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记者研究案例集锦

白雪

【案例】
崔永元欲离开央视称压力大很多看不惯

环球人物201207期封面

　要离开央视
　　崔永元艰难选择
　　今年两会前夕，媒体突然爆料，崔永元要去做一个口述历史研究者，可能调离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深受观众欢迎、知名度很高的主持人，他为什么要离开？
　　也许人们还记得，10年前，崔永元突然离开了央视重要栏目《实话实说》，之后人们才知道，他患了重度抑郁症。虽一年后康复并新创了《小崔说事》和《电影传奇》等栏目，但崔永元的辉煌时代似乎渐行渐远。外界也传他在央视越来越边缘化了，因为在央视男主持人中，与他同时代的水均益、白岩松等人，个个似乎都还干得风生水起。
　　过了今年2月20日，崔永元的人生就翻开第五十岁的日历。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他，对外界的猜测和传言不屑一顾，对自己的人生抉择，他谈得更多的是责任和兴趣。
　　压力大，精力不济，看不惯的特别多
　　“我到了最难的时候”
　　本刊记者 刘畅
　　从1996年3月起，中央电视台推出一档全新的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节目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主持人：他长相“有些困难”，说话也难字正腔圆，随意得“如邻居大妈的儿子”，但就是这个两眼一眯、嘴角一弯、微微露出点“坏笑”的男人，倾倒了无数观众。大家给主持人崔永元起了个亲切的称呼——“小崔”。崔永元的出现，让中国人对节目主持人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
　　2012年3月2日下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一家餐厅里，专访了崔永元。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正忙着为两会准备提案，或许是工作太累，他显得很憔悴。
　　崔永元确实很平民，和他交流没有任何的距离感，无论记者提怎样的问题，无论问得是否有水准，他都非常认真地一一作答。
　　“您想喝点什么？”记者问。“都行，只要能睡着觉的。”崔永元的一句话，让记者想起了他的老毛病，但还是先岔开了话题。
　　如今，“小崔”已变成了“老崔”，但有一点始终没变，他还是那样的言语犀利、敢说真话。
　　迷上了口述历史
　　近几年，大家知道崔永元主持了很多栏目，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只是他工作的很小一部分。他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寂寞”的口述历史的资料整理中。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和时间赛跑，否则耽误一天，历史上就少了一个或几个历史见证人。
　　这件事，要从2001年说起。那年崔永元去日本NHK电视台访问，看到人家有口述历史资料库，据说里面关于中国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试着让管理员找一下张学良的资料。“很快，工作人员就调出一段张学良发表演讲的‘视频’，整整30分钟，时间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即1931年9月21日。张学良在演讲中说：‘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就辞职。’”这段视频，给崔永元很大的刺激。
　　“我很惊讶，日本有海量的口述历史材料，而且很多和中国有关。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的历史素材就特别少，想编个片子，什么都缺。我开始很希望台里也能建这么一个，可能是我表述得不清楚吧，大家似乎不知道我想建个什么，也没有人理。”于是，从2002年开始，崔永元就扎进历史堆里，出不来了。他组建了记者团队，采访了电影、音乐、战争、外交、知青、民营企业等六大类，共计4000人的口述历史，先后开办了《电影传奇》栏目，制作了《我的长征》、《我的祖国》、《我的抗战》等一系列专题片。每每谈起那些老兵，他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我的抗战》中有一集讲3对恋人的故事。其中一对，很像《潜伏》里的余则成和翠平，但不管怎么样，翠平后来还生了个孩子，余则成也有可能和妻子重聚。可现实生活没有那么戏剧化，没有那么完美，很多人奉献就奉献了，失去就失去了，他们可能一辈子什么都得不到。我也曾请一位老兵来做客，当人们知道他的经历后拼命鼓掌，老人热泪盈眶，我也是。因为我在想，他这辈子接受的掌声可能还不如我一天接受的多，这就是现实。我们用任何发自内心的方式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都不为过。”
　　崔永元有时也会想，2002年时自己为什么会患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可能大家会说以前我在电视上很光鲜，做口述历史成为了幕后者，会很孤独。其实做起来就知道，这件事意义更大。”
　　寂寞在于找不到知音
　　在北京怀柔区一个叫新新小镇的地方，有一处不起眼但很幽静的三层楼。里面藏有4000位老人讲述的共300万分钟的影像及文字资料，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这就是崔永元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 电影传奇馆。该建筑是他的好朋友、地产大亨冯仑免费提供的。崔永元说，他曾试图说服政府部门或其他有钱的机构来参与做这件事，“可是光试着说服他们就用了两年时间，还没结果。有这工夫，几百个人都采访到了，我干脆就自己来吧。”于是，从没开口向别人要过一分钱的崔永元，厚着脸皮为这事找钱。
　　崔永元成立了一个公司，不花国家一分钱。他认为，拿节目本身去敛财是不高明的手段，他甚至拒绝借助自己在央视的播出平台，为他正在进行的“口述历史”系列纪录片筹集资金，他认为这样太功利。
　　但是，对那些投钱给他的人，崔永元说一时给不了回报。“因为口述历史的工作是收集资料，并不是为了播出。也许要等到100年以后，才会有人认识到这些资料的价值。”
　　2012年2月27日，媒体刊出消息，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并举行签约仪式。据了解，中国传媒大学将提供一座约8000平米的独立大楼，用于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该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而口述历史博物馆，将会把崔永元十年来收集到的所有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除了保存、归类整理及永久传承之外，还将面向中国传媒大学全校师生及社会其他学术研究机构或个人免费开放。
　　环球人物杂志：您现在每天都在忙什么？
　　崔永元：忙的都是和口述历史有关的，因为现在我有5个采访组在外面跑，每个月要拿回来200个小时的素材，我们要把这些素材进行分类，要速记、校对、录库，然后找出它的检索方式，做数据化复制……实际上相当于做一个网络图书馆，很庞大的工程。我们要把所有拍的东西录入，以后你打一个关键词，就能检索到相应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包括历史图片、图书等等。我们的口述历史素材，都是自己直接去采访的。我们的口号叫“和时间赛跑”，后来发现跑不过，这些人去世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采录的速度。这个工作量太大了，我就决定专心致志做这个事。
　　环球人物杂志：做主持人不好吗？
　　崔永元：不是说做主持人不好，可能我到了这个年龄，精力不够了，18岁的时候，你同时干3件事都干得了，现在不行，常常做事情有应付的感觉，这让我觉得很不好。做幕后的研究工作是我的理想，我也做了10年。我不想这么分着心干，也不能糊弄观众，我们有400多个优秀的电视主持人，有深度的也有200多个，但做口述历史的很少，比较冷门。
　　环球人物杂志：您是不是对做节目太追求完美了，才对自己不满意？
　　崔永元：我其实是看不惯我们做的某些东西，可能开始一两天或者一两个月没看出什么破绽，觉得挺好的，但当有一天你发现它有破绽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好。比如一期片子做完了，还没有播出，就知道它破绽在哪儿，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只能播，这个状态其实让人挺不痛快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做主持人或者传媒人没有归宿感吗？
　　崔永元：首先我没觉得这个行当跟其它的行当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次我说去专心做历史，大家突然这么关注，我觉得挺奇怪的。难道你们把工作都分成了三六九等？难道在大学里当老师比在央视当主持人能低八等？否则怎么会有这种反应？
　　环球人物杂志：或许大家更关注您是否对电视这个行业感到失望？
　　崔永元：这肯定是有，但是它不是导致我想离开的原因。你以为大学我就能看得上？那里面的学术腐败什么的更厉害。但是你也得想明白，你是去干什么？你是跟他们玩这个去？我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我是到那儿做口述历史研究，所以我只关心这件事。那么你的学术腐败也好，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潜规则也好，别粘上我，我不跟你们在这个系统里玩。但是你也别当着我就玩，我看到了肯定是要说话的，就是如此。
　　环球人物杂志：研究中心的场馆这么大，有其他人投资吗？
　　崔永元：没有，全都是无偿的，都是中国传媒大学免费提供的。
　　环球人物杂志：没有什么幕后集团之类的？
　　崔永元：没有。像冯仑、柳传志、周晓光、刘会等人，都是我们强有力的赞助支持者，但是基本上都是白给钱，没有回报。做历史工作者很寂寞，不是表面的那种，今天有人约你吃饭，明天有人约你喝酒，多得你挡都挡不过来。我觉得那种寂寞是心灵深处的寂寞。寂寞得要死，就是找不到知音，不知道跟谁说，就是这种痛苦，但却有它长久的价值和生命力。
　　走过想成名混脸熟的日子
　　回想自己在央视的十几年，崔永元如今最留恋的，还是他刚刚进入央视评论部做《实话实说》的那段时光。他也曾虚荣过，对着镜子审视过自己。
　　崔永元说，是先有了《实话实说》栏目的这个团队，之后才有了他。而那个团队，对他影响非常深远。他如今仍记忆深刻，和一批北京文化圈里的著名学者，如杨东平、郑也夫、周孝正、陆建华、邝阳等，凑在北京西城区的绒线胡同的一个小院里，大家抽着烟，争执得昏天黑地，哪个对哪个不对，他就听着，“听得脑袋都大了，因为那是比较高级别的争论，经常听不懂”。等大家侃得差不多了，想起了身边的主持人崔永元。“好！这期节目就行了吧？明白了吧？”他往往还是一头雾水，“怎么就行了？”“不明白啊？”他忘不了郑也夫那个无奈的动作，“拿来一张小纸片，咬着一截特别短的小铅笔头，边想边写，然后说这是一个什么观点，有什么依据，再给我一堆书，让我拿回家看”。
　　崔永元觉得，那个时候就很痛苦，因为看不懂，也听不太明白。他坦言，干《实话实说》以后，天天绷在心里的念头都是“知耻而后勇”。更苦的是，到演播室的嘉宾都才华横溢，不要说对话，能听懂对方说什么就不易，毕竟隔行如隔山。“我向毛主席保证，干上《实话实说》以后，我就没怎么骄傲过。再看看我的同行，敬一丹是硕士，方宏进专攻经济管理，水均益说外语不用动脑子。所以，从新闻系万金油科出来的我，真是一穷二白。”当年央视采用的是“放飞式管理方法”，让一只乳鸽与苍鹰并行翻飞，一争高低，不怕你不喊力不从心。2002年，崔永元患上了抑郁症。
　　环球人物杂志：那时候患上抑郁症，和做《实话实说》有关吗？
　　崔永元：开始评论部的氛围很自由，机会平台都给你，但是你能力达不到。那个团队强化了我很多东西，也教会了我很多。现在想起来，觉得这在电视圈里还是很珍贵的。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郑也夫问我节目做得怎么样，我说剪出来挺好看的。他大骂，什么叫剪出来好看？就应该现场就好看！因为有观众，我们要力求一开始就是真实的，感人的，有价值的。这句话，到现在都时刻鞭策着我。
　　环球人物杂志：后来看到评论，说您在节目中不爱笑了，坐在观众席里沉闷了。为什么？
　　崔永元：我们最初的节目形式是话题辩论，但很快不让做了，变成让受访者讲自己的故事。我喜欢鼓励受访者，让他们有倾诉欲，喜欢表达，把心里话都说给你，这个我会做，对我倒是没什么压力。可是，做的时间长了，受的限制比较多，很多话题都不能谈，选题范围越来越小，那个时候内心挺苦的。最后感觉，可能除了婆媳关系，什么都不能谈。记得当时纳米技术特别风行，动不动就纳米，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辩论的节目，嘉宾是中科院和北京大学的，题目是“纳米不是大米”，但这个节目没让播。我到现在还没想通这个事，我觉得如果国家定了一个产业政策，在电视台播一下这个产业政策就歇菜了，这是什么政策？实际上是相关的人不愿意担这个责任。类似这样的事，出现得特别多，这是我不喜欢的，有些沮丧。
　　环球人物杂志：离开《实话实说》，主要就是因为生病？
　　崔永元：其实当年离开的原因，应该说99%就是生病。你们可能不太了解抑郁症。抑郁症很痛苦的，基本上生活都没办法自理，更不要说做节目什么的了。当然，很多人愿意把它描述成工作压力或者说条件不宽松什么的，但你想想，我1985年就开始做新闻，到做主持人时也已经做了11年新闻记者了，形式都差不多，也不至于因为一个节目就抑郁。这个病是遗传，赶上了，得病的时候万念俱灰，活都不想活了，更没有心思去做节目什么的了。
　　在电视台没有敌人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抗战时期，在美国工作的胡适曾用这句话来描述自己的状况。几十年后的今天，崔永元又用这句话来自勉。虽有酸楚之味，亦不乏激情之志。
　　2003年，病情好转的崔永元又新创了节目《小崔说事》，但并未让人们感到太大的惊喜。外界开始传言崔永元与央视有矛盾，比如因为节目收视率低而被排斥等等，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媒体制造的八卦。崔永元说他痛恨“公共电视”走向“庸俗化”，他拒绝拿自己的节目跟选秀节目比收视率。“我也不用谦虚，《小崔说事》不怎么样，也没发现比它好的谈话节目，谈话节目整体都比较落魄。”当庸俗成为主流的时候，高雅便成了牺牲品。
　　也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龄，崔永元说自己想的事情不一样了，不再追求什么高出镜率、在多高的阶层显摆，“对那玩意儿没有兴趣了，到了这个岁数，再加上我做口述历史，我接触的都是这些人，喜怒哀乐见太多了，淡了”。
　　环球人物杂志：外界各种传言，说您要从央视辞职，究竟怎么回事？
　　崔永元：谢谢大家的关心，这件事儿不用没完没了地说。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自己在中央电视台合群吗？
　　崔永元：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我，但我觉得他们都对我挺好的，我病的这几年，领导对我也算很照顾了。从传达室阿姨，到给我剪头发的小刘师傅，每个人都对我特别好。我在电视台没有什么敌人，这也是挺让我自豪的事，虽然我这个人脾气不好，经常发脾气，但他们都习惯了。我总结自己最大的优点，可能是我从来没为自己争过什么，我不会找台长说为什么十佳主持人没有我，为什么这个奖章不给我，为什么工资不是我最多。我找领导从来都是谈业务，谈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认可我的地方。当然，领导会希望用我的影响力，做一些时尚点的节目，有点效益，我要是台长也会这么想。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您在央视正被边缘化，您自己觉得呢？
　　崔永元：“边缘化”的问题，早都跟我没关系了，我那个时段早都过去了。当我跟4000个80岁以上的老人打过交道之后，谁会跟你算那个呢？现在随便到我的磁带库里拿出一盘磁带，随便抽出一个采访笔录看看，那里面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根本不是我们这代人能经历的。接触这些以后，我对名誉地位就看得特别淡了。你不争风吃醋，你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边缘化”这个词，你自己的事情都忙不完。
　　环球人物杂志：做了十几年电视人，对这个行业没有任何留恋？
　　崔永元：从事一个熟练工种时间长了，没什么挑战，这也是我不满意的地方。比如《小崔说事》，就还是一档谈话节目，跟《实话实说》也差不多，我经常觉得我采访一个人，提一个问题，我都能想起来1996年我怎么提过这个问题，开一个玩笑也能想起来1997年我怎么开过这个玩笑。就是这样重复、机械的劳动，如果我还要每天忙到天亮去准备，那我是不是太矫情了？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被很多同行，包括您的同事看作是坚持自由思想与社会责任的“标杆”，这种坚守很难吗？
　　崔永元：很难。但你要是从小到大都这样，它就成了你骨子里的东西，可能就不需要你去“守”了，需要的是你“变”。但是你又变不了，永远是这么一个人，直来直去的。这也和我的家庭教育有关，我父亲其实有好多奖章、军功章什么的，他自己从没拿出来跟我们显摆过一次，就在家里的箱子里锁着。我父亲就是个非常平淡、非常平静的人，特别善良。
　　环球人物杂志：到了这个年龄，您觉得自己过得轻松吗？
　　崔永元：因为我不知道后面还能走多长，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最难的时候。难在你现在看不惯的特别多，但是你现在有能力改变的特别少，你改变不了。每天还得花很多的精力把握住自己，要不然自己也变了，自己也会变得让你不喜欢，这就会占据你好多精力，导致你做事的能力和效率越来越低。我现在有种紧迫感，“老了、老了”，这个念头总在脑子里出现。我记得我二三十岁的时候，特别爱挺胸抬头，现在都条件反射地想哈着腰走。
http://news.sina.com.cn/m/2012-03-14/164124114992.shtml

白雪

【案例】


《脱颖而出》节目中担任评委的倪萍（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江苏卫视大型职场节目《脱颖而出》之“星秀女主持”选拔大赛第三战将于今晚(7日)打响，倪萍现场回顾主持心路，自曝退出主持圈真正内幕。
　　作为中国最具知名度的主持人之一，倪萍以其温暖形象深入人心，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知心大姐”。她曾连续十年主持央视春晚、连续三届获得金话筒奖，是央视迄今为止主持现场直播大型文艺晚会最多的节目主持人。如今虽已淡出主持界，但她的人气却一直是居高不下。此次亮相江苏卫视《脱颖而出》却形象大变，在节目中一改往日的温情风格变身麻辣面试官，甚至不顾形象现场戴假发逗笑，风头竟然直盖场上的郭德纲。不少观众看后大跌眼镜，惊呼“以前的倪萍哪儿去了，还我们的知心大姐！”。

　　而倪萍现场聊起了自己退出主持圈的真正原因无疑是节目的最大亮点。“顶着那么多的光环，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么优秀。当年央视看上我，是觉得我很有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难看：龇着个牙、驼着个背，一口山东话，长得还黑黢黢地。我的这个特点就是区别于别人的地方。后来当我发现上百件旗袍没有一件我能穿得上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不能继续站在这个岗位上了……如今又有那么多的后起之秀，我感觉站在那儿他们挡着我了，还是多给年轻人一些机会，也算是急流勇退吧！”。

　　另外，相声大师郭德纲还将遭遇铁面判官包小柏，两位名嘴一个幽默、一个麻辣，首度合作便火花不断。今晚的应聘者更是藏龙卧虎，翻版“迈克尔·杰克逊”“女版欧弟”纷纷登台亮相；一位多才多艺的模仿帝不仅把宋丹丹、田震模仿得惟妙惟肖，更是大胆地在包小柏面前模仿起了曾轶可。
http://news.sina.com.cn/m/2012-05-07/102824378360.shtml

白雪

【案例】
中国传媒“默多克”：黎瑞刚的下一步棋
核心提示：谁会成为中国传媒业的默多克？黎瑞刚是公认的第一人选。欢迎这位中国参与全球传媒业竞合大戏的一流操盘手霸气归来。

9年前，年仅33岁的他就成为SMG总裁，是一个擅长“戴着镣铐跳舞”的体制内人，在有限的空间 中，推动了SMG制播分离、百事通上市，并且成立了华人基金。他与默多克（Rupert Murdoch）等国际传媒大佬也保持着紧密的沟通。（详情请于Gemag.com.cn查阅《推动中国商业国际化25人之黎瑞刚》一 文）

从去年7月开始，从SMG调任上海市委、市政府任职的黎瑞刚开始了身份变化，从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的管理层变为官员。但在过去半年间，黎瑞刚重回商业领域 的传言却按捺不住。最新的传言是，黎瑞刚将担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总裁。尽管这一消息还有待官方证实，但是能够推断的是，黎瑞刚依然未放弃打通国际与国 内、政府与商界来推动中国传媒业国际化、商业化的道路。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俗称“大文广”（SMEG），下属单位除了为人所熟知的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俗称“小文广”，SMG）之外， 还包括了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东方网、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视广播集团有限公司(STR)等以媒体 为主的资产。如果黎瑞刚担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总裁的传闻属实，比起前任职位，黎瑞刚将获得更大的空间以实现其媒体抱 负。

黎瑞刚将获得更大的对于娱乐产业制作的空间。在SMG制播分离后，娱乐版块成为了其商业化最好的试点。然而自从黎瑞刚被调走之后，目前该板块的盈利水平还 距离湖南卫视以及江苏卫视差距颇大。在上海，影视娱乐业依然有足够空间可做，譬如东方梦工厂项目即为黎瑞刚推动。他的回归，除了能够重新推动娱乐板块的商 业化之外，还能够利用集团旗下的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等发展电影产业化。

黎的归来亦让人有了更多的国际化商业想象。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将拆分成两家独立的上市公司，其中一家以影视娱乐为主要业务，包含现在的20世纪福克斯、福克 斯电视网、天空电视台等；另一家则以报刊出版为主，涵盖了目前的《华尔街日报》、英国《太阳报》、Harper Collins出版公司等。华人基金相比SMG少了浓厚的政府背景，进行国际媒体并购时可规避一些争议。而与默多克关系颇深的黎瑞刚此时已通过华人基金参 与到新闻集团的未来发展中，亦为当下存在的可能之一。

黎瑞刚也的确正在为自己的新的媒体战略进行奔走。有报道称，今年3月，黎瑞刚与电讯盈科董事长李泽楷在上海半岛酒店的大堂吧有过会面。李泽楷的电讯盈科是 全港最大的通信服务供应商，也是亚洲主要综合通信服务公司。黎瑞刚曾在讨论电视和互联网发展的时候，坚定地认为互联网肯定会对电视有巨大的冲击。而黎瑞刚 与李泽楷的商谈也极其有可能为未来的数字化电视发展甚至社交电视的创新带来新的惊喜。

http://www.21cbh.com/HTML/2012-7-25/yONDE0XzQ4MjkyOQ.html

白雪

【案例】
白岩松成名之路：有时候绝望处就是转折


白岩松。资料图
　　在寒风中穿过半条人来人往的胡同，戴着帽子、摘掉眼镜的白岩松并未被人们认出来。
　　爱坐地铁，爱读书，爱音乐和足球。这位中央电视台著名记者、主持人常常把自己隐藏于地铁拥挤的人潮中，享受观众视线之外的生活。“生活的真相就是百分之九十的平淡。”白岩松说。
　　在白岩松出生的上世纪60年代末，“梦想”的概念尚未出现，“接班”几乎是孩子对未来唯一的定义。直到恢复高考，一代人的青春才被赋予了新的色彩。
　　1985年，白岩松迎来了他的高考。当时，经济、法律专业火热，全班五六十人中，只有两个人选择了新闻学专业，他是其中之一。“因为曾经听妈妈的学生讲过在广播学院读书的事儿，听说可以看闲书，又自由开放，我觉得很不错。”
　　4年后，大学毕业不再“包分配”，毕业生开始自寻出路。“我们有了一定的选择权，但有选择不一定是幸福的，有时候也可能是痛苦的。”白岩松说，“但即便遭遇许多坎坷，我仍然觉得能自己找工作的过程是幸福的。”
　　最初，白岩松选择了国际台。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满以为前途有了着落的白岩松却突然被告知，国际台今年没有招收中文编辑的计划。国际台之梦破碎后，白岩松买好了前往广东的火车票，打算到广东一家电台碰碰运气。临行前一天，他意外接到系里通知：“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试试，或许还有机会。”
　　白岩松清楚地记得，面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一位大姐和他聊了一个半小时。经过几天的焦灼等待，白岩松得到了被录取的消息。
　　来北京十几年，白岩松从未因为工作升迁等事请过客、送过礼。“大家总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但我相信总有许多像那位大姐一样的人。我们互不相识，她却愿意付出一个半小时的代价，寻找一个他们喜欢的年轻人。”白岩松说，“要知道生活中有B面，但一定要相信生活中还有A面。”
　　命运终究爱开玩笑。毕业前后，白岩松又经历了几场风波，才终于正式入职，却没有料到自己会被分配到《中国广播报》做报纸编辑。虽然心中充满抱怨，但白岩松也只沮丧了一个上午。“中午我就去买了《报纸编辑》这本书。因为抱怨没有用。”
　　在做报纸编辑的空闲时间，白岩松喜欢自己写点东西。渐渐显露的才华为他赢来了进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组的机会。“要知道人这一生中，命运总会来敲几次门。重要的是，你是否听得到，是否已经准备好。”白岩松说。
　　从一名策划到“被迫”出镜，白岩松从未想过把电视当做长期的事业。为了筹办一份名为《流行音乐世界》的新报纸，他拒绝了调进央视工作的邀请。不久后《流行音乐世界》被“毙”，白岩松才被命运推着走上了电视路。“有时候，绝望处就是转折。”
　　随着“东方时空”的成功，白岩松也渐渐为观众所熟知。此前，中国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新闻节目主持人”。虽然自以为“做的一定很糟糕，有无数缺点”，但因为“没有可比较的对象”，白岩松还是收获了无数掌声。“就像沙漠里的仙人掌会很悦目，而森林里的仙人掌算什么呢？”白岩松说，“现在的年轻人起步时就要被拿来和我们做比较，那些粗糙、幼稚就不容易被宽容了。”
　　然而，每个时代都会赋予那一代人不可复制的独特青春，并且“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白岩松记得，读大学时同学间风靡一句诗：“21岁我们走出青春的沼泽地。”在白岩松看来，青春总在回忆里最美，身处其中时并不自知。“20岁时你会觉得失恋就是世界末日，而到60岁时你就不会这么想。我们要关注、关爱年轻人，为他们创造机会，但年轻人自己也要明白，青春本身，就是不容易。”
　　微寄语
　　要相信慢功夫、笨方法才是踏踏实实走出一条路的正确方式。

(原标题：白岩松：青春就是不容易)

http://news.sina.com.cn/m/2012-12-18/033925833742.shtml

白雪

【案例】
名记者不看出身 小媒体记者也能斩获普利策


普利策奖资料图



萨拉·加宁


佩琦·圣约翰


　　编辑老师：
　　我的孩子正在读高三，特别希望成为像白岩松、柴静那样知名的记者。请问编辑，除了学习相应的专业知识之外，孩子是不是一开始就要去大媒体才有希望成为名记者呢？
　　一名学生家长
　　普利策新闻奖向来被美国新闻工作者视为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誉。在一些中国年轻人的眼里，这项超级大奖不太可能与“小媒体”、“小报记者”联系起来。但是，佩琦·圣约翰和萨拉·加宁都做到了：她们都服务于美国知名度很低且发行量不大的地方小报。
　　作为家里唯一的大学生，佩琦按照父亲的意愿读了工科，但学起来非常吃力。于是，她开始选修比较好拿分数的新闻课程，却慢慢喜欢上了这个行业，因为“记者的生活不重复，每天可以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
　　毕业后，佩琦首先进入一家小媒体工作，后来又相继服务过8家媒体。4年前，因为丈夫工作变动，佩琦从美联社离职，来到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塔先驱论坛报》。在这家知名度不高的报纸，她花3年时间完成了对佛罗里达州物业保险体系的调查报道，最终在2011年获得“普利策调查性报道奖”。
　　如果按照中国人的逻辑，她相当于从新华社总社来到了地方都市报。媒体平台变小了，佩琦却幸运地遇到一位非常支持自己的编辑，让她在3年的时间里不用再写其他报道，专心于深度调查。尽管大量数据和资料让佩琦在初期感到无从下手，甚至半夜还会被吓醒，但编辑没有给她任何截稿压力，反而鼓励她不要焦虑，把故事一点点写出来。为了让有限的文本能更清晰、更有力量，佩琦将一篇报道反反复复修改了30多遍。
　　虽然这份报纸2012年发行量只有12万份，但佩琦发现，报纸报道的都是周围居民最关注的事情。社区居民遇到难题时，常来报社找记者。这大大鼓舞了她：“我希望自己的报道可以影响人们的生活，或是给他们帮助。”
　　不是每次佩琦都能遇到出色的编辑。佩琦的经验是：“在小媒体之外，找一个可以帮助你提高的导师：可以是其他报社的优秀记者，也可以是你大学时的老师。”对佩琦而言，最幸运的是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他既是优秀的报社编辑，也是她大学时代的老师。丈夫教会了佩琦很多调查性报道的技巧。
　　2012年“普利策地方新闻报道奖”的获得者、今年24岁的萨拉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与很多做着名记者梦的美国青年不一样，大学毕业后，媒体实习经历丰富的萨拉选择到宾夕法尼亚州《爱国者新闻》这家社区报做一个都市版记者。这份报纸2012年的发行量只有2.5万份，算名副其实的地方小报了。
　　这个疯狂的决定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很难接受女儿在一家以前完全没有听说过的报纸工作。“我并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因为我知道它可以让我拥有足够的空间成长。”她说。
　　萨拉把小媒体作为起点，是因为在那里“可以拥有各种尝试的机会”。入行不久，萨拉就开始独立进行采访报道，无论面对什么题材，她都努力积累应对各种情况的能力。这种训练的好处是，后来报道性侵案件时，一些涉事名人的粉丝威胁或谩骂她，但拉萨的心态并没受太多影响。
　　萨拉也明白，在一家发行量低、影响力小的媒体，很难有顶尖的编辑帮助记者快速成长。她的对策是，运用好社交媒体。她常把发表的报道放在自己的主页上，获得更多来自读者、同行的直接回应。“报纸的发行量有限，但互联网却可以让我接触到全球的读者。”萨拉说。
　　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后，多家大媒体向这两位“小报记者”伸出了橄榄枝。萨拉服务的下一个媒体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佩琦则将加盟《洛杉矶时报》。

（原标题：小媒体出身也能斩获普利策大奖）

http://news.sina.com.cn/m/2012-12-24/10492587902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