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内卷化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赢利型经纪的增生，而赢利型经济的增生则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经纪层的社会利益使之成为体制改革的障碍。所以，在内卷化的政权之中，经纪体制不是趋于灭亡，而是倾向于自我膨胀，具有极大的腐蚀和使政权非法化的反作用。杜赞奇认为这是中国爆发革命的原因。
黄宗智和杜赞奇的研究之后，国内大量学者从“内卷化”的研究视角与分析路径来透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大体看来，学者们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3个方面：
（1）乡村社会。内卷化中国研究的传统是关于乡村社会的，涉及乡村治理、农业经济、劳动力转移、乡村教育、乡村文化与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内卷化”分析。其中乡村治理方面的研究是重点。贺雪峰的研究表明，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出现了多元行动主体，一方面，国家投入乡村的大量资源被吞噬，一个越来越肥厚的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结盟的集团开始长成；另一方面，大量的存量资源被结盟的地方分利集团不理性地变成流量资源，农村社会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因此被破坏掉。农民落单成为一盘散沙，农民缺少了力量感，丧失了正义感和是非观，国家失去了可以从农民那里获得支持的力量。张小军以阳村为个案从“农业内卷化”“国家内卷化”“文化内卷化”等角度来思考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的内卷化作用机制。
（2）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困境与身份认同的内卷化分析。借用这一概念，学者们指出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游离状态下，无法真正适应和融入城市，因而出现农民工在社会体制、阶层流动、社会行为、身份认同等方面内卷化的特点。
（3）政治、组织、制度的内卷化分析。王绍光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国家政治内卷化状况也呈现出一系列悖论的状况，类似于1949年以前。Dittmer等指出，改革开放后，在更为理性的、非个人的形式，如组织的流线型、能人的招募等，被强制实施并进行了几轮行政改革的时候，组织内部发达的个人关系网也同时壮大。组织内卷化的坚韧可以用一句流行语来表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行为特征表现在：对于既得利益的苦心经营，占支配地位的非正式关系（如党派主义、关系），以及潜规则的增殖。潜规则从没有成为正式法典但在日常生活中被实践。国内学者也讨论我国制度创新的内卷化问题，行政体制内卷化倾向表现。
其他研究相对零散，涉及国有企业、社会管理、法制建设、学术研究、高等教育、新失业群体、家庭两性乃至街角青年等等，不再赘述。“内卷化”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理论模式，被广泛地用于宏观、中观、微观乃至更为具体的各种存在的描述与分析。
二、“内卷化”的形成机制及特点
从学者们的使用来看，“内卷化”一词的“意指”可以归纳为：社会文化的停滞状态，经济效益的递减，（农业）产业转型发展的困境，制度与体制的逐步失效与失控，以及潜规则的盛行等。“内卷化”是与“进化”（evolution）相比照而言的。
“进化”的演变过程是一个事物能够线性地发展到下一个发展阶段，并完成样态上的变化。就西方社会的发展实际来看，Dittmer指出，“进化”模式是符合现代化的范式，它有助于理性化、个体化、商业化。而“内卷”模式则是一个事物原有特征的延续与扩散，愈趋复杂，愈难以超越自身。
（一）“内卷”是一个社会系统的自我复制
社会体系或制度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进而在内部形成一个密集坚实的社会文化“内核”，在外部则形成一个难以突破的刚性“外壳”。
这种跨时空的维护往往在专制权威统治的社会中才得以实现。在权力操控下，自我复制成为一种机制，进而在社会不同层面、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一系列相关特征和表现。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就是一种结构的复制。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分析“后喻文化”时曾分析过这种复制机制，由于崇尚权威，缺乏想象，一个事物会在其它所有事物的方式上被引为成例，从而得到“加强、回忆和反射”，“任何一部分文化行为经过分析后，都能找到同样的潜在模式”或“变体模式”。这就是自我复制的作用方式。
从时间过程来看，这种社会变化迟缓、陈陈相因，是一种“未来重复过去”的文化。生活与生命在代际之间复制，成年人的过去就是每一个新生一代的未来，孩子是长者身体和精神的后代。吴予敏曾指出，中国传统的传承结构是一种“偏心圆”结构，即被作为传统经典在时间维度的发展中始终是一个内“核”，新的经验和观念几乎是在全盘继承了旧的文化以后衍生（而不是分化）出来的。
整个历史性的传播活动，犹如在按照滚雪球的方式进行，虽然渐行渐远，但却宿命性地不能彻底离开“核心”，层层叠加，于是内部也变得日趋复杂，沉重不堪。因此，从个体层面上看，内卷化是生命的代际复制。从社会层面上看，内卷化是历史的不断重演。
“内卷化”在时间和空间的双维度型构方式，造就的是一个保持着整体性与复制性的系统。所以，尽管中国历史悠久，也非常重史，但从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所说的“中国没有历史”是不错的，它实际上是说“中国社会的制序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在同一个层面上自我复制即内卷”。
梁漱溟也说过：“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的是沿着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曾大变过。我常说它是入于盘旋不进状态，已不可能有本质上之变，因此论‘百年以前’差不多就等于论‘两千年以来’”——这是对中国社会内卷化发展状况的准确表述。当一个民族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为过去的权威时，“过去”就整合和同化了未来。
（二）“内卷化”的社会充满悖论
悖论是内卷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黄宗智近年来不断地用新的“悖论现象”来解读当代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现象，如“没有发展的增长”，“没有公民权利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没有民主发展的市场化”和“没有民主政治发展的市民团体的兴起，表达性实践与客观性实践”；此外还有学者概括出“无公平的效率”，“无幸福的改善”，“无和谐的进步”以及“无强盛的繁荣”等，可以说，这些只是悖论现象，从本质上说，内卷化的社会必然充斥着悖论。
悖论的产生盖源于文化本身的有限性与时空（现实）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文化在时间上延续并在空间上延伸，但文化在时间上延续时会遇到不适应，在空间延伸时也会变得不适合。
伊尼斯指出，文化在时间上的局限，盖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盖源于它不能把思想资源用来避免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对内卷的文化来说，它本无意调动民族的思想资源，更无意于避免停滞，维护专制权威才是目的。然而，这种自我维系会遭遇具体时空的挑战，并产生诸多悖论现象。
费老对中国社会“名与实”的分析可以用来很好地说明悖论的产生。中国社会自从定于一尊之后，社会也就在“注释”的方式中谋求与现实变化适应。“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权威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其形式，实际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
对于不能反对的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而所谓的“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上已被歪曲。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于是，名与实、位与权、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名与实的分离可谓我们民族文化中最大的劣根性之一：挂羊头卖狗肉、阳奉阴违、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潜规则盛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一套做一套，事情越是禁止，它就越难禁止……凭借威权或惯性进行的自我维系与推行会遭遇实际问题，但权威及其体制又是不可反抗的，这是悖论产生的根源。
这种悖论同样会按照自我复制的逻辑进行扩散。王毅曾指出，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阐释多局限于诗书礼乐经典等正统形态，传统文化体系中“流氓性”受到崇拜与神话却多被人忽略不知。
在详实的文献基础上，他的《中国皇权制度研究》有力地说明，16世纪国家权力的流氓化直接导致了国民伦理的流氓化。在专制威权和流氓文化的合力塑造下，为了在严酷社会的缝隙中生存攫利而不顾任何道义和不择任何手段的国民心理及伦理向着“反文化”的方向蜕变。
它甚至塑造出一种“悖论”型人格，孟德斯鸠曾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贸易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德国哲学家舍勒认为：“就整个人类而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种和民族”。
这样两种表面上参商相悖的品质却结合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国民性格”。其原因就在于，在不存在争取权利的制度条件下，人们就只能越来越从“反文化”的路径中获得代偿性的满足。当不合理的制度设置剥夺了国民本应享有的公正权利，那么结果就必然是受到不公正制度伤害的人们“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方法弄虚作假”。
（三）内卷是一种熵增过程
熵（Entropy），是不能再被转化做功的能量的总和的测定单位。熵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被爱因斯坦赞誉为所有科学定律的第一定律。该定律告诉我们，孤立系统中一切实际过程是向着熵增加的方向进行，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在整个宇宙中，一种物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之后，不仅不可逆转物质形态，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能量变得不可利用。熵的增加就意味着有效能量的减少，能量退化，无序度的增加。熵定律经过美国后现代作家托马斯·品钦的小说《熵》，以及美国社会学家里夫金、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等作品而被赋予社会学意义。
内卷化的社会无疑是一个熵增的社会。一个封闭的、奉行专制权威的社会系统，充满了过时的体制与观念，充斥着各种悖论逻辑，传统文化与体制的能量不断退化，变得不再适用甚至无效，无序与内耗使一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大大增加。
当一位记者询问缘某局何未按国务院规定放假时，其工作人员竟称：“国务院？好遥远啊！”如果说“鞭长莫及”现象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还有其现实基础、因而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21世纪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政令难以通达则不得不反思我们社会的深层问题。
悖论现象，就是一种社会之“熵”，无序、耗散、低效或无效。当今我们社会和生活中遍布着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欺诈和暴力，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相当普遍，“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这种“社会溃败”——社会机体细胞的坏死、机能失效成为我们社会最大的威胁。
三、过密型市场：山寨机中的小农经济
改革开放打破了中国传统封闭的状态，为中国社会走出“内卷化”的怪圈打开了一条正确之途。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体系，不同于保守的小农经济。然而通过对各行业市场的考察可以发现，不仅小农经济可能存在于农业内卷化和“过密型”商品化（黄宗智语），城市化工业化的市场发展中也会存在内卷化（过密化）问题。这也是一种悖论。山寨现象在中国的流行就是市场内卷化的表现。
山寨机在中国曾风光一时，它是山寨风现象的主角，其兴起和没落的历程可谓是“市场内卷化”的一个典型注脚。山寨手机的兴起始于2006年台湾联发科的芯片商开发出的一个被称为“交钥匙方案”的廉价的MTK手机芯片，这种“一站式解决方案”让手机生产没有了核心技术，只需要购买一些简单零部件就可以出品手机。山寨机市场具有以下“内卷化”的特征：
1.复制与仿冒。山寨，是指导致某种产品此前垄断局面的关键壁垒被打破，出现了对该产品大规模、低成本的复制和模仿。复制是山寨的灵魂，也是内卷的核心品质。山寨机主要抄袭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设计，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iphone等畅销品牌，都能找到对应的山寨产品。高仿机，所谓的A货，不仅外观极其相似，功能也接近。
2.价格低廉、质量低劣。由于低成本，依靠的是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尤其是充分而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山寨机价格极有竞争力。深圳的电子市场，山寨机“几乎就像萝卜、白菜一样地卖”。
3.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山寨机的生产，基本上是规模大小不一的“小作坊”式的组装厂。一间房，请几个或者十几个工人，每天能组装上千部手机。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应用联发科方案的手机生产商只需要3个人——一人接洽联发科，一人找代工工厂，一人负责销售和收款”，这种小作坊性质的生产方式，与现代企业的运作和发展大相径庭。它们多逃避政府管理，不缴纳增值税、销售税，不会作开创性投资，更不会作研发，不会花钱研发产品，更不需要广告、促销等费用。
4.非正规经济。由于具有偷税漏税、避开政府管理的行为特点，也涉及知识产权的敏感问题，山寨机市场从业者常常与管理机构打游击、躲猫猫。一听到“工商来了”的喊声，整个数码商城就会“慌成一团，售货员手忙脚乱地掩藏和转移山寨机”，甚至出现了“天上掉手机”的怪事。
5.过密化投入与边际效益暴跌。山寨的“复制”是双重的，一是指对名牌的模仿，一是指对模仿本身的复制。零门槛使大量资金涌入到了手机生产行列，短短的一两年时间，数量喷涌到数以千家，市场空间趋于过密化，竞争极为惨烈，利润不断下降，“大宗批发，利润10元一部也卖”，边际效益随着投入的时间和劳动的增加而减少，甚至难以为继。
6.市场的癌化（“热寂”）。山寨是一种简单而疯狂的复制，它不是为了占领市场——这需要质量和牌子，而是争着抢先把市场利润“吃一遍”，因而是一种自杀式的进攻模式。
在分析商品内卷化时，黄宗智曾指出，由于拥有低过市场标准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家庭经营式农业成为抵制现代工业的小手工业生产的基础。商人用包买制，付出生存需要以下的工资，而与现代棉纺工业相抗衡。在此过程中，原来可能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剩余，停滞在商业资本周转的阶段。而原来可能成为新式织布工厂的市场，则被廉价手工织布所控制。”山寨机对于产业发展的危害类此。
这些手机小作坊以其低成本、低价格严重地打击了民族手机品牌，国内品牌手机大企业2007年全部亏损，其中“波导”公司亏损5亿多元，“夏新”公司更是亏损6亿多元。民族手机产业全面沦陷，一个个企业悲惨退出了市场，国内主要手机市场几乎成为国外手机品牌的一统天下。
山寨机虽然“成功”地挤垮了国内的一些品牌手机大企业，但它在城市的命运更短，在过密化的市场中，每个月都有大量山寨机厂从深圳消失。2011年以后，山寨市场急剧萎缩，风光不再，在耗尽可怜的有限资源后，市场也随之覆灭。随着国外品牌的侵入以及带来的市场品味提升，山寨机全线撤退，转移到西部三线四线市场。
市场的本性是开放与开拓，商品经济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地促进人类社会的劳动分工，进而形成更多的利润增长点。单调复制与大量投入是农业经济的增长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山寨机是当代版的“经济内卷化”，或者说是市场版的“农业内卷化”。
不仅手机行业，国内许多行业产业都存在这种过密化的局面。其经济增长方式不是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或变革劳动组织形式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简单而大量的、复制性密集投入。笔者曾访谈过深圳的一些中小企业家，他们慨叹在中国生意太难做——“一个行业如果挣钱，不出几个月，市场上很快涌现千军万马”的同类行业。空间内相同劳动的超密度投入，最终带来的是市场空间过密性拥挤，经济效益微薄且边际效益递减。
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廉价劳力，资源密集兼劳动密集，这使得当代中国经济难以有效增长，亦难以积累起发展所需的技术与人才，产业的转型升级更遭遇瓶颈。复制式的中国制造就像在跑步机上跑步，永远不可能跑到未来的新大陆。
此外，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半边缘地位，世界垂直化产业分工中的低端位置，以及长期代加工和山寨经济形成的依附性发展，这些更进一步形成中国产业发展难以向外突破的刚性边界，从而陷入经济学家所谓的“锁入效应”（Lock-inEffect）。江涌指出，
“附庸化”与“内卷化”道路，这是一种对外高度依赖国际分工与国际资本，对内高度依赖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廉价劳力甚至“廉价”主权的畸形道路。其结果就是，虽有“量的增长”但遭遇“质的停滞”。这是当今经济发展内卷化的内外两股夹击力量。
四、内卷化人格与文化心理
山寨现象引起的争论至今仍未消退，山寨心理更是普遍。“过密化”（“山寨模式”是过密化的现代翻版与典型表现）的产生固然有制度、内外环境等的原因，但毋庸置疑也与我们已有的文化心理关系很大。文化与人格水乳交融，荣格曾说，一切的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后就成为这个民族的集体人格。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也指出，“文化是人格在典章上的放大”。我用“内卷人格/心理”（psychologicalInvolution）一词来指我们文化中的、与“过密型”市场紧密相关的一系列文化心理与人格特征。
（一）缺乏原创和创业品质，喜欢模仿强者和跟风市场
韦伯曾经详细地描述过中国人的性格，他认为中国人的品质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但却有助于他们十分能干地模仿和复制资本主义的做法。他这样写道：“十有八九，中国人将会能干地——很可能比日本人更能干地——将现代文化地区已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充分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加以同化。”但韦伯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模仿复制能力同时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大阻碍。曾经有这么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
一个犹太人在某地开了一个餐馆，生意很好，然后第二犹太人来了开了一个加油站，第三个犹太人就开了一个超市，这片很快就繁华了；而一个中国人也在某地开了一个餐馆，生意也特别好，然后第二个中国人也在那里开了第二个餐馆，第三个、第四个中国人同样也开了餐馆，结果恶性竞争，大家都歇菜了。
这并不是一个笑话。100多年前，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起者薛福成就慨叹“中国商务不能振兴”的原因中最突出的是这样两条：“一则抢揽生意。华人创一业，稍沾微利，则必有人学步后尘，甚至贬价争售，互相诋毁，以致两败……一在搀杂诈伪……于丝中掺麻，或新丝中搀旧丝，或细丝中搀粗丝。茶则搀以柳叶，或杂以泡过茶叶，其颜色则多用装点。西人不过受欺一次，后不再来，即真货亦致滞销，皆弄巧成拙阶之厉也。”
市场经济需要差异化地开发出市场和劳动分工，而中国人却缺乏这种思维和意识。一位靠三来一补起家、已经具有自主的国际品牌和外销市场的企业家面对着“倒逼”的转型压力，最担心的居然是同行超强的复制能力，他说：“我们的一些动漫玩具出街不到一个礼拜就开始被人模仿，而且价格要便宜很多。我们内外销的产品材料一样，工序一样，还有专利。
但与他们相比，即便压缩管理成本，我们也没有价格优势。”西方700多年前但丁就喊出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人文主义口号，可即使今天，我们很多企业却还在打着“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算盘，薛福成在100多年前所引以为憾的民族性，至今仍然是妨碍商务振兴的原因。
（二）缺乏创造、徒以模仿为能实是缺乏主体性和主体意识的表现
这与千年来的专制社会及对个性的压抑有关。个人的社会安全感、尊严和独立精神受到沉重打击而压抑，中华民族的人格和文化精神开始“内卷化”了。伴随文化心理的“内卷化”是中国经济创造精神消退。
没有主体性的人当然缺乏工作和创造的热情。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生活传教20余年，最后于1894年出版了《中国人的素质》（又译作《支那人气质》）。这是一本鲁迅先生很认真看重的、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先河的书，在100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让人警醒，值得我们“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作功夫”（鲁迅语）。
对于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明恩溥的体会是深入的：“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指中国人）当然是缺乏热情，而我们却十分看重热情……（我们）知道用心工作的重要性”，“在中国，机器带动齿轮，而不是齿轮带动机器”。国人普遍缺乏一种主体性、内源性的创造激情。
（三）零和思维
零和思维是一种狭隘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观念，认为“非赢即输”、“一方得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吃亏”，于是“抢着分蛋糕而非做大蛋糕”，这会导致一种伤害别人利益的非合作心理。
具有零和思维的人会把关注放在别人身上，而不是关注自身；因而会试图打压别人，而不是努力提高自己；看重“超过别人”甚于事物的自身价值，在意排名甚于业绩，在乎别人的看法甚于自己的真正实力。从根本上说仍然是缺乏主体性的人格。
具有零和思维的人也同时缺乏外向型的思维，眼光只是在圈子内部打转转。而外向的思维则会发展出双赢、多赢的合作性关系和心理。大前研一曾警告日本公司不要内部疯狂竞争，其结果是使大家蓄势待发以杀价求售，最终，低成本游戏做不出高价位产品，如果想走出自己的路，就应远离自家人争斗的圈子。内部争斗的思维根源是内卷文化中零和思维，眼界和思路都被限定在封闭有限的内部圈子，在全球化时代，其文化会愈加萎缩贫瘠，缺乏创造力和辐射力。
（四）悖论的心态和人格
前文对此已有论述。这也是一种异化：经劳动的双手产生出来的制造物，不再是人的智慧、人格的外化和力量的体现，不再是自我的象征，而是通过仿制他人来削弱他人并牟利的工具，因而产品粗制滥造和质量低下。进而在一种既不尊重他人（及其劳动）、亦无法自尊（即自卑）的心理下，无法进行自我认知和自我认同，无法形成发展出成熟的理性和受人尊重的完整人格。
所以，明恩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所需甚少。只需人格和良心。甚至可以说，这两者实际是一样东西，因为人格就是良心。有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他的人格被人称赞为“像他做的乐器一样——方正、正直而高贵”。谁又曾在中国碰到这样的人呢？
（五）缺乏对他人的信任感，社会信任度较低
缺乏信任是内卷化社会的一个痼疾。韦伯和明恩溥都在他们的书中分析过中国人“对别人普遍不信任”及其原因，但发展演变成为信任危机却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过密化心理导致粗制滥造、假冒伪劣的大量产生，每个行业“内幕”“黑幕”重重——以至于无论什么行业什么事情，一定有一个“内幕”在，不再相信表面被呈现出的现象。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
对于群体来说，信任缺乏将会是一个很难走出的真正困境。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度高的国家，社会运行的成本就低。反之亦然。社会信任度低同时也意味着社会认同出现问题。社会诚信的缺失还会毁掉世界对我们民族的信任和尊重。
五、结论及讨论
在一个社会文化系统中，技术的变迁速率较快，制度其次，文化心理更次之。改革开放即将走过35个年头，可今天我们的身上仍然盘旋着百年前、甚至几百年前小农经济时代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这是最为深刻而内化的“内卷”。
英格尔斯曾指出：一个国家或企业即使有先进的制度和技术，但若缺乏能赋予这些制度和技术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和技术的人还未从心理、思想和态度、行为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那么会导致制度和技术的畸形发展甚至失败。今天的中国社会问题丛生，研其原因，不可忽视这些文化心理积淀的负面作用。百年前鲁迅们所呼吁的改造国民性，至今仍然任重道远。
文化以人格作为自己的结果，也以人格作为自己的起点。中国要真正进入现代化强国必须致力于发展国民的现代性人格。人格的内卷源自体制的压抑，梁启超曾总结的国民生存定律：“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
而一个民族的自信与创造性都来自理性而有自我效能感的国民：“从长期来说，一个国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加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就会发现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的；它为了要达到机器的完善而牺牲了一切，到头来一无所获，因为它缺乏活力，那是它为机器可以更加顺利地工作而加以扼杀的。”
马尔库塞批判发达工业社会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的人。而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一直都缺乏那种超越的向度。
超越性需要真正尊重人的教育。教育的真谛在于自我探索、自我发现、并形成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但一直到现在，我们教育的“灌输”色彩都还没有多大改观。标准教材、标准试题、标准答案，将学生的思维和心智禁锢限制，他们大多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也无法追随自己的发展想法，这是一种没有“确立自我”、不发展个体“主体性”的教育，只能产生缺乏创造力、具有零和思维的内卷人格。
本文摘自2013年9月《深圳大学学报》第30卷第5期 图片选自黎建东摄影
发表于 2018-9-25 16: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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