他动物要多，因为后者的食物既不会飞，也不会抵抗。这种情况必定会永远存在，必定会增强它们的饥饿，由此，饥饿便为它们的愤怒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燃料。”【正是食欲这种欲望不能持续得到满足，才令这些动物产生愤怒，才为它们捕捉其他动物提供动力。相反，那些食草类动物因为不愁吃喝，它们性情会更为温顺，从而失去反抗的能力（当然是指与那些肉食动物相似或更小体型的动物。）定期断食者往往更为长寿，因为他们体内新的细胞得以催生。传媒业也不能长期依靠国家的扶持，只有“饥饿”，才能让他们不断更新，更近一步。】
“你若问我：公牛和公鸡拼死搏斗，但它们既不是捕食动物，又不是凶猛动物，它们的愤怒是因何而来的呢?我的回答是：它们的愤怒来自性欲。”【曼德维尔认为，所有的愤怒都来自于食欲与性欲，但公鸡与公牛真的是因性欲而搏斗的吗？为什么不能将愤怒看作一种天生的激情，就像公牛与攻击生来没人教他们如何愤怒，但当它们感到威胁时便会与对方拼死相搏，这出于它们的本能。未经开化的小孩也会在受到威胁时对对方拳脚相加，这难道也是出于性欲与食欲吗?】

2023年10月28日
“至此，我已经尽力表明：只要心怀恐惧，没有任何动物能去主动作战；恐惧不能被其他激情所征服；而与恐惧最对立的激情，能最有效地战胜恐惧的激情，惟有愤怒；有两种主要欲望若得不到满足，便会激起愤怒的激情，它们是饥饿与性欲；对所有野兽而言，能否使它们动怒或顽强搏斗，通常取决于饥饿与性欲之一的剧烈程度，或是两者加在一起的剧烈程度。由此，我们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动物身上被我们称作“勇猛”或“天生勇气”的东西，不是别的，而完全是愤怒使然。”【作者认为理智并不能战胜恐惧，它只会让人们清楚灾祸有多危险，唯有愤怒可以战胜恐惧，但愤怒意味着理智的缺失，一旦理智丧失，那仅凭愤怒又如何战胜灾祸呢。】

2023年10月29日
“止愤怒可能造成的祸患。严格实施各种法律，以约束人使用暴力，这时，人自我保命的本能必定会告诉他要保持冷静。尽量避免受到搅扰，这是每个人的共同愿望，因此，随着人的经验、知识和预见性的增长，他的恐惧将不断被加强和扩大。其结果必定就是：在文明国家里，使人发怒的诱因将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人扑灭这些诱因的恐惧也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他不久便能依靠这种恐惧，学会扑灭自己的愤怒，学会通过另外一种与愤怒相反的方式，那同样是一种自我保护，大自然以前已经将那种方式连同愤怒以及其他激情，一并赋予了他。”【前面我还反驳了作者，但作者已经在后文作了陈述，在律法严明、秩序井然的现代社会中，诱发人们愤怒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出于对惩罚的恐惧，人们开始克制自己的愤怒，由此保持理性。传媒业者会因为外界的质疑而愤怒，但出于新闻法规与行业自律的恐惧，他开始克制自己的愤怒，保持理性，从而以理智的方式处理外界的声音，由此人与动物便得以区别开来。】
“可见，人身上有益于社会和平安宁的激情，惟有他的恐惧。你愈能唤起这种激情，他便愈遵纪守法，愈易于管理。这是因为：无论人作为单个动物独处时愤怒对他如何有用，社会也绝不会给他发泄愤怒的机会。”【愤怒对于这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毫无用处，唯有恐惧能够被利用，因为恐惧人得以安分守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