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评论写作案例集锦

白雪

民主就是不攀亲
在一个大多数人素质低得来远光灯都不关，少数领导素质高得来车队压着双黄线走直线，大多数人素质低得来一辈子都没见过选票，少数领导素质高得来已悄悄买到船票……的末法情结国家里，我也觉得革命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我还觉得，说某人没读过书就不能发表个人观点，跟说没学习过中央文件就不能谈国家大事，一样的愚不可及。


我反对暴力革命。但这个菜刀都实名的国家自1949以后便没有暴力革命，那些对生活忿忿不平的人偶尔上演非常6+1，还来不及起义，便就义。剩下的暴民，在维稳密奏折子里其实人数理论上有十三亿。他们所要，不过工资高一些物价低一些，安全感多一些税收少一些，这正是国家在新闻联播里天天真诚表示的，传说中的公平正义。这样的强弱分明，你还要说，民主和自由这些制度是相当的有害呀，你们素质低……大家很难不邪恶地想起不知是否伪托王朔所说的：一群太监在谈论，房事多伤身啊，幸好我们阉了的。我举这样一个段子，可见素质实在低，但这并不影响我反对暴力革命，追求温和民主，在国家法律规定下参选。可见素质低不一定就不能搞民主。


暴力革命其实都是高素质的人干的，比如朱闯、李闯和毛闯，低素质的人才去干民主和自由，比如曼德拉和哈维尔。民主从来不是什么高尚的东西，它只是公平一点的财富分配机制，通俗来讲，民主普世论就是公司里谁干得好谁拿得多，民主素质论就是年终时却对你说，你长得可是太难看了，少拿点，跪安吧。

我只是讲些故事。2001年我去埃及，金字塔附近可是脏乱差，骗子巨多，牵骆驼的小孩常利用你的异域情怀让你骑着骆驼，以胡夫金字塔为背景拍照，然后猛抽骆驼撒丫子开跑，等跑到沙漠边缘，小孩就问你要MONEY、MONEY，沙子底下还忽然钻出来一群阿拉丁般的剽悍男子，把你的兜掏光才行。大街上汽车闯红灯、交警收黑钱这些低素质，也很常见。可大家知道，十年后那里发生了什么。

开个经济片区会议都要封掉三条街的交通状况下，总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是因为还不关远光灯，总拿灯光管制来说民主的事，就很不好玩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灯光管制最严格的国家，叫朝鲜。 那里人民穿戴整齐，那里人民上公车秩序井然，那里的人民随便在墙上写字，也会被叫去问话的，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至于东亚地区容易出现暴君，我迅速在脑中搜索了一下亚洲地图，不知道暴君指的是新加坡的李光耀，还是羞对国人就跳崖自杀的韩国卢武铉，是有点丑闻就集体辞职的日本内阁，还是顺应大势释放了昂山素姬的吴登盛将军。要知道，现在连成吉思汗的蒙古，都从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主动民主了。 我觉得中国人的民主素质在提高。不要说中国还有两亿五千万不开化的人群，你得看到乌坎那些人不过是些渔民、妇孺、打工仔……剩下的我无需答，林祖銮已帮我们答。有人问，难道你看不见基层选村长的贿选，甚至杀人的。我看见了。这个国家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好，但过去真在睡觉，现在至少是装睡，装睡就是民主基础，比叫不醒好。 你只是说革命，他说革命就是暴力；你改说民主，他就说咱们的尺寸跟那个叫民主的洋妞不合适，还是与国情互相自摸好些；你说那就改革，他稍微满意些，还是要交待一下必须等上面通知，而上面，在中国其实是个虚拟词。我觉得说天鹅绒革命在中国没消费基础，是一个奇特的逻辑。因为，在一个人人追求苹果机且已把它追成了街机，坐地铁都要抱本乔布斯传而不是铁人王进喜，看外国电影都要看原声而不是译制版才有腔调的国度，你说祖先在我们身体内早安插好了一个独特的阀门，只接受产品，不接受思想，只知道故事，不接受民主的感染，这在制造原理上，有些说不过去。 中国人要的是自己过得爽的自由，要的是猪哼哼的权利。这有错吗，要知道全世界人民都自私，民主不是学雷锋，民主只是要一个都能自保的底线，你帮他们划分合理。勒庞这本《乌合之众》扒的是全人类劣根性的皮，不单中国人，美国人的祖先也这个蛋性。五月花号船上那102名由清教徒、工人、农民、渔民、契约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能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中国目前的民众素质并不比那群流亡者低，为什么不能拥有民主，否则怎么解释那么多中国人在动车、汶川地震、免费午餐、救助尘肺病，以及涌向那个村、那道坎的身影。中国人的自由观有一点跟世界相通，一直在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不用再惧怕老婆刚怀了个孩子就冲进来一群人把她拖到人流室，肉身普及一道基本国策；不再惧怕孩子上学坐上校车的时候，也是坐上了孝车，你自己坐上了动车，就是坐上了买一送一的灵车；也不再惧怕好容易摆个烧烤摊，城管上来就把你打成肉串；更不会惧怕，你不过说了上面这些话，忽然不仅帖子不见了，而且整个的人都不见了…… 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天赋权利，为什么要拒绝权利。 真正促使我想谈一谈的话题是：一人一票真的中国最大的急迫吗。我觉得这个提问本身就是一个误会，我愿意这样看这个逻辑：一人一票当然不是最急迫，但它是最重要。最急迫是上班打卡领工资生病了赶紧去医院，你得第一时间去做；最重要就是，你十年前就想到十年后你的权利。不要眼里只有最急迫，没有最重要，不要被政府GDP成功教育，活得太急，煎得太急。 有人问，当选人大代表对你那么重要吗。这是一个误会，我

2003年我在美国的波特兰，那个信仰东正教的清静的城市里却有很多醉汉，有天晚上我跟同事金焱就被一个喝醉的流浪汉追赶，面目凶狠地要钱，当时我觉得美国确实乱得要垮了。第二天我在大街上又看到一群流浪汉，排着队在投票箱前面红耳赤地争论着什么，我也觉得很鄙夷，内心深深地表示支持伊拉克。可是大家知道，民主的美国没有被醉鬼和流浪汉搞垮，禁酒和收容制度严格的伊拉克垮了。

开个经济片区会议都要封掉三条街的交通状况下，总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是因为还不关远光灯，总拿灯光管制来说民主的事，就很不好玩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灯光管制最严格的国家，叫朝鲜。 那里人民穿戴整齐，那里人民上公车秩序井然，那里的人民随便在墙上写字，也会被叫去问话的，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至于东亚地区容易出现暴君，我迅速在脑中搜索了一下亚洲地图，不知道暴君指的是新加坡的李光耀，还是羞对国人就跳崖自杀的韩国卢武铉，是有点丑闻就集体辞职的日本内阁，还是顺应大势释放了昂山素姬的吴登盛将军。要知道，现在连成吉思汗的蒙古，都从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主动民主了。 我觉得中国人的民主素质在提高。不要说中国还有两亿五千万不开化的人群，你得看到乌坎那些人不过是些渔民、妇孺、打工仔……剩下的我无需答，林祖銮已帮我们答。有人问，难道你看不见基层选村长的贿选，甚至杀人的。我看见了。这个国家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好，但过去真在睡觉，现在至少是装睡，装睡就是民主基础，比叫不醒好。 你只是说革命，他说革命就是暴力；你改说民主，他就说咱们的尺寸跟那个叫民主的洋妞不合适，还是与国情互相自摸好些；你说那就改革，他稍微满意些，还是要交待一下必须等上面通知，而上面，在中国其实是个虚拟词。我觉得说天鹅绒革命在中国没消费基础，是一个奇特的逻辑。因为，在一个人人追求苹果机且已把它追成了街机，坐地铁都要抱本乔布斯传而不是铁人王进喜，看外国电影都要看原声而不是译制版才有腔调的国度，你说祖先在我们身体内早安插好了一个独特的阀门，只接受产品，不接受思想，只知道故事，不接受民主的感染，这在制造原理上，有些说不过去。 中国人要的是自己过得爽的自由，要的是猪哼哼的权利。这有错吗，要知道全世界人民都自私，民主不是学雷锋，民主只是要一个都能自保的底线，你帮他们划分合理。勒庞这本《乌合之众》扒的是全人类劣根性的皮，不单中国人，美国人的祖先也这个蛋性。五月花号船上那102名由清教徒、工人、农民、渔民、契约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能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中国目前的民众素质并不比那群流亡者低，为什么不能拥有民主，否则怎么解释那么多中国人在动车、汶川地震、免费午餐、救助尘肺病，以及涌向那个村、那道坎的身影。中国人的自由观有一点跟世界相通，一直在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不用再惧怕老婆刚怀了个孩子就冲进来一群人把她拖到人流室，肉身普及一道基本国策；不再惧怕孩子上学坐上校车的时候，也是坐上了孝车，你自己坐上了动车，就是坐上了买一送一的灵车；也不再惧怕好容易摆个烧烤摊，城管上来就把你打成肉串；更不会惧怕，你不过说了上面这些话，忽然不仅帖子不见了，而且整个的人都不见了…… 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天赋权利，为什么要拒绝权利。 真正促使我想谈一谈的话题是：一人一票真的中国最大的急迫吗。我觉得这个提问本身就是一个误会，我愿意这样看这个逻辑：一人一票当然不是最急迫，但它是最重要。最急迫是上班打卡领工资生病了赶紧去医院，你得第一时间去做；最重要就是，你十年前就想到十年后你的权利。不要眼里只有最急迫，没有最重要，不要被政府GDP成功教育，活得太急，煎得太急。 有人问，当选人大代表对你那么重要吗。这是一个误会，我

互联网这么发达，中国人办出国护照也不需要三代以上的政审，我们轻易可以知道素质低的利比亚、南非、缅甸甚至曾为我们不屑的越南都民主了。也知道民主国家其实也挺多鸡贼。罗马到处都是小偷，巴黎遍地狗屎、美国的哈雷机师们也常常不关远光灯还放着烧包级的加强低音炮……所以素质论、国民性其实是很扯的话题，否则你解释不了同宗同族原本素质也低的香港人，为什么能在狭窄的铜锣湾大道能够秩序井然；台湾这个小岛，国民党一直说“中国人劣根性都很丑陋，不能急，慢慢等吧”，忽然就民主正果了。龙应台当年确实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来抱怨中国人的民主隐忧，台湾一度海鲜垃圾成山。台湾的报界早年也报道过当地人不习惯关远光灯。可民主就是这么怪，你动起真格，大街的情形比想像得快得多。因为，制度是因，远光灯是果。

在警车有事没事都喜欢拉一下警笛表示威严，军车总以打南海的架势冲过红灯，仅仅开个经济片区会议都要封掉三条街的交通状况下，总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是因为还不关远光灯，总拿灯光管制来说民主的事，就很不好玩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灯光管制最严格的国家，叫朝鲜。

开个经济片区会议都要封掉三条街的交通状况下，总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是因为还不关远光灯，总拿灯光管制来说民主的事，就很不好玩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灯光管制最严格的国家，叫朝鲜。 那里人民穿戴整齐，那里人民上公车秩序井然，那里的人民随便在墙上写字，也会被叫去问话的，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至于东亚地区容易出现暴君，我迅速在脑中搜索了一下亚洲地图，不知道暴君指的是新加坡的李光耀，还是羞对国人就跳崖自杀的韩国卢武铉，是有点丑闻就集体辞职的日本内阁，还是顺应大势释放了昂山素姬的吴登盛将军。要知道，现在连成吉思汗的蒙古，都从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主动民主了。 我觉得中国人的民主素质在提高。不要说中国还有两亿五千万不开化的人群，你得看到乌坎那些人不过是些渔民、妇孺、打工仔……剩下的我无需答，林祖銮已帮我们答。有人问，难道你看不见基层选村长的贿选，甚至杀人的。我看见了。这个国家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好，但过去真在睡觉，现在至少是装睡，装睡就是民主基础，比叫不醒好。 你只是说革命，他说革命就是暴力；你改说民主，他就说咱们的尺寸跟那个叫民主的洋妞不合适，还是与国情互相自摸好些；你说那就改革，他稍微满意些，还是要交待一下必须等上面通知，而上面，在中国其实是个虚拟词。我觉得说天鹅绒革命在中国没消费基础，是一个奇特的逻辑。因为，在一个人人追求苹果机且已把它追成了街机，坐地铁都要抱本乔布斯传而不是铁人王进喜，看外国电影都要看原声而不是译制版才有腔调的国度，你说祖先在我们身体内早安插好了一个独特的阀门，只接受产品，不接受思想，只知道故事，不接受民主的感染，这在制造原理上，有些说不过去。 中国人要的是自己过得爽的自由，要的是猪哼哼的权利。这有错吗，要知道全世界人民都自私，民主不是学雷锋，民主只是要一个都能自保的底线，你帮他们划分合理。勒庞这本《乌合之众》扒的是全人类劣根性的皮，不单中国人，美国人的祖先也这个蛋性。五月花号船上那102名由清教徒、工人、农民、渔民、契约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能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中国目前的民众素质并不比那群流亡者低，为什么不能拥有民主，否则怎么解释那么多中国人在动车、汶川地震、免费午餐、救助尘肺病，以及涌向那个村、那道坎的身影。中国人的自由观有一点跟世界相通，一直在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不用再惧怕老婆刚怀了个孩子就冲进来一群人把她拖到人流室，肉身普及一道基本国策；不再惧怕孩子上学坐上校车的时候，也是坐上了孝车，你自己坐上了动车，就是坐上了买一送一的灵车；也不再惧怕好容易摆个烧烤摊，城管上来就把你打成肉串；更不会惧怕，你不过说了上面这些话，忽然不仅帖子不见了，而且整个的人都不见了…… 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天赋权利，为什么要拒绝权利。 真正促使我想谈一谈的话题是：一人一票真的中国最大的急迫吗。我觉得这个提问本身就是一个误会，我愿意这样看这个逻辑：一人一票当然不是最急迫，但它是最重要。最急迫是上班打卡领工资生病了赶紧去医院，你得第一时间去做；最重要就是，你十年前就想到十年后你的权利。不要眼里只有最急迫，没有最重要，不要被政府GDP成功教育，活得太急，煎得太急。 有人问，当选人大代表对你那么重要吗。这是一个误会，我

那里人民穿戴整齐，那里人民上公车秩序井然，那里的人民随便在墙上写字，也会被叫去问话的，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至于东亚地区容易出现暴君，我迅速在脑中搜索了一下亚洲地图，不知道暴君指的是新加坡的李光耀，还是羞对国人就跳崖自杀的韩国卢武铉，是有点丑闻就集体辞职的日本内阁，还是顺应大势释放了昂山素姬的吴登盛将军。要知道，现在连成吉思汗的蒙古，都从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主动民主了。


我觉得中国人的民主素质在提高。不要说中国还有两亿五千万不开化的人群，你得看到乌坎那些人不过是些渔民、妇孺、打工仔……剩下的我无需答，林祖銮已帮我们答。有人问，难道你看不见基层选村长的贿选，甚至杀人的。我看见了。这个国家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好，但过去真在睡觉，现在至少是装睡，装睡就是民主基础，比叫不醒好。

你只是说革命，他说革命就是暴力；你改说民主，他就说咱们的尺寸跟那个叫民主的洋妞不合适，还是与国情互相自摸好些；你说那就改革，他稍微满意些，还是要交待一下必须等上面通知，而上面，在中国其实是个虚拟词。我觉得说天鹅绒革命在中国没消费基础，是一个奇特的逻辑。因为，在一个人人追求苹果机且已把它追成了街机，坐地铁都要抱本乔布斯传而不是铁人王进喜，看外国电影都要看原声而不是译制版才有腔调的国度，你说祖先在我们身体内早安插好了一个独特的阀门，只接受产品，不接受思想，只知道故事，不接受民主的感染，这在制造原理上，有些说不过去。

在一个大多数人素质低得来远光灯都不关，少数领导素质高得来车队压着双黄线走直线，大多数人素质低得来一辈子都没见过选票，少数领导素质高得来已悄悄买到船票……的末法情结国家里，我也觉得革命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我还觉得，说某人没读过书就不能发表个人观点，跟说没学习过中央文件就不能谈国家大事，一样的愚不可及。 我反对暴力革命。但这个菜刀都实名的国家自1949以后便没有暴力革命，那些对生活忿忿不平的人偶尔上演非常6+1，还来不及起义，便就义。剩下的暴民，在维稳密奏折子里其实人数理论上有十三亿。他们所要，不过工资高一些物价低一些，安全感多一些税收少一些，这正是国家在新闻联播里天天真诚表示的，传说中的公平正义。这样的强弱分明，你还要说，民主和自由这些制度是相当的有害呀，你们素质低……大家很难不邪恶地想起不知是否伪托王朔所说的：一群太监在谈论，房事多伤身啊，幸好我们阉了的。我举这样一个段子，可见素质实在低，但这并不影响我反对暴力革命，追求温和民主，在国家法律规定下参选。可见素质低不一定就不能搞民主。 暴力革命其实都是高素质的人干的，比如朱闯、李闯和毛闯，低素质的人才去干民主和自由，比如曼德拉和哈维尔。民主从来不是什么高尚的东西，它只是公平一点的财富分配机制，通俗来讲，民主普世论就是公司里谁干得好谁拿得多，民主素质论就是年终时却对你说，你长得可是太难看了，少拿点，跪安吧。 我只是讲些故事。2001年我去埃及，金字塔附近可是脏乱差，骗子巨多，牵骆驼的小孩常利用你的异域情怀让你骑着骆驼，以胡夫金字塔为背景拍照，然后猛抽骆驼撒丫子开跑，等跑到沙漠边缘，小孩就问你要MONEY、MONEY，沙子底下还忽然钻出来一群阿拉丁般的剽悍男子，把你的兜掏光才行。大街上汽车闯红灯、交警收黑钱这些低素质，也很常见。可大家知道，十年后那里发生了什么。 2003年我在美国的波特兰，那个信仰东正教的清静的城市里却有很多醉汉，有天晚上我跟同事金焱就被一个喝醉的流浪汉追赶，面目凶狠地要钱，当时我觉得美国确实乱得要垮了。第二天我在大街上又看到一群流浪汉，排着队在投票箱前面红耳赤地争论着什么，我也觉得很鄙夷，内心深深地表示支持伊拉克。可是大家知道，民主的美国没有被醉鬼和流浪汉搞垮，禁酒和收容制度严格的伊拉克垮了。 互联网这么发达，中国人办出国护照也不需要三代以上的政审，我们轻易可以知道素质低的利比亚、南非、缅甸甚至曾为我们不屑的越南都民主了。也知道民主国家其实也挺多鸡贼。罗马到处都是小偷，巴黎遍地狗屎、美国的哈雷机师们也常常不关远光灯还放着烧包级的加强低音炮……所以素质论、国民性其实是很扯的话题，否则你解释不了同宗同族原本素质也低的香港人，为什么能在狭窄的铜锣湾大道能够秩序井然；台湾这个小岛，国民党一直说“中国人劣根性都很丑陋，不能急，慢慢等吧”，忽然就民主正果了。龙应台当年确实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来抱怨中国人的民主隐忧，台湾一度海鲜垃圾成山。台湾的报界早年也报道过当地人不习惯关远光灯。可民主就是这么怪，你动起真格，大街的情形比想像得快得多。因为，制度是因，远光灯是果。 在警车有事没事都喜欢拉一下警笛表示威严，军车总以打南海的架势冲过红灯，仅仅

中国人要的是自己过得爽的自由，要的是猪哼哼的权利。这有错吗，要知道全世界人民都自私，民主不是学雷锋，民主只是要一个都能自保的底线，你帮他们划分合理。勒庞这本《乌合之众》扒的是全人类劣根性的皮，不单中国人，美国人的祖先也这个蛋性。五月花号船上那102名由清教徒、工人、农民、渔民、契约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能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中国目前的民众素质并不比那群流亡者低，为什么不能拥有民主，否则怎么解释那么多中国人在动车、汶川地震、免费午餐、救助尘肺病，以及涌向那个村、那道坎的身影。中国人的自由观有一点跟世界相通，一直在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不用再惧怕老婆刚怀了个孩子就冲进来一群人把她拖到人流室，肉身普及一道基本国策；不再惧怕孩子上学坐上校车的时候，也是坐上了孝车，你自己坐上了动车，就是坐上了买一送一的灵车；也不再惧怕好容易摆个烧烤摊，城管上来就把你打成肉串；更不会惧怕，你不过说了上面这些话，忽然不仅帖子不见了，而且整个的人都不见了……

开个经济片区会议都要封掉三条街的交通状况下，总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是因为还不关远光灯，总拿灯光管制来说民主的事，就很不好玩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灯光管制最严格的国家，叫朝鲜。 那里人民穿戴整齐，那里人民上公车秩序井然，那里的人民随便在墙上写字，也会被叫去问话的，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至于东亚地区容易出现暴君，我迅速在脑中搜索了一下亚洲地图，不知道暴君指的是新加坡的李光耀，还是羞对国人就跳崖自杀的韩国卢武铉，是有点丑闻就集体辞职的日本内阁，还是顺应大势释放了昂山素姬的吴登盛将军。要知道，现在连成吉思汗的蒙古，都从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主动民主了。 我觉得中国人的民主素质在提高。不要说中国还有两亿五千万不开化的人群，你得看到乌坎那些人不过是些渔民、妇孺、打工仔……剩下的我无需答，林祖銮已帮我们答。有人问，难道你看不见基层选村长的贿选，甚至杀人的。我看见了。这个国家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好，但过去真在睡觉，现在至少是装睡，装睡就是民主基础，比叫不醒好。 你只是说革命，他说革命就是暴力；你改说民主，他就说咱们的尺寸跟那个叫民主的洋妞不合适，还是与国情互相自摸好些；你说那就改革，他稍微满意些，还是要交待一下必须等上面通知，而上面，在中国其实是个虚拟词。我觉得说天鹅绒革命在中国没消费基础，是一个奇特的逻辑。因为，在一个人人追求苹果机且已把它追成了街机，坐地铁都要抱本乔布斯传而不是铁人王进喜，看外国电影都要看原声而不是译制版才有腔调的国度，你说祖先在我们身体内早安插好了一个独特的阀门，只接受产品，不接受思想，只知道故事，不接受民主的感染，这在制造原理上，有些说不过去。 中国人要的是自己过得爽的自由，要的是猪哼哼的权利。这有错吗，要知道全世界人民都自私，民主不是学雷锋，民主只是要一个都能自保的底线，你帮他们划分合理。勒庞这本《乌合之众》扒的是全人类劣根性的皮，不单中国人，美国人的祖先也这个蛋性。五月花号船上那102名由清教徒、工人、农民、渔民、契约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能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中国目前的民众素质并不比那群流亡者低，为什么不能拥有民主，否则怎么解释那么多中国人在动车、汶川地震、免费午餐、救助尘肺病，以及涌向那个村、那道坎的身影。中国人的自由观有一点跟世界相通，一直在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不用再惧怕老婆刚怀了个孩子就冲进来一群人把她拖到人流室，肉身普及一道基本国策；不再惧怕孩子上学坐上校车的时候，也是坐上了孝车，你自己坐上了动车，就是坐上了买一送一的灵车；也不再惧怕好容易摆个烧烤摊，城管上来就把你打成肉串；更不会惧怕，你不过说了上面这些话，忽然不仅帖子不见了，而且整个的人都不见了…… 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天赋权利，为什么要拒绝权利。 真正促使我想谈一谈的话题是：一人一票真的中国最大的急迫吗。我觉得这个提问本身就是一个误会，我愿意这样看这个逻辑：一人一票当然不是最急迫，但它是最重要。最急迫是上班打卡领工资生病了赶紧去医院，你得第一时间去做；最重要就是，你十年前就想到十年后你的权利。不要眼里只有最急迫，没有最重要，不要被政府GDP成功教育，活得太急，煎得太急。 有人问，当选人大代表对你那么重要吗。这是一个误会，我

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天赋权利，为什么要拒绝权利。

真正促使我想谈一谈的话题是：一人一票真的中国最大的急迫吗。我觉得这个提问本身就是一个误会，我愿意这样看这个逻辑：一人一票当然不是最急迫，但它是最重要。最急迫是上班打卡领工资生病了赶紧去医院，你得第一时间去做；最重要就是，你十年前就想到十年后你的权利。不要眼里只有最急迫，没有最重要，不要被政府GDP成功教育，活得太急，煎得太急。


有人问，当选人大代表对你那么重要吗。这是一个误会，我认为坚持参选，比是否当选，更重要。还有一个误会，参选的样子一点不拉风，却很苦逼，我隔三差五就压低声音打电话到武侯区人大，很是怕打扰人家，咳，那个，开始没有，呵，打扰了……还常委托我妈去问居委会，因为我去问会触动大妈们的神经，我妈每次也先行默念一下台词，再打……那样子很像地下党。

认为坚持参选，比是否当选，更重要。还有一个误会，参选的样子一点不拉风，却很苦逼，我隔三差五就压低声音打电话到武侯区人大，很是怕打扰人家，咳，那个，开始没有，呵，打扰了……还常委托我妈去问居委会，因为我去问会触动大妈们的神经，我妈每次也先行默念一下台词，再打……那样子很像地下党。 如果普选，我不担心共产党当选。一人一票本身就是最大的破冰意义，根本不选，和选一下再上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大家还是选共产党，证明这个政党仍然是这个国家最令人信服的党，如果……再说下去就敏感词了，具体例子参见1996年台湾国民党史。至于马化腾参选，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每一次都有富豪参选，具体操作中也没见过谁真的当选。你养成民众珍惜选票的习惯，他们就不会为了Q币出卖尊严。 所以就必然引出下面这个观点：“当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和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 这一刻，我简直有加入党的冲动。我只有三句读后感：一、从政治学，这是正确的，从数学它却犯了一个错误，十三亿八千万减去三亿八千万，还剩下整整十亿。二、就算那八千万，好多也常常忘了自己是党员。三、从亲缘学，我觉得谁也不必急着代表我，去跟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党攀亲。 民主是个很大的话题，我只取一意，本文切题：民主就是不攀亲。 注：（本文为我的民主观——中国人为什么惧怕权利之一）

如果普选，我不担心共产党当选。一人一票本身就是最大的破冰意义，根本不选，和选一下再上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大家还是选共产党，证明这个政党仍然是这个国家最令人信服的党，如果……再说下去就敏感词了，具体例子参见1996年台湾国民党史。至于马化腾参选，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每一次都有富豪参选，具体操作中也没见过谁真的当选。你养成民众珍惜选票的习惯，他们就不会为了Q币出卖尊严。

所以就必然引出下面这个观点：“当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和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


这一刻，我简直有加入党的冲动。我只有三句读后感：一、从政治学，这是正确的，从数学它却犯了一个错误，十三亿八千万减去三亿八千万，还剩下整整十亿。二、就算那八千万，好多也常常忘了自己是党员。三、从亲缘学，我觉得谁也不必急着代表我，去跟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党攀亲。


民主是个很大的话题，我只取一意，本文切题：民主就是不攀亲。

白雪

【案例】中国青年报：警惕假新闻背后蠢蠢欲动的投机
2012年06月13日09:48  中国青年报
　　近来经济政策的微调，引发了舆论对放松楼市调控的猜测，虽然中央及相关部委一再强调“限购政策绝不动摇”，但坊间关于调控放松的消息铺天盖地。尤其是《投资者报》的一则消息更加剧了舆论的猜测。这篇题为“发改委人士：未来不排除给地产项目‘开口子’”的报道称国家发改委内部人士受访时表示：受外部经济影响，再加上房地产政策引发的经济真空，经济回落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府有意通过集中放项目来提振经济。
　　如果有基本的新闻素养，就能够判断出这条新闻是很不靠谱的，因为通篇新闻都是引述“发改委内部人士”、“住建部内部人士”的话，而没有一个可以核实的姓名。按照新闻业职业规范，这样的报道是不合格的，是不能刊登到报纸上的。其一，读者无法判断这种匿名，是由于“信息敏感而不愿透露真实姓名”，还是纯属记者的凭空编造；其二，很多时候，匿名即意味着发言者不准备对自己的言论负责，那么，媒体和记者凭什么要为这样的言论负责呢？
　　通篇无从查证且耸人听闻的“发改委内部人士”、“住建部内部人士”之言论，只会给消费者错误的暗示。我注意到，一些房产商大佬纷纷转发此条消息，以此证明中央的楼市调控很快就会松动，房地产的春天很快就会来临。不过，消息刊登不到一天，国家发改委新闻办公室迅速发表声明称，有关“发改委人士称地产松绑或是救市第二张牌”的报道纯属捏造，发改委最近无人接受过《投资者报》记者的采访。
　　有必要审视这条假新闻出笼的背景和流程。如果假新闻纯粹是因为记者技术不过关、不守行业规范、为追求轰动效应而制造出来的，那倒没什么可怕。随着官方的澄清和权威的表态，假新闻的影响很容易消除。最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假新闻是房地产既得利益集团在背后操控。与房市利益绑在一起的人，他们期待中央政府放松调控，希望限购这个紧箍咒能放开，寄希望于“给地产项目开口子”来赢得房价的报复性反弹。可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坚称“限购政策不动摇”，于是，盼松绑心切的利益相关者也许就会借助操纵舆论和传播虚假消息来制造混乱。
　　通过操纵舆论来影响预期，这是某些房产商及其利益相关者惯用的手段。从近来媒体对“房市回暖”、“逆市反弹”的报道，可以看到背后有一双手。看看这些报道的标题，就知道背后房产商忙碌的身影：深圳、北京等城市又出现了千人排队购房的盛况；南京楼市要触底反弹；6月上海楼市利好不断；“卖得好”成5月楼市关键词；楼市报复性反弹……这些新闻，显然都在竭力营造一种幻觉和暗示：房价已经到底，楼市正在反弹，消费者赶紧出手。微博上、电视里、报纸上，很多专家也在为“反弹”造势。
　　这样的舆论背后，能看到房产商和某些地方政府那颗“恢复昔日荣光”的蠢蠢欲动的心和那只或明或暗的手。
　　其实，正如中央政府一再强调“不会放松调控”所传递的信号，央行降息绝不意味着调控松动和“救楼市”，“稳增长”并不等于放松楼市调控。从总理到相关主管部门反复强调，中央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大方向没有任何改变。当然，这样的表态是房产商和某些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官员所不希望看到的。从当下舆论呈现出的纷繁复杂甚至截然相反的信息，就能看到其背后激烈的利益博弈。越是信息混乱的时候，决策者和公众越要擦亮双眼。曹林


http://news.sina.com.cn/m/2012-06-13/094824584509.shtml

白雪

【案例】

请别扼杀伦敦奥运会开幕式

文/张晓舟《时尚先生》总主笔、作家

音乐，是用来让人闭嘴的。一个主持人或解说员，不单要学会说话，还要学会闭嘴。
      奥运开幕式，连刘欢和莎拉布莱曼唱主题歌的时候央视主持人都不懂得闭嘴，而这是基本的修养，真的需要教吗？

南非世界杯开幕式，听孙正平老师洪水泛滥般的解说，差不多淹没了这个有史以来音乐性最强的世界杯开幕式。
      那几乎是一场非洲音乐会而不只是开幕式。这才叫歌舞升平普天同庆，这才是黑非洲的野性力量，节奏狂欢——— 肉体的狂欢，酒神的狂欢。此情此景，一个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坐怀不乱的中国解说员情何以堪？惟有强颜欢悦提高嗓门，但非洲人的煽情是从下半身自下而上直抵灵魂，咱们的主旋律煽情是从嗓子眼自上而下直奔脚后跟——— 字正腔圆，毫无瑕疵，孙正平老师简直是堪称银嗓子喉宝，但是他总是像一个脚后跟，总是落后于瞬息万变的赛场。好在开幕式是按部就班的，念念通稿就行了，于是，孙正平活活把一场天花乱坠群魔乱舞的非洲歌舞狂欢弄成孙正平诗歌朗诵会或孙正平播音艺术学习班。
     现场的声音调小，而孙正平的声音响遏行云，久久回荡在非洲大地。从NBA到世界杯，孙老师总是满面春风地出席一个又一个英模报告会。孙正平就像一道玻璃门，将观众与现场生生隔开。有首歌叫《Bang Bang Bang》，不料CCTV是按拼音来发音的，于是孙老师昂然照本宣科：“下面一首歌叫《梆梆梆》！”
     按照官职级别，伦敦奥运开幕式少不了孙正平。衷心祈祷孙老师行行好，别再扼杀很可能是有史以来音乐性最强的奥运开幕式，我愿意出一百块钱请他闭嘴，或者说，出一百块钱，请央视能够屏蔽孙正平的声音而又保留现场的声音。
      据悉，丹尼·鲍尔将请出英国著名演员马克·里朗斯助阵，他曾两度参演《暴风雨》，而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他将首次饰演剧中的“凯列班”一角，并现场表演《暴风雨》的第三幕第二场，这段戏中里朗斯有一句台词：“不要怕，这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和悦耳的乐曲，使人心神愉悦，不会伤人”，这句台词也将刻在为本届奥运会特制的大钟上。这句话将体现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核心价值”，我衷心祈祷，在马克·里朗斯念这句话的时候，央视只打出字幕翻译，孙正平或朱军不要跟着同声用中文朗诵。
      您老人家少朗诵几句会死吗？如果您老人家少朗诵几句不单不会死，而且可以多收我等观众小民孝敬的红包，岂不是更爽？

http://blog.163.com/london_decameron/blog/static/207298088201252911334831/

白雪

【案例】
黑客冒充《纽约时报》前总编写社论蒙骗报社编辑

一名黑客以美国《纽约时报》前执行编辑凯勒的名义撰写一篇社论，发布在互联网上。《纽约时报》编辑比尔顿信以为真把文章发布在自己的微博里，并称社论为“重点稿”。其后该假冒社论被识破，凯勒进行了辟谣，比尔顿在微博将其删除。


去年还担任《纽约时报》执行编辑的比尔·凯勒，如今仍是该报的专栏作家。
黑客冒充前总编写社论

据新华社电 一名黑客以美国《纽约时报》前执行编辑的名义撰写一篇社论，发布在互联网上。这家媒体据信周末出版了这篇文章。

文章仿得太像了

比尔·凯勒截至去年9月仍担任《纽约时报》执行编辑。黑客便以他的名义撰写这篇关于“维基揭秘”网站的社论。

无论从哪方面看，文章如此真实，以至于《纽约时报》丝毫没有发现作假，甚至技术编辑尼克·比尔顿把文章的链接粘贴在他的微博客里，而且称文章为“重点稿”。

识破这篇伪造文章为数不多的线索之一是它的互联网网址以www.opinion-nytimes.com开头，法新社称，真正《纽约时报》网站网址以www.nytimes.com开头。

当事人辟谣

现为《纽约时报》撰稿人的凯勒29日经由微博客澄清真相：“有一篇以我名义撰写、关于‘维基揭秘'的虚假评论文章。强调‘虚假'，不是我的。”

比尔顿随后回应：“我刚刚删除昨晚发布的一条微博留言，那来自一个假《纽约时报》比尔·凯勒账户。”

“维基揭秘”承认伪造

事后，“维基揭秘”通过其微博承认是他们的黑客制造了这次乌龙事件。

黑客钟爱《纽约时报》？

其实，这不是黑客第一次瞄准《纽约时报》。2009年《纽约时报》曾声明称：“有些《纽约时报》的读者浏览本报网站时，发现网站会弹出广告悬浮窗，这种悬浮窗会显示病毒警告，点击后会重定向到伪装的网站。目前我们正在积极修补有关的问题。如果你看到同样的广告，请不要点击，而应当退出弹出的网站，并重启浏览器。”

据美国杀毒网站称，这个网站上的所谓安全软件全是由黑客软件伪装的。读者曾反映，这则广告完全劫持了他的浏览器，其电脑中毒根本无法关闭非法网页而浏览其它网站。

http://news.163.com/12/0731/08/87NS7OLH0001121M.html

白雪

【案例】
曹林：舆论应对课别成对付记者攻略讲座

　舆论应对课别成了“怎么对付记者”
　　一位媒体人跟一名官员聊突发、热点事件中的信息公开，这名刚经过舆论应对培训的官员说，讲课的媒体人教他们：政府部门遭遇质疑时，应该死扛着不回应，回应容易制造新的热点，而不回应，虽然会挨骂，可热点几天就过去了，再大的丑闻和疑点，媒体和公众也很快会遗忘。   

　　媒体人这样上舆论应对和危机公关课，其实是教官员怎么对付记者和媒体，表面上是“站在政府一边”，实际上是害了政府。政府部门和官员如果学以致用，不仅回避不了追问，更会砸了官方公信力。

　　传播学者张志安(微博)博士讲过另外一件事，一次舆论应对课上，一名讲媒体应对的老师在台上讲：记者就是一条狗，饿了你就喂他，不听话了你就揍他，如果碰见想成名的你就拿名利诱惑他。话音未落，底下的官员使劲鼓掌。

　　某大学一名教授则更低级地直接给相关部门编了一本对付记者的册子，教授“请男记者吃饭一定要有女作陪”之类的“灭火”技巧。这样的媒体应对课，真的讲歪了，它不是构建官方、媒体、公众良性互动的正能量。而带着“让媒体闭嘴”、“让热点自然降温”等心态去打交道，只会使官方与媒体陷入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中。

　　媒体和官方需要坦诚的沟通与合作，官方和媒体应该是一个战壕里的朋友。官方不应与个别腐败官员和失职渎职者捆绑在一起，不应拿政府整体的公信力替某些腐败官员去背书，而应该与媒体一起合作去找问题，去揪出干部队伍中的败类。舆论应对课，不应该讲成怎么对付记者。出了事，形成了负面舆论——舆论应对的要义在于，怎么通过努力消除和减少负面舆论，没有说服不了的公众，只有缺乏说服力的证据和做得不够的信息公开。舆论应对如果真有技巧，也只在于，如何以公众听得懂的语言、公众认可的逻辑、有公信力的方式去说服公众，而不是玩弄转移视线的花招和让人闭嘴。

　　曾有一位评论员去应聘某地的网评员，考官问他，如果本地出现负面新闻，如何应对？这位朋友回答说：实话实说是最好的应对策略。考官立刻说：那还要你有什么用？从这段对话看，某些地方在舆论应对上都被那种讲歪了的媒体应对课给误导了。跟媒体打交道确实有技巧，但如果本着想捂瞒、说谎、愚民、指鹿为马的心态去做，结果只会很糟。

　　再高明的舆论应对技巧，也无法做到：明明是坏事，却在危机公关后变成好事；明明欺世盗名，舆论却能一片叫好；明明一派胡言和谎言，却能不借助强力而真正地平息舆论。民众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集体被愚弄，新媒体方兴未艾，舆论一律也难以做到。别无他法，惟有坦诚地公开和沟通。

　　有些地方出了丑闻后，面对纷至沓来的记者，喜欢用糖衣炮弹。我曾跟一位官员开玩笑说，“有偿不新闻”今天真的不太管用了。新闻界确实有败类，小小红包就能摆平，但你无法摆平每一个记者，结果还是会被报道出来。且不说道德，就拿利益权衡来说，你的那个红包，真的没有把新闻曝出来后对记者个人声誉、对媒体形象带来的利益提升大。记者有职业追求，媒体有影响力考虑，红包的诱惑是打压不了这种职业冲动的。把给红包这事儿报道出来，所带来的利益远比这个红包更大。所以，还是不要送红包。

　　再回到开头那个舆论应对“技巧”：出了事不回应，热点很快会过去——这确实抓住了媒体的一大局限和缺陷，即很容易健忘，很容易被此起彼伏的热点牵着鼻子走。再大的丑闻，三天后就被更大的丑闻淹没了。但官员们千万不要忘记另一个舆论传播规律，就是丑闻的记忆效应。在这个丑闻上，虽然政府没有回应，躲过去了。但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这一次放弃了澄清的机会之后，舆论会形成印象，以后其他地方发生类似丑闻后，这件丑闻会经常被反复提及。而且丑闻还有累积效应，这件事上政府未作回应，公众就会形成刻板印象，很多事累积在一起就会导致说谎成性的无赖形象。很多地方政府无论说什么，当地百姓都不信，正是一次次丑闻累积后形成的公信坍塌。(曹林)

http://news.sina.com.cn/m/2012-08-16/150024980416.shtml

白雪

【案例】
张召忠：电视评论员应无条件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核心提示：张召忠日前在北京签售后接受专访，称“对于一个优秀的电视新闻评论员而言，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政治素质就是要求在政治上必须无条件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中日两国因钓鱼岛问题有冲突不可避免，但现在条件下，因此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国防大学教授、军事专家张召忠日前在北京举行新作《百年航母》、《走向深蓝》主题讲座及签售会上侃侃而谈。当天现场的众多读者，提问踊跃，场面十分火爆。有不少从外地赶来的铁杆粉丝。一位50多岁的先生激动地说，今年是张召忠教授上电视20周年，从1992年张教授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三十六计古今谈》做节目，到现在的电视直播时政评论，自己已经追随他20年。
如何在电视荧屏上经久不衰保持自己的观众缘？为自己保鲜的秘诀是什么？作为一名电视评论员应具备哪些素质？签售之后，记者专访张召忠教授。
张召忠，国防大学教授，海军少将，军事战略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军事装备学学科带头人，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先后在北京大学、国防大学、英国皇家军事科学学院学习，长期在作战部队、科研院所及军事院校工作，研究范围涉及科学技术、武器装备、联合作战、军事战略、国防建设、国际法规等多个学科领域。曾获国家及军队级科技进步奖和全军育才奖等多种奖励，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和军队优秀人才岗位津贴，发表论文专著数千万字，海洋方面的代表性专著有：《未来海洋世纪的冲击》《海战法概论》《现代海战启示录》；战争和军事方面的代表性专著有：《兵器知识库》《战争离我们有多远》《谁在制造战争》《网络战争》《谁能打赢下一场战争》《打赢信息化战争》《百年航母》《下一场战争》《话说国防》《明天我们安全吗》《下一个目标是谁》《中国让战争走开》《走向深蓝》等。
1.第一次化妆失败从此不用化妆师
虽然当天的气温高达34摄氏度,但现场读者热情不减。国防讲座、读者提问、签名售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有的读者拿着好几套要求签名，说回去送朋友。待最后一位读者手捧签名书满意而去，始终精神百倍地保持军容姿态的张召忠，其白色军装已被汗水打湿。他边擦汗边接过助理递过的水杯，记者打趣地说：“屋子里太热了，您的妆都花了吧？”
张教授笑着嗔斥：“又不上节目，化什么妆。”
“坊间流传，您从不让化妆师给您化妆，全都是自己化。我同事让我问问，有这事吗？”
“上节目时还真是我自己化妆，这里面还有个故事。”
1992年，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与海军记者站合作了一个36期的节目叫《三十六计古今谈》，主要是讲三十六计的故事。当时节目组没有化妆师，只好由主持人张莉代劳。“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化妆，估计也是张莉第一次给男人化妆，她差不多给我化了快两个小时。打腻子、施粉黛、描眉画眼、涂口红、做头发……化成个什么样子，我也没好意思看，就赶紧录节目了。节目录完之后，海军政治部首长宴请节目组的主创人员，我也参加了。宴会开始前，我到洗手间里去照了一下镜子，把自己吓了一跳，因为镜子里面的人根本不是我。张莉完全按照给女人化妆的程序给我抹了一遍，看着镜子里的我，我伤心透顶，悲恸欲绝。从那时起，我就决定自己化妆。我绝不能让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到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张召忠！”
“您用什么牌的化妆品？化妆技术怎么样？”
“我现在自己化妆的技术经常得到专业化妆师的表扬，主要特点就是自然、服帖，化了妆就像是没化一样。”
第一次上电视，对电视节目录制的程序完全不熟悉。《三十六计古今谈》的节目形态是主持人开头结尾串连，先说一下三十六计中每一计的原文，接下来由张召忠解释原文的现代释义，并通过大量战例来阐释这些古老计谋的实际运用。节目专门有研究军事谋略的专家撰写解说词和案例，经过各级领导审定之后，再由张召忠和主持人张莉在演播室里完成。所有解说词都是预先准备好且经过审查的，他和主持人的任务就是提前背下来在摄像机前面绘声绘色地说一遍。这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任务，但对于他来说太难了，因为不习惯背诵别人撰写的稿子，想用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语言讲述，但领导感觉那样没法把握。于是，每一集都会因此而争争吵吵。结果，张召忠录了十几集就中途退出了，他感觉自己不适合做电视。
以后，央视军事部“军事天地”节目的制片人吴少华找到他，希望做个系列节目“舰船知识”。这是他的强项，于是他答应下来。“舰船知识”系列节目的形态是现场访谈，张召忠和主持人张莉要下部队，到海军舰艇和潜艇上去录制，在航行中的军舰上给观众讲述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军舰礼仪、技术性能和作战方面的情况。这个节目让他重新找回了自信，他自己准备材料，自己到军舰上采访和了解情况，面对镜头侃侃而谈，不再有过去那种拘束感和紧张感。这个节目广受好评，当时收视率居中央电视台前几名。
2.“今日关注”，临到直播前还换题
“科索沃战争让您一炮走红，还有伊拉克战争的直播和评论。这些年来常见您参加‘今日关注’、‘军情解码’、‘书香北京’等。您都做些什么类型的节目？是什么让您长盛不衰？一直保持很高的收视率？”
谈到往事，张教授都能清楚地说出日期，让记者十分惊讶。
“1999年3月24日，当天凌晨3点钟，我被电话铃声吵醒，原来科索沃战争爆发了。中央电视台启动了直播机制，在早上六点钟新闻节目中，著名主持人海峡和我就科索沃战争爆发的重大新闻事件进行了直播和评论。”在张召忠的记忆中，那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对重大危机和突发事件进行现场直播和评论。
“2003年3月20日上午，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电话，让我立即赶往电视台，参加中文国际频道伊拉克战争的直播。由于是突发事件，电视台紧急开了个窗口，播完后就又恢复了正常节目的播出。由于前方战事不断推进，电视台领导就决定不断增长直播时段，从几十分钟增加到几个小时，连续直播了一个多月，从晚上七点半直播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我全程参加了那次伊拉克战争直播。”
多年来，张召忠参加的节目还有“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海峡两岸”、“中国报道”和“今日关注”、“防务新观察”等。2003年以后，他经常参加北京电视台的“环球冲浪”节目，2010年这个节目取消，创办了“军情解码”和“书香北京”。
电视直播评论讲究的是首发和首评，突发事件、重大危机或战争爆发之后，要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评论，第一时间要发出声音。张教授说，“今日关注”的直播，经常是临到直播前还要换题。“有一次发给我的策划案是朝鲜问题，可临到直播前智利发生大地震，我们只好临时决定换地震的题目。6月26日，节目的内容是菲律宾问题，可直播前突然看到中海油宣布了南海9个区块对外招标，我们立即决定就这个问题进行评论。距离直播还有十几分钟，现做短片、上字幕、改标题、做地图、设问题。他们在直播室跑来跑去，分秒必争，直播线上的工作人员，相互配合，一丝不苟。这让我想起了在长达一个多月的伊拉克战争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家、节目组人员、直播线工作人员和领导，全部在一线忙来忙去，吃盒饭，累了就在椅子上靠一靠，有的干脆躺在地板上休息一会儿。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任何观众都绝对不会相信，如此严谨的新闻评论节目居然是在这种条件下完成的。”

电视新闻评论与娱乐节目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敏感性、危险性太大。从媒体规律来看，总希望评论员对刚刚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深度点评，最好是提出自己独特的与众不同的观点。从评论规律来看，对突发事件、危机和战争必须要在来不及查找资料的情况下，对其发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这需要有相当深厚的技术装备、战术战略和政治外交功底。评论员必须把问题讲清楚，不能含糊其辞，吞吞吐吐，尤其不能把网上不准确的信息、把报纸杂志上看到的内容直接说出来，要融会贯通，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最重要的是确保在口径上不出偏差。
客观上来讲，在直播中第一时间对突发事件、危机和战争进行评论，并不知道具体口径和要求，尽管如此，评论员必须根据平时学习、了解和掌握的情况，准确把握，进行正确的评论。很多人认为，在中央电视台进行新闻评论，与在网络上、微博和博客上评论是一样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如何才能坚持原则，不犯错误，还能把收视率提高，这个难度才是最大的挑战。

3.在节目直播和录制过程中从不看策划
“电视评论与知识结构有关，您做电视评论20年，难道不感到知识枯竭吗？20年来您做评论节目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这也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张教授说，“我上过三四个大学：1968年学的专业是机械电子，它奠定了我的理工科专业基础，对我后来从事科技装备研究非常重要。电视评论中，我经常会向深处谈，一谈到技术装备大家就心里有底了，感觉不再空虚和漂浮。1974年我在北大学阿拉伯语，并进修了英语，这使我开阔了眼界，出访过很多国家，接待过十几个国家军舰的来访，并在国外常驻、工作和学习了很长时间。这些经历，让我对外事活动和外交事务比较熟悉，电视评论中能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去思考军事问题，把军事话题提升到国际战略和国家战略的高度，而不是仅限于玩儿兵器、讲性能、看热闹的初级状态。1994年以后，我作为军队的国际法专家多次参加国际会议和研讨活动，对国际海洋法、海战法、武装冲突法和世界军事历史等有了深入研究。对历史和法律问题研究的最大好处是在谈及黄岩岛、钓鱼岛、台海形势等重大敏感话题的时候，能够从历史的纵深、法律的规范和严谨的视角去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懂一点历史和法律，能够让浮躁的心平静下来，避免说过头话、偏激的话和极端的话。”
令张教授受益匪浅的是，2000年，他在国防大学学习联合作战指挥，有机会把国防大学的所有课程全都听了一遍，还有机会与来自全军的部队指战员进行交流，从而让他的许多理论知识得到扩充，所缺乏的实践经验也得到弥补。以后，他又到英国皇家军事科学学院学习国防部的业务，从而对国际危机处置、国防部业务管理、武器装备发展和反恐作战等有了基本了解，曾经参加过马岛海战、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指挥员也给他们讲了不少课，同时还对英国及北约的军事设施、部队、院校和科研机构进行了参观访问，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对于他评论危机、冲突和战争非常受用。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6月28日，中央电视台十频道《读书》栏目约我连续录制了五期‘走向深蓝’系列节目。在节目录制之前，编导给我送来了7本书，总共300万字。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个节目，所以心中没底，就用十几天的时间，把送来的书都看了一遍，此外还看了好几本别的相关内容的书。开录之后，35分钟一集，连续录制，非常顺利地录制完成，所有人都非常满意。”说到此，张教授难抑自豪。
“节目的功夫在节目之外，就节目准备的节目不可能好看。我参加的所有节目都有专业的编导和策划，他们经常在节目之前把策划案发给我，但我在节目直播和录制过程中，从来都不看策划。为什么？我认为编导和策划完成的文案只是他们的书面认知，要变成节目还需要主持人的二次加工和再创作，优秀和平庸的主持人之间的差别就在这一刻拉开。如果编导的策划案是A，主持人的任务就是把它变成B，我的任务就是配合主持人把节目变成C，决不能是A+！所以我不仅不能看策划案，更不能预先准备好答案到节目中去背诵，我必须眼睛盯着主持人，脑子跟着主持人的思路去反应、去思考、去回答。在节目到了直播和录播的时候，主持人就是乐队的总指挥，我只是一个演奏员，我必须与他保持协调，才能步调一致，节奏和谐。凡是好看的节目、收视率高的节目，都是主持人努力挖掘和勇于挑战专家的节目，按部就班、顺着策划案往下推的节目不可能有收视率。战争之所以扣人心弦就在于不确定性和挑战性，军事演习之所以不受人待见就因为未交战已知胜负，把演习玩儿成了演戏，是形式主义的再现。”
4.为强迫记忆 十几年前开始无纸化办公
“听说您有个习惯，看过的东西一律扔掉，是为锻炼记忆力吗？”
张教授说，几十年来，自己每天都要抽几个小时上网、看报、读书。为了强迫记忆，我看过的东西一律扔掉，所以我十几年前就养成了无纸化办公、电子阅读的习惯。电视直播与写书作文最大的不同，就是不能翻阅资料，全靠脑子中的记忆。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记忆力那么好，很多事件、时间、地点、人名都记得清清楚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我出版过20多部专著、总计4000多万字，没有一个字是找人代笔的，所有著作都是我自己完成，连查找资料也都是我自己完成的。我备课、讲课、做多媒体，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完成。我从来没有在别人的作品前面署名。学者的责任在于用自己的所学奉献社会，找人代笔、徒有虚名是一种学术腐败。学问有高有低，观点有对有错，但做学问的态度必须端正，绝对不能沽名钓誉。”
张召忠是从农民到士兵、从士兵到将军的，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后门，在每一个进步的台阶上没有送过任何礼，也没有受过任何贿。40多年来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成长起来，全靠刻苦学习成就了自己。他说，自己是一个整天辛勤耕耘的人。无论作电视评论、讲课、写文章、写书，都要有一颗平常心，不管名气有多大，职务有多高，都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千万不要不知道天高地厚。无论是说话、办事儿、讲课、做节目，都不能盛气凌人，不能说大话、官话、套话、假话、废话，一定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诠释最复杂的问题，要接地气，草根儿化。
“电视机前的观众有高级领导干部，有高级知识分子，也有普通百姓，甚至很多人是老人、小孩和文盲，我讲的那些东西能让他们听得懂、感兴趣是最大的成功。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入耳入心，对节目建立感情，锁定节目追着看。有一次‘防务新观察’在军事博物馆现场录制节目，突然有一位观众激动万分地跑过来要与我合影，他们开玩笑说，哈，原来你的粉丝是八九十岁的老太太啊。是的，我讲课的时候，还有很多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们在静静地听讲。”
5.60岁不退休 组织特批延长服役
“除去要有广博的知识外，做一个优秀的电视评论员还需要什么素质”？
对于一个优秀的电视新闻评论员而言，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政治素质就是要求在政治上必须无条件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道德品质就是要求在做人上要严格要求自己，防止出现负面效应，要能够在观众中保持一定的威望。
新闻电视评论员与娱乐明星完全不同，不可能一夜成名，相反，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很可能在直播中身败名裂。伊拉克战争直播天天进行，每天五六个小时甚至更多。在伊拉克战争的马拉松直播中，一个人有多少知识、多少观点可以说之不尽，讲之不绝啊？
“要给人一滴水，自己必须要有一桶水。这就要靠平时的积累。”张教授说，“成名自然是件好事儿。出名之后，找我做节目的多了，我写的书好卖了，自己有点什么事儿也好办了。但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好必然就有坏。作为名人，在公众面前说话办事儿就要格外注意，否则就会产生很坏的社会负面效应。作为名人，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社会监督力增强了，在公开场合活动就会受到限制，就会感到很不方便。
“在山根底下一身短打扮还嫌热，爬到山顶后才发现那里还有积雪，这就是古人说的高处不胜寒。今年4月份，社会上因为黄岩岛争端一片喊杀叫打的声音，我在‘今日关注’中引用孙子名言：主不可怒而兴兵，将不可慍而致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有大国胸怀、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在黄岩岛问题上，一方面要坚持用外交的和平的方式解决，一方面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不能放弃使用武力。在上海电视台的一个三分钟电话连线中，他们预设了一个圈套儿，问我：如果开战的可能性是100%,现在中国对菲律宾开战的可能性是多少？我说30%是战争，30%是经济，这两个手段加在一起是60%。另外还有40%是外交和政治解决手段。我的这些电视访谈语言，第二天网上铺天盖地，你想反悔都不行，有视频为证。如果是一般的学者，网络不会如此热炒，因为是我说的话，所以本身就构成新闻热点，你看有多危险！

“最危险的还不止这些，前些年就不断有人冒充我的名义非法出版图书，公然在书店和地摊上叫卖，责编、出版社都是真的，就是作者是假的，我完全不知情。现在升级了，冒充我的名义开设的微博、博客多得是，我通过好多途径辟谣，我跟他们说，我没有开设任何微博，只是2011年之前在人民网开过博客，现在也不更新了。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些人PS我的图像和字幕，擅自制作有关我的电视评论视频在网上流传，这不仅严重侵犯了我的名誉，也损害了节目的权威。”
张召忠今年60岁到了退休年龄，组织上特批他延长服役期。谈到未来的打算，张教授说，作为学者，一辈子研究海洋、军事和战争却无缘参战，只好用自己的所学奉献社会。今年，自己出版了《百年航母》和《走向深蓝》两部专著，这是一个老海军在42年军龄中长期积累下来压箱底儿的存货。年底前，他还打算把自己多年来的学术积蓄再折腾一通，撰写一本如何依法治海的专著，与前两本书构成中国全面走向深蓝的三部曲。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 ) 责任编辑：NN011


http://news.163.com/12/0821/04/89DEEE4F00011229_2.html

白雪

【案例】
记者为何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

　白红义

　　几天前，甫一出狱的顾雏军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重提7年前入狱的往事，抛出诸多猛料，吸引了不少媒体的关注。在报道之外，一位参加了发布会的记者在微博上感慨：许多在现场的年轻记者“由于不了解这些历史恩怨在争取到提问机会时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令人扼腕”。她认为，这“反映出媒体是个吃青春饭的行当，积淀下来有经验的记者太少，人才流失严重”。我能够理解这位记者抒发的上述感受，但并不认为她的看法切中了问题的本质。
　　20世纪以来，世界新闻业最大的内部结构变化，就是一面倒地朝向高度商业化发展。在商业化的新闻生产环境中，雇主真正希望得到的是既年轻又富有经验的记者。发达的欧美新闻业如此，日益商业化的中国新闻业也无法摆脱这一普遍趋势的影响。过去10年来，学者们对中国记者的相关调查数据都表明，中国记者的平均年龄正日趋走低，学历则提高得很快，他们大多处于一线新闻采编岗位。这种变化趋势基本上符合了商品化新闻生产追求年轻的高素质员工的逻辑。
　　中国新闻业经过20年的市场化运作，商业运作的逻辑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媒体的血脉之中。身处于这一浪潮中的中国记者既能享受到市场化带来的若干革新，但是也日渐体会到商业冲击的无奈。商业逻辑进入新闻业后，记者的工作性质也随之出现了很大的转变。此时，记者的工作就变成了运用专业技能生产具有使用价值的新闻。记者作为知识分子的光环似在褪色，取而代之的是最朴实无华的劳工生活。很多记者以“新闻民工”作为自我身份的认同，在现实中则表现为跳槽次数增多、从业年限缩短，职业忠诚度处于下降趋势。于是，记者成了一个吃青春饭的行业，往往变为下一个工作的过渡或跳板。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经说“新闻业是惶惶不安的人、贪得无厌的人、叛逆造反的人或无耻屈服的人最多的行业之一”。回顾我短暂而又难言成功的记者生涯，似乎就是在一种“惶惶不安”的状态中度过的。在不同的媒体单位之间辗转，在各异的新闻现场奔走，看似潇洒快活却有着难以名状的悲戚。短短的几年时间，我就从一个满怀热情的菜鸟变成意兴阑珊的“老记”，直至最终离开记者岗位。就我个人而言，从新闻工作到学术工作的转变虽然只是个体的自主选择，但过往的职业生涯和生存状态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新闻是一种被社会赋予了特殊期待的行业，坚守或离开都不应该只是为了赚钱而已。更值得追问的则是这种选择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也就是说，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记者的离开？在笔者看来，社会、组织与个体都是影响记者职业流动的可能因素。
　　第一重因素是社会情境的变化。新闻原本是现代性的产物，但在后现代特质占据主流的社会中，当前的新闻工作正深陷伴随消费社会与科技进步协同而来的速度竞赛中，新闻的时间与速度、传受双方关系、新闻工作的稳定性及媒体组织角色等不同层面都在发生改变，促使报道倾向快速浅薄。以往在新闻专业的逻辑下，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人脉关系的长期经营是一门学问，更是新闻工作的核心，确保记者获得正确、深入的信息来源，建立自己在行业中的专业地位。但在当下，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的“共舞”关系似乎已不复存在。因为新闻已是商品，只需用“好看”瞬时吸引眼球，是否深度与正确已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新闻不是志业，而是随时可能离开、可以替换的工作，所以个人无需作出专业承诺，更不用在乎专业地位；因为新闻要的只是消息来源的简单发言，满足新闻写作需要引述的形式要件，事件一过就不再重要，所以就没有长期维持关系的必要。在这种社会情境下，新闻的本质发生着改变，随之而来新闻运作规则的改变也是根本性的。
　　第二重因素来自新闻组织的变化。在新闻学的专业论述中，新闻记者的自主性被置放在一个绝对核心的位置。但落到新闻实践中，新闻组织才是实际主导新闻工作的力量。新闻需要组织内部的分工才能完成，记者也得依靠组织获得收入维持生计。可以说，组织提供了新闻工作的必要资源，同时也约束与控制着个人行为。当中国的许多新闻组织从一个不用操心营收的文化事业单位转型为一个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时，新的组织运作逻辑也随之诞生了。毫无疑问，维持生存是这一组织运作逻辑的根本。在新闻业务上，它往往奉行一种“风险规避”的工作常规，免遭来自其他力量的钳制。在这一原则下，即使面临无可避免的危机，这些组织早已失去应有的担当，奔走在一线的记者更容易成为各种控制力量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组织内部已经形成鲜明的阶层分化，一线记者成为一个明显的“下滑阶层”。在内部管理上，它引入缩小固定工资比例、加大“计件工资”分量的绩效考核制度，刺激年轻的记者们更加努力工作。这种新闻常规与分配方式与商品化新闻生产的其他特征一起，强化了将新闻生产作为一种获利手段的观念。在劳动力市场严重饱和、就业竞争压力和经济压力逐渐增大的背景下，记者的劳动时间被最大限度地延长，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弹性劳动”。从组织运作的逻辑来看，这种手段能够提高效率、减少成本，但对记者个体伤害甚大，这便是大量“新闻民工”被市场制造出来的原因。
　　第三重因素则是记者个体的变化。从一般情况看，新入行的记者在新闻工作中经历大约两年左右的社会化过程后，其新闻理想和职业雄心会因种种现实制约而逐渐受挫，经济利益上的追求日渐成为最主要的工作驱动力。记者这一职业的特点是工作压力大、流动性高，能长期留下来的人多半是兴趣使然，新闻圈中不乏这样的新闻理想主义者。但是更多的年轻记者，可能是抱着与新闻前辈们不同的想象进入新闻业的，一旦禁不住现实的严峻考验，这群普遍缺乏信仰的人不是选择离开这个行业，就是殊途同归地进入为工作而工作的境地，失去工作的价值，没有工作的目标，只有一种工作的状态。当他们的采访报道工作屡屡因为外力的因素受挫时，当他们的报道遭遇外部控制而无法得到组织庇护时，当他们结婚生子却无法看到未来的前途时，种种因素带来的“底层感”会极大地干扰记者对于这份职业的坚持。
　　笔者虽然归纳出上述三大因素，但记者的职业流动绝非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种种因素纠结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许多人只是将提高记者薪酬作为阻止人才流失的灵丹妙药，显然是低估了问题的复杂性。如果将记者视为具有理性选择能力的经济人，那么他们的坚守或离开自然就是一种衡量成本收益后的理性行为，但个体的理性带来的，却是整个新闻行业的不尽如人意，中国记者的专业化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2-09/25/content_679175.htm

白雪

【案例】
传统媒体是新闻生产主力 莫当网媒跟屁虫

　当地时间10月18日，美国《新闻周刊》宣布，将在年底把纸刊和网络杂志《野兽日报》合并，推出全数字化的《全球新闻周刊》并裁员，从而结束这家杂志为期80年的纸版发行史。又一家纸媒“关张”，新媒体的拥趸们欢欣鼓舞，弹冠相庆，传统媒体则如丧考妣。
　　我倒觉得，传统媒体的同行们不必忧伤，不要以为自己这个行业没有明天了。美国《新闻周刊》告别“纸版发行史”，只是个案而已，并非普遍现象。他们走到今天，并非都是新媒体的冲击，更有其自身经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告别“纸版发行史”，并不意味着纸媒的死亡，而是为了顺应读者的阅读习惯，是与新媒体融合的结果，只是换了一种存在形式。新媒体只是阅读的渠道，传媒业还是一个以内容生产为核心的行业，内容不死，思想不死，传统媒体就不会死。
　　但是，传统媒体不能无视新媒体这个新“渠道”的冲击。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不思改革和融合，毫无主见和判断地追随新媒体，只有死路一条。
　　一个需要澄清的事实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新媒体对讯息的快捷传播，更符合公众的信息消费习惯，所以纸媒要扩展报道的影响力，离不开新媒体。当然，新媒体同样离不开传统媒体，无论是新闻信息的生产和供给，还是在公信力上，它都严重依赖传统媒体。如果哪一天所有的传统媒体，从报纸到电视台到杂志，都拒绝网站转载新闻，那么，各大门户网站的首页将会一片空白。至少在目前，传统媒体仍然是新闻生产的主力。微博也一样，如果哪一天将微博中首发于传统媒体的内容都剔除，它所传播的有效资讯将非常有限。
　　毫无疑问，如果哪一天全世界电脑的复制和粘贴键都突然失灵，那么网站基本上就得关门，新媒体就会成为死媒体。这样说，倒不是因为传统媒体人的自负，而是想强调两者的互补关系，两者已经融为一体，离了谁都不行。
　　不过，不可忽视的现实是，传统媒体的日子并不好过。一方面，由于读者越来越习惯于从网络上获得信息，一些纸媒的发行量在下跌；一方面，由于信息管制的不均衡，很多信息能从网上看到，从传统媒体上看不见，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不可避免地在一次次公共事件中流失，被读者抛弃。
　　正因为如此，传统媒体一直都对“微博主流媒体化，主流媒体边缘化”的趋势耿耿于怀。《小康》杂志2012媒体信用调查显示，微博公信力首超广播、杂志。在“公众心目中公信力最强的主流网络媒体”排行中，新浪、腾讯远超人民网和新华网，微博排在了“受访者心目中公信力最强”媒体类型的第四位，位列广播、杂志之前。不得不承认，在这场传统媒体与微博所代表的新媒体的遭遇战中，传统媒体基本上是败了。
　　节节败退，不仅在“他杀”，更重要的是一些传统媒体在“自杀”。“自杀”的一个特征是，丢掉了传统媒体应该坚守的“传统”优势，或惊慌失措或偷懒或无主见地被新媒体牵着鼻子走。
　　不得不说，在议程设置上，传统媒体是失职的；在创造社会流行语方面，传统媒体得分基本为零；在设置讨论话题上，传统媒体基本没有贡献；在引领公众讨论和引导舆论上，传统媒体也非常乏力。很多都市报的版面上，新闻基本上是从网上扒来的，都是“网友曝”如何如何；很多广播节目，也是从这里抄一段，从那里抄一段，开口闭口都“某某话题在网上引起热议”。前段时间“元芳，你怎么看”无厘头地在网上走红，引曝微博讨论，几天后不少纸媒竟然花很大的版面炒微博冷饭。难怪很多读者批评：纸媒难道没有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信息去报道？
　　新媒体提供了很多谈资，信息海洋中的话题取之不竭，这也养了一大批偷懒的编辑和记者，不去创造性地设置议题进而引导讨论，而是奉行“拿来主义”，成为网络的跟屁虫。
　　当然，新媒体也是一个新闻富矿，给传统媒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闻线索。但这应该是一个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合作，展现新闻纸品质和“传统”之优势的地方。“传统”不是媒体的麻烦，而是优势，这些传统优势包括：不轻信传言、核实信源的习惯；不轻听偏信，兼听则明的客观品质；不乱贴标签和想当然，深入现场、用脚采访、用笔还原、求索真相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不被愤怒左右，不迎合不取媚，一事当前先问真相，真假优先于立场。可一些传统媒体完全丢掉了这些传统，在精神上沦为新媒体的附庸，网上的信息竟然不加求证就拿到版面上；消费网上的情绪，而不是负责任地引导。
　　传统媒体坚守传统并融合新媒体技术，才有光明的前途；当网媒跟屁虫，只有死路一条。

http://news.sina.com.cn/m/2012-10-24/100625427758.shtml

白雪

【案例】
曹林：一事当前习惯站队 不适合当记者

　曹林          《          中国青年报          》
　　近来一条新闻因为充满了戏剧色彩，而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报道称：最近，沈阳一名男子沿着铁路行走时，被经过的火车鸣笛声给惊吓着了，于是他就骂了火车司机。随后火车停下，火车司机下车与这名男子发生撕扯，导致火车在闹市区停留了两小时，造成了交通严重拥堵。   
　　火车司机的脾气竟如此火爆，竟然置行驶的火车于不顾，置交通拥堵于不顾，而下车与人打架，简直野蛮和霸道之极。看到这条新闻的人，自然都会被记者的描述所感染，愤怒地痛斥这个火车司机的荒唐行为，并顺着报道的逻辑将问题归到向来被舆论视为“铁老大”的部门身上。
　　可，且慢愤怒，这并非事实。据相关调查称，事实完全相反，火车司机并非肇事者，恰恰是受害者。一男子沿着铁路行走，司机为安全而鸣笛，可能被鸣笛声吓到的他，就骂了司机。司机并未理睬，开车继续前行。而那名男子火气未消，带着一帮人在原地等候，等火车返回经过时，跳上火车，将司机拉下车进行殴打。于是就有了“火车在闹市区停留两小时造成严重拥堵”的结果。
　　原来如此，那男子也太暴躁、太嚣张了。可为什么在记者的报道中，却完全是相反的描述？除了采访不扎实，被表象迷惑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事当前，不顾事实如何，而是先选择站队。站在一个“弱者”的立场，一个“反抗强者”的立场，一个迎和民众喜好、容易赢得公众鼓掌的立场。这条新闻中就是如此，面对一个火车司机与行人的纠纷。记者并没有深入地探寻真相，而是先入为主地站队，站到了多数人都有的身份——“行人”这一边，站到了批判铁路部门的那一边。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铁路部门是一个强势的存在，那么所有依附于其身的符号都被当作公众的“对立面”，“火车司机”自然也被当成了一种强势符号。那个行人，似乎就成了“火车司机”欺凌的对象。
　　这种站队的报道，很容易取悦读者，并在网上成为热点。行人打火车司机，不会被当成新闻，而火车司机竟然打行人，就是大新闻了。可惜，新闻报道不是编段子，不是写剧本，也不是比拼精彩和荒诞，而必须忠于事实。记者写报道，不是帮人申冤，不是替谁维权，也不是当某个群体的利益代言人，而必须站在中立、公正的旁观者的位置去记录真相。一事当前先站队者，不适合当记者，而适合当鼓动家。
　　可惜这种站队思维在新闻报道中大行其道，很有市场，越会站队，越会迎合某个群体的记者，似乎越受欢迎，写的新闻越容易引起“轰动”。
　　一些记者已习惯了这样的站队。有报道价值的新闻，一般都有冲突，记者报道的时候，就会选择站在哪一边替他说话。比如，当发生医患冲突时，记者会先入为主地站到患者那一边。毕竟，因为医生门槛比较高，这辈子多数人都成不了医生，尤其是记者，只会有一天躺到床上成为医生救治的对象，患者可能是每一个人的归宿。于是，为迎合这种多数人的利益感，记者就会站到患者一方替患者维权。当带着“替弱者维权”的立场去报道时，关于医患冲突的报道自然就很难保持客观了。也有无理取闹的患者，医院也很弱势。当年著名的深圳“八毛门”事件，医院显然就深受患者的谎言之害，媒体也被患者牵着鼻子走。不客气地说，当下医患的交恶，与一些媒体在医患冲突中不客观的报道、对医生的妖魔化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当消费者与企业发生冲突时，有些记者也会“本能”站在消费者那一边。因为记者也是“消费者”，替消费者维权、反抗强势的企业似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可并非如此，站队远离了新闻专业主义。一个著名的案例是，消费者曝光某饮料内含水银，毒死了人，媒体也跟在后面炮轰企业，可后来真相却是，有人故意投毒，并故意把矛头指向企业混淆视线。当鸡蛋与石头碰撞时，选择站在鸡蛋那一边，这话很流行，很有道义上的美感，其实站不住脚，尤其对记者而言，因为你无法判断谁是强者谁是弱者，更无法根据强弱身份来判断是非对错。
　　记者在生活中有很多身份，患者、消费者、乘客、家长，但作为记者时，就应该去掉这些利益身份，远离站队，而做一个公正的旁观者。这，正是记者这个行业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也是为什么自媒体永远无法取代传统媒体的原因。自媒体再强大，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记者需要专业门槛——而最大的门槛，就是客观中立的媒介素养。

http://news.sina.com.cn/m/2012-11-01/095125486890.shtml

白雪

【案例】
请尊重死者的私人空间
◇刘海明
我们的学校教育，给学生灌输可知论。可知论只是认识论的一种，它未必就是真理。认识论决定人们的世界观，影响人们的信仰。可知论者坚信人类最终能认识一切，既然人定胜天，世界上自然没有什么神秘现象。这样就为无神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纯粹思维领域的无神论也没错，只是行为层面的无神论者，就很值得警惕了。无神论让人失去了恐惧感，没有了敬畏心。没有了敬畏心，人的胆子自然贼大，无论做什么不畏惧受到天谴和报复。土葬作为有神论时代形成的风俗，在原始社会开始出现，后成为一种习俗延续至今。大跃进时期，曾有过政府强行平坟运动，甚至办丧事连穿孝衣和哭丧都禁止过。这种违背天性、侵权人权的荒诞行为，尽管早已被否定，但不排除在个别地方渣滓泛起。
有“豫东粮仓”之称的河南省周口市，今年开展了大规模的平坟复耕和惠民殡葬改革，在免费火化和农村公墓建设带动下，农民已平迁200多万座坟墓，复种耕地近3万亩。（《京华时报》11月4日报道）

打着移风易俗的招牌，为的多种几亩庄稼地，不顾民怨沸腾，强行挖人祖坟。这种做法，居然被当作变相政绩炫耀。依我看来，因为平坟多出几亩耕地，绝不是什么变相政绩，而是彻头彻尾的“变态政绩”。平坟复耕，强拆了死者在人世间应有的百年暂居地，让生者失去了独立悼念生者的机会。公墓祭奠，把私密的哀悼活动给商业化、集市化。悼念活动，追求的是肃穆和寂静，挤破头去扫墓、祭奠，生者和死者的对话空间消逝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悼念的形式。对于无神论的官员，也许觉得这是集体主义的新体现；对于传统祭祀文化来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摧残。把平坟复耕称作“移风易俗”，实在有点不自量力，风俗的东西，最具韧性，最具活力，不是哪个政府和官员能凭借个人意志给取缔的。二十多年前，不少城市出台的禁止燃放鞭炮政策，不也是不顾民意反对，自诩为移风易俗吗？结果如何，不是照样得像习俗缴械？周口市的平坟复耕，他们的这个“移风易俗”能坚守多久，以后当地百姓会不会重建坟头，不妨拭目以待。

人活着，必须有各自的精神寄托。对先辈的怀念和祭祀，属于基本的权利。他们的祭祀活动，需要有个独立的空间，这也是最基本的需求。祖坟，属于死者的阴宅，那些拆惯了民宅的官员们，请多积点德，欺负活人已经大逆不道，强拆阴宅那是不可饶恕的罪孽。对此，网络舆论极少有赞成的声音：“中国文化‘死者为大’，历朝历代都没有跟死者过不去的，打着‘平坟复耕’的幌子，为土地流转、造就大地主扫清障碍，不得民心，必遭天谴！”“土坟都有个自然消亡的过程。谁见过平民的百年古坟？把老百姓的祖坟平了能复耕多少地？房地产开发、土地买卖、挖土烧砖浪费多少地？舍本逐末的蠢事现在怎么越来越多？”
土葬属于文明的一种，任何组织没有权力去毁坏这种文明。如果不能给先辈一点个人空间，又如何期望他们能尊重活者呢？

http://news.163.com/12/1104/01/8FEAD6ES00014AE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