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何梓华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教育 按语： 敬爱的何梓华老师走了，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教育事业。没有任何预兆，突如其来的噩耗，令整个新闻教育界同仁伤悲。怀念何老师领军中国新闻教育的岁月，其宏观擘划之功，提携栽培之德，实在难以忘怀。现转发《何梓华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教育》一文，以表达我们的哀思。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辑部（2018年11月16日） 1949年夏，刚解放的上海还残留着硝烟的气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学生只身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前往燕京大学报到，他就是何梓华。 从1949年至1999年，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历任人大新闻系副系主任、系主任。从1988年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建院起，何梓华又先后担任人大新闻学院副院长、院长，直到退休，是人大新闻学院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院长。 在任期间，他和系的领导班子，承前启后，勤奋工作，为文革后人大新闻系的恢复与发展；为以后人大新闻学院在全国新闻界的学术领军地位奠定了基础。踏实与谦虚是他所坚守的，他说：“人大新闻学院能有今天，是全系教职工奋力拼搏的结果。工作是大伙做的，成果里自然有我的一份微薄贡献，但更多的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此外，在职期间，他还兼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会常务理事、教育部新闻学学科全国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新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并主持制定了新闻学科“八五”、“九五”科研规划。 一、阴差阳错 投身新闻 解放前，何梓华在上海沪江大学附属中学念书，这是一所由美国教会开办的学校。学校里的所有课程，包括物理、化学等，即使是中国老师上课，也采用英语教学，学生所学的历史、地理课程自然也是外国的历史与地理。何梓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中学时代的。 1949年5月，何梓华参加了大学的入学考试。由于中学全部采用英语教学，他的理科功底较为薄弱。于是，他报考了燕京大学的西语系和上海沪江大学的经济系，并且都被录取。然而，最终他还是选择离开家乡，去北京就读。 解放之初，战乱的破坏还未修复，交通十分不变，从上海到北京，坐火车整整需要72小时。在漫长的组团北上途中，青年学生聚在一起，彼此开始结识。其中有学经济的，也有学新闻的，学外语的却只有他一个。来到北京之后，学校为新生分配住房，他们又被分到了一起。一来二去，何梓华便跟新闻系的同学混熟了。为了外出参观游玩，方便同行、避免时间冲突，也因为对新闻产生了兴趣，他干脆从西语系转到了新闻系。不过，毕竟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转系的时候，何梓华并没有太多宏伟的理想，只是模模糊糊的觉得新闻不错，将来可以到全国各地采访，开阔眼界，却没想到，从此与新闻教育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当年的燕京大学，全校不过八百人，一个系平均也就三五十人，新闻系有一百多学生便算是全校的大系了。在校园里，新闻系的学生既自豪又活跃，他们自己编了系歌，头两句是：“我们是天下第一大系，天下的大系我们第一。”张狂之态为人们所侧目。1950年，全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新闻系师生上书国家新闻总署，要求参加社会实践，何梓华和同班同学到广西参加了土改。 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新闻系作为一个专业被并入北大中文系。此时，何梓华已是三年级的学生。1953年，他们这个班的同学便成了院系调整后北大新闻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了。 毕业前夕，何梓华与其他同学一样，面临着分配志愿的抉择。比起留校任教，何梓华更愿意到报社工作。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普通话不很标准，担心做不好教学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曾在《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新闻单位实习，更愿意到业务部门经受锻炼。工作需要和个人志愿产生了矛盾，怎么办？好在当年在党团的政治思想教育下，应届毕业生普遍都有“在党指定的岗位战斗”和“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的共识，何梓华终于安下心来，留在北大任教了。担任助教初期，他跟随苏联专家学习和研究《苏共报刊史》。1956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中宣部和教育部决定将北大新闻学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何梓华从此开始了在人大新闻系的教育生涯。 二、百废待兴 重建队伍 众所周知，建国以后，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教学秩序受到了干扰和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更是对教育事业的严重摧残。1970年10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知学校停办，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了，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校才得以恢复重建。从1958年的合并到1978年的人大复校，何梓华和其他所有的教师一样，在折腾中度过了宝贵的20年。 复校之后，他们对人大重建工作充满了热情和干劲。好在一切为时未晚。复校时，罗列、甘惜分、余致浚、张隆栋等老一辈新闻教育工作者不过五六十岁，何梓华这一代教师正处在四十岁左右的好年纪。凭借着人大新闻系原有的班底，他们开始了百废待兴的恢复重建工作。 何梓华从1981年起开始参与新闻系的领导工作，1984年任系主任直至退休。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和系领导班子的成员牢记罗列、余致浚等老一辈同志的叮嘱，要认真抓紧抓好人才和教材的建设工作。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不管是办一个学校，还是办一个系，首先需要有一支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比较强的教师队伍，才能把一个系的教学工作撑起来。此外，还需要有几位学术造诣比较深的名师，这样才能创出品牌，竖起标杆。当时新闻系的专职教师队伍中，既有资深的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比如，甘惜分、张隆栋、方汉奇分别是长期研究新闻理论、外国新闻史和中国新闻史方面的专家；蓝鸿文、郑兴东和秦珪三位老师在新闻采写、报纸编辑和报刊评论方面学有专长。在系的统一领导下，上述各位老师各以其渊博的知识，撰写教材、专著，成为本门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在重视发挥现有教师积极性的同时，系领导班子为了确保教师队伍后继有人，避免出现断层，反复强调资深教师应把培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工作抓紧抓好，帮助他们把理论功底和业务功底打扎实。童兵和郑保卫师从甘惜分教授，甘老师要求他们通读马恩全集，在此基础上编写出《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工作年谱》；蓝鸿文教授要求他所指导的研究生张征，沿着范长江当年写《中国西北角》所走过的路程重走一遍，把沿途的所见所闻与《中国西北角》的记载做一对比，这样，路走完了，稿子见报了，在此基础上硕士论文也完成了。俗话说，严师出高徒，新闻系的青年教师就是这样在导师严格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后来都成为新闻系的骨干教师。要打好业务根底，除了导师的督促，还得靠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自觉刻苦钻研，耐得住坐冷板凳。刘建明教授在校攻读研究生学位时，不仅通读了系资料室的大部分新闻藏书，而且还做了大量的读书卡片；后来成为《深圳特区报》副总编的钱汉江，在校时，为了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十月革命前的真理报》，在翻阅原版报纸的基础上，摘录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论文答辩时，有一位专家称赞说：“论文引用的资料，我们都没有看到过。”现在，人大新闻学院教师的中坚力量大部分都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 除了本校的教师队伍之外，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新闻改革新鲜经验的学习和研究，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新闻系还聘请了二十多位兼职教授。他们中有的是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的资深记者或负责人，有的是党政机关的领导，有的是学术造诣较深的教师。他们经常向广大师生及时通报上级领导机关关于宣传报道的新精神，介绍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情况、新经验和新问题，并就自己分管的专业作专题报告。这对提高新闻教学的质量起了极为有益的作用。 人才和教材是办学的两个基本条件，没有师资固然不能办学，有了师资而没有教材，同样也不能把教育工作做好。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年，适用于新闻系的教材本来就不多，期间又经历了政治运动的错误批判和否定，复校时，学生面临着无书可读的局面。新闻系的领导意识到，当务之急便是为学生编写教材。当时，学校也要求各系编写教材作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校庆的献礼。甘惜分教授长期从事新闻理论方面的研究，便自告奋勇编写新闻理论教材。方汉奇教授则负责他所擅长的中国新闻史教材，张隆栋教授负责外国新闻史。其他诸如新闻编辑学、新闻采访学、报刊评论等的相关教材编写工作也都分别开展，教师们根据自己所长分兵把守，全力投入教材建设。前后只用了几年的时间，系里就搭建起了主要教材的基本框架。 教材编写过程中，系领导提出教材编写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先有后好”。由于当时的情况十分紧迫，学生急需一批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时代发展的新教材。因此，系里决定先将教材的框架搭建起来，解决学生的燃眉之急。等到再版时，再根据反馈的情况对教材进行修订，逐步提高和完善。 第二步是“成龙配套”。当教材的基本框架确定下来后，就继续编写一些用以配合主教材的教学参考用书。以新闻理论教材为例，除了基本教材，还配套编写了《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工作年谱》、中国共产党关于新闻工作的政策文件汇编等辅助教材。至于编辑、采访、写作、新闻史等业务课程，也都各自编写了配套的教学参考用书。 第三步是“填补空白”。当教材充实起来后，就需要对教材中没有涉及到的空白点和疑难点进行查漏补缺。系里鼓励教师对教材中的空白点、疑难点开展专题研究，其科研成果可弥补教材之不足。据何梓华回忆，“方汉奇教授主编的近代新闻史中，有一份澳门出版的报纸叫《蜜蜂华报》，对该报，我们了解的很少。于是，方汉奇教授就让他当时的博士生程曼丽去研究这份报纸，并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程曼丽在图书馆找到了这份葡萄牙文版的报纸。为了读懂报纸的内容，她到外语学院学习了葡萄牙文，然后根据《蜜蜂华报》原文版提供的资料，写成博士论文，填补了近代新闻史研究的空白。像《蜜蜂华报》这样一份小报，教师上课时很少会讲到，大部分人一辈子也不会接触到它，但是作为专著填补学术研究上的空白则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经过这样三个阶段，新闻系的教材建设得以逐步完善，质量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983年，全国掀起了兴办新闻系的热潮，各地新成立的新闻系纷纷采用人大新闻系编写的教材。到90年代，新闻学院已编写专业教材、教学参考用书、专著、译作共100多种。数量之多、门类之全，在全国名列前茅。其中有15种教材先后被评为优秀教材。有的教材如《当代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填补了报刊史研究的空白。《中国近代报刊史》、《报纸编辑学》还获得了吴玉章奖金新闻学奖一等奖。这一切都是与新闻系教师队伍的集体努力分不开的。 三、全面发展 力争上游 何梓华说：人才建设不仅仅指的是教师队伍建设，从广义上说，还应当包括新闻学类专业学生的教育与培养。我们办学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专业人才。国家需要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工作队伍，高等学校新闻系应责无旁贷肩负起这一光荣使命。 人大复校后的20年里，新闻系根据国家需要，采取多样化的办学形式，为新闻业务部门输送了大批品学兼优的新闻人才，受到了用人单位的普遍赞誉。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一般的新闻报道工作大量需要政治业务水平和职业素养良好的本科毕业生，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单位则需要具备较高学术水平的高层次毕业生。为此，新闻系从1978年复校起，便开始招收硕士生；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为全国教学科研单位输送了一批高层次的专门人才。另外，一些专业报刊，除了要求毕业生掌握新闻专业的知识外，还希望毕业生具备另一学科的基本知识，新闻学院开设的双学士学位班，为专业媒体输送了具备多种专业素养的新闻人才。 何梓华回忆，在正常的本、硕、博招生之外，有些办学形式是和整个新闻界的状况密切相关的。比如，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全国各地急需大批新闻人才，很多新闻单位将职工送来新闻系培训，我们就开办了两年制的大专班和大专起点本科班以及一年制的进修班；当1983年全国各地新办的新闻系急需师资的时候，我们就开办师资培训班；在高等学校招生名额有限的情况下，为了满足青年学生参加新闻工作的愿望，新闻学院承担了全国和北京市的高等教育新闻专业自学考试的组织工作和开考工作，鼓励社会青年走自学成才道路；为了满足有志于新闻，却身处全国各地的学子，新闻学院还在中央电视台主办了电视大学新闻班；通过学校的函授学院，还先后在北京、山东、天津、湖南、新疆、陕西、山西开设了定期面授的新闻函授班。 1984年，为了配合自学考试的开考，在中宣部新闻局的支持下，新闻系和《工人日报》社合作，共建了中华新闻函授学校。学校为函授生单独编写适用的教材，普及了新闻学的基本知识，并为自学考试招生提供了大量生源。新闻系用办学所得劳务费在安徽太平市购置了一幢600平方米的小楼，建立了“人大新闻系黄山新闻培训中心”。这个中心既是新闻系短期培训新闻人才的基地，又是召开新闻学术研讨会和教师度假休养的基地，在全国新闻院校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人大代校长张腾宵同志称赞说：“新闻系没有把办学创收所得私下分掉，而是用于教学，这样做很好。 从一年制、二年制的专修科，到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还有函授、电视大学……人大新闻系的办学形式和办学层次，门类齐全，多样适用，这在全国高校新闻专业中是独一无二的。人大副校长谢韬同志曾经表扬新闻系在办学方面有开拓创新精神。 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不管采用什么办学形式，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质量，这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表现。人大新闻学院的毕业生，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在社会上是有口皆碑，在新闻业务部门普遍受到欢迎，人大副校长李震中同志曾用八个字总结了新闻系的办学经验：“强调基础，重视实践”，这是符合新闻教育的办学规律的。长期以来，新闻系在办学过程中，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传授，同时，也十分注意引导学生投身社会实践。新闻系的毕业生到新闻媒体工作后由于表现良好，大多数成为所在单位的领导和业务骨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舆论调查开始在我国兴起。何梓华等系领导认为，舆论调查在国外已很普遍，但在我们国内还没有受到重视；舆论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国内还少有人研究。因此，系里大力支持甘惜分建立舆论研究所的提议。1986年，舆论研究所成立，面向全国开展舆论调查，这在高等院校里是头一个。它的任务，一是为新闻媒体服务，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受众进行调查研究，为增强传播效果提出建议。二是为党政机关服务，发挥智库的作用，研究当前的形势、政策落实的情况，对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问题进行舆情调查，然后将信息反馈上去，为领导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三是培养舆论调查人才，为未来组建队伍做准备。四是在上述三项实践的基础上，争取早日建立舆论学这门新学科。在甘惜分教授、喻国明教授的领导下，到90年代末，舆论研究所已完成调研项目40多个。其中有一些调研成果受到领导机关的重视和媒体的好评，有的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舆论研究所的兼职研究人员撰写了专著，开设了舆论学方面的课程，希望今后能通过舆论研究所把舆论学这门新学科建设起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印刷工艺告别了“铅与火”，排版开始采用电脑编排新技术，“激光照排”这一新名词进入了大家的视野。为培养能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合格人才，90年代初人大新闻学院开始筹建激光照排实验室，是最早建立激光照排实验室的新闻院系。学院与北大方正合作，在国家教委、北京市委和《福建日报》、《羊城晚报》、《河北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报》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建成了从文字录入到组版，基本上能满足教学实习需要的激光照排实验室。彭兰教授本科就读于计算机专业，后来又取得了新闻与计算机的双学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高校中最早开设激光照排课程的教师。 四、齐心协力 成就辉煌 辛勤的劳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新闻系全体教职工在系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万众一心，开拓创新，经过多年的奋力拼搏，在人才培养和教材建设上，在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83年，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决定，在新闻媒体、新闻院校和新闻研究单位中，每两年一次开展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选活动，每个单位只能申报其中的一项。系领导成员明确表示，在争取荣誉面前，应坚持“先集体后个人；先党外后党内；先群众后领导”的原则。从1984——1988年，人大新闻系连续三次申报都被评为先进集体。 取得这样可喜的成绩，新闻系上上下下都很高兴。有一天，何梓华见到当时的校长袁宝华，便半开玩笑的说：“我们新闻系连续六年三届被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评为先进单位，结果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外面我们倒是吃香了，怎么在学校里一点反应都没有呢？”袁校长平时比较严肃，对教师要求严格，大家都有点怕他，这一次他却笑逐颜开的说：“应该奖励，应该奖励！”后来，袁宝华校长为了肯定新闻系的成绩，鼓励新闻系教职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特地颁发了一座奖杯，这在人民大学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几乎是在第三次被评为先进集体的同时，人大新闻学专业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新闻学专业唯一的重点学科点。1987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各个学科中都评选一到两个重点学科点，并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选择性地投入重点学科点，支持它们把专业办好。教委要求重点学科点在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方面应起示范作用；同时希望其他同类专业能向重点学科点看齐。参加重点学科点评议的专业首先必须是博士点，拥有博士授予权。然后根据教学情况、科研成果、师资实力、实验设备、毕业生数量和质量以及外界的评价等条件，组织专家进行综合评议。结果在1988年，人大新闻学专业光荣地被评为全国新闻学专业中唯一的重点学科点，从而确定了人大新闻系在新闻教育界的学术领先地位。 在何梓华的主持下，人大新闻学院积极同国外新闻院系开展学术交流。除了邀请外国专家、学者来校作学术访问外，学院还派出教师到国外或讲课、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研讨会，或短期进修、攻读学位。这对加强学院和国外新闻院系的联系，增进教师对外国传播媒介现状及发展状况的了解很有帮助，有利于在学术研究上逐步同国际接轨。早在1989年，人大新闻学院便邀请台湾政治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文化大学新闻系、辅仁大学和铭传大学新闻系的学者来北京，共同探讨新闻教育问题。此后，海峡两岸的新闻学术交流和学者互访才日益频繁起来。此外，新闻学院还与香港树仁学院合作办学，连续多年定期派出教师到香港授课，为他们培养了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教育部十分重视新闻教育，它通过所属的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新闻学自学考试委员会，实施对全国新闻教育工作的领导。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以其在全国新闻教育界中的学术地位，多次被选定为这两个委员会的牵头单位，顺理成章，何梓华也就被教育部任命，成为兼任这两个委员会的负责人。除了本职工作外，他兼任这两个委员会以及后来成立的学术团体——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的负责人长达十载有余，通过这些组织，他和兄弟新闻院校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何梓华认为，要顺利开展和做好工作，最重要的是正确处理好人大新闻学院与兄弟新闻院校的关系。不论办学历史的长或短，新闻院校之间地位都是平等的，彼此之间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工作中要发扬民主，讨论重大议题时，应耐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在评审科研项目，评选优秀教材等重大问题上，必须坚持公平竞争，不谋私利搞特权。委员会和教育学会所营造的团结友爱，宽松自由的良好氛围，增强了这些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每次年会，新闻院校都争先恐后，积极争取成为下届年会的承办单位。正是在兄弟新闻院校的支持和帮助下，人大新闻学院才有可能较好地完成教育部所交付的任务，才能不断巩固自己在新闻教育界的地位。 五、退而不休 发挥余热 20世纪90年代末，何梓华从新闻学院一线领导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为新闻教育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停止。为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学院通过返聘方式，请何梓华开设新闻专题课。他利用所掌握的媒体资源，每周邀请一位新闻媒体负责人或资深新闻工作者来校授课，目的是帮助学生及时了解当前新闻第一线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经验；上级领导对新闻工作的新指示；以及新媒体的发展给新闻工作带来的新变动和新问题……新闻专题课不断给学生带来新的信息，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 何梓华和成美在1999年曾主编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闻理论教程》，该教材经多年使用反应良好。为适应新时期需要，高教出版社要求对其进行重新修订，并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于2008年出版。 2004年，党中央开始部署具有战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马工程”），目的是要求用当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教材建设，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科课程体系。中宣部和教育部聘请何梓华作为首席专家负责《新闻学概论》教材的编写。经中宣部审批的编写组由三方面人员：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和媒体领导共20多人组成，其中包括人民日报社、新华社总编辑、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国记协书记、中宣部新闻局局长……根据中央的安排，第一阶段重点编写哲学社会科学中最重要学科的基本理论教材；这一阶段的工作完成后，各学科将在此基础上，配套编写业务性教材。党中央对教材编写的质量要求很高，希望所编教材能做到学校师生满意，媒体人员满意以及上级领导满意。因此，编写工作难度很大，经过长达五年的努力，教材才得以问世。回顾这段工作，何梓华不无遗憾地说：“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感到教材存在很多不足，还没有达到中央三满意的要求。用当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各学科的教材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我们编写的教材可提高和改进的空间还很大。”后来，教育部又聘请何梓华参加“马工程”第二批教材的评议工作，最近他刚完成《编辑工作》和《新闻采访与写作》两部教材初稿的评审。 △ // 2018年10月8日，何梓华先生（左二）应雷跃捷老师之邀，与赵玉明、吴高福、曹璐、成美等中国新闻教育界前辈一起，相聚共话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新闻教育。 六、心系教育 展望未来 何梓华从事新闻教育工作数十年，对新闻教育事业和人大新闻学院怀有很深厚的感情。他关心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既为它的发展感到高兴；也为它存在的问题感到担忧。据他回忆，1982年左右，中宣部曾经组织一次关于新闻人才需求情况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新闻人才的缺口高达11万人。值得高兴的是，这一调查结果有力地推动了1983年全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大发展。然而，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初，教育部高教司明确宣布新闻学类专业是长线专业，不足十年时间，新闻学类专业竟然从缺口11万人变成毕业生供过于求的专业！为了改变这种不利情况，何梓华领导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协助高教司，起草了一份旨在控制办学规模的文件，文件规定：申办新闻学类专业必须经过高教司批准，准入条件包括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图书数量，实验室设备等具体指标。文件下发后，开始取得了初步成效。没想到仅过了一年，教育部却把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教育厅，从此，办学规模逐渐变得难以控制。据何梓华统计，2006年全国新闻学类专业已发展到661个，如果一个专业以每年招收50人计算，本科四年将招收200人，661个专业的在校生人数将达到13万，每年的毕业生人数将达到33000。而当时全国领有记者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才15万，供大于求显而易见。如今又过去了10年，听说专业点已发展到近千。不正常的发展带来的负面效果是毕业生质量下降，这是令何梓华感到忧虑的。他认为，办学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是一项十分严肃的任务，希望这个问题能引起教育部和新闻教指委的重视，并采取适当措施加以解决。 何梓华也十分关心人大新闻学院今后的发展。他说，过去我们靠团结，靠实干，奠定了学院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今后，我们还是要继续加强党总支和系行政、系领导与教职工、教师之间和师生之间的团结。有了团结友爱、自由宽松的氛围，才能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学院才能群策群力解决面临的各种困难。学院工作千头万绪，何梓华希望学院领导要重视调动全体教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继续发扬新闻学院扎实工作的实干精神，认真踏实地把各项任务完成好。 俗话说，创业容易守成难。当前，兄弟新闻院校的教学质量在不断提升，人大新闻学院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为了学院今后的发展和再创辉煌，他建议学院领导抓好下列几项工作：第一，学院需要统筹安排，制定一个教师队伍建设的中长期培养计划，在发挥老教师作用的同时，要研究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为学科带头人和未来接班人的培养创造条件；学院现有三位老教师正分别担任“马工程”业务教材的首席专家，学院要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因为所编教材质量的高低，关系到人大新闻学院今后的声誉；第二，人大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在国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从长远看，学院应加大国际新闻人才培养的力度，不断扩大新闻学院在国外的影响力；第三，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新技术的日新月异，学院领导要有创新思维，并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培养全媒型、专家型人才的要求，认真修改培养方案，坚持专业口径宽阔，学识基础扎实，实践能力较强的办学思路，把学生培养成为能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合格新闻人才。 文章来源：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3-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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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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