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失的国运：清末改革和民国宪政的失败(还原真相)

白雪

从1898年到1928年，是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三十年。如果我们稍加留意观察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当时从政府到民间，到执政机构到反对派，都在致力于社会政治的革命，或者表面上如此。这包括1898年到1911年的清朝的改革运动，以及1911年到1928年的民国宪政运动。然而，这两段革命都失败了。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我们有个最教科书般的解读，但这种解读是否合乎历史实情就很难说了。

也许会有人说，清朝的改革运动根本算不得革命吧，那都是骗人的玩意。这是我们对革命理解的偏差。革命并不是推翻某个朝代，至少这不是最后的目的。革命是制度的革新，而不是简单的替换。清朝改革固然不会主张共和制，但如果君主立宪制能得以确立，这也是一种革命。事实上，当时有许多因素会促进清末宪政改革的成功。至少也是革命道路的一种选项。

双方的博弈没有等来清朝的制度革命，而是推翻了前朝，成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推翻前朝的革命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受旧体制的羁绊来确立新的制度。确立共和制，其核心还是如何实施宪政，可是，那些推翻满清的势力中，又有多少人真正的对宪政有兴趣？又有几个人懂得什么是宪政？所有参与组建新国家的势力都声称支持共和，但共和制却艰难地维持着，民国的宪政一直没能确立。民国宪政的阻力究竟在哪里？或者说，哪些是维护宪政的力量，哪些是阻碍宪政的势力，我们能否分清？

目录：

序：火车站的爆炸：革命者追杀改革者
1、光绪和慈禧，改革的接力棒
2、新政与中国的现代化
3、会党和革命党的怪异组合
4、在改良与革命浪潮中彷徨的知识分子
5、走向激进的宪政运动与武昌起义
6、圆梦或梦断于辛亥年
7、民国初期的宪政框架
8、袁世凯和孙文：煮酒论英雄
9、为争人格而护国
10、护法与军阀
11、赵恒惕、陈炯明和联邦运动
12、改变历史的那些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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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的气象台


1902年创办的山西大学堂，1907年的开学典礼。


山西大学堂农学系教职员工（山西大学系退还庚子赔款创办）


山西大学堂农学系师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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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烟台街道


清末时期天津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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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北京城



清末北京小贩

清末天津劝业场


清末广州码头



清末上海电车公司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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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映像



北京街上



苏州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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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成为极端保守派对付改良派的棋子，最后的命运也是最悲惨的

历史上对洋务运动的作用评价较低。但事实上，维新、新政都是洋务运动的继续，没有洋务运动，新政根本无法推行。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死了不算），后来都成为了新政核心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
本寄予厚望的李鸿章：



洋务运动中的留美幼童：


新政的核心人物张之洞：


晚清时期的中国





张之洞之汉阳





清末中国：

不用担心城管的小贩


晚清上海码头



晚清上海南京路



晚清北京西直门火车站



晚清烟台街道




袁世凯上街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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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风亭的聚义会

同盟会没有推动掀翻清王朝的骨牌，而一帮原本毫不起眼的会党成员们却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对于辛亥革命来说，清风亭聚会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清风亭是位于日本东京赤城元町的一个地方。清末时期，经常有中国留学生在那里讲学、开会。

1907年8月的一天，一帮不同寻常的革命党人聚集在那里，他们要成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为什么说不同寻常呢？因为他们大多有着江湖的身份和特性。会议的组织者是四川孝义会的龙头老大张百详。参加会议的90多人中，大多是是南方各省的会党首领、或者和会党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物，如湖南洪福会的骨干焦达峰、江西的邓文翚、湖北的刘公、孙武等。这些人和南方的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三点会等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

张百详酝酿组建新组织的想法源于这年的春天。同盟会自1905年成立后，就开始了联络会党的工作。会党本来就是民间秘密的反清组织，所以很快就和同盟会合作起来了。1906年，湖南、江西的会党组织在两省交界之处发动了萍浏醴起义。可惜起义很快失败，一些会党领袖被杀，还有一些骨干逃亡日本，加入了同盟会组织。

同盟会中的会党成员越来越多，不久他们就发现自己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无论是在革命理念上、行事举止、还是组织方式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会党首领们大多个性豪爽、敢作敢为，喜欢江湖上的热热闹闹，这和侧重于海外宣传、大多怯于回国的同盟会其他成员有些显而易见的差别。他们冷眼同盟会内部越演越烈的纷争，难以忍受流亡在东京的单调生活，他们更想回到国内去，和自己的弟兄们在一起。
同盟会领导人对这些会党也不是很感冒，毕竟这些会党经常被人称之为“会匪”，一些会党分子也干过骚扰百姓的事情，口碑并不是很好。此外，同盟会领导人从能否控制的角度考虑，认为会党分子“容易发动，难以成功，即使成功了也难以控制”。虽然同盟会依然要依靠会党，但其领导层对于会党的工作安排并不热心。

(共进会最有名的两个人孙武、焦达峰，分别发动了湖北、湖南起义）



1907年是同盟会的多事之秋，东京总部因为内斗等原因已经形同虚设了。孙中山则带着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去了南洋，另行组织同盟会机构，将主要精力放在筹划广东地区的反清起义，而会党的组织、联络工作一拖再拖。也就是基于这种情况，张伯详等人决心组建以联络会党为核心目的的组织。正好，此时华中各省的会党组织都有人流落到东京，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湖南会党老大焦达峰非常喜欢这个提议，会党首领们本来就喜欢广交朋友，借大家都在东京的机会，建立一个各会党的联盟，是个不错的想法。积极支持这样想法的，还有湖北的刘公、孙武、四川的吴永珊等人。在这些人的积极筹划下，新组织的成立大会终于于8月份召开了。新组织的名字叫着共进会，意思是在帮会内兄弟们共同进退，在帮会外，不同的会党也要共同进退。

在共进会的成立大会上，大家选举张百详为会长，下设内政、外交、交通、军务、参谋、财政、党务、文牍八个部门，各部的部长分别是居正、彭汉遗、袁麟阁、焦达峰、孙武、陈兆民、潘鼎新、彭素民。总部先设在居正、罗杰住的公寓里，后来搬到青山麻布区出租屋里，挂了个牌子叫着华群舍。

共进会成立后，也发布了宣言书，作为组织的宗旨。宣言书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核心内容都是，推翻满清异族统治，做革命好汉。入会的誓词和同盟会的只有一句不同，就是将“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焦达峰在后来解释说，怕普通的会党成员不好懂，但这其实也反映了他们另一种潜藏在心的心态，那就是农民们到底是要土地权利，还是真正的政治权利？也许这些和农民打交道最多的会党分子们更清楚，没有政治权力的保障，农民的土地权不过是一块不由自己掌控的饵料而已。

共进会的会旗是九角十八星旗，也就是我们后来见过的铁血十八星旗。十八星代表内地汉人为主的十八个省份，这种考虑对于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革命首先是推翻满族人的统治，那么首当其冲的是号召汉人们团结起来。这种的局限性自然也限制了它以后在全国范围内使用。

（18星旗，成为中华民国陆军旗后中间增添一星，代表东北地区）



共进会究竟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或者实质是同盟会的一次大失血呢？起初大家没有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一些人仍然将它当做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按照同盟会对待会党的原则去参与相关工作，把自己仍然当做同盟会员。另有一些人在领导共进会工作中，逐渐把自己的重心转移到会党中去了，不再和同盟会有实质的关系了。如焦达峰本身是会党堂主，他把共进会当做自己的洪福会和其他兄弟帮会协调行动的机构。湖北的孙武、刘公则干脆就以共进会的名义，按照江湖的规矩开堂、烧香、结盟、入伙，订立“山””、“水”、“堂”、“香”为暗号，直接收取会众。

共进会的成立，让闲居在东京的一帮江湖革命者终于有了事情可做。既然同盟会里除了吵架就无事可做，那么大家自行活动，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岂不快哉？不久，共进会的主要骨干如张伯详、孙武、焦达峰等纷纷回国，开始组织会党的工作去了。他们和同盟会的联系逐渐疏远了。

当黄兴赶回东京的时候，发现那帮闹哄哄的江湖弟兄不再围着他转的时候，他问还在东京的焦达峰：“你们为什么要另立门户？”
焦达峰说：“你们同盟会太拖沓了，我们这是救急，没想过要分道扬镳啊。”
黄兴又问：“要是这样，革命党就有两股势力，将来谁是正统？”
焦达峰说：“都还没有起兵，着什么急？要是以后你的功劳大，我听你的，我的功劳大，你该听我的。”

当然，同盟会没有把这当做多大的事情。孙武、焦达峰不过都是混迹于江湖之中的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孩，又能有多大的作为呢？共进会依然得和同盟会合作，而同盟会少了这些会党老大，组织就要纯正多了，好管理多了。并且，以历史的经验，会党是成不了气候的。但黄兴却忽略了一点，这些流亡日本的会党骨干还有个区别于他们国内同伴的显著特点，就是他们多是能武也能文，还受过较好的现代教育。


翁同龢究竟是谁驱逐的呢？《翁同龢日记》比较可靠。

所谓慈禧驱逐的，并无任何记载。而且，翁同龢是级别很高的官员，且在慈禧训政期间长期执重要岗位，所以即使是帝党，也是慈禧能接受的人。反倒是光绪，当时正是要大展拳脚的时候，对于长期训导他的翁有些不满。借机将其开掉不奇怪。翁长期为光绪师傅，且慈禧也算信任，因此为人比较张狂，得罪的人也较多。



1899年12月（老历，实际为1900年1月），“已亥建储”被过继为同治儿子的“大阿哥”溥儁。



溥儁的亲爸载漪，此人成为义和团运动在朝廷的最得力干将。杀五大臣，企图杀光绪，主张进攻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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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盟会的内部纷争和解体

一直以来，我们都把同盟会当做推翻满清的主要力量，事实上，同盟会只是清末无数革命组织中的一支。由于同盟会总部在海外，能够公开地活动、募集款项，因而形成的影响最大。相反，很多扎根国内的革命组织只能是秘密活动，比如在武昌起义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学社、共进会等，人数发展到2000多人，但如果不是因为武昌起义的话，也只是众多国内默默无闻的革命组织之一。

1905年8月到1907年3月，同盟会在成立之后，经历一年多较迅速的发展阶段。到1906年，同盟会会在日本共发展会员863人，主要为留学生。但是，这个数字在近两万留日学生中的比例并不大。很多人则是支持清政府的改革举措，或者是在革命和改革中徘徊。比如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蔡锷、尹昌衡等，在其他人反复的劝说下，依然没有加入同盟会。因此，同盟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主办报纸，和维新派开口水战，以争夺支持者。

（早期的同盟会，主要骨干多为华兴会成员：1905年日本东京华兴会主要领导）



同盟会的核心层在最初的阶段很快形成了三股主要力量。第一股力量是以华兴会为主的两湖革命者，他们是构成了同盟会的主力，他们的骨干因此也成为了同盟会主要事务的主持者，如黄兴、宋教仁、刘揆一成为了同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三驾马车。第二股势力是以孙文为首的粤籍会员。孙文几乎是只身参加同盟会的，因为虽然是同盟会的领袖，但自己的嫡系人员却很少。一些粤籍人员向孙文靠近，自然就成为了孙文所倚靠的对象，比如胡汉民、汪精卫等。孙文在同盟会中充当团队的领袖，形象代言人，他以领袖的身份则负责出面筹集款项，这使得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第三股势力是光复会的成员，他们的主要领导人陶成章、章太炎等是1906年才相继参加同盟会的。光复会主张比较激进，而且要求革命后成员要功成身退，他们对同盟会内部不合理的事情尤其不能容忍。

同盟会的第一次冲突是发生在黄兴和孙文之间。孙文准备将原兴中会的旗帜青天白日旗定为同盟会的会旗，黄兴认为这种“以太阳为旗”模仿了日本国旗，觉得不妥，不赞同。孙文顿时大怒，说，“我在南洋，有几万人都将命交给了这面旗子，要灭掉它，先把我排除了。”黄兴被这一抢白，也很气恼，当时虽然没发作，但随后跟宋教仁说要退出同盟会。

黄兴之所以反对青天白日旗，有很多资料上称是觉得模仿日本旗不美观。但黄兴是知道这原本是兴中会的旗帜，而兴中会参加同盟会的人寥寥无几，孙文几乎是净身加入同盟会的。孙文以兴中会的会旗充当同盟会的旗帜，以至于后来又以其代替原本已经确定的中华民国五色共和旗，这其中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黄兴当然没有退出同盟会。毕竟他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一旦他退出，这个组织其实也就完蛋了，而他本人是组建同盟会最核心的人。正是由于这种考虑，后来同盟会内部几次倒孙风波，黄兴都站在支持孙的立场。因为确定孙为同盟会精神领袖，也是黄兴定的盘子。他维护孙的地位，也就是维护自己当初的决定。

黄兴希望孙文在另一个问题上妥协，那就是在哪里发动起义的问题。黄兴主张在两湖一带发动起义，而孙文则主张在两广等地的边界地区发动起义。这个分歧的背景在于他们各自所依靠的会党组织是不同的。黄兴和湖南、江西一带的洪江会等组织保持较好的关系，而孙文的依靠主要是两广一带的三合会和洪门。双方最终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首先依靠湖南、江西一带会党发动起义。1906年底，同盟会派刘道一到湖南联络各支会党组织，准备发动起义。12月，数万会党开始起义，他们挑着箩筐准备进攻湖南浏阳县城，路上却遭到几十名清军携带26支洋枪的阻击，结果一败涂地。

（领导萍浏醴起义的刘道一，后牺牲）


萍浏醴起义是革命党在辛亥前发动所有的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但也暴露了他们的致命缺点，依靠会党们的起义必然不会得到地方势力的支持，他们反而会比清政府更加迫切地希望剿灭这些希望抢到浮财的农民武装们。

1906年的起义失败产生了一些结果。第一，同盟会高层被迫同意放弃以两湖为发动起义的重点地区的想法，转而以两广为主。第二，孙文被日本政府重金驱逐，而这笔资金引发了同盟会内部的第一次大风暴。第三，一批起义骨干逃亡来到了日本，这些人中有几位是促发辛亥革命的关键人物。

由于清政府发行萍浏醴起义有同盟会的背景，因此要求日本驱逐孙文处境。日本政府不得已，给了孙文5000元，让他开路，日本商人也给了他一万元，同盟会内部的第一次倒孙风波因此而起。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主办《民报》，经费非常紧张，他们的生活也非常艰苦，但为了革命，他们也能承受。听说有了日本商人捐赠的巨款，他们巴望孙中山多留一点给他们办报，结果孙中山只留了2000元，让他们大失所望。之后有传出孙中山收了日本政府5千元赠款，又有一批人不满了，认为这是没有气节的表现。

1907年3月，孙文带着胡汉民、汪精卫等一行人离开日本到南洋，并在那里组织三合会等发动两广起义。同年6月，孙中山采购了一批村田式快枪，章太炎、宋教仁知道了，他们非常不满，认为这种武器是落后武器，拿来搞革命会白白牺牲同志们的性命。孙中山也很生气，说他们泄露了机密，要处分他们。

于是东京总部的会员和远在南洋的孙中山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倒孙风波越演越烈。这个时候，在东京主持同盟会工作的刘揆一只得要求孙中山向同盟会认错。孙中山当然不服气了，自己是同盟会的领袖，也是主要筹款人，怎么用钱当然应该是他决定。此时倒孙派都希望黄兴出任总理，但却没料到黄兴站在了坚决支持孙中山的立场。其实，从同盟会的组建和拥戴孙中山为领袖，都是黄兴大力推动的，他当然不会去否定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况且，黄兴和孙中山在合作中虽有一些分歧，但他也在分歧中认定了一条道理，就是“革命成功必须要倾心拥护自己的领袖”。

倒孙风波没有结果，但同盟会开始解体了。孙中山自此不愿意再过问东京总部的事情。1908年，孙中山带着自己比较信任的胡汉民、汪精卫等在南洋另外组建同盟会总部。孙中山将其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发动两广的武装起义。黄兴等无奈只得配合孙中山发动两广的战略，由于广东驻军有许多湖南籍官兵，他们就去策反这些人发动反清起义。1907-1908年，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发动了多次起义，但因为都是军事冒险，起义均告失败。

同盟会的另一次解体是陶成章所引发的。孙文在南洋另组同盟会总部后，对于东京总部的运作实际是不闻不问，这导致在东京同盟会主要骨干生存异常艰难。黄兴在东京的寓所多次拖欠房租，只得经常躲债，这使得很多人无法找到黄兴。另外，主办《民报》的陶成章、章太炎也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甚至因为拖欠日本法庭的115元罚款，差点要被罚做苦役，幸亏光复会的弟子鲁迅等帮忙才得以避免。

（陶成章及光复会员）





陶成章决定自己去南洋筹款，但这触及到孙文的事务范围。对于孙文来说，南洋和筹款都是以他为主要负责人的，拥有南洋侨民的支持和对筹款的掌握，是他作为革命领袖的重要支撑。陶成章的南洋筹款之行遭遇到了冷遇，仅仅才凑到300多元，他发现这背后有孙文的阻力，因此，他产生愤懑也就不足为奇了。

陶成章决定自己行动，到缅甸、印尼等地宣传演讲，筹集捐款。陶成章的此举也引起了孙文的不满，不断阻止、指责陶成章的行为。陶成章的行为得到了李燮和的支持，也得到了受到胡汉民排挤许雪湫的支持。李燮和也是一位重要的革命活动家，除了组织过多次起义外，在海外也有很强的活动能力。而徐雪湫则是1907年黄冈起义的领导人，起义失败后，他遭到了胡汉民的诘难。

当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陶成章要求改组同盟会，另选领袖。他的提议遭到了黄兴的反对，失望之余，陶成章、章太炎、李燮和、许雪湫等于1910年2月重新组建光复会，并与同盟会完全独立。尽管之前的光复会员大多仍然保留同盟会的身份，重组的光复会也发展迅速，李燮和等人在南洋凑集到了大量资金，发展了大量会员，使之依然是辛亥革命重要的力量之一。

经过几次反孙风波，孙文依然是同盟会的领袖，但他对这个组织也产生了不满。他希望革命组织能如帮会一样，大家绝对服从他。而在同盟会里，他总是无法确立绝对的权威。即使是一直支持他的黄兴，其背后也有一股他无法控制的力量。孙文曾计划取消同盟，一度将支持其的南洋、美洲同盟会改称为“中华革命党”。谭人凤、宋教仁等人不希望同盟会分裂，但也无法接受孙文不同意在长江一带发动起义的态度，于是，又另组中部同盟会，独立推动长江一带革命活动。

尽管同盟会遭遇到了几次大分裂，但主要派系都参与了对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支持。黄花岗起义是同盟会最花血本的一次起义，但这次起义遭遇到了和其他起义一样的问题。同盟会的起义没有打算获得其他阶层的支持，完全是军事冒险。与原本计划的不同，他们没有等到新军的发动，组织的敢死队也只有120多人。这支百来人的队伍遭到了守军的拼死抵抗，起义军在伤亡惨重后很快失败。黄花岗起义是清末所以起义中规模很小的一次起义，但却是同盟会损失最惨重的一次起义。其他的起义牺牲的都是被同盟会发动起来的会党、新军，而这次起义牺牲的85人（以后来核定的烈士数为准）是同盟会自己的骨干。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一些主要领导人意志消沉，同盟会几乎停顿。

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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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革命的松散联盟—同盟会

革命就像演出一台戏一样，许许多多人长时间的辛苦努力，成就的是少数演员的精彩瞬间。清末革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海外革命者唱戏，既安全又拉风，而在内地进行革命宣传的人们却是辛辛苦苦的杂勤人员，随时承受被捕杀的风险。以至于有这样的一个怪相，当革命成功突然而至的时候，海外的这些革命者连自己几乎都来不及搞清状况，都得回来接受人们的欢呼了。

辛亥革命的胜利，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一大批扎根于内地的、不断宣传、组建团体、密谋的革命者辛勤而危险的劳动是分不开的。内地革命者的崛起，应该首先从吴禄贞开始算起，他在引发辛亥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1898年，主政湖北的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派遣30人去日本留学学习军事，这其中就有吴禄贞。

(吴禄贞)



吴禄贞被送到日本后，思想就十分活跃。1899年，他和留学的同学们组织励志社。他同时也接触了革命思想，当然，这是会党式的革命思想，他也因此加入了兴中会。1900年，正值康梁党的弟子唐才常回国发动自立军运动，康梁党、革命党都参与了这次运动，吴禄贞也是其中之一。

吴禄贞回国后，便和当地学生和青年军官经常聚会，逐渐地以武昌花园山为据点，形成了一个松散的革命群体“花园山聚会”。这个革命组织虽然形态上比较松散，但却确立了清末最有效的革命党的工作方式。首先，他们是扎根于内地。武昌的本地的革命组织一直接连不断，即使遭到破坏，骨干分子流亡海外通常不久都会再回来组织新的团体。其次，他们虽然也联络会党，但都是以自己的骨干为主，核心成员都是学界或军界的知识分子，因此会党气息也较少。再次，他们部分人员和改良派保持较好的关系，一些人甚至即使革命派，又是改良派。

花园山聚会后来被张之洞发觉，通过调走骨干人员而将其实际拆散了。当然，张之洞的做法比较有意思。这代表了国内革命组织的普遍特点，既像是革命组织，又像是改良组织。而地方官员是虽然反对革命，但普遍支持改良，他们无法甄别革命党和改良分子。比如云南的李经羲、四川的赵尔丰都保护过看起来像改良派的革命党人。事实上，很多人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派，这和水火不容的海外革命党与改良党之间的相互仇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参加武昌花园山聚会的，还有一位来自湖南的武昌普通中学堂的学生，叫宋教仁，他也成为醉心于革命事业的积极者。1903年8月，两湖书院毕业的学生黄兴回到学校，组织反对俄国侵华的演讲，与宋教仁相互认识。后来两人相继回到湖南，经过一番组织之后，于当年11月在湖南长沙和陈天华、刘揆一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华兴会成立后，也立即开始组织起义，方式也是联络会党。他们找到了在长沙东部山区活动的会党洪江会首领马福益，一番说服之后，会党首领就成为了革命者。起义最终还没来得及举行就失败了，马福益不久被捕遇难。华兴会筹划的第一起义失败，黄兴、宋教仁等人只得流亡日本。

（宋教仁和黄兴）






继1898年到1900年时的小高潮后，这个时候的东京又开始热热闹起来了。此时，东京有大批的官府选送的、资费的留学生，他们很多人开始热心革命或者改良。而黄兴、宋教仁等华兴会的骨干，流亡日本。湖北成立的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因被破坏，一些成员也流亡日本，于是，东京有了一大批有革命想法的人。黄兴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趁着这里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他要组建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

建立一个革命组织，需要确立一个革命领袖。黄兴觉得自己不适合当革命领袖，虽然他为革命奔走了几年了，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叫革命。他觉得最好有一个对革命很精通的人担当领袖。他找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就介绍了一个革命伟人《孙逸仙》。这本书是孙文的日本追随者宫崎寅藏于1902年写的，书中将孙文描述为支那革命的大豪杰，正式开始将孙文予以神话。这本书被中国留学生章士钊看到后，又进行进一步神话，于1903改编为《孙逸仙》进行出版。这两部书的先后出版，使得孙文成为了传说中的伟人，而兴中会的另两位领导相对而言就变得默默无闻了。

尽管这个筹备的革命组织主要是黄兴负责准备，但他有意推孙文为组织的领袖。不过，此时孙文并不在日本。在日本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联络下，1905年7月，孙文回到日本，即与黄兴见了面，双方确立成立新的革命组织。由于黄兴事先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个多月，即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黑龙会总部宣布成立。

最初的同盟会其实是华兴会、武昌科学补习所的一个扩展。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的人数为79人（对于该人数有争议），其中来自湖南、湖北的约占半数。由此可见筹建同盟会的主要人员都是和黄兴熟悉的两湖人员，此外主要是日本的一些留学生，兴中会的孙文是以个人参加。江浙光复会也只蒋尊簋等少量人员参加，直到后来其成员纷纷逃亡日本后，才逐渐加入同盟会。筹备人员按照来源地如下：

湖南（20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曾继梧、余范傅、郭先本、姚越、张夷、刘道一、陶镕、李峻、周咏曾、邹毓奇、高兆奎、柳旸谷、柳刚、宋式善、范治焕、林凤游、郭家伟
湖北（20人）：时功玖、耿觐文、涂宗武、余仲勉、曹亚伯、周斌、陶风集、叶佩薰、王家驹、蒋作宾、李仲奎、刘通、刘一清、李叶乾、范熙绩、许纬、陶德瑶、刘树湘、天桐、匡一
广东（16人）：孙文、李勇锡、朱少穆、谢延誉、黄超如、区金钧、冯自由、姚东若、金章、汪兆铭、古应芬、杜之、胡毅生、朱大符、张树楠、何天炯
广西（7人）：马君武、邓家彦、谭鸾翰、卢汝翼、朱金钟、蓝得中、曾龙章
安徽（6人）：程家柽、吴春旸、王天培、孙棨、吴春生、王善达
江西：陈荣恪、张华飞
浙江：蒋尊簋
陕西：康保忠；  
福建：王孝缜；  
直隶：张继
日本籍：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

从这样的结构中，我们不难发现，同盟会虽然是以孙文为领袖，但以两湖为主的人士更倾向于认同黄兴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兴是维系这个团队、让其不致分离最关键的人物。此外，这些人员和孙文的原兴中会存在显著的不同，同盟会成员多是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甚至情绪张扬，他们不忌讳对领袖的批评和反对，甚至严厉要求领袖的行为。这不同于主要以商人会党为核心、更愿意服从首领的兴中会。

日本黑龙会对同盟会的支持，显而易见是有其政治诉求的。这对于未来同盟会的一些举措产生了影响，而同盟会内部对此的态度也是不统一的。所有的这一些，使得同盟会更多地成为了一种政治图腾，在它艰难地维系了6年运行之后、直到内地突然而至的革命爆发，才给了它重新振奋的机会。

白雪

(13)

2. 同是天涯沦落人：流亡的革命党和保皇党

清王朝统治的297年历史里从不缺反对者，有一拨又一拨的反叛，也有无数的秘密组织。具有政治目标的革命党人只是其中很微弱的团队，至少在1905年前是如此。革命党人对王朝的统治几乎构不成什么危险，因此，清末的政治改革也不是为了应付革命而进行的。

早期的海外政治性流亡者有两拨人。一拨是1895年因广州起义失败而逃亡的杨衢云、孙文等人，另一拨是1898年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逃亡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这些人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流亡日本，主张不太一样，但也有很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有支持他们共同的日本“友人”，他们都是主张政治改变的人士，他们都是被清廷通缉的犯人。支持他们的日本人希望这两个组织能够联合起来。宫崎滔天、犬养毅等人一直热心于两派的联合。

（犬养毅，曾任日本首相。当时曾力促孙文和康梁的合作）



但是，对于革命者来说，最大的敌人是谁？是清朝官府吗？不是，因为只要他们一直在海外流亡，是没有多少危险的。他们寄居地的日本政府、英国政府或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最潜在的危险是自己的同志、或者近似的政治人物。那些政治主张和自己一样的、或接近的人们或组织，如果不能形成同盟的话，那么就是最危险的敌人了-----竞争对手。而且彼此越接近，相互的危险度也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1905年革命党人要首先去炸主张改良的宪政考察团了，而1911年，同为革命党的陈其美为什么要杀害陶成章了。这些不过是打击或除掉竞争对手的行动而已。当然，这不是清末革命党所独有的，世界上大多数的革命档都热衷于内部清洗。

在海外的革命党和改良党都以海外的华侨为依靠，在他们中发展成员、募集捐款，同样也都会去争取外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因此，他们倘若不联合，就必然会形成竞争。对于日本人提出要求他们联合的建议，遭到了康有为的拒绝（但碍于日本人的面子，只好采取躲避策略，让梁启超去应付）。因为孙文的革命党和康有为的团队显然不是一个档次，这就像要一家大型集团公司和一家小公司，这是一项极不合算的并购方案。戊戌变法是全国都被卷入的红轰轰烈烈的大事，引得许多外国的关注，更有借伪造的光绪“密诏”作为号召，康有为当然不愿意屈就和孙文等会党平起平坐。

对外海外大多数具有政治热情的华侨、留学生来说，改革的主张也更能接受一些。毕竟只有极少人愿意采取暴力的手段去推翻一个强大的王朝。而主张改良，他们有很大参与的可能。后来，当康有为、梁启超到各地、尤其是美洲发展组织的时候，很多人参加了他们的组织，甚至包括很多兴中会的成员。此外，康梁等人在国内也有很多同情他们的士绅们。也有一些原本支持康梁的人转而支持革命党，例如曾负责“围园杀后”行动中杀掉慈禧的毕永年，就脱离了康有为转为支持孙文，并帮助孙文取代了杨衢云在兴中会的位置。革命党与保皇党之后的论战，与其说是政治理念的辩论，倒不如说是争夺海外市场的大战。

1899年，在清廷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只得重金“驱逐”了康有为。康有为拿了日本人9000元的驱逐费，开始了自己周游世界的行程了。其间，在康有为逗留新加坡的时候，得知两党合作破裂的日本人宫崎滔天、青藤幸七郎赶了过去，企图再次劝说康有为，结果被康有为的弟子得知这两个人曾到过广州，见过清朝官员，怀疑他们俩是刺客，于是报了警。结果，警察一搜查，从两人身上找到两把日本刀和现金巨款，就以两人涉嫌谋刺康有为抓了起来。孙中山闻讯也跑去解救，最后三人被新加坡当局驱逐了事。刺康案后，康孙两人均不再谋求合作了。

康有为到加拿大后，和当地侨领一起成立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又称为中国维新会、。康有为称，中国的希望在于改革，而改革的希望在于救出光绪皇帝。由于海外华侨对戊戌变法的支持，对光绪被囚禁普遍持有同情态度，保皇组织发展一度很快。按照康有为的估计，海外华侨约500万人，约100万人加入了保皇会。康有为以公司的形式募集捐款，并投资经商，特别是在墨西哥城房地产投资中获取暴利，康有为及其保皇会在财政上远好于孙中山的革命党。

（维新会会旗）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对于革命党和改良党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发难好机会。梁启超派自己的学生唐才常等一批人回国组织会党起义。他一面联络维新派人士，一面组织会党，向会党发放“富有票”，设立自立会和自立军，也和革命党人士联合。他们秘密联络的人员多达10万人。但是散漫的会党行动很快就被唐才常的老师张之洞获悉。就在汉口机构的负责人林圭准备发动起义，邀请唐才常一同主持时，张之洞将他们一网打尽，只漏了被唐才常临时派去长沙劝说其好友黄忠浩的蔡锷。黄忠浩把蔡锷软禁起来了，因此保住了蔡锷的一条命。

兴中会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依托广东三合会也发动了一次起义。1900年10月，在八国联军正在占据北京的时候（八国联军中以日军人数最多），孙文的得力助手郑士良集会会党及日本人600余人，带着从日本获得的精良武器，发动了惠州起义。起义队伍打了几次小胜仗，大批会党成员前来加入。当然，这支几乎都由会党组成的队伍得不到其他阶层的支持，在日本人断了军事援助之后，很快也被清军剿灭了。

（山田良政等40几位日本人参加了惠州起义，山田良政等遇难）


在惠州起义的同时，已经辞去兴中会会长的杨衢云派遣史坚如到广州暗杀两广总督德寿，结果功败垂成，史坚如被捕遇难。德寿自然害怕杨衢云再次派人来杀他，于是悬赏3万元买杨的头颅。有人劝杨衢云出去躲一躲，但杨拒绝了，说“男子汉死就死了，躲什么躲。我宁愿教些学生养家里人，也不愿白白浪费公款。”很快，清廷的杀手找到了杨衢云，在家中将杨衢云开枪击伤，杨在自己去医院途中倒下身亡。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康有为就致力于以保皇会名义筹款、经商、炒房地产，时不时也到处演讲讲学，会见外国政客等事务。由于经济条件较好，过着比较富足的生活。康梁不再谋求推翻慈禧的统治，而仅仅是主张君主立宪，并创办自己的报社。清末新政之后，由于清廷本身就已经开始改革，康梁的市场更加萎缩。1904年，清廷下诏开放党禁，赦免除康梁以外的戊戌党人。康梁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流亡中的梁启超一直保持着探索中国宪政道路的激情，尽管清廷已经开始改革、而自己仍被通缉，但依旧组织政闻社，主办报纸等方式，宣传和鼓吹宪政救国的主张。渐渐地，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各自的重心越来越远了。

(流亡在外的康有为)





（1902年，梁启超在温哥华）



杨衢云被赶下台和遇害，使得兴中会另一个主要领导人谢缵泰对孙文极为不满。在惠州起义失败后，谢缵泰和部分兴中会会员组织了第二次广州起义，但没有告诉孙文。1902年年底，谢缵泰等已经在广州建立了20几个分机构，联络起义者多达3000余人。起义最终还是因为事泄而失败，党人20多人被捕，粱慕义等7人死难。很多史料中都未曾提及这次起义。此后，谢缵泰心灰意冷，创办《南华早报》去了。

在杨衢云、谢缵泰遇难、离开之后，孙文就成为了兴中会当然的领导人了。只是惠州起义的失败依旧使得孙文也气馁了。加之康梁保皇党在海外发展迅速，兴中会的市场更加狭小。为了能在会党中发展党员，1903年孙文离开日本，去了美国。在美国，孙文加入了洪门，成为洪门的洪棍。

1905年前的兴中会，本质上更接近为会党，这也限制了它的发展。新政之后清国留学生骤增，但这些来自内地的留学生很多是士绅家庭出身，他们大多不愿意加入有浓郁会党背景的组织。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04年被保送法国留学的举人汤芗铭，他开始认为孙文是革命党人，所以加入了兴中会。后来发现该组织更像一个会党，于是又退出了兴中会。

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组织，应该属于1905年创立的同盟会。而同盟会的创建，得益于清廷的改革开放，得益于清国大量派遣留学生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