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王军在四川理塘长青春科尔寺调查。图/受访者提供
新华社有许多我敬重的师长，至今仍在一线坚持采访，退休后仍笔耕不辍。与他们相比，不少市场化媒体的同行，往往在一线采访若干年就觉得累了，甚至坚持不住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与基本工作面的差异相关。
市场化媒体记者的基本工作面是动态跟踪，不易形成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记者如果忽视了知识体系的建设，碎片化的动态就很难成为思想的养分，因为失去了理性的把握，这些“碎片”还往往令人身心俱疲。
而在新华社，我们被强制性地要求在政策研究面上工作，这对记者的业务成长，实在是太重要了。在我们这个转型中的大国，政策问题是重大关切，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情，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地调查研究。
在改革过程中，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是针对既有问题的，必然是问题导向，这些政策又是改革过程中的产物，又必然受限于过程本身，这就给我们留出了探索空间。专心致志地在政策研究面上开展工作，是我们的本职所在，也是使命所在。
2003年《城记》出版后，我真切地感受到我心中涌动着两个重大关切：一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正在中国发生，它是以何种力量、何种方式推动的？二是北京这个代表东方文明辉煌成就的古都，能否摆脱被彻底拆毁的命运？
怀着这两大关切，我从北京分社调入《瞭望》工作，站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我心中的两大关切成为我推进工作的两大线索。
为求解中国城镇化的秘密，在编辑部的指导下，我展开系列调研。其中，《大马路之痒》《当城市为汽车而造》解析了中国的城市形态与美国二战之后大规模建造的汽车城市的关系。我应美国规划协会之邀三次赴美采访，走访了十多个城市，对都市蔓延问题作了调研，并结合中国的情况完成系列报道。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不动产税改革被提上日程，这对中国城市的土地财政模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沿着这条线索，我采写了《城市规划修编的圈地玄机》，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长篇批示；再继续采写专题报道《圈地博弈的政策基因》，将中国城市的税制与美国进行比较，揭示了税制改革的必要性。
这一系列调研汇成了我的第二本书《采访本上的城市》，我在该书前言中写道：“中国的城市化与人类的新技术革命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认为是21世纪初期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发生在中国的这件大事，被记者出身的CCTV大楼的建筑师库哈斯（Rem Koolhaas）描述为：‘正处在一个不可能的状态下——改变着世界，却没有蓝图。’这样的判断是否像他设计的大楼那样不可思议？”
我希望以《采访本上的城市》回答“库哈斯之问”，并为中国城镇化政策的完善提供一个可以讨论的基础。
北京的规划建设依然是我倾力调研的领域。《城记》叙述了北京单中心城市结构形成的过程，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能不能借助北京奥运会提供的发展动力，扭转首都城市发展的同心圆模式？我继续展开工作，完成了“北京城市发展模式调研”（与刘江合作），以及《新老北京之战》《中央行政区迁移悬念》等专题报道，力促北京总体规划修编；再以《北京的人口失控》《拽不住的人口规模》《北京式治堵》等深度报道，探索总体规划的实施路径。
围绕北京规划的调研持续了十年，我便将这些文章汇成《拾年》一书，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也为北京城市发展的“奥运周期”留下一份记录。这本书，与《采访本上的城市》一样，皆是新闻作品选集，可由于所有的文章都紧扣重大关切展开，能够形成体系与层次，避免了碎片化堆砌。这也表明，基于重大关切的基本调研何其重要，我因此提高了工作质量，保持了工作激情。
03
我们已别无选择
面对这样一个大时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以简单化的个人感受来覆盖我们的工作，我们最需要理性的思考，最需要探索真理的力量。
我在《拾年》的后记中写道：“我不是一个爱打擦边球的人，我看到的更多情况是，擦边球的边，里面是空的，外面也是空的，请问哪一个空是对的？我们总不能以这一个空去覆盖那一个空，以这一种情绪去湮没那一种情绪，这样的故事毫无新意。桌子里面有做不完的事情啊，只是需要一颗安静的心。所以，我总是提醒自己要静下心来，从桌子的中间做起，虽然它也有边，可毕竟，多多少少打出了一张张小小的桌子的模样了。那么，就请大家把杯子摆上来吧。今天的中国，是多么需要有质量的交流啊。如果我能够为此尽一份力，就没有白来这一世。人类文明的发展并非春江放舟、两岸鲜花那般惬意，把一切一切的不如人意，归结于一个抽象的敌人，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也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希望我的文字没有这样的敌人，如果有，那个敌人就是我自己，因为我看不惯的人性，我自己身上就有，谁叫我是人呢？”
这是我的心里话，这样的思考能够让我静下心来面对身边的事物，保持住基本调研的状况，收获“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般的惊喜。
在我们这个大时代，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信息供应已高度分化，不读书只上网已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常态。网络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却不容易让我们“理解”。网络上碎片化的信息，需要强大的线性思维能力整合，否则，“知道”便会“失智”。而保持基本调研的状态，能够帮助我们建构的，正是整合碎片的能力，使我们能在最快的时间抵达“理解”。
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传播手段空前活跃的今天，新闻工作者已很难成为第一信息来源的报道者，我们的竞争已被逼至更高层面——“理解”。在内容生产的领域里，受众对专业化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只有那些能够在现场迅速完成从“知道”到“理解”跨越的记者，才不会窒息于信息世界的惊涛骇浪里。
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基本调研的状态，这也是别无选择。
来源：传媒见闻（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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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屈妍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