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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记者研究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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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楼主| 发表于 2018-7-29 21:33:25 | 显示全部楼层
【案例】

编辑:邢海波

72#
 楼主| 发表于 2018-10-19 20:02:26 | 显示全部楼层
【案例】沙特凌迟虐杀记者?100年前,慈禧也干过!
这几天,沙特统治者凌迟虐杀记者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

沙特有个著名记者,叫卡舒吉。名字叫舒吉,可是他写的文章既不让沙特王室舒服,又让迷信的王室觉得不吉。他在美国接受教育,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经常发表文章抨击沙特王朝,被沙特领导认为是“沙奸”。

于是,他们处心积虑,决定除掉卡舒吉。

于是,在卡舒吉为了结婚办证,于10月2日进入沙特驻土耳其大使领馆后不久,就在总领事穆罕默德·奥塔比的办公室内被杀害,并被肢解。

报道称,根据土耳其当局掌握的音频记录,卡舒吉在遇害前并未接受所谓的审讯,但遭到了侮辱和殴打。当时,沙特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奥塔比也在现场。

随后,奥塔比被要求离开办公室,来自沙特的解剖和验尸专家萨拉赫·穆罕默德·塔比吉(Salah Muhammed A Tubaigy)对其进行了肢解。

这一过程持续了7分钟。

整个大使馆都能听到令人寒碜的凄厉尖叫。

随后卡舒吉被注射了不明液体,停止了叫喊,但是仍然清醒。沙特人就在他尚清醒的时候割了他的头颅。


最新的消息是,沙特记者遇害案15名疑凶之一博斯塔尼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场“可疑车祸”中死亡。

害人者,终被人害。

无独有偶,100多年前,统治中国的慈禧老太后,也干过一件同样虐杀记者的丑事,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凌迟处死,这是中国古代酷刑。目的就是让死者用最痛苦的方式,慢慢死去。

一位叫沈荩的年轻人,大概是中国最后一位死于凌迟虐杀者,他的职业是:记者。


沈荩,同治十一年(1872年)生人,戊戌变法期间,沈荩与维新人士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等人相交。变法失败后,他追随唐才常东渡日本,次年又随之归国。他们在上海成立正气会(后名自立会),组建“自立军”。沈荩任右军统领,起义失败,唐才常遇害,沈荩逃亡。

1903年,沈荩偶然得知,清政府将与俄国签订一份密约,清政府将在东三省及内蒙古的路政税权与其他主权“送予俄国”。沈荩方设法弄到了《中俄密约》的草稿原文,并将其寄给了天津的英文报纸《新闻报》发表。密约提前曝光,舆论一片哗然,清政府和俄国的签约遂成泡影。

慈禧老羞成怒,立刻下令密捕沈荩。

在狱中,沈荩连续做了《绝命诗》四章,其中一首诗写道:“狱中铁锁出郎当,宣武门前感北堂。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

审讯期间,他毫不讳言自己的言行,并大声揭露慈禧企图掩盖中俄密约的卖国行径。慈禧愈发愤怒,发布谕旨:“着即日立毙杖下。”

沈荩下狱那个月正值光绪帝生日,刑部接旨,“万岁月内例不行刑,著即日立毙杖下,钦此。”刑部为此特制了一块大木板,打了二百多下,直打得血肉飞裂,骨头如粉,他都未出一声。行刑者都以为他死了,不料血肉模糊的他发出声音:“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最后只能用绳子将他活活勒死。

一年后,戊戌党人王照获罪下狱,恰巧也关在同一牢房,王照的《方杂咏纪事》回忆,“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诗中传达的是他面对死亡的坦然与达观,相比之下,另外几首诗透露的信息要更多一些,第一首中“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坦承他与五年前殉难的“戊戌六君子”之间的关系,他是湖南人,和谭嗣同是志趣相投的密友。

《中国日报》对沈荩惨死发表了唁文:“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同年9月,章太炎先生,以无比义愤的心情在《浙江潮》上,写了一首悼念沈荩的诗《狱中沈禹希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也引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这首诗,以寄托对沈荩的哀思。

据说沈荩死状之惨不久即公诸于世,连西方人也闻之胆寒。《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把慈禧叫做“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在沈荩送给他的照片背面写下:“沈克诚,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也幸亏莫理循保存的这张照片,让我们一百多年后能清晰地看到沈荩的面容。

《大公报》的报道说,沈荩杖毙之后,各国公使夫人在觐见慈禧太后时都为沈荩喊冤,慈禧也颇有悔意,表示自己已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但千万不可株连良善,以致丧失人心。清廷之所以没有坚持引渡“苏报案”当事人章太炎、邹容,就与沈荩之死大有关联。

记者沈荩殉职时,年仅31岁。

8年后,清朝亡。

编辑:福阿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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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3 23:45:41 | 显示全部楼层
【案例】


范长江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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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新闻人范长江的忌日。

范长江本名范希天,1909年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田家乡赵家坝。他后来取笔名“长江”,看重的是长江水滔滔不绝、奔腾不息的大气和壮阔。

中学时,范长江就组织了“进步青年谈话会”,传阅进步书报、制作宣传标语,支持北伐战争。那时范长江的活动受到保守的家庭长辈的粗暴干涉,死气沉沉的环境,让年轻的他有了离开家乡、寻找真理的想法。

1928年秋,范长江考入中央政治学校。该校原名中央党务学校,是国民党政府培养行政干部的大学,蒋介石兼任校长。当时范长江选学了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

在这里,范长江加入了国民党。但是,“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他的梦想。他清醒地认识到,抗日救国是出路,而国民党培养所谓人才的地方,并非他的归宿。

于是,范长江换掉学校的制服,秘密离开了南京。

在留给学校当局的信中,范长江公开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合理的教育应当是启发青年的思想,使他们能对宇宙和人生的法则有正确的把握,然后配合着各时代的环境,培养他们服务于人类、国家的能力。”

在离开学校的同时,范长江宣布自己脱离国民党
1932年初,范长江来到北平,在黎锦熙主持的国语大辞典编纂处谋得一份剪贴资料的工作。同年秋天,经过自己的努力及友人之助,他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在北大期间,范长江广泛涉猎哲学、政治、经济、英语等书籍,以丰富自己,并时刻关注抗日形势的发展。他经常苦思冥想:如何用正确的哲学思想来为现实服务?

一次上课时,他向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

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主要是为了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

教授的答案再次让范长江对大学教育失去信心,他决定走出书斋,投入到现实的抗战中去。

1935年5月,26岁的范长江从北平赶到天津,找到当时中国报业“三杰”之一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要去考察西北,了解红军。”

范长江从一个记者的政治敏感出发,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

他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西上,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后,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肃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在兰州稍事休整后,他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进入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

范长江的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表述。

更为可贵的是,范长江的旅行通讯中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他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倾注了他对红军的同情,甚至不无敬意。
1938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周恩来连续给范长江写了三封信。

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又因处于国共合作抗战时期,他还兼任国名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而范长江则是《大公报》特派战地记者。

第一封信:向诸位记者致敬

1938年,到第五战区采访的“青记”成员达四五十人,加上其他中外记者达到一百余人,他们白天深入硝烟弥漫的战壕、军营采访参战展示,晚上坐在稻草打的地铺上挑灯夜战,撰写战地报道。

范长江及时、准确地报道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突围的全过程,向报社发回了大量的新闻专电。为隐蔽行军、不被敌人发现,他们不准吸烟、打手电和讲话。在茫茫黑夜中行走,范长江曾两次和部队失去联系,有几次下山时,还摔在了山下。

第二封信:届时静聆高论

1938年5月27日,在《新华日报》招待会上,经历了生死考验的记者们劫后重逢,大家感慨很多。除了叙述在徐州突围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险象,他们大多谈的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和民众踊跃支前的英勇事迹,还议论了国民党军政部门存在的不利于抗战的一些问题。

周恩来得知这些情况后,认为应该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国民党当局改进抗战工作,他先约了范长江谈话。范长江把在前线见到的情况,如实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后,说道:“你们深入前线,看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是记者应尽的职责,这样很好。有的问题应该在报上大声疾呼,有的情况应该向有关方面据实反映,要有所区别,以抗战全局为重。你们谈的战地民众动员工作问题、军民关系问题和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等都很重要,但是你们单单讲给我听还不够,我将为你们安排同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黄琪翔谈谈,让他们也知道前线情况。”

第三封信:当定期候叙也

1938年6月9日,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约集战地记者举行聚餐会,副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也一同参加。会上,各报记者就战地情况一一发言。6月11日,周恩来又给范长江写了第三封信,将有关情况及时通报给范长江和各位记者。

从确山县城往西20公里到瓦岗乡,再从瓦岗乡向南8公里,来到一个丘陵环抱、两河相交的小村庄——芦庄,这就是当年范长江劳动改造及投井自尽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动乱的岁月“五七干校”所在地。

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已遭到长期关押的范长江,随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炼、批判的人员来到这里。当时,确山县城到芦庄村还没有公路。

范长江干的是搬砖头或挑运泥灰这些较重的体力活。在建设五七干校食堂时,他负责为北屋山头送砖。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范长江由于动作稍慢了一点儿,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年近六旬的范长江一声没吭,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蹒跚着攀上两米多高的建筑架,继续搬送砖头。

每天晚上,五七干校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范长江也就成了活教材。他站在那里,其他人围坐在四周。那时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发表对“反革命”的仇恨、对“最高指示”的忠诚。每个人在发言的时候,都少不了对范长江吐以唾液或拳打脚踢。

长期被限制自由、沉重的思想包袱,最终导致范长江难耐巨大的压力,投井自杀。芦庄五七干校大门前不到100米处,是范长江经常劳动的菜地,菜地旁边有一口深7米、直径为1.4米的水井。

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来,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忙和负责监管他的人一起查找。他们在菜地边的那口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当时已经浮在水面上了,他穿的还是那身单薄的中山装。

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5dkcrtQP3OvueqnVtBm4Q


编辑:臧博

7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8 14:46:39 | 显示全部楼层
【案例】

“异见记者”之死(一):沙特是怎么说的?


    导语:关于卡舒吉的神秘“失踪”,过去三周来沙特阿拉伯官方一本正经地端出过三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它们不仅逻辑混乱,而且前后矛盾。让每一个正常人都会觉得,无论相信其中哪一个,自己的智商都会是很有问题的。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陈季冰

    现年59岁的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是中东地区最知名的异见记者之一,他是沙特人,也是美国绿卡持有者。

    10月2日,卡舒吉为了取得结婚所需文件而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就再也没有现身。不久后,土耳其官员宣布,卡舒吉已被谋杀,他的尸体也被转移出领事馆。



    关于卡舒吉的神秘“失踪”,过去三周来沙特阿拉伯官方一本正经地端出过三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它们不仅逻辑混乱,而且前后矛盾。让每一个正常人都会觉得,无论相信其中哪一个,自己的智商都会是很有问题的。



1

    起初两周里,利雅得方面坚决否认对此事有任何参与,而且言之凿凿地说,卡舒吉已经“自行离开”领事馆。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严惩”警告,沙特政府甚至一度强硬地威胁道:“如果遭遇任何行动,将用更大力度的行动来回应”。

    沙特官员还宣称,“王国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有影响力和至关重要的角色。”潜台词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在必要时会不惜使用石油武器,就像上世纪70年代初“赎罪日战争”时那样。

    到10月中旬,特朗普总统指派国务卿蓬佩奥专程赴沙特过问此事,特别是伴随着土耳其政府不依不饶地推进调查,“卡舒吉之死”骤然成为了全球舆论的风暴眼。面对群情激奋的世界各国,沙特当局终于认识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像起初那样随意糊弄一下,是不可能抚平国际社会的愤慨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沙特记者在土耳其失踪案问题与沙特国王萨勒曼进行会面(图/图虫创意)

    沙特政府承认,卡舒吉的确是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被打死的。当局以83岁老国王萨勒曼的名义拘捕了涉事的18名嫌犯,并解除5名高官的职务,其中包括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的顾问卡塔尼(Saud al-Qahtani),以及情报局副局长阿西里(Ahmed al-Assiri)将军。

    然而,关于“卡舒吉之死”的第二个版本的解释比第一个更加破绽百出。沙特官方现在又称,这位年近六旬的记者是在进入领事馆后的一次“斗殴”中被“锁喉”而意外致死。这次意外事件的起因是沙特官员试图说服卡舒吉返国。更奇怪的是,当局还说,不知道他的遗体现在何处。


    显然,这个版本的重点在于撇清王储本人与此事的关系。沙特外交部长说,“这是个别人的越权行动”,是一个“巨大而严重的过失”,但王储“并不知晓此事”。

    在那个周末(10月20、21日)的深夜,国王和王储分别致电卡舒吉的长子萨拉赫(Salah),以表吊唁,后来他们又亲自接见并慰问了他。萨拉赫拥有美国和沙特双重国籍,消息人士最近称,他和他的家人已于10月25日从沙特飞抵华盛顿。但仅仅几天前,萨拉赫还被禁令限制出境。

    稍后,颇有权势的沙特石油部长哈立德•法利赫出面安抚紧张不安的市场,称沙特“无意”动用石油武器来应对国际社会就“卡舒吉事件”向沙特施加的压力。“沙特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国家,几十年来,我们将石油政策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工具,并将其与政治隔绝开来。”

▲卡里德·法利赫(图/图虫创意)


    法利赫还说,自今年春季以来,沙特一直在提高石油产量,为的是满足特朗普总统怒气冲冲的呼吁(他最近曾猛烈抨击OPEC故意制造原油市场的紧张),同时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

    法利赫的言论是在尝试收回沙特政府最初的鲁莽威胁,表明它现在愿意放软身段,以协商手段应付过这场“9·11事件”以来最大的外交危机。自那以后,沙特不断向美国和土耳其示好,强调与这两个国家的“特殊关系”。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在“卡舒吉事件”上,这两个国家握有对沙特来说最致命的砝码。



2

    到本周中(10月24日),事件引发的“风暴眼”中的主角终于第一次站出来发声了。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首度回应就是强势的反客为主——

    利用正在利雅得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Future Investment Initiative)大会,王储高调谴责卡舒吉被杀是一桩“无可辩解的恶劣行径”,“对所有沙特人而言,这起事件都是令人痛苦的……该事件站不住脚”。他还承诺与土耳其合作彻查此案,并誓言将凶手绳之以法。

▲“未来投资倡议”大会(图/视觉中国)

    随后,王储话锋一转,表示有人试图利用这一“令人痛心”的悲剧来离间土耳其与沙特的关系。但“我想向他们发出这样的信号,只要有位名为萨勒曼的沙特国王、名为穆罕默德的沙特王储和名为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总统,他们就无法得逞!”

    最后,当王储以坚定的语气宣告“卡舒吉事件”不会影响沙特正在推进的雄心勃勃的改革进程时,现场的国际投资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于是,第三个官方版本浮出了水面。按照负责调查此案的沙特检察官的最新说法,“卡舒吉之死”是一桩预谋犯案,并非先前所说的“斗殴失手”。凶手曾试图掩盖什么,而沙特目前正在与土耳其方面密切合作,并将“追究所有犯罪人员的责任,不管他们是谁”。

    这个版本是对土耳其人不懈指控的接受,但它的重点在于:不仅王储不知情,而且“严惩元凶、伸张正义”的使命最终一定会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完成。

    就这样,沙特政府完成了一次惊天的话语翻转,只是不知道能说服多少人。


3

    不管“卡舒吉之死”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当它被揭露后,沙特政府三周来左支右绌的拙劣应对方式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第一,它一开始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多严重,更是完全没有预料到它会在全世界激起如此汹涌的舆论声讨;第二,沙特政府的各部门基本上也没有太多沟通和协调,它们完全是凭着官僚主义的惯性逻辑在无意识地应付;第三,一旦事态的严重性触动到这台官僚机器的最高层面,它便立刻回归了它既有的集中和高效。

    这是所有专制体制的共性。

▲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图/图虫创意)

    多年来,沙特阿拉伯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一直扮演着一个长袖善舞的成功角色。它的精英统治者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特殊地缘政治地位,利用甚至引导了世界大国在每一个不同时代的核心关切,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王室统治的稳定延续,以及在本地区和乃至伊斯兰世界中影响力的持续上升。

    这一次,沙特能不能安然无恙地度过自己一手酿成的舆论和道义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另一个人是否愿意见好就收,他就是满怀雄心壮志的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未完)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投稿邮箱:bcsxk2016@163.com)  



编辑:王豪
75#
 楼主| 发表于 2018-10-31 13:45:22 | 显示全部楼层
【案例】
金庸,从报纸中走出来的江湖大侠
编辑部  传媒茶话会  2018-10-31
“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这是金庸曾留给自己的墓志铭。
1030日下午430分,金庸(原名查良镛)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
金庸的一位朋友在朋友圈写到:“上星期去医院,我在床边用上海话向他述说世界时局,他的眼睛发亮,抓着我的手。我告诉他今天几月几号,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像一个纯真的小孩……昨天还去医院看查先生,他在熟睡。他的面色很好。我以为他总还有几星期。今天下午接到消息,说他走的時候,在默默聆听着一位亲友视像电话对他说话,听着听着,他含笑而逝……”
不熟悉金庸的人只知他是武侠小说的泰斗级人物,熟悉他的人却知道,金庸是从报纸走出来的江湖大侠。他一边用他武侠之笔快意恩仇,一边用报人之笔,道尽世事沧桑。
“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金庸曾说自己“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那么,金庸是如何开启他的报人之路的呢?
1941年,金庸因在壁报上写讽刺训导主任投降主义的文章而被开除,随后转学去了衢州。到衢州中学后,金庸开始向东南地区的一家大报《东南日报》投稿。老师替他取了一个笔名——“查理”。
“查理”撰写的《一事能狂便少年》《千人中之一人》等文章,陆续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发表,得到好评。
1942年底,因日军侵占衢州城,金庸提前从高中毕业。同年秋天进入《东南日报》工作。1944年,金庸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文系,因为对国民党当局有关情况不满投诉而被勒令退学,一度进入中央图书馆工作,后转入苏州东吴大学(今天的苏州大学)学习国际法。抗战胜利后,金庸回到杭州,成为了《东南日报》的一名记者。
1948年,金庸进入《大公报》做编辑和收听英语国际电讯广播并当翻译。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便南下到香港。
1950年,《大公报》所属《新晚报》创刊,金庸调任副刊编辑,主持《下午茶座》栏目,也做翻译、记者工作,与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一个办公桌,写过不少文艺小品和影评。
在《新晚报》期间,时任《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邀请梁羽生在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小说连载后引起轰动。
19552月初,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快连载完了,但下一部作品却没有着落。总编辑罗孚便只好找到金庸,对他说:“梁羽生顾不上了,只有你上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金庸的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问世,反响一度超过了梁羽生。金庸便将名字最后一个字“镛”一分为二,署名“金庸”。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香港的政治风气比较复杂。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说谎声。金庸忍不住了:“我必须发声。”于是,他找到昔日同学沈宝新,两人一起出资,创办了《明报》。金庸将他以前写小说的稿费8万元全部投入《明报》。
《明报》刚出版时,销量仅6000份。为扩大销量,金庸一方面在《明报》上继续连载自己的武侠小说吸引读者;另一方面则用社论时评来打名号,他坚持每天一篇的社论,在任主编兼社长35的年里,金庸写了数量众多的社评、短评。
在此期间,金庸又创办《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新加坡《新明日报》以及马拉西亚《新明日报》等。金庸任董事长期间,《明报》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有人把它比作香港的《泰晤士报》。
1994年,金庸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同年,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以表扬其对新闻事业的贡献。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引发“金庸热”
金庸在创办《明报》期间,一边用社论道世事沧桑人生冷暖,一边用小说快意恩仇。金庸一直持续地为正义发声,也将家国天下的主题融入进小说中,于是便有了《神雕侠侣》《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
在写完《鹿鼎记》后,金庸于1972年宣布封笔。
金庸虽然封笔,但“金庸热”却愈演愈烈。
80年代,金庸小说进入内地,旋即变成为了各大高校校园里的热门读物,不少文科院系的学生甚至把金庸及其小说当作专业的研究对象,在毕业论文中屡屡提及。同时,内地不少报纸在小说连载版面竞相刊登武侠小说,一些杂志也大量刊发章回体的武侠小说连载。
19995月,时年75岁的金庸曾受浙江大学邀请出任人文学院院长。他曾说,要考他的博士生不容易,要把论文寄过来,三年必须写两篇论文。
除了受到文人的追逐,在商业圈里,金庸小说也得到了商人们的热烈追逐。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以“风清扬”自居,他坦言,阿里巴巴的创立正是受到《天龙八部》中虚竹通过弃子破珍珑棋局一事的启迪,马云主动离开北京到杭州,才得以置之死地而后生。
2016年,金庸92岁寿辰当天,马云在微博上向金庸拍片祝寿:“刚创业的时候,我们18个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十六七个都对金庸小说特别喜欢,金庸的小说充满想像力,充满浪漫主义和侠义精神。尤其是侠义精神,替天行道,平人间不平之事。”马云甚至直言,“男人一定要看金庸小说。”
1031日,国内各大报纸都市报都在头版送别金庸。
这些金庸金句,你最喜欢哪一句?
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此。
慧极必伤,深情不寿,强极则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与其天涯思君,恋恋不舍,莫若相忘于江湖。
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
一座山,隔不了两两相思,一天涯,断不了两两无言,且听风吟,吟不完我一生思念。
                                       
人生在世,去若朝霞。魂归来兮,哀我何悲。
                                             
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
书到用时方恨少,肉到肥时方恨多。
                                                     
天地四方为江湖,世人聪明反糊涂。名利场上风浪起,赢到头来却是输。
喜欢吧,看一眼如此,过一辈子也是如此。
编辑:陈心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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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 00:03:34 | 显示全部楼层
【案例】
前助理追忆报人金庸:一句“我能替人家打工吗”,侠气逼人
徐方清  左右中  2018-10-31

报业大侠金庸
本刊记者/ 徐方清

今年60岁的符俊杰自称不是金庸先生的小说迷,却是“报业大侠查先生”的铁杆粉丝。1988年至1993年,他在《明报》给金庸当了五年的助理。

1959年,34岁的金庸(本名查良镛)在香港创立《明报》。此后数十年里,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在香港报业江湖里独领风骚。金庸担任社长期间的《明报》,被认为是香港人心目中最可信赖的传媒机构之一。

金庸本人常以“报人”自诩。即便在离开《明报》后,金庸在演讲中也称自己为“新闻工作者”,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学的毕业生符俊杰,从《明报》的实习生转为正式记者。1982年9月,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就香港前途问题与邓小平进行会谈。符俊杰作为特派记者来京报道,在拿到中英双方的会谈通报后,他和多数同行一样,发回去一篇主题为“中英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很官样文章的报道。

但符俊杰很快向报社提出重新发稿的要求,他在进一步研读中英方面的会谈通报后,发现双方的通报其实是“各自表述”。他据此判断,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可能需要分几个阶段才能完成。作为社长的金庸认可了符俊杰的判断,《明报》次日发出了一篇当时难得一见的认为中英谈判双方存在分歧的报道。

“通过这次经历,我感受到了査先生对于时事的精准判断力和对年轻人的信任。”符俊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称。那一年,符俊杰24岁。



符俊杰同金庸有了比较多的直接接触和交往,始于1988年。中途离开《明报》的他回归报社,出任社长助理和社长办公室主任。

当时的金庸,还有一个身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制小组组长。因为和香港著名实业家、后来创立的“求是科技基金会”的查济民一起提出“政制协调方案”(又称“双查方案”),陷入巨大的舆论漩涡。

有一天,金庸一瘸一拐地来到报社办公室。符俊杰后来听金庸夫人林乐怡说起,“査先生是被气着了”。

一段时间里,《明报》连续发表文章,批判“双查方案”。但作为社长的金庸没有对编辑部工作进行干预,“即便看着文章自己生气”。

“这样的报人气度和风骨,称得上是标杆。”符俊杰说。

香港回归前,金庸又在《明报》和《明报月刊》上大力宣传香港回归祖国以及“恢复主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保持繁荣”的16字方针。

因为在社评中的鲜明立场,金庸不断受到“左右摇摆”的质疑,但在符俊杰看来,变化的是形势,不变的是金庸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文和家国情怀。

符俊杰在做《明报》社办主任期间,他和办公室同事还有一项工作内容:帮金庸回复读者来信。通常每天都有几十封来信,多数是从内地寄过去,有些连地址都没有,就写着“金庸收”几个字,但“可以说是无人不知金庸”,不影响邮递局将信件送到。

“尽量做到每封必回,而且金庸每封回信他都要自己看过,然后签上名。”符俊杰回忆道。



大约做了两年社办主任后,30岁出头的符俊杰兼任报社副执行总编,负责《明报》副刊的工作。

从没有做过副刊的符俊杰,对于这次职务调整很是意外。但很快,他明白了金庸的想法。

金庸在找符俊杰谈话时,指出了《明报》的转型方向:新闻副刊化,副刊新闻化。这之后,《明报》有了专职的副刊记者,这算得上是在香港报业中开了先河。

对于报纸文章的要求,金庸还给符俊杰写了五个字:短、趣、近、物、图。符俊杰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短,是文章要尽量简短,一般要在800字以内;趣,是要有趣、不呆板;近,是要有贴近性;物,是指要言之有物,不无病呻吟;图,是文字要有图像、画面感。

符俊杰曾经问金庸是否写小说前要有长时间的准备,比如整理素材、搭好框架等,金庸回答称,他最主要的准备是要将小说中人物的性格设定清楚,后面的故事情节就跟着人物的性格自然往下走。

金庸在识人用人上也是这样的思路。“査先生确是高人。看准了人,就基本上不干预具体工作,没见他骂过人。”



1991 年 3 月,“明報企業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当年集团实现盈利接近一亿元。

但两年后,几乎是在《明报》集团的巅峰时刻,年近七旬的金庸辞去集团董事局主席职务,将公司出售给香港传媒业大亨于品海。自此,符俊杰也结束了作为金庸助理的工作,与金庸联系渐少。

当时有意收购《明报》的买家还有新闻集团总裁、世界报业大亨默多克,出了更高的价。不过,金庸予以婉拒。

晚些时日,金庸和符俊杰谈起此事时,他说拒绝是因为默多克提出了一个条件:收购《明报》后,金庸在报社再做三年。

符俊杰问为何不答应,一向慎言少语的金庸给出了一句侠气十足的回答:我能替人家打工吗?

世事参透、来去自如的金庸,这一次转身离开,也带走了《明报》乃至香港报业的一个时代。此后的香港报业,渐逐滑向一个非左即右的撕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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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心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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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7 17:58:56 | 显示全部楼层
【案例】听说,有个记者死了文 / 冷眼向洋生

1926年4月26日,北平,春寒料峭。

一早,坊间流传:“听说,有个记者死了。”

有人听到在天桥东刑场响起了枪声。但那个记者是谁?怎么死的?大家三缄其口、道路以目。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很快,北平城中的流言蜚语平息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只有爱读报的洋学生发现,自己喜爱的《京报》,停刊了。

然而,“墨写的谎说,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很快,一个消息传遍全国:《京报》创始人兼主笔、著名记者邵飘萍遇害。



让我们将时针回播到15年前。1911年,一位操着浙江金华口音、面容清瘦儒雅的青年,走进了杭州《汉民日报》简陋的报馆。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刚刚占领杭州,谁掌握了报馆,谁说话就有人听,谁就说了算。当时革命党杭州负责人杭辛斋,想了此前常在报纸上发表“雷人雷语”的邵飘萍(本命邵振清)。1912年,由于杭辛斋当了省议员,邵飘萍直接升任《汉民日报》主笔。

邵飘萍一出马,就和一个大人物“杠”上了:

袁世凯!

1913年初,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进行,国民党取得多数席位,宋教仁即将出任内阁总理,谁知就在此时,宋却遇刺了。

电影《建党伟业》中,周润发饰演的袁世凯。

关于“宋案”背后真相,至今依旧众说纷纭,然而袁世凯想要完全撇清干系,恐怕很难。孙中山、黄兴为声讨袁世凯发起“二次革命”,邵飘萍和他的《汉民日报》为之摇旗呐喊。熟料不久“二次革命”失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查封了《汉民日报》馆,邵飘萍也“进去了”。

出狱之后的邵飘萍去了日本,没想到他“不撞南墙不回头”,组织“东京新闻社”,继续大骂袁世凯。

1915年底,袁世凯在手下一帮抱粗腿捧臭脚的北洋鹰犬簇拥下公然复辟帝制。《申报》文人一致推举邵飘萍打响舆论“讨袁”的“第一枪”(细思来,这帮文人内心即使不是阴险,至少也是滑头)。不过,邵飘萍还是回国了,用文言文写下堪称“当世奇文”的《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总共82个字,“极”字出现五次,冲冠之怒喷薄而出,特别是最后一句“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翻译成白话文,可以理解为:“你拽是吧?信不信你立马就玩完!”

随后半年内,邵飘萍共发表反袁社论三十六篇、时评一百三十四篇,为他赢得了新闻界“头号角斗士”的美誉。

袁世凯很快死了,邵飘萍却和另一位北洋“老炮儿”段祺瑞“怼”上了,首先上演的是一出“单刀赴会”。

1918年,邵飘萍来到北平,创办《京报》。当时恰逢“一战”后期,北洋政府面临参战与中立的两难抉择,各种高层决策严格保密。然而,年轻气盛的邵飘萍却选择独入“虎穴”,前往北洋政府国务院采访。

第一次,被挡出;
第二次,搭乘内部车辆进入,侍卫长将其拒之门外,邵飘萍递上钞票一叠,说:

“段总理接见与否没关系,只求禀报一声,这一半钱您买茶喝;若万一接见,另一半尽数归您。”

果然是大牛,就连塞钱都和别人不一样。

随后邵飘萍被允许进入,段祺瑞开始自然三缄其口。邵飘萍一番言语下来,段祺瑞权衡利弊,将参战计划和盘托出。邵飘萍自然心照不宣,未在北平刊发上述消息,而将消息秘传到上海,由《申报》刊发,几天之后消息方才“回流”到北平,此时上述消息刚刚由段政府“官宣”。

既抢了“首发”和“独家”,又保住了信息源,如此处理,高!实在是高!

“北洋之虎”段祺瑞。

1926年,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爆发,刘和珍等进步学生遇害,邵飘萍带领《京报》同仁赶赴现场,随即刊载长篇报道《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八国通牒之大反响》,全面揭露段祺瑞政府的暴行。

冯玉祥曾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好在相对于此前的袁世凯和此后的张作霖,段祺瑞做人做事虽然没原则,起码还有点底线,对《京报》和邵飘萍只是暗中压制和破坏,没有来粗的、蛮的。

比袁世凯、段祺瑞更狠的角色,是张作霖。

早在1918年张作霖抢劫政府军械时,邵飘萍就撰写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称“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嬉笑怒骂中,张作霖的流氓嘴脸跃然纸上。

从此,邵飘萍上了张作霖的“黑名单”。

老戏骨李雪健饰演的张作霖。

1925年,为防止张作霖一家独大,邵飘萍参与策动张作霖的部下郭松龄倒戈,与冯玉祥联手讨伐张作霖。《京报》为此连发多篇文章历数张作霖罪行。更夸张的是,在后来刊发的张作霖的照片下面,邵飘萍写下按语:“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

这一下,张作霖真真动了杀心。

张作霖曾以30万银元收买邵飘萍,被拒。

1926年4月22日,邵飘萍在《京报》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仍然嬉笑怒骂,正气凛然。

24日,邵飘萍被捕。

25日,面对前来情愿的文化界名人,张学良代表张作霖交了底:“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处决。”

26日凌晨4时许,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处决。临刑前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从容就义。年仅40岁。

张作霖你不是狠么?怎么杀个记者都不敢等不到天亮?!

接下来的故事,让人不忍讲述:

军阀不准家属收尸,京剧大师马连良以友人的身份出面,将邵飘萍尸首抬回,并出钱在城外搭棚祭祀。下葬前,马连良请人拍摄了邵飘萍的遗容照,这也为军阀暴行留下了铁证。

1928年,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恢复发行《京报》,并在1931年冒着极大风险,如实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全过程。直到1937年北平沦陷,《京报》才被迫停刊。

邵飘萍除了会写,还会教学生,1918年北大成立新闻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聘邵飘萍为新闻导师。他的学生中,包括进步青年高君宇、罗章龙等,后来名气最大的,是一位操着湖南口音、写得一笔好字的高个青年,名叫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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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著作原版。

编辑:冉玲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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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2 19:37:29 | 显示全部楼层
【案例】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像我这样的“夹馅面包”,并不多见

作者:梁衡


从大学毕业到退休,我这一生的公务年龄都是在新闻这个平台上度过的。全部时间中正好有一半是做新闻业务,一半是做新闻管理。而且是干几年业务,又做几年管理,再回归业务,两面体验,交错而行。管过人,也被人管。新闻人如我这样的夹馅面包,并不多见。其中甘苦只有自知。就是退休之后,也还在大学带博士生,在为报纸写文章,总之是没有离开新闻业务。此生难脱新闻的干系了。

我大学学的专业并不是新闻。一个外行,一步步走入新闻殿堂。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外来户,一方面心存怯懦,如履薄冰,小心观察,谨慎体悟,孜孜以求。另一方面,没有旧框子、旧规矩,常有奇想,时有新论。我有一个顽固的习惯,不论是从事管理工作、新闻写作还是文学创作,都不盲目跟行前车之辙,总想在实践的同时弄清它的理论根据,走自己的路。我把这比作“打着灯笼走路”。

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联系实际探求理论。但这个理论绝不枯燥,探求的过程也不艰涩,是寓研究于体味、把玩、欣赏之中。这就是诗话、词话、笔记这一支。这有点类似现代西方的案例教学,但现在的教学有事,有理,却少有其美。中国画的教学作品叫“课徒稿”(比现在电脑课件要早好多年),是教师边画边讲演示技法的手稿,有其法,有其理,却又一样地美。有的简直成了传世名作,如著名的《芥子园画谱》。鲁迅小时候,在私塾里除学正课外还偷偷地临它,可见其吸引力,至少说明它不枯涩。这大概就是列宁说的“笑谈真理”。



我从小就喜欢诗话、笔记体的学术书,后来做了新闻,便以这种方式边实践边探寻新闻写作和管理的原理。积以时日,当我告别新闻平台时便有了现在这个“新闻四部曲”。它不是作品集,是作品加剖析;也不是回忆录,是回忆加反思。它是我自己几十年在新闻之路上使用过的一盏照路的灯笼,或一根跋涉用的拐杖。

四部曲”其实是我一生所亲历的四种新闻业务人身份的忠实记录

1

第一部《记者札记:没有新闻的角落》,是我1978年到1987年在《光明日报》驻基层记者站期间新闻作品的自我剖析。本来记者你我,大同小异,并无可记之处。但这里有两点特殊。一是,这九年正是中国经“文革”大乱之后的一个复兴转折期。这些文字中所记的人物、事件、思想都已超出新闻而有了时代印痕,对研究那一时期社会可资参考。

二是,以个人而言,可以看出一个小记者的成长过程。九年来我以大报记者身份沉在最基层,初出茅庐,含辛茹苦,格外小心,因之也有一些特殊的收获。这本书原名《没有新闻的角落》,本意是一个记者在不大出新闻的地方,如何抓到新闻,有所作为。书中归纳出的一些新闻法则、警句也广为流传,如“记者出门跌一跤,也抓一把土”“三点一线采访法”等。


2

第二部《评委笔记:新闻绿叶的脉络》,是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期间担任各种新闻奖项评委时的随笔。时间约是1987年到2000年。没有哪一个新闻人不梦想得奖、一稿成名的。评奖过程,最能看出作者的拳路和作品的写作脉络。但过去人们较多地关注得奖名次,而忽略了作品上榜或落榜的理由。这是新闻研究中的一大空白,也是纯新闻院校或一个新闻单位自身难以做到的。必须有一个机构能统筹全国和各方之力。我有幸参与其中。评奖过程,其实就是对作品的解剖,是案例教学,是大赛后的复盘,是“顺瓜摸藤”逆求新闻原理和新闻写作方法。

工作之便,我保存了大量送评原稿,这本研究笔记就是一一辨析作品的得失,它们上榜、落榜的原因,并尽量上探其源,分别归纳为采访、写作、原理等八个方面。

3

第三部《署长笔记:新闻原理的思考》,是我在新闻出版署期间的工作记录和全局性的理论、政策思考笔记,包括一些重要的职务性讲话、调研报告、案例资料。当年机构初立,百废待兴,这是一份摸索求真的探路实录。1987年国家组建新闻出版署,我从基层记者站直接调到国家机关。时间跨度是1987年到2000年,曾先后任研究室主任、司长、副署长,从事新闻出版的行政管理。在这之前,国家没有专门的新闻出版研究机构。理论思维的习惯使我在管理之余读书、调研,探求一些新闻出版的原理,所以当初这本书于1996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时就定名为《新闻原理的思考》。

4

第四部《总编手记:版面背后的故事》,是2000年到2006年底我在《人民日报》任副总编期间的策划和改稿记录,及退休后为报纸写的少量时评。说是记录,但不是流水账,重在展示思考和操作过程。同是研究怎样写稿,但该书与《记者札记》《评委笔记》的角度完全不同。首先,它强调站在全局看一点,一稿牵全局,特别是头条稿的编排使用。实际上是讲怎样当总编。虽然是一个具体改稿的过程,但心里总是想着整张报纸,想着新闻与社会。

其次,由于负有领导之责,所以由稿及人,也总是着眼于队伍素质的提高,间或还有一些尖锐批评。让部下难堪、哭鼻子的事也曾有过。另外,书中文章不只是改稿,更多的时候是选题、策划、版面、新闻思想等宏观层面的运筹。

这套丛书,时间跨度从1978年到2018年,客观上记录了我国改革开放后新闻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侧面,也记录了一个新闻人的成长。这是一件没有刻意包装,甚至没有特别打磨的产品。之所以这样,是想保持一点原生态,为新闻史和研究工作者留一点资料,同时也是敞开心扉与同行切磋交流。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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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7 20:53:10 | 显示全部楼层
【案例】

谢一宁:从驻美首席记者到美国华媒大哥



洛杉矶华人媒体从警方获得证实:当地时间11月16日上午,美国著名华文媒体《侨报》大厦发生枪击案,《侨报》董事长暨美国格律媒体集团总裁谢一宁不幸身亡,享年58岁。

资料显示,谢一宁1960 年出生于广东潮州,1982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中国新闻社任记者。 1984 年之后曾经多次参加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事件的采访工作。1984 年其新闻作品《李宁笑答外国记者》等曾获得中国新闻一等 奖。 1984 年至 1987 年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专业学习。 1987年外派担任中国新闻社驻白宫记者。 1988年获得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名誉副州长及奥克拉荷马市荣誉市长称号。 1991年担任美国《侨报》首席记者。 1992年起任《侨报》美西版总裁,现为《侨报》董事长暨美国格律媒体集团总裁。在其经营之下,美国《侨报》已经是拥有日报、周报、中文网站、英文网站,并在全美15个华人聚居的城市设有发行点的全国性媒体集团。

谢一宁:

从驻美首席记者

到美国华媒大哥


作者:林旭娜
时代潮人2012年第2期


  “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以时间为纵线,我们身经‘文革’到改革开放,体验社会遽变和进步的痛与乐;以空间为横线看,我们身处东西方之间,观察两种社会形态的优与劣。”

——美国《侨报》董事长、
格律媒体集团总裁谢一宁



  谢一宁的人生看起来犹如一马平川:中国恢复高考第二年,刚从体校毕业的他找了两本书复习,便“轻描淡写”地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从新闻系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没多久,23岁的谢一宁又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收入囊中。

        1987年4月,被中新社派驻美国华盛顿时,他才26岁,是当时中国外派记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两年后,国内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他果断辞职,白手起家在美国创办一份专门报道中国的《侨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然而,这一切的背后,谢一宁却承受着不为人知的惊险和遗憾。

人民大学新闻系78级一班一组合影,前排左起周建明(组长)、李培禹、季洪光、刘南昌;后排左起张伟光、汪朗、马常青、张纯、谢一宁、朱舫、饶立华

  采访蒋纬国引起轰动

  刚到美国时,谢一宁有一个正式的头衔:中新社驻美国特派员。在华盛顿,拿着白宫核发的记者证,谢一宁过了多年在白宫追问的日子。里根和布什当选美国总统时,谢一宁都在华盛顿。

  在这一段白宫记者生涯中,令他最感温暖的是当年结识的很多朋友,直到现在仍保持着联系。而他印象最深的一次采访,对方是当时台湾政坛的著名人物、台湾“总统府资政”蒋纬国。

  “我的这次采访在当时曾经相当的轰动。在这次采访中,蒋纬国第一次说他赞成邓小平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他表示自己非常尊重邓小平,自己对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成绩非常认同。”谢一宁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这样回忆。

人民大学新闻系78级毕业照,谢一宁三排左6

  实际上,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蒋纬国本人接受一位中国大陆记者的采访,本身就极具新闻效应,更何况他一下子讲了这么多有价值的信息。所以采访见报后闹得很大。当蒋纬国到达纽约,大量的记者抓住他不放,希望他能亲口证实是否确有其事。“最后这件事甚至闹到了台湾的立法院,有人叫嚷要立法禁止蒋纬国踏进台湾。”谢一宁说。

  如果谢一宁是个“老古板”,或者拘泥于形式,这条新闻必定和他失之交臂。

  在美西的台湾人为到访的蒋纬国举行的酒会上,当大家见到被视为带有红色背景的美国《侨报》美西版总裁谢一宁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样的举动算得上是个异数。但年轻的谢一宁觉得非参加不可,蒋纬国的特殊身份自不必说,其学识才华谢一宁也多有耳闻。一条大新闻就这样慢慢酝酿着。正是在这个酒会上,谢一宁被朋友介绍给蒋纬国认识,并争取到第二天采访他的机会。

  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蒋纬国谈兴甚浓,提到了许多受关注的话题。“尽管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理由和是非,但这次访问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谢一宁(后排右1)与人民大学78级同学在洛杉矶

  在华盛顿当驻美记者多年间,谢一宁主要负责发布与中国有关的重大美国新闻,这些新闻多数和白宫及国务院有关。此外,他十分关注美国移民问题、当地的华人新闻,如华人在美发展情况和一些对华人群体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大型社团年会等。期间,他做过不少调查,包括披露布什政府共任命了多少位华裔担任联邦政府官员的报道。

  “没有人给我布置发稿任务,没有人对我有具体的要求或监督,所以自我要求非常重要。”谢一宁感慨,一个驻外记者,了解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人所共知。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你对本国的了解又有多少?对两国了解的深入程度,决定你工作的成功程度,因为对外报道和驻外报道,实际上是多方对话的工作。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成功的。为此,他无时无刻不在学习和思索。

  在他的床头,有几本常年必备的书籍,其中有《论语精读》,也有唐诗宋词,这些书,他翻了又翻,做的笔记重重叠叠,书都翻破了。旅行中,他也必定带着书籍。


  坚持超然立场让他走得更快

  在谢一宁完成过的“不可能的新闻”中,对蒋纬国的采访不算特例,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与他的新闻理念是分不开的。

  “我一直认为,一个记者的立场应该是超然的。因此在海外多年,许多说起来我不应该参加的场合我都有所参加,我觉得这对一个记者来说是有好处的。”谢一宁认为,在他上新闻系的时候,中国的新闻体制对很多青年人的发展有所束缚。而他没有错过中国大改革背景下的机会,恰到好处地把握住时机,获得了个性和人生的良好发展。

  斯斯文文却讲话一针见血的谢一宁这样分析自己的成绩:我年轻时一直思考,像我这样一个没什么家庭背景,书读得也不比别人多多少、成绩也不比别人好的人,为什么会发展得快一些?后来,我明白,幸好自己身处开放的环境和开明的媒体,而我又坚持了自己的新闻理念,有十分的能量就写出十分,相比在国内,这有先天优势。




  至今,谢一宁还记得在人民大学上学时的同班同学胡舒立,这位当今中国新闻界的知名人物,在大学时便意识到中国的新闻教育存在僵化的弊病,面对死板的灌输,她把课上应该读的书全扔在一边。在谢一宁的印象中,胡舒立很少去上课,整天抱着英文书不放。“她读过很多书,但是对于新闻理论、新闻事业史之类里面夹杂着大量虚假、言不由衷东西的课程她全都不读,只求最后通过考试。”谢一宁没有说自己当时是怎么做的,但他无疑是认同胡舒立的。

  早在他二十出头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信息时代中的传媒人,将会面临不一样的挑战,也会拥有不一样的空间。

  他在1984年、1986年连续两次拿到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后,刚好中国出了一部叫《百名记者的自白》的书,书中也介绍到他,这个小伙子写的文章叫《记者的悲哀》。与其他的自述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小时候生活在广东潮州的谢一宁,面对的是连电灯都没有的现实,而陪他勤读并考上名牌大学的,是一根蜡烛和一根芯油灯。

  “当十七八岁的我就着蜡烛读书的时候,报上所写的全是我完全看不到的‘莺歌燕舞’,也正是现实和新闻的反差,让我有了考上新闻系的决心。”在年轻的谢一宁心里,上新闻系、讲实话成了他灯下苦读的理由。

  他说,我们潮汕家乡人说话比较直接,两个人吵架,一个人骂另一个讲话不实在,就会说对方“嘴臭过报纸”,我们传媒人要通过身体力行和作品来化解这种“悲哀”。



  创办《侨报》办公室曾遭枪击

  1990年,对谢一宁的人生而言,是特殊的一年,而这一年对后来的海外华文媒体格局也多少产生了影响。在旧金山,到美国第四年的潮州青年谢一宁以知名年轻记者的身份完成迅速转身,辞去中新社驻美记者职位的同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华人一起在纽约创办了《侨报》。

  在舆论影响举足轻重的美国社会中,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原本就常有偏颇,上个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使得此后很长时间,世界上一直缺少客观真实的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海外华人和关心中国者,也不得不忍受着彷徨和困惑。

  谢一宁开拓事业的过程,也面临着许多风险。报纸刚创办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威胁要打他,还有人放言,某天他会在走出电梯时被杀。为了创办这份报纸,他家里被人砸过,在洛杉矶的办公楼甚至遭人枪击,警察上门侦查时,子弹还留在墙上。刚搬进新办公楼时,短短一段时间里,《侨报》员工被人故意打砸的车子竟有十多辆。


  然而,正是《侨报》这支新军生逢其时地竖起了“中国大陆报道权威”的旗帜。谢一宁说,你不讲中国故事,别人会讲;你不把它讲清楚,有敌意的、不了解、了解不深刻的人就会瞎讲,最后以讹传讹,中国与世界的鸿沟就会愈来愈大。事实证明,美国社会需要这样的报道。

  在纽约创报后,短短几年间,《侨报》就于1992年在旧金山,1994年在洛杉矶三个华人最集中的城市,实现了同时印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美日报,发行覆盖了14个华人最多的城市,发行量达十万份。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中国新闻成为世界上所有大型媒体无法回避的报道热点。2002年,紧扣时代节拍的谢一宁把《侨报》改为简体字,成为美国目前唯一一家采用简体字、唯一在北京设立新闻中心的中文日报。现在,仅在国内制作的新闻版面每天就达20个。

  20多年来,通过报道和举办各种活动,《侨报》逐渐获得了美国华文读者的喜爱,而谢一宁仍然一直坚持着创报之初定下的理念:“第一,不允许我的报纸出现分裂中国的言行。我对总编辑的要求是如果有涉及分裂祖国统一的报道你要告知我,我的报纸反对这些;第二,如果涉及反映中国社会阴暗面的报道,《侨报》的记者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看看是否真实。翻开《侨报》,你会看到很多反映中国落后地方的报道。通过我们的报道,反映了事件的真相,也澄清了一些报纸的不实报道。我赞成新闻的社会责任感,这是我十多年前就信仰的一个理念。除此之外,我没有第三条设限。”

  
被赞“二十五孝”

  离开家乡30余年,走过世界各地,谢一宁却仍是一口浓厚的潮音。至今,他仍保持每天空腹喝一壶功夫茶的习惯,和他刚去世不久的父亲一样,他只喜欢喝凤凰单丛。

  每次回潮州探亲,他喜欢坐上三轮车,边徐徐前行,边和车夫聊天,这么多年没人听得出来他是从国外回来的。

  在新闻理念上非常国际化的谢一宁,内心却十分传统,保留着很深的家庭观念。到美国工作后,他仍每年三四次回潮州看望双亲,反而比在国内工作的哥哥姐姐回得还勤。在亲人朋友中,谢一宁的孝顺是出了名的,有亲戚甚至给他封了个号叫“二十五孝”。

  “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好在还有一句:游必有方。为了开拓、守住一方事业,不得不远游,我的内心对父母有愧。”去年9月,谢一宁父亲的突然去世给他留下了无限哀伤和遗憾。



  “表面看,我的人生似乎是一帆风顺的,事业也没有遇到过什么了不起的困难;但必然地,在其他方面会有遗憾,比如父亲一下子就走了。在失去亲人的时候,我对人生的价值有了很深的反思。”伤心中,在老家的屋里,游子写下一首《青玉案•清明》:杨絮柳烟凤山雾,冥纸飘,断肠处。旧栖新垅相对苦,哀思茫茫,凄泪几许?且看清明雨。华章炼成谁与叙?香茗煮就捧无主。衣锦归来空换取:南屋空余,北堂肃穆,龛炉香一炷。

  深深的家国情怀,也体现在谢一宁教育孩子的细节中。出生于北京的儿子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读国际关系的研究生,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谢一宁认为儿子应该有良好的中国文化修养,并对祖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有深刻的认识,所以要求他每年一定要回中国走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儿子还到北京当义工。

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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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5 11:50:50 | 显示全部楼层
【案例】
纽约时报中文网总编辑:倪青青——首位获普利策新闻奖华人  

面试官对她的学历、经验并不关心
只是安静地听她说故事
“当天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我要讲的是一个‘哑巴’学唱歌的故事”。
人物档案:倪青青,44岁,美国《洛杉矶时报》常驻中国记者,1997年因采访纽约长岛空难获普利策新闻奖,是首位获此奖项的华人。
■本版采写:新快报记者 郭晓燕
6月4日晚上8时,汕头大学崭新的图书馆报告厅里,身穿黑色紧身连衣裙的倪青青面对着阶梯教室里上百名学生,准备开始她的演讲。她不仅是美国《洛杉矶时报》常驻中国记者,还是获普利策新闻奖的首位华人,但对于这份荣耀她不愿意多提。“这个奖是用200多人的生命换来的,太沉重了。”
其实,倪青青的个人经历本身就是一个鲜活的普利策特稿题材。如果要为这篇特稿起个名字,这个44岁的女人说,那就叫“哑巴学唱歌”吧。
汕头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范东升则这样评价倪青青的家族史,“这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国共关系史、中美关系史和华人移民史的结合。”
倪青青的故事从1979年开始,倪妈妈带着11岁的她和妹妹从北京飞往美国旧金山。倪青青一家是中国大陆第一代赴美移民的家庭之一。        
对美国旧金山而言,倪青青一家是从天而降的外星人;对她们而言,从踏入美国境内开始,母女三人便彻底成了“哑巴”:即不会说也不会听。

刘姥姥进城
中国人踏上美国领土的历史最早能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少量中国人因贸易原因前往美国,用瓷器、丝绸等运抵美国换取墨西哥白银。1849年美国西部发现现“金山”后,开始有大量的中国人侨居旧金山淘金。其后,美国开发西部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华工又成为筑路的主力。
但真正称得上移民则要到1965年以后。美国颁布新的移民政策,给予各国包括中国每年2万个移民配额,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华侨华人数量大增。倪青青一家就是在移民潮最汹涌的1979年到了美国旧金山。
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美已有华侨10万之众,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广东。倪青青的讲述证实了这段历史,现在的旧金山,全国各种方言都能听到,但1979年,除了少数英语外,随处可见操着一口流利粤语的广东人,唐人街电影院里播放的也大多是粤语功夫片,甚至学校也专门开设了粤语班。“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简直就是从天而降的外星人。”
在倪青青的记忆中,那是她第一次坐飞机,在此之前,这个11岁的女孩连汽车都没有坐过。妈妈带着她和妹妹在北京一个军用机场登机,先飞到日本,要呆上一能再飞往旧金山。日本的朋友好心,带她们出去玩,可是一路晕车,迫不得已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停下,朋友拿出一个洗车的红桶刚往地下一放,三人就迫不及待地冲上去抱着大桶狂吐。
倪青青把这次丢脸的经历评价为“刘姥姥进城”。她记得,当年外公外婆留美归国时,与她们现在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外婆穿着华丽的洋装,外公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十分洋气。
让这个年幼的女孩更始料不及的是,从走下飞机的那一刻,母女三人就彻底成了“聋哑人”:不会说也不会听。
逃离红灯区
倪青青的母亲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家,但“文革”时被下放到农场,7年没有碰过钢琴。说起这段经历时,倪青青的声音特别大,“母亲用她那双弹钢琴的手每天给公社里两百多人和面。决定移民美国,就是为了找回失去的青春。”
到了旧金山后不久,倪妈妈就考进了一所女子学校继续学习音乐,并成为学校里第一个中国女学生。
倪青青和妹妹则被送往外公外婆家照顾,上了一所全黑人的小学。学校里,上个洗手间都必须举手报告,为此,姐妹俩在学校从来不敢去洗手间。
妹妹被吓得整整一年没说过一句话。一年后,倪青青发现,妹妹“爆发”了,不仅能用流利的英语和黑人小朋友吵架,当年所有的流行英文歌她都会唱。最终妹妹倪顺子成为了一名职业歌手,成名作《回家》,至今为很多人所熟悉。
倪青青的“聋哑”则一直持续到高中。虽然如此,但她却很快在美国“独立”了。
小学六年级时,倪青青开始打工,帮着照看一个5岁的小女孩,不仅包吃住,还能赚微薄的薪水,“我觉得自己独立了,这在当时的美国非常难得。”在倪青青的叙述中,这个家庭是由两个很棒的中国音乐家组成,但在美国,二人只能在电影院里放电影。
但让倪青青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一闪一闪的世界。每天放学回家,都会经过著名的红灯区,硕大的灯箱牌上,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胸前挂着两个巨大的红灯,一闪一闪。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学好英语,离开这个一闪一闪的世界。”
用破烂的英文“呐喊”
倪青青的努力没有白费,高中她考上一所私立的贵族学校。那里的同学家里都非常有钱,父母都开着奔驰宝马来接孩子放学。倪青青的妈妈开着一辆非常破的二手车。为了不让同学看到,她每次都会骗妈妈说,正门坏了,让妈妈把车开到山上的后门。一下车,她就会连滚带爬地从山坡往学校冲。
倪青青说,那时她特别自卑,不敢说话,觉得自己来自封闭的唐人街,只希望能快点毕业,到一个全新的地方,永远没人知道她曾经在一闪一闪的红灯区生活过。事实却是,“在美国最重要的是你会不会讲自己的故事,你知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这被倪青青视为在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真理。
但真正让她张开嘴的是欧伯林大学里的一场反种族歧视游行。
在一个挤了上千人的礼堂里,不断有同学上台控诉受到的压迫。倪青青回忆道,起初都是黑人同学,突然一对亚裔的小姑娘手牵着手上去了。“她们比我还矮小,英语说得比我还破烂,但她们一边讲一边哭,台下的人包括我也是一边听一边哭。突然我觉得这两个女孩变得越来越大,我希望有朝一日也能站在舞台上讲出我的故事。”
倪青青把这次重大的改变称为她人生的“呐喊阶段”。她参加了学校的“反动”报纸,用很烂的英文控诉不公的待遇。神奇的事发生了,从前没有人认识倪青青,但在这之后,人人见了她都躲。“毛主席说得好,枪杆子里出政权,太爽了,这就是我的英文,不管对错,这就是我的声音。”倪青青笑着说。
但她并没有因此得到想要的沟通和尊重,值得庆幸的是这段时间很短。“呐喊阶段”随着她的毕业迅速结束了。

一段大量采访的家族史
毕业后不久倪青青了解到了这样一段家族历史。100年前,一位和她们家族有着极大渊源的名人和她曾是校友。这位名人就是国民党的财阀孔祥熙。
倪青青说,这是她经过大量采访才能说完整的故事。她的爷爷就是在美国生活了17年的冀朝鼎,他孔祥熙的亲信。“爷爷是共产党派去潜伏在国民党身边的卧底,负责搞乱国民党的经济”。由于认识的中文不多,说出这句话时,她费了好大的功夫。
关于爷爷的故事,倪青青还听过这样惊险的一幕:“小冀,有人说你是共产党”,“孔伯伯,您觉得我是共产党吗?”孔祥熙拔枪,黑洞洞的枪眼指着冀朝鼎的头,“我不太相信这一幕。”倪青青继续说,“我的二爷冀朝铸则是尼克松访华的全程翻译。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尼克松身边站了一个戴着眼镜的高个男人,那个就是我二爷爷。”
知道自己的家族史后,倪青青决定回中国“修补”中文。1990年的上海被她形容为“还不如现在的汕头发达。”
在上海求学期间,她把自己在美国的经历自编自导了一部沙龙话剧,由于形式新鲜,大受欢迎,这让倪青青一度想“赖在中国不走了。”尽管那时她已经收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幸好一个普通的上海老师救了我,她对我说,Areyou crazy?要不然我就真的留在中国写小话剧了。”倪青青回忆。
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专业当时给倪青青的是全额的奖学金,但她并不喜欢这个专业。偷偷跑去听了一节新闻采访课,一见钟情。从此背下了被她形容为“人生最值得背的一笔债。”她借了3.5万美元报读新闻学院。
哪怕明天是最后一天
你今天的任务是把稿写好
1994年毕业倪青青赶上了美国报业最后的辉煌时代。她说,那时的她已经知道了故事的力量。她的家族史让她谋得了一份梦想的工作:进入了美国的新闻中心纽约曼哈顿的《新闻日报》工作。一周后,报社倒闭了,她仅仅发了一篇文章。
“那个场面非常恐怖”,倪青青说,至今回忆起那一幕她仍然会觉得浑身颤抖,她用了这样一段形容“感觉自己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那天的曼哈顿非常热,她的一个任务是写一篇关于天气有多热的稿子。但辛苦了一天回到报社后,“整个报社好像在举行一场葬礼”。所有出去采访的记者,休产假的记者都回来了,大家又哭又闹,一片混乱。她呆呆地走向一个子很高的编辑问:“whatabout my story?(我的新闻怎么办?)”倪青青以为他会说,“foegrtit,(让它见鬼吧!)。”但那个编辑很冷静地说,“send the story(发你的稿)。”
倪青青很震惊,“从那天开始,我知道,记者的使命就是写稿、发稿,哪怕明天是最后一天,你今天的任务还是把你的稿写好。”
《新闻日报》倒闭后,很多资深记者都选择离开新闻行业。倪青青则因此被吸纳回总部。但总部位于纽约州偏远的长岛。她说自己“很勉强”地去了。就是这个“勉强”的决定,真正开启了她的新闻之路。
大约一年左右,一架737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了,跌落在倪青青报社旁边的大海里,她记得,那一天,报社里所有的人都出动了,“几乎找到了所有遇难者的家属”,这个悲剧最终让倪青青获得了普利策奖。
“但代价太大了,它是用200多人的生命换来的。”这个44岁的女人皱着眉头说。
但最终让倪青青获得洛杉矶时报记者职位的不是普利策奖的荣耀。倪青青记得那天的面试持续了整整1个小时,面试官对她的学历、经验并不关心,只是安静的听她说故事,“当天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我要讲的是一个‘哑巴’学唱歌的故事”。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3f700b9f0102w1vs.html
编辑:杨琦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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