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技术有病，谁有药？庄表伟答：产品经理有药，我对这个回答极为赞同|回应 - 传媒教育网

8月20日，就“技术如何影响人类”问题接受采访，记者张文静以“技术有病，谁有药？”为题发表在《中国科学报》上，引发一些关注。

其中，华为公司技术专家庄表伟写下题为“产品经理的伦理学”的文章，对采访的核心问题进行回答。

文静在采访中提出的核心问题：技术有病，谁有药？庄先生答曰：技术有病，产品经理有药。

庄先生论证的逻辑非常清楚。他认为，给技术“治病”，从根本上是产品设计问题。然后，举汽车安全带与刹车系统为例，他说明了从技术到产品的过程中，产品经理的思考如何决定技术产品的“进化”方向。进一步，他挖掘刺激产品设计改变的因素，指出目前两种力量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即市场和法律，而哲学家们热议的所谓伦理动机或伦理准则并未成为产品经理考虑的因素。为什么？KPI（关键绩效指标）没有这一项。

庄先生说的是实情。我早已发现，在中国技术的传统哲学伦理学讨论，对于实际应对技术问题没有什么用，基本上属于“清谈”，根本进不了“圈”。比如，最近到处热议的科技伦理委员会，如果不能制度性赋权来“落地”，很容易成为可有可无的“橡皮图章”。

但是，庄先生也承认，市场和法律作为引发技术产品改进的力量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即“前者我们怕它不灵，后者我们又怕它太慢了”。于是，他又转向伦理学领域思考：伦理守则作用不显著，可以考虑工程师的伦理教育，但现在的问题是工程师的哲学伦理学素质还很缺，缺少必要的思考框架和实际的案例反馈。

庄先生没有专门研究技术哲学，但是上述思考非常符合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某些最新思路。

首先要澄清一点：技术哲学虽然叫“哲学”，但它是面对实际技术进展及其社会影响的应用哲学反思。我主张技术哲学的核心目标并不是进行传统的、与现实极其遥远形而上学讨论，而是一种要介入技术现实的问题学反思。我从来没想把技术哲学变成某种文本创造，而是希望它真正地有益于当代技术发展和社会福祉。

伦理清谈作用不大，不仅是中国的情况，全世界都一样。因此，技术哲学家考虑让伦理变得“有力量”，而不仅仅止于让人生厌的唠叨或抒情。上面庄先生谈到的几个办法，哲学家都已经在认真考虑：

（1）各级科技伦理委员会不光要建立，还要通过法律规章赋予它实质的权力，并且委员会的组成和运转也要讲究，比如不能完全由技术专家组成，否则就没有意义。

（2）将伦理原则融合在技术产品中，正是所谓“道德物化”、设计哲学和负责任设计的思路，上述安全带和刹车的例子便是典型的“道德物化”例子，经常被哲学家举出来。

（3）工程师的伦理教育方法恰恰就是想把伦理意识、伦理原则和伦理案例“内化”到工程师心中，而不是通过KPI来“逼迫”。也就是说，工程师教育在工程师培养过程中全程发挥作用，从大学工科教育就开始，要春风化雨、潜移默化。正如庄先生提到的，工程师教育应该结合具体工程案例来讨论，而不是脱离科学技术的空洞道德说教。

并且，除了他想的问题，哲学家们还提出其他一些有价值的“落地”方法。所有这些方法都在传达一种思路：哲学家要与科学家、技术人员、工程师以及公众团结起来，介入现实技术问题，齐心协力来实现引导、调节和控制技术发展的目标。

这里就引出了我对“技术有病，谁有药”这一问题的回答：技术有病，治病的药在每个人手中，每个人都要关注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问题。以人人参与的民主化方式来应对技术问题，一个基本前提是：今日之技术已经影响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人人受影响，因而人人都有动力和责任来做点什么。

事实上，人民群众对技术发展问题关注热情非常之高，这从最近火星探测、中国宇航员出仓以及马克斯搞的RobotDay上热搜可见一斑。

西方一些技术哲学家是从民主发展的角度看待技术问题的人人参与的。他们认为，技术领域的民主即技术民主是当代民主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包括这些年很热的气候政治、能源政治、环境政治（如碳中和）等问题都与技术民主相关，甚至属于“大技术民主”的范畴。

再进一步分析，上面讲的“每个人”当然包括产品经理。并且，产品经理位置特殊，因为伦理因素只有通过产品设计才能真正融入技术产品中去。同样，庄先生最后强调的“还是需要基础研究”，也是将科技人员放在科技伦理问题的特殊位置上，即他们比普通民众应该有更大的责任，也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

对于这个问题，哲学家们意见不一，争论很大。一些认为，在科技伦理问题上，科学家并没有特殊地位，因为他们懂的是科技，而不是伦理专家。另一些人则认为，普通公众对于技术专业难以把握，还是应该以科学家的意见为主。还有一些人认为，在外行与专家之间存在着中间类型如互动型专家，这样的人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是通过长期业余学习，能够同时与专家和外行沟通。

对此，我考虑的是：中国现在当先的问题是唤起大家的科技伦理意识，尤其是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科技伦理意识，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如何把问题落实，不要让科技伦理研究和讨论成为哲学家的某种“嘴炮”。

仅这一点，庄表伟的讨论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何况他还提出很多对哲学家非常有启发的真知灼见呢！？

昨天读到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技术有病，谁有药？》，有一些哲学家，对于当今的技术问题，产生了“普通用户” 的困扰。当然，一般的用户，可能仅仅是简单的困扰，而哲学家们，却由此引发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到了哲学家这里，这个问题会被“抽象”的讨论。比如：人对技术的依赖，人被技术所异化，以及人被技术所拒绝。

但是，作为一个技术出身的圈内人，做过程序员、做过架构师，也做过产品经理的人。这个问题不会被这么“抽象”的讨论。这不就是一个产品设计的问题吗？所以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技术有病，产品经理有药。”

结果，非常有意思的是，另一朋友回复到：“产品经理有毒”。我又再次回复给他：“毒药也是药，是的，产品经理既能为善，也能作恶。”

因为与文章中的刘永谋老师认识，于是我把这段有趣的对话，发给了刘老师。并且说道：“其实不开玩笑的说，我觉得确实应该重视“产品经理”的作用。在技术如何变成产品的过程中，产品经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这个岗位，现在的目标还是完全不思考“善恶”的。”

如果我以“用户体验”为出发点来谈，产品经理们是会看的。但是，上升到伦理学的高度，估计他们就摇头走开了。

1885年，那时欧洲普遍使用马车，那时的安全带只是简单的为了防止乘客从马车上摔下来。

1955年，美国福特轿车开始装用安全带，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安全带以两点式安全带为主。

1963年，沃尔沃汽车公司开始把尼尔斯的三点式汽车安全带注册，并在自产的汽车上装配。

1968年，美国规定轿车面向前方的座位均要安装安全带，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也相继制定了汽车乘员必须佩带安全带的规定。

我国于1992年11月15日颁布了通告，规定1993年7月1日起，所有小客车(包括轿车、吉普车、面包车、微型车)驾驶人和前排座乘车人必须使用安全带。

简单的总结就是：因为汽车越来越快，我们需要对乘客有越来越好的安全保障。类似的，从1885年时没有刹车的汽车，到1900年的鼓式制动器，1950年盘式制动器，1990年以后的防抱死制动系统（ABS）。汽车制动系统，也从无到有，并变得不断的先进与智能。

有一个经典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因为1993年的一起车辆事故，一辆1979年生产的雪佛兰汽车被撞起火，导致车上6人严重烧伤。其中她的5岁的女儿艾丽萨不仅失去了右臂，而且被烧得面目全非，共做过70余次手术；另外两个孩子的烧伤面积也多达百分之六十。

结果原告律师起诉，要求通用汽车赔偿49亿美金，其中1亿美金为补偿性赔偿，其余48亿美金为惩罚性赔偿。原因就在于：“通用汽车公司早已知道这一型号汽车的油箱存在着潜在危险，但公司出于成本和利润方面的考虑，对此采取了置之不理的做法。” 经过1999年的二审，最后的赔偿金额，由原来的48亿美元降至10.9亿美元。

简单总结就是：如果没有重大人身伤害，没有相关诉讼，没有高额赔偿。产品设计在安全性、便利性、合理性、友好性方面的改进，完全可能动力不足。

相对而言，绝大多数的PC上的问题、手机上的问题，网络方面的问题，都不至于导致用户的生命财产重大损失，往往只是引发抱怨，用户不满而已。

一般来说，我们能够观察到两种力量，一种是市场，一种是法律。前者我们怕它不灵，后者我们又怕它太慢了。

市场失灵，也是一个老话题了。尤其在互联网/IT这个领域，赢家通吃，一旦经过了早期竞争阶段，市场只剩下他们一家的时候，唯一能够推动他们改进的，就是利润。而不是：用户满意度。除非用户满意度下降，可能减少他们的利润。

法律强制力当然是够的，但是往往只能在“灾难级现象”发生之后，才会有法律介入。虽然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是，毕竟还是晚了。尤其是那些称不上灾难的小小不适，法律也不方便插手啊。

在上次与刘永谋老师的交流中，我们也聊到了“工程师的伦理教育”问题，当时我还只是考虑了一个方面：工程师/产品经理，应该如何提高自身的修养与意识，能够在自己的工作过程中，做出更好的设计与开发。

正好今天翻到了《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的伦理守则》，其中的第一条也是：“工程师在执行他们的专业职务时，应该将公众安全、健康、福利摆在最高位置，应该努力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问题在于：无论是工程师，还是产品经理，他们如何才能知道，自己设计的产品，将会如何影响到公众安全、健康与福利呢？如果，他们缺少这样的思考框架，缺少实际的案例反馈，他们又如何能够具备必须的意识与能力呢？

还是回到汽车的例子，如果一辆车要想开得又快、又安全、又舒适、又便捷。仅仅有动力系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制动系统。甚至仅仅有制动系统也是不够的，还需要行驶系统、传动系统、转向系统、悬挂系统。如果将来我们的AI越来越发达，智能驾驶技术不断成熟，甚至还需要加上预判风险与紧急避险的系统。

同样的，一个社会的不断发展，当然依靠科技的推动力量。但是，制动的力量在哪里？监控的力量在哪里？避震的架构如何设计？操作技术的逻辑是怎么体现的？随着技术的能力越来越强大，我们如何预判技术带来的风险，又如何规避或减轻这些危害呢？

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想想还是写出来，共大家参考吧。正好，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微信给我推送了一个TEDx演讲，《老年人如何在数字时代里享有尊严｜TEDx深圳》，也推荐给大家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