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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陈永贵给山西日报改标题 [打印本页]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1-10 21:37
标题: 陈永贵给山西日报改标题

山西日报历来有宣传劳模的传统，那时候的口号是：“报纸靠劳模，劳模靠报纸”，大抓各类先进典型、表彰模范英雄人物的报道，逐步成为《山西日报》的一重头戏和“传家宝”，并与各行各业的模范人物建立了深厚友谊，结下了不解之缘。按说，陈永贵的出名和报纸的宣传不无关系，陈永贵应该和报社的关系很好，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宣传先进典型和劳动模范报道中，陈永贵这位全国劳模却和报社结下了一些恩怨。

早在大寨出名之前的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山西日报曾先后派记者李文珊、贾春太和阎继烈等人采访报道过大寨。1963年夏季大寨遭灾后，山西日报刘山、郝占敖等人深入大寨采访，采写了大寨大队受灾之后“三不要、三不少”和“四不倒”的长篇报道，在省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随后记者张丽泉、郝占敖采写了大寨的长篇报道《大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设山区的旗帜》，并用四个版的篇幅、特大号标题刊登在1964年1月7日和8日的《山西日报》上，对大寨经验作了全面介绍。这时候陈永贵对山西日报记者相当热情，也很重视。后来有一篇介绍大寨劳动管理的文章，《山西日报》没有登，《人民日报》先登了，陈永贵便对《山西日报》有了看法。他非常生气地说:“他们（山西日报）不登，有人登。”

“文革”中，当时的省革委主要领导和陈永贵不是一股劲。《山西日报》作为省革委机关报，既不能不听省革委的，又不能不宣传大寨，好些事都让报社领导左右为难，两头受气。1970年夏天，省革委主要领导指示:“《山西日报》要以重大典型的规格，突出宣传长治县北呈公社的南呈大队。”南呈大队是“文革”中崛起的一个典型，当时看还不错，党支部书记李秉壁还是位立过战功的复转军人。但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突出宣传南呈，显然会引起麻烦。这就难坏了当时报社的领导，他们既不能不执行省革委领导的指示不突出报道南呈；又不能让人感到与大寨大队相抗衡。于是报社领导就在艰难的夹缝中动开了脑子：第一，当时没有派报社记者去南呈采访，而是组织晋东南地委通讯组采写了南呈报道;第二，要从学大寨的角度介绍南呈经验，从导语到结尾都加上了学大寨的语句;第三，在标题上要与学大寨联系起来，不能给人留下另树典型的误解。报社把晋东南地委的几位“秀才”请到山西日报招待所住了一个月时间，左琢磨，右修改，最后用《学大寨的一面红旗——南呈》为标题，介绍了南呈走现代化道路的经验。

尽管报社领导动了很多脑子，仍然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响。尤其是激怒了昔阳和大寨的某些干部。有的说，这是明学大寨，暗树南呈。也有的讲，树南呈，压大寨，不学大寨反大寨。陈永贵一怒之下，就给《山西日报》扣上一顶反大寨的帽子。1970年8月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在昔阳考察工作时，在与山西日报记者谈话时指出:“我看你们山西日报对大寨宣传不够，有的文章标题是学大寨，内容和标题不符，有一篇南呈的报道就是这样”。陈永贵给《山西日报》扣上了“反大寨”的帽子，加上纪登奎对报纸的批评，对山西日报社形成了很大压力。在全国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即将在昔阳召开之前，报社又组织了一个学大寨报道组，由刘山、郝占敖、赵修身、王宪斌等同志参加，深入到大寨、昔阳采访，很快赶写了《大寨大队在前进》、《大寨公社尽大寨》、《昔阳迈向大寨县》三篇长篇通讯，还写了武家坪、南垴等6个学大寨典型经验，分别发表在国务院在昔阳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前，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了较大反响。

当时有句流行口号是:“学大寨要真学、不能假学。”怎么样才算真学大寨呢?报社经过深入调査和反复思考，总觉得应该把学大寨的重点放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生产建设上。于是就在1972年的春天，报社决定实事求是地、全面系统地总结大寨经验，真正解决学大寨究竟要学什么的问题。很快报社组织了赵修身、郭华荣、王宪斌以及省电台、晋中地委、昔阳县委的8位同志参加的联合采写组去大寨采访。

开始报社记者担心陈永贵会不会接受采访?报社领导给联合采访组定了三条原则：“不要怕说反大寨，不要怕坐冷板凳，不要争辩过去的事。”这“三个不要”原则倒很管用。联合采访组4月5日到大寨，4月28日完成采访任务，这一期间，陈永贵、郭凤莲和大寨党支部的同志和联合采访组谈了四次。第一次谈话气氛相当紧张，当记者说明来意和采访的内容后，陈永贵虽然同意，但对山西日报的某些同志和做法批评了一个多小时。幸亏有个记者装了两盒“大前门”香烟，他抽完一支再给他递一支，再加上记者也没有与他争辩，他的火气才逐渐平息下来。报社原来定了一个题目是《今日大寨》，陈永贵说:“这个题目不大好，要写就叫《大寨步步高》吧。接着他解释说，在50年代后期，你们山西日报有个记者叫李文珊，写了一篇大寨的文章，里边有四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先看统计表，再看步步高，年年有个新套套，打的粮食吃不了。’就用《大寨步步高》怎么样?”记者回答说:“行”。陈永贵又说:“你们也搞几张统计表，一定要用事实和数字说话，免得别人说三道四。”

既然陈永贵给定了题目，以后的采访就比较顺利了。大寨党支部给记者大开绿灯，还破例从帐本上查抄各种数字。经过20多天的日夜苦战，一篇7个部分、3万余字的长篇通讯写成了。这7个部分的小标题是:政治挂帅，狠抓路线这个纲;以粮为纲，农林牧副齐兴旺;勤俭办社，永远不忘老传统;科学种田，年年都有新套套；继续革命，重新安排虎头山;自力更生，加速农业机械化;大寨带头，昔阳全县步步高。还列举了大寨从1953年到1971年粮食增产、收入增长、对国家贡献、社员生活逐步提高的统计表。

《大寨步步高》的初稿写成后，4月22日早上6点到上午9点，先给陈永贵念了一遍。他听得相当认真，有时候插话提些修改意见。他最后说:“这个材料写得比较全面，也挺实在，还有面上的情况，我看可以。不过还得再让昔阳县委、大寨公社党委和大寨党支部的同志都来听一听，让大家再认真审查一次，提些意见，你们再做修改，怎么样?”记者都说:“好”。

从4月24日的晚上8点一直到深夜1点。由陈永贵主持，召集县、社、队三级领导干部18人共同审阅了《大寨步步高》的修改稿。大家又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最后陈永贵说:“我看这个材料写得不错，也可以说满不错。主要是用事实反映了大寨的实际，没有空话、更没有假话，所有数字都是从帐本上查到的，大寨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各种数字也是一年比一年提高的。所以，就叫《大寨步步高》比较实际。”散会前，陈永贵还挺客气地说:“根据今天大家提的意见，再做些适当的修改，就可以登报了。”

陈永贵重视《大寨步步高》，并不是因为这篇稿子写得有多好，而是因为这个点子正好说到了陈永贵的心坎里。因为从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大寨报道确实不少，但多数是适应政治运动的需要写的应景文章，真正全面、系统地反映大寨的生产建设和巨大变化的报道并不多。
十分遗憾的是，《大寨步步高》的稿子又经过报社领导逐段逐句逐字认真修改后送到省委审查，结果又给卡了売。当时省委有个规定:“凡是要发表大寨、昔阳的重要稿件，为了慎重起见，必须送省委审定。”而《大寨步步高》的大样送审后一直拖了4个多月，也没有一个明确答复。这一下又让报社背了个“黑锅”，陈永贵还以为是山西日报不给发。后来省委副书记张平化到昔阳下乡知道此事后，才通知报社赶紧发表。《山西日报》于10月3日至6日分4次连续发表了《大寨步步高》长篇通讯，国家农业出版社还给出版了单行本。

这年的12月，报社又有了报道昔阳全县学大寨的新主意。报社领导说:“有了步步高，咱们再来个步步深，在普及大寨经验和大寨精神上做文章。”于是刘山带领韩钟昆、魏旭光、程风桐、李成魁等人到了昔阳。刘山一方面请昔阳县领导人介细全面情况，一方面请基层领导人介绍典型经验，并到农田水利建设工地参观，感受第一线的惊人变化和火热气氛。当时，县城街上人很少，大部分人都到拦河工地去了。县里向报社记者介绍情况的人有肖钢、刘树岗、李韩锁、王贵科、刘谦和以及兄弟媒体的段存章。公社大队向记者们提供情况的有洪水、安坪、刀把口、西寨、沾尚公社负责人，武家坪、厚庄、安坪、石坪、下思乐、皋落、白羊峪大队的基层干部。

报社深知大寨和昔阳之间的微妙关系。刘山亲自登门请陈永贵指点，亲自听取大寨党支部各位支委的意见，请他们说说山西日报如何报道昔阳。陈永贵那次很给面子，他亲自到县委指待所看望了报社全体记者，并设便宴招待。

提纲形成后，刘山向陈永贵、县委作了汇报，他们予以支持。于是分工合作，迅速成稿。这篇报道以《昔阳学大寨运动步步深》为题目，在1973年2月20日的《山西日报》上发表，全文35800字，署名是“山西日报通讯员，山西日报记者”，同时还配发了一篇社论:《三年行不行?——各县在学大寨运动中都应认真回答的一个问题》。

大寨，是山西日报宣传的重点，为此，山西日报在大寨专门设有记者站，1970年春天，王宪斌成了大寨记者站的记者，“幸运儿”承担了一个非常不幸的差事。出现最多的问题是:大寨和昔阳的稿件写得少了，当地有意见;写得多了，报社不给发。甚至有的人还给上边打“小报告”，说王宪斌是“大寨的吹鼓手”。其次是经常受大寨一些人的气，陈永贵多次派人“把山西日报那个小青年叫来”(其实他能叫来王宪斌的名字)，批评这，批评那。他的许多话，王宪斌不能给报社领导汇报，只好咽到自己肚里。有一次，他指桑骂槐地说:“你们山西日报尽胡吹，什么“过黄河，达纲要，结果是买了河南的猪饲料(指山西日报发表一些县粮食产量高，农民却挨饿，从河南买红薯和玉米渡荒)，浮夸风超过1958年啦。”王宪斌有点怄气，就对陈永贵说:“我是个小记者，管不了报社的事，我有错，你批评我好了，不要对着我批评我的领导。你是想让我把这话捎给领导，我不能捎。”从这以后，陈永贵对王宪斌客气多了。

然而，随着上层斗争的加剧，王宪斌在大寨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有一次，陈永贵原来的秘书把王宪斌叫到他的办公室，严肃地说:“我们发现你在昔阳有特殊任务，就是给省里领导提供昔阳的情况。我告诉你，你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记者”。原来是省委主要负责人来昔阳开会时，包里装着一份山西日报的《内参》，被陈的秘书发现，他认为是王宪斌写的，其实《内参》的标题是“陈永贵谈昔阳农业机械化问题”，并没有什么秘密，但他却认为王宪斌“经常给省委领导通风报信，泄露昔阳机密”。驻站记者竟不能写当地的工作性《内参》，现在看来岂非昢咄怪事，可在当时没有人敢对此提出非议。

王宪斌在大寨记者站呆了三年，最后被说成是：“省委某领导派来的特务”，被撵了出来。

现在回头看当时的那些报道，借用山西日报报史中的一句话：“这些报道有部分内容是正确的，如要敢于抓生产；必须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要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等。但仍有强烈的‘左’的色彩”。

历史和山西日报的文人们开了个苦涩的玩笑，尽管学大寨报道已成为昨日黄花，但许多东西还是值得后人思索一番。、

来源：微信公众号：太原道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qi3COTYbobePJ6ILlaibg

编辑：冯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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